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與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與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

（一）受教育程度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較高。根據抽樣調查, 1986年農村外出勞動力中,小學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末期,農村外出務工經商

1的勞動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另有調查數據顯示, 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職業培訓的人員比例達到36.9% , 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個百分點。從數據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義務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都完成了義務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職業培訓。同時，由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社會城市化的進程加快，社會開放程度加深，新生代農民工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容易獲取知識、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國家、社會情況，使其在進入城市進行工作時，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具有目標性和目的性。同時，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有所加強，與老一代農民工相對比，他們更容易接受和適應社會的變化，更快地進行社會化。同時，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對職業的期望，也加強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意識。這導致其在尋找職業之時，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權益的保護，更加關注自我的實現。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齡集中并普遍較低。根據《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調查的結果表明，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比例從在第一代農民工總數的34.3%，提高到現在在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的53.9%。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狀況也發生了改變。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分布集中，在《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出農民工的年齡主要集中在16-38歲之間，其比例占整個外出農民工的89.2%。

2其中，新生代農民工占45.9%，平均年齡為20.8歲，標準差為26歲。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主要集中在18-22歲之間，年齡相對集中。因此，從數據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和性別結構正在轉型中。過去由于農村“重男輕女”、“男主內、女主外”的傳統思想，第一代農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隨著社會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農村工中，女性農民工比例開始上升。同時，也使新生代的農民工的年齡趨向年輕化。

（三）普遍處于未婚狀態。據《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調查可知，相對于第一代農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農民工中，總數83.7%都處于未婚狀態，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總數的16.2%。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的大部分是體力型、服務型工作，一般情況下他們工作時間較長，認識異性的機會相對較少。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 年的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時。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沒有休息日的農民工占46.9%0 這客觀上減少了新生代農民工和異性接觸的機會并造成男女關系的3疏離，對新生代農民工擇偶制造了障礙。所以，新生代農民工未婚的特征也應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四）維權意識不斷增強。與城市的工人相比,農民工做同樣的工作卻往往是同工不同酬,農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農民工務工月均收入只有職工工資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隨著年份的累積,全國職工工資的增長幅度約為29% ,而農民工工資的增長幅度僅為18%。此外,大多數農民工少有節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視。不少企業也沒有為他們提 12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 2006年版。

丁志宏：《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分析》(中央財經大學 社會學系,上海 100081)3 長子中：《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困境》（中國社會報/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供相應的保險和社會保障。而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在不斷加強。深圳東莞塘廈鎮的調查分析顯示, 99.39 %的人感覺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視, 73.62 %的人認為政府應該保護他們的基本權益不受損害, 41.72 %的人有加入工會的愿望, 100 %的女

4性都知道婦聯可以起到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他們知道自身的權益，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忍氣吞聲，他們懂得通過抗議、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

雖然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無論在受教育程度、維權意識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在社會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對許多困難和困境，他們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難以走進“圍城”

根據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公報顯示，2006年外出從業勞動力中，20歲以下占16.1%；21歲-30歲占36.5%，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婚戀的黃金年齡，但受限制，處于難以走進“圍城”的困境。

受職業限制找不到愛情。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2%；在加工制造業從業人員中占68%，在建筑業從業人員中占80%。尤其在建筑業、加工制造業方面幾乎都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的就業首選。這些工作臟、累、苦，工資待遇不高，風險大，很難獲得女孩的青睞，也難以獲得與女孩相處的機會。

同樣，在一些玩具加工業、電子產品組裝服務業、紡織制衣業等廠子里則是新生代女農民工成群結隊，同樣苦于“戀愛無人”。這些單位新生代女農民工占絕大多數，加上她們在戀愛上一般比較矜持，不好意思主動和廠外的男性接觸，所以她們的婚戀也成了老大難 問題。此時，職業搭起的圍墻正束縛著這些青春萌動的新生代農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響愛情發展。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調查，從收入水平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總體不高。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間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準時或基本準時拿到工資的占75.3%，偶爾拖欠的占17.4%，經常被拖欠的占7.3%。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新生代農民工的愛情與婚姻，同樣需要經濟條件為基礎，愛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樓閣”上，這也影響到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未來的擇偶。

