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外來農民工調查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外來農民工調查

本文來源于《中國改革》 2010年第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01日 財新傳媒雜志訂閱

導致工資不平等的問題癥結不在于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壓低工人的保護和發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 劉開明

工資不平等和農民工（外來工）是理解最近30年的中國發展歷史與現狀的關鍵。中國巨大的經濟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以外來投資和出口參與經濟全球化，用國內廉價勞動力優勢換取稀缺的國際資金、技術、市場、自然資源，實現了國家經濟的振興。可以說，以外來工為主體的廉價勞動力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2008年2月至2009年8月，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ICO)在“珠三角”和“長三角”210家出口加工企業作了調查，筆者運用這些內部搜集的工資和工作時間數據，來測量這兩個地區外來工的實際工資水平，并以此比較外來工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工資差距。汗水撐起經濟奇跡

2008年，“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地區以中國1.29%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28%的國內生產總值，40%的政府財政收入，以及56.45%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的貨物出口額。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下，這兩個三角洲的經濟增長率仍然高達12.6%。如此高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中間加工”環節的廉價勞動力，因為這里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8500萬左右外來工（其中包括5900萬跨省外來工，和2500萬省內外來工），占全國外來工總數的60%。

但是，這些外來工，其工資不僅遠遠低于當地城鎮在崗職工和農村居民，甚至低于全國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水平。

“外來工”是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一種模式，這是跨縣域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即官方稱之為外出務工經商或“離土又離鄉”的農村勞動力，城鎮市民和雇傭者一般稱之為“外來工”。“農民工”（簡稱“民工”）是將人的社會身份和職業結合起來的名詞，指的是戶籍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2008年度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到2008年底，包括外來工和“離土不離鄉”的本地農民工在內的中國農民工總數為22542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041萬人，占中國非農業就業人口的48.15%。到2009年9月，全國外來工總人數達到15097萬人，他們主要來自貧窮的中西部地區（達70.4%）。2008年各省統計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當年數量較多的省份為：河南2100萬人、四川2023萬人、江蘇1700萬人、湖南1200萬人、安徽1100萬人、湖北1036萬人、江西1000萬人、廣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西790萬人、重慶700萬人、陜西643萬人、貴州560萬人。這些農民工絕大部分流向東部沿海地區（66.7%），分布于制造業（37.9%）、建筑業（18.3%）、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1.7%）、住宿和餐飲業（8.1%）、批發和零售貿易業（7.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5.6%）等國民經濟的主干行業。掙扎在最低工資線上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此次調查的工廠全部是出口加工企業，其中，81家位于“珠三角”，129家位于“長三角”，分布的城市有“珠三角”的廣州（10家）、深圳（17家）、東莞（30家）、中山（9家）、佛山(7家)、惠州（6家）、肇慶（2家）；“長三角”的上海（15家）、南京（5家）、蘇州（15家）、無錫（14家）、常州（7家）、鎮江（2家）、揚州（6家）、南通（6家）、泰州（2家）、杭州（19家）、寧波（9家）、臺州（3家）、嘉興（18家）、湖州（2家）、紹興（6家）； 涉及紡織服裝（133家）、鞋類（19家）、箱包（10家）、珠寶（10家）、眼鏡和化妝品（6家）、皮革制品（6家）、電子（6家）、塑料制品（5家）、印刷和造紙（3家）、陶瓷（3家）、家具（3家）、其他產品（6家）等十多個主要出口產品制造行業；投資來源包括中國私營及國有企業128家、香港投資企業47家、臺灣投資企業15家、中外合資企業10家、日資企業5家、英美投資企業3家、澳門投資企業2家。企業規模為2000名員工以上的2家、1001—2000名員工的17家、501—1000名員工的36家、100—500名員工的133家，100名員工以下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的微型工廠22家。這些企業雇傭的工人總數為87269人，其中，女工58102人、男工29167人，81%為外來工，另外，15%為本地農民工，4%為城鎮戶籍居民。這些工廠均是外來工密集的行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對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這210家企業的工人平均月工資為1145.55元，其中“長三角”地區為1196.39元、“珠三角”地區為1094.71元。雖然多數工人的工資水平略高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但是，這是因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時間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為每天10.67小時、每周66.41小時，每周6.62天，每月加班120.49小時，每月僅休息2.19天。只有28家工廠按照中國法律規定支付了加班費，而另外的工廠沒有加班費或加班費無法達到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標準。所有工廠的外來女工沒有法定的帶薪產假，其中，99%的女工在懷孕7個月之內辭職返鄉生產。

這些數據還反映出，“珠三角”地區的月工資比“長三角”地區低101.68元，但工作時間卻每天長0.16小時、每周多2.46小時、每月加班時間高出16.29小時。而在“長三角”內部，工資水平也不均衡，上海達1235元、浙江為1206.98元，江蘇僅1147.18元；各個城市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一些，“珠三角”地區工資最高的深圳是1247.06元，最低的東莞是971.43元，“長三角”地區工資最高的江蘇南通是1266.67元，最低的南京是1065元。而按工作時間和工資比率來計算，“長三角”地區無錫的工資水平最低，其平均月工資為1178.57元，有46.43%的工人工資無法達到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850元，平均每天工作11.29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小時、每周工作6.86天（70.64小時）、每月加班128.21小時、每月僅休息1.36天。

在這些企業內部，城鎮戶籍勞動力絕大多數是管理人員、辦公室文員或技術工人，屬于工廠內部工資較高、工作崗位較好且有社會保險及休假的群體。本地農村戶籍勞動力則主要分布于“長三角”的縣域企業和“珠三角”邊緣地區的企業里面，有較長的工作經驗且工資較高，其中，80%的人參加了當地的農村社會保險或城鎮社會保險。三個外來工 頂個城里人

