第一篇：東亞傳統的當代呈現與東亞價值觀重構

東亞傳統的當代呈現與東亞價值觀重構

孫英春

2013-2-17 14:40:57 來源：《教學與研究》(京)2007年2期

作者簡介：孫英春，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跨文化傳播與國際關系研究。

內容提要：東亞傳統是本地區在全球化時代文化選擇的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在東亞共有傳統和認知的基礎上，重構適合自身和全球社會共同利益的東亞價值觀，不僅利于提升東亞各國和人民在“東亞”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內的文化共性和認同，促進東亞內部多方面的對話與合作，也堪為東亞為建設“和諧世界”貢獻的一種積極的“東方式”文化交往理念。本文同時指出，東亞價值觀的當代重構應立足于東亞共有傳統和價值系統，積極吸收世界不同文化的優秀成果，并通過參與世界文化的整體性建設為全球文化提供普世性內容，從而驗證和煥發其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弘揚。

關 鍵 詞：東亞傳統 東亞價值觀 “和諧世界”

作為前近代人類文明的重要區域，東亞多元與統一并存的歷史文化傳統構成了本地區在21世紀進行文化選擇和秩序建構的一個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延續至今的東亞騰飛潮流，造就了東亞國家對自身傳統的信心及其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態勢。基于當前東亞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東亞地區主義訴求的“東亞共同體”的發展道路雖然仍是曲折漫長，但是本著東亞共有傳統的考量，在東亞各國共有認知的基礎上，重構適合自身及全球社會共同利益的東亞價值觀，將成為東亞擴大地區影響、建立區別于西方的現代形象的重要觀念基礎，提升東亞各國和人民在“東亞”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中的文化共性和認同，也堪為向世界貢獻的一種積極的“東方式”文化交往理念。

一、東亞傳統的當代呈現

東亞文化的歷史跨越了廣闊的時空范圍，是東亞民族共同參與創建的獨特文化形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十幾個世紀里，東亞文化一直處于世界文明發展的高峰，其歷史積淀、悠久傳統和精神氣質極大地豐富了世界文化的寶庫，并為西方文明的發端和繁榮提供了重要借鑒。不過進入近代社會尤其是工業革命在西方國家發生以來，西方現代文化在全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西方國家憑借雄厚的經濟、技術實力向全球擴張，同時也在不間斷地利用西方價值觀去改造其勢力所至的每一個地方。在很長的一個時期里，東亞國家紛紛向西方學習，無論是在物質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價值觀層面，都以西方為標準和楷模，對自身的文明和傳統進行著全方位的顛覆、批判和改造。不可避免地，東亞文化的自主、自立、自尊、自信的主體性受到了嚴重挫傷，東亞傳統也時刻徘徊在全面失落的邊緣。

經過一段動蕩的歷史進路，人們逐漸意識到，西方現代文化不是世界文化的惟一歸屬，西方現代價值觀不能寄托人類對于現實和未來的精神期盼。工業化對生態系統的大規模破壞，商業化對精神生活的深層次侵蝕，民主化過程中的獨斷專行，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無情蔑視，等等，無不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全球社會面臨困境的征兆。[1](P10)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甚至斷言：西方“高度的文明”與“高度的野蠻”是相通的和難以區分的——科學培育出的理性計算精神是冷冰冰的、斤斤計較的，自我膨脹的技術以道德中立的外觀則加速發展著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社會管理也日益趨向于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總之，“現代文明的高度發展超越了人所能調控的范圍，導向高度的野蠻”。[2](封底頁)許多西方學者也在思考：在帝國統治和殖民歷史一去不返的前提下，一個多極均勢的“社會世界”更加值得期待。法國學者莫蘭(Edgar Morin)就認為，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盲目的經濟發展導致了人類道德和心理的遲鈍，科學技術在促進了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在造成新的不平等，給人類帶來了緊張、危害乃至死亡。人類需要的不是帝國世界，而是通過“統治—解放”的雙重過程去創造一個和諧、均衡的世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人類精神需要發生一次“突如其來的躍進”、一次“人類心靈內在性的巨大提升”，同時也需要建立一個文化開化、多元發展的聯盟。[3] 基于類似的種種反思，“全球多元化”的觀點在近年來逐步占據了“歐洲中心論”的領地，成為推動時代前進的洪流。這種“多元化”有著并行不悖的兩翼：從經濟上講，是全球一體化與地區集團化的同步發展；從價值觀上講，則是全球價值的認同和本土價值觀的復興。

當前東亞的經濟成就已構成了世界經濟的重要一級，東亞各國也已完成或正在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為了應對經濟、社會變革給東亞秩序和文化選擇帶來的挑戰，必須以更為廣闊的視野來審視東亞傳統的時代價值與未來發展，提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認同，呼喚東亞價值觀的復興。從文化內涵和地域覆蓋來看，東亞作為世界歷史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前重要的區域歷史一元(regional historical unit)，雖然受到人文地理以及東亞文化相融過程中的歷史特性等因素影響而造成了一定的差異，但其內部穩定的歷史聯系和文化遺產的共同體意識足以充當建構共同文化認同的基礎。構成東亞傳統之同一性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對這一地區產生重大影響的中國儒家文化，歷史地看，儒家文化的效用使中國文化從漢唐直到明朝前期，一直被世界公認為是最安定、最優秀的文化，“中國的經濟實力、政治模式、社會機能及其文化品位都處于世界的前列，中國文化自然在世界上保持了一種高勢能”。[4](P624)東亞傳統中也同樣包蘊著具有世界性與現代性的成分，譬如，中國的科舉制就曾啟發英美國家拋棄了政黨分肥制，建立起廉潔高效的現代文官制度；日本的浮世繪也給法國的印象畫派以影響，滋養了歐洲的藝術。所以有論者指出，“過去向黑暗中的西歐精神提供再生希望之光的是東方的智慧，同理，能夠向正在沒落的西歐精神注入覺醒的新能量的也是亞洲”。[5] 特別是在20世紀后期持續演進的東亞崛起中，注重精神價值、集體利益的傳統東亞價值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持，不僅驗證了東亞各國和人民在“東亞”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內的文化共性和認同基礎，也使當代背景下的東亞文化具有了嶄新的意義與價值。

