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改革發展30年大事記

農村改革發展 30年大事記

1978

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秘密簽訂契約，決定將集體耕地承包到戶，搞大包干。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會還制定了加強農業的措施。

1979

1月初，《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中央首次明確肯定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3月，國務院首次提高凍結了20多年的農副產品價格。

7月初，《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草案）》下發試行，對當時的社隊企業大發展開了綠燈。

1982

1月1日，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發出，指出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要長期不變。

1983

1月初，第二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從理論上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全面推廣。10月，農村開始實行政社（人民公社）分開，撤社建鄉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改革。

1984

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三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提出要鞏固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把主要精力轉到抓好商品生產上來。3月，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鄉鎮企業開始走上“異軍突起”的快速發展之路。

1985

1月初，第四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決定取消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度，我國農村開始了以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調整產業結構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步改革。

1986

1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第五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關于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指出，我國農村已開始走上有計劃發展商品經濟的軌道。

1987

1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到當年9月中旬，我國已在10個省、自治區建立起14個規模不等、項目不同的農村改革試驗區。

1990

2月12日，農業部公布《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及附件《農民股份合作示范章程》，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發布，這兩個法規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3

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肯定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長30年不變。

1994

3月，《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公布，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

1998

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必須長期堅持。

2000

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在農村實行稅費改革的重大決策，并在安徽實行試點。農村稅費改革是繼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的又一重大改革。

2003

10月，以溫家寶總理為重慶農村婦女熊德明追討工錢為標志，全國掀起農民工工資清欠風暴。

2004

2月初，時隔18年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再一次發出“三農”問題一號文件，要求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支農政策，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

2005

1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第七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吹響了建設新農村的號角，提出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2006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自1月1日起廢止，9億農民徹底告別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2月17日，中國農民又告別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

1月底，國務院專門發出《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建立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體系和執法監督機制，建立惠及農民工的城鄉公共服務體制。

2月21日，第八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提出要真正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9月初，國務院決定全面推進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三項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

2007

1月底，第九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提出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7月，國務院發出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

2008

1月底，第十個“三農”問題一號文件發布，文件指出，要按照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強農業基礎建設，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

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決定在集體林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將林地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承包到戶，承包期為70年，期滿可以續包。山鄉大地“山有其主、主有其權、權有其責、責有其利”，實現了“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

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并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9億農民吃上“定心丸”。(來源：人民日報)

第二篇：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推進農村改革,加強黨的領導 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關鍵在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農村黨的建設,認真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增強各級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不斷提高黨領導農村工作水平。

(一)完善黨領導農村工作體制機制。強化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農村工作綜合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各負其責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把農村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要親自抓農村工作,省市縣黨委要有負責同志分管農村工作,縣(市)黨委要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放在農村工作上。

(二)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基層隊伍建設。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工作的基礎。以領導班子建設為重點、健全黨組織為保證、三級聯創活動為載體,把黨組織建設成為推動科學發展、帶領農民致富、密切聯系群眾、維護農村穩定的堅強領導核心。建設一支守信念、講奉獻、有本領、重品行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對做好農村工作至關重要。著力拓寬農村基層干部來源,提高他們的素質,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三)加強農村黨員隊伍建設。鞏固和發展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做好發展黨員工作,改進黨員教育管理,增強黨員意識,建設高素質農村黨員隊伍。加強和改進流動黨員管理,建立健全城鄉一體黨員動態管理機制。加大在優秀青年農民中發展黨員力度。探索發展黨員新機制,不斷提高發展黨員質量。

(四)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大力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是做好農村改革發展工作的重要保證。堅持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第三篇：農村改革發展亟待攻堅克難

農村改革發展亟待攻堅克難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任務

根據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新要求，結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今后八年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任務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農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農民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得到保障。

2、農村基層民主制度更加完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農村民主形式更加豐富，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3、農村文化進一步發展繁榮。農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得到加強，農民思想道德素質顯著提高；農村文化事業全面進步，農村文化產業加快發展；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立，農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4、農村社會發展水平全面提高。農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機會，農村人才隊伍建設取得明顯進展；農村勞動力就業創業能力進一步提升，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農村基本醫療衛生和社會基本保障制度更加健全，農村社會管理體

