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大學章程優化治理結構建設現代大學制度-信息公開-西南大學

以完善大學章程為契機 深入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

制定和完善大學章程是推進依法治校的戰略舉措。西南大學堅持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深入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以章程建設為契機，不斷優化內部治理結構，積極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一、深化對現代大學制度的認識

2005年，西南大學由原西南師范大學和西南農業大學合并組建而成。合校之初，學校面臨如何實現深度融合與科學發展的問題，其核心在于構建一套順應高等教育發展形勢、符合學校辦學實際的現代大學制度體系，而大學章程就是這套制度體系的靈魂。隨后，學校領導統一認識，把章程建設作為重點工作，精心組織，全面啟動《西南大學章程》制定，并于2007年完成。章程的制定與實施有效推進了文化理念的相互交融與認同，以及大學精神的塑造，對學校健康穩定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隨著《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和《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的發布，國家層面強調大力推行教育體制改革，積極倡導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同時，西南大學事業發展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學校需要進一步總結改革實踐成果，凝練辦學理念和價值追求，深化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改革，明確政治、行政、學術等各種權力主體的關系以及內外部關系。為此，學校于2012年啟動了章程修訂，并以此為抓手，不斷推進制度建設，優化內部治理結構，努力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奠定基礎，為促進學校科學發展提供保障。

二、找準 “六個結合”的章程建設路徑

學校章程修訂歷時兩年多，文本15易其稿，最后形成了10章115條1.2萬余字的章程文本。在章程修訂過程中，學校不斷深化對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認識，遵循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結合學校的辦學特色和發展現狀，精心組織、深入研究、凝聚共識，明確了“六個結合”的工作路徑：

1.守望傳統與改革創新相結合

在章程建設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對學校事業改革發展的實踐進行了深度反思，將優良傳統和改革成果載入章程予以固化。另一方面，我校章程建設也充分體現改革的原則，避免制定章程成為現有制度規范的簡單集合和匯編，或現有體制機制的直接呈現，而是將章程建設作為學校深化改革的切入點，對目前學校改革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如學術權力的行使、民主監督的機制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論證，并在章程中予以規范。

2.團隊攻關與廣泛參與相結合

章程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需要教育管理、法律、行政管理、語言文字等方面的專家通力合作、全力攻關和廣大師生員工的積極參與。學校高度重視章程建設，成立了由黨委書記任組長、所有校領導為成員的章程修訂指導組，組建了由校領導領銜、陣容龐大的章程修訂工作組，并積極開展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由校領導率隊先后參加教育部組織的大學章程建設培訓3次，赴10余所高校考察調研，召開多個層面征求意見座談會近10次，各種討論會40余場，廣泛聽取學校老領導代表、全體中層干部、學術組織負責人、師生代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

表、離退休教職工代表、校友代表、社會知名人士代表等近千人次的意見和建議，先后在校長辦公會、教代會、黨委全委會、黨委常委會等會議專題研究審議，充分體現了民主立章的要求。

3.統籌兼顧與突出重點相結合

學校嚴格按照《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要求，全面統籌、分工協作，力求章程要素完備、內容完整。為解決我校事業改革發展中的重難點問題，我們著重健全學校自主管理、自我約束的體制、機制，尤其對黨委常委會、校長辦公會、學術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等權力主體的關系與運行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在章程中對其基本規則、決策程序與監督機制進行了明確規定。為推進學校依法自主辦學，章程在明確學校權利和義務的同時，也載明了舉辦者的權利和義務。

4.尊重共性與彰顯個性相結合

我國高等教育的運行規律和高校的內外部環境具有普遍性，章程制定的主要法律法規依據具有相同性，因此我們在章程建設過程中充分尊重這些共性。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一中國特色的高校管理體制和“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四大職能這一高校使命。同時，也強調堅持個性、形成特色，除學校歷史、標識外，學校章程也試圖在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社會服務方式等方面彰顯學校文化傳統及教師教育和農業科技的辦學特色。如將“頂崗支教支農”作為重要的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方式予以明確。

5.相對封閉與適度開放相結合

大學章程是大學的根本大法，同時也是國家教育法律法規的“下位法”。因此，在章程制定中我們既注重處理好章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也注重章程與“上位法”的有機銜接，實現整體最優。同時，在具體寫作中也強調適度開放，如《辦法》第七條

（六）要求載明“內設機構的組成、職責、管理體制”，但由于學校的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一些內容在學校今后的改革中有可能進行較大調整，不宜也難以做到明確化，因此我們對組織機構僅作了“黨政機構、直（附）屬單位、學院（部）、科研機構根據學校授權履行相應職能”的原則性規定，旨在為學校未來的管理體制機制改革預留空間。

6.理想構架與客觀現實相結合

加強大學章程建設，目的是要形成更有利于高等教育事業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因此它首先需要“仰望星空”，在科學性上下功夫，從教育規律、管理原則等出發，搭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更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理想構架。同時，也需要“腳踏實地”，在操作性上作考慮，正視現實情況中的困惑和難題。如在教育質量評價方面，我們將《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推行、國際通行的“第三方專業評價”這一做法寫入章程，明確“人才培養質量接受社會監督和專業評價”，如此，既能延續接受教育部的評估，也為開放評價提供可能。

三、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實踐

學校以大學章程建設為統領，逐步構建起具有學校特色的大學章程及其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內部治理結構。重點開展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推動章程引領的制度體系建設

章程規定學校管理的根本制度和基本框架。在章程核準通過后，學校將出臺《西南大學章程實施意見》，對學校內部規章制度進行系統清理，清除影響現代大學制度建立的體制機制障礙，落實重大事項決策和規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與機制，對章程中的原則性規定通過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或辦法予以細化。以“管辦清晰、權責明確、崇尚學術、管理科學”為制度建設目標，逐步構建起根本制度穩定、基本制度完備、具體制度配套的校內規章制度體系。

2.建立指向善治的科學決策機制

學校以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核心，制定實施了《黨委常委會議議事規則》、《黨委工作規程》、“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等，充分發揮黨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明確黨委在把握辦學方向、加強黨的建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促進學校事業發展等方面的重要職責。制定實施了《校長辦公會議事規則》等，實行校長統一領導、副校長分工負責、職能部門組織實施的工作機制，確保教學、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項任務的有效實施。學校也在積極探索校院（部）二級管理和大部制改革，將管理重心下移，給予學院（部）更大的自主權。

3.健全回歸本位的學術管理體系

正確處理好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之間的關系，健全回歸本位的學術管理體系，對于完善現代大學制度意義重大。為此，學校較早啟動了《學術委員會章程》修訂工作，積極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學校教代會于今年3月15日討論通過了《學術委員

會章程（修訂稿）》，確立學術委員會是學校最高學術機構的地位，對其決策、審議、評定和咨詢等四種權限范圍進行了清晰的界定，保障其對學校學術事務的統籌權，力求構建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適度分離、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運行機制。為發揚學術民主，學術委員會委員由全校教授大會民主選舉產生。目前學校正在重構校院（部）兩級學術管理體系，為推進教授治學、強化學術權力提供更加有效的組織保障。

4.完善基于章程的民主管理、監督機制

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是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學校不斷完善民主管理、監督體系，切實保障師生員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修訂《教職工代表大會實施細則》和《二級教職工代表大會實施辦法》，明確規定凡涉及學校改革發展的重大事項和與教職工利益密切相關的事務，都要提交教代會審議。制定《學生代表大會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在人才培養方案調整、評優評獎、獎助學金評審、改善學習生活條件等方面充分征求學生代表的意見，學校今年召開了第三次學生代表代會。學校也積極推進黨務公開、校務公開、信息公開，不斷拓寬民主監督渠道。

5.構建推動發展的外部關系

章程明確學校將積極與社會各界建立聯系與合作。學校依托西南大學校友會和重慶西南大學基金會，為校友、社會與學校搭建平臺，加強交流合作，匯聚智慧力量，全面支持和推動學校教育事業健康發展。同時，學校將理事會寫入章程，理事會是為學校提供咨詢建議，籌措學校教育發展資金的機構，目前正在積極

籌建。

以上是西南大學章程建設的探索和實踐，學校將以章程作為依法自主辦學、履行公共職能的基本準則，進一步深化學校體制機制改革，優化治理結構，建設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

第二篇：完善內部治理結構 建設現代大學制度

完善內部治理結構 建設現代大學制度

文章作者:顧海良

文章來源:《學習參考》

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以下簡稱為》《規劃綱要》），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中國教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對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突出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深化校內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重要任務提了出來。

現在提出“完善大學治理結構”，是以三個基本規定為前提的：一是對大學治理結構內涵的理解。大學治理結構分為外部治理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大學內部治理結構主要是指大學內部利益相關者之間各種權力的分配、制約和利益實現的制度規定、體制安排和機制設計，集中體現大學管理的結構、運行及其規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本文涉及的是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問題。二是對大學治理結構的制度和體制前提的理解。治理結構是以一定的制度和體制規定為前提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大學管理體制的基本特征。堅持黨的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必須堅持的前提和方向。三是對完善大學治理結構旨意的理解。大學治理結構的目標和方向是現代大學發展目標與功能的體現與實現。培養學生成長、成才是大學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任何時候都是大學的根本任務，而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引領社會則是現代大學的基本功能。大學根本任務是大學功能的中心坐標，大學功能是實現大學根本任務的必要路徑。完善大學治理結構，必須圍繞“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的根本問題展開，必須有利于推進教育教學改革，有利于激發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素質提高，有利于學科的交叉融合，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有利于形成優良的學風、校風和作風。

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應著重把握和處理好以下四個基本問題。

一、堅持和完善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明確大學治理結構的基本指向

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領導體制長期探索的歷史選擇，是高等學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落實國家教育方針的根本保證，也是我國高等教育制度和體制的基本特征。大學治理結構要以堅持和加強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前提，以改進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圭臬。

“黨委領導是核心”。正確認識、把握和實現黨委領導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是加強和改進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首要任務，也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基本要求。黨委對高校，不僅是思想政治上的領導，而且是改革發展穩定全局上的領導，突出表現為把握高校的思想政治領導權、對重大問題和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和對重大決議執行情況的監督權。黨委負有對學校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作出決策的重大職責。

高校黨委的領導核心地位集中體現于黨委和行政的關系上。在黨委和行政的關系上，黨委一方面要充分行使領導權，領導學校的全局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調動校長和其他行政領導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大力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黨委書記作為黨委的“班長”，重要的是要擺正書記個人與黨委集體之間的關系、善于處理好書記個人在黨委決策過程中的作用與校長在行政實施過程中的職權之間的關系。理順黨委集體領導和校長個人負責之間的關系，把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高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根本要求。

“校長負責是關鍵”。校長負責是實施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必然選擇。校長是學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負責人，全面負責學校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加強和改進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關鍵是要發揮校長的行政領導作用，使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校長不只是黨委決策的執行者，實際上也是黨委決策的主要成員之一。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大學治理結構中，校長既是學校黨 1 委決策的具體執行者，也是主要決策者。黨委的“職責”和校長的“職權”，體現了大學治理結構的重要內涵。因此，“校長負責是關鍵”，重要的就是體現在對學校黨委的負責上。對學校黨委負責，才能維護黨委的領導核心地位，促進黨委領導職責與校長職權之間關系的和諧協調，更好地維護和實現社會、學校和師生員工的根本利益。這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