對比這些企業工人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工資差距，可以看到，在深圳、東莞、廣州、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大城市，外來工的月工資僅為當地城鎮在崗職工（根據現行統計制度，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工資統計范圍包括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以及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單位里具有城鎮非農業戶籍的正式員工，尚未包括城鎮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雇員，也不包括農民工）平均工資的30%至40%之間。經濟越發達、外來工愈多的城市，這種差距就愈加巨大。

例如，珠江三角洲城市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的城鎮在崗職工2008年月均工資為3320元，外來工月均工資為1090元；長江三角洲城市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的城鎮在崗職工2008年月均工資為3189元，外來工的月均工資為1155元。平均來說，“長三角”和“珠三角”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出口企業的工人月平均工資只有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47%，其中，“長三角”出口工廠工人月工資只有當地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43.17%，而“珠三角”出口工廠的工人月平均工資僅為當地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41.34%。這些城市的物價漲幅和生活成本均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城市，外來工的低廉工資只能勉強支持他們自己的最低生活需求，導致他們與所生活城市的其他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其實，這種差距自1992年以來即開始存在，且呈不斷拉大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出口加工區的工人工資每月高達200元—600元，而當年一般工人工資不過幾十元。到1992年，深圳外來工的月工資甚至達到了1500元。但此后到2008年的17年間，兩個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廣州、深圳、東莞等城鎮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增幅為15.71%，而當地外來農民工工資增速卻十分緩慢。2004年8月，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表的《關于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稱：“珠三角”地區1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區外來工月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而“長三角”外來工工資略高于“珠三角”，達到每月650元—750元左右。這樣的工資水平，還是以長時間加班獲得的。

2004年開始，從“珠三角”到“長三角”，陸續出現“民工荒”等勞動力短缺問題，加上2006年5月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爭論，促進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的標準。在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壓力下，外來工工資有了明顯上升。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顯示，2006年，全國農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民工的平均工資為1020元/月，70%以上集中在500元—1200元之間，其中，“珠三角”外來工的平均工資達到1226元每月，比2005年提高了17.3%；而浙江農民工達到1217元，約45.55%的農民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月收入在800元至1000元的農民工約占29.24%，還有25.21%左右的農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另據學者研究數據，2007年，“珠三角”農民工的工資平均達到1298元每月，“長三角”農民工則為1296元每月。

在這十多年里，衡量外來工與本地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差距的重要參數——最低工資標準與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比率，一直在持續下降。例如，“長三角”的上海從1993年44.59%下降到2008年29.16%，南京從1994年的43.37%下降到2008年的23.38%，蘇州從1995年的36.27%下降到2008年的28.27%，杭州從1995年的38.59%下降到2008年的28.67%, 寧波從1995年的36.8%下降到2008年的28.47%；而“珠三角”城市的降幅更大，廣州從1994年的44.51%下降到2008年的22.71%（其中，2004年為17.53%），深圳從1992年的49.6%下降到2008年的27.61%（其中，2003年僅為18.03%），東莞從1994年的50.22%下降到2008年的23.28%。我們的調查還發現，90%以上的企業以最低工資標準為上限設定工資水平，有大約25%的外來工工資低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外來工工資呈現“向下競爭”的嚴酷現實。

另外，由于城鎮在崗職工擁有穩定住房、較好的社會保障，以及享受政府的一系列物價補貼，他們生活成本一般低于外來工，而生活水平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則高于外來工。同時，多數城鎮居民擁有更好的社會關系網絡、信息資源，更高的教育水平，其收入的來源也更多元化。本地農村居民也因大量外來工流入而獲得利益，收入增長水平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由于本地農村居民擁有土地和更多私有住房用于出租，外來工密集地區本地農村居民的隱型收入一般要高于本地城鎮居民。有關研究顯示，兩個三角洲地區的本地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2005年“長三角”為15607元，比全國高出48.7%；“珠三角”為17477元，比全國高出66.6%。兩個三角洲地區本地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其中，“長三角”為7109元，是全國的2.2倍；“珠三角”為6331元，是全國的1.9倍。計件成為減薪魔術

計件工資是按照工人生產的合格品之數量（或作業量）和預先規定的計件單價，來計算報酬的一種工資形式。它不是直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一定時間內的勞動成果——產品數量或作業量來計算。這種工資計算辦法被廣泛應用于出口制造業的生產流水線上。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廠的流水線工人全部實行計件工資或日薪制。

然而，在實際運作中，計件工資并不能增加工人的收入水平，反而是雇主降低工人工資和其他法定福利的有效辦法。由于工人缺乏集體談判的能力和參與工廠管理的機會，計件的生產額度和生產單價是由雇主單方面決定的，而且缺乏透明度，雇主總是有各種理由任意改變生產單價，降低工人的實際收入。工人告訴我們，增加工作時間或提高生產效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率并不一定帶來收入的增加，工人每月的工資大體上沒有太多變化，反而是因為計件增加了工人的心理壓力。

計件工資也是雇主拒絕給非熟練工人或無法滿足一定生產額度的工人最低工資的最好借口。同時，由于實行計件工資，工人和管理人員都認為，無法根據不同工作時間段來區分生產單價，使之成為雇主拒絕支付法定加班費的主要理由。而且，來自市場的壓力也可以通過計件工資的單價分拆辦法轉嫁到工人身上。

對雇主而言，計件工資能夠把工人收入與工作時間、產量緊密掛鉤，并讓工人內心形成沒有工作或者產量就沒有工資的深刻烙印，不僅可以增加工人的工作時間、提高生產率、降低工廠的生產成本和提高其產品的價格競爭力，而且可以減少工人因為工資浮動或偏低而產生的抱怨。

但是，對工人來說，這種計酬辦法容易使工人簡單地把工作與掙錢掛鉤，降低了他們對工作的認同和對企業的歸屬感，增加了流動的意愿，提高了員工流動率。這樣，工廠總是被高企的員工流失率和非熟練工人的問題折磨，工人則被低工資和工作不穩定困擾。