二身份：非城非鄉

崔江紅:《新生代農民工20年初長成》,《神州》2005年第11期。從職業上講，新生代農民工已是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根據統計，目前農民工數量上已遠遠超過原有城鎮戶籍的公有制二、三產業的職工，達到我國工人總數的2/3以上，作為生產主體支撐著國家的工業化，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全國總工會2007年組織開展的第六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農民工在第二產業中的分布占64.4%。從行業來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行業，其中制造業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職工的31.9%，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分別占9.4%和9.1%。而城鎮職工中在制造業中就業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當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基于江蘇省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抽樣 調查》顯示，7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屬于工人群體，定位為產業工人，僅有8%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民。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穩定性差、流動性強，多數企業都還沒有把他們當作穩定的產業工人；另一方面，他們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臟、最險的工作，他們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權，處于城市里的社會底層。

從地域上講，新生代農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與老一代農民工“白天機器人、晚上木頭人”的單調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農民工要尋找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泡網吧、下迪廳、染頭發、穿時髦服裝，對攢錢并不十分看重。他們講究的是“心隨我動率性(彰顯)自我”。新生代農民工通常也會在春節時回家一趟，但那僅僅是“禮節性的儀式”，對家鄉的鄉土認同更多的是包含著對親人的感情，對農業活動則缺乏濃厚的感情和興趣。他們更傾向于改變現狀，想在城里有喜歡的工作，買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發布的《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報告》顯示，有27.4%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務工城市買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幾年回家”或“想盡快回家”的加起來只有不到2成《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他們手機的擁有比例高達72.9%，絕大多數人的通訊方式都很現代化。但城市顯然還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依然是“經濟接納、社會拒入”。

從法定身份上講，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是農民。當前受戶籍限制，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農民。新生代農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長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畢業后直接進城打工，他們沒種過地，不會種地，更不愿意種地，普遍存在著農民不愛地，農民不愛農，農民不識農，“輕農、厭農、棄農”意識嚴重。雖然戶口在農村，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定位為城市人，壓根兒就沒準備再回農村，出來長見識的同時，希望能夠和城市人一樣“體面地活著”。

三就業：高不成 低不就

新生代農民工不同于父輩，就業期望甚高，但仍面臨困境。

就業期望高與敬業精神差。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崗位比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實工作。一項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敬業精神差，且職業流動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其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即使能夠做到“敬業”，也很難做到真心“愛崗”。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為“生活、生產環境和閑暇時間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歡那個工作”或者只是“想換個環境”。并且新生代農民工在獲得工作的同時還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娛樂、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強。新生代農民工以獨生子女為主，他們從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這種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就業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會地位高、條件好、工資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強大后盾，生活壓力小了很多，所以他們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跳槽，主動選擇自己想要的工作環境。

就業期望高與職業技能低。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對農民工的素質需求也發生著變化。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但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較低，缺乏必要的專業培訓、專業知識、專業技能，不了解工業生產或現代化服務業的基本規范，同現代非農行業對勞動者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發布的報告顯示，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僅占20%，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培訓或教育的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占76.4%。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84%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參加技能培訓對找工作有幫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農民工沒有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報告》顯示，有高達62.6%的新生代農民工未來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業”是他們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們不愿像上一代農民工那樣承擔城市里低端的重體力活，又無法勝任復雜的技能型和知識型工作，難以在城市找到合適的定位，基本上只能從事體力運輸、建筑小工、工業加工以及低層次服務等勞動密集型、重體力、低報酬行業。同時過于頻繁跳槽，使得他們對每個行業、崗位只能作蜻蜓點水式的了解，每一項職業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學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復始，也形成惡性循環。沒有過硬的職業技能，他們很難融入城市，并且體面地生存。

四落戶：三壁壘”

根據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愿望強烈，但高門檻限制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