“教授治學是根本”。大學治理結構的架構就在于黨委領導的核心地位、校長負責的關鍵作用和教授治學的根本要求這三者之間的有機結合。黨委的政治領導、校長的行政職權和教授的學術權力，構成高校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基本方面，構成大學治理結構的基本要素。黨委領導、校長負責和教授治學這三個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資源即政治資源、行政資源和學術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顯然，能否達到高校資源的最優配置是大學治理結構質量與效率的衡量標準。

二、推動“教育家辦教育”和管理隊伍建設，凸顯大學治理結構的體制特色和機制活力

大學管理是一種專業化極強的管理，大學治理結構不同于企業治理結構或政府治理結構。“讓真正懂教育的人來辦教育”、“要倡導教育家辦教育”的呼吁，實質上就是要求大學由教育家來治理。“教育家辦教育”是對大學治理結構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詮釋，實在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核心問題。

完善大學治理結構，已經內在地包含了大學要有行政管理的規定。大學必須有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權力是必然的。特別是面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從精英教育階段轉向大眾化教育階段的實際，更要轉變觀念、與時俱進，密切結合各高校發展的實際，進一步提高教育管理隊伍的水平和能力，確立新的管理目標和方式，使高校的行政管理與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要求更相適應。

在大學治理結構中，強調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所謂的“去行政化”應該是并行不悖的。所謂的“去行政化”，不僅僅是逐步取消當前高校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而且還包括改變把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混同、甚至用行政權力替代或削弱學術權力的現象。在大學治理結構中，不允許利用行政權力包攬教學資源和學術資源配置的全部過程，要使高校的教學資源和學術資源配置以學術委員會為主，以學術權力為教學資源和學術資源配置的主體。

校長應該是教育家，時代呼喚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謂“去行政化”的對應面應該是大學校長的職業化，這也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必然要求。實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職業化的校長和專業化的行政管理人員，明確大學治理結構中行政管理的權力邊界。從這個角度上看，比所謂“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大學校長的職業化。實際上，在國外許多高校中，大學校長的職業化已經是一項推行多年并已見成效的制度。在我國高校中，校長的職業化進程還沒有開始，相反卻有一些校長崗位因為行政級別的存在而成為安排官員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趨向。《規劃綱要》強調的“完善大學校長選拔任用辦法”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必然路徑，應該成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突破口。

三、探索教授治學、堅守學術自由，建立和完善以學術委員會為核心的學術權力體系，營造大學治理結構的寬松氛圍和良好條件

大學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學術的繁榮發展。實現“教授治學”，就是要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學校管理中的指導作用。“教授治學”的主體是教授，主旨在于以教授為主體行使高校的學術權力，并對高校學術資源進行配置和使用。

“教授治學”是提高大學治理結構水平和質量的根本。教授是教師中最重要的學術群體，在學校的管理中具有重要優勢，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學、學術研究及其管理中的優勢。教授熟悉教育教學、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對教育教學、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特點和規律有著深刻的、深邃的理解，這是他們參與學校管理的突出優勢和重要基礎。在加強和改進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中，只有發揮教授的優勢，依靠教授治學，才能完善高校管理體制，形 2 成管理合力，按教育教學、學術研究的規律辦事，從根本上提高大學治理結構的水平和質量。

“教授治學”也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的根本。完善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和決策機制，需要充分依靠和發揮教授在高等學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實現高等教育管理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高校通過設立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學指導委員會、校務委員會以及教職工代表大會等組織形式，依法保障教師特別是教授參與高等學校的民主管理與監督，提高教授在高等學校改革和發展中的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提高高校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教授治學”當然不能代替黨委對高校的領導職責和校長對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職權；“教授治學”要以黨委統一領導和校長全面負責為前提，只能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體制中運行，并在這一制度和體制背景下發揮作用。建立和健全教授依法治學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機制，是完善和發展高校治理結構的內在要求。

“教授治學”，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就是要尊重學術自由，營造寬松的學術環境。在大學治理結構中，就要從學術氛圍、學術風氣、學術品質諸方面入手，建立一種積極向上、團結奮進、尊重知識和創新創造的學術氛圍，樹立嚴謹治學、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學術風格。使大學真正成為學術觀點創新、學科體系創新和研究方法創新的園地。

四、堅持依法治校，完善大學章程，構建大學治理結構的科學民主的保障機制

依法治校是我國高校管理改革的必然趨勢，是高校管理走向科學化、規范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大學治理結構的內在要求和必然機制。從完善大學治理結構來看，堅持依法治校的要義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要制定和完善大學章程。大學章程是高校得以設立以及保障其正常運轉的“根本大法”，是大學管理與運行的規則體系。如何按照《規劃綱要》關于加強學校章程建設的要求，“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定管理學校”，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重要任務。

其次，健全議事規則與決策程序，保證重大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重點的是要完善黨委會、校長辦公會等各負職責和職權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規范領導決策行為，減少權力失控和行為失范，增強決策的民主性、規范性和科學性。對涉及學校發展的重大問題和重要事項進行決策時，一定要注意決策前的醞釀和磋商，特別是要提交黨委集體討論決策的重大議題高校主要負責人必須會前進行充分醞釀和磋商。應明確規定黨委會、校長辦公會、學術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等的職能定位、職權范圍、決策程序、監督督辦程序等項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筑牢大學治理結構的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基礎。

第三，建立健全學校各項管理規章制度和工作運行機制流程。進一步健全聘任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學生管理制度、科學的學術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干部選拔任免決定制度、校院兩級管理制度、專家咨詢制度和征求群眾意見制度，黨政領導民主生活會制度，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制度、重大事項公示和聽證制度、校務公開制度等等。通過建立健全和具體實施這些管理制度，凸現大學治理結構中的高質量和高效率。

《規劃綱要》從新的高度，對大學治理結構賦予新的內涵，對完善大學治理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相信，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基本性質、又具有各自高校鮮明特色的大學治理結構，必將成為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堅實基礎和強大推動力量。（《中國高等教育》2010年第15/16期）

來源：《學習參考》2010年第8期（總第88期）

馬敏：優化大學內部治理結構

2014年03月14日 10: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郝日虹 字號 打印 糾錯 分享 推薦 瀏覽量 319

構建利益平衡機制 優化大學治理結構——訪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 3 記馬敏

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之一。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作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點舉措，對于激發學校辦學活力、提升教育品質有重要意義。如果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效率低下、運轉不靈，就很難推進教學、科研及人才培養方式的根本性變革，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也難以落在實處。

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核心要義是什么？優化大學的治理結構和模式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對此，本報記者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馬敏。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核心要義是什么。

馬敏：我認為，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核心要義，就是在大學內部建立一整套利益平衡機制。這種平衡機制既要確保現代大學職能的實現，也要符合中國大學的實際。具體來說，這套平衡機制的構建，應從三個層面著手。

首先，要構建外部參與內部治理機制，平衡大學內部利益相關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這一治理機制旨在打破傳統的行政管理觀念和封閉的辦學體制，推動大學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打破學校內部自我決策的傳統方式，形成政府、社會人士、大學管理者、師生等共同討論或決定大學發展的治理模式，為社會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搭建一個開放的平臺。

其次，要構建以學術發展為核心的權力系統，平衡大學內部政治力、行政力和學術力的關系。三種權力的存在都有自身合理性，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協調三者間的關系，使三種權力始終圍繞學校的學術發展目標各司其職，相互配合，保證內部管理順暢、高效和有序，最終形成黨委領導、行政負責、教授治學三權合力的體制。

最后，要構建高效有序的權力運行機制，平衡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的關系。從國外大學的經驗來看，其在本質上是決策層、執行層和監督層分離。這不僅避免了“議行合一”，增強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還能推進行政執行的高效化和專業化。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分離并非絕對，否則將不便于協調管理。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優化大學的治理結構和模式應從哪里突破，如何突破？

馬敏：我認為，按照精簡、高效的原則，對大學內部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等常規管理事務進行整合，突破傳統的垂直管理模式，按扁平化的組織模式來設置機構，是優化大學治理結構的關鍵。

譬如，開展校院兩級管理體制改革，突出學院重心地位，全力實施“學院辦大學”，就是推進扁平化管理的有益嘗試。過去的“一元制”管理體制，使學院權力太小，而學校行政管理的各處室掌握資源的權力過大，導致一邊“捆著草”一邊“餓死牛”，甚至出現了每到年底一些處室經費沒用完而有些學院卻“揭不開鍋”的怪現象，造成學校資源的極大浪費。

開展校院兩級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將涉及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人、財、物及其他資源配置等辦學自主權“下放”到學院，學校行政部門只負責教學質量評估、教學科研及重大項目等宏觀規劃和監管，最終在學校內部形成小機關、大學院的管理體制。這不僅明確了學院在學校辦學中的責任主體地位，增強其辦學成本意識，還能加大學校宏觀調控力度，便于集中精力謀大事、辦大事。

《中國社會科學報》：就當前大學治理改革實踐看，您覺得還需要注意什么？

馬敏：欲實現大學組織的有效治理，囿于治理結構的制度調整和優化是遠遠不夠的。下一步必須超越治理結構，重視大學文化建設等非制度性因素。只有將制度與文化二者有機結合，注重大學精神的提煉和傳承，回歸大學育人的本源，才能有效推進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設步伐。（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郝日虹）、我國大學的治理框架

我國大學的治理框架可以從產權形式、法人地位、領導制度、師生管理制度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就產權形式看，我國大學經歷了由單一產權結構向多元產權結構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相伴而生。按產權占有主體性質不同，我國大學可以分為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民辦大學按產權的歸屬不同，又可分為：單一國有型、完全民辦型、混合型。產權多元化的優點是拓寬了教育融資渠道，增加了教育供給，促進了大學治理結構的創新。當國家是大學的唯一所有者時，政府傾向于直接干預大學的內部管理，造成教育管理行政化。民辦或混合型大學，則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預，可以進行自主管理和制度創新。

從法人地位上來說，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我國大學天然具有法人地位。確立大學法人地位的意義在于，大學可以成為享有獨立的財產支配使用權、自主辦學、獨立核算的實體。現在的問題是，大學在法律條文上的法人地位如何落實。高校自主權不僅包括財產自主權，還包括教育自主權，法人制度只是確立了高校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的地位，但在行政法律關系中，高校還沒有獲得自主權中的核心方面——教育自主權。高校法人化并不意味著政府對高校不管不問，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不可少的。

在領導制度上，目前國立或公立高校一般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民辦高校或教育集團舉辦的高校則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在師生管理制度上，我國很多高校提出了“以生為本”、“以師立校”的師生關系治理模式。“以生為本”，要求“學生是受教育者”這一傳統觀念應讓位于“尊重一切學生和尊重學生的一切”這一全新的理念。“以師立校”則是確立教師在大學中的中心地位。二者都強調“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沒有教師的中心地位，教師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就難以實現“以生為本”；沒有“以生為本”，教師的中心地位就失去了依托。

大學內部治理的運行機制

我國大部分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由于黨委書記和校長都由上級組織部門任命，實際上存在著領導體制的“雙首長制”。《高等教育法》規定了黨委和校長的職責范圍，但在具體的管理活動中實際存在著職能交叉、重疊的現象；又明確規定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重大事項需經黨委討論決定，但何謂“重大事項”在很多情況下是難以清晰界定的。因此，對學校發展的意義而言，校長和書記的觀念、習慣和素質以及二者默契程度大于制度約束的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對好的領導班子之于中國大學發展的重要程度所寄予的熱情和厚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大學的“人治”和“法治”之間的差距。

