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企關系的歷史教訓

時代人物周報：政企關系的歷史教訓

高超群(作者單位：社科院經濟所)時代人物周報 2005年04月26日

中國最早的工業化運動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精神和氣質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兩國的近代命運卻大相徑庭。甲午戰爭，事實上就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較量。日本勝利后不僅獲得了戰爭賠款和在中國的經濟特權，明治維新的政治路線也成為其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而中國的失敗，導致洋務運動破產，“中體西用”的政治路線和大上軍工、重工的經濟路線淪為了笑柄。

為什么中日兩國的國運差異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過政變獲得了國家政權，而中國的開明士紳則由于內憂外患的壓力，非但沒有獲得政權，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過是一個權宜性的派別。最生動的例子就是李鴻章只有通過賄賂慈禧，才能發展海軍；輪船招商局要面對各種克扣和刁難，還要安置冗員，并容忍他們違法亂紀。而日本巖崎彌太郎的三菱會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揚帆海外了。所以，中國近代政府和企業關系的開篇就給了我們一個不可忘記的教訓——權力的重要性。

進入民國以后，“城頭變幻大王旗”，中國喪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業與政治的關系變得異常復雜。一方面，企業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從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財閥，他們操縱國會，為軍閥提供財政支援，兩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產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間社會，則有上海總商會這樣的重鎮可以影響輿論、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極為虛弱，任何一個軍閥隨時都可能勒索企業家，財產和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更不要說建立正常的競爭秩序和競爭規則。“雖然有富人，但沒有富人階級，因為這些富人既無共同的精神，又無共同的目標，既無共同的傳統，又無共同的希望，他們只是一伙人，而絕不是一個團體”。所以第二個教訓是，企業家之間沒有聯合。

抗戰以前的十年是中國企業的黃金十年，企業無論規模還是數量都有一個很大的飛躍。可一旦戰爭爆發，中國政治經濟關系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一方面是政府太強，似乎無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卻沒有能力實現稅收的統一，走私橫行，有法不依，甚至連國內鐵路的軌距都不能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統治基礎還是軍閥和鄉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必須在維護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開展。

中國的企業家仿佛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政治侏儒癥，他們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個強權者來保護和支持實業的發展，希望像一個孩子一樣被照看，袁世凱、蔣介石都曾經是希望之星。在這樣的心態下，實業不過是一種致富的技術，而不是一種新的政治經濟關系。所謂實業救國，就成了無源之水。富豪們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為他們缺乏動員社會的能力，“鐘情于一種非歷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們似乎未老先衰，“無能擔綱民族的權力利益”。所以第三個教訓是，沒有動員社會的能力，就沒有力量。

構建和諧的政企關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華工商時報

100多年前，德國奔馳之父卡爾·本茨先生對屬下有過這樣的訓詞：請記住，與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關系。而在中國，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巖，則比他更早悟出這個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實踐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使自己財源滾滾并且官運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衡量，胡雪巖的官商關系顯然是一種扭曲的政企關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關系的胡雪巖卻仍然被無數人尤其是私營業主所推崇？

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得從政府的定位說起。長期以來的政企關系，無論是行政管理學家毛壽龍教授所說的“上下級關系，還是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所說的“父子式關系，都說明了兩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對等的。在游戲的蹺蹺板中，政府因為其掌握的巨大權力和經濟資源總是處于強勢一方。而作為弱勢一方的企業，為了獲取有限的經濟資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為了獲得正常經營的機會，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價。全國工商聯所做的調查驗證了這一點：企業每年交費、應付攤派及進行公關招待的支出數目驚人。

盡管政府職能的轉變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和企業所滿意的程度還是有很大的距離。政府手中握有的權力太大，干預、管理的職能還是過分突出，而服務、協調的角色并沒有完全到位。政府總是把自己置于比企業高貴和高明的一種角色上，認為企業不過是下級或者子民，導致政府該做的事沒有做，而不該充當的角色卻頻頻充當，錯位、越位的表現不斷，總之，并沒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該如何轉變？我們認為，不妨從三方面進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從萬能的政府轉變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讓政府變小。經濟發展中企業是真正的主體，政府既不是萬能的，也不可能萬能，政府應定位在該發揮作用的范圍。萬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腫、手忙腳亂的政府。二是從干預型的政府轉變為服務型的政府。政府和企業應該是平等的主體，并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政府是企業的服務者。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國家，政府是列入第三產業的，屬于廣義的服務行業的范疇。三是政府要從側重為國有經濟服務的政府變成為所有經濟成分服務的政府。從這一點上說，也許，當民營企業的標簽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時候，就是政府職能真正到位的時候。