經濟壁壘。2006年3月27日《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發布后，經調查，許多省會城市都將農民工購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為落戶條件之一。目前房價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對于收入微薄卻喜歡大手大腳花錢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能夠實現的積累非常有限，這種以貨幣構筑的以經濟壁壘取代身份壁壘的新門檻對普通農民來說仍然是難以逾越的，這也是他們融入城市的一大經濟障礙。

素質壁壘。目前不少省會城市落戶要求農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達到大專文化程度。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公報顯示，2006年，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這對以初中為主要群體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也是進城落戶的一大障礙。并且不少地方對農民工進城落戶實行二元待遇。比如重慶市2006年8月1日實行了《關于解決進城農民工戶籍問題的意見》，重慶公安局就指出，“本市農民工在主城落戶的條件實際上大大降低，而在重慶務工的其他省市的農民工要落戶重慶主城區，文憑“門檻”沒變：仍需大專以上學歷。且購買的住房人均面積達到30平方米以上，并實際居住。

社會福利壁壘。我國各地社會福利系統不兼容。我國戶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級為改革單元，以城市為中心展開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內實行城鄉戶籍統一，但省際之間人口自由遷徙障礙依然較大。各地社會福利系統的不兼容是制約人口省際遷移的重要因素。解決矛盾還須深化城市改革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快速轉型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兼生，社會進步和社會代價共存。一億多人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正處在適齡期，目前他們首要面臨的大問題就是婚姻問題。《勞動合同法》出臺后，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雖較上一代農民工有所進步，但仍然得不到維護。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雖然職業期望高，受職業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擺脫賣苦力的低級打工狀態，也普遍感到力不從心，只能從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臟、苦、累、風險大等邊緣職業，就業環境差，勞動時間長，工作量大，勞動報酬低，基本權益難以得到應有的保障，享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新生代農民工一旦進入城市新環境，鄉村社會規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為失范(即自律性喪失)，這樣，新生代農民工農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們心理預期高于父輩，耐受能力低于父輩，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時，在職業技能低、經濟收入差、無住房、受歧視、討不到老婆等的連鎖反應下，貧窮和光棍的結合，對城市社會的沖擊將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戶籍限制，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定位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納他們的準備。相反既有經濟門檻，又有素質門檻和福利門檻，即使這樣，他們仍不愿回到農村。它意味著，農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必須依賴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種將農村作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過時了。這樣，新生代農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動人口集中的城市邊緣區、老城區，交往的對象多為老鄉，社會結構呈現單一化、封閉性的特點，形成一個自我隔離的孤島。在那里，弱信息、弱發展機會、弱資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勞動力聯系，貧困和孤島的經濟效應往往意味著缺乏發展的機會，與主流社會脫 節。他們處于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境地，面臨著雙重邊緣化的狀態和貧困化不斷加劇的境況中。

由于沒有戶籍，他們就業受限制，《勞動法》第3條規定的“勞動者有平等就業的權利”很難從紙上權利轉化為現實權利。入城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價。大多數農民工只能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尋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難獲得一種地位資源的積累，更不用說實現一種地位向上的流動。生活來源決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無業便無依，將使這一部分人處于游動不定的狀態，具有游民的特征，成為隨時可能妨礙社會穩定和和諧的隱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剛發布的廣東三大監獄大規模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罪犯九成在26歲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網絡媒 介的發展，他們也更容易被組織起來共同發出聲音，社會矛盾更容易被擴大和激化。如果繼續將他們排斥在體制外，將他們邊緣化，漠視他們的物質、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們更容易產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會治安和穩定。這值得我們警惕！

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的種種差異及面臨的困境，對當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戰。并且，這種挑戰將日益變得清晰、緊迫。

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六條建議：

一是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

當前，必須加強嚴格貫徹執行《勞動合同法》和國家有關規定，推動各類企業同新生代農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協商的原則，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嚴格實行《勞動合同法》及相關的帶薪休假制度，保障外來民工休息休假權利，使其有更多時間和精力經營生活，交友戀愛。要保障農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權利，保障農民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要依法保障農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