學術委員會的作用則要弱一些，主要由教師代表（主要是教授或具有教授頭銜的行政部門負責人、院長、系主任）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在行政權力劃定的范圍內對學術性事務進行審議，其實質是非獨立性審議機構，限于為行政決策提供參謀、咨詢作用。

就我國的高等教育實踐的效果來看，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不過這種體制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尤其是要建立有效的運行機制，使學術決策具有相對獨立性。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學的黨委、校長與教授的治理關系

1、黨委與校長的責權界定。

大學內部治理的主要問題是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之間的界定。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主觀隨意性大，常發生黨委包辦行政，或行政不聽從黨委的意見，甚至黨委、行政各行其是，不能形成“民主治理”，只能是“精英治理”或“一把手治理”。

黨委領導應主要體現在宏觀的戰略決策和對學校發展中重大事件的決策，例如辦學方向，學校定位，發展規模以及學校重要崗位干部等；對學生培養方案制定、學科重組、新專業設置、師資培養等可不直接參與，以免“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這樣，黨委可以較超脫地、更有力地行使領導監督和職能，考核行政執行學校戰略決策和各項方針政策的績效。

大學學術人員（教授等）和非學術人員，應通過各種委員會參與大學的各種決策過程，反映和維護大學各類群體的自身利益。目前大學一般都設有學術委員會、教學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等教授和其他成員參與治理的機構，但缺乏明確的職責和運作程序，許多仍停留在提供信息和咨詢的層次上，距離真正參與決策和監督尚遠。

2、職業型校長和學術型校長

我國大學校長選拔，非常重視校長的學術地位和水平，似乎只有院士擔任校長才能提升學校的聲譽，才體現了對他的重用。事實上，現行的選拔方式對校長的管理才能關注不夠，選拔機制過分強調學術能力而輕視決策和管理執行能力，不僅使不少出色的專家陷入難以駕馭的繁瑣事務中，造成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也影響大學的健康發展，造成更大的機會損失和資源浪費；另外，目前大學各種學術委員會及其成員構成具有很強的行政色彩，校長集行政首長和學術權威于一身，容易形成官本位或學術霸權，影響學科發展和資源配置的公平性。

大學主要活動的基點是由下向上的，即學術人員知道該做什么該朝哪兒走，這就決定了大學學術權力的行使應該依賴于學者（即教授）治學，無法像企業或政府那樣從上到下進行行政安排。大學學術權力的行使應該組織化和制度化，利用各種學術組織進行決策，以真正實現教授治學。所以，校長的選拔首先應重視其教育行政管理能力，其次才是學術能力；大學的學術管理交由大量的教授組織來管理，并依靠制度來保障，使教授成為學科和學術發展的權威，并參與到學校學術發展和教育的重大決策過程中，對決策的結果享有監督權。這樣，不僅可以減輕校長候選人必須學術和管理能力雙強的選拔難度，也有利于調動教授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以及學術發展上的公平性。

二、大學的校、院和系的治理關系

目前，我國大學校、院、系的直線職能式組織結構，基本上屬于行政系統和生產企業沿用的科層式管理體制。這種以“貫徹執行”為主要內容的行政管理體制，用來管理謀求研究創新和高學術水平的大學就顯得很不適應，其結果往往和預期目標相差甚遠。

應當看到，大學是以知識為主要運作內容的組織，各學科門類的知識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其個性，過度集中管理不利于學科的發展，特別在院校合并以后，各學科門類間的差異擴大，學校領導難以具體管理，因此，大學實行以學院為重點的管理體系比較適宜。

現在一些大學已經提出管理重心下移，探討改進現有的校、院和系之間的治理關系，其思路是：構建院系參與型的治理模式。

參與型的治理模式，指大學的學院中各類利益群體都能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學術人員是治理核心，行政人員是各種資源、服務的有效提供者，學生是學習主體，他們都應該在利害問題上，對決策過程施加影響。同時，這種模式要充分體現決策、執行和監督分離的管理原則。我國高教法第十條和第十一條對民主管理和學術自由作了相關規定，參與型的治理模式也是從管理體制上落實此項規定的探索。參與型的治理模式應包括健全的決策執行系統，有效的參謀咨詢系統和完善的監督反饋系統。

決策機構可稱為“院務委員會”，學院的重大事項（也僅限重要事項）必須經過院務委員會的討論和批準。牽涉到院領導個人利益的事項，如業績津貼的多少，院領導參與上級撥款項目的經費分配等，均需由院務委員會討論決定，以避免院領導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反常現象。院務委員會可由當然委員（如分黨委書記，院長），各下屬單位代表，教授代表等組成。其中當然代表不得兼任院務委員會的領導，院務委員會正副主席不是常設崗位，宜采用交錯輪值制，每任一學期，每人任正副主席各一學期（除第一任正主席外）。討論學生工作或與學生利益有關的問題時，應當邀請院學生會正副主席參加。討論發展規劃等重大問題時，還可特邀校外人士參加，以加強學院與社會的聯系。院務委員會有向行政領導提出質詢的權利。

行政機構（即正副院長及其領導下的院機關）有權獨立執行職責范圍內的行政事務，并對執行結果負責，其責任人應每學期向院務委員會提交工作報告，由院務委員會審議。院領導的產生，可以采用上級提名，由以教師為主體的全院教職工代表大會進行差額選舉產生。這種做法與目前采用的選拔方法基本相同，但將最后的決定權交給教職工代表大會。現在采用的民意測驗法，缺乏透明度，群眾并不滿意。對行政領導還應有罷免制度。這樣即使選舉出來的人不妥，也容易得到糾正。

為充分發揮教授和業務專家的參謀咨詢作用和參與學院的學術管理，按學校規定設立的諸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原有機構，除繼續執行原有的職責外，還同時作為院領導的參謀咨詢機構。院領導還可根據需要，增設專門小組，為學院提供有關方面的咨詢意見。

監督機構可稱為“院監督委員會”。院監督委員會監督和評估院行政領導是否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權組織對教學科研質量，行政工作質量以及干部工作作風等進行評估。并就評估中發現的重大問題提出建議，交院務委員會討論。特別要對院一級領導是否廉潔奉公，是否以職務之便謀取個人利益進行有效的監督。院一級的教職工代表大會和過去一樣，執行自己的職責。也可設想將院務委員會與教代會統一，前者作為后者的常設機構（常委會）。

建構大學內部治理模式

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大學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根據前面的分析和研究，我們試圖提出一個“黨委領導，校長管理，教授治學”的大學內部治理模式。

（1）在現代大學制度的框架下，合理而健全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應是“黨委領導，校長管理，教授治學”。

黨委領導體現在：樹立科學、進步、現代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領導建立和現代大學制度相適應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模式的具體制度設計及制度執行，領導對決策和管理過程的民主監督。在教育思想、辦學理念、制度設計等方面黨委的領導作用尤為重大。

校長管理就是要讓校長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賦予的行政權利，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校長一方面應是先進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載者、宣傳者和貫徹者；另一方面又是學校行政管理系統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以校長為首的行政管理系統是大學內部治理結構中行政性權力的體現。針對我國高校的現狀，更應強調行政管理對學校教學、科研等主要學術活動的保障、支持、組織、協調和服務功能，將直接控制教 7 學和科研的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協調和服務中實施和體現管理；應避免行政性權力過度主導的管理模式，發展學術性權力參與決策和民主管理。

教授治學就是要以制度確立和保證學術性權力在學校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學基本活動的主要形式是教學和科研，教師集體是實施這些基本活動和承載學術性權力的主體。“教授治學”中的“教授”即是指教師集體及其代表。“治學”不僅體現在學科層面，即使諸如學校定位、專業設置、教學模式、師資結構、招生規模和資源配置等類似行政性的事務，在本質上也具有很強的學術屬性。因此，“教授治學”是要在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和體制上為學術性權力參與決策和管理定位，并加以制度化和規范化，這是落實大學“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的重要舉措。

（2）確立和完善以“黨委領導，校長管理，教授治學”為特征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既符合大學的內在屬性和管理規律，又符合我國具體國情，有利于加速建設現代大學制度。

一是有利于加強和完善黨對大學的領導。通過對制度設計、執行和監督的領導，突出了黨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地位和領導作用。

二是有利于完善大學內部的決策機制。行政性權力和學術性權力互相協調、補充和制衡，形成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機制，就能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使高校自主權真正沿著健康的軌道運行。

三是有利于增強教師隊伍的凝聚力。在制度上確保學術性權力對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參與能使教師集體擺脫被動而單純地接受管理的狀態，最大限度地調動教師的積極性，這是加速學校發展的根本動力。

四是有利于弱化或消除“官本位”觀念在學校中的影響。過度行政主導的管理模式無疑是導致目前高校“官本位”觀念的侵蝕越來越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治理模式是防止學校官場化傾向、防止急功近利思想蔓延以及防止大學教化功能衰弱的出路。

五是有利于學校校長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員的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大學內部治理問題研究》課題組 李家福 張玲玲 嚴愛軍 方蔚煒 陳饒）

社會協同治理: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

——基于社會資本理論視角

作者：劉衛平

時間：201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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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協同治理主張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平等性、協同性和有序性。實現社會有效協同治理，有賴于良好的社會資本。目前我國社會普遮信任缺失，正式規范先天不足、公民參與網絡不健全、公共精神巫待培育等社會資本現狀，這些都已成為社會協同治理實現的主要制約因素。強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認同，規范協同主體權責邊界、發展和壯大社會組織和健全協同運行網絡，是實現社會管理中各系統、各組織、各階層協同治理的有效路徑。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社會協同治理，基于協同學理論和治理理論，主張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公民個人等社會多元要素相互協調、合作治理社會公共事務，在整合和發揮各類社會要素的功能優勢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推進社會有序、持續、和諧發展。它強調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性、協同性和有序性，是我國推進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有效模式。從社會資本理論的視角看，社會協同治理的實現，有賴于發育良好的社會資本。當前我國社會資本發育不良的現狀，已成為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制約因素。重構和培育我國語境下的現代良好社會資本，已成為實現社會管理中各系統、各部門、各階層協同治理的重要基礎和路徑 選擇。

一、社會資本:社會協同治理實現的前提和基礎

社會資本作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資本概念內涵拓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理論概念，“已成為人類社會試圖走出發展困境和探索治理之道的一種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論解釋范式。’[1]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哈佛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三位代表人物。皮埃爾·布爾迪厄最早提出“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并開創了社會網絡分析的社會資本研究，提出“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主張就是關系網絡創造了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有價值的資源，并向成員提供集體所有的資本，即是成員相互信任的可信度。”[2]詹姆斯·科爾曼認為，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與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是社會資本的具體表現形式[3]。繼皮埃爾·布迪厄、科爾曼等學者之后，羅伯特·帕特南提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4]并將其從個人層面上升到集體層面，認為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能反映公民參與網絡、社群組織等發展程度，有利于推動和協調集體行動，促進社會穩定與社會整合。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由信任搭建起的網絡型關系結構越密集，共同體成員間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亦即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為社會協同治理提供工具性支持，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潛在管理資源。目前學術界對于社會資本的界定，盡管仍有分歧，但其基本的意義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會資本看作一種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存在于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認為信任、互惠規范和參與網絡是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都強調維持社會資本或投資于社會資本的重要。社會資本是一種基于普遍信任、參與網絡、互惠性規范，能提高社會運轉效率和激發社會持續發展活力的資源。在現代社會中，社會資本的組成要素應主要包括:相互信任的心理認同感、共同的利益基礎和價值取向、良好的制度規范、參與意識與合作精神、自治組織與社團、有序的參與網絡等，其中人際信任、互惠規范、參與網絡等是其基本形式。

