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公法案例講解4[精選]

國際公法案例講解(四)

十三、蘇聯間諜馬爾琴柯等五人被中國驅逐出境案

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1974年1月15日晚，他們在北京市郊區與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等秘密接頭，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告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被我國公安人員和民兵當場抓獲。人贓俱在，罪證確鑿。

對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的間諜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并于1月19日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一)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

根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這是為了保證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動而給予的一種特殊的權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員職務上的需要，給予使館人員以外交特權與豁免，才能使他們在履行職務時不受任何干擾和壓力。正如該公約的序言指出的：“確認此等特權與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給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

(二)外交人員的活動是在國際法允許范圍內，并遵守駐在國的法律

外交人員雖然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受到駐在國的尊敬和享有優厚的禮遇，根據國際慣例，使館及其外交人員在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同時，其行為和活動必須是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必須遵守駐在國的法律，對駐在國負有一系列的義務，如果外交人員的行為嚴重地危害當地的社會秩序或駐在國的安全，如行兇打人、酒后開車肇事、或進行政治陰謀和間謀活動等，駐在國可以在現場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監視現場，臨時拘捕等予以制止。蘇聯駐我國使館的馬爾琴科等人進行的特務活動，已經超出了國際法所允許范圍，違反了我國的法律，是對我主權的嚴重破壞，也是對國際法準則的粗暴殘踏。因此，按照國際法的規定，這些違反我國法律的外交人員理應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十四、六名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避難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駕駛一輛汽車闖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負責秘魯使館的門衛，以不再對該使館的安全負責相威脅。可是，除乎意料之外，當這個決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進秘魯大使館，竟達萬余人之多。這時古巴當局見此情況后，又派人到秘魯使館周圍加強警戒，才擋住了要求避難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館院內擠滿了要求避難的人群，造成生活極度困難，連吃水都發生問題。4月6日，古巴開始向避難的人提供食品和飲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國的人，如果經對方國家政府批準可以出去，并開始對“自愿”離開使館的人發放護照和通行證，到4月15日共發給了5000多份。在此期間，美國、秘魯、西班牙、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比利時等國均發表聲明，原意接受在秘魯使館避難的難民。從這后，進入秘魯使館的人員都陸陸續續的離開了該使館，從而使這場大使館避難事件獲得圓滿解決。

本事件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一)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是符合區域國際法的

區域國際法是指世界上某個地區內國家之間產生和形成的規則，僅適用于該區域內的國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國際法中，關于外交庇護的特殊規則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樣適用于這些規則。因此，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避難，古巴政府是同意的，這是因為拉丁美洲國家根據他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彼此都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但是，這只是區域性的習慣，國際法上不承認常設使館享有外交庇護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不承認的。中國也不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開車闖入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要求避難，表示不堪忍受越南當局的殘暴統治和迫害，要求我駐越南大使館協助他們離開越南。我駐越南大使館一方面對這些人給予人道主義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來處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卻故意拖延時間，而且蠻不講理，并出動大批警察封鎖中國大使館，然后，強行把這些越南人拉走。這是越南當局對我大使館的侵犯，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此，我駐越南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二)大使館無權在駐在國內拘捕本國僑民

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使館內的外交使節是沒有權利拘捕其本國僑民，把他們監禁在使館內，然后將其送回本國。這在國際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孫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孫中山由中國去英國的倫敦要求政治避難。他在倫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館的人中透騙入中國公使館，然后拘禁起來，等候押回國內。此事被英國政府知道后，向中國公使館提出交涉。但中國公使館認為，公使館的房屋是中國領土，英國政府無權干涉。后來，英國政府還是進行干涉，在英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和干涉下，中國公使館在幾天之后就把孫中山放了。

十五、1856年荷蘭駐美國使節杜布瓦拒絕出庭作證案

1856年在美國華盛頓發生一起殺人案，當該案發生時，荷蘭駐美國的使節杜布瓦在場。美國為了審理這個案件，杜布瓦的作證對審理此案有絕對的必要。因此，美國國務卿就請杜布瓦出庭作證，雖然承認杜布瓦沒有義務這樣做。盡管各國駐美國華盛頓的使節對杜布瓦的勸告，杜布瓦仍拒絕照辦，沒有出庭作證。于是，美國政府就為這件事向荷蘭政府提出，而荷蘭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絕，只準許他在美國國務卿面前宣誓作證。但是，依照當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機關作證的證詞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最后，美國政府沒有再要杜布瓦作證，而要求荷蘭政府將他召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是：

(一)外交使節在法律上沒有義務作為證人提供證言

根據國際法，外交使節沒有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請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證。杜布瓦拒絕美國政府的出庭作證的要求，這不違反國際法。

(二)同意出庭作證的外交使節必須放棄特權與豁免

外交使節有與駐在國合作的必要，當使館人員目睹現場的情況，駐在國為使發生的案件能及時破獲，要求提供證言時，可以提共證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駐在國派人到使館人員的辦公地方去。如果必須要目睹現場的使館人員到法庭作證時，該使館人員必須放棄外交特權與豁免，這種權利的放棄，只有經他的本國同意后才行。

十六、哥倫比亞和秘魯關于庇護權案

1948年10月3日，在秘魯首都的港口利馬——卡拉俄城爆發了海軍暴動，但沒有成功，當天即被政府鎮壓下去了。次日，即10月4日，秘魯共和國總統宣布特別戒嚴令，并頒布法令宣布領導暴動的政黨“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不受法律保護，同時，以軍事罪，即以參加了軍事暴動開始對該黨首腦阿亞·德·勒·托雷進行起訴，偵察機關于10月25日下22令予以逮捕。

10月26日在阿累基巴(秘魯)城，奧德利亞將軍(后任秘魯總統)領導了臨時軍政府。11月4日，新政府宣布設立特別軍事法庭審判被控參加暴動的案件，并授權該法庭采用死刑。

秘魯人民黨首領托雷發動政變失敗后，在這段時期里一直藏匿起來。托雷躲避了三個月之后，于1949年1月3日潛入駐利馬的哥倫比亞大使館，請求給予“外交庇護”。

哥倫比亞大使將托雷隱藏大使館后，于1949年1月4日將此事通知秘魯外部長，并要求發給出境“通行證”。

這項請求，在哥倫比亞大使與秘魯外交部長之間進行了長時間的信件往來。秘魯政府以已交付庭審判為理由，拒絕發給通行證，于是兩國發生所謂庇護權的爭端。哥倫比亞政府和秘魯政府的代理人于1949年8月31日在利馬簽訂了一項協定來解決“由于駐利馬的哥倫比亞使館要求發給通行證而發生的”爭端，并決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但是爭端雙方沒有就問題的措詞達成協議，因此雙方都認為自己有權向法院提出請求書。結果，哥倫比亞于1949年10月21日提出了辯訴狀，然后又提出了相應的兩個答辯狀。雙方還任命了臨時法官：哥倫比亞的臨時法官是凱雪多·卡斯吉里亞教授，秘魯的臨時法官是阿菜沙·巴斯·索當教授。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一)國家只能根據屬地優越權在本國領土內行使庇護的權利

根據國際法，駐外國使館和在外國港口停泊的軍艦和商船不得用來作為任何罪犯的庇護所。因此，現行的國際法規則是，除非有條約或已確立的慣例有相反的規定或顯示，使館不能庇護任何罪犯，即使是政治犯。如果外國使館違反這一規則而給予庇護，必須在進行追訴的國家提出要求時將被庇護的人交出。如果拒絕交出，駐在國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但這只能在情勢緊張而且又在向外交使節請求而遭到拒絕后，才有理由采取措施。所以，一般國際法是不承認有外交庇護權的，國際法院在判決本案的時候也是對外交庇護抱否定態度的。法院的判決中指出，哥倫比亞的論據沒有把外交上的庇護(在外國使館的房舍中)和領土上的庇護(當罪犯在本國領土上的時候)加以區分，而該協定所談的是引渡罪犯的問題。在領土上的庇護的場合，應由領地的主權者作出關于引渡的決定。由領土的主權者賦予庇護，并不破壞罪行發生地國的主權。外交上的庇護是另一回事，這時罪犯是在罪行發生地國境內，給予庇護便會破壞領土的主權者的權利，使罪犯不受當地法院的管轄，從而也就干涉了在本質上屬于該國國內管轄的事件。

至于談到1928年哈瓦那公約，則其中也沒有一種規范規定了給予庇護的國家所享有的最后審定的權利。1928年公約的目的在于限制外交上的庇護的實踐，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允許給予外交上的庇護，而這些條件是為了盡可能地保護領土所屬國的利益。

根據上述理由，法院以十四票對二票(阿謝維多和哥倫比亞臨時法官凱雪多·卡斯吉里亞)拒絕承認哥倫比亞的第一個論點，即對于藏匿在其使館的人的犯罪性質，它有權作出秘魯必須接受的斷定。顯然，國際法院正確地根據了外交法的一般規范，不容將外交豁免作擴大的解釋，即將它適用于向外交使館尋求庇護的人。如果給予這種庇護實際上是濫用了外交代表機關的特權。不僅如此，還可以認為給予外交上的庇護是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駐在國政府沒有義務給予外交使節以庇護罪犯或庇護不屬于該使節隨從人員的人的權利。是否允許庇護，屬于駐在國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項。

(二)外交庇護權屬于區域性而不適宜用于其它國家

外交庇護權不同于領土庇護權，除非另有條約的規定：這種庇護權多被否定，一般優先考慮的則是領土國的屬地優越權。但在拉丁美洲國家間，長期以來形成了外國使館給予駐在國國民以政治庇護的習慣，并由1928年美洲國家間《關于庇護的公約》即(哈瓦那公約)加以確認。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哥倫比亞與秘魯之間的庇護權案時，對于1928年美洲國家間的哈瓦那公約作了有限制的解釋，認為如果庇護是向外交代表機關駐在國的公民提供的，則這種庇護：(1)只能是短時間的，并且，(2)不使上述公民不受該領土所屬國正常(不是特殊的)立法的管轄。秘魯是南美洲國家唯一不承認外交庇護權的國家，同時，哥倫比亞大使館對托雷的庇護也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公約。該大使館沒有權利決定秘魯公民犯罪的性質和庇護的權利。因為，該公約第一條規定，各國不得在使館、軍艦、軍營或軍用飛機中，對被控或被判處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或陸軍或海軍的逃兵，給予庇護。對于上述各種避難的被控或被判外有普通罪行的人，一經當地政府要求，應即將其交出。同時，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是有權給予在本國境內的外國人庇護；一個國家駐外使館、軍艦、軍營等也常發生外國人要求給予庇護。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庇護，前者稱為“領土庇護權”，后者稱為“域外庇護”，國際法是不承認大使館有庇護權的，中國也不承認這種庇護權。拉丁美洲國家根據它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相互承認使館的庇護權，只屬于區域性規則。所以，法院認為，給予庇護以便將一個人藏匿起來不受司法機關的逮捕，并使他不受當地司法機關的管轄，—— 哥倫比亞所作的正是這樣——就意味著干涉屬于一國國內管轄的事情，并且意味著違反哈瓦那公約第2條，而承認該人享有一種司法豁免權，不受當地司法機關的管轄，因而也就妨礙了當地法制的實現，而外交代表是應當遵守和尊重當地法制的。

同時法院也含蓄地排除了當地國以強力將藏匿在外國大使館中的人帶走的可能，認為這種強制行為會對兩國之間的正常關系發生不良影響。

第二篇：國際公法案例

1.光華寮案

(1)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否符合國際法？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的判決或裁定是符合國際法的嗎？為什么？