二是進一步深化城市管理體制改革

要轉變管理理念，轉變由過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戶籍人口，轉變到同時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并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讓農民工參與到城市管理當中來，增強他們對城市的認同度。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對進城農民工“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政策要求，完善對農民工保護的相關法規，出臺對農民工權益保護的專門規定，加大政府部門的執法力度，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三是改革勞動就業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要極探索建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就業制度，打破城鄉分割的勞動就業制度，將城市和農村勞動力視為一個整體，納入城鄉協調發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體化的就業政策和管理體制，讓農民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上公開、公平的開展就業競爭。要創新農民培訓轉移機制，大力加強對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轉移就業能力。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就業提供就業咨詢、就業信息、就業指導和職業介紹。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

當前要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口管理結構，打破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身份限制，盡快改變目前農民工身份轉換滯后于職業轉換的現狀，實行以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記，就納入當地的管理范疇，建立以常住戶口、暫住戶口為基礎的戶口登記制度，實現城鄉戶籍一體化，實現戶籍管理由靜態化向動態化的轉變。

五是要更多關心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實改進服務形式，讓流動圖書館、流動電影院真正走進農民工中間；文化設施要向農民工開放；要積極扶持打工者文化團體，不要“讓農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話。六是積極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融入社區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綜合活動室有針對性地開展社會公德、法制宣傳、市民素質等教育活動，積極引導和吸納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社區自治組織和各類學習型、服務型、文體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區民間組織，使新生代農民工逐步融入社區生活和社區管理，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爐。

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困境與出路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困境與出路

【摘要】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城鄉的迅速發展，大量的農民工開始涌入城市，90年代中后期涌入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他們正在以其獨有的特點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中，他們面臨著社會制度，公眾及自我認知等各個方面的困境與障礙。

【關鍵字】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城鄉二元化；社會認知

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題為《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的特別報道，時間為軸，以十七個生動而有代表性的農民工為線索，譜寫了農民工的群像圖，以及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組成的歷史，它以翔實的材料，描寫了農民工30年像洪流般遷徙流動的背景和特點。在農民工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全新的概念漸漸從原有的農民工群體中獨立出來，2010年，這些與鄉土的聯系愈加薄弱的青年一代，憑借著融入城市的迫切愿望，走上了我國的一號文件，如洪水猛獸般在國內掀起了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浪潮。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 年之后出生的，在90年代外出到城市打工卻不具有城市戶口的青年農民工，與傳統農民工相比，他們呈現出了明顯的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的特征，其教育年限、婚姻狀況、務農經驗、未來歸屬傾向、自我身份判斷鈞與第一代農民工有顯著差異。亦農亦工，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新農村流動人口，不了解農村也不喜歡農村，渴望城市卻不被城市接受，利益矛盾。由于農民工的大量涌入以及戶籍制度造成的住房問題也使得農民工無法在城市扎根，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差別歧視尤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他們向市民化的邁進。

三、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問題。

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8~25周歲之間，他們農村和城市的經歷，傳統和現代的觀念均使其婚戀問題更加值得關注。在許傳新所做的農民工與市民通婚意愿調查中我們發現，受城市生活體驗的影響，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民工有同市民戀愛結婚的想法，60.74%的人表示如果能夠通過婚姻解決戶籍或長久居住，他們愿意犧牲愛情[1]。而由于市民對農民工的身份認知存在的諸多問題，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情況出現了城市的扎根和農村的歸根的兩難情況，劉淑華認為，其“兩棲”的婚戀模式為以后的婚姻埋下了隱患，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農民工的居住地及社區存在認知差異。

城市對農民工持“經濟接納，社會拒入”的態度，新生代農民工雖然生活在城市，生活卻處于低水平，長期受城市生活的影響，他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也都在發生改變，他們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對農村的認識在日益減弱，而在城市中又遭受制度性的社會排斥，他們的社會認同就趨于“內卷式”的建構，既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又難以回歸農村社會，從而 形成了“游民化”的社會認同[2]以及鐘擺兩棲式的生活方式。

[1]賀飛.轉型期青年農民工婚戀觀念和行為的社會學分析 ［J］.青年研究，2007，（04）：42-49.版)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