21世紀是一個多種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的時代、要建設持久的和平和共同繁榮的世界，必須要建立一種能夠使不同文化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長效機制。正如2005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在闡述“和諧世界”思想時指出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休戚與共，應該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慮和隔閡，使人類更加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由于東亞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價值觀具有眾多普世性的內容，人們有理由期待東亞文化為全球社會的共同利益做出更多貢獻，扮演推動人類文化發展的更為重要的角色。針對長久以來西方文化全球擴張對東亞秩序和文化選擇帶來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東亞各國正在共同面臨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即在總結東西方文化沖突與融合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確立全球眼光和文化同源意識，在完善東亞內部文化與秩序建設的基礎上推動東亞文化走向世界。人們也有理由期待，東亞傳統的當代呈現，能夠為批判和矯正人類社會的現代弊病提供思想資源，與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化解人類面對的道德危機、精神危機和文化危機，為人類共同利益做出貢獻。

二、東亞價值觀的基本內涵

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是人們行為選擇的基本動力，也是特定文化群體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的體現。近代以來，東亞民族的先進分子為了救亡圖存，力圖使自身文化向現代轉化，先后提出了全盤西化、互為體用、宏觀繼承、抽象繼承、創造性解釋、創造性轉化、綜合創新等文化整合的主張，都在試圖給一個多世紀以來東亞文化面對的困境一個落實和安頓，試圖讓東亞傳統的積淀發揮出自信和有效的生命智慧。在這些文化整合方法的背后，都有一個價值觀選擇的問題——不同的價值觀就有不同的價值評判和價值取向。

從文化譜系而言，傳統的東亞價值觀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而形成的東亞地區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受到儒家、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深刻影響，注重獨立和諧、共生共贏、尊義重利，既強調社會整體利益也呼吁積極入世，提倡參與集體的福利、教育，奉行工作倫理和克勤克儉的生活信條。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除了為世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之外，東亞傳統中強調包容性、注重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人類活動應理性而節制、崇尚精神價值及穩定和平的核心價值已經顯示了極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即使這些特征并沒有以同一的形式存在，但它們已與以工業體系為制度特征、以工業化精神為核心價值的西方現代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為“東亞模式”的形成與完善提供著重要的價值支撐，費正清就指出：“東亞人的自我約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爾文主義及其獻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6](P2)

東亞價值觀是一種以東亞民族和國家為主體的意識，也是建立在東亞各個區域經濟實力不斷增長基礎上的東亞人要求改變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狀況的一種自我覺醒，意蘊著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憂患意識，期待著東亞文化實現進入世界文明體系中心的地位轉換。東亞價值觀的主體意識充分展現在獨立和自由意識之中，激揚著東亞“自做主宰”的精神。東亞價值觀的當代重構，將幫助東亞民族和國家重新認識自身傳統，摒棄“依賴意識”，正確地對待東亞自身及其之外的世界文化。近年來，東亞一些知識分子秉持著對東亞儒家傳統的強烈自信，甚至呼吁將反映東亞特有的地理方位和歷史文化方位的東亞價值觀作為21世紀世界文化主流的方案，呼吁東亞國家要在維護東亞文化傳統、保護文化遺產、傳播東亞文化和價值觀方面加強合作，并且要向年輕一代灌輸東亞認同感和自豪感，如龔鵬程所說：“當今東亞價值觀的建設應該改變過去努力使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相一致的做法，而應保持東方文化原有的價值系統，為批判和矯正現代化弊病提供思想資源。”[7]

儒家思想是東亞價值觀的觀念基礎和思想資源，近年來對東亞價值觀關注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于東亞儒家傳統的復活。中西方學界也普遍認為，東亞傳統中的儒家思想崇尚身心內外的寧靜和諧，重視德性、重視人生的意義和理想，對于克服后工業社會的精神空虛和信仰危機有普遍價值，而中國傳統中由來已久的“圓而神的智慧”、“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以及“天下一家”的精神所具有的和平秉性和道義精神，也是西方文化需要補足和學習的。美國學者里夫金(Jeremy Rifkin)即指出，“正在廓清的歐洲思想框架同中國思想框架之間的交融，將會對全人類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8](P2)譬如，以儒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崇尚人際關系的和諧，它所具有的“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關注人類命運的道德理念，堪為人類價值觀整合的基點。再比如，中國文化傳統具有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的價值追求，不僅有助于化解當前人類面臨的“五大沖突”——人類與自然、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肉體與心靈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緊張，幫助人們尋求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可以作為21世紀現代價值觀的生長點。正因為如此，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晚年會關注《道德經》中的中國思想，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要到中國來談論“寬恕”問題。