我們認為，新型的政企關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經濟資源，而是為企業服務，正是這一點構成了現代政企關系的基礎。從現實來看，要實現這種轉變，最關鍵的還是要減少政府手中的權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職能之外，能夠交給市場的應當盡快交給市場。

所幸的是，中央對此認識深刻。在昨天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就坦承政府工作還存在不少缺點：政府自身改革和職能轉變滯后，行政審批事項仍然過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比較薄弱等。他強調，將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這無疑預示著一種好的開始。

再造創富時代的政企關系

責任編輯：陳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網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中共十六大之后，無論是學界人士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執政者，都對溫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關切，人們希望，我們公認的民營經濟先行者，可以為即將到來的創富時代寫下最富有說服力的注腳，并且繼續成為這個時代的領跑者。這固然是溫州乃至浙江最大的優勢，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為它們以體制創新贏得了過去20余年，也必須以更多的創新贏得未來。

再造順應于這個新時代的新型政企關系，即是擺在溫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盤待破之局。

去年長沙遠大搬遷的消息在長沙乃至全國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其中當然不乏媒體炒作的因素，但業界更為關注的是由此凸顯的轉型期的政企關系。事實上，在同一時期，大企業外遷在溫州已經不是個案。不少知名企業將總部和研發中心遷到了上海，而將生產基地遷到了勞動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區。然而，溫州企業的外遷引起的震動要小得多。從溫州市長錢興中的話語之中，我們甚至還聽出了樂見其成的意思。當然，錢市長也提醒企業，不要脫離企業賴以生存的產業鏈。

溫州乃至整個浙江民營經濟的勃興，更多地得益于民間的創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過溫州的人都有一個深刻的感受，談及政府，人們常常有一種政府“無為”甚至“無能”的感覺。然而誰都承認，正是政府的這種看似“無為”甚至“無能”的狀態，才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潛藏于溫州民間的創造財富的沖動，才使得那些創造財富的源泉沒有阻礙地充分涌流了出來。

看似“弱勢”的政府格局使溫州的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樣板，也使浙江經濟一馬當先，長期保持了全國第一的增長率。然而，如果我們認為溫州的“弱勢”政府格局從一開始就是當政者有意為之，則未免失之偏頗。毋寧相信，溫州的為政者只是順應了民間的意愿，在尚不知該如何面對新興的民營經濟時，在勢不可擋的民間創富熱情奔涌而來之時，采取了一種寧愿一放的姿態。而且，期間政策的反復確實也使成長中的溫州民營經濟歷經磨難。溫州20多年民營經濟發展的歷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尋找在經濟轉軌時期準確定位的歷程。正如溫州民營企業正面臨二次創業一樣，政府尋找定位的過程也遠未結束。在民營經濟的總量已經在經濟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溫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對創建新型政企關系的考驗。

如果說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是溫州過去20年政企關系的真實寫照，而民營經濟也在這樣的關系中獲益良多。那么面對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溫州乃至浙江民營經濟，在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左右地方經濟發展趨勢和方向的主導力量，甚至開始影響到地方社會政治生態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還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種良好的心態，是否還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勢”地位，對為政者是一個現實的考驗。

我們注意到，正因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的主體，因而在浙江，許多地方的政府部門有重新把民營經濟納入體制內管理的苗頭，以當初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管理民營企業有回潮之勢。為民營經濟設定發展計劃和目標，幾乎成為一些地方重視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為例，政府部門在建立證券強省、大省的目標驅動下，雖然沒有明確的干預，但卻不乏將政府目標作為企業目標，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動的沖動。

溫州乃至浙江過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發優勢，更多地得益于體制創新。這種創新固然承襲了浙江的重商傳統，政府對自身職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沒。對于新生的民營經濟來說，政府不盲目越位為市場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為民營經濟提供了施展的舞臺。這是溫州乃至浙江企業和政府共同帶給中國經濟的寶貴財富。

已經沒有人懷疑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于民營經濟，很容易從過去的旁觀者一躍而變為熱心的扶助者。在這樣的過程中，不適當地以市場管理者的身份，試圖左右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很可能成為一些為政者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模式。

然而，在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化之后，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面臨未曾經歷的轉型。如果政府在這樣的變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順應經濟大格局的變化而對自身做全面的審視和及時的調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將成為當地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作為民營經濟的先行者，這是對溫州乃至浙江經濟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其先發優勢，保持以民為本的經濟活力的一大考驗。