由于生產線工人均實行計件工資，沒有產量就沒有工資，所以，任何形式的休假就意味著沒有工資。雖然法律規定女工在懷孕、生產、哺乳期間享受特殊保護，雇主不能單方面解雇特殊保護期內的女工，同時規定，女工生產期間有不少于三個月的帶薪產假，而且產假工資不能比平時工資少。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絕大多數的企業拒絕為懷孕女工提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供特殊保護，而且，為了胎兒的健康發育，也為了節省生產期間的經濟開支，女工一般會在懷孕之后選擇辭職，返回家鄉生育和哺乳嬰兒。本文分析的209家工廠的女工沒有產假工資，只有一家工廠為女工提供了產假，以及30%的產假工資。

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企業必須為受雇時間在一年以上的員工提供帶薪年假，依照員工的服務年限獲得從5天到14天不等的帶薪休假權利。然而，由于普遍實施的計件工資制度和勞動合同的短期化，所有被調查企業均沒有向外來工提供實際的帶薪休假福利。

由于絕大多數外來工每年只有春節一次返鄉與家人團聚的機會，每年春節前后，工廠會放假10天—20天左右，加上平時的病假和偶爾的請假，很多工人每年實際上只有11個月能夠拿到薪水。所以，本文210家“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出口加工廠的工人平均年收入約為12601元人民幣，是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年均工資（29229元）的43.11%，僅為這兩個地區城鎮在崗職工年均工資（33312元）的37.82%。社會保障缺失原由

雖然199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勞動法》以及國家與地方的相關法規明確規定，企業要為包括外來工在內的員工支付法定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有的省份要求企業為未孕婦女（包括女性外來工）購買生育保險，但本文分析的210家工廠，除了上海的15家企業為90%外來工購買了低水平的外來工綜合保險外，“長三角”的江蘇工廠社會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保險覆蓋率為29.09%、浙江工廠的覆蓋率為29.44%，“珠三角”工廠的社會保險覆蓋率為30%。

然而，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為城市居民設計的。養老、失業、工傷、醫療等四大主要法定險種，除了工傷保險能夠直接使投保人受益之外，其他三種保險的利益幾乎被地方政府“明火盜竊”。以接納外來工最多的廣東省養老保險為例，目前的社會保險制度有三大弊端：

第一，外來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非常低：截至2007年12月，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為1846萬人，約占全國農民工總數的8%。廣東省在1994年實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即開始將外來工納入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到2007年12月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的外來工約800萬人，約為全省外來工的15%。

第二，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由于受到現行政策和地方辦法的限制，直至2007年12月，廣東地區沒有外來工成功辦理養老保險的關系轉移。

第三，養老保險“退保”問題突出：在2002年以前，廣東地區的外來工如果中斷繳納養老保險，養老保險基金就全部“貢獻”給了地方政府。從2002年起，廣東開始辦理外來工退保業務。根據國家和廣東省規定，外來工在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后，如本人申請，可將其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存儲額中個人繳費的部分一次性退給本人（簡稱“退保”），同時終結養老保險關系。2002年—2006年間，廣東共辦理外來工退保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7845335人次，退保人數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五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6.95%（該比率為退保農民工與全部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總人數的比率）。2006年退保外來工人數是同期參加養老保險外來工人數的31.25%。

據廣東省公布的2005年繳費工資下限測算：深圳是1591元每人每月，單位繳費費率是8%，以一名參保時間一年的外來工計算，如果他退保，其單位就向深圳政府養老保險基金繳納1527元。東莞是1261元每人每月，養老保險單位繳費費率是10%，一名參保時間一年的外來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單位就向東莞市養老保險基金“貢獻”了1513元。廣州是1551元/人/月，單位繳費費率是20%(私營企業12%)，一名參保時間一年的外來工退保，他/她所在的單位就向廣州市養老統籌基金“貢獻”3722元。2005年深圳轉退保人數總計達到65萬人，估計當年為深圳政府養老保險基金“貢獻”了104315萬元，這一數據還在逐年增加。由此推算，2002年到2008年間，廣東從退保外來工那里“竊取”的養老保險金至少在300億元以上。

失業保險則幾乎完全為地方政府做“貢獻”。2007年12月，廣東有450萬外來工參加失業保險，但只有少數廣東本地戶籍農民工或沒有領到工資的失業外來工得到過失業生活救濟。由于有眾多外來工的“貢獻”，廣東成為中國極少數社會保險基金有結余的省份，2007年全省社會保險五項基金的結余高達1919億元。公共服務遺忘的角落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在現有政治和社會制度里，城市政府完全不必為外來工提供本地戶籍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務，例如，住房、衛生、教育和物價補助，使外來工必須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付城市高昂生活開銷。本文分析的工廠，雖然有53%的工廠提供了員工宿舍，主要分布于“珠三角”，但其中有61%的工廠向工人收取每月10元到50元不等的宿舍費、水電費，17%的工廠為少數熟練工人提供簡陋的夫妻房。61%的“長三角”工廠沒有為工人提供宿舍，工人只能租住在工廠附近的民房中。工人租房的開支從每月50元到500元不等，多數工人選擇與其他工友共同合租住房的方式降低租房費用，但租房仍然是他們日常開支的大頭。在我們的所有訪問中，沒有員工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也沒有從當地政府獲得任何公共服務。