東亞價值觀也蘊涵著一種憂患意識，并因憂患而具有深重的批判意識、反省意識。濫觴于20世紀后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機遇，同時也引發了許多全球性問題：地區沖突不斷，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造成嚴重阻礙；各種全球性問題此起彼伏，諸如核威脅、全球氣候變暖、人口爆炸、糧食匱乏、南北差距、環境污染、恐怖主義，等等，不僅超出了原來的區域性質，而且嚴重威脅到了全人類的生存。與西方國家一樣，東亞也面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價值理想的迷失、倫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園的崩潰和文化選擇的迷惑等重大現代性挑戰。毋庸置疑，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調整中反省、批判和傳承東亞的歷史文化傳統？如何呈現東亞價值觀在21世紀的全球效用？東亞文化如何為人類的共同利益做出貢獻？這些問題需要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共識與切實的合作，同時也產生了普遍性倫理約束的需要，東亞價值觀的重構恰當其時。

三、面向“和諧世界”的東亞價值觀重構

東亞價值觀的現代轉化，既是東亞國家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東亞民族對自身歷史、文化進行思考后做出的必然選擇，體現了時代與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符合東亞各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當前，東亞社會正在加速向著以現代經濟和現代科技為先導的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進。這一偉大的歷史過程必然會對東亞傳統和東亞價值觀的存在與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提出新的要求。作為規范和指導東亞文化未來道路的依據，東亞傳統的呈現和東亞價值觀的重構，應當以擔當人類所面臨的共同憂患為己任，立足于將東亞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意識轉變為人類的責任意識，煥發對世界前沿問題發表東亞主張的信心。

面對這樣一項繁巨的任務，東亞國家應在共有認知和奮斗目標基礎上形成合力，以建設“和諧世界”為共同旨歸，以東亞價值觀的現代化和“理性化”重構為途徑來提升文化共性，強化共有的文化認同，促進東亞內部的對話及國家間的合作。這也是源自東亞傳統的“和諧”理念所給予的啟示，正所謂“親仁善鄰”、“近者說，遠者來”。客觀而言，東亞各個國家和民族并不缺乏這樣的責任意識和信心，但缺乏的是集體協同，缺乏的是共有認識和奮斗目標基礎上的合作。東亞價值觀的現代和理性化重構，則可以成為一種促進東亞內部對話與合作的路徑，使之共同面對東亞自身以及全球問題的挑戰，從而為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實質性的貢獻。畢竟，構建“和諧世界”不是少數國家的“獨角戲”，需要不同國家緊密團結、共同維護。東亞區域內的共識與合作意義也就凸現于此。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治學者皮爾遜(Lester Pearson)就發出了這樣的警示：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化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必須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歷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會出現誤解、緊張、沖突和災難。[9](P372)一幅可以期待的圖景是：東亞價值觀蘊涵的獨立和諧、平等合作和共生共贏的精神能夠適應高度技術化的全球社會中多元文化共存的需要；東亞國家也能夠共同秉持“和諧”這個文化交往的金規則，實現東亞文化秩序的重構以及與全球體系的共榮，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東亞”和“和諧世界”。

“和諧世界”思想的實質在于不同國家的互助合作與和諧發展，尋求的是不同文化的價值觀與人類共存之間的平衡。在這個意義上，以構建“和諧世界”為旨歸的東亞價值觀，也堪為一種鮮明、積極的“東方式”文化交往理念，其核心內涵在于：文化傳承與文化交往不能拘泥于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的范圍內，而是更多地納入了世界的版圖。由此來看，針對構建“和諧世界”的現實需要，東亞價值觀的重構必須憑借以對話、交往為中心內容的新理性精神與西方文化對話、融通，不僅要看到自我與“他者”的相互影響，更要以“他者”為促進自己發展的外部刺激力量和豐富資源。這里的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文化是人類社會物質財富創造和精神財富創造的過程及成果的體現，只有不斷地充實于全人類的整體發展過程中，并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進行不斷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繼續前行的動力。

畢竟，面臨現實語境中的文化抉擇，不是簡單的退守便能解決的。正確對待東亞自身及其之外的世界文化，承認“他者”的合理性，不僅為反思東亞文化的價值，亦為東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正如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所說，“只要交往參與者沒有建立起相互承認的關系，并接受對方的視角，一同用他者的眼光來審視自己的傳統，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那么，就不可能出現建立在信念基礎上的共識”。[10](P148)事實上，東亞文化能歷經幾千年而仍然生機盎然，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多元文化的對話與合作為其生存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歷史經驗表明，作為達成理解與寬容，增加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維護人類文明成就的重要手段，文化對話始終具有重大和持續性的影響，通過對話來考慮文化多樣性以及相互參照的可能性，是建立新世紀的區域與全球文化秩序的重要內容。

21世紀的歷史進路讓所有文化都共同面臨著一個時代命題：如何在一個全球化世界里延續和更新自身的使命？在一個世界市場已經形成，經濟運行規則日趨統一的環境中，對共同道德規范、共同價值標準的建構日趨緊迫，似乎在要求所有的文化都要向著這一目標轉型，都要無條件地交出自己的歷史與傳統。不過，歷史經驗表明，輕視傳統是沒有生命力的，在全球化過程中也必然處于不利的位置，對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的珍視，應是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否在全球化大潮中生存與健康發展的重要標尺。世界體系論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堅決反對處于邊緣地位的國家完全照搬西方，在他看來，處于邊緣地位的國家如果接受自己處于低等文化模式的邏輯假設，并認為發展的最好模式是抄襲高等的國家，那么這些邊緣國家根本不能達到目的。[11](P46)更何況，西方世界內部的現代化過程本身已說明，任何一國的現代發展都無法脫離其自身的歷史實際。只不過，后發展國家總要面對美國文化學者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說的困惑：“必須共同努力向現代化的高地發起沖擊，同時也必須共同堅持傳統的精髓；而在另一層面上，又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分歧，這些分歧是，應該從哪個方向上向現代化的高地發起沖擊，傳統的精髓又是什么。”[12](P368)換言之，現代化與傳統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不過，哪些傳統可以在現代化過程中繼續存在并發揮作用，哪些已經不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哪些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是嚴重的障礙，等等，需要結合當下東亞不同國家的現代化實踐做出更為具體的評估。