答:（1）臺灣當局不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它不能代表中國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中日實現邦交正?；毡境姓J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理所當然的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臺灣代表中國的訴訟，日本的所作所為嚴重的違背了國際法，是出爾反爾的行為。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１９７７年的最初判決符合國際法，因為日本在實際行為中已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論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１９７７年的判決是符合國際法，故前中國政府對中國國家財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已經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3）１９８２年以后的大阪高等法院和京都地方法院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不符合國際法，并且也違背了日本自己在１９７２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承認，１９８６年的判決，實際在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搞兩個中國的伎倆，我們決不答應，抗議這種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判決，這樣做只能引火燒身，我們呼吁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尊重國際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判，我們期待著。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判決不符合國際法，理由是：國際法規定國家的基本權利有獨立權，對內可以自由行使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對外可以自由決定與其他國家締約、建交、結盟或進行其他往來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一切權利，并把蔣介石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無權代表中國對外交往并承受國際權利義務。日本法院嚴重違背了國際法，大阪高等法院不應受理原告的上訴，京都法院尋找的理由是在玩弄兩個中國的把戲，什么“舊政府沒有完全消滅，舊政論在外國的財產不為新政府所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具有國際法主體的資格，在實踐中，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符合政府承認的規則，既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府的承認，那么對臺灣國民黨政論應以否定。在光華寮案中，置國際法不顧，人為的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行為，我們堅決的反對，我們相信，只要遵循國際法精神的國家都會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上。

2．湖廣鐵路債券案

問題（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在美國享有豁免權？為什么？

（2）美國1976年的《國有主權豁免法》是否適用湖廣鐵路債券案？為什么？

（3）為什么說湖廣鐵路的債券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有義務繼承？為什么？

答:（1）國家及其財產享有司法豁免權是國際法的一項公認原則，它源于“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這一習慣規則，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根據這一原則，一國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以外國國家財產為訴訟標的的訴訟，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國在另一國法院應訴或敗訴，也不能對它采取強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強制執行判決。簡言之，一國法院不得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的對象和強制執行的對象。在本案中，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與美國建立有正常的外交關系，承認中國在美國享有司法豁免權是美國的法律義務。美國法院無視國際法和美國承擔的義務，對一個主權國家行使管轄權，向中國外交部長發出傳票，竟對一個主權國家作出缺席判決，這在國際法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主權豁免作為中國所固有的權利，除非自己放棄，任何國家或其機關都無權剝奪這一權利。盡管隨著國家參與經濟活動而出現了有限豁免原則，但它并沒有形成為一項習慣法規則。有限豁免原則以國家行為及其財產的性質來判定是否給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問題。

（2）美國轉向有限豁免立場后頒布的《外國主權豁免法》只是一項國內法。該法規定國家的商業性行為不能享有主權豁免，那只是美國單方面的主張。在沒有國際條約規定的情況下，一國通過其國內法單方面地剝奪它國的主權豁免是不適當的。而且，就如美國上訴法院所說，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為。因此，中國反對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拒收傳票、拒絕出庭和拒絕判決的立場是合法的。

（3）對于國家債務的繼承，“惡債不予繼承”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這個規則在英美的實踐中早已得到承認。湖廣鐵路債券是清政府為了修建一條便于鎮壓南方各省的革命運動的鐵路而發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業行為。該債券在英、法、德、美列強之間認購，是列強劃分在華勢力范圍的歷史證據。因此，這筆債務毫無疑問地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不予繼承。

3、荷花號案

問題：請分析，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 為什么？

答：本案涉及屬地管轄權和公海管轄權問題。屬地管轄即是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行使管轄。一國是否可對在其領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轄權呢?國際法承認一國可以根據“屬人優越權”(國籍)、保護性管轄原則、普遍性管轄原則行使管轄權。例如，根據保護性管轄原則，為了保護國家及其國民的重大利益，國家有權對外國人在該國領域外所犯的某種罪行實行管轄。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決的那樣，刑法的屬地性不是國際法的一項絕對的原則，也并不與領土主權完全一致。

雖然本案判決超越了刑法的屬地性原則,但并不等于說本案的判決就是正確的。事實上，本案的判決在下述兩個方面長期受到國際法學界的批評，也為后來的國際實踐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認當時存在著船旗國對發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專屬管轄權的國際法規則，1958年《公海公約》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對此都作出了明確否定。公約規定國家對在公海上的本國船舶，包括船員、乘客、貨物有權行使管轄?！逗Ｑ蠓üs》第97條還排除了船旗國和船長或船員的國籍國以外的國家對他們行使刑事管轄權。二是法院將一國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該國領土，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浮動領土說”的反映。雖然某些國際公約為了便于解決管轄權問題而將船舶稱為“擬制領土”，但它畢竟不是一國實際領土。而且，“浮動領土”是與“治外法權”相聯系的，因此，法院的這個觀點是過時的和不恰當的。

4、美國參議院通過“西藏問題”修正案

問題：請分析，美國參議院通過 “西藏問題“修正案是否違反國際法？ 為什么？

答：(一)所謂修正案是違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從國家主權原則引申出來的一項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它是指一國不準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國的內外事務，不準以任何手段強迫他國接受另一國的意志、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之一。因此，有關西藏的任何問題都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別國是無權干涉的。而美國國會的少數人圍繞所謂“西藏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都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國家或者任何人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也是永遠不會得逞的。事實上，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都把他們的魔爪不斷地伸向西藏，妄圖把西藏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但是他們的陰謀始終未能得逞。

(二)所謂修正案侵犯了我國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是國家主權原則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然處于中國主權管轄之下，這早已為世界各國所承認?，F在，美國國會的所謂“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妄圖把西藏從我國領土分裂出去，這就是破壞和分裂領土完整，侵犯我國領土主權。

(三)所謂修正案違背了美國承認的國際義務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簽署的聯合公報中莊嚴宣布：“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按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美之間簽署的公報中所確定的權利和義務，對中美雙雙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國國會關于“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嚴重地違背了美國在中美的聯合公報中承擔的義務。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對西藏問題以何種方式來解決也是由中國決定的內部事務，絕不允許任何外國的干涉。

5、卓長仁劫機案

問題：(1)韓國對中國被劫持地96號民航機、機組人員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約》的規定?

(2)韓國拒絕引渡卓長仁等罪犯是否違反國際法?為什么?

(3)中國請求引渡卓長仁等的根據是什么?

(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訴原則”?該原則有何意義? 答：（1）關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機組人員和乘客的保護問題

對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內的機組人員和乘客，依公約規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國應予保護?！逗Ｑ拦s》第九條規定：“當第一條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脅，或用任何其他脅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該航空器，或任何此類未遂行為）已經或即將實施時，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恢復或維護合法機長對航空器的控制?！薄扒翱钏銮闆r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機組人員所在的任何締約國，應對乘客和機組人員盡快繼續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將航空器和所載貨物不遲延地交還給合法的所有人?！表n國對我國被劫持的296號民航客機的機組成員和乘客提供了方便，應日本乘客要求讓他們返回了日本，協助中國乘客和機組人順利返回中國。并將航空器交還給中國。所以說，韓國是嚴格遵守了《海牙公約》的規定的。

（2）韓國當局對此案有管轄權。實際上，韓國是《東京公約》、《海牙公約》、《蒙特利爾公約》的締約國，本案所劫特的飛機屬中國所有，而迫降在韓國境內。根據《東京公約》，在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為，原則上由航空器登記國行使管轄權，這與船舶適用船旗國管轄權相似。締約國應采取措施，對在本國的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行使管轄權，因此，對此案，中國當然具有管轄權。但是，航空器登記國優先行使管轄權并不排除其他國家根據其國內法行使管轄權。《東京公約》第四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航空器登記國以外的國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轄權：犯罪的影響及于該國領土；受害者具有該國國籍或在該國有永久居所；犯罪行為危害該國安全；犯罪行為違反該國有關航空器飛行或操縱規則；該國為遵守國際多邊條約的義務，有必要行使管轄權。《東京公約》第3條第3款還規定：本公約不排除根據本國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因此，根據上述規定，韓國無疑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而根據《海牙公約》第四條第一款，下列國家具有管轄權：在其內發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記國；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時仍在航空器內的航空器降落地國；租來時不帶機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營業地國或永久居所地國；發現并逮捕罪犯的國家。該條第三款規定：本公約不排除根據本國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根據上述規定，除了航空器登記國中國對此案有管轄權外，航空器降落地國韓國、發現并逮捕罪犯的國家即韓國也有管轄權。

因此，不管是根據《東京公約》，還是根據《海牙公約》，韓國法院的管轄權是肯定的。

（3）根據《東京公約》，在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為，原則上由航空器登記國行使管轄權，這與船舶適用船旗國管轄權相似。締約國應采取措施，對在本國的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行使管轄權，因此，對此案，中國當然具有管轄權。

（4）《海牙公約》第八條規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罪行，如果締約國間是以引渡條約作為引渡的條件，而它們又未訂有條約時，可以自行決定以本公約為對該罪行進行引渡的法律根據。但公約并未強加締約國有引渡義務。

依據《海牙公約》上述規定，罪犯所在地國要么引渡犯罪嫌疑人，要么在當地起訴犯罪嫌疑人，即“或引渡，或起訴”原則。或引渡或起訴原則是與普遍管轄相聯系并作為拒絕引渡后的一種補救措施而出現的。“或引渡或起訴”，是根據荷蘭法學家、近代國際法奠基人格勞秀斯1625年在其《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中提出的“或引渡或處罰”的名言發展而來的。這個原則的最初實踐是不同意把罪犯引渡給請求引渡的國家時，被請求國應承諾按照本國法律予以處罰。但是在其由雙邊條約中的協議向國際刑法通則過渡的過程中，其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時至今日，它已經發展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刑法原則之一。該原則的確立，旨在通過國家間的刑事合作，使每個實施國際犯罪的人，不論逃到世界的哪個地方，都無法逃避應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訴原則，在國際刑法公約中的一般表述為：在其境內發現被指稱的罪犯的締約國，如不將此人引渡，則不論罪行是否在其境內發生，應毫無例外地并無不適當延遲地將案件提交其主管當局以便起訴，該當局應按照本國法律以對待任何嚴重性質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樣方式作出決定。在學術界，這一原則通常被表述為：在其境內發現被請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國家，按照其簽訂的有關條約或者互惠原則，應當將該人引渡給請求國；如果不同意引渡，則應當按照本國法律對該人提起訴訟以便追究其刑事責任。

按照這一原則，在其領土內發現被指稱的國際犯罪分子的國家，應當將案犯引渡給有權管轄并提出引渡請求的國家；作為一種選擇，如果在其領土內發現罪犯的國家不愿將罪犯引渡給請求國，那就應當按照普遍管轄原則，將其交給本國有權對其進行起訴的機關，按照本國法律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一原則，作為國際刑事合作中的義務性規定，對被請求國來說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即：在其境內發現犯罪人的國家，當他國對該犯罪人提出引渡請求時，被請求國就必須在引渡與起訴之間作出選擇，要么將該犯罪人引渡給請求國，要么對其進行司法審判。

6、北海大陸架案問題：

1.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自然延伸原則？

2.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公平原則？

3.根據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自然延伸原則與公平原則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中是否能同時適用？