[4]唐踔.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幾點思考 [N].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

[5]劉傳江,徐建玲,等.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7-239.容納性，應引導農民工向中小型城鎮轉移，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和城鄉發 展一體化。

二、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建立統一完善的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

應在政府部門的監督下，規范各企業的用工制度，勞資雙方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將農民工納入企業正式員工行列，工作期間及時為農民工繳相應的各類社會保險金（人身意外傷害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按時發放農民工工資，給予農民工“同工同酬”、“帶薪休假”和“休息日”等一系列公平待遇[6]。

三、消除觀念誤區和心里歧視，引導社區居民與農民工群體正常交流，創造友好的交流環境。

社區及組織應對居民進行思想教育，糾正他們對于農民工臟亂差的認識誤區，取消學校等的雙軌制度，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和平等。城鎮居民也應從自身出發，自覺與農民工建立正常的交往關系，在婚戀方面消除歧視心理。

四、新生代農民工提高自身素質和工作能力，積累市民化能力。

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文化水平方面較傳統觀念上的農民工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不可否認其綜合素質，信息量和思想觀念較城市居民仍處于落后地位，他們應從自身抓起，積極參加再教育，有針對性的參加職業技

[4]唐踔.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幾點思考 [N].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

[5]劉傳江,徐建玲,等.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7-239.[6]欒云云.淺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途徑[N].沈陽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沈陽110161，2010年第23期

第三篇：學習材料讀后感-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與希望

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與希望

—暑假活動學習材料心得體會

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在政治課中學到我國國體時有這樣一句重要的表述：“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這里把工人階級作為了重要的社會構成，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以來，各個戰線上的工人階級為國家的建設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現今的事實是，中國工人，特別是農民工，正陷身于一個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一直以來，“農民工”都被大多數人當作貶義詞來使用，似乎這群人代表了愚昧無知，貧窮落后，這也許與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時代背景有關。上世紀80年代末，國家把改革開放的重心放在了東南沿海城市，使這一地區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與此相對的是農村的徘徊不前，不斷拉大的城鄉差距促使一大批農村勞動力來到城市謀生，但這種轉移帶有季節性特點，通常在農忙季節，他們又會返鄉務農。第一代農民工的歸宿在農村，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打工掙到錢后就會回家結婚，蓋房，又再次轉回農民的身份。而第二代農民工成長于改革開放的最初三十年中，他們與父輩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與生存境況。

在學習材料中，老師們把研究新時代農民工的焦點選在了富士康這個企業中，以這個企業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新時代下的農民工心中的困惑與摸索前進的背影。在材料的學習中，我也有了一些認識和感悟。首先是新生代農民工與土地的關系改變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從事農業生產的經驗和能力，主觀上也不愿意再回農村務農。這讓我想起了暑假回老家時見到的場景，整個村子里幾乎見不到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都在城里打工，家里的地都由父母來種。這些年輕人只是每年過節回來一兩次，一方面是看望父母，另一方面也會從家里拿一些糧食走。新生代農民工更愿意把自己當作城里人來看待，他們理想中渴望成為城市中的一員。我覺得這個與他們的生活環境與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與父輩們相比，他們的學歷更高，與城市的接觸也更多，因此無形中塑造了他們與城里人一樣的價值觀與消費觀，他們認為城市中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有更好的生活條件，是年輕人應該奮斗的地方，相比較之下，農村那有限的土地自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然而理想與現實是有差距的，在城鄉二元體制沒有徹底突破的情況下，農民工想要獲得和城里人一樣的社會保障和相關福利是很難的。這也是困擾新生代農民工去留的首要問題，成為城市中的一員到底是夢想還是一場夢。