系進一步完善。

5、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突破。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基本形成，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農村人居和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美麗鄉村建設全面推進。

6、農村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更加完善，農村經濟體制機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1、農產品需求剛性增長與資源約束矛盾突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難度加大。一方面，人口總量將繼續增長，城鎮化率和居民消費水平將不斷提高，農產品的工業用途不斷拓寬，社會對農產品需求會持續增長、質量安全要求不斷提升。另一方面，耕地和水資源緊缺、農業生產成本上升、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等問題日益突出，自然災害呈多發頻發重發態勢。還有，國際上農業豐歉、石油價格漲跌、投機資本炒作、貨幣匯率波動等，農業穩定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

2、農業從業人員老齡化和農業經營兼業化趨勢明顯，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要求更加緊迫。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持續向外轉移，一些地方農忙季節缺人手、務農勞動力老齡化、農業兼業化副業化問題越來越突出，“誰來種地”、“地怎么種”，日益成為必須面對和迫切

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3、農業比較效益偏低和農民就業創業門路不寬，實現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一方面，農業生產經營成本持續上漲，農產品價格上升空間有限，農業比較效益依然偏低，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難以持續增長。另一方面，農民工素質相對偏低，農村產業帶動就業能力不強，農民就業創業門路不寬，農民工資性收入難以較快增長。還有，隨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性效應的逐步遞減，農民轉移性收入持續較快增長的難度加大。

4、農村社會結構和農民利益結構更加復雜，農民權益保護和農村社會管理任務更加繁重。農村人口大量轉移，空心村大量涌現，農村社區的穩定性、同質性降低，傳統的血緣、親緣關系弱化，農村社會結構加速轉型；農戶分層分化加快，鄉村之間、成員之間、社區成員與鄉村組織之間的利益沖突增多，農民利益結構加速變動；農村基層組織機制不活、管理能力弱化，民間社會組織發育滯后，農村社會自組織機能較低；農民素質不斷提高，參與意識、維權意識和民主意識不斷增強，農村社會管理難度加大。

5、農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加并日益多元化，繁榮發展農村文化要求不斷提高。一方面，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緩慢，農村文化服務供給總量偏低、形式單

一。另一方面，隨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條件的改善，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總量增加并日益多元化，對農村文化事業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6、農業生態惡化和農村生活環境污染加重，生態文明建設任務更加艱巨。一方面，農業生產方式依然粗放，土地和水資源等利用效率較低，農業面源污染、生態退化等問題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農村生活垃圾污染、工業污染仍呈加重趨勢，對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帶來嚴重影響，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更加艱巨。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對策措施

1、堅持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為核心，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一方面，切實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和市場調控體系；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完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強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促進農業技術集成化、勞動過程機械化、生產經營信息化；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水資源管理制度，加強農業資源與環境保護。另一方面，加快轉變農業經營方式。堅持穩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重點培育和發展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2、堅持以改善農村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重點，加快

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是加快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積極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增強縣域經濟發展活力，努力拓寬農民就業門路，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二是持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搞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按照銜接配套、標準提高、建管并重、加大投入、規劃引導的要求，統籌農村生產生活設施、服務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推進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綜合整治，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三是加快發展農村社會事業。繼續加大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力度，鞏固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力加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健全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按照“完善制度、提高水平、逐步并軌”的要求，促進城鄉社會事業發展一體化。

3、堅持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為方向，協調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加大統籌城鄉力度，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一方面，努力提高城鎮特別是中小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加快調整生產力布局，引導產業向城鎮集中，促進農民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增強城鎮人口和經濟聚集功能，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輻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大力發展農村和小城鎮服務業，創新農村服務方式，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建設美麗鄉村。