答：（1）自然延伸系指沿海國之海岸前端向海的持續延伸。大陸架區域是沿海國陸地領土向海和在海下的自然延伸。沿海國根據對其大陸領土的主權，并作為沿海國為勘探海床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的目的對大陸架行使主權權利的擴展，對于構成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到海洋或海下的大陸架區域的權利，事實上并自然就存在。簡言之，這是一種固有權利。為行使這種權利，無需經過特別法律程序，也不必履行任何特定法律行為陸地領土或領域，或沿海國陸地主權經由處于該國完全主權之下的領海海床向公海和在公海下自然延伸或繼續的原則是比鄰近概念更為基本的原則。海底區域不能由于或僅僅由于它們位于一沿海國的附近就實際歸屬于該國。單純鄰近本身不能賦予陸地領土所有權。賦予沿海國大陸架權利的是有關海底區域是該國領土的延伸或繼續。因此，如果一特定海底區域不構成一沿海國陸地領土的自然或最自然延伸，那么，即使該區域距離其比任何其它國家的領土更為接近，也不能被認為是屬于該國，或至少在該海底區域應被視為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國家提出競爭性要求時是如此，縱然該區域距離其沒有那么近

（2）劃界必須按照公平原則進行。這不是把公平簡單地作為抽象的公正來適用的問題，而是根據那些一貫成為大陸架法律制度在此領域發展的基礎的觀念，適用一項其本身要求適用公平原則的法律規則的問題，即

(a)當事國有義務進行談判以達成協議，并且不僅僅把經過一種形式上的談判程序作為缺乏協議時自動適用某種劃界方法的一個前提條件；它們有義務使談判富有意義，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堅持已見而不準備作出任何修正，則不要求如此。

(b)當事國有義務這樣去行為，即在特定情況下，并考慮到所有情況，適用公平原則，一為此目的，可以采用等距離方法，但如果存在其它方法，也可以根據有關區域的情況單獨采用或合并采用。(c)任何國家的大陸架必須是其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并不得侵占另一國家領土的自然延伸

公平并不一定意味著平等。從來不可能有任何完全改變自然的問題。公平并不要求一個沒有通海道的國家應當被分配給一個大陸架區域，否則就可能發生把一個擁有廣闊海岸線的國家同一個擁有有限海岸線的國家的情況等量齊觀的問題。

平等是被看作在同一水平上，而不是那些公平能夠補償的自然不平等。相同程度的平等理論可能導致不公平。為此，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即一個國家應享有的大陸架權利同其鄰國所享有的那些權利有很大的差異，其原則僅僅是一方的海岸線在形式上不顯得凸出，而另一方的海岸線則顯著凹陷，盡管這些海岸線在長度上相差無幾。因此，這不是一個不顧事實完全改變地理的問題，而是鑒于幾個國家間準平等的地理狀況，減輕可能導致不合理差別待遇的偶然性的特殊特征引起的后果的問題

適用公平原則必須達成公平的劃界結果，即劃界必須尋找的不是一種劃界方法，而是一種目標。劃界必須是公平的。更確切地說，首要的問題是要確定能夠實現劃界且被認為是公平的方法。為達成這種方法，國家可能考慮的因素沒有法律限制，而且，通常是權衡所有這些會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而非依賴其一排斥所有其它因素。賦予考慮的各種因素以相對重要性的問題自然墮情況而變化。

（3）不存在任何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強制性的劃界方法。等距離方法不是習慣法的強制性規則。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該方法被強行適用于所有情況，這就會同從一開始就反映了劃界問題上的法律信念的某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相抵觸在某些地理環境下，等距離方法會導致不公平。就大陸架劃界的結果而言，海岸線上最細小的不規則現象都會被等距離自動地擴大。因此，在海岸線凹進或凸出的情況下，如果采用等距離方法，那么這種不規則越大和劃界區域距離海岸越遠，所產生的結果就越不合理。這樣，對于自然地理特征所造成的結果的擴大必須予以糾正或盡可能地給予補償，否則就會產生不公平。在北海的情形，不顧地理環境而單純根據等距離方法劃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簡化將是多么不公平。所以判決在戰后大陸架劃界法的歷史上首次較科學地、權威性地提出了符合一般大陸架地理地質狀況、同時也符合大多數沿海國利益的按照自然延伸的原則與公平原則劃界的主張，否定了以中間線或等距離規則作為強制性的習慣國際法規則的主張。

7、英伊石油公司案

問題：(1)國際法院認定這種特許權協定不構成國際法上條約的法律與事實依據是什么？

(2)一國政府與一外國公司簽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的法律性質是什么？這種協定應受何種法律調整？為什么？

(3)一國政府是否有權變更或廢除它與一外國公司鑒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該國政府是否對其為公共目的的單方廢除這種協定行為承擔國際責任？

答：（1）條約是國際法主體之間依據國際法所締結的據以確定其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國際協議。只有國家、國際組織等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才是條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與國家間訂立的協議，不論內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條約而只是契約。雖然在簽訂這項協議前，兩國政府間進行過談判，但協議本身只能被認為是一國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合同，英國政府并非契約的當事人，英國政府同伊朗政府無契約上的法律關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據契約對英國提出任何權利要求，而只能向該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對英國政府負擔任何契約上的義務，而只對該公司負擔義務。協議文件由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雙方簽署，惟一的目的是規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間有關特許協議的關系，絕不是調整兩國政府間的關系。

（2）一國政府與一外國公司簽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的法律性質是合同(租讓合同)。因為本案中締約雙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過談判及交換對價,根據國家締約方立法確定其權利義務關系,并經國家締約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審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國內法上合同的性質,應屬國內法調整。

（3）既然是契約而非條約，那么就應以合同性質看待變更與廢除，如屬于單方違約，則依相應沖突規范處理。

8、諾特鮑姆案

問題：（1）何為實際國籍原則？為什么國際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國籍是諾特鮑姆的實際國籍？（2）危地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諾特鮑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國際法？

答：（1）國際法院根據實際國籍聯系原則否定了列支敦士登是諾特鮑姆的國籍。所謂實際國籍聯系原則，就是指國籍必須是真實有效的國籍,即該國籍符合基于個人與國籍國間有最密切的實際聯系的事實.所謂最密切的實際聯系的事實包括慣常居所地和利益中心地,家庭聯系,參加公共生活,對子女的灌輸,對特定國家流露出的依戀等等。

在本案中諾特鮑姆具有兩種國籍，即德國—出生取得，列國——歸化取得。從諾特鮑姆的一生活動來看，他雖然取得了列國國籍，但他與列國的聯系并不密切，而長期僑居在外從事商業活動，那么在實踐中個人與他國國籍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為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本案來看，諾特鮑姆雖然取得列國國籍，但與列國并沒有建立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國為他的實際國籍。

（2）危地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諾特鮑姆采取的措施其中大部份符合國際法，小部份不符合國際法。戰爭狀態的出現導致戰爭法規的啟用。危地馬拉逮捕諾特鮑姆并把他拘留在美國，扣壓他在危地馬拉的財產作出取銷其國籍行政決定，拒絕他回危地馬拉的申請，拒絕撤銷關于取消列支敦士登國籍的決定符合戰爭法中關于敵僑的規定。危地馬拉沒收諾特鮑姆的財產和商店違反國際法，根據國際法規定，因為在戰爭時，交戰國對其境內的僑民有權采取強制措施，對敵僑的財產可限制轉移、凍結或征用，但不得沒收。

9、“露斯坦尼亞號”案

答：德國擊沉“露斯坦尼亞號”在戰爭法上引起兩個后果：

(1)國際條約禁止攻擊非武裝商船，根據1930年在倫敦簽訂的《限制和裁減海軍軍備的國際條約》，“潛水艇在對商船的行動中，必需遵守水面軍艦所應遵守的國際法規則：不得在預先安置旅客、船員和船舶文書于安全地方以前擊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薄奥端固鼓醽喬枴笔且凰曳俏溲b商船，德國擊沉該船是應承擔戰爭法責任的。

(2)不得傷害中立國國民。根據傳統的中立法，中立國的人或貨物應受到保護，德國應該賠償128名美國國民的損失。總之，德國濫用潛艇用魚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傷亡，是戰爭法所禁止的2.尼加拉瓜的軍事與準軍事活動案

問題：美國的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為什么？

答：美國的做法不符合國際法。

其對尼加拉瓜的行動違反了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國家主權及于每個國家的內水和領海。在他國內水或領海布雷，構成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布雷妨礙了進出港口的權利，也阻礙了該國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業活動，因而構成侵犯國家主權原則的行為；美國在尼加拉瓜境內的行動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對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裝是對尼內政的干涉，明顯違反了不干涉原則；美國鼓勵了尼反政府武裝從事違反人道法原則的行為，美國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國船舶及其人員的人身、財產損害的行為也構成了對人道法原則的違反；美國有義務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違背其國際義務的行為，并對違反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予以賠償。

3、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

問題： 1.什么是戰犯？戰爭犯罪屬于什么性質？

2.為什么說紐倫堡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發展了戰爭法？

3.紐倫堡法庭審判德國戰犯的根據是什么？

4.1946年聯合國大會確定了哪7項原則？

5.確立戰爭罪行的概念及意義是什么？

答：（1）戰犯指在戰爭中從事違犯戰爭法規和慣例行為的實施者，主要包括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共謀者等。戰爭犯罪是破壞世界和平，危害人類安全的犯罪，屬于國際性罪行。

（2）因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實踐是國際社會依據國際法對戰爭犯罪的各種行為進行審判和處罰的成功范例，其不僅創立了懲治戰犯的各項原則，還表明建立國際法庭懲治戰爭犯罪是一種使國際得以遵守和執行的良好形式，為以后建立國際審判罪犯的機制積累了經驗。

（3）1945年《關于控訴及懲處歐洲各軸心國家主要戰犯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4）七項原則分別是：a國家主權平等原則；b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原則；c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原則；e集體協助原則；f普遍遵守原則；g不干涉內政原則

（5）沒有侵略便不會有國際戰爭，沒有國際戰爭便不會有殺傷、破壞、虐待俘虜、殘害平民等各種戰爭罪行，戰爭犯罪是危害全人類的最嚴重的國際罪行，確定其概念和性質，有利于懲治這類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責任，同時也使后人遵守國際法成為順理成章之事。

第三篇：司法考試國際公法重點講解

國際公法在司法考試中所占的分值較少，但考察的知識點很多、很零散。所以我們在復習時要有所針對，比如今年輔導用書新增加的知識點以及歷年考題中還未涉及到知識點，下面把一些重要知識點的相關內容列出來，以供大家參考復習。

一、國際法的主體中，關于國家主權的豁免。之所以產生國籍主權的豁免，是因為平等者間無管轄權。國家主權豁免中，我們要注意這幾個問題：

1、司法管轄豁免，司法管轄豁免是指在受案、程序、執行三方面都必須得到國家的同意，任何一方面國家的同意不得推定為對其他方面的同意。

2、國際上對國家主權豁免分為絕對豁免和相對豁免，我國采用絕對豁免原則，而西方一些國家采用相對豁免原則，相對豁免是指將國家行為加以區分，主權行為、管理行為可以得到豁免，而私行為、商事行為不能得到豁免。

3、豁免的放棄分為明示放棄和默示放棄兩種，默示放棄是通過起訴、正式應訴、提起反訴、介入訴訟的行為來放棄豁免，注意只有這四種行為。

二、國際法的主體中，關于承認的問題。

1、承認具有單方性、政治性、法律性。

2、承認的形式分明示承認和默示承認兩種，默示承認是指通過建交、正式接受領事、締結政治性條約和正式投票參加政府間國際組織四種方式。

3、國家承認是基于領土的變更，分為獨立、合并、分立和分離，政府承認是基于劇烈革命和政變等導致的政府更迭，對政府承認的條件是有效統治原則。對交戰團體和叛亂團體的承認，后果是交戰團體或叛亂團體自己承擔國際責任，除非該團體自己掌握國家政權，組建新政府。