政企關系：未來政策將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華證券

責任編輯: 李用

國務院官員在國家經貿委舉辦的“世界工廠”與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透露，未來政策即將出現重大變化，其中作為發展戰略提出的：“構建一種新的執政關系”，將會明顯地表現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當中。在過去，國有企業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政企不分，國有企業改革了幾十年，但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妥善的解決，一旦出了問題，政府和企業，還是誰也離不開誰。而“構建一種新的執政關系”的戰略提法，雖然還是面對的同一問題，但高度顯然已經大為不同了，這不由得使人對未來政策充滿了期待，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充滿了期待。因為從“構建一種新的執政關系”戰略出發，未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可能真正獲得重大突破。

第二篇：電力管理政企關系優化分析論文

【摘要】由于自身社會情況以及對于電力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的考慮，我國現行的電力管理體制采取的是政府從管理體制，投資，電價等多方面，對電力行業進行高度監管和控制。在這過程中，產生政企各自職能界限區分不明晰，電力行業市場化進程較為緩慢，電價控制不符合市場規律，從而造成我國社會用電現狀產生較多弊病。本文從現有電力行業弊端出發，考慮優化政企關系，讓政府更多從法律法規角度，而非實際操作層面對電力進行監管，而企業則更多從市場化層面參與其中，通過優化和構建一個良好互動的合作型政企關系，進而改善我國電力管理的不足，讓民眾能從中較多的受益。

【關鍵詞】電力管理；電力監管；市場化；政企關系

1現狀

盡管我國電力行業管理在這20年來一直堅持走在持續市場化的道路上，但梳理現如今的我國電力行業管理特征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政企關系不足與弊端，仍不由讓人感到深深的憂慮：

1.1電力管理

目前我國電力企業經營機制是在政府宏觀政策引導下企業自主經營，與此同時，在微觀層面上，政府也能干預電力企業的經營。作為電力行業的宏觀管理者服務者，政府通過政策、財政等引導行業發展，制定企業行業標準，并通過法律法規對企業和市場運行進行保護和強化。同時，政府對企業經營進行制約，甚至可以直接干預企業實際經營行為[1]。而企業作為電力的生產者和供應者，發電、輸電、配電、供電和用電五個環節，均由發電企業和電網公司來完成。在發電側，現已初步形成了中央、地方和外資等多方辦電的競爭格局；但在電網側，均由電網公司負責各個環節，我國現有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兩大電網公司，都為國家控股所有。

1.2電力投資

隨著不同類型企業在發電側的多元化發展，在發電方面，電源投資主體較廣泛，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營企業和外資等，其中地方政府、民企和外資對電力投資的比重較大。而更值得讓人稱道的是，隨著綠色環保概念的不斷深入人心，中央政府近年來逐漸加大對節能減排，科技創新等方面投入。除了發電投資，還有電源建設投資。水電、火電是電力行業的主要投資方面。近年來隨著國家一系列產業政策出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占比在不斷上升，核電、新能源等方面成為新的投資方向。但在電網方面，與涉及電網側的企業類型一致，電網投資主體仍是國家控股所有的電網公司。

1.3電價

我國電價制定現階段主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電價管理還是由國務院物價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部門執行。政府部門享有電價的核定權，而無論是發電企業還是電網企業，都沒有擬定電價的權力而只有執行電價的權力。以城市電價為例，城市電價由省級（或自治區、直轄市）電價體系統一管理，具體的電價方案也由省物價部門以電力企業成本為基礎，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制定，政府負責具體實施執行，自身沒有制定電價的權限。發電企業和供電公司自身更沒有制定和更改電價的權限，只能執行政府制定的電價，同時接受政府物價部門、審計部門等的監督和檢查[1]。

1.4電力監管

我國電力行業，就現階段而言，主要從四個方面進行監管：（1）準入監管。企業要從事電力生產、供應與銷售業務，必須要通過政府電力管理部門的準入審核，在取得生產經營許可證后，才能從事電力相關業務。（2）運行監管。依照政策法規所制定的許可范圍內，企業從事發電、輸電、供電業務，執行政府的電力、環保、消防、衛生等相關技術標準，接受政府監管。（3）電價監管。除了之前提到的，我國采用政府定價，發電和電網企業只有執行電價的權力以外，如果政府認為確實有需要維持相對穩定的電價，可以直接補貼企業，調整運作成本。（4）電力安全監管。平時需監管電力企業對電力安全標準的執行情況，當電力設施和供用電秩序方面的產生問題或糾紛，電力管理中發生重大問題，突發事件等，也需要政府及時出面協調處理。