4、堅持以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為目的，深入推進城鄉改

革聯動。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一方面，以促進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以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為重點，改革創新城鎮戶籍、住房、就業、就學和社會保障制度，增強城鎮化對新農村建設的拉力。另一方面，以落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為重點，切實保障農民財產權利和經濟利益；創新農村社會管理，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培育農村社會組織，健全農民權益維護機制，建立農村社會安全保障機制，增強新農村建設對城鎮化的推力。

作者系國家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第四篇：農業農村改革發展三十年

總論

改革的先導發展的源泉

發展篇

實現歷史性跨越的種植業

騰飛的畜牧業

崛起的飼料工業

開拓奮進的漁業

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

欣欣向榮的農墾事業

改革篇

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全面確立不斷完善 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不斷深入

減輕農民負擔成效顯著

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墾管理體制 農村綜合改革邁出重要步伐

農業產業化經營快速推進

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蓬勃發展

農村勞動力平等就業制度加快建立

探索創新中國特色的新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 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

農業對外開放實現合作共贏

保障篇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

農業機械化在改革中前進

動物疫病防控工作扎實推進

植物保護事業快速發展

農業科技力量日益彰顯

農業資源環境保護方興未艾

農村能源建設前景廣闊

強農惠農政策實現歷史跨越

農業結構實現戰略性調整

管理篇

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邁上新臺階

農業法制建設全面推進

農業信息化在改革中奮進

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

農村基層民主穩步推進

后記

文摘

總論

改革的先導發展的源泉——紀念農村改革30周年

農業部課題組

今年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也是農村改革30周年。30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進行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實踐，譜寫了開拓創新的壯麗詩篇。農村改革激活了農業發展的動力，推動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農村改革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先河，為全面改革開放探索了道路。最近，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明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大意義，明確提出了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必需遵循的重大原則，制定了農業和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大政策措施，是新形勢下指導農村工作的綱領性文件。認真回顧總結農村改革發展30年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展望改革發展的前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對于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堅定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改革的體制創新

農村改革是一場全面深刻的變革。改革創新了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了農村發展繁榮，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改革從農村突破有其歷史必然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國民經濟到了近乎崩潰的邊緣，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尤為突出。1978年，全國有近40％的農民吃不飽飯。解決吃飯問題是當時廣大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是農民進行改革探索的內在動力。

改革是從農民在農業生產中實行聯系產量計算報酬開始的。1978年，改革在安徽省少數縣秘密進行，實行的結果是大旱之年全部大幅增產，受到農民的歡迎。就在安徽肥西縣進行包產到戶試點的同時，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秘密實行了“包干到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不許包產到戶。”（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決定改為“也不要包產到戶”）。

由于責任制能夠增加糧食產量，解決吃飯問題，一經出現就發展很快。為統一認識，加強對責任制發展的指導，1980年9月，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的文件，指出：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穩定。這是對農業生產責任制的進一步肯定。到1981年，全國農村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實行了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包產到戶是根據產量計工分，再按工分分配；而包干到戶的分配方式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群眾稱包干到戶為“大包干”。1983年底包干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97.8 ％。

各地實行土地承包時，承包期限一般為三年，到1983年承包期已到，下一步是否還能承包，群眾心里沒底，有的甚至認為承包制只搞三年，農民有怕政策變的心理。為了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度，1984年中央決定延長土地承包期，鄭重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十五年以上。”人們通常把土地承包期15年稱為第一輪土地承包。

為了發揮土地承包經營對促進生產的作用，1993年11月，中央決定：將耕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不變，提倡在承包期內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辦法。同時，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經發包方同意，允許土地的使用權依法有償轉讓。

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同時，國有農場的經營制度也在進行改革。1980年后，一些農場實行了“大包干”形式的責任制。1983年國營農場開始興辦家庭農場，實行大農場套小農場的制度，1986年中央正式要求：認真辦好家庭農場，建立健全大農場套小農場的經營管理體制，家庭農