三、國際法主體的法律責任中國家的間接責任，這個知識點，往年考試中尚未涉及到，一般私人或私人團體本身對外國或外國人的不法侵害不引起國家承擔責任，但如果國家對這種行為或其后果的發生有失職或縱容，則可能導致國家的間接責任。

四、國際法主體的法律責任的新發展。

1、雙罰原則。

2、國際刑事法院。

3、國際賠償責任，國際賠償責任是一種國際法不加禁止的行為，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在核能利用上，采用雙重責任制，國家承擔補充性的連帶責任，二是在外空探索上，采用國家責任制。

五、空間法上關于界河利用的問題，這里要注意以下三點：

1、兩國以河流為界，可航行的，界線為主航道中心線，不可航行的，界線為主河道中心線。

2、可自由航行的，船舶可越過中心線，但不能隨便到對岸靠港，除非遇難。

3、捕魚只能在本國的一側，不可越過中心線。

六、海洋法上的領海。

1、領海的范圍：一般為12海里。

2、外國船舶的無害通過權，依據海洋法，有12項行為是有害的，例如外國船舶通過時搞科學實驗、捕魚、上下人員、裝卸貨物、起降直升機等行為，通過一般不能停止，除非遇難、不可抗力和海上救助。此外注意任何有關與通過無關的行為均需得到允許。而且這里不包括軍艦，但外國政府船舶同樣享有無害通過權，潛水艇通過時要展示國籍。

3、沿海國的管轄權，原則上，沿海國不予管轄，例外：a,行為有害沿海國利益，b,應船長或船旗國使領館代表的請求。

七、海洋法上的毗連區。

1、毗連區的范圍，24海里減去領海寬度，2、沿海國的權利，沿海國在海關、財政、衛生、移民四個方面有管制權，3、特點，毗連區具有依附性，或為公?；驗閷俳洕鷧^，沿海國主張專屬經濟區的，實行專屬經濟區制度。

八、海洋法上的專屬經濟區。

1、專屬經濟區的范圍，領海基線起不超過200海里。

2、沿海國的權利及特征，權利主要是資源開發的主權權利，權利具有排他性和非固有性，必須經宣告，主張了才有。專屬經濟區里還有相應的立法權和執法權，對于違法行為，沿海國可以采用一定的執法手段，我們用一個順口溜來記憶它：登臨逮捕走司法，提供擔保即放他，盡快通知船旗國，不能監禁與體罰。這里的監禁與體罰僅針對非法捕魚的行為。

3、他國權利，航行、飛越、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簡記為航飛鋪。

九、外空活動法。外空活動法中注意三項制度：

1、登記制度，登記要采用雙重登記制，即要在本國與聯合國秘書長處登記，如果是兩國共同發射的，則有一國向聯合國秘書長處登記即可。

2、營救制度，營救國要盡力營救、及時通知、安全交還。及時通知包括通知發射國和聯合國秘書長。

3、責任制度，a,凡是外空對外空造成的損害，一律實行過錯責任，兩方均有過錯的，按過錯比例承擔責任。B,凡是外空對近地面造成損害的，一律實行絕對責任。C,外空先碰撞，然后又造成近地面損害的，碰撞各方承擔共同的絕對責任。D,對地面建筑物的損害，由碰撞雙方承擔共同的絕對責任。

十、屬地屬人管轄權的碰撞。

1、外交保護從性質上講，是屬人管轄權的體現；從本質上講，是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制度；外交保護的條件：①因他國不當行為受損害，他國的不當行為分為積極的作為與消極的不作為。②國籍連續。③用盡當地救濟。注意，不是所有的當事人申請外交保護的情形，國家都要給予外交保護，國家也可以不依當事人申請主動給予外交保護。

2、引渡，引渡是無條件無義務的，要注意引渡的四個原則：雙重犯罪、罪名同

一、本國人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不得隨意轉引渡。

3、庇護，庇護是對外國政治犯、難民準許入境、允許居留、給予保護和拒絕引渡的行為，在性質上他是屬地管轄權的體現，是權利而非義務。對象是政治犯、難民。我國認為域外庇護不合法。

十一、外交特權和豁免中的民事管轄豁免，一般豁免是原則，但有四項例外：

① 外交人員在接受國的私有不動產物權訴訟。

② 以私人身份作為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贈人的繼承事項訴訟。

③ 外交代表在接受國內在公務范圍以外所從事的專業或商務活動的訴訟。

④ 外交人員主動起訴而引起的與該訴訟直接有關的反訴

這個考點還沒有考察過。

十二、領事特權與豁免，（1）館舍，①非經館長允許，不得進入工作區域，與火災或

其他災害需采取迅速保護行為時，可推定館長同意；②接受國負有保護責任；③領館財產原則上不得征用，但卻有必要時，可以征用，但要給補償。

（2）、人員，①人身不可侵犯：重罪或司法機關以裁判執行的除外；②管轄豁免，這

里我們注意，領事人員對職務行為享有司法管轄豁免，對非職務行為不享有司法管轄豁免；③作證：職務行為所涉事項豁免，非職務行為所涉事項不豁免。

十三、紐倫堡原則，這里注意紐倫堡原則后又發展出來幾項新原則：對戰爭罪行和危

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原則；戰爭罪犯不得庇護原則；國際合作原則。

十四、國際刑事法院（icc），（1）、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罪刑：發生于規約生效后的滅絕種族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侵略罪；（2）、管轄對象：個人，注意不審國家；（3）、管轄依據：①所涉一方或多方是締約國；②被告是締約國國民；③犯罪在締約國境內實施；④非締約國決定接受icc對在境內實施的或由其國民實施的一項具體犯罪的管轄權。

第四篇：國際公法案例分析

1: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 問題：

1.什么是戰犯？戰爭犯罪屬于什么性質？

2.為什么說紐倫堡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發展了戰爭法？

3.紐倫堡法庭審判德國戰犯的根據是什么？

4.1946年聯合國大會確定了哪7項原則？

5.確立戰爭罪行的概念及意義是什么？ 答案:（1）參與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犯有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違反人道原則等嚴重罪行，被認為是戰爭犯罪。戰爭犯罪的組織者、教唆者、領導者和共犯者稱為戰爭罪犯或戰爭犯罪分子，簡稱戰犯。戰爭犯罪是對全人類的最嚴重侵害，是嚴重的國際罪行。

（2）紐倫堡審判是國際法上歷史性的創舉。它綜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系列國際宣言、法令、條約中所確定的規則，在實踐中確認了一項國際法原則：發動侵略戰爭是嚴重的國際罪行，有關國家和個人必須為此承擔國際責任并應受到懲罰。紐倫堡審判確定戰爭罪行的概念和性質，可以為審判戰犯提供依據，有利于對戰爭犯罪進行懲處，對以后對戰爭犯罪的審判和懲處起到了指導作用，也起到了警世世人的作用。這對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和國際責任法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3）依據1945年《關于控訴及懲處歐洲各軸心國家主要戰犯協定》，及《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4）七項原則是：

①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人承擔個人責任，并因此而受到懲罰； ②不違反所在國的國內法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 ③被告的地位不能作為免除國際責任的理由； ④政府或上級命令不作為免除國際責任的理由； ⑤被控有違反國際法罪行的人有權得到公平審判；

⑥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 ⑦共謀上述罪行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

2:英伊石油公司案

（1）國際法院認定這種特許權協定不構成國際法上條約的法律與事實依據是什么？

（2）一國政府與一外國公司簽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的法律性質是什么？這種協定應受何種法律調整？為什么？

（3）一國政府是否有權變更或廢除它與一外國公司鑒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該國政府是否對其為公共目的的單方廢除這種協定行為承擔國際責任？ 答案:

3:北海大陸架案

（1）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自然延伸原則？（2）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公平原則？

（3）根據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自然延伸原則與公平原則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中是否能同時適用？ 答案:

4:湖廣鐵路債券案

（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在美國享有豁免權？為什么？

（2）美國1976年的《國有主權豁免法》是否適用湖廣鐵路債券案？為什么？

（3）為什么說湖廣鐵路的債券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有義務繼承？為什么？ 答案:

5:美國參議院通過“西藏問題”修正案 問題：

請分析，美國參議院通過 “西藏問題”修正案是否違反國際法？ 為什么？ 答案:

6:卓長仁劫機案

（1）韓國對中國被劫持地96號民航機、機組人員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約》的規定了

（2）韓國拒絕引渡卓長仁等罪犯是否違反國際法?為什么?（3）中國請求引渡卓長仁等的根據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訴原則”?該原則有何意義?

答案:（1）符合，因為根據《海牙公約》第九條規定：

一、當第一條（甲）款所指的任何行為已經發生或行將發生時，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恢復或維護合法機長對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況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機組所在的任何締約國應對旅客和機組繼續其旅行盡速提供方便，并應將航空器和所載貨物不遲延地交還給合法的所有人。

（2）不違反國際法，一個國家有權選擇對罪犯是否引渡，《海牙公約》中更是規定了不引渡即起訴原則，沒有有關條約明確規定，就不必須引渡。

（3）中國請求引渡等罪犯的根據是《海牙公約》的第4條，我國是被劫飛機的登記國和罪犯的國籍國，對他們的罪行有管轄權。

（4）在其境內發現被指稱的罪犯的締約國，如不將此人引渡，則不論罪行是否在其境內發生，應無例外地將此案件提交其主管當局以便起訴。該當局應按照本國法律以對待任何嚴重性質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樣方式作出決定。這種規定主要是為了保證對犯有劫機罪的人，無論在何處，都不致于因任何國家不對其加以逮捕和審判而逃脫懲罰。因而不僅使各締約國享有對罪行實行管轄的權利，同時也使各國負有嚴厲懲罰犯罪的義務。但是，在對等劫機犯的處理上，是不合理的，他們犯罪的情節之嚴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國際輿論的譴責。南朝鮮當局在對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輕。

7:諾特鮑姆案

（1）何為實際國籍原則？為什么國際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國籍是諾特鮑姆的實際國籍？

（2）危地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諾特鮑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國際法？ 答案:（1）實際國籍原則指的是：國籍要符合個人與國籍國之間有最密切實際聯系的事實。最密切聯系的事實根據慣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聯系地等。如果以一國的國籍來反對別國時，該國籍必須符合實際情況。這也是危國抗辯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諾特鮑姆具有兩種國籍，即危國——出生取得，列國——歸化取得。從諾特鮑姆的一生活動來看，他雖然取得了列國國籍，但他與列國的聯系并不密切，而長期僑居在外從事商業活動，那么在實踐中個人與他國國籍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為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本案來看，諾特鮑姆雖然取得列國國籍，但與列國并沒有建立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國為他的實際國籍。

（2）不符和國際法。因為在危國，諾特鮑姆屬于外國人，根據國民待遇原則，外國人與所在國國民應處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權利中的人身自由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財產權、債權、知識產權等。顯然危國政府逮捕諾特鮑姆，沒收財產的做法不符和國際法。

8:光華寮案

（1）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否符合國際法？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的判決或裁定是符合國際法的嗎？為什么？ 答案:（1）臺灣當局不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它不能代表中國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因為根據政府繼承的法律效果，原國民黨政府的國際主體地位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