進一步說，東亞價值觀的重構應以反思東亞文化傳統為形成共同認知的基礎，既要立足于傳統價值系統的傳承，更要積極吸收世界各種文化的優秀成果，不斷豐富和優化自己的文化內涵，才可能具有強勁、持久的適應力和影響力。當前，人們普遍擔憂的是，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固有矛盾，使東亞價值觀何以可能的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無法回避。[13] 這就意味著，東亞價值觀的效用能否繼續呈現，關鍵取決于它能否成功實現傳統與現代性的接軌，以及與西方文明和世界文化的有效對話，取決于它能否在與其他文化的比較、競爭和博弈中確證自己的合法性及其對世界影響和作用的有效性。

東亞價值觀的重構已經歷經了幾代人步履蹣跚的奮斗，也在不斷接受著自由主義、民主精神、文化多樣性、市場理念、科學導向等現代思想的影響，如果能夠創造性地解決東亞傳統與現代人的生命力、自我實現意志以及創造力的沖突，必將構成一種不僅適應東亞現代化，促進整個東亞繁榮和發展，而且為世界所包容的“新東亞文化”的內核。當前，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構和對外開放力度的強化，都使得東亞更廣泛、更深刻地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之中。東亞價值觀的現代性追求，既要放眼全球，與普世價值保持一致，又不能迷失自性，與東亞傳統完全脫節。畢竟，現代化是人類共同追求的遠景目標，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增加人類福祉，弘揚人類精神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發展，從而使整個世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互動成為人類的未來主題。

參考文獻：

[1]張立文.和合哲學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M].上海：譯林出版社，2002.[3]樂黛云.跨文化、跨學科文學研究的當前意義[J].社會科學，2004，(8).[4]馮天瑜.中華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5]李光來.21世紀東亞價值觀[J].遼寧大學學報，2005，(4).[6]費正清等.東亞文明：傳統與變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7]彭耀光.現代化進程中的“東亞價值觀”[J].哲學動態，2005，(12).[8]里夫金.歐洲夢[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9]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10]哈貝馬斯.后民族結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2]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張興國.東亞價值觀何以可能[J].社會科學輯刊，2005，(6).

第二篇：東亞與日本說課稿

說課稿

各位老師大家好：

今天我說課的內容是區域地理第二篇第二章第一節《東亞與日本》。

一、說課程標準

二、說教材分析

本節內容主要包括東亞的位置范圍；主要國家及城市，主要區域特征；日本的位置、范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本節內容是世界區域地理的第一個專題，通過本專題的復習要學會學習區域的基本方法。

三、說三維目標

1、知識與技能

.結合地圖識記東亞的位置、范圍、主要國家及主要城市，主要區域特征。①.理解東亞地形對當地氣候與河流的影響。②.理解日本自然環境對該國工農業生產的影響。③.理解東亞季風典型的原因。④

2、過程與方法 ①.分析區域內各地理要素的特點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突出區域地理特征。在分析 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時，又要闡明人類利用、改造自然、發展生產所取得的成就。

②.找出區域地理特征形成的主導因素。③.通過讀“日本圖”了解日本的領土組成、自然特征，并說明日本經濟的發展狀況。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①、建立世界和環境的整體性觀念。②、激發學生探究地理問題的興趣與動機。

四、說教學重點

①、東亞的地理位置、地形、河流、氣候等自然地理特征。

②、日本的自然地理特征與日本的經濟

五、說教學難點

①、東亞季風氣候的特征和成因

②、日本的地形對其氣候的影響

③、日本的經濟及其發展模式

六、說學生情況

高二文科班的大部分學生地理知識基礎較差。有些學生在初中已經掌握了東亞和日本的基本概況，大部分學生還比較生疏。用于解釋東亞季風氣候成因的知識是高一所學的，相對而言，大部分學生還有印象。

七、說教學方法

問題探究式教法、提問導學法、案例分析法、講練結合法

八、說教學過程

1、東亞概述

首先讓學生看到課本22頁的圖2-2-1，然后讓學生在讀圖的過程中思考這么幾個問題： ①．從海陸位置看，東亞位于亞洲的什么位置？瀕臨哪個大洋？

②．從地圖中找出，東亞包括哪些國家，以及它們的首都分別是？ 等這些問題回答完了之后在讓學生做圖右側的讀圖查閱，讓學生看圖然后找出讀圖查閱的答案，學生能夠比較容易地從東亞地圖中找出這些地理信息。隨后，我會過度到23頁的圖2-2-2，然后讓學生結合圖2-2-1試著回答一下圖2-2-2下面的讀圖說明的第一題。在這個過程中我會抽學生起來說說他的答案，并對此做評價。接著我會沿著這個思路繼續下去，讓學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東亞地區這樣的一個地勢特征對該地區的氣候形成有沒有影響？為什么？并請同學起來回答。然后在回到圖2-2-1，讓學生讀圖思考圖右側的“讀圖說明”和“讀圖分析”，在學生講完“讀圖分析”之后立刻讓學生思考圖2-2-2下面的“讀圖說明”的第二題。

最后利用課本23頁的表格對剛才的知識點作一個小結。

2、日本

首先，我會讓學生讀圖2-2-3，然后完成“讀圖查閱”的1、2題，接著講解日本的地形概況和氣候概況，當地形概況和氣候概況講完之后再讓學生完成“讀圖說明”和“讀圖分析。