場成為國有農場農業生產的基本經營單位。1993年7月，將穩定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載入《農業法》。1998年10月中央要求：抓緊制定確保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期穩定的法律法規，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1999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2002年8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29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為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后，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進一步穩定并不斷完善，有許多與時俱進的創新。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以市場為導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產品加工企業、合作經濟組織為帶動，將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聯結起來，實行一體化、貿工農綜合經營，以解決農戶分散經營與市場的對接問題，提升農業產業的效益和競爭力，增加農民的收入。到2007年底，全國各類農業產業化組織17.1 6萬個，同比增長10.8 ％；帶動農戶9511萬戶，同比增長4.5 ％；各類產業化組織從業人數4183萬人，同比增長7.5 ％；農戶從事產業化經營增加收入1568.3 億元，戶均增收1649元，同比分別增長16.0％、11.0％。積極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為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農民群眾在平等自愿基礎上組織起來，在產加銷不同環節圍繞資金、技術、購銷等開展互助合作。2007年7月1日，《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開始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為農村經濟發展新的市場主體。目前，全國有農民專業合作組織15萬多個，其中，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58000多個。

（二）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突破單一的集體所有制結構，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是農村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改革前，我國農村實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不允許農民個人擁有生產資料。當時在農村的非農產業是由集體興辦的社隊企業，是作為集體副業來發展的，而且只允許公社、大隊辦企業，不允許社員個人辦、聯戶辦企業。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農民在解決溫飽后有了經濟剩余，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要求開拓生產和發展的空間，在原社隊企業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農戶自辦和聯戶辦的企業。1983年，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實行政社分開，設立鄉鎮政府，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不復存在。根據社隊企業發展的新形勢，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農牧漁業部《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將社隊企業改名為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發展由原來的兩個輪子（社辦、隊辦）改變為四個輪子驅動（鄉辦、村辦、聯戶辦、戶辦），并開始突破“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限制而快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普遍進行了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改制，有的組建有限責任公司，有的改制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或企業集團，有的實行股份合作制。

在鄉鎮企業發展的同時，農村的個體、私營等多種經濟成分也快速發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給了農民改變身份、選擇職業、獲取生產剩余的權利，創造出農民脫離土地進入其他產業的條件，加上政策對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逐步放松管制，農村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較快發展。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在以勞務為主和適宜分散經營的經濟活動中，個體經濟應該大力發展”，“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政策的調整打破了農民發展私營經濟的禁區，高收入的吸引和現代生活方式的召喚，使農村多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和崛起。鄉鎮企業和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改變了農村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黨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從“補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將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

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國家有關法律的修訂和完善，促進了個體、私營經濟快速發展，擴大和豐富了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加快形成了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第五篇：農村改革發展

農村改革與發展

摘要

中國農村改革實踐告訴我們，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動力在于改革，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基本方向是走中國特色現代化農業之路。從體制變革的視角，可將三十多年來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分成四個階段：1979年至1985年破立劇烈的體制大變革時期，1986年至1993年新體制鞏固時期，1994年至黨的十六大召開體制變革進一步深化時期和十六大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期。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目前也面臨不少難題，如農業基礎仍然薄弱;農村發展仍然落后;農民增收仍然困難等。對此，應繼續增加對農業的補貼和對農村的公共投入，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職能；統籌城鄉發展；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搞活農村土地使用權，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問題等。

關鍵詞：農村改革發展；城鄉一體化；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真正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和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國農業、農村邁向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開始譜寫新的篇章。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雖然開始時步履維艱，困難重重，但由于它順民心，得民意，故猶如長江之水，滾滾東流，不可阻擋，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指出: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系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進一步統一全黨全社會認識，對于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又進一步明確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30多年前，農村改革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對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30多年來，我國農村的改革發展逐步推進，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和寶貴的經驗，又任重道遠。為繼續推進農村的改革與發展，有必要回顧30多年來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歷程和寶貴

經驗，并根據世情、國情的新變化，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明確新形勢下農村改革發展的著力點，繼續開創農村改革發展的新局面。

一、農村改革發展歷程回顧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5年農村改革起步階段。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私下簽定“生死契約”，偷偷搞起家庭承包。我們黨順應民意，農民自發的改革變成了一場自上而下的自覺改革。截止1983年底，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達到99.5%，其中實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占到97.8%，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了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激發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通過這一改革，中國在農村建立了基本的經濟制度，保障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奠定了農村市場經濟的基礎。