（2）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因為根據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日本政府既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有義務接受由此而產生的法律效果。必須承認中國前國民黨政府已經消亡，在日本的國際關系上該政府已不再存在。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將臺灣當局作為代表中國的實體對待，不得與其進行官方交往，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臺灣當局以就政府的名義在日本或其他場合進行活動，包括在日本的訴訟活動。

（3）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符合國際法的。

（4）1982年其后的判決或裁定都不符合國際法。因為根據政府繼承的法律效果，新政府有權繼承前政府的全部國家財產，無論該財產在國內或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有資格繼承國民黨政府所有的中國國家財產，繼承位于日本境內的中國財產。

9:荷花號案 問題：

請分析，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 為什么？ 答案:

第五篇：國際公法案例分析

國際公法經典案例分析

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案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動十萬軍隊，入侵并占領了科威特，隨之宣布正式兼并科威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660號決議要求伊拉克撤軍。此后，安理會又通過第661號決議，對伊拉克實行經濟制載和禁運。同年11月29日安理會通過了授權對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678號決議。但伊拉克卻拒絕接受，并稱其為非法的。于是，1991年由美、英、法、意等28個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的對伊拉克采取了軍事行動，迫使伊拉克撤軍，結束對科威特的侵略。

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違反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侵犯了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也違背了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

2．伊拉克的入侵，科威特可以進行自衛，也可以要求國際社會集體采取強制行動。

3．聯合國安理會有權對會員國之間的沖突根據憲章和安理會的職權作出反應，并作出對全體會員國有拘束力的決議和采取相應的行動，特別是爭端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安全，或存在破壞和平與構成侵略時，可決定采取非武力或武力的強制措施，以恢復和平，制止侵略。

二、[案情] 1864年普魯士政府派遣李斯福為駐華公使，4月間，李斯福乘坐兵艦“羚羊號”抵達中國天津大沽口海域，遭遇三艘丹麥商船。當時普丹正在歐洲因領土問題交戰，于是，普魯士兵艦將三艘丹麥商船拿捕。清政府根據惠頓《萬國公法》第2卷第4章第6節：“中國所管海面，及澳港長磯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處，離岸十里之遙，依常例歸其轄也。蓋炮彈所及之處，國權亦及焉，凡此全屬其管轄，他國不與也”，認為普艦在中國洋面拿捕丹麥商船，“顯系奪中國之權”。并與普魯士公使進行了嚴正交涉，最終迫使普艦釋放二艘丹麥商船，并對第三艘予以折款抵償。

[問題] 1．清朝政府據以行使主權的國際法依據是什么？ 2．該事件的意義是什么？

[分析] 1．在傳統海洋法上，根據“大炮射程說”，領海的寬度為3海里，約合10華里，沿海國對其擁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大沽口事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F今這一標準已經過時，渤海灣也早為中國內海，對此無須多說。2．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的意義在于，它使清朝政府認識到了國際法的有用之處，開始對國際法予以重視，從而促進了國際法在中國的傳播。

三、“交易號”縱帆船訴麥克法登案

[案情] “交易號”原是一艘美國公民擁有的縱帆船。該船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國軍隊拿捕，以后成為法國的一艘公船，取名“巴拉烏號”。在后來的一次航行中，由于天氣惡劣，該船被迫進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港。于是該船的原所有人在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將原“交易號”判歸他們。該船沒有派人出庭應訴，但賓州檢察官代表美國政府到庭陳述意見，認為該船即便是從原告手中非法沒收的，其所有權也已于沒收當時轉屬法國皇帝，因此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起訴并釋放該船。地區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請求。原告上訴到聯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賓州檢察官遂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判決及依據：

聯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作出判決，撤銷了巡回法院的判決，并確認了地區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在其制作的判詞中指出：

一國在其領土內的管轄權是排他的和絕對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這種類似于主權象征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管轄權并不要求將外國主權者和他們的統治權利作為其管轄權的客體。一個主權者在任何方面都不從屬于另一個主權者，他負有不把自己或其主權權利置于另一主權者管轄之下，從而貶損其國家的尊嚴的最高義務。主權者的這種完全平等和絕對的獨立，以及促進他們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這樣一個結果：每個主權者都被認為放棄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領土管轄權的一部分，而這種管轄權一直被視為是獨立國家的特征。首先，主權者被允許享有在另一國領土內不受逮捕或拘留的豁免；其次，同樣的原則也適用于外國大臣；再次，一國主權者在允許外國軍隊通過其領土時，放棄其領土管轄權的一部分。

在本法院看來，作為一項公法原則，外國軍艦進入對它們開放的港口，應被視為經友好國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轄。支持這種觀點的證據來源于一國司法權無力強制執行這類案件的判決；來源于一國君主的權力足以對另一國君主所為的非法行為進行報復的考慮。

如果上述論據是正確的，那么“巴拉烏號”作為一艘為與美國處于和平狀態的外國君主服務的軍艦，依據允許外國軍艦進入友好國家港口的一般原則，進入了對它開放的美國港口，必須認為是得到了進入美國領土的默示許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應該享受管轄的豁免。

[問題] 分析本案在國際法上的意義。

本案是美國關于國家及其財產享有司法豁免，即主權豁免的第一個司法判例。雖然它只是美國國內判例，但由于首席法官馬歇爾對這一國際法問題所發表的準確而精辟的意見，使它成為國際法上一個經典判例。

四、帝汶島仲裁案

[案情]

帝汶島(Timorlsland)是巽他群島最東邊的一個島。面積33．850平方公里。該島是葡萄牙在1520年發現的。1613年荷蘭開始在該島殖民。1859年4月20日，葡萄牙與荷蘭簽訂一項條：約，把該島瓜分。島的西部屬荷蘭，東部屬葡萄牙。1893年6月10日，兩國進一步簽訂條約，同意在兩國領地之間劃定一條明確的邊界線。條約設立一個混合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擬訂一個確定邊界的協議草案。委員會于1899年達成了一個解決邊界問題的協議，該協議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還有一些問題留在1902年6月23日在海牙舉行的會議解決。會上的解決方案將作為邊界條約的一部分。1904年10月1日，兩國簽訂了邊界條約。

邊界條約簽訂后，雙方進行實際劃界。在勘定邊界過程中，雙方在一段邊界上發生了兩個分歧。其一是搞不清楚哪一條河是準備用作邊界河流的河，因為邊界條約把該河的名稱搞錯了。葡萄牙認為應該是邊界條約所指的那條河，荷蘭則認為應該是附圖上所指的那條河。

其二是由于存在兩條不同的河，兩河之間邊界線應如何確定。荷蘭認為邊界線應是兩河的河源之間的最高點線，葡萄牙則認為應該在有關地區另劃一條邊界線。由于雙方的分歧爭持不F，兩國在1913年4月3日簽訂特別協議，把爭端提交常設仲裁去院解決，在法院名單中選派拉第為獨任仲裁人，對爭端進行裁決。仲裁協議請求仲裁人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裁定(1)邊界應根據哪一條河的主航道確定；(2)在兩條有爭議的河流的河源之間的那段邊界應如何確定。獨任仲裁人拉第在1914年6月25日作出裁決。（仲裁與裁決)獨任仲裁人根據仲裁協議認為本案應適用的法律是國際法的一般原則(generalprinciple)。

“} 關于第一個問題，仲裁人認為：“既然爭議雙方都承認邊界條約對界河的名稱有錯誤，對此條約的解釋，就不能從條約的文字去解釋，而應該根據條約的本意和有關各方的真實意圖去解釋。條約所指的河與地圖上所標明的河的名稱不同，而雙方在談判中已承認條約有錯誤，那就應該用地圖標明的那條河的主航道確定邊界仲裁人認為這是符合“錯誤敘述不影響文件效力”的法律原則的。

關于第二個問題，仲裁人認為，兩河之間的一段邊界應根據公平原則劃出。兩河之間的最高點線是在陸地上很容易測算得到的，而水流一貫是從東邊的河的最高點流向西邊的荷蘭管轄地區的。葡萄牙的主張可能使幾條河流的上游和下游的河道分別置于不同的轄范圍，因而把本來葡萄牙同意留給荷蘭的地方劃在葡萄牙一邊，這就不符合條約的宗旨了。仲裁人認為，條約的解釋應該使條的目標得到最大的體現。因此，仲裁人認為，荷蘭的主張是比較符合宗旨的。裁定兩河之間的一段邊界就應該是兩河的最高線。

根據習慣國際法規則，邊界條約是母約。如邊界條約的規定與附圖不符，一般以邊界條約為準，但在條約確實有錯誤時，那就當然不能以錯誤的表述為準了。仲裁人在本案中突出地運用了兩個法律原則，一是“錯誤敘述不影響文件效力”原則，二是“公平原則”。文件有錯誤，應在實踐中加以糾正。本案的案情比較簡單，但仲裁人重視從條約的本意對條約進行解釋，根據公平原則解決實際問題。這對解決劃界實際問題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五、科孚海峽案

科孚海峽構成阿爾巴尼亞與希臘之間的邊界線，其最狹窄部分完全在兩國的領海中。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與2月，英國海軍曾經在科孚海峽北部掃雷。掃雷活動沒有發現水雷，該海峽被宣布是安全的。1946年5月14日，兩艘通過科孚海峽的英國巡洋艦遭到來自阿爾巴尼亞海岸的炮火轟擊。英國政府立即向阿政府提出抗議，聲稱其船只有海峽的無害通過權。阿爾巴尼亞政府明確回復：外國船只通過其領海必須事先通知并取得阿爾巴尼 亞政府的許可。為了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1946年10月22日，一支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由南向北駛入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的科孚海峽北部，其中兩艘驅逐艦觸水雷爆炸，造成艦只嚴重損壞，死傷82人的重大損失。事件發生后，英國政府通知阿爾巴尼亞政府，它準備再次到有關水域掃雷，遭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強烈反對。11月12日和13日，英國艦隊到科孚海峽阿爾巴尼亞領水內掃雷，發現22枚德國制式水雷。英國認為，阿爾巴尼亞應對其艦只和人員的傷亡承擔責任，將事件提交了聯合國安理會。安理會以阿爾巴尼亞接受會員國在相同場合義務為條件，邀請當時還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阿爾巴尼亞參加對該事件的討論，阿爾巴尼亞政府接受了邀請。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1947年5月2日，英國以請求書單方面國際法院起訴。法院在確認對此案具有管轄權后，就以下兩個問題進行了裁決：

（一）按照國際法，阿爾巴尼亞對于1946年10月22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爆炸和因此而引起的損失是否負有責任?是否負有賠償義務?