國家統計局和、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于2009年6月進行的聯合調查發現，外來工在城市維持最低生活開支的費用人均達到766元，其中，82.7%用于住宿和食品開支。如果按照最低生活工資的標準衡量，中國工人月工資至少要在1638元以上，才能維持他們及其家庭成員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資標準應在2000元以上。然而，2009年中國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水平僅為687元每月，即使在經濟發達的深圳、上海、廣州、南京、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也仍停留在850元—1000元之間的低水平，只達到最低生活工資標準的一半左右。本文分析的210家出口工廠的工人，少數超過2000元工資的員工是以超長的工作時間換取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在2007年，筆者曾調查了深圳和東莞的300名外來工,這些受訪工人年均收入為18260元（按當年匯率折合為2282美元），他們全年開支的用途如下：返鄉一次，用于路途的開支平均531元、春節家庭團聚和探親訪友的開銷平均費用2587元、子女教育費(義務教育階段)1825元、子女生活費4169元、老人生活費509元、住宿費920元、伙食費2392元、其他生活開支1962元，年儲蓄3365元，其中，80%以上沒有任何社會保險。

以一名外來工每年支付5000元額外生活成本計算，全國1.4億外來工每年額外支付的生活成本高達12000億元，過去20年耗費的總成本估計可能高達10萬億元。

2007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農村人均年收入為518美元，也就是說，這些工人的工資不僅大大超過同期農村人口的收入，而且已經接近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一個勞動者的收入接近或者達到該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水平，就不應該存在生活困難的問題。然而，從這些外來工的實際情況來看，雖然他們的收入已經接近甚至達到全國人均收入的水平，仍然無法擺脫經濟貧困的窘迫，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現存的戶籍制度導致他們被迫在城市與鄉村間“鐘擺式流動”，增加了他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們的生活質量，從而壓縮了他們的發展機會。出路在于制度變革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外出打工本可以成為中國農民改變貧窮命運的一個重要機會。然而，制度性地壓低工人工資，導致外來工盡管已經兩代人進城打工且十分節儉，但是，他們的收入仍難以支持其家庭走出貧窮，出現了貧困的代際轉移。這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只能維持最簡單的生存而無力購買耐用消費品，以及其他改善生活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導致中國國內消費市場長期疲軟。而且，出口工廠的明顯季節性特征和低工資、長時間工作，增加了外來工的就業不穩定性。高流失率是中國出口工廠面臨的嚴峻問題。

2005年3月，東莞人力資源經理俱樂部的調查發現，參與調查企業的雇員年度整體流失率為80%。90%的企業以生產部門流失率最高，其中，以生產工人的流失率最高，年流失率最高達108%。招聘網站前程無憂2007年12月初發布的《2007中國企業員工離職率調查報告》顯示，2007年傳統制造業中的操作人員類離職率最高，達到31.5%。

就我們所調查的“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工廠，51%的員工為廠齡不到一年的非熟練工人，21%的員工為廠齡在一年到三年之間的半熟練工人，廠齡三年以上的熟練工人僅為員工總數的28%。員工的頻繁流動導致企業缺乏熟練工人，進而影響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更導致把“中國制造業”定格在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最低端的加工環節，難有向上提升的機會。

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可以，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可以做到的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發展工業化、城市化，實現民富國強的社會發展目標，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調查研究報告

而中國“尚不可以”的原因，并不在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本身，而在于國家是否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是否為民眾提供了平等的發展機會，是否為民眾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資源和保障基礎。

導致工資不平等的問題癥結也同樣不在于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一系列壓低工人的保護和發展能力的制度性弊端。所以，賦權工人、消除歧視才是解決工資不平等、消除貧困的關鍵所在。而要達此目標，中國就必須轉變以廉價勞動力和犧牲環境獲得暫時經濟利益的發展路徑，并對現有政治和社會制度進行適當改革。

劉開明為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

第二篇：外來農民工問題調查

龍崗區外來農民工問題調查分析報告近年來，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的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不斷轉移就業，進入城市務工的數量逐年增加，農民工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為此，本人于2011年9月2日至9月17日對龍崗區的橫崗外來農民工進行了問卷和訪談調查，現將調查情況報告如下：

一、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通過調查，全市農民工數量已達到24.8萬人，其中，從外省輸入到我市城鎮就業的有6.8萬人，由本省外市輸入到我市城鎮就業的有3.5萬人，從本市農村進城務工的14.5萬人，基本情況如下：

本市農民工主要以青壯年為主體，從性別構成上看，以男性為主，女性農民工約為9.4萬人，僅占農民工總數的37.9%。分布在建筑、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加工制造等行業，從事簡單勞動或苦臟累險差工作的人數較多，工種多達50余個。文化及技能水平整體偏低，絕大多數都是小學和初中文化水平，在加上缺乏一定的技能水平，這就使得他們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處于一個很不利的地位。收入水平是決定農民工在生活狀況如何的最基本因素，我市農民工務工收入呈上升趨勢，月收入絕大多數在最低工資標準之上。參加醫療保險約4.5萬人，占18%；參加工傷保險的約6.2萬人，占25%；參加失業保險的約2.73萬人，占11%；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約6.7萬人，占27%。

二、農民工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民技能培訓力量薄弱，難以適應市場需求。對農民的素質教育普遍重視不夠，特別是缺少時間短、見效快的務工技能培訓，培訓機制不健全，培訓資源沒有得到有效整合。加上部分技術含量較高的工種培訓要求高、時間長、補貼少，使不少農民望而卻步，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參加培訓的積極性，使得農民工的技能水平無法得到提升。

（二）侵害合法權益現象突出。目前農民工工作超時問題普遍存在，同時，由于加班現象普遍存在，職工工資水平明顯偏低。由于近年來我市不斷加大解決農民工拖欠工資工作的力度，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并不十分突出。

（三）農民工社會保險參保率低。農民工缺乏社會保險意識，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缺乏了解，比較注重眼前利益，參保積極性不高，加上部分企業法律意識不強，認為農村勞動者可以不繳納社會保險，是導致農村農民工參保率低主要原因。

三、解決農民工工作建議

（一）完善農民工工作機制，確保農民工工作措施落到實處。一是成立相關專業工作組。主要有農民工培訓工作組、法律服務與維權工作組、宣傳工作組等。二是建立聯席工作制度。召開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和專業工作組聯系會議，落實工作計劃，及時解決問題。三是強化督查落實。制定下發工作意見和明確成員單位職責的文件，召開專項工作會議，與各市（區）政府和相關部門簽訂責任狀，將農民工工作納入目標考核。