其次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條件的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東南沿海，如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布設了一大批加工工廠，這些工廠往往沒有什么技術含量，但招的工人比較多，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低，大多數崗位是經過短期的培訓就能上手的熟練工，因此吸引了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這其中最有代表的當屬號稱“代工帝國”的富士康。大概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富士康就完成了它在大陸的資本擴張，在中國大陸擁有了90多萬工人。在許多大中城市都設立了工業園區，我曾在晚上坐火車路過富士康（晉城）園區，也不由得為該廠的規模和外在形象震撼。當時大概是凌晨三點左右，富士康大門燈火通明，仿佛彰顯了一個工業帝國蒸蒸日上的勢頭。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對富士康的認識只來自兩次經歷，一次是聽新聞中提到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另一次是暑假富士康來我們學校招臨時工。坦白的說，這兩件事讓富士康在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這從一個角度也可以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狀況。首先是工作強度很高，除去基本工作時間，工廠絕大部分的利潤都是通過加班來實現的；其次是收入與工作量不對等，從學習材料中看到，許多地方農民工工資僅僅高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工人在辛苦了一個月之后拿到的報酬卻不能令人滿意，這也就導致了他們的流動性。而頻繁的更換工作又使他們事業上難以有大的發展，在城市中難以立足，而回鄉務農吧，又困難重重，于心不甘，新生代農民工往往面臨這樣的抉擇。

新生代農民工中另一個重要的團體是建筑工人，他們的現狀也不容樂觀，他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索要拖欠的工資，在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突飛猛進的今天，他們的生活狀況卻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去年暑假，我在工地實習了一段時間，期間接觸到了一些農民工，我在的那個工地的農民工主要有兩撥兒，分別來自四川和河南，他們的組織形式比較簡單，一般是附近幾個村里出來比較早，經驗比較豐富的人做領隊，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包工頭，攬下工程后按期成獲取報酬。其中年輕人大多數干粗活重活，但掙得相對較少，而掌握了一些技術的人一個月能掙到一萬左右，差距很大。我在和工地上的同齡人聊天中感覺到他們對工作收入還是挺滿意的，但能不能按時拿到工錢就是未知數了。

回歸到理論層面看這個問題，新生代農民工改變自己生存狀況的道路艱難而漫長，中國在參與國際資本博弈的過程中，過去乃至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還是要從廉價勞動力這個比較優勢中獲取助力的，這是短期內難以改變的事實。正如學習材料中提到的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提高農民工待遇，就個體而言是好事，但一旦喪失了比較優勢，外資就會撤走，工廠會倒閉，最終受害的還是農民工群體。我講不出理論來反駁這個觀點，但總覺得以犧牲兩億工人的利益為代價換取發展有些殘忍。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呢？

我覺得改善農民工生存現狀，政府是要承擔主要義務的，無論是出臺法律，政策切實保護農民工權益，還是成立工會組織，維權協會為農民工提供服務，亦或是為農民工做教育，培訓，為他們的發展消費買單，都是政府有責任去做的。而民間的團體與協會應該積極行動起來，采用更加靈活的形式解決農民工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例如可以在工廠集中的地方辦工友社區，建立圖書館，甚至是社區大學，為工友們提供休閑，娛樂，學習的場所，緩解他們的工作壓力。關注新生代農民工，應該是一個全社會聯手的項目。

當然了，以上僅僅是我在書面材料學習中收獲的一些感悟，我對具體的農民工工作，生活情況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對如和解決這些問題也很茫然，希望能在活動中找到答案，也提高自己吧。

第四篇：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首次出現在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年齡在18歲到25歲之間，他們占了外出打工農民工的主體，約有1億人。新生代農民工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當下，各地節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務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老一代農民工為養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放下書包進工廠”，賺錢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們希望跳出“農門”進“城門”，像城里人一樣生活。然而，他們卻有更多的困惑與迷茫。尤其是90后農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接納；根在農

村，卻與農村日益疏遠。他們只好尷尬地流動在城鄉間。

羊城晚報記者深入川、粵、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農民工，觸摸他們的打工生活和城市夢。70后最怕你跟他講勞動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賺錢；80后既怕加班，又怕總放假，兩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則三餐飽飯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簽幾年的“賣身契”。

為改變，他們進城尋求“機會”

“現在最頭痛的是人員不穩定。”深圳一家汽修廠家負責人朱先生告訴記者。“我們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90后，干兩天就想干別的或者干兩天就走了，我們最煩這個。”朱先生說，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來就想干銷售，不行就跳走，結果干了三四年還是什么都不會。朱先生感嘆，找