（二）按照國際法，英國海軍10月22日和11月12日、13日的行為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主權?是否負有賠償義務?關于第一個問題，法院于1949年4月9日發布判決。法院以11票對5票確認阿爾巴尼亞應對爆炸事件負責任。法院首先肯定，引起爆炸事件的水雷位于英國海軍11月12日與13日掃雷發現的雷區，它們是新近布設的。然而，法院拒絕了英國提出的雷區為阿爾巴尼亞所布設，或在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請求或默許下由某外國艦只所布設的指控。法院認為此等指控與事實不符，或沒有證據證明，而對一國此等嚴重行為的指控要求證據的確定性。法院結論，雷區為何人所布設尚屬未知數。那么，阿爾巴尼亞政府對爆炸承擔責任的法律根據何在。英國政府提出，不論雷區為誰所布設，它們不可能在阿爾巴尼亞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所為。法院提出，一國控制其領土的事實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該國知曉在其領土內發生的任何不法行為。這種控制既不能確立初步的責任，亦不能轉移舉證的責任。然而另一方面，一國行使的排他領土控制權影響著可用來證明這種知曉的舉證方法，由于這種控制，受害國常難于提供可直接證明領土國責任的事實，因此必須允許訴諸有關的事實和間接的證據。當這種間接證據以一系列相互聯系的事實為依據，并可邏輯地導致唯一的結論時，應承認其特殊的舉證分量。以上述關于間接證據的論述為依據，法院審查了相互關聯的兩類事實：爆炸事件發生前后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行為和態度。從阿爾巴尼亞海岸觀察到布雷活動的可能性。法院結論，布雷活動不可能在阿爾巴尼亞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進行。法院認為，這種知曉無可爭議地導致了阿爾巴尼亞政府的義務，即它有義務為一般航行的利益通知在其領水內存在雷區，警告英國艦隊其面臨的危險。這種義務產生于若干一般的普遍承認的原則：即人道主義的考慮；海上交通自由原則；一國不得允許其領土被用于損害他國權利的行為。事實上，阿爾巴尼亞政府有充足的時間去警告英國艦隊，但它卻未試圖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災難事件的發生，由此，法院確認，“這種嚴重的不作為導致了阿爾巴尼亞的國際責任”，阿爾巴尼亞政府因此對英國負有賠償義務。

法院接著審查了第二個問題。法院沒有接受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英國軍艦未經其事先許可就通過其領水是對其主權的侵犯的指控。法院認為，根據公認的且符合國際慣例的原則，一國有權在平時，在不經過沿岸國事先許可的情況下，派軍艦通過位于公海兩部分之間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只要這種通行是無害的，除非條約另有規定，沿岸國不得禁止這種通行。針對阿爾巴尼亞提出的科孚海峽不屬于存在通行權的國際交通要道，僅為當地國家交通使用，不是兩個公海之間的唯一航道等論點，法院指出，這些標準是不關重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該海峽連接公海的兩部分的地理位置，而且該區域的航行相當頻繁，并不限于當地國家使用。法院判定，科孚海峽應被視為屬于無害通過在平時不得被沿岸國禁止的國際航道。法院亦拒絕了阿爾巴尼亞政府提出的英國艦隊的通過不是無害通過的指控。法院認為，雖然英艦的通過是要試探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態度，即旨在肯定一項被不合理否定的權利，但只要它以符合國際法，無害通過原則的方式進行，其合法性就是無可非議的。由此法院以14票對2票判定，英國軍艦10月2日通過海峽的行動沒有侵犯阿爾巴尼亞的主權。

對于11月12日和13日，英國海軍在阿爾巴尼亞領海內的掃雷行動，法院16名法官一致判定，構成了對阿爾巴尼亞主權的侵犯。法院指出，該行動不能以行使無害通過權來證明其正當性，國際法也不允許外國軍艦不經一國同意而在其領海內收集證據。法院駁斥了英國政府的下列辯解：這不是一般的掃雷活動，其目的在于調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證據，以便幫助國際法庭。法院指出，在外國領土上收集證據是干涉理論的新適用，它不能接受。它只能把這種所謂的干涉視為武力政策的顯示，這種做法在過去曾導致許多嚴重濫用武力的行為，在國際法上是不能找到地位的。英國的行為尤其不應允許，因為它只利于強國，并往往干擾國際司法。法院亦駁回了英國提出的其行動為自?；蜃孕l措施的辯解。法院指出，在獨立國家之間，尊重領土主權是國際關系最重要的基礎。1949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判定了阿爾巴尼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阿爾巴尼亞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這一判決。

六、英挪漁業案

鑒于英國漁船加劇開發挪威沿海水域，挪威政府于1935年7月12日頒布一項法令，以沿挪威海岸的各島嶼（即“石壘”，包括島嶼、小島、巖石和暗礁）上的最外緣各點之間的直線基線為基礎，劃定其西部領水的界限。這些基點相距有的超過10海里，其中最長的達44海里。挪威領海的外部界線是在這些基線之外4海里劃出的平行線。挪威主張在該區域內排他的捕魚權。英國認為，國際法要求的領?；€應是實際的低潮線，挪威1935年法令中規定的劃定漁區的方法，主要是測算領海寬度的直線基線的劃法違反國際法。在與挪威政府談判失敗之后，英國于1949年9月28日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國際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對本案作出判決，認定挪威1935年法令中規定的劃定漁區的方法和確定的直線基線都不違反國際法。法院在判決中首先討論了挪威大陸沿海地區的地理與經濟特征，討論了被稱為“石壘”的大約12萬個島嶼、巖石和礁石。法院強調挪威海岸明顯的鋸齒狀和迂回曲折，強調當地居民對漁業作為謀生手段的依賴性。法院指出，這是在評價英國提出的異議時必須考慮的現實。鑒于當事國雙方都同意4海里的領海寬度，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基于何種基線來測算領海寬度。法院毫不費力地看到，為計算領海寬度，低潮線為各國實踐所通常采用。這清楚表明領海附屬于陸地領土的性質。法院注意到當事國都同意這種標準，但它們對這種標準的適 用產生了分歧。因此，法院必須決定的是，有關的低潮線是挪威大陸的低潮線，還是其“石壘”的低潮線。既然挪威大陸西部為這些石壘所包圍，這些石壘與大陸一起構成一個整體，那么劃定挪威領海帶時必須考慮的應是石壘的外線。這個結論是從挪威地理條件的實際情況得出的。關于挪威是否可采用直線基線法劃定其領海基線的問題。法院拒絕了“平行線”方法，認為它對像挪威這種極為曲折的海岸線是不適合的。法院也拒絕適用“圓弧線”，因為這種方法不具有法律的強制性。法院在判決中指出，領海帶必須沿海岸的一般方向的原則使確定若干劃定領海界限的有效標準成為可能。為了適用該原則，若干國家認為有必要采用直線基線的方法，這些國家的做法并沒有受到其他國家原則上的反對。英國爭辯說，挪威僅僅可以在跨越海灣的地方使用直線基線。法院不能贊同這種觀點。法院認為，如果領海帶必須沿“石壘”的外線，如果在某些情況下必須承認直線基線法，那就沒有任何有效的理由斷定直線基線法只能跨越海灣使用，而不能在被海域隔開的島嶼、巖石和暗礁之間使用，即使這種海域不屬于海灣的概念。法院接著討論了跨越各種“石壘”之間的水域所劃的基線的長度問題。英國政府從有關海灣的所謂10海里一般規則進行類推，堅持直線基線的長度不得超過10海里。法院認為有必要指出，雖然10海里的規則為一些國家在其國內法和它們之間的條約或公約中采用，雖然一些仲裁決議在這些國家之間適用了這種規則，但是其他國家采用了不同的規則。因此，10海里規則尚未取得一項國際法一般規則的效力。并且，無論如何10海里規則也不可用來對抗挪威，因為挪威始終反對將該項規則適用于其海岸的任何企圖。在這方面，法院認定，各國的實踐不能證明已形成了國際法的任何一般規則。那種使島嶼群或沿岸群島服從類似有關海灣的限制（島嶼之間的距離不得超過領海寬度的2倍，或10海里，或12海里）的努力尚未超出建議階段。領海的劃界始終具有國際性的一面，它不能只依據沿海國在其國內法中所表達的意志。雖然劃界行為必然是單方行為，因為只有沿海國能夠這樣做，但劃界對于其他國家的效力則取決于國際法。法院認為，在這方面，領海性質中所固有的某些基本因素表明若干標準的存在。這些標準雖不十分精確，但仍能為法院作出判決提供充分的基礎，也可適用于爭議中多樣的事實。在這些因素中。必須提及的是領海對陸地的緊密依存性，正是陸地賦予沿海國對毗鄰其海岸的水域的權利。因此，必須賦予這種國家必要的自由，以使其劃定領海界限的行動能適應實際的需要和滿足當地的需求。另外，領?；€的劃定不能離開海岸一般方向的適當范圍。

另一個在本案中尤為重要的因素是某些海域與分隔或包圍這些海域的陸地之間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密切聯系。在選擇領?；€時產生的真正問題是，位于領海基線內的海域是否與陸地有相當緊密的聯系，以至于它們應服從內水制度。法院認為，這種觀點是確定關于海灣的規則的基礎，也應大膽地適用于像挪威的海岸一樣具有不尋常的地理形狀的海岸。

最后，一個范圍超越純地理因素的因素不可忽視：一個地區所特有的經濟利益，這種利益的真實性和重要性已為長期的慣例所證明。法院強調，挪威的劃界制度是與其海岸線的地理特征相適應的，其領?；€符合其海岸線的一般方向。這表明這種劃界制度是符合國際法的。挪威是作為對一種傳統的劃界制度的適用而頒布1935年法令的——1812年2月2日的國王敕令，特別是補充該敕令的1869年敕令和1889年敕令，都要求在“石壘”的外圍各點之間劃定直線基線。挪威始終能夠證明，不論是1869年和1889年的劃界敕令，還是這些敕令的實施，都未曾遭到外國的任何反對。從那時以來，這些敕令構成了一種明確的始終如一的制度。法院表示，鑒于這些考慮，又缺乏有說服力的相反的證據，法院不得不認定，挪威政府自1869年起直到爭端發生之時，一直連續地未間斷地適用了他們的劃界制度。法院指出，外國未對挪威的實踐提出異議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在長達60多 年的時間里，英國政府本身也未提出任何異議。只是在1933年7月27日的備忘錄中，英國才提出了正式的和明確的抗議。

英國爭辯說，它不知道挪威的劃界制度，因此，挪威的制度缺乏作為有效地對抗它的歷史權利所必要的透明度。法院不能接受這種觀點。作為在該區域的漁業中有極大利益的北海沿岸國，作為傳統上極為關注海洋法，特別是關注捍衛海洋自由的海洋大國，英國不可能忽視挪威1869年敕令（法國政府曾要求挪威解釋該敕令）。法院認為，挪威的實踐，國際社會普遍的寬容，英國在北海的地位和自身利益以及其長期的默認，這一切使得挪威的劃界制度能夠有效地對抗英國的反對。最后，國際法院以10票對2票作出如下裁定：挪威1935年法令所采取的劃定漁區的方法是不違反國際法的；以8票對4票裁定：該法令所劃定的直線基線是不違反國際法的。本案在國際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案中，國際法院由于承認了挪威采用的直線基線來劃定領?；€的方法，使得直線基線劃法在國際法上得到了第一次的確立。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承認了這種領?；€的劃定方法。目前這種領?；€的劃法已經被許多國家所采納。本案不僅是對國際海洋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事實上，本案還對國際法的一般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對國際習慣法規則的理論。由于在本案中國際法院聲稱，“并且，無論如何10海里規則也不可用來對抗挪威，因為挪威始終反對將該項規則適用于其海岸的任何企圖。”這個判詞是對英國主張的10海里寬度的領海已經成為了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否定，它意味著只要一個習慣國際法規則尚處于形成當中，并且某個國際法主體一貫地、明確地反對這個規則，這個習慣法規則就不能形成，或者至少，即使形成了這樣的習慣國際法規則，對于這個一貫反對者來說，也是不能適用的。這個有關的“一貫反對規則”在國際法的理論中引起了重大的討論。國際法學者對這個規則的理論探討一直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結論。