在社會資本理論看來，建立現代社會管理體制，實際上就是促使構成社會的各要素以共同利益為基礎，形成網絡型交互作用的社會善治構架，建立起多渠道、高效率、規范化的表達、參與、協調與合作機制，實現社會管理過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高度契合，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進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可見，社會資本與實現社會協同治理存在著天然契合性和邏輯關聯性。

(一)“普遍信任”是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心理基礎

信任是社會資本最關鍵和本質性的核心要素。實現良好社會協同治理，前提是社會協同治理主體間的良好互信。在羅伯特·普特南看來，信任是社會資本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一個社會的信任范圍越普遍，誠信度越高，政府與社會、公民與政府、公民與社會、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信任與合作越普遍，整個社會也就越繁榮發展。在當下社會利益關系日趨多樣化，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社會分歧不斷擴大，社會“碎片化”、“原子化”趨勢增強的情況下，實現社會協同治理更需要社會管理主體之間和全社會成員的普遍信任和共同合作。良好的信息資本則促進和擴大政府組織、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人等治理主體之間的彼此認同和良好合作，有助于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增強整個社會的凝聚力，為實現社會協同治理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礎。

(二)“互惠規范”是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制度保障

規范和秩序是社會“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互惠規范”作為社會資本三大核心要素之一，能增強社會協同的規范性和有序性，為實現社會協同治理提供良好的社會規范和秩序。社會規范是歷史形成或規定的行為與活動的標準，規定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揮著調節、選擇、評價、穩定、過濾、規范、約束等一系列的社會治理功能。它反映一個在社會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共同的價值體系，表現為道德規范、法律規范、理想信念、行為習慣等，是由公民在社會生活的過程中為了個人利益的有效實現而制定的規范，是一種自下而上形成并演進的的秩序，具有約束和調節社會成員行為，促進社會信任與合作的功能。目前，社會管理主體趨向多元化，社會新階層不斷涌現，要實現有效的社會協同治理就必須憑借不同的社會規范形式約束各社會治理主體的行為，及時治理各種社會問題。沒有良好的社會規范，就不可能實現社會協同治理效應。

(三)“社會網絡”是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必要平臺

“關系網絡”也即社會網絡，是社會行動者及其之間關系的集合，包括社會規范、社會信任、社會凝聚力、規范信息網絡、社會關系網絡、多功能組織、公民參與，以及權威關系、信任關系等社會行動者之間的各種關系。它可以連接不同的群體、族群和各類利益集團，能使利益偏好存在差異甚至沖突的各方尊重彼此的關切，并通過平等協商并加以解決，避免不必要的沖突，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它還能在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之間形成溝通合作的管道，增進和擴大彼此互信，為社會實現協同治理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它既能為公民的利益表達提供多種渠道，促進政府、社會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為社會協同治理創造“善治”空間;又能促進合作、團結、民主等公民精神的培養，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提升整個社會協同治理效能。[5]

二、社會資本缺陷:社會協同治理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深刻變革，我國社會資本呈現出了一些諸如契約關系、法人組織、民間組織等形式的現代元素。但是，由于我國傳統文化特性，當前我國社會資本無論是存量還是結構都存在不少缺陷，制約著社會管理中協同治理的實現。

(一)社會普遍信任嚴重缺失

社會資本中的信任，是任何普通社會個體之間的彼此信任，是社會協同治理的前提。當前，社會普遍信任資本的嚴重缺失，導致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心理基礎十分薄弱。首先，從我國現有社會資本的來源與結構來看，由于根植于以“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宗法制度”等為生存根基的傳統社會土壤，傳統社會資本占絕對比例，人與人的信任更多地存在于“血緣”、“宗族”、“親朋”之間，而社會系統的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信任嚴重不足。其次，中國式“小圈子”、“小集團”、“小群體”不斷涌現，社會分歧不斷擴大，導致普遍信任難以形成，使社會協同治理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6]最后，在現代市場化進程中，整個社會的趨利性增強，一些地方政府成為市場中的逐利主體，再加上一些市場主體的不法趨利行為，導致食品藥品安全危機、群體性突發事件等社會信任危機頻發。尤其是逐利行為使地方政府服務意識、法治意識、誠信意識十分淡薄，甚至與民爭利，官民關系緊張，直接導致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公信力的大幅下降，公眾和社會的忠誠心理日漸缺失，給公民認同的形成和公 10 共制度的建立帶來了極大的障礙。

(二)正式規范資本先天不足

從我國傳統社會來看，過于強調非正式的社會關系和制度安排，而對于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和規范的建立則往往被忽視，“人情法則”成為人際交往和社會資源交換的重要指導原則，法治思維和法治精神缺乏，“家族式”管理、“人情”和“人治”色彩濃厚，正式規范和法律法規不健全，人們行為不能受到規范有效的制度約束，導致特權主義、官員腐敗、集體失靈、民主缺位、約束乏力，以言代法、用權壓法、拘私枉法等現象時有發生。在社會管理中，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組織與公民個人作為社會治理主體，其地位作用、權責范圍、運行規則等缺乏必要的制度規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一些政府組織表現出強烈的威權主義思想，公共服務意識和依法行政意識淡薄，憑借其行政權力過多干經濟領域的微觀管理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擠壓其他社會管理主體的空間，導致社會公共事務治理主體單

一、效能低下，公平正義理念缺失，社會矛盾沖突增多，利益關系調和難度加大，各類群體性事件頻發，致使社會協同治理難以實現。

(三)公民參與網絡極不健全

健康完善的參與網絡，是現代資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主要載體。然而中國式參與網絡是建立在“血緣”、“親緣”、宗族觀念以地緣、學緣基礎之上的，“人情”和“面子”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與社會資本所倡導的建立在社會普遍信任基礎上的參與網絡有著本質的區別，表現出明顯的先賦性、封閉性和同質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缺乏，不具有普遍的、整體的社會特征，極易形成家族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小利益集團。再加上“‘官本位’意識使政府習慣于凌駕在社會之上、企業之上、人民之上，而難以把自己擺在‘服務者’、‘合作者’的位置”[7]，導致“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第三部門”、“社區共同體”等發育遲緩，社會治理主體單一，公民參與網絡不健全，“缺乏現代公共治理理念所倡導的對話平臺與溝通渠道以及促進公民社會健康發育的制度環境，缺乏社會中間組織作為信息交換器、緩沖器和平衡器”[8]，致使社會協同治理賴以實現的組織網絡與運行機制極不健全。如，作為公民參與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治理的主體的民間組織，在我國無論數量還是規模、能力度偏小，種類偏少，其中有很大部分均帶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即由政府創建或受政府的主導，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發展極不規范，這些都嚴重影響著公共精神和現代公民意識的培育，也直接制約著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認同、信任、合作和互利關系的形成和發展，不利于社會協同治理。

(四)公共精神尚未形成

公共精神表現為以改善公共生活和建構公共秩序為目的的一系列倫理道德規范、政治價值、社會制度和行為品格。它以普遍信任關系和公共責任意識為核心內容，包括信任、寬容、合作、共融、監督等基本要素，是現代公民應有的特質與精神境界。由于我國傳統社會資本主要源于“宗族關系”、“血緣關系”或以家庭、家族為單位的小規模、高同質的網絡結構中，導致人們對公共精神關注的狹隘視野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表現出狹隘的“私利”意識，在有利于自身利益面前表現過度的個人主義、狹隘的功利主義，絲毫不尊重和包容他人的平等權利，甚至瘋狂無序地爭奪和占有公共利益;而在公共利益面前，則缺乏一種參與合作、樂于奉獻的精神氣度和價值取向，公共責任感淡化，尤其在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面前表現出強烈的 11 不合作的敵對意識和攻擊性，甚至做出有悖道德倫理或法律法規的過激行為。公共精神的缺失，使社會難以形成協同治理的社會土壤和生態條件。

三、社會資本優化:社會協同治理的路徑選擇

優質的社會資本是社會協同治理得以實現以及維持的基礎與紐帶，也是實現社會良好治理的前提條件。必須在中國語境下，借助政府和社會的力量，不斷優化社會資本結構和提升優質社會資本存量，有效推進社會協同治理。

(一)夯實社會協同治理心理基礎:培育公共精神和社會認同

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指出，對一個秩序優良的公民社會來說，公共精神、公民認同的存在同樣是至關重要的，若無最低限度的公民認同，公民社會的機構或制度就不可能運作。[9]公共精神以公共利益為基礎，主要包括公民的主體意識、相互信任與尊重、公共責任感、參與合作精神、互利共贏意識、制度規范意識等，其實質內容在于公共責任意識和互惠合作精神，既是現代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社會資本水平的重要表征。它具有促成社會構成各要素增進信任合作的重要作用，其強弱程度體現著政府、市場、社會、公民之間心理認同、信任合作、平等互利的水平。社會認同在于公民的普遍信任。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首要前提，在于各個相對獨立協同主體之間良好的信任關系與合作意愿，這有賴于社會資本中公共精神和社會認同的培育。一要增強社會各類構成要素間利益的同構性，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這既是培育共用精神和公民認同的基礎，也是社會協同治理主體間信任合作的基礎和目的。要從公共性的價值理性出發，在政府進行適當的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中，合法反映各個協同主體的利益訴求，不斷培育和擴大政府與社會組織、企業、公民等協同主體的利益交匯點，增強相互間利益需求的一致性，形成與公共利益方向一致的發展目標并產生有效的協同行為。尤其是政府應強化其公共性，以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滿足社會需求來維系自身的合法性。二要構筑和拓展公共領域，引導和鼓勵社會組織、企業和公民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活動中塑造主體意識、民主理念、法治思維以及公共責任感、規則意識和義務觀念，培育和強化各方共同推祟的價值和共同遵守的規范，消除彼此隔膜和分歧，形成具有廣泛認同感的公共精神。三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以“三個倡導”(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核心，以公共和諧文化建設為主要載體，以新型公共倫理精神為軟驅，大力培育主流公共價值觀，培養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這些社會協同治理主體的倫理自覺和道德自律。尤其是各級政府組織應以強化以人為本思想和公共服務意識為價值取向，加強以民主、法治、公正、責任為核心元素的新型行政倫理建設，促使政府機關及其行政人員消除一味推崇的地位和特權思想，以“責任本位”取代“權力本位”，真正樹立道德自律、行政為民、法治行政、公正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培育社會協同治理多元主體:發展和壯大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是非國家或非政府的公民組織，又稱為“第三部門”，包括非政府組織、公民志愿性社團、協會、利益集體以及公民自發組織。它具有培育和維系社會信任、創造和執行社會規范、構筑和維持公民參與網絡等功能，既是現代社會資本的基本要素，也是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重要推力。規范和發展社會組織，可以形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緩沖帶，并能為多元社會中群眾利益表達和社會參與提供重要平臺，有效協調社會多元利益、化解社會沖突、12 提供社會服務和增進社會認同。目前，我國社會組織在數量上已形成一定的規模，且在社會管理中已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還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協同治理的需求，發展明顯滯后，而且發展很不成熟，公共性和獨立性較差，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極弱，內部管理松弛，規范性水平和社會認同度不高，還不能在社會協同治理中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培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一要盡快建立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重點要進一步推進政社分開、政事分開和政資分開，從制度層面界定政府與各類社會組織的權責范圍和法律責任，防止政府直接干預和插手社會組織的內部管理和事務活動，為各類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增強其的獨立性特別是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能力。二要應強化各類社會組織的獨立意識、社會責任意識和規則意識，消除對政府的依附思維，著力在完善內部運行機制、培育功能優勢和提升素質能力與社會信譽上下功夫，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知識、技術等優勢為社會服務，不斷增強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治理和服務社會的能力和水平，以“有為”在社會生活中求“有位”。三要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經濟類、公益慈善類、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城鄉社區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促進社會協同治理主體的多樣化。四要改進社會組織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管理機制。政府應處理好與市場、企業、社會、公民之間的關系，既不直接干涉其內部微觀管理，但又要對其進行有效的宏觀管理，為各類社會組織健康快速發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和政策支持，保證其功能和優勢在社會管理中的有效發揮，形成以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公民等為主體的多元社會協同治理模式。同時，政府要充分利用市場和社會的力量，加快培育和發展各類社會組織，為政府職能轉移提供有效的承接載體，推進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協同化。