第二階段:1986年至1993年，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鞏固時期。農村改革進入深化階段，重點是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同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一階段確定了農產品流通的“雙軌制”模式，逐步形成和提高農產品流通市場化程度。使我國在農業增長中開始實質性地引進市場因素，從而邁出了我國農業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重要一步[1]。

第三階段:1994年至2002年，農村改革進入突破階段，開始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框架。論者指出，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為農業市場化和產業化的推進注入了巨大的生機與活力。這一階段的改革不僅使農民更完整地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而且在真正意義上啟動了農業的市場化進程，從而為中國農業突破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實現持續發展，奠定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基礎。

第四階段:黨的十六大以來，農村改革進入歷史轉變階段，重點是推進稅費改革和綜合改革，實施惠農政策，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學者們認為，第四階段農業和農村政策的最大變化，是自新世紀以來的減免以至取消農業稅，并逐步加大對農民的各種補貼。由此我國正式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歷史性發展階段。稅費改革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取消了延續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還在于從根本上改革了新中國以來通過索取農業剩余實現工業化的非均衡化發展道路 [2]。

二、當前農村發展面臨的問題

對農村改革發展取得的成就顯然要充分肯定，但肯定成就也是為了更好地解決現階段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要面向未來，繼續推進農村的改革發展。我們

應該總結經驗，居安思危，引領未來，分析當前我國農業、農村中存在的問題。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有三句話對當前農業、農村存在的問題進行了高度的概括：“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落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第一，“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從農業基礎角度看，我國農業的水土資源正面臨著越來越緊缺的發展狀況。比如說耕地面積，從1996年到2008年，12年時間，我國的耕地面積減少了833.33萬公頃，約等于一個河南省的耕地面積，或三個浙江省的耕地面積。我國現在人均耕地面積僅是世界人均水平的40%。另外，我國人均可用水資源非常短缺，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左右，且分布很不均衡，南方地區水資源擁有量占全國的3/4；我國水利設施也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農業增長中科技含量太低，我國農業增長中來自科技進步的貢獻大約在48%-49%，這與發達國家相比大約要低30個百分點，這說明我國的農業發展中仍有大量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大量施用化肥，從長期效應來說，必然引起水土流失。可見，我國現在的農業發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未來的土壤資源、自然環境為代價的。面對這樣一種嚴峻的局面，中央強調農業基礎仍然脆弱，最需要加強。解決當前農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固然有物質條件的制約，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問題。如果單純從GDP、財政收入角度考量，投資農業的確沒有太大意義，但是從國家的長治久安考慮，農業的確需要大量的投入[3]。

第二，“農村發展仍然落后，最需要扶持”。農民最關心的或者說與他們生產生活關系最密切的有八件事，分別為路、電、水、氣以及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路、電、水、氣是關系民生的四大硬件，黨中央和國務院非常重視，投入量也非常大。單從道路角度講，我國現有行政村60多萬個，其中80%左右開通了公交班車。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是四大軟件。以教育為例，2003年之后，國務院下決心建立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投資額逐年增加。我國1.８億受教育的孩子中有1.５億在農村，這確實關系到祖國的未來。所以這些年我國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力度不斷加大，如率先在農村免除了義務教育的學雜費，并免費提供教科書；對義務教育期間生活困難的住校生，國家給予相應的生活補助。免費教育的受益范圍還將進一步擴大。城鄉之間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差距是十分明顯的，因此仍然要加大對農村社會發展的支持力度。

第三，“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雖然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8年的4761元，但仍只有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30%的水平，這個差距甚至比改革前還要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還看不到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4]。