2問題

從上述現狀看，我國電力管理體制較為全面，涉及電源建設，發電，供電，用電等方方面面。那這種監管為何還會讓我們產生擔憂呢？按照管理學的觀點，現代化企業制度革新的基礎就是政企分割，尤其對于我國現階段機構改革而言，更是成敗的關鍵，促進電力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現階段，政府部門仍能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干預電力企業的經營，并通過壟斷供電環節，影響整個電力行業從發電到用電的“流水線”。根據國家統計局消息，中國2013年全國發電總量達到5.2萬億kWh，國家電力市場完成交易總電量為6千億kWh，通過市場交易的電量僅占全年發電總量的11%。可見政府的審批和計劃仍舊控制著全國電量交易，而電力企業的經營和交易自主權很小。此外，正如之前從發電側和供電側兩個環節上不同企業類型分布便可以看到。發電側的企業已經逐漸多元化，政府，民間，外資等各方共同競爭；在供電側，仍然是國有資本一家獨大。經濟學告訴我們，對于一條產業鏈上任何一個環節被壟斷，壟斷方就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從而使得市場機制失效。國內電力行業這樣的現狀，無論是發電企業還是電力用戶，利益上都會受到壟斷方侵害。盡管在發電側電力企業多元化已逐漸產生，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大部分電力企業仍是國有電力企業。對于國有電力企業，其與政府在產權上存在著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這就不可避免會進一步強化政府對其經濟活動的制約，從而在電力行業之中，進一步強化現有的“強政府”，同樣也導致社會力量被變相削弱。電力投資方面，盡管政府與市場已經開始逐漸轉向新能源開發，現狀是，目前現有投資重點仍集中在火電與水電。以2012年數據為例，1~12月全國電源基本建設完成投資總金額為3772億元，這之中水電所占比重為33.85％，火電所占比重為26.88％，核電所占比0.63％，風電所占比重為16.30％。這種電力投資結構，不可再生能源仍是發電主要能源。這一點，除了影響電力投資單一化以外，發電過程中產生的廢料，對于現如今的環境也是一大負面影響。電價方面，政府定價這一規定，使得企業僅有執行電價的權力。一方面大大壓縮了企業的經營成本，缺乏市場化電價機制導致電價不能及時有效反映供需情況，無論是發電企業還是供電公司來說，一旦發電供電成本上升，必然會縮減企業產生的利潤。而對于任何企業來說，缺乏利潤必然難以生存，為了維持生存只能降低成本，容易產生“電荒”現象。部分企業為了減少虧損，情愿少發電。電價過低又會造成用戶對電力的過度消耗，從而加劇了電力短缺，如此一來，最后受到損失的仍是企業和用戶。從以上這些情況看，我國電力行業雖然處于一個高度監管的層次上，但缺乏靈活性的監管手段和調節模式，從某些意義上倒是產生了負面影響。

3原因及分析

電力行業既然已經市場化改革近二十年，為什么還會產生這樣缺乏靈活性的監管手段和政企關系呢？（1）電力作為一種居民生產生活必備的重要物品，可以視作公共產品[1]。公共產品是指無論購買意愿如何，都不能影響到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即公共產品具有“強制性”被購買的特點，當増加一個單位的消費者邊際成本為零，即每多提供一單位邊際成本同其他產品一樣為正。（2）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歷史原因，在建國之初的三十年中，處于計劃經濟的范疇內，梳理建國以來電力行業管理制度的變化，也是從嚴密監管到逐步放松，但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現有經濟仍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局面。作為民生重要資源的電力，監管放松自然也相對較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樣監管力度較高的法國在面對電力行業改革時，又是怎樣做的呢？由于歐盟在1996年和2003年出臺兩部電力改革法令，法國電力也隨之進行改革，主要舉措有以下兩個[2]：①將輸電業務獨立出來，以保障輸電系統運營的公正性；②將發電配電及供電業務繼續保持在法國電力公司內部，但實行財務獨立核算。電價方面，存在監管價格和市場價格并存的局面；電力規劃方面，選擇政府指導和市場決策相結合的方式。

4優化方案

從政府角度看，需要轉變政府的職能定位，減少對于企業的壟斷，以及對于一些關鍵性因素的硬性控制（如電價等），更多時候讓市場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政府應更為科學靈活地加以管理。凡是“立法先行”，只有法令明確，才能執行到位。此外，參考法國經驗，加強監管部門的獨立性，這也是監管部門公正性，可靠性的體現。而我國現有監管體制職責不明，造成的往往是政府一紙行政命令下來，企業按令執行，最后導致既不符合市場規律，又不符合社會現實。電價方面，政府定價雖然出于保護居民用電成本的初衷，但一系列經濟行為連鎖反應后，產生的結果并不那么令人滿意，而監管價格與市場價格并舉可能是個比較好的思路。從企業看，目前民間資本和外資能夠進入的只有發電環節，開放被國有資本壟斷的供電一塊，則是政府亟需考慮的另一個問題。但作為企業，在內部也需要建立起各自獨立，權責分明職能部門，相互制衡的公司制度和機構體系。由于我國國情，涉及電力行業的企業，大多仍是國有企業，這些企業與政府關系更為緊密，而企業自身就更應明確自身定位，以辦企業而非拼政績的心態去運作，才能更好的在產業鏈上扮演自己應有的角色。