(三)規范社會協同治理主體權責邊界:擴大互惠規范合作

社會協同治理的前提是適度分權和民主，并予以法制規范，即建立互惠合作規則。加強互惠規范社會資本建設，從制度層面規范社會協同治理各類主體的行為邊界，確立協同者的法律地位、權責范圍、運作規則、合作途徑等，依法保護各類協同主體的權利，促進互惠平等合作，是社會協同治理的重要保證。一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依法規范政府行為，真正約束好“看得見的手”。一方面，要確立政府充分發揮政府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作用，這是社會協同治理的政治基礎。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威權主義治理理念的影響，我國政府長期以來奉行“權力本位、政府本位”的權威主義治理理念，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視為“全能政府”、“無限政府”，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無所不能，政府成為社會唯一的權力中心，管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出現嚴重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現象，導致許多社會問題，也造成其他社會協同主體弱化、邊緣化或發育不良，極不利于社會的有效協同治理。為此，必須深人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加快政府職能真正轉變，盡快由權力管制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尤其政府應自覺從公共價值理性出發，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層級優化、社區自治等方式，加大經濟性和行政性放權，主動讓渡部分權力給地方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提升各類社會協同治理主體的責任感和合作治理能力，形成政府主導、多元協同、互惠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二要在司法和行政框架中明確各類社會協同治理主體的法律地位、職責權限和運作規則，增強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協同合作治理的能力。既要賦予各類社會組織法律應有的充分權力，確保治理主體法律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也要以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社會理性規范社會組織。[10]三要建立健全依法管理、監督各類社會協同主體權責行為的政策法規。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協同主體，可能會出現為自身利益而濫用公權力從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因此，必須推行協同主體行為監督法治化，為規范社會協同主體行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13 以實現更有效地社會協同。

(四)健全社會協同治理運行網絡:構建參與合作機制

社會協同治理的有效運行除了有賴于豐富信任資本、參與主體多元、互惠制度規范外，還必須拓展多元規范的參與網絡及其深度融合的機制協同。一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共參與的協同治理組織機制。協同治理組織中，必須堅持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這是社會協同治理實現的政治基礎。“既要加強黨對社會協同治理的領導，??，又要建立政府組織與社會組織的直接聯系，形成以政府為主干、非政府組織和村(居)委會為紐帶、私人部門為基礎的協同治理網絡”[11]，不斷提高社會協同治理組織化水平。二要建立協同治理主體間協商民主工作機制。協商民主，既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協同治理主體凝聚共識、增進互信、互惠合作、有效協同的重要方式和工作機制。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組織應加強與各類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公民個人的溝通與合作，不斷豐富和發展諸如民主懇談等協商民主形式，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尤其要健全使各種意見和利益訴求充分表達的機制，讓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與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民眾之間圍繞社會公共事務開展平等、自由、公開的溝通和協商，不斷提高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基層民眾對公共事務特別是公共決策的參與度、知情度，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公民良好協同治理的新機制;健全社區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實現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三要建立協同主體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信息網絡是現代社會資本的重要形式，在社會協同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大力加強信息化建設，尤其要發展電子政務和各類現代媒介，為政府與社會組織、公民等協同主體共享信息資源、不斷增進互信、實現深度協同提供強大的信息技術支撐。四要強化協同治理主體行為監督機制。建立健全社會協同治理過程中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社會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以及質詢、問責、公示聽證、信訪調解等工作制度，強化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和輿論監督，規范協同治理主體行為，防止協同負效應，增強社會協同治理的有效性。同時，要健全社會協同主體相互制約與監督的機制，讓協同治理主體始終以維護和擴大公共利益為基點實現新的更有效的協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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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吉林大學：完善現代大學章程 深化治理結構改革

吉林大學：完善現代大學章程 深化治理結構改革

李元元

（作者系吉林大學校長，原載《中國教育報》2012年3月5日第5版）

建立完善現代大學章程，是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探索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推進高校科學發展的有效載體。吉林大學于2005年12月發布實施了《吉林大學章程》。這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正式發布并施行的現代大學章程，標志著吉林大學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進程中邁出了關鍵一步，引起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全國高校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并得到了良好評價。

一、制定章程，建立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的新載體

新吉林大學是由6所院校合并而成，規模大、體制新、文化傳統不

一、校園布局分散。如何實現穩定融合，成為合校之初學校必須要回答的首要問題。學校認識到，合校的過程就是現代大學制度重新建構的過程，而建構一套順應發展的現代大學制度，最關鍵的是要有基本一致的價值取向、相互認同的文化理念和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基于這樣的認識，在合校工作基本完成并初步穩定運行之后，學校開展了一系列改革創新和探索實踐。

——2003年，學校對現代大學精神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吉林大學依法治校規劃綱要》，提出大學章程建設是探索高校改革發展，構建現代大學制度的有效載體，為此著手開展了章程制定的各項準備工作。

——2004年，學校頒布實施了《治理結構與管理體制改革綱要》，提出大學治理結構是當代中國大學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著手進行了校內治理結構與管理體制改革，同時啟動了大學章程制定工作。

——2005年，學校成立了章程起草委員會與專家工作組，開展了章程的集中起草制定工作，經各種民主程序反復征詢各方面意見并不斷修改完善后，最終《吉林大學章程》在學校黨代會上討論通過，公布施行。

《吉林大學章程》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基本原則，立足校情，把學校正在做、應當做和能夠做的事情以基本法的形式規定下

來，使學校的改革探索實踐等各項工作更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力地推動了學校的穩定融合，為學校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對學校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施行章程，推進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的新實踐

自章程施行以來，學校以《吉林大學章程》為基本，順利地推進了一系列改革發展的新實踐。

——凝煉了吉大精神。《吉林大學章程》在《前言》中簡要記述了學校的歷史淵源，凝煉了吉大精神，明確了“以追求真理、培育人才、研究學術、傳承文明、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為己任”的根本任務和價值追求。其中，把“傳承文明”作為學校的根本任務在當時具有比較超前的探索意義。通過施行章程，使吉大精神不斷深入人心并得以弘揚。

——明確了目標定位。《吉林大學章程》明確了學校的基本定位和發展目標，即致力于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努力將學校建成國家高質量人才培養、高水平科學研究和成果轉化、高層次決策咨詢的重要基地。該目標定位為學校制定改革發展規劃奠定了基礎。

——完善了領導體制。《吉林大學章程》對學校黨委的領導職權和校長的行政職權作了比較明確的劃分。根據章程的規定，學校修訂完善了黨委全委會、常委會、校長辦公會和書記辦公會的議事規則，探索和明晰了黨委和校長科學有效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運行機制和實現方式。

——完善了學術體系。《吉林大學章程》明確提出實行教授治學，并規定了基本組織形式、管理方式和運行機制。依據章程規定，學校建立了校長向學校學術委員會報告學術工作制度，明確了學校領導和職能部門管理人員不再擔任各級學術組織的負責人，明確學院黨政負責人不再擔任各級學術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等有關規定，建立完善了由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教學委員會構成的學術治理體系。

——深化了管理體制改革。《吉林大學章程》確定學校實行校、院兩級管理為主的體制。學校對校內公共事務實行垂直管理、延伸管理和屬地管理，并對學院和學部的設臵及其職能作了規定。同時，學校依據章程規定，進一步深化了學校管理體制改革，適度調整了部分管理機構，逐步擴大了學院自主管理的領域和

范圍。2010年學校承擔了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項目《推進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改革，完善大學章程建設》，目前該項目正在積極推進中。

——加強了民主建設。依照章程規定，學校修訂完善了教代會章程，建立健全了校院兩級教代會工作制度。建立了校長每年向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教代會對校長和學校的行政工作進行民主測評的制度。建立了學院院長定期向學院教職工報告工作，接受民主監督的制度。同時，對民主黨派、群團組織和師生參與學校民主管理的權利、義務和形式等也作了相應規定。

三、完善章程，推進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的新探索

大學章程的施行和完善與高等教育和高校自身的改革發展實踐緊密相關。根據學校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大學章程也應當不斷完善。從近幾年的施行效果來看，我們感到《吉林大學章程》也有不少需進一步完善之處。例如，對學校內部權力的層級配臵以及相互間促進、制約的復雜關系規定得還不夠，個別相關規定已滯后于學校改革發展實踐，特別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界定與分配還不夠明晰；校、學部、院層級科學配臵行政權力以促進學術權力的充分合理發揮，既相對分離，又相互支撐、共同發揮積極作用的科學有效機制不夠完善；各種權力賴以運行和實現的組織形式及其職能還有待完善，各項改革措施缺乏統籌協調與配套運行等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深層矛盾和現實問題相互交織，繼續完善章程的任務還很艱巨。

——總體思路。以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為目標，以學術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為突破口，堅持“統籌規劃，配套實施，重點攻克，試點先行，立足校情，分類指導”的方針，統籌推進管理機構改革等各項配套改革，完善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構建起與學校實際相適應的統一領導、多元治理、和諧善治、科學發展的內部治理結構。

——基本目標。遵循《吉林大學章程》的基本精神，不斷創新學校的管理體制、機制，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和創新性成果，使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更加科學，體制機制更具活力，大學章程日臻完善，文化制度體系不斷健全，形成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和吉大特點的高水平大學發展之路，產生具有創造性、示范性、帶動性的改革成果，為國家教育體制改革探索有益經驗，為完善

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作出新探索和新貢獻。

——主要舉措。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建立更加科學的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探索高水平學科群、高層次人才隊伍、高起點創新基地、高素質創新人才培養和高水準國際交流合作“五位一體”的建設機制，構建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相適應的學術創新體系，完善由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教學委員會構成的學術治理體系。加快管理重心下移，試行“大部制”和“扁平化”建設，深化管理機構改革。推進學部綜合化、學院實體化建設，完善校、院兩級管理為主的體制。拓寬學生參與學校民主管理和監督的渠道，搭建以董事會和校友會為代表的社會利益相關者參與學校民主管理和監督的平臺，完善民主管理體制。及時將各項改革的成熟經驗上升為學校規章制度，把學校改革發展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經驗體現到《吉林大學章程》中，建立起以《吉林大學章程》為基本法的科學完善的學校制度體系。

第四篇：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

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重點任務(六)----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