七、“銀河號”案

1993年7月23日，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宣稱：中國貨輪“銀河號”裝載著制造化學武器前體的硫二甘醇和亞硫酰氯。美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這一出口行為。之后，又在公海上對“銀河號”貨輪采取軍艦跟蹤和軍用飛機拍照等行為，并且向“銀行號”可能停泊的港口所在國散布這一錯誤情報。中方對美方的質疑經過了認真全面調查后明確告訴美方：“銀河號”根本沒有美方所說的化學品，并提出了由第三國核查的積極建議。但美方對此置之不理，“銀河號”被迫在海上漂泊達長20多天，船員用水、飲水和食品均受到嚴重影響，“銀河號”被迫改變航線，延誤卸貨，使中方蒙受重大經濟損失，最后經第三國的核查證實，中方的結論完全符合事實。

[分析]

1．美國方面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

2．美國方面的行為違反了以下國際法原則：公海自由的原則；船旗國對公海上航行的船舶有專屬管轄權原則。

3．違反了登臨權和緊追權的適用條件。

4．美國應賠償我國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

劃分緬因灣地區海上疆界案

[案情])

緬因灣位于北美東海岸的美國與加拿大交界處，呈不規則的矩形。對該地區的劃界爭端，開始僅涉及大陸架，美國主張其大陸架的外界為100英里(每英里約為1．6093千米)等深線，即將灣口處臨近美國的富含石油、天然氣的喬治沙洲全部劃歸美國大陸架范圍內；加拿大則根據1958年《大陸架公約》主張等距離線。由于1976年兩國相繼宣布200海里專屬漁區，劃界爭端擴大到大陸架上覆水域。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協議，于1981年11月25日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由其設立特別分庭予以解決。雙方的訴訟主張及理由：加拿大仍然堅持等距離線，但其選擇的基點將美國的科德角半島和南塔基特島排除在外，而移至科德角運河東端。美國提出了新的標準，即以一條向兩國接壤海岸走向的垂直線為基礎，為不分割沙洲的目的加以適當調整的線；依據這條線，喬治沙洲完全屬于美國，與加拿大臨近的日耳曼沙洲和布朗斯沙洲屬于加拿大。同時，美國提出主要海岸與次要海岸理論，認為主要海岸附近的海域應保留給主要海岸，而不應給予次要海岸。美國還認為東北海道將緬因灣劃分為地質地貌上兩個不同的區域，以及緬因灣在海洋學和生物學上存在著三個體系，劃界要考慮這一特點。

[ 判決及其根據]

：特別法庭以4票對1票通過了判決。判決首先對大陸架和漁區適用同一條邊界線的做法予以肯定，并對雙方提出的劃界方法加以駁斥。法庭認為，海洋劃界的國際法原則應當是適用公平標準并使用能夠保證公平結果的方法，在每一個具體案件中應使用對具體情況看來最合適的標準或不同標準的綜合平衡。美國早期提出的100英里等深線，可以適用于漁區的劃界但不能適用于大陸架的劃界，否則將產生不公平的結果。對于美國主張的第二條線，法庭認為緬因灣的矩形特征不適合采用垂直線標準。法庭還否定了美國所謂的緬囚灣的地質地貌及其他特點，強調緬因灣的大陸架與水體是有連續性的，不存在自然邊界。法庭也不同意等距離線，因為它會造成海岸長度與劃界結果的嚴重失調，況且，國海岸由最初的相鄰關系變為相向關系的事實決定了應避免僅依一種標準劃界。法庭考慮了影響劃界的各種因素，如兩國海岸線長度的比例及兩國海岸的關系等，然后將緬因灣地區的界線分為三個區段：在第一區段，堅持將兩國海岸向海洋延展所形成的重疊部分進行平分的原則，以兩國協議確定的劃界起點A點向兩國基本海岸線的垂直線所夾銳角的反射角(大約278‘)的平分線為分界線；

在第二段別以中間線為基礎，考慮海岸長度比例和小島的作用加以適當校正，使分界線位于美加海岸線長度1：32：1的比例處，自第一區段與其相交處開始至灣的封口線與其相交處為止；第三區段則采用幾何學方法，自第二區段邊界線終點向灣口封口線劃一垂直線，至雙方協商指定的劃界終點的三角區。

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有何不同?兩者可否統一劃界，為什么? [分析]

緬因灣劃界案是國際法院所判決的既適用于大陸架又適用于專屬漁區的統一分界線的第一個案例。我們知道，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專屬漁區是專屬經濟區的一種形式)是兩種不同的制度，這種不同是很明顯的，例如，前者屬于主權權利，是自然存在的，后者屬于專屬權利，須經公告設立；前者要考慮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后者只有一個單一的距離標準(200海里)。但是，如果相鄰或相向國家的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分別劃界，不僅麻煩，耗費人力物力，而且帶來對交叉或重疊部分行使管轄權上的不便和困難。因此，畫一條單一的分界線不失為一種簡單而容易操作、且便于日后行使管轄權的方法。該案也是國際法院歷史上第一次適用特別程序以分庭審理當事國爭端的一個案例。

“孤獨號”案

[英國船“孤獨號”是一艘美國人所有并以加拿大(其時為英國領地)公司名義在加拿大登記的船。該船在美國實行禁酒期間從事販酒活動，該船的船員，除一人是法國人外，其余都是英國人。1929年3月20日，“孤獨號”停泊在離路易斯安那海岸不到6海里半的地方，當它被美國海岸警衛船“沃爾科特號”發現時，船工裝有大量的酒。它不顧“沃爾科特號”的訊號，立即從泊錨處出發，向公海進去?！拔譅柨铺靥枴痹诤竺婢o追不舍?！拔譅柨铺靥枴钡闹笓]官最后設法使“孤獨號”暫時停船，但他要求檢查該船證件和搜查該船時卻遭到了拒絕。當“孤獨號”繼續行駛時，“沃爾科特號”堅持緊追，由于其艦炮發生故障，它于是用無線電求援。1929年3月22日，美國海岸警衛隊的另一艘船“狄克斯特號”從相反的方向趕來參加緊追。在離美國海岸200海里處，因“孤獨號”仍然拒絕停船和接受檢查，“狄克斯特號”發出幾次警告后，向“孤獨號”開炮并把它打沉。船上人員僅有一人生還，他被救起并被帶到新奧爾良，在被拘留了48小時后獲釋“孤獨號”被擊沉，引起加拿大的英國當局與美國政府之間的爭執。根據1924年1月23日英美締結的《英美專約》第4條的規定，由英美兩國指定兩名仲裁員組成混合委員會，負責裁決兩國之間因“孤獨號”事件而產生的爭端 雙方的主張及理由：

英國當局認為，根據前引《英美專約》，英國同意：如英國船舶力圖把酒運進美國，它應接受美國當局的登臨、檢查，甚至可以搜索并把船只帶到美國港口。但這些權利僅可以在美國領海之外且自從美國海岸線起不超過該嫌疑船1小時航程(約10.5海里)所能達到的距離內行使。在“孤獨號”案中，美國大大違反了這一規定。而且，擊沉“孤獨號”的不是開始進行追趕的那艘船，而是在追趕開始后兩天從相反方向趕來的另一艘船，這違反了國際法所承認的緊追必須是急速的和持續的原則。根據該專約第4條，英國可以要求賠償。美國政府辯稱：美國公務船享有．“緊追權”，當追趕開始于1小時航程限度內之時，緊追原別是適用的。美國認為，在下列前提下，沿海國有緊追權：(1)船舶在海的一部分實施了一個可罰的行為，而在這個海的部分內，沿海國命令停船是許可的；(2)尾追必須是急速的和連續的；·(3)拿捕不在外國領海內進行。除此之外，拿捕的場所和追趕的距離是無關緊要的。美國政府還指出，擁有“孤獨號”的那家加拿大公司完全是受美國國民控制的，他們都是有名的酒類走私者，為了實現其非法目的而濫用了英國的旗幟。

裁決及其根據： 1933年6月30日，混合委員會提出中間報告。該報告指出，即使承認美國政府在當時享有“緊追權”，承認根據<英美專約》第2條規定，“狄克斯特號”在追趕時有權行使“緊追權”以及承認其使用武力的方式和范圍是正確的，故意擊沉被懷疑的船只也不能被該專約的任何規定證明是合法的。在1935年1月5日的最后報告中，委員會進一步裁定，擊沉“孤獨號”的行為不能為國際法的原則證明是合法的。鑒于“孤獨號”船雖在加拿大注冊，但實際上為美國公民控制和所有，因此，委員會認為：對船舶及船貨的損失，美國無須支付賠償。但是，美國擊沉“孤獨號”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美國政府應正式承認這次行為的不法性，向英國當局道歉，并支付25 000美元給加拿大。

[問題]

1．什么是國際法上的緊追權?

2．行使緊追權應遵守哪些規

3．美國的緊追是否符合國際法上的相應規則?本案裁決是否正確?

[分析]

1．在國際法上，緊迫權是指當沿海國有充分理由證明外國船舶違反該國法律時，可對該船舶從該國管轄水域向公海進行追趕。由于這種追趕必須是緊隨其后和不間斷進行的，故稱緊迫。

2．因在公海上進行緊迫是對公海航行自由的限制，所以，國際法要求行使緊迫權應遵守如下規則：緊追只能從追趕者的領海和受其管轄的其他海域開始，不得待被追趕船舶逃至公海后才開始；緊追須有充分理由；緊迫至被追趕船舶進入其本國或第三國領海時終止；緊追權由軍艦或政府公務船舶行使，對被追趕船舶可以進行登臨檢查(又稱登臨權)或拿捕；緊迫無據或不當，對被追趕船舶因此而蒙受的損失或損害，由追趕國予以賠償。

3．本案的情況表明，美國從其有管轄權的海域開始進行緊迫，是成立的。但由于開始進行追趕的“沃爾科特號”退出追趕，而由追趕開始兩天后從相反方向趕來的“狄克斯特號”接著追趕，這不符合“緊隨其后和不間斷追趕”的規則。此外，在行使緊迫權的過程中，只可以對被追趕的船舶進行登臨檢查或拿捕，沒有任何可以對其使用武力并將其擊沉的國際法規則存在；因此，本案裁決美國向英國當局道歉并賠償損失，是完全正確的。魯斯特案

[案情] 莫斯科時間1987年5月28日，19歲的聯邦德國青年魯斯特駕駛一架美國制造的“賽斯納172型”運動飛機，從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出發進入蘇聯領空，并于傍晚7時30分出現于莫斯科紅場上空。飛機擦著列寧墓頂飛過，降落在一座教室旁邊。9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對魯斯特進行了審判。魯斯特在審判中承認侵犯了蘇聯領空，但辯解說其目的是為了執行和平使命、會見蘇聯領導人和公眾；他也承認在紅場降落后只向圍觀的蘇聯人講他從赫爾辛基飛來，一路上躲避蘇聯的防空設備，而沒有提到執行和平使命的話。蘇聯最高法院審理后，宣判其犯有非法進入蘇聯國境、違反國際飛行規則和惡性流氓罪，判處魯斯特在普通勞改營服徒刑4年。此判決為終審判決。此后，經聯邦德國政府多次交涉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于1988年3月3日決定提前釋放魯斯特，并立即驅逐其出境。

[問題].前蘇聯對魯斯特事件的處理是否有其國際法上的依據？

魯斯特駕機闖紅場事件是當時國際上非常轟動的一件事，在前蘇聯國內也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如國防部長、防空總司令均因此被解職。這不在我們的評論之列。我們僅從國際航空法的角度談談前蘇聯對魯斯特事件的處理。依有關公約的規定，各國對其領空擁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任何民用航空器只能根據有關國家的航空協定或其他規定，經指定的航線飛入或降落于一國的領土，否則就是對一國領空主權的侵犯。因此，前蘇聯根據自己的法律對魯斯特駕機降落紅場事件進行審判和處罰是完全合乎國際法的。