（二）實施城鄉統籌就業戰略，不斷促進農民工平等就業。定期舉辦面向外來務工人員的人力資源交流市場，力爭每年幫助3-5萬外來勞動力在本市就業。

（三）完善農民工維權綜合協調機制，切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一是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嚴格監督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實施及時調整發布工資指導線和最低工資標準；二是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全力推進勞動合同工作三

年行動計劃，力爭在兩年內實現勞動合同制度全覆蓋。三是強化勞動保障行政執法。四是健全完善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機制。探索在農民工較為集中的企業、社區設立勞動爭議仲裁特別庭，建立高效、便捷的農民工維權響應機制。

（四）大力實施農民工平安計劃，努力解決農民工后顧之憂。一是建立農民工專項社會保險制度。實行低標準進入、漸進式過渡，著力提高用人單位和農民工的參保積極性，制定農民工社會保險關系和待遇異地轉移和接續辦法。二是積極實施新型的農村基本社會保險制度。探索建立農村低保戶參加醫療保險政策。三是切實解決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

第三篇：外來務工者生活狀況調查

外來務工者生活狀況調查

外來務工者生活狀況調查 他們游離在城市和鄉村的邊緣，60％的人月收入500元以下；用工單位為他們繳納失業保險金和工傷醫療保險的寥寥無幾；他們缺乏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動陣地，他們的孩子入學不得不“打游擊”；在烈日下揮汗如雨干著重體力活的他們，希望靠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創造價值，成為被人尊重的獨立的人,能夠像“城市人那樣”活著……共青團江蘇省委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百萬外來務工者活得好辛苦。時下正值酷暑難當的季節，大多數市民呆在空調房里享受清涼，而那些在烈日下露天干著重體力活的民工兄弟日子卻極難過。他們游離在城市和鄉村的邊緣，他們的生存狀況如何？

他們跟農民和市民相比有哪些特征？他們有什么煩惱？我們該如何正確對待他們？記者日前對他們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較全面的了解。睡的是用木板拼成的床在長江路拆遷工地，記者看到了不少年輕民工，與城市同齡人相比，酷暑下他們的日子要艱難得多。他們幾十個人睡在用木板拼起來的床上，不少人沒有蚊帳和電扇，更沒有衛生間，要洗澡只得避開其他人對著水龍頭的水沖，內急了只得跑到離工地數百米的公廁去。晚上10點多鐘，記者經常看到他們三三兩兩地睡在馬路邊上，他們告訴記者，幾十個人睡在一起太熱了，出來起碼透點風。境況類似這樣的年輕民工數不勝數。賓館飯店的服務員、小區保潔員、建筑工地的工人、理發店的理發師……這些在千千萬萬城市居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小人物”，大部分來自外地，干著絕大多數城市人不愿干的活。團江蘇省委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有120萬外來人口，他們絕大多數從事建筑、飲食、美發、保潔、經商、收舊等行業，其中80％以上是35歲以下的青年人。據了解，在100多萬外來務工青年中，30歲以下的占了％，他們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達％，未婚青年占了％，60％的人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下。37％的人到過3個以上城市打工，只有不到20％的人是通過職介所介紹找到工作的，大部分是通過親朋好友來到打工的。他們在城市中是怎樣生活的呢？跟5個老鄉租住在江東門一帶的小袁今年20歲，來自鹽城，初中畢業后在家鄉學了點裁縫手藝，跟隨家鄉某私營老板來到做服裝。常常是每天干14個小時才拿15元錢，飯菜每天幾乎都一樣，小袁干了一年實在覺得辛苦，就“跳槽”到了一家個體小飯店。飯店跟服裝店差不多，也是早晨七八點鐘工作，晚上11點左右睡覺。不過，收入稍高點，每月能拿到600元。這樣，小袁已經感到很滿足了。她說，以前每月除了要寄300元給家里弟弟上學外，自己只有150元的生活費，交了80元的

房租后，可以**費的只有70元。因此，她很少買衣服，要買也是在金橋市場、玉橋市場等，新街口、湖南路也逛過，但從未買過衣服。問起現在可自由支配的錢怎么用，小袁靦腆地笑笑：攢起來做嫁妝。在江蘇，像小袁這樣的外來務工青年十分常見，他們早出晚歸，工作辛苦，收入低下。調查顯示，外來務工青年每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的達75％，其中8％的人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但他們中卻有76％的人每月用在教育、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開支低于50元以下，來外地找工作期間身上帶夠一個月花費的僅占％，一旦找不到工作，他們的生活就將陷于極困難的境地。一旦有了工作，他們還要將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來支持家里。工余時間只能打牌聊天外來務工青年的精神生活跟同齡的城市青年相比有較大的差距，他們缺乏務工青年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動陣地。記者所了解到的務工青年一般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工作上，其余的一般就是聚在一起

聊天、打牌、看電視，他們一般不關心時事新聞。雖然很多人都想去看些文學、技能介紹等方面的書，但苦于沒錢或沒時間，只得去買些地攤上的書，或者干脆趁休息時間跑到書店看免費的書。在成賢街一施工工地，每逢下雨無法施工的日子或者晚上休息時間，這些年輕的外來建筑工人就三五成群地聚在8人一間的宿舍里打牌聊天或是看些武俠類的電視連續劇。一名去年高中畢業來自淮安的20歲打工者小黃說，自己其實挺想繼續學習的，但家里沒錢，考分相差又太多。為了減輕家里的經濟壓力，他出來當了建筑工人，但一看到東大學生去教室和圖書館學習，自己就感到心酸。好不容易把老板發的零用錢湊了200元，就跑到南圖辦了張圖書證，在別人睡覺或打牌的時候去看看書，感覺自己還有點追求。據小黃透露，周圍的打工者閑著無事不乏光顧黃色錄像廳的，有的甚至把掙的血汗錢花在街頭洗頭店等不正當場所。言談間，小黃顯得很擔心。他