大學管理既是一項日常工作，更是一項制度建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大學制度，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現代大學制度，是反映學校與政府、社會關系的治理模式、制度規范和行為準則。多年來,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大學制度的實踐方面已經取得一系列進展，辦學自主權受到法律規范，校務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普遍設立，中間治理機構得到建設，大學理事會和校董會職能逐步擴大，教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的意識大幅度提升，學校內部調解機制初步形成。

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是建設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內容。政府及其部門要樹立服務意識，改進管理方式，完善監管機制，減少和規范對學校的行政審批事項，依法保障學校充分行使辦學自主權和承擔相應責任。高等學校要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自主開展教學活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制定學校規劃并組織實施，自主設置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機構，自主確定內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學校財產和經費。

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要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研究制定公辦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實施意見，健全議事規則與決策程序，依法落實黨委、校長職權，是改革試點的重要內容。要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還要不斷加強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代表大會建設，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

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還要加強章程建設。大學章程是高等學校設立的法定條件之一，也是高等學校實現依法自主辦學、自主管理的依據。各類高校應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定管理學校。要尊重學術自由，營造寬松的學術環境。要全面實行聘任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確立科學的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

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要注重不斷擴大社會合作。目前，已有超過200所公辦高校建立了理事會或董事會。今后，要繼續積極探索，健全社會支持和監督學校發展的長效機制。還應探索高校與行業、企業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進高校與科研院所、社會團體的資源共享，提高服務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能力。

第五篇：完善學校治理體系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完善學校治理體系

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實施工作自查報告

《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以下簡稱《章程》）2011年10月28日經湖南省教育廳核準通過（湘教發〔2011〕56號），2012年1月1日公布施行，是湖南省第一部經過教育廳核準的章程。2014年，學校依據有關規定和程序對《章程》實施了修訂,《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于2014年12月31日經教育廳核準（湖南省高等學校章程核準書第1號），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是湖南省第一部按照《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修訂并經過教育廳核準的章程。學校《章程》上承國家法律法規，下啟校內規章制度，是我校依法自主辦學、實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職能的基本準則。《章程》實施以來，在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建設現代大學制度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章程實施組織領導堅強有力

（一）學校黨委行政高度重視章程建設

《章程》制定工作。學校《章程》制定工作于2010年2月啟動，學校黨委行政高度重視，成立了由黨委書記和校長任組長、全體校領導為成員的章程制定工作領導小組，并由校領導帶隊赴華中農業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等高校進行專項考察學習，專題審定了《章程》制定大綱和起草程序，歷經文獻研究、文本起草、專家咨詢、征求意見、教代會審議、黨委審定、省教育廳核準、發布施行等階段，于2011年10月28日經教育廳核準通過（湘教發〔2011〕56號），成為湖南省第一部經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核準的大學章程。

《章程》修定工作。2014年5月，因上位法規出現了新要求和學校情況有了新變化，學校依據有關規定，按照穩定性、科學性、規范性原則，啟動了《章程》修訂程序。學校黨委專題審定了章程修訂工作方案，黨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學院負責人、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會議，專題征求意見；校長主持辦公會議審議通過了《章程修正案》并對七屆二次教代會預備會議的征求意見進行了專題研究；10月16日學校召開七屆二次教代會

審議通過了《章程修正案（草案）》；10月24日學校黨委會審定了《章程修正案》；12月31日經教育廳核準（湖南省高等學校章程核準書第1號），成為湖南省第一部按照《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修訂并經過教育廳核準的章程。

《章程》督導工作。為保證學校《章程》實施五周年系列活動和迎接教育廳章程專項督導工作的順利開展，學校于2017年7月組織召開了章程實施專項督導工作布置會議；8月28日《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實施五周年系列活動暨省教育廳章程專項督導工作方案》提交黨委務虛會審定，成立了由黨委書記和校長任組長、全體校領導組成的章程專項督導工作領導小組，學校組織開展了“崇章、守章、執章——紀念《章程》實施五周年”為主題的系列學習宣傳活動。9月29日，學校組織召開章程實施專項督導工作推進會，通報了迎接章程督導工作進展情況，審議了《章程學習要點》《章程專項督導工作宣傳方案》。12月1日，學校召開章程實施專項督導工作小組會議，審議支撐材料目錄和自評報告，并對照《湖南省高等學校章程實施工作

專項督導指標體系》進行責任單位自評打分。2018年4月25日，學校召開迎接教育廳章程實施工作專項督導動員會。4月26日，學校召開迎接教育廳章程專項督導工作領導小組會議，審定了《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實施工作自查報告》和《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實施工作評估支撐材料目錄》，并對我校章程實施工作進行了自評打分。5月24日，學校召開迎接省教育廳章程實施現場督導工作布置會議，審定《湖南農業大學迎接章程實施工作現場督導工作方案》，部署5月29日迎接省教育廳章程實施現場督導工作各項工作。

在學校《章程》制（修）定和實施過程中，學校黨委充分發揮領導、統籌、協調作用，使《章程》更具科學性、前瞻性、操作性。《章程》以憲法、法律法規為依據，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確定學校發展目標定位，構建現代大學制度，實現管理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在全國少有例證的情況下，《章程》較好地處理了舉辦者與學校的關系、學校與師生員工的關系、《章程》與上位法律規范的關系、《章程》與下

位規章制度的關系、《章程》文本成熟性與前瞻性的關系。

（二）學校成立了章程實施的專門機構

成立章程委員會。根據《章程》的規定，學校于2011年12月29日出臺了《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委員會章程（試行）》（湘農大〔2011〕74號），明確章程委員會的性質、職責、權利、人員組成和議事規則。2012年1月10日，學校成立了第一屆章程委員會，由書記擔任主任委員、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工會主席、黨政辦主任、團委書記、章程建設顧問、校友總會與董事會秘書長、法律顧問、語言文字顧問、章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學院黨政負責人代表、未擔任黨政管理干部職務的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教師代表、研究生會主席、學生會主席等十三位同志組成，章程委員會辦公室設在改革發展處。章程委員會負責解釋《章程》，依據《章程》審查學校內部規范性文件和規章制度，受理對違反《章程》的管理行為、辦學活動的舉報和投訴。2014年6月1日，學校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委員會章程》（湘農大〔2014〕10號），并成立了第二屆章程

委員會，新增宣傳部部長、改革發展處處長為章程委員會委員。

修定學校《章程》。2014年4月21日，經學校第二屆章程委員會提議，學校黨委會決定啟動我校《章程》的修訂工作；5月20日，學校章程委員會審議了學校章程修訂工作方案；5月20日-6月中旬，學校以章程委員會委員為主體，組建了章程修訂工作小組，啟動了章程修訂工作，草擬了《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草案）》；6月17日，學校章程委員會辦公室組織有關專家討論《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草案）》；7月4日，學校章程委員會委員對《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草案）》進行了討論；7月18日，學校章程委員會辦公室征求了教育廳法規處對《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草案）》的意見；9月29日，學校章程委員會對征求到的意見逐條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修訂意見。

章程委員會的設立是學校章程建設工作的一大創新。學校在章程制定工作完成后，著眼于章程解釋、修訂、監督工作的有序開展，在章程制定工作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章程委員會。

章程委員會的設立不僅保持了章程建設工作的延續性，同時也為章程的具體實施找到了合理的解釋、監督機構，尤其是在章程修改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探索了章程修改的程序和方式方法，為全省乃至全國高校章程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三）持續開展了全校性學習宣傳活動

《章程》頒布施行后，為抓好學校章程的宣傳貫徹工作，學校黨委召開專門會議，認真研究了如何貫徹實施學校章程的問題。2011年11月24日學校發布了《關于做好<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學習宣傳貫徹實施工作的通知》（湘農大通〔2011〕61號）,要求全校各單位和全體師生員工，認真學習《章程》，宣傳《章程》。學校黨委、二級單位多次以學校章程為專題，組織中心組學習。黨委委員和學校領導帶頭參加輔導報告、撰寫心得體會、發表署名文章、接受電視訪談、參加專家座談。通過學習宣傳，使全校師生員工對《章程》的內容有了基本了解，對實施章程的重要性有了較深認識。

《章程》修定施行后，學校又專門制訂了學習宣傳工作方

案，要求各部門、各單位通過多種形式在全校師生員工中開展章程的學習宣傳活動；印發了《章程》單行本，將《章程》納入《學生手冊》和《研究生手冊》，保證師生員工人手一冊；通過學習宣傳章程，使全校師生員工對學校的發展目標、發展定位、基本職能、運行機制等重大問題有了清晰的理解，提高了全校教職員工依法辦學、依章治校的意識。

《章程》實施五周年，學校制定了《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實施五周年系列活動暨省教育廳章程專項督導工作方案》（湘農大通〔2017〕68號），要求以《章程》公布實施五周年為契機，進一步加強《章程》的學習宣傳，各二級單位組織教職工和學生都認真開展了重溫《章程》學習活動，學校通過校報、微信、櫥窗等校園媒體對以《章程》為龍頭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成果進行了系列宣傳報道，學校領導在校報發表署名文章，并在學校官微組織開展了《章程》知識推介和“知識趣答”，使《章程》中所蘊含的大學精神、治理理念、改革思想、發展觀念等深入全體師生員工頭腦，積極營造迎接省教育廳專項督導工作 的良好氛圍。

學校黨委在貫徹落實《章程》過程中充分發揮模范帶動作用，帶頭學習《章程》，廣泛宣傳《章程》；嚴抓《章程》的貫徹執行，要求各項制度設計明確規定執行的具體內容，包括執行權行使的主體，執行內容、范圍、程序和規則，切實維護《章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四）章程學習“三個納入”要求全面落實

納入新進教師入職教育。《章程》頒布和修定后，學校為每一位教職工發放了一本《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并將章程學習納入新進教師崗前培訓內容，同時每年為全體新進教師發放《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在新進教師崗前培訓課上，組織學校章程委員會專家為新進教師就章程制定和章程內容開展專題解讀，同時要求全體教師以黨支部或教研室為單位開展重溫章程的學習，務必熟知學校章程內容。

納入新生入學教育內容。《章程》頒布和修定后，學校為每一位學生發放了一本《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并將學校章程

編入《學生手冊》《研究生手冊》，新生入學后做到人手一冊，將章程學習納入本科生、研究生入學教育內容，要以班級為單位開展專題學習，利用微信公眾號開展章程學習要點知識答題等等。通過上述活動，加深了學生們對學校教學管理等相關規定的認識，營造出自覺學習章程、遵守章程、按章辦事的良好氛圍。

納入新提拔干部培訓內容。學校將章程學習納入全體處科級干部培訓內容和新任處科級干部培訓，并進行了《依章辦學

依法治校》的專題培訓。全校各支部都組織了章程專題學習，單位處級干部帶頭領學解讀，2018年組織全體處級干部進行了章程內容閉卷測試，以考促學，使處級干部們對學校的歷史沿革、辦學理念、辦學目標和依章辦學等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學校將《章程》學習納入到處科級干部培訓、新進教師入職教育、新生入學教育和新提拔干部培訓內容，確保章程學習覆蓋率達到100%。

二、章程規定落實及配套制度建設成效顯著

（一）堅持貫徹落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和《章程》，學校進一步修訂完善了《湖南農業大學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實施辦法》（湘農發〔2017〕8號），制定了《中共湖南農業大學委員會會議制度和議事規則》（湘農發〔2017〕9號）和《湖南農業大學校長辦公會會議制度和議事規則》（湘農大〔2017〕32號），進一步細化了學校黨委的領導職責、校長的職權，明確了學校黨委會和校長辦公會議事規則，健全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分工合作、協調運行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了黨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校長在學校黨委的堅強領導下，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有力保證了教學、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項任務的完成。