5結語

看似小小的一度電，卻關系著千千萬萬居民的日常生活，正如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新凱恩斯主義誕生后，對于政府和企業關系的完善后的論述那樣，配置社會資源不僅要依靠政府調節，更要依靠市場調節，政府應適當干預企業行為，企業也應適應市場發展趨勢，配合政府的引導，在一種互動型合作政企關系之下，資源配置才能達到最優化，而電力行業也同樣如此。

參考文獻

[1]董石桃，桂雪琴.論我國電力管理企關系的優化.湖湘公共管理研究（第五卷），2014，12.[2]房保華.我國基層電力企業與地方政府關系及優化研究.中國海洋大學，2014，12.[3]龍生平.基于整體性治理的我國電力監管體制改革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11，10.

第三篇：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自鴉片戰爭之后，腐朽的清王朝的統治便開始陷入內憂外患中，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了中國的每一寸國土，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與此同時，民間的起義力量此起彼伏，先有太平天國，后有辛亥革命，而后者成功地結束了清朝統治，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然而，僅僅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三個月后，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極其領導的北洋軍便竊取了革命的果實。在政治上，他恢復帝制；在經濟上，他竭力維護帝國主義、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復古”的逆潮。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獨立、民主、共和”一去不復返，辛亥革命宣告失敗。

究其失敗的原因，從主觀方面來說：

第一，革命綱領具有模糊性，最終導致革命主體的復雜性。以同盟會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帝口號，甚至幻想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同時，他們將所有矛頭直指滿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樣強大的漢族舊官僚、舊軍官，使他們也混入革命陣營。如武昌首義后革命黨人竟然推舉反對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這無異于養虎為患。陽夏之役后，革命黨人與黎元洪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逐漸顛倒，后來，黎元洪竊取實權。最終，大權被袁世凱收攬。

其二，不能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馬克思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雖然革命黨人也進行了大規模的革命宣傳，但卻沒有深入到最底層的民眾中去，沒有把蘊藏著巨大革命力量的人民群眾發動起來。晚年孫中山先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遺囑中曾檢討了“喚起民眾”之不足。

其三，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強有力的核心。從革命政黨內部來說，成分復雜、派系繁多、矛盾尖銳。如陽夏之役后，江浙聯軍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東移之勢，此后，南北議和在上海舉行，臨時政府的籌備工作在滬寧一帶展開。而這使得一些自居“首義之功”的湖北黨人大為不滿，孫武等人甚至從此屈從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復會的章太炎等人早與同盟會交惡，所以也對黎元洪大加贊助。而這兩個集團卻忽略了共同的敵人——袁世凱。此后，袁世凱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漁翁之利。

其四，缺乏可靠的革命力量和忠誠的革命武裝。革命黨人的革命武裝大都是臨時拼湊起來的，這樣的武裝不僅不能成為革命的有力支撐，有時甚至會斷送革命。沒有自己的軍隊，也不建設自己的軍隊，或者說，僅僅依靠出錢、去雇傭別人的軍隊，是孫中山一生革命而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以上弱點和錯誤，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這也從根本上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想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要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反封建必須與反帝國主義相結合。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所以，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所有這些，都是辛亥革命留給歷史的沉痛教訓，當然也是先賢們浴血奮斗、艱辛探索留給后代的珍貴思想遺產，值得我們后人警醒和反思。

第四篇：關于從機構改革看政企關系的變

從機構改革看政企關系的變化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實施已近一年。從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角度看，這次機構改革的中心任務，一是把綜合經濟部門改組為宏觀調控部門，二是在大部分競爭性行業確實實現政企分開，三是加強執法監管部門。結合新機構到位并運行一年的情況，考察由本次機構改革帶來的政企關系的變化得失，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微觀意義上的政企關系

人們已習慣于把政府所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行為都稱之為宏觀管理或宏觀調控，這是一種錯誤。其實，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可以分為宏觀調控、微觀管理和微觀管制三方面。

宏觀調控的對象是作為宏觀總量的國民經濟，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力之廣，幾乎能波及到每一個微觀經濟主體甚至每一個公民。因此宏觀意義上的政企關系是一種間接關系。

微觀管理是政府代表國家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或直接參與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內部管理，主要指國有資產運營管理、部分社會公益事業和部分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和直接管理活動。微觀管理的主體大多為地方政府，而公共企業的職員都具有國家公務員的身份。