告訴記者，自己最大的理想是掙點錢幫助家里弟妹上學，自己再學點技術到蘇南找個好工作，比這樣單純賣力氣好多了。他非常希望在能有為務工青年服務的培訓職介機構，他認為，大城市的信息和技術比農村好多了。團省委的一項調查反映，％的進城務工青年認為業余文化生活枯燥無味，同時沒有人關心他們，他們感覺像四處漂泊的浮萍。絕大多數沒簽用工合同一項調查中，當被問及“您希望團組織對您提供哪些幫助”時，有％的務工青年希望能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同時，據省勞動保障廳有關負責人介紹，外來務工青年中75％的人工作不穩定，56％的人未簽勞動合同，52％的人加班后沒有勞動報酬。然而，務工青年的法制觀念和法律知識也很薄弱，省勞動保障廳有關負責人介紹，僅有％的人了解《勞動法》，僅有不到9％的人知道應與用工方簽訂用工合同。市玄武區對外來務工青年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務工青年通常與用工單位或老板

口頭協商工資待遇，只有不到44％的人與用工單位簽訂了用工合同。用工單位為他們繳納失業保險金和工傷醫療保險的寥寥無幾。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有％的人感到孤立無助，只有％的人想到去找工、青、婦組織。在安德門民工市場，有很多外來務工青年被私營業主看中，雙方口頭談一下工資、食宿條件就算找好工作了，根本沒有任何書面合同。由于缺錢，務工青年6成以上是通過這種面對面的方式找到工作的，通過正規職介找工作的少之又少。某紡織私營企業在37℃高溫條件下依然沒有基本的防暑設施，經常有職工中暑暈倒在車間，這些職工中大多數是外來人員和下崗女工。在務工青年工作的單位中很少有提供條件尚可的宿舍的，雨潤食品有限公司對1000多名外來務工青年建了宿舍樓，對他們實行公寓式管理。但，像這樣的公司目前只有極少數。大部分務工青年是跟同伴五六個甚至10多個租住在城市接近農郊的邊遠處。外來

務工青年的子女上學也成了大問題，由于工作不穩定，他們的孩子入學不得不“打游擊”，很多務工青年子女就讀的外來務工子弟學校，既無法跟城市學校相比，又無法跟他們家鄉的學校相比。盡管務工青年總體法制意識不強，但大部分人都懂得培訓和學習一門技術的重要，他們反映，找工作時，沒有技術只能出賣勞力。一般用工單位很少會對他們進行培訓，都要有現成的技術才會錄用他們。希望像城市人那樣活著務工青年在我們生活的城市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盡管他們目前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他們總體文化素質不高，他們的法制意識不夠。他們的生活充滿艱辛，他們還是游離在城市角落的“邊緣人”，但他們正代表了江蘇和整個中國未來農民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務工青年希望像“城市人那樣”活著，成為被人尊重的獨立的人，能夠靠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創造價值，有個志同道合的對象和溫馨的家庭。這樣的希望并不是遙不可及的。

令人欣慰的是，外來務工青年群體正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共青團江蘇省委員會和地方各級團委正在著手實施“千校百萬”計劃，為進城務工青年的就業、戶口變遷、子女入學、生活居所等方面提供幫助，為他們的勞動安全、工資發放、權益維護搖旗吶喊。進城務工青年中的團組織正逐步建立，鼓勵務工青年回鄉創業的政策也逐步出臺，各種各樣的“打工之家”、打工者讀書俱樂部、棋牌協會、青年文化廣場等正一批批涌現……我們有理由相信，外來務工青年將引領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走向市民化道路。

第四篇：外來務工人員情況調查

題目：外來務工人員情況調查

時間： 2011-2-1至2011-2-5

地點：XXX XXX

參與人：XXX XXX

本次社會實踐報告內容如下：

近年來XXX經濟在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的快速增長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務工人員。他們給XXX經濟帶來活力，也帶來社會問題。他們承擔大量城市建設，但卻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生活、教育、醫療、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邊緣化傾向嚴重。

8月上旬，我就外來務工人員生活狀況及其子女的教育情況這個課題對XXX XXX 50戶外來務工人員進行抽樣調查研究。

本次調查共走訪外來務工人員家庭50戶，共發放外來務工人員調查問卷100份，收回有效問卷93份，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調查總問卷100份，收回有效問卷69份。

被調查的外來務工人員職業分布涵蓋建筑工人、街頭攤販、生產一線工人、服務員、走街穿巷收廢品者、家庭主婦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從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狀況調查情況來看：

1．50戶受訪外來務工家庭中，夫妻雙方都有固定工作的39對，占總數的78%，夫妻一方有固定工作的8戶，占總數的16%，夫妻雙方都無固定工作靠打短工生活的1戶，占總數的2%，夫妻雙方只有一方在梧州務工的2戶，占總數的4%。

2．外來務工人員家庭平均年收入（以每戶2人計）22248元，平均每人每月927元，從這個數字表面來看好像高于梧州市職工最低工資標準（每月670元，每小時5.7元）。其實不然，我們的工資標準是按每月工作20.9天，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的。而現實生活中，外來務工人員的平均日工作時間都在10小時以上，而且經常加班加點，并極少有休息日。如果按照最低工資標準每小時

5.7元來算，外來務工人員的工資水平是明顯低于梧州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在調查中發現，有11人反映有拖欠工資的現象，占調查人員總數的11%，2人反映工資拖欠已達半年。在幸福感指數一欄調查時發現，與老家的生活狀況相比，約64%的外來務工人員認為自己的生活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30%的人認為生活