三、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需要解決的深層問題

繼續推進農村的改革發展大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必須加快解決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第一、統籌城鄉發展，防止農村生產要素加劇外流問題。隨著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步伐明顯加快，農村存在著土地價值、農村資金、優秀勞動力“三個凈流出”，這是造成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根源。關于土地價值凈流出。解決土地價值凈流出問題，關鍵措施要把握兩條：一是要堅定不移地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嚴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縮小國家強制性征地范圍，從嚴控制征地規模。二是要堅持“取之于農，用之于農”的原則，政府要逐步提高土地出讓金中用于“三農”的比例，包括用此增加新農村建設投入和改善農村民生等等。解決農村資金凈流出這個問題，關鍵在于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積極構建金融支持“三農”的資金回流機制。同時，政府應從推進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出發，進一步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市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向農村流動[5]。

第二、搞活農村土地使用權，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問題。在目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從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出發，必須長期穩定土地承包權不能動搖。在搞活使用權方面，如果做好了這篇文章，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土地集約化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事實上，隨著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增多和現代農業發展，農村對加快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要求非常迫切，積極穩妥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與時俱進、順勢而為之舉[6]。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千差萬別，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從各地實際出發，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拔苗助長，不能不顧條件地強制推行”。

第三、推進體制機制創新，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結構有所松動，但至今尚未根本破除，主要表現在二元戶籍制度、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社會保障制度、二元財政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教育制度等方面。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深化改革，逐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真正還農民以國民待遇。一是要堅決落實好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和“工業反哺農業、城鄉支持農村”的基本方針，大力推進城鄉建設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市場、社會管理“六個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二是落實好“重中之重”的要求，加大公共財政向“三農”傾斜力度，形成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三是全面推進戶籍、教育、衛生、金融等方面的改革，特別是要改革現行戶籍制度。通過以上這些措施，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相互融合，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7]。

第四、創造條件，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問題。在措施上除上文提到的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外，還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勞動就業制度，確保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同工同權。二是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還農民工以真正國民待遇，確保農民工在醫療衛生、子女上學、工傷保險等方面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務的權力，特別是平等享受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權利，降低農民工轉變為市民的門檻，使他們能夠轉得出、留得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第五、加強失地農民權益保護，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問題。必須對失地農民的權益保護問題給以足夠的重視，切實妥善解決好。一是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二是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要求，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流轉，使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一樣，在同一個市場下獲得同等收益。三是健全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拓寬安置就業渠道，從根本上消除因失地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第六、解決村級集體經濟“空殼化”，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問題。目前有好多村莊，集體經濟非常薄弱甚至是“空殼化”，因此，必須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來抓。解決這個問題，一是要深化農村產權改革，加強農村集體資產管理，盤活農村集體資產。二是從各地實際出發，立足優勢，選準路子，多渠道、多模式發展村級集體經濟。三是要加大扶持力度，優化發展集體經濟的環境。

第七、簡政放權，提高縣級統籌城鄉發展能力問題。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縣域經濟、充實縣級財力非常關鍵，沒有縣域經濟作強有力的支撐，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一句空話。但目前縣一級普遍感到“有限權力、無限責任”。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于中央和省級要簡政放權，調整和規范中央、省、市、縣四級政府的財權事權，賦予縣這一級更多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特別是賦予更多的經濟發展自主權、決策權和社會管理權，增強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8]。

第八、調動農民積極性，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問題。要著眼于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管理的新型農民，更新農民思想觀念，把農民的素質提高起來，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第九、強化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組織保障能力

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大力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9]。

總之，要通過更新觀念、強化功能、改進方法、提高能力，不斷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堅強的政治和組織保證[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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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震.30年農村改革階段劃分與深化[J].理論前沿，2008(16)

[3] 張毅.王宇統籌城鄉發展與重慶農村經濟發展的思考[J].廣東農業科學，2011(24)

[4] 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N].浙江大學學報，200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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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畢建康.衰落之路與強盛之道--探索農村發展的有效途徑[J].領導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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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張毅，王宇.統籌城鄉發展與重慶農村經濟發展的思考[J].廣東農業科學，2011(24)

[9] 王德章.郭曉楊哈爾濱市城鄉市場一體化發展與改善公共政策的研究[J].商

業經濟，2011(16)

[10] 宮希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選擇[J].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