微觀管制則是政府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場上，依據法律法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外部限制和監督，它包括經濟性管制(市場準入和特定產品定價)、社會性管制(產品質量、污染排放及勞動安全等標準的設定)以及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管制;

由此可見，微觀管理和微觀管制體現的是微觀意義上的直接的政企關系。而且微觀管制又是政府最常見最繁雜的行政行為。計劃體制下，政府成立大量的產業主管部門在幾乎所有的產業?(其中大部分為競爭

性產業)領域從事微觀管理活動。隨著改革的深入，大部分政府微觀管理活動將被取消，競爭性產業的組織和協調應逐步過渡給市場或企業志愿加入的行業組織(協會、商會)。而大量被節約下來的行政資源應該用來充實和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微觀管制，?尤其是歷來缺乏認識和不被重視的微觀管制。

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對政企關系的調整：進展與不足

1.進展方面。本次機構改革根據精簡、統一、效能和權責一致的原則，在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方面確實取得了空前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把綜合經濟部門改組成了宏觀調控部門。如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原國家計委)的職能定位在“負責研究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總量平衡、結構調整的宏觀調控調控部門。”而把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職能定位在“負責調節近期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部門。”為此這兩大部門在某些職能上也作了重要調整，例如把制訂產業政策和調整產業結構等職能移交給了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

──調整和減少了專業經濟部門。如在郵電部和電子工業部的基礎上組建信息產業部;把煤炭、冶金、機械、國內貿易、化工等部改為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管理的國家局，將它們的行業主管職能完全剝離出去，使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調整為：“政府按投入企業的資本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向企業派出稽查特派員，監督企業資產運營和盈虧狀況;負責企業主要領導干部的考核、任免。”從新三定方案來看，這些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實際上是走向行業協會的一種過渡形式。其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大幅度削減也表明了本屆政府在政企分開問題上的強硬態度。

──加強了執法監管部門。如由地質礦產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海洋局和國家測繪局共同組建國土資源部;組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把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為正部級單位;在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藥政局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基礎上組建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等。

以上舉措都表明，本次機構改革在宏觀調控、微觀管理和微觀管制三方面行政資源的合理配置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各機構三定方案的制定和實施也較順利。實質性的政企分開預計明年初即可完成。

2.不足之處。相對于本次機構改革的深廣程度來說，前期的調研和行政組織法律等準備工作顯得有些倉促，以至于某些決策有悖于本次改革的精神，同時也遺留下了一些短期內無法解決但在一定程度上會給機構改革帶來負面影響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紡織總會和輕工總會本來已不在國務院系列，讓它們向行業協會過渡是上一次機構改革已經解決了的事情，這一次卻使它們回到政府行政系列，確實出乎意料;再如有色金屬總公司分解為三個大型集團公司，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題中之意，看不出有成立有色金屬局的必要;建材局在屢次機構改革中都保留下來也是令人費解的現象。

──在各專業部門大力改革和削弱的有利條件下，不應解散而是應充實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如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職能。令人失望的是，本次改革使中央一級國有資產和國有大型企業的管理陷入混亂局面。插手這一塊的有財政部的產權登記部門、有國家機關事物管理局、有國家經貿委、有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有人事部甚至還有國務院辦公廳。大型企業稽查特派員是一種外部監督制度，它并不介入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那么現在誰作為國有產權的代表進入到企業的治理結構中去呢?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本次機構改革就不能說是成功的。

──非競爭性行業如鐵路、電信、郵政、廣播、電視、城市公用事業如何政企、政事分開，如何通過國有獨資公司或政府公司制度來規范這些企事業單位的經濟行為，本次改革沒有觸及。而誰都清楚，這些行業存在的問題決不亞于競爭性行業里國有企業所面臨的問題，而且都是消費者極為關心的問題

──機構改革和政府組織機構的調整都應該納入行政法制化的軌道，即必須由法律來產生政府機構，通過法律把政府機構的行為規范化。我國的情況則相反，是先有行政機構，再由行政機構來產生法律。由此而來的法律必然失之公正，而且在法律產生之前，相關行政機構的行為得不到制約，很可能有損相對人的利益;此外該機構還可能被隨意調整甚至撤消。本次改革也不例外，沒有修改藥品管理法而產生新的藥政機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沒有出臺電信法而產生政企尚未分開的電信管制機構“信息產業部”;國土資源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新機構也面臨類似問題。