狀況提高了很多，6%的人認為生活狀況和以前差不多，認為生活狀況下降的幾乎沒有。

3．調查結果顯示，外來務工人員人平均年支出是6757元。分別是：吃穿（37.7%），這是外來務工人員支出最大的一項。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很多外來務工人員平時只是穿那么幾件衣服，很少為自己添置新衣。這部分支出全家人員的吃占了絕對的比例。子女教育（16.7%）。子女教育了是他們花得比較多的一塊.，因為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也意識到文化程度影響就業。居住（10%），外來務工人員的居住環境一般比較差，通常是全家幾口人擠在一個小平房里，各方面環境都比較差。只有約25%的家庭住在樓房的底樓。家庭用品及水電費（16%）。交通通訊（13%）。人情來往（4.8%）。醫療保健（1.8%左右），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外來務工人員不敢生病，也沒有能力去享受保健。

每年他們能帶回老家或積攢下來的錢約是4367元，占他們總收入的39.3%，可見他們大多有著勤儉節約的良好傳統。

4．調查結果顯示，外來務工人員保險率極低。除了用工單位不重視外，他們自身的投保意識也很薄弱。50戶家庭中，工傷保險率（由單位出資）為36%左右，養老保險率僅為2%左右，而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幾乎為零。（孩子的意外保險、住院保險較好，占總數85%左右）。因為沒有失業保險，所以他們在被單位辭退后只得換單位或是去新的地方尋找新的工作，70%左右的人都有二次工作的經歷；因為沒有醫療保險，93%以上被調查人說，得了病能忍就忍一忍，睡上一覺或是吃幾片藥片。只有實在忍不住或是大病才會上醫院看病。

5．調查結果顯示，外來務工人員覺得在生活狀況變好的情況下，也覺得工作、家庭、子女帶給他們的壓力越來越大。約87%的人認為自己精神壓力比較大，約36%的人感到精神壓力特別大。調查中得知，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都希望最終能回到家鄉生活。他們希望家鄉的經濟也能快速發展，希望在家鄉的生活狀況也越來越好。

（二）從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教育情況來看：

1．50戶受訪家庭共有孩子92個，其中獨生子女11人，平均每戶1．84個。92個孩子中，有9個孩子在老家接受教育或生活，占總數的10%左右；56個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本地公辦小學就讀，占總數的61%左右；11個外來務工人員子

女在本地公辦中學就讀，占總數的12%左右；2個在民工子弟學校就讀，占總數的2%；還有14個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未到入學年齡。100%的父母都希望讓孩子在自己身邊生活學習，但是受客觀條件限制不得不讓孩子留在老家。那些留在老家的孩子由于長期和父母分離，在生活、學習等方面都受到影響。

2．從調查中，筆者發現，全國各地來梧州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他們的家庭中，父母從事的工作都是比較機械簡單化的，如建筑工、技工等。對于流動兒童來說，他們的父母作為外出務工人員所受的教育程度有限，大多只是初中畢業，相當一部分連小學都沒畢業，甚至還有幾個從未接受過教育。于是，父母有限的文憑程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甚至制約了子女正常的教育。

調查結果顯示約35%左右的外來務工人員會經常關心孩子在校的表現及孩子的學習成績。65%的人表示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無法給孩子提供學習上的幫助，50%的表示由于受到工作時間地點的限制，無法給孩子提供學習上的幫助，10%的外來務工人員稱從來不過問孩子的成績。

3．由于外來務工人員工作的不穩性，導致了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就學流動性，每年孩子都有可能要轉學。頻繁地變換教學環境造成了孩子不能安定地學習。32%的孩子認為能比較快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68%的孩子認為變換教學環境讓他們不能安心學習。在交談中，孩子們對我說；“剛剛適應了這里的生活、老師、同學，爸爸媽媽就因為工作關系要帶著我去別的地方，這對我們來說很不習慣，而且也影響了我們的學習成績。”

4．從筆者調查情況來看，外來務工人員的月收入在千元以上的也不在少數，但是他們卻要負擔好幾個孩子的生活、教育支出，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子女的教育發展。90%左右的受訪家庭給孩子配齊了必要的學習用品，30%左右的家庭會偶爾給孩子買一些課外書補充知識，不到5%的家庭會經常給購買課外書籍。本次調查對象中，外來務工人員急切

希望公辦學校能取消借讀費，因為每學期300元（實收200元，退還100元雜費）的借讀費，這對外來務工人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5．從調查中筆者不難發現，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精神生活缺乏。由于本次調查恰逢暑假，一部分孩子被送到老家與[祖輩同住，還有絕大部分與父母一起生活，只有一位來自重慶的孩子參加了青少年宮的寫作特長班培訓。近兩個月，陪伴孩子們的只有電視機。想要參加暑期假日活動或特長班培訓，卻因收費問題和交通問題望而興嘆。

一、初步結論

1、絕大多數務工人員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幸福感指數有所上升，但精神壓力增加，他們希望生活、醫療、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在家鄉的時候，生活水平僅達溫飽，除了基本生活開支外很難再有余錢。出來務工以后，年收入增加，除去吃飯租房外

還能有一定的節余。他們的生活狀況和當地人相比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外來務工人員較難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工作中容易受到歧視。

2．絕大多數人認為文化程度影響就業，所以重視子女的教育，但是對于子女的教育受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公辦學校以學生人滿為患不接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以收取借讀費、贊助費等增加外來務工人員的經濟負擔。外來務工人員因為自身工作忙、時間長等原因，無法照顧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教育。

3．從總體上來說，和本地孩子相比，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行為、學習興趣、學習成績上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他們需要更好的生活環境、學習環境。

二、措施與建議

1．外來務工人員同樣具有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外來務工人員和本地居民一樣具有對社會公共服務的需求。他們同樣是生命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他們都希望子女入學接受教育，都希望將來老有所依，都需要醫療服務，都希望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治安。地方各級政府必須采取措施，使外來務工人員能夠享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雖然這樣會給當地的利益格局產生重大的影響，也會給地方財政帶來巨大的壓力，因此，地方各級政府必須對公共服務的各個方面進行驗證，定性定量地考慮各種影響，設計出周全的政策。