學校黨委堅持注重制度建設，不斷健全決策機制，妥善處理好了三個關系，保障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有效運行，促進了學校各項事業科學發展。一是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的關系。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是一個有機整體，領導中有負責，負責中有領導。黨委是學校的領導核心，統一領導學校工作，堅持謀大事、抓大事、議大事。校長作為學校的法人代表，主持學校日常行政工作。二是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的關系。黨委研究決定重大問題，始終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在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集體討論決定。班子成員按照各自的分工，認真負責地開展工作，在分工的基礎上相互配合和支持。三是黨委書記和校長的關系。學校的發展關鍵在于班子，班子工作的好壞關鍵在于書記和校長。書記和校長的團結協調，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得以正常運行的根本前提。校長帶頭維護黨委領導的權威，書記充分支持校長工作，形成了推進工作的最大整體合力。

（二）積極推進校院兩級管理體制改革

學校根據《章程》，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校院兩級管理

規定》（湘農大〔2013〕2號）和《湖南農業大學學院黨政聯席會議議事規則》（湘農發〔2013〕8號），在機構設置、人事管理、干部管理、財務管理和資產管理等方面進一步擴大了學院辦學自主權，進一步規范了學院黨政聯席會議議事規則。學院在落實黨政聯席會議、學術委員會、教代會、團委、學生會等制度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學校對二級單位實施目標管理，開展了崗位聘任和績效工資改革，出臺了《湖南農業大學首次崗位設置與聘用工作實施方案》（湘農大〔2012〕26號）和《湖南農業大學績效工資實施方案（試行）》（湘農大〔2014〕33號）。

學校校院兩級治理體系建設，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動力，健全制度體系為抓手，圍繞優化組織架構，夯實教研一線，降低運行成本，明確職責權限，提升管理效率，提高內部治理能力為目標，從橫向上進一步分權，堅持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同時，進一步夯實學術權力，落實民主權力；從縱向上進一步放權，進一步下放管理權限，降低管理重心，擴大學院辦學

自主權，建立符合現代大學制度的校院兩級管理體制。一是切實加強規章制度體系建設，構建了以《章程》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基本框架，建立了以《章程》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體制度相互銜接、協調一致、互相支撐、科學合理的規章制度體系。二是切實規范學院的運行和管理，健全學院黨政聯席會-學術委員會-教代會“三位一體”決策體系，構建學院內部權責明晰、程序科學的民主管理體制，提升學院治理效力。三是建立了以目標管理為抓手的運行監督機制，提升校部機關謀劃運作、組織協調、監督管理和綜合服務能力，推動學院自主管理、自我約束、規范運行、加快發展。

（三）大力推進學術管理機制創新

學校以《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教育部令第35號）和《章程》為基本依據，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學術委員會章程》（湘農大〔2014〕26號），明確學校學術委員會是校內最高學術機構，統籌行使學術事務的審議（決策）、評定、咨詢和學術糾紛裁決等職權。2014年11月，學校根據《學術委員

會章程》組建了第十三屆學術委員會，下設學術評價與發展委員會、人才培養委員會、學風與學術道德建設委員會三個專門委員會。學校第十三屆學術委員會成立以來，以學術評價與審議、重大事項咨詢、學風和學術道德建設為重點，以健全運行機制、完善議事規則、提升履職能力為抓手，統籌學術決策、審議、評定和咨詢等職權，在推進教授治學、鼓勵學術創新、促進學校內涵建設與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學校通過著力構建制度、組織、機制、條件“四位一體”的保障體系，大力推進教授治學全面開展。一是制度保障。學校從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三個層面科學界定了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民主權力等大學內部四種主要權力的內涵，劃分了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的邊界，明確了學術委員會的職責，為推進教授治學制定了健全的制度保障體系。二是組織保障。學校構建了縱橫協同的內部組織體系，縱向建立校院兩級學術委員會，橫向設立學術評價與發展、人才培養和學風與道德建設三個專門委員會。三是機制保障。學校建立了督促與

考核相結合的約束機制；健全了議事、表決、報告等運行機制；完善了復議、質詢等監督程序。四是條件保障。學校從人力、財力、物力等方面為推進教授治學提供了充分的條件保障。

（四）切實加強民主管理機制建設

學校根據《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教育部32號令）和《章程》，制訂了《湖南農業大學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湘農大〔2014〕16號），明確了教代會的組成、職權、運行機制、會議規則及議事程序。建立了“黨委領導、行政支持、工會謀劃、各方配合、職工參與”的工會工作大格局，形成了1個學校總工會、27個部門工會、3100多名工會會員的網絡組織體系。學校每年定期召開教代會和工代會，聽取學校的工作報告、財務工作報告、提案工作情況和工會工作情況報告。校工會通過規范提案工作流程，即提案征集制、提案聯系辦理制、提案督辦制、提案激勵制、提案回復制和提案報告制；創新提案工作方式，改進提案承辦方式、建立提案工作“三公開”制度、實行

提案工作“四會一評”制度、開展優秀提案評選等機制進一步落實提案督辦和質詢制度，近三年征集并回復提案達180件，使工會、教代會的基本職權得以有效落實，較好地發揮了教職工民主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極大地促進了教職工參與學校民主管理與改革實踐。

（五）積極拓展社會參與辦學渠道

校友會、董事會。學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理事會規程（試行）》（教育部第37號令）和《章程》，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董事會章程》（湘農大〔2012〕103號）和《湖南農業大學校友總會章程》（湘農大〔2015〕3號）。學校董事會董事由各董事單位推薦、全體董事會議選舉產生，董事會下設科技協作、人才培養、基金等專門委員會，在董事會授權下組織和開展有關工作。學校校友總會現已建立26個校友分會，其中省內14個、省外8個（北美、北京、深圳、廣州、海南、湖北、江蘇、新疆），行業分會3個（煙草、農委、農科院），校內學院分會1個（外國語學院院友會），學校成立了校友總會第二

屆理事會，10名省（部）級領導和院士聘任為名譽會長、168名杰出校友聘任為顧問，符少輝校長當選為理事會會長。學校以校友會、董事會等為載體，積極聯系和服務校友及董事會成員單位，充分發揮其在學校改革發展中的咨詢、協商、審議與監督作用，建立了社會參與和監督學校辦學的長效機制。

教育基金會。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基金會2013年12月1日獲湖南省民政部批準成立，并制定了《湖南農業大學接受捐贈管理辦法》（湘農大〔2014〕13號）和《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基金會基金管理辦法》（湘農大〔2014〕30號），目前廣大校友企業（個人）及社會組織在我校設立了北美校友分會獎學金、“香港軒轅種子”助學金、“大北農”獎學金、深圳校友分會助學金等各類校友會、企業獎（助）學金60多項。

（六）切實維護全校師生合法權益

信息公開機制。學校依據《章程》和上級有關要求，制訂了《湖南農業大學信息發布管理辦法》《湖南農業大學教育陽光服務平臺建設工作方案》等制度，完善了校領導接待日、會

議紀要和相關文件、信息公開專欄、校園網等公開形式與載體；構建了集辦事指南、政策咨詢、信息公開、輿情回應、投訴受理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綜合型服務平臺，建成了“1＋3（”1個中心、3個服務站）、“實體大廳＋網上大廳”的學校教育陽光服務模式，推動“掌上校園、平安校園、校領導接待日”資源整合、信息共享、平臺共用，切實履行組織、協調、監督、管理、服務職能，為廣大師生、離退休人員提供優質、便捷服務。目前僅教育陽光服務網上大廳就已受理師生各類服務事項2500余條，被廣大師生譽為“貼心工程”。2015年《湖南教育快訊》頭條刊發了我校教育陽光服務工作的經驗。2016年，我校教育陽光服務平臺又被遴選為湖南省教育陽光服務平臺建設獎補單位。

師生權利救濟機制。學校依據《章程》和上位法規要求，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學生校內申訴處理規定》（湘農大〔2017〕34號）、制訂了《湖南農業大學教職工申訴規定》（湘農大〔2012〕73號）等文件，明確了學生申訴委員會、教職工申訴委員會是受理學生和教職工申訴的專門機構，對申訴的范圍和遵循的原

則、程序，受理申訴機構及其人員組成、職責、議事規則，申訴的處理等問題作了詳盡的規定，健全了師生員工正當權益受到侵害時的校內救濟制度，為師生維權開辟了合法渠道。

（七）全面推進學校依法治校工作

法治機構與制度。學校依據《章程》和上級有關要求，自2009年起，成立了依法治校工作領導小組，并將法制工作明確納入有關校領導分管事項范圍。2007年2月，成立了副處級機構法制工作辦公室，掛靠學校黨委辦、校長辦；2014年1月，成立了正處級機構社會事務辦公室，由社會事務辦公室和法律事務辦公室合署辦公。2016年1月，明確聘請涂光啟、陳光偉、毛祥成3名同志為法律顧問。制定了《湖南農業大學貫徹落實“三重一大”集體決策制度的實施辦法》（湘農發〔2017〕19號），明確了“三重一大”的事項主要范圍、機制程序、議事規則、決策實施、責任追究等，進一步規范決策行為，防范決策風險，推進學校科學發展。

依法治校工作。學校堅持依法治校七結合（與學法普法，課堂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文明創建，民主科學決策和黨風廉政建設，綜合治理、確保校園穩定，維護師生員工及居民的合法權益，改革、建設和發展相結合），成立了安全教育教研室，聘請芙蓉區公安分局局長為法制副校長，東湖派出所所長為法制兼職教師；把法制教育和依法治校的任務和要求納入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任期目標，作為政績考核、獎懲和任用的重要依據，做到了領導到位、認識到位、責任到位、投入到位和工作到位，學校呈現出政治穩定、治安良好、環境優美、廣大師生員工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學校多次被評為優秀事業單位法人、湖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全省文明高校、文明單位、文明標兵單位、全國文明單位和首屆全國文明校園、全國教育系統紀檢監察先進單位。

（八）逐步健全章程實施保障機制

章程委員會的主體作用得到充分彰顯。學校依據《章程》，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章程委員會章程》（湘農大〔2014〕10號），組建了湖南農業大學第二屆章程委員會，進一步明確章

程委員會是負責學校章程實施、解釋、修訂的專門機構，監督學校章程實施，受理教職工、學生和學員、校友或者學校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對學校違反章程行為的異議或者申訴；受理校內規范性文件與學校章程相沖突的爭議。第二屆章程委員會成立以來，組織起草的《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于2014年12月31日經湖南省教育廳核準通過，并針對修訂后的《章程》開展了系列學習宣傳活動，章程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在校報發表署名文章，對章程的重點內容進行了權威解讀，并要求全校師生員工進一步強化崇章意識、守章意識、執章意識，認真學習章程，共同遵守章程，主動維護章程的權威，一切按照章程辦事，切實推動《章程》的貫徹實施。

領導干部的帶頭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學校高度重視《章程》的貫徹實施，要求全校各級各類組織機構、教職工、學生和學員，都必須把學校章程作為教育教學和管理活動的根本準則，要求全校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特別是處級以上干部，都要帶頭學習《章程》，增強依法治校、依章辦事的意識，帶頭宣傳、貫