這里有必要特別討論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的行政性質問題。由于經國家濟貿易委員會除近期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職能外，還接管了由部改為局的工業部門的經濟調節、生產運行、投融資導向、技術進步、軍工配套、進出口以及監督管理國有大型企業等微觀管理職能。因此它活象一條“人魚”，上半截是日本“通產省”，下半截是80年代的國家經委。作為“通產省”，行政指導是它的基本行政行為;作為國家經委，它則可以發布行政命令。在行政法學上，行政指導是非強制性的，相對人不服從，無須承擔法律責任;相反，有誤導效果的行政指導則必須對因此受損的相對人負賠償責任。行政命令是強制性的。以往由經濟綜合管理部門施行的行政命令的作用范圍是國有(營)企業，但在非國有企業已占國民經濟大半壁江山的今天，如果沒有明確的職能劃分和嚴格的法律界定，如何能控制它將行政命令的觸角伸向非國有經濟呢?國家濟貿易委員會隨時都可能跨越宏觀和微觀的界限，隨意使用行政指導和行政命令，由此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這個問題不解決，本次機構改革必然馬失前蹄，無功而返。下文要討論的“行業自律價”問題便能說明這一點。

今后政企關系之間可能產生的主要矛盾

如上所述，隨著大部分競爭性產業主管部門的削弱，政府微觀管理的重心應該轉移到國有資產權益的維護和對非競爭性或模擬競爭性產業的直接控制等方面來。同時，包括這些產業在內的所有產業的各種類型的企業，今后更多要打交道的，是那些得到進一步加強的具有行政執法監督權力的微觀管制部門。政企之間這種直接關系的轉變，尤其在磨合時期，不可避免會產生某些新的矛盾或使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1.在微觀管理方面，矛盾之一發生在國有資產的逐級代理者之間，其焦點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經營控制權的分配。這種矛盾會因目前國有資產多頭管理的局面而加劇;矛盾之二發生在那些政企緊密結合的公共企(事)業(如中央電視臺、中國郵政、中國電信等)身上。由于這些公共企(事)業的性質和經營行為缺乏法律規范，在這些單位及其競爭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上，政府的處境會很尷尬。

2.在微觀管制方面，矛盾之一來源于某些產業的行政管制立法不足(如電信法、證券法、藥品管理法等)，這一方面使管制部門缺乏執法依據;另一方面又為管制部門行政違法(越權、濫用權、不作為及違反

程序)提供了條件。前者損害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后者損害相對人利益。矛盾之二來源于許多不合理的法律條款未能及時修改，這同樣會影響執法效果和損害相對人利益。

3.政企(事)聯盟對行政管制的干擾。以往某一行政管制機構在對違法企業行政執法時，常常會遭遇到企業主管部門和其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擾。這種干擾有時甚至有法律的依據，如水污染防治法就規定，當環保部門決定關閉某嚴重超標準排污企業時，必須證得該企業主管部門或綜合經濟管理部門的同意。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企業和其主管部門是利益共同體，它們一致對付管制機構是必然的事情。這一次機構改革，雖然許多行業主觀部門轉變為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不再直接管理企業，只從事行業指導性管理。但它們與企業之間“舊情”依在，在企業求援的時候，它們很難袖手旁觀。不但依然可能幫助企業逃避或減輕行政法律責任，甚至還有可能創造出一項新的管制政策，置管制機構于不顧。我們舉一個近期發生的事例來說明上述觀點。

說明上述問題的一個“故事”：行業自律價

今年7月24日，國內最大一家羊絨生產企業到國家經貿委政法司宣傳處遞交《關于懇請國家經貿委加強對制止無序競爭、規范市場秩序宣傳工作的建議》以及本企業與另12家大型工商企業聯合起草的《制止惡性競爭、規范市場秩序推動工商聯手、實現共同發展》的呼吁書，請求國家經貿委審核后在媒體公開發表。國家經貿委三位有關領導分別在7月27日、8月7日和8月11日作了批示，均認為不但要大力支持該項宣傳活動，而且要發動委管國家局、中介組織、重點企業(商產業政策司)制定一個更詳細的方案，持之以恒，抓出成效。這個更詳細的方案就是國家經貿委于8月18日發布的《關于部分工業產品實行行業自律價的意見》。之后，作為價格主管部門的國家計委和國家經貿委委管國家局陸續在建材、冶金等行業聯合制定以行業平均生產成本(系行業少數令頭企業的加權平均成本)為基礎的行業自律價，要求行業內企業不等低于此成本銷售本企業產品，并制定了相應的監督制裁措施。

雖然故事還在進行，但它卻足以反映兩大宏觀調控部門做法的一些不妥之處：

1.行業自律價本是一些市場份額很高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價格卡特爾”行為，有阻礙競爭的“串謀”嫌疑。兩委不但不對其進行反壟斷調查，反而主動介入，違反經濟學常識地在所謂“產業集中度高和產業結構矛盾不突出”的行業實行自律價，欲置中小型企業于死地，難免有失公正，是“助紂為虐”也。