2．社會關愛外來務工子女的教育。

提高認識、高度關注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就學問題。建立“就地入學”的管理機制，打破地域界限，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提供平等、寬松、優越的教育環境。比如給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可以在當地進入公辦學校入學，并給接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的公辦學校進行經濟補貼；適度發展專門招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民辦學校；增加政府投入，切實解決外來務工子女的教育經費問題；免去義務教育階

段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雜費并對家庭困難學生實行減免課本費、作用本費；提供社會力量辦學，倡導政府機關、企事業、公民個人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捐資捐物。

本次調查由于受時間地域的限制，只能相對客觀地反映文圩鎮上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狀況及其子女的教育情況。

我真心希望他們也包括所有外來務工人員能融入到當地，能為當地經濟發展作出貢獻，能在工作生活中提升幸福感；也真心希望他們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用知識來改變自己，用知識來改變他們的家鄉！

第五篇：龍崗區外來農民工問題調查分析報告最原始

農民工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近年來，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的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不斷轉移就業，進入城市務工的數量逐年增加，農民工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國目前的農民人口根據估計約為9億左右，其中兩億多，也就是其中四分之一為農民工。而如果按照稍微廣義的估測，即把任何擁有農民身份而不以農業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和工作時間的人計算在內，不對其工作地點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進行區別，這個群體的數量可能會達到5億甚至更多。目前在絕大多數的農村，農業生產雖然仍然是農民的立足之本，但已經處于個人生產的“相對副業”地位。這些地區的農民同時也在以農民的身份進行著第二三產業的活動，所以也可以視為農民工群體。本次調查圍繞“農民工學習需求”問題，共調查了4名對象和統計局調查。所有調查對象均是隨機找到的，符合規定的條件。被調查者詳細情況附農民工學習需求調查問卷。

一、4名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李于明，男，22歲，大專，團員，未婚，家庭成員3人。計算機的水平不賴，學歷也還不錯。所以他想到廣播電視大學學習經濟學，當一名財務人員。如果不行的話，他就去參加當地政府組織的短期培訓，學習數控技術，畢竟對于一個男士來說，數控這個職業也是不錯的。

陳子強，男，35歲，初中，群眾，已婚，家庭成員有4人（有女兒）。他在沿海發達地區的一個民營企業任職。月收入1500-2000。曾先生很想學習一技之長，在電大參加了電工、家用電器的維修等培訓，等掌握了一技之長后，自己開維修店，這對于他繼續留在發達城市有一定的幫助。

鐘麗，女，24歲，中專，群眾，未婚，家庭成員4人。在沿海發達地區工作的她原來是學計算機管理的，但后來當了超市職工，同樣無法施展她的專業能力。她想到廣播電視大學學習管理學，憑借著不錯的氣質和口才，努力成為一個管理者。但她也考慮到電大組織的短期培訓中學習計算機應用，繼續強化她的專業能力，使自己在城市的競爭中體現出自己的優勢。

溫偉榮，男，31歲，高中，群眾，家庭成員4人（有子）。在沿海一廣告公司工作，原來學的也是計算機管理。因為自己的學歷低，所以成了他競爭的門檻。所以他現在最想取得一個本科學歷，主修經濟學，當一個財務方面的工作人員。

二、農民工學習需求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民技能培訓力量薄弱，難以適應市場需求。對農民的素質教育普遍重視不夠，特別是缺少時間短、見效快的務工技能培訓，培訓機制不健全，培訓資源沒有得到有效整合。加上部分技術含量較高的工種培訓要求高、時間長、補貼少，使不少農民望而卻步，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參加培訓的積極性，使得農民工的技能水平無法得到提升。

（二）侵害合法權益現象突出。目前農民工工作超時問題普遍存在，同時，由于加班現象普遍存在，職工工資水平明顯偏低。由于近年來我市不斷加大解決農民工拖欠工資工作的力度，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并不十分突出。

（三）農民工社會保險參保率低。農民工缺乏社會保險意識，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缺乏了解，比較注重眼前利益，參保積極性不高，加上部分企業法律意識不強，認為農村勞動者可以不繳納社會保險，是導致農村農民工參保率低主要原

因。

三、解決農民工工作建議

（一）完善農民工工作機制，確保農民工工作措施落到實處。一是成立相關專業工作組。主要有農民工培訓工作組、法律服務與維權工作組、宣傳工作組等。二是建立聯席工作制度。召開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和專業工作組聯系會議，落實工作計劃，及時解決問題。三是強化督查落實。制定下發工作意見和明確成員單位職責的文件，召開專項工作會議，與各市（區）政府和相關部門簽訂責任狀，將農民工工作納入目標考核。

（二）實施城鄉統籌就業戰略，不斷促進農民工平等就業。定期舉辦面向外來務工人員的人力資源交流市場，力爭每年幫助3-5萬外來勞動力在本市就業。

（三）完善農民工維權綜合協調機制，切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一是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嚴格監督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實施及時調整發布工資指導線和最低工資標準；二是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全力推進勞動合同工作三年行動計劃，力爭在兩年內實現勞動合同制度全覆蓋。三是強化勞動保障行政執法。四是健全完善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機制。探索在農民工較為集中的企業、社區設立勞動爭議仲裁特別庭，建立高效、便捷的農民工維權響應機制。

（四）大力實施農民工平安計劃，努力解決農民工后顧之憂。一是建立農民工專項社會保險制度。實行低標準進入、漸進式過渡，著力提高用人單位和農民工的參保積極性，制定農民工社會保險關系和待遇異地轉移和接續辦法。二是積極實施新型的農村基本社會保險制度。探索建立農村低保戶參加醫療保險政策。三是切實解決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