緊接我會結合課本24頁的圖和表格以及思考問題來講解日本的社會經濟狀況

第三篇：東亞與日本教學反思

東亞與日本教學反思

——吳開芬

3月13日，第八節課地理小組進行了東亞——日本的集體備課，主備人——吳開芬，首先我講解了我的備課思路，接下來各位老師都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和她們對這堂課講解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從中我受益良多。下來我再次認真的來補充完善我的備課，希望能把它做到更好。

3月14日，第八節課在高154班進行了講解，首先我利用多媒體展示了日本的國花——櫻花，國家的象征——富士山、傳統服飾——和服，使學生對日本有初步的感知。然后，依托教材對日本位置、地形、文化等方面分析，進而達到理解日本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的成功之處，即“加工貿易經濟”這一經濟發展方式，這種因地制宜、揚長避短的發展方式，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同時，通過地理位置的分析明確日本是一個多火山和地震的國家，并介紹日本的防震。另外，介紹了日本是經濟強國，又是資源小國。他掠奪世界的海洋資源，把污染企業建在發展中國家，要讓學生值得保護本國資源的同時，也要保護全球環境，從而教會學生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的學習和生活的態度。

最后，這節課的內容算是圓滿完成了，但還是存在很多的不足之處，比如備學生不足，與學生的互動很少，基本上是大合唱的形式完成，教師主導的太多。另外，區域地理要求的就是學生要腦中有圖，在腦子中形成影響并表述出來，我讓學生在練習畫圖語言表達能力方面還不夠，最后，就是在知識的系統性上還存在欠缺，比如：“硅島”的位置是臨空型、海底的青函隧道和日本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性強等知識聯系還不夠。在以后的教學過程中我會不斷的來完善。

通過這節課的教學，我認為既要關注學生知識與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關注他們參與課堂活動的程度，合作交流的意識與能力，情感態度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是既要關注學生課堂學習的結果，更要關注他們學習過程的變化和發展，充分發揮評價的激勵作用。

第四篇：中日文化認同與東亞共同體

中日政治文化認同與東亞共同體

姓名：鄭家迎

學號：2008010122

班級：08國際政治

指導老師：許吉教授

中日政治文化認同與東亞共同體

08國際政治 鄭家迎

2008010122 【摘要】在當今全球化與區域化并行的形勢下，特別是歐洲一體化的成功，使得東亞地區的一休化漸漸被東亞各國重視起來，然而相對于歐洲一體化，東亞一體化的道路要艱難的多，主要原因是東亞各國之間缺乏政治層面的互信，當然相對于歐洲東亞各國發展水平差異更大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從政治互信的角度來講，東亞各國間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認同則是東亞各國政治互信一直打不開局面的深層次原因。中日作為東亞地區兩個大國，兩國間的政治認同程度不但對兩國政治互信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整個東亞共同體的未來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 日本 文化認同 東亞共同體

東亞共同體（又稱亞洲共同體）是地理鄰近的東亞各國希望通過長期的相互合作和一體化進程而形成一個緊密整體。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區認同的基礎上，并非一個排他性的集團，也不

［1］針對任何區域外國家。在全球性的區域合作不斷加深和擴大的趨勢下，特別是歐共同體的成功，12月1號《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明年1月，“歐盟總統”范龍佩和“歐盟外長”阿什頓就將走馬上任。種種跡象顯示歐洲一體化不斷得到加強，未來歐洲極有可能以一統一的國家姿態在國際社會上出現，而反觀東亞這一個具有很大合作潛力的區域，共同體的建設仍舊停留在設想和嘗試的初級階段。當然這其中原因種種，東亞各國特別是中日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巨大，政治認同度較低使得中日之間相互制定對外政策時總是相互堤防，難以形成突破性進展。而中日又是東亞兩個最大的國家，日本是東亞最大的發達國家，而中國是東亞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個國家在東亞地區都具有很大的地區政治影響力，從某種程度上講中日兩國的合作進程甚至決定東亞共同體的發展進程。2009年9月，日本民主黨執政后，首相鳩山由紀夫在與中、韓領導人接觸時多次提及東亞共同體的建設，中、韓領導人也予以積極回應，東亞共同體的概念迅速升溫。鳩山把東亞共同體定位為在亞洲與美國和歐盟并駕齊驅的世界第三極。東亞共同體發展狀態如何從意識形態上講取決于東亞各國人民是否具有東亞共同體意識。而這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政治文化為基礎的。這一地區在歷史上文明形態 ［1］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輝煌而獨特，價值認同一致或類似。但問題是現在東亞各國是否依然具有一致的價值認同和文化理念?如果有，為什么東亞各國會在眾多問題上產生分歧、摩擦．會存在如此嚴重的不信任?我們認為，目前東亞各國并不存在文化認同，這也是導致東亞共同體構建舉步維艱的一個主要原因。［2］結合歐洲一體化成功的經驗與東亞歷史上的文化認同分析。是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政治認識文化認同在東亞共同體構建中的作用。