徹、實施《章程》，帶頭履行章程賦予的職責和義務，帶頭維護《章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每年要把遵守制度的情況作為領導干部年終述職述廉、年終考核、干部個人事項申報、民主生活會的重要內容，作為干部素質評價和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據。2018年5月17日學校組織了處級干部章程知識測試，考試平均成績89.99分，其中90分以上的人數為112人，占比61.20%；80-89分的人數為63人，占比34.43%；60-79分的人數為8人，占比4.38%。

監督和督查的保障作用得到有效落實。學校通過年終民主評議、特邀監察員、校領導接待日、監督舉報信箱、教代會（學代會）提案、二級單位目標管理考核網上評價等多種形式，充分發揮全校師生員工和教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在《章程》施行過程中的民主管理和監督作用。從2015年開始，督導處每年組織開展學校規章制度執行與落實情況的專項檢查，通過聽取部門負責人對制度落實情況的介紹、詢問了解有關事項、查看相關材料等方式，重點抽查了職能部門工作制度的制定、執行、落實和監督等情況。此外，學校還積極發揮校友會、董事會的作用，監督學校辦學。通過內部和外部的監督，有力保障和促進了以《章程》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的貫徹實施。

三、章程實施工作特色鮮明

學校《章程》建設工作被湖南省教育強省領導小組列為湖南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和制定大學章程的“雙試點”單位。《章程》實施七年來，以章程為根本的制度體系全面建成，以章程為龍頭的治理體系成效凸顯，以章程為總規的法治氛圍日漸形成，在全省乃至全國高校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得到了教育部、教育廳和主流官方媒體的高度關注。

（一）全省率先制定章程并按程序修訂章程

我校章程制定工作于2010年2月正式啟動，歷經考察調研、文獻研究、文本起草、專家咨詢、征求意見、教代會審議、黨委審定、教育廳核準、發布施行等九個階段，前后十易其稿，2011年10月28日經湖南省教育廳核準通過，于2012年1月1日公布施行，成為湖南省第一部經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核準的

大學章程。章程制定工作得到了教育部政策法規司、教育廳政策法規處等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副司長先后來校調研章程制定工作，并推薦學校在全國“高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研討培訓班”“全國依法治校工作部署會”“全國高校章程與依法治校專題研討培訓班”和“湖南省試點高校章程制定研討班”上做典型發言。

2014年，因上位法規出現了新要求和學校情況有了新變化，學校依據有關規定，按照穩定性、科學性、規范性原則，探索完成了《章程》修訂工作。歷經修訂方案起草、修正案（草案）擬定、專家研討、征求意見、校長辦公會議審議、教代會通過，黨委會審定、教育廳核準、發布施行等九個階段，對收集到的125條意見和建議，吸收整理為10個方面，對章程文本逐一進行了修改。學校《章程》的修訂既結合高等教育發展的形勢，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又充分考慮到了學校的實際情況，體現了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也開創了省內高校章程修訂的先河，《湖南農業大學章程修正案》位列湖南省高等學校

章程核準書第1號。

（二）“三保障兩機制”的工作體制示范性強

一是首創章程委員會，為章程實施提供組織保障。章程委員會的設立是學校章程建設工作的一大創新。章程委員會對學校《章程》的制定、修正案的制定以及學校規范性文件的修（制）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對章程的解釋、修訂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章程委員會的設立不僅保持了章程建設工作的延續性，同時也為章程的具體實施找到了一條有效的途徑，為全省乃至全國高校章程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是健全現代大學治理體系，為章程實施提供體制保障。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進一步修訂完善了《湖南農業大學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實施辦法》，制定了《中共湖南農業大學委員會會議制度和議事規則》《湖南農業大學校長辦公會會議制度和議事規則》，健全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分工合作、協調運行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了黨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校長在學校黨委的堅強領導下，獨

立負責地行使職權，有力保證了教學、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項任務的完成。大力推進教授治學。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學術委員會章程》，明確學校學術委員會是校內最高學術機構，統籌行使學術事務的審議（決策）、評定、咨詢和學術糾紛裁決等職權。組建了第十三屆學術委員會，構建了制度、組織、機制、條件“四位一體”的保障體系，學術委員會在鼓勵學術創新、促進內涵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積極落實民主管理。制定了《湖南農業大學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建立了“黨委領導、行政支持、工會謀劃、各方配合、職工參與”的工會工作大格局。每年定期召開教代會和工代會，聽取學校的工作報告、財務工作報告、提案工作情況和工會工作情況報告。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學生校內申訴處理規定》和《湖南農業大學教職工申訴規定》等文件，健全了師生員工權益校內救濟制度。不斷擴大社會參與。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校友總會章程》《湖南農業大學董事會章程》，制定了《湖南農業大學接受捐贈管理辦法》《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基金會基金管理辦法》，成立了校

友總會和教育基金會。學校目前廣大校友企業（個人）及社會組織在我校設立了60多項獎（助）學金，每年接受校友和社會人士捐贈近百萬余元。不斷完善校院兩級管理。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校院兩級管理規定》，在機構設置、人事管理、干部管理、財務管理和資產管理等方面進一步擴大了學院辦學自主權。修訂了《湖南農業大學學院黨政聯席會議議事規則》，健全學院黨政聯席會-學術委員會-教代會“三位一體”決策體系，構建學院內部權責明晰、程序科學的民主管理體制和以目標管理為抓手的運行監督機制，推動了學院自主管理、自我約束、規范運行。

三是建立三級制度體系，為章程實施提供制度保障。學校把《章程》實施的第一年作為“制度建設年”，按照《湖南農業大學規范性文件管理規定》要求，持續深入開展各級各類規章制度的“存、廢、改、并、立、釋”工作，構建了以《章程》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體制度相互銜接、互相支撐的規章制度框架，完成了各類規章制度的修（制）訂工作并按照教育教學、科技與產業、管理與服務、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四大模塊進行對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進行了重新歸類，編印了《湖南農業大學基本制度匯編》和《湖南農業大學具體制度匯編》，各部門還按工作內容匯編了《學生手冊》、《研究生手冊》和《湖南農業大學人事工作文件》等。目前，學校已建立起根本制度功能穩定、基本制度體系完備、具體制度成龍配套的校內規章制度體系。

四是堅持“三個納入”，建立章程意識培育長效機制。章程頒布后、章程修訂后以及章程實施五周年，學校都組織開展了以《章程》內容為主題的全校性學習宣傳活動，通過不斷創新《章程》宣傳形式和持續開展《章程》宣傳活動，《章程》中所蘊含的大學精神、治理理念、改革思想、發展觀念等深入全體師生員工頭腦。學校堅持將《章程》學習納入新生入學教育計劃、教職工崗前培訓計劃、處科級干部履職培訓計劃，全校師生員工遵章辦學、依法治校的意識不斷增強，遇事找制度、辦事依制度、解決問題用制度、化解矛盾靠制度的良好氛圍日漸形成。

五是開展“三結合”，建立章程實施監督機制。民主監督和專項督查相結合。學校通過年終民主評議、特邀監察員、校領導接待日、監督舉報信箱、教代會（學代會）提案、二級單位目標管理考核網上評價等多種形式，充分發揮全校師生員工在《章程》施行過程中的民主管理和監督作用。從2015年開始，督導處每年組織開展規章制度執行與落實情況的專項檢查，并對基本制度制定、執行、落實和監督等情況進行專項督查。校內監督與校外監督相結合。學校積極發揮校友會、董事會的作用，監督學校辦學，學校通過內部和外部的監督，有力保障和促進了以《章程》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的貫徹實施。依章辦學與違章懲戒相結合。學校要求全校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特別是處級以上干部，都要帶頭學習《章程》，增強依法治校、依章辦事的意識，帶頭宣傳、貫徹、實施《章程》，每年要把遵守制度的情況作為領導干部年終述職述廉、年終考核、干部個人事項申報、民主生活會的重要內容，作為干部素質評價和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據。同時，學校建立違反章程的懲戒制度，出臺《湖

南農業大學責任追究實施辦法（試行）》，明確違章類型、懲戒程序，做到有章必行，執章必嚴，違章必究。

（三）章程建設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社會影響

一是主管部門高度認可。作為湖南省教育廳核準發布章程的第一所省屬院校，學校章程制定經驗以及以章程為統領下開展的依法治校、教授治學經驗在全省范圍內得到宣傳與推廣。2011年12月2日，原黨委書記劉強教授在省教育廳舉辦的湖南省試點高校章程制定研討班上介紹了我校章程制定工作的經驗。2012年5月10日，原黨委書記劉強教授應教育部政策法規司邀請，在全國“高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研討培訓班”上作了《制定實施學校章程 完善現代大學制度》的主題發言。2013年3月28日，原黨委書記劉強教授應邀出席全國依法治校工作部署會并作典型發言。2013年8月20日，校黨委書記周清明教授應邀在江西南昌出席全國高校章程與依法治校專題研討培訓班并作了《發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不斷推進大學章程建設》的主題經驗介紹。2015年9月1日至2日，湖南省舉辦的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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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普通高校領導干部暑期研討班上，周清明書記作了題為《踐行“三嚴三實”，以章程實施引領學校綜合改革》的主題發言。2015年9月20-21日，由中國高等農林教育校（院）長聯席會（CAFUPF）和全球農業與生命科學高等教育協會聯盟（GCHERA）聯合舉辦、南京農業大學承辦的中外農業教育論壇上，符少輝校長作了題為《以章程建設為引領，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推進農林高校綜合改革》的主題報告，受到了與會代表的高度關注和評價。教育部法規司多次來我校就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進行調研，并先后邀請我校在貴州、南昌、北京舉辦的全國性會議介紹經驗。上級主管部門認為我校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方面進行的探索，走在了湖南省乃至全國前列，對各高校特別是地方院校推進以大學章程為核心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具有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二是主流媒體全面報道。學校章程制定與實施、依法治校及教授治學經驗及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經驗獲得教育部網站、湖南省教育新聞網站等媒體的廣泛關注與宣傳報道，認為我校進

行的積極探索有一定的推廣意義和參考價值。教育部網站以“湖南農業大學充分發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切實加強大學章程建設”為題，對我校典型經驗進行了宣傳報道，湖南省教育新聞網以“邁開高校自主辦學的步伐”為題，對我校黨委書記周清明教授進行了專訪。湖南省學校改革試點工作研究成果《創新地方高校現代大學制度體系的研究與實踐——以湖南農業大學創建現代大學制度體系的實踐為例》、《教授治學的障礙及其對策》等在教育類主流刊物刊發并轉載。

三是兄弟院校充分肯定。我校章程制定與實施經驗在社會和各兄弟高校引起了較好反響，內蒙古農業大學、山西農業大學、湖南財政經濟學院等兄弟院校邀請我校前去作專題報告和交流。西安科技大學、中央財經大學、河南工業大學、湖北工業大學、山東農業大學、沈陽農業大學、安徽農業大學、甘肅農業大學、湖南科技大學等20多所高校來我校考察交流學習章程制定與組織實施相關經驗。

章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章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學校《章

程》是湖南省第一部經過教育廳核準的章程，也是湖南省第一部按照《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修訂并經過教育廳核準的章程，《章程》建設與實施工作一直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門和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階段性建設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章程為總則的依章辦學、依法治校意識培育工作還需要持續深入開展；二是以章程為統領的現代大學治理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健全；三是章程貫徹實施的保障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