做事踏實的老一代農民工越來越難。

廣西南寧一家鞋廠的人力主管告訴記者，他們傾向于不招90后入生產一線，因為很多人干不長，流動

太頻繁。

深圳鵬強人才市場的經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這個特點。他說，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職者對職業的訴求已發生變化。“很多年輕人到深圳是來看一看，打工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情況有很大差別。”汪炬文說，很多90后年輕人抱著尋找“機會”的心態來到深圳，他們希望尋找自己心目中的“機會”。他們沒有父輩那樣嚴重的生存危機，沒錢的話家里會寄過來，因此他

們對工作的要求與老一輩有很大差別，注重工作環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當流水線工人。”生于1991年的陳志文，是廣西南寧武鳴縣人，初中畢業后就出來打工，結果在某工廠干了個把月就辭職了，他已記不清換了多少家工廠。父親覺得他沒定力，去年強行帶著他在一家瓷磚廠工作。節后，陳志文說什么也不肯再跟父親回瓷磚廠了，他說受不了生產線每天的重復勞作，更不愿像父親那樣一輩子耗在生產線上。

廣西天等縣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黃桂德認為，90后不愿上生產線，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勞，而是他們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來有所發展。天等縣一家企業的老板向記者抱怨，該縣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務員，很多人不愿意來工廠。“他們覺得能看到希望，將來也能開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業管理者有著共同的感受：70后愛加班；80后愛看世界；90后愛嘆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則出現數目龐大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嚴重缺失；把子女帶在身邊，則成為浩蕩的“流動兒童”，學校教育又出現巨大困難，這是新生代農民工遭遇的窘境。

為發展，他們重視子女教育

與老一代農民工“單打獨斗”的情形相比，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攜家帶口進城務工。

來自廣西桂平的80后陳隆，決定帶4歲的兒子去深圳上幼兒園。“農村我們回不去了，都不會干農活了。我想給兒子創造機會，讓他將來可以留在城市。”陳隆說，自己曾是留守兒童，不愿兒子重蹈覆轍。但

現實也擺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戶城市，孩子高考時，還是要回老家。

在廣西天等縣孟養村龍彰屯，差不多整個屯都搬到深圳了。“他們在深圳掙了錢，回老家蓋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卻沒幾個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過年過節都不回來。屯子里的紅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進行。”

當地一位干部說，去年村委會換屆選舉，在深圳公明設立了選舉分會場。

但并非所有兒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兒童仍是困擾新生代農民工的大問題。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兒童1.3萬人。記者走訪的數十位返鄉農民工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明確表示，因為不想讓家人成為“留守兒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選擇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輩常年在外打工，難

以顧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務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便輟學。24歲的四川金堂縣新鑫村民王天壽告訴記者，他小學畢業后就外出務工，而21歲的弟弟黃召華小學沒讀完，就跟著哥哥打工了。淮口鎮就業服務站負責人陳敏告訴記者，這樣的家庭在當地并不罕見，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響，很多“留守兒童”長

大后選擇了外出打工。

來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工作單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過33%，通過親友、同鄉介紹的超過36%。這些靠自己打拼出來的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近乎瘋狂。一項針對近5000

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將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廣東等地已實施農民工積分入戶、“流動兒童”入讀當地公立學校等政策，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來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調查顯示，60%的受訪農民工不愿或沒考慮好

是否入戶城鎮。主要原因是不愿放棄土地、城市生活壓力大、擔心工作不穩定、農村環境趨好。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為子女，他們回鄉另謀出路

廣東東莞虎門鎮，一房一廳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孫三代迎來了龍年。這是王磊一家在廣東過的第三個春節。

王磊，河南省駐馬店人，1987年生，一個兩歲孩子的爹。他是虎門中心客運站的一名普通車管員，與他那大半輩子都漂泊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樣，王磊打算到兒子要讀書的年紀，就結束打工日子，舉家回老家發展。“學門手藝，比如修車，在我們那邊開個修車鋪；老婆賣賣衣服，可以從虎門進貨，拿回