一、中日之間的政治文化同源性

僅管中日之間現行不同的政治體制，但是在兩國不同的政治體制背后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政治文化同源性，而政治文化是深受本國的文化性質所影響的，這也會從根本上影響一國的政治制度。中日同屬于東亞文明圈，在歷史上中日之間的文化交頻繁密切。公元前3世紀到3世紀，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儒道融合而成的華夏文明，先傳入朝鮮半島，而后又傳到日本列島和越南等地。被傳入國依照他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和哲學觀念來理解、詮釋、接受、改造華夏文明，建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學。東亞文明形成早期的這種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續。日本對中華文明的吸引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長期的歷史過程。13世紀初，宋學著作也已漸傳人日本，朱子學又由日本學者群體的解釋和發展。形成諸多學派。在德川幕府時代也成為官方意識形態。［3］這種融合與創造，使東亞哲學呈現出內涵相同、形態多樣的景觀。漢字和漢文、儒學、佛教、律令制度和生產技術都是日本學習和借鑒的主要內容。3世紀末期，中國的儒學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傳入日本，對日本以后的文化的啟蒙有有著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也在國的影響下形成了具有鮮明的儒學特色的政治文化特色，日本也從此建立了與中國類似的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在唐朝時，中華帝國進入了強盛時期，日本朝野上下對中華文明更加仰慕，出現全面學習模仿中國的熱潮。據記載，公元630-894年，大約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里，日本共向唐派遣了十幾次的遣唐使，多數人回國后都被委以重任，盡其所學，對日本的政治制、法律、教育、文學、藝術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到了宋代，儒學經經程頤、朱熹的發展逐漸成為宋學，并影響到 ［2］［3］邵亞樓.文化認同與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12月第4期 羅納德·1·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了日本。由于宋學側重倫理道德的“大義名分”之說，符合剛剛建立的日本幕府統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統治階級的推崇，并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一時間日本國內出現了眾多指定教授宋學的藩校機構,使程朱理學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對于穩定幕府時代的封建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時期由于中國相對于世界上的強國相對落后，日本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但是但是自清朝建立以來，大清帝國治下的中國逐漸在世界上落伍，這在喜歡與強者為伍，向強者學習的日本人眼中也成為蠻夷。“東亞共同體”自那時已經漸漸崩潰。十七世紀中葉以后的東亞三國在文化上已經分道揚鑣，逐漸沒有了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的認同。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當過去認同的漢唐文化在日本成為記憶中的中國，并與現實中的中國分離以后，日本人也覺得，純正的中華文化在中國已經消失。卻在日本延續下來。他們通過衣服、音樂、禮拜之制、萬世一系的皇族與政治合法性延續，以及知識階層對中國經典與朱子之學的理解等等方面，對中國進行批判．這滋長了明治之后他們作為亞洲文化盟主的信心。在文化上，對于“華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間來劃分了。那個在漢唐時代可能曾經是文化共同體的 “東亞共同體”已經漸漸崩潰。但是中國政治文化特別是在文化思想層面對日本的影響仍然存在。

二、中日兩國政治文化差異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時期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道家、儒家、法家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張。道家提倡順乎自然，“ 無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主張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著很大的互補性。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學派的觀點，提出以儒家思想為主，法家嚴刑峻法為輔，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統”的新儒家思想體系，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與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適應，和為貴、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統、大同社會的政治理想，厚德載物、兼容天下的政治價值取向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內容。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是國際主義思想。國際主義體現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對國際事務理解的基礎上。從

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中國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國際主義思想，是國際主義精神與和平理想的完美統一。和平外交意味著中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將首先考慮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體現了中國希望通過國際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主張。

日本主義作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與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國際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日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實質是強調大和民族的優越性，主張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認為“日本是世界之神國的最優秀國家和民族。”［4］與日本主義的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傳統。日本人將世界劃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區，內外分界線十分清楚。對內，日本人可以相互協調以取得各方平衡，對外，則以日本為中心，為日本的“國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國。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家、民族、集體至上觀念始終占主流。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的政治價值取向，本質上是對中國傳統集體主義的繼承和超越。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核心，以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集體利益為最高價值評判標準，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集體主義原則作為當代中國的政治行為準則，同植根于私有制、為個人或少數人謀利益的日本式集團主義有著本質區別，是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有機融合。

日本政治文化重要的特征是神道思想和民族主義，這在二戰前更為明顯。“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傳統宗教實踐以及支撐它的生活態度和理念” ［5］但日本近代歷史告訴我們，作為一把“雙刃劍”，神道思想和民族主義的如果被過分推崇并走向極端化、沙文化，會極大的影響國家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理性的政策理念。神道思想和民族主義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實行擴張主義政策、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基礎和政治理念，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在國內蒙蔽、欺騙國民，驅使國民為其侵略戰爭賣命的意識形態工具。僅管在二戰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義的被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天皇集權、軍部擅權的法西斯專政體制被廢除，政教分離，神道與國家政治分離，西方政治民主、和平思想的傳播，議會內閣制的政權體制的建立，普選制的推行，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國家政治外交的層面，神道思想 ［4］［5］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日］松村明.大辭林,三省堂,1988.和民族主義的影響已經大為削弱，不再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在社會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層，神道思想和民族主義仍然存在并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也存在著積極與消極、正面與負面的多方面作用，不應、也不可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戰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義似乎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發展步伐放緩，經濟進入泡沫階段后日本的這種神道主義和民族思想逐漸發展成為新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新的民族主義是以繼承日本歷史上的集團義主義為重要特色的。