2.實際上，以低于成本價格銷售商品，圖謀擴大市場份額從而破壞市場秩序的正是那些行業令頭企業。果真想維護競爭，受害企業就應該訴諸于《價格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由此兩法授權的行政執法機構負責調查處理。兩委的介入，可以說一是濫用職權(計委)，一是越權(經貿委)，與“貴族企業”上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鬧劇。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執行機構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由于“權威”不足，則樂得“袖手旁觀”。

3.許多中小企業低價傾銷其積壓產品，本是一種退出市場的合理行為，并沒有違反價格法(見該法第14條第2款)，如果要求它們按大企業的平均成本銷售產品，勢必將其擠出市場，使其處境更遭。由此而造成的社會成本明顯地大大高于企業提起反不正當競爭訴訟的成本。因此兩委的介入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4.行業自律價的基礎是行業內少數主要生產企業的的加權平均成本。很顯然，政府不可能獲取企業真實的成本資料，因此，由各主管局計算并公布的行業自律價缺乏真實性，從而很可能成為維護壟斷的“幌子”。

5.由于協議企業之間相互監督的成本太高，“價格卡特爾”往往很快就解體于協議企業的私下違約，政府出面來支持這種事情，真可謂“吃力不討好”，留下笑柄。

若干建議

1.加快行政法制化建設的進程。目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部門立法的傳統，建立確實能體現各利益集團利益的立法制度。在此基礎上盡快出臺急需的新法律，同時抓緊補充、修改和淘汰大批有明顯缺陷的法律法規。尤其是要使國家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盡早法定化。

2.政府應當自覺將微觀經濟管理的范圍收縮到最小程度(只限于國資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因而必須明確委管國家局的設置只是一種過渡形式，時機成熟即予以撤消，不一定非等到下一屆政府。

3.行業自律是行業協會的事情，而真正意義上的行業協會只有在委管國家局等行業主管或準主管部門撤消之后才有可能由企業自愿組織起來并發揮作用，研究制定商會法因而也成為政府的一個重要任務。

4.高薪養廉是公務員制度建設中最關鍵的環節。在減少政府行政違法行為方面，高薪養廉所產生的效益，遠大于道德宣教和目前形同虛設的監督制度所產生的效益。精兵簡政輔之于高薪養廉，才會造就出一個高效、廉潔和公正的政府。你好哦啊，

第五篇：“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

2.閱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卷第二十八章，摘抄其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

從新中國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柳建輝“文化大蘋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進步,而是黨和毛澤東在領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由于對社會主義本質等問題認識的失誤,逐漸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思想占據主導地位,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產”的方法來建設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最終導致生產力被人為破壞,社會正常發展進程也被扭曲的一場長時間的以社會**為表現形式的政治運動。因此,從新中國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對于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木路線和綱領,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一、十年“文革”的歷史表明,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必須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杜會主義”這樣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毋庸諱言,沒有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使全黨從痛苦的經歷中大徹大悟,就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就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開辟。正如鄧小平所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試圈開辟一條主要“抓革命、促生產”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杜會主義構想中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觀上包含著“破”與“立”的雙重意向,即試圖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中國。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間題,主觀上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掃除官僚主義和資木主義勢力,但在全黨中卻未對這一特有名詞的含義作出科學界定,以致把什么問題都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他一方面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寶貴的預見和構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脫離中國實際的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空想觀點。而這些東西,又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種目標,并由于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使其顯得更加完備,以致造成難以糾正的嚴重失誤。實踐和歷史都已經證明,毛澤東的這一理論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構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走以經濟迫設為中心,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人民逐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之路。今天,從社會主義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既不應過多地強調客觀歷史根源也不應過分追究毛澤東的個人責任,而應著重從主觀與客觀是否統一、從當時全黨思想理論水平的狀況中得出有益的啟示。‘“文化大革命”并不象某些人斷言的那樣,證明馬克思主義己經“過時”或“破產”。恰恰相反,它從反面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既不能違背、曲解,也不能教條式地理解飛笙至將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通過行政手段和傳播媒介形成一種極“左”的社會思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力圖糾正這種錯誤,也難以形成扭轉局勢的強大力量,何況當時的政治體制扼制了這種健康力量作用的發揮。這一方面證明提高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證明改革政治經濟體制和黨的領導制度的緊迫性。正是吸取了這樣的歷史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各級各類干部都要針對新的實際,學習理論和科技知識,加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并相應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十分必要和有戰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