去賣，比打工強多了……”

不像父輩農民工一樣：打工、賺錢、娶媳婦、生娃、蓋房，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剛剛25歲的王磊對自身的人生規劃異常清晰。大約三年前，他辭去了工廠工作，因為“不自由”，而且“學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滿意，正規穩定、相對自由，加班還有三薪，最重要的，是離自己“學手藝”的夢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萬萬名新生代農民工的縮影，他們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線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業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勞”的標準衡量他們，指責他們耐不住性子，批評他們“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獲”，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許已經不合時宜。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生代打工者的瀟灑建立在父輩的艱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獨生子女比例較高，在多數家庭中，父母打工掙錢蓋起了房子，為新生代解決了后顧之憂；還未成家的新生代，沒有養家的壓力，活得更灑脫，換工作、換城市、換圈子、換活法，成為他們的常態。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兒童”，父親在長三角當過多年建筑工，給家里蓋起了大房子，現在年紀大了就在客運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時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親當環衛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兩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為人父的王磊，現在覺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內地漸漸發展起來了，不少老鄉回去了。”王磊說，在虎門中心客運站看著回東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開始為回家做準備。

記者手記

培訓和服務掉隊了

與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體力打拼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技能培訓的欲望強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輕農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經變化了，他們不想只在酒樓端盤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齡耽

誤了。”中山大學教授郭巍青主張直接由財政出錢，為年輕農民工做培訓項目。

也有學者建議，在勞動力輸出地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同時，加強省際勞務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發到勞務輸出省，引導農民有序流動。但記者采訪發現，在四川金堂、湖南長沙、廣西南寧等地，幾乎均未進

行跨省勞務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務工者自己尋找為主。

新生代農民工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沒有務農經歷，不愿或難以回到鄉村。他們表面上被城市接納，實際在就業、醫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與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別，這樣的“半城市化”狀況讓務工

人員處在“進不去”城市和“不愿回”農村的尷尬境地。

第五篇：新生代農民工

2010.12.10

從近幾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在近半年內發生了“十二連跳”系列自殺之后，“新生代農民工”也日漸作為一個群體，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從公務員申論考試入手，運用利益主體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現象的原因及解決對策，供考生參考。何謂“新生代農民工”?

主要指由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輕群體，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1.5億人里面占到60%，他們出生后就上學，上完學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很大困境，其產生原因可以從政府、社會、企業、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合法權益有效機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保護他們的勞動權益和人格尊嚴。此外還有戶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難重重；

社會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還存在觀念上的諸多歧視，使他們難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宿感；而他們在勞動供給和行業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這使得社會出現了“用工荒”，造成了勞動資源的浪費；

企業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視性待遇；或者給他們極低的工作報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視他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方面，他們在心態和觀念上，對職業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較之第一代農民工高，而他們又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和融入較高層次就業市場的本領，同時他們工作耐受度較低，缺乏父輩的吃苦耐勞精神，心理抗壓能力比較脆弱，這些因素進一步限制了他們在城市的發展；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關部門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出臺切實措施保障其利益，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生產便利的同時，還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區功能，為打工者提供勞動、生活權利方面的制度性關懷；

第二，全社會要以更寬容的心態來接受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相關機構要積極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技能等方面的培訓，開展各種活動，拓寬新生代農民工的社交渠道，讓他們處于一個更加開放、多元的人際關系網中；

第三，企業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勞動報酬，同時依照法律規定為其提供社會保障；同時要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需求，發揮集體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消除他們的集體焦慮感；

第四，新生代農民工要端正心態，不怕吃苦、不懼困難，在基礎性崗位上積累經驗、提高技能，加強自身的敬業精神；同時，制定職業規劃，腳踏實地去努力，不好高騖遠，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去奮斗，實現自己的夢想。

以上是關于新生態農民工這一熱點問題的解析及備考指導，華圖教育希望考生能從中總結規律，受到啟發，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并且多多關注國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體評論，讓自己的申論知識儲備更加充實全面，為自己迎接考試，繼續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