集團主義在歷史上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歷來習慣以集團的原則行事，具有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日本集團主義重視協調，強調個人在處理與集體之間的關系時，個人以集團的共同利益為出發點。日本的這種集團主義思想根源于日本的地理空間狹小，各地域在古代又相對封閉各有其界。加之日本是個島國，自然災難多發這就要求在集團內的人們加強合作共同面對災難。集團主義使人們注重內部團結，有時甚至需要壓抑個性來迎合集體的“和諧”。集團主義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6］所以日本的這種集團主義相互協調只是集團內的協調，對集團外并不存在協調關系，所以實質是以集團形式表現的利己主義。日本式集團主義表現在各個領域，家族國家觀是其中之一。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各屆政府強化了天皇制家族國家觀，從而使得日本人對天皇的極度崇拜，把天皇看作是神而不是人，及至二戰后天皇制的保留，萬世一系的天皇制仍然是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對于集團所作的決定，如果導致不良后果，只有集體才能承擔責任，這就削弱了每個有承擔后果的責任感。在日本戰爭責任問題上，集團主義的表現就是無人負責任。由于集團主義強調集團高于個人，個人的能力被無限放大，個人的責任被無限縮小，導致日本“一億人總懺悔”以推卸責任的錯誤戰爭責任觀能夠出現。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禮、中庸，主張厚德載物、兼容天下，由此鑄就出中華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價值觀。在國際交往中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很好了體現了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而在國內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逐漸合為一體，成為激發中華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華民族力量實現民族復興的紐帶。這種民族主義不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是 ［6］[美]埃德溫．奧．賴肖爾．當代日本人—_傳統與變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追求國家獨立、自由、發展，與其他它民族和平共處的民族主義。

相比之下，當代日本以日本主義為核心的新民族主義則是狹隘的過度的民族主義。新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排外主義、種族優劣論等聯系在一起，認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應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腳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應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適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適用于一切國家。新民族主義認為日本應成為主導全球事務的政治大國，日本應確立對世界的霸權，一句話，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具有明顯的民族優越感，鄙視其他的民族，不愿與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處。熱愛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早在春秋時代，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就積極倡導和諧思想，天下一家，和為貴的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在“和為貴”的理念和價值觀的影響下，中國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對暴力和戰爭的歷史傳統。當代中國政治文化進一步繼承了傳統政治文化中重“ 和諧”的價值理念，在國際關系處理中，倡導不同國家和民族和平共處，反對動輒使用武力，主張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沖突，建立國家間的相互信任關系。

日本的傳統思想中也強調“和”的精神 ［7］，日本人自稱為“ 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和為貴”思想。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價值觀上是一種“ 中庸之道”，強調各民族和諧共存、維系現狀；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 和”中納入了競爭，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西方達爾文主義規則。在內政上，日本是求“和”的，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閥間可以相互協調。而在處理與他國的關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戰敗前的日本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當今日本欲邁向軍事大國的企圖上同樣是表露無遺。

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現代先進科學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是符合時代和歷史要求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政治文化日趨理性。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現如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維護社會主義事業并與國際主義相聯系等等，主導著未來中國政治文化的前進方向。

［7］］趙寶煦“和為貴”.、“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關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學學報.19949,(4).三、中日政治文化認同是東亞共同體發展的基礎

在目前全球性的區域合作不斷加深和擴大的趨勢下。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價值觀的東亞地區的合作現狀卻并不令人滿意。近一個半世紀以來，這一地區外憂內患，恩怨滄桑，歷史問題也一直影響著中日之間的正常關系，新的問題又頻頻產生。只有秉承和弘揚東亞價值觀，強化“東亞意識”。才有助于東亞各國走出困境；否則，在錯綜復雜的全球化進程中我們將失去機遇。進一步說,東亞各國家要在這方面歷史感情方面相互理解,在地緣利益方面相互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60年。但是應該成為“東亞共同體”核心的中、日二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依然存在嚴重分歧。并直接導致了中、日國家間持續的政治冷淡。僅管新一任日本首相鳩山對外宣稱不會參加靖國神社，但是以往各屆政府持續參加靖國神社，竄改歷史教科書，無視歷史事實的做法，深深地傷害了深受日本侵略過國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這也導致東亞各國人民對“大東亞戰爭”負有責任的日本失去信任。日本要想真正回到亞洲，就必需正視歷史事實，承擔其戰爭責任。此外。在相互交往中還必須注意到基于地緣關系的差異所導致的各國民眾不同的心理狀態。此外東亞各國需要進一步培育和強化“共同體意識”。有著共同的文明基礎的東亞兩個大國，相信中日之間差異和分歧終究是可以克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當然是一個重要素。但基于對未來利益的認知和勇于迎接全球化挑戰的、有著敢于面對歷史事實的勇氣則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區域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大潮流，處于起步階段的東亞合作面臨一些問題實屬正常。盡管在建立怎樣一個“東亞共同體”和如何建設的問題上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各國業已就建立“東亞共同體”達成共識。它表明東亞共同體已不再是一個夢想．而是正在由理想變為現實。

目前東亞在建立“共同意識”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一方面東亞各國發展程度差異較大。歷史問題的存在也對這種共同意識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如前所述，由于從十七世紀后半葉開始東亞地區的中日朝三國已經在文化認同上分道揚鑣了。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這幾個國家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物質文化方面還是社會文化方面都出現了多元化發展的趨勢。這正是導致東亞地區各國之間的合作一直難于真正有效開展．因為大家相互之間的信任度太低，從而導致這一地區成為潛在的沖突地區。而要打破這種局面。恰

恰是需要東亞各國努力建立“共同意識”，從而加強合作，消除各自內心的芥蒂。才能保證這一地區的長期和平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2] 邵亞樓.文化認同與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12月第4期.[3] 羅納德·1·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4] 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5]［日］松村明.大辭林,三省堂,1988.[6] [美]埃德溫．奧．賴肖爾．當代日本人—_傳統與變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7] 趙寶煦.“和為貴”、“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關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學學報.19949,(4).

第五篇：傳統武德文化與當代軍人核心價值觀

傳統武德文化與當代軍人核心價值觀

發表時間：2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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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03-01 12:00:02 來源：中廣網 作者：

在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的創新發展中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

武德文化是在創新中傳承、在傳承中創新發展的。中華傳統武德文化承載著中國歷代軍人不懈追求崇高價值的人生理想，清晰地展現了軍人所奮斗的價值目標、價值實現途徑和價值評價標準等完整的軍人價值觀體系。其發展的規律性與價值特性，對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要牢牢把握軍人政治導向的時代內涵，堅貞不移地忠誠于黨。任何軍隊都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所以任何軍隊的軍人價值觀，都是為了軍隊有效執行歷史賦予它的政治任務而確立的。因此，從古至今各個民族、各個階級的軍隊，無論是否明確規定軍人價值觀及其政治內涵，其軍人價值觀的政治屬性是客觀存在的。從先秦時期的“尊主安國”、“保人利主”，至封建社會的“忠君報國”，再到孫中山的“捍族衛民”、“忠愛民國”等，其政治內涵無不是隨著歷史發展的變遷而改變。與中國傳統武德文化不同的是，當代西方軍人核心價值觀在話語表述上往往竭力回避和模糊它的政治內涵，這種表面上所謂的“遠離政治”、“非黨化”，實際上本身就是政治，是作為整個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黨化”的使然。我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鮮明地把忠誠于黨放在首位，賦予了中華傳統武德新的時代內涵，這就是要自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黨指揮；尤其在西方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進行價值觀滲透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更要努力錘煉堅定不移忠誠于黨的品格，這是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的第一要義。

——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要牢牢把握以人為本的時代內涵，真心實意地熱愛人民。以人為本是中華傳統武德文化的核心內涵，是歷代兵家所崇尚的最高價值理想。《孫子兵法·地形篇》中說，“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孫臏兵法·月戰》開篇即說“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武德文化的以人為本有其豐富的內涵，既包含對人民群眾的高度重視，也包含對軍人“勵氣”、“貴德”、“尚和”、“精武”等軍人素質方面的要求。愛民是以人為本的精髓。中華傳統武德文化不僅重視“民”的價值，而且更重視將愛民的價值追求付諸于軍人價值實現的武德實踐之中。但是，古代武德文化更多的是把愛民作為一種價值實現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滿足治軍安民、攻取戰勝的需要，因而還不能把“愛民”徹底灌注于武德行為之中。我軍是人民的軍隊，在繼承中華傳統武德文化的基礎上，賦予了以人為本新的時代內涵，確立了以熱愛人民為核心的軍人價值觀，開辟了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以“服務人民”為優良傳統的先進武德文化的新境界。

——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要牢牢把握愛國主義的時代內涵，矢志不渝地報效國家。“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忠于自己的國家、民族，是任何階級的軍隊都共同信守的最基本的價值準則。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同朝代、不同性質的國家形態，但是就普遍意義而言，為捍衛祖國、民族利益而捐軀獻身的軍人，總是被歷史所謳歌，為人民所懷念，為后人所垂范。我軍是在“救中國”的民族吶喊中誕生和發展的。無數革命軍人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拯救中華民族的人生征程，前赴后繼，為新中國的誕生獻出了鮮血和生命，譜寫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的壯麗詩篇。把報效國家規定為革命軍人的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是中華傳統武德文化和我軍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必然產物。對于當代革命軍人來說，就是要在繼承和創新相結合的基點上，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堅決維護不斷拓展的國家利益，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力量。

——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要牢牢把握軍人價值實現的途徑，義無反顧地獻身使命。價值目標和價值實現的途徑，是價值觀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堅持價值目標和實現途徑的有機統一，才能有效地實現軍人的價值。中華傳統武德文化揭示，“精忠報國”、“捍族衛民”主要解決的是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是價值目標；“和軍制勝”、“矢忠必勇”等，主要解決的是怎樣當兵、當什么樣的兵，怎樣打仗、打什么樣的仗的問題，是價值實現的途徑。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不僅要牢牢把握忠誠于黨、熱愛人民、報效國家的價值目標，而且要明確價值實現的有效途徑，并努力付諸實踐。獻身使命就是當代革命軍人價值實現的基本途徑。軍人使命是厚重的歷史責任，是一定歷史時期、歷史階段軍人價值目標的具體化和集中體現，是軍人偉大而神圣的價值擔當。從一定意義上說，中華傳統武德文化就是一部傳承使命文化、激發強烈使命感的教科書。“馬革裹尸還”的獻身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烈氣節，“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價值擔當，“遙知百國微茫外，未敢忘危負歲華”的憂患意識，以及無數用生命和鮮血鑄就的中國軍魂，無不是一部部獻身使命的武德篇章。

——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要牢牢把握軍人價值評價的標準，科學自覺地崇尚榮譽。榮譽是道德的最高獎賞，也是價值的最好證書。對于榮譽的追求是社會文明進步、個體人格完善的重要動力。高尚的人們往往視榮譽為生命。在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武德文化傳統的國度里，榮譽在軍旅人生中有其特殊的價值魅力。“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都告訴世人，軍人的榮譽重于生命。榮譽對軍人有強烈的召喚力和吸引力。中國古代武德教育之所以十分重視“明恥教戰”，就在于激發軍人崇尚榮譽，揚榮抑恥，奮發進取，創建功勛，已成軍旅人生之不朽,價值之升華。武德榮辱千古事，軍中將士應先知。我們是新時代的革命軍人，既要牢牢地把握好軍人價值評價的標準，更要自覺地傳承和發揚中國歷代軍人珍視榮譽的優秀傳統，樹立科學的榮辱觀，崇尚榮譽、珍惜榮譽、創造榮譽，爭創一流、建功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