中國政府給予喬清陸等10人居留權事件

[案情] 據《人民日報》1981年10月16日頭版報道，1981年10月，越南空軍少尉飛行員喬清陸等10人對當時越南政府的統治不滿，因政治原因，駕駛一架越南軍用直升飛機來到中國。他們感到無法在越南繼續生活下去，要求留居中國。根據中國有關法律規定，我國有關部門經過調查后，允許喬肖陸等10人在中國居留。[問題] 什么是庇護？在本案中，中國政府是否有權給予喬清陸等10人庇護？ [分析] 在國際法上，給予因政治原因或受迫害而請求避難的外國人居留和保護，即為庇護。它是在“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則上發展起來的。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第14條宣布，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但是，庇護權屬于國家，個人可以要求國家給予庇護，是否給予庇護則由國家自行決定。一般地，只要不違反國際法有關不得給予庇護的人的規定，國家給予庇護是主權的體現，給予庇護之有無理由，他國都不得干涉。因此，我國政府完全有權給予喬清陸等10人居留權。對此，我國1982年《憲法》第32條也加以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因為政治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可以給予受庇護的權利。

諾特鮑姆案

[案情] 諾特鮑姆出生于德國：，其父母是德國人，依德國國籍法，他出生時即取得德國國籍，1905年他離開德國，開始在危地馬拉定居，并把危地馬拉作為其事業的中心。從1905年到1933年，他依列支敦士登國籍法，申請入籍。依照列支敦士登國籍法，外國人入籍，必須已在該國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外情況下可以免除這個限制。列國王準予他不受此條限制，并于1939年10月準予入籍。而按照德國國籍法，他同時喪失德國國籍。當時；德國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危地馬拉駐蘇黎世總領事在諾特鮑姆的列支敦士登護照上簽證，準予其重返危地馬拉。他返回危地馬擔后，即向危政府申請將其登記簿上的國籍由德國改為列支敦士登，并經過危政府批準。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馬拉活動。1941年12月，危地馬拉向德國宣戰，德國被列入敵國。1943年11月，諾特鮑姆被危警方以敵國僑民為由逮捕，后被移交給美國當局，1944年12月，危地馬拉當局撒銷了把他登記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決定，隨后扣押和沒收了他在危地馬拉的財產。1946年，諾特鮑姆在美獲釋，他向危地馬拉駐美領事申請回危，遭到拒絕，隨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銷1944年作出的關于取消對他的國籍登記為列國籍的行政決定的請求，也遭到危國拒絕。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

雙方的訴訟主張及理由：

列政府認為，危地馬拉當局將其國民諾特鮑姆逮捕、拘留、驅逐并且排除于危國境外，以及扣押和沒收他的財產，這是違反國際法的；拒絕為這些非法行為賠償，也是違反國際法的。危政府首先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轄權的聲明已于1952年1月26日過期。同時，危指出，盡管列支敦士登已賦予諾特鮑姆以列國籍，但危沒有對此加以承認的義務。國籍是個人與國家聯系的基礎，賦予國籍的前提是個人與國家之間有某種密切的聯系。危地馬拉并不認為在本案中列支敦士登與諾特鮑姆之間有任何密切的聯系，而國籍是外交保護的基礎，所以，列不能以國籍為由對諾特鮑姆提供外交保護，而國際訴訟是外交保護的方式。因此，法院應駁回列國的起訴。

判決及其根據：對于危地馬拉的初步反對意見，國際法院認為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列支敦士登起訴時，危地馬拉接受管轄的聲明尚屬有效，既然法院已開始審理此案，就不能以接受管轄的聲明過期這種非實質性事實為由，剝奪已經確定的國際法院管轄權。法院同時認為，危地馬拉的其他抗辯是可以成立妁；列支敦士登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有權制定法律并根據其法律授予國籍?！?/p>

因此，諾特鮑姆的入籍，是列支敦士登行使國內管轄權的行為。這種行為確實使諾特鮑姆取得了列國籍，因為他已加入列周籍，井同時喪失德國國籍。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列可以對他行使外交保護權。行使外交保護權，須以他國承認這個國籍的國際效力為條件。法院判稱：國籍是一個法律上的紐帶，其基礎是關于聯結的社會事實，關于生存、利益和情感的實際連帶關系，以及權利和義務的相互性；取得國籍的人與授予其國籍的國家的人們之間的關系。在事實上應比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這樣的國籍才是有效國籍。外交保護權的基礎是有效國籍。法院審查了諾特鮑姆在列支敦士登入籍前后的行動，認為他同列支敦士登并無實際的關系，同危地馬拉卻有很久和很密切的關系，而且他同危地馬拉的關系不因他加入列國籍而有所減弱。諾特鮑姆在列既無住所，又無長期居所，也無在列定居的意思，更無經濟利益，或已進行或擬進行的活動。在其入籍后，生活上也無變化。他申請加入列國籍不是由于他在事實上屬于列的人口，而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取得一個中立國的保護。列支敦士登準許他入籍也不是以他同列有實際關系為依據的。因此，諾特鮑姆的列支敦士登國籍不是實際國籍，不符合國際法上實際國籍的標準。危地馬拉沒有義務承認列支敦士登賦予他的國籍，列不能根據這個國籍來向危地馬拉行使對諾特鮑姆的外交保護權。

[問題]“

結合本案，分析國籍的概念及其在國際法上的意義。;[分析] 在該案中，國際法院根據國家實踐、仲裁和司法判例以及法學家們的意見，給國籍下了一個精典的定義，即：“國籍是一種法律上的紐帶，其基礎是一種依附的社會事實，一種真正的生存、利益和情感的聯系，并伴隨有相互的權利和義務。可以說，它構成這種事實的法律表述，即，或直接被法律所授予，或作為政府當局行為之結果而被授予國籍的個人，實際上與整個具有該國國籍的居民之間，較之與任何其他國家之居民之間，有更密切的聯系。如果它構成了一種個人與其成為它的國民的國家之間的關系的法律術語的話，那么，被一國授予國籍，僅僅賦予該國行使針對于另一國的保護的權利?！边@一定義準確地表述于國籍的概念及其在國際法上的意義。此外，法院在該案中還重申了常設國際法院在1923年“突尼斯一摩洛哥國籍命令案”中所表達的一個觀點：國籍問題原則上屬于每一個國家的國內管轄事項，每個國家有權以自己的法律或行為決定誰是它的國民。

張振海劫機被引渡案

張振海，男，中國公民。1989年12月16日攜其妻和子登上從北京經由上海、舊金山飛往紐約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981航班B2488號飛機，采用恐嚇手段劫持了該飛機，要求飛往韓國。由于韓國機場拒絕該飛機降落，飛機在油料不足的情況下，被迫降在日本國福岡市的福岡機場。事后經中日協商，被劫持的飛機和機上人員包括張振海的妻、子順利返回中國。為了將張振海引渡回國審判和處罰，中國方面首先向日方提交了請求將張犯臨時拘留的照會和中國有關機關簽發的逮捕令。后又應日方要求，派出一工作小組就引渡張振海一事與日方進行具體商談。1990年2月中方正式向日方提交了請求引渡書和解釋中國法律的法律意見書，以及證明張振海犯有劫機罪行的有關證據和補充資料。在上述文件中中方指出：張振海非法劫持中國民航班機，嚴重威脅了飛機、機上人員和財產的安全，并直接損害了人民對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據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條、第79條、第107條和中日雙方均為締約國的1970年《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第1條的規定，已構成劫持飛機罪。1990年4月28日，日本法院經過審查，依互惠原則將張振海引渡給中國。張振海被引渡回國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依法提起了公訴，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認定張振海犯有劫持飛機罪，判處其有期徙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分析：

本案是關于空中劫持犯罪的一個典型案例。除涉及對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機組人員和乘客的保護，空中劫持犯罪的管轄、懲治等規則外，還涉及有關引渡的規則。引渡是指一國把在該國境內而被他國追捕、通緝或判刑的人，根據有關國家的請求移交請求國審判和處罰。引渡是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一種形式，國家之間必須締結有關引渡的條約，才能相互承擔引渡罪犯的義務。在沒有締結引渡條約的情況下，也可根據禮讓和互惠原則，實施引渡行為。如本案中，在中日兩國未簽訂引渡條約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依互惠原則將張振海引渡回中國。有關引渡的規則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有權請求引渡的國家即引渡的主體，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國、罪犯本人所屬國、犯罪行為受害國。我國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內犯罪的，適用我國刑法。因此，我國既是罪犯本人所屬國，對張振海享有屬人管轄權，又是犯罪行為發生地國，對本案享有屬地管轄權。有權向罪犯所有國提出引渡要求。二是引渡的對象，即被他國指控為犯罪的人，他可以是請求引渡國的公民，也可以是被請求引渡國的公民，還可以是第三國的公民。本案張振海被指控犯有劫持飛機罪，又是引渡請求國的公民，符合對引渡對象的要求。三是引渡的理由，構成引渡理由的犯罪必須遵守同一原則和專一原則。同一原則又稱雙重犯罪原則，是指被請求引渡的人所實施的行為必須根據請求國和被請求國的法律均構成可引渡的犯罪，如依任何一方的法律規定，被請求引渡的人的行為不構成可引渡的犯罪，被請求國可拒絕引渡。由于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劫持航空器的單獨罪名，而是把它作為反革命罪處理，為避免被請求國以“政治犯不引渡”為由拒絕引渡，中方在提出引渡請求時根據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79條有關類推和107條有關破壞交通工具罪的規定，對張振海的罪行類推認定為劫持飛機罪，這一犯罪依日本法律和中日共同參加的《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均構成可引渡的犯罪。專一原則又稱罪行特定原則，是指引渡請求國將某人引渡回國后，只能就作為引渡理由所提出的罪名審判和處罰，且不得將該人引渡到第三國。以防止某些國家把引渡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本案中，中國司法機關對張振海的審判和處罰嚴格遵守了這一原則，按照請求引渡的照會中列明的劫持飛機罪，判處張振海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既未以其他罪名對張振海進行審判和處罰，也未處罰其劫機罪以外的其他罪行。

洛克比案

1988年12月21日，自法蘭克福途經倫敦飛往紐約的美國泛美航空公司103號班機在英國蘇格蘭洛克比鎮上空爆炸，機上全部259人及地面11人喪生。美英經3年調查，于1991年11月公布調查結果，認定空難系兩名利比亞情報人員在飛機上放置炸彈所至。兩國并于11月14日分別在本國對這兩名嫌疑犯提出刑事指控。27日，美英共同聲明，要求利比亞交出嫌疑犯并承擔官方責任，交出所有證據及對受難者家屬進行賠償。法國11月15日也宣布，1989年9月19日造成170人喪生的法國聯航公司772班機在尼日爾上空爆炸案也與利比亞有關，美英法遂于11月27日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利比亞交出所有嫌疑犯。利比亞拒絕了三國的指控及引渡要求，表示它將自行審理上述案件。

1992年1月21日，在美英的推動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731號決議，要求利比亞交出嫌疑犯。利比亞認為，由于該決議并未獲包括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五個常任理事國在內的9個理事國的贊成票，且憲章規定當聯合國成員國間發生爭端時，應先以談判、調查、調停及司法手段等方式謀求解決，而該決議并未作如此建議，因而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1992年3月3日，利比亞就因洛克比空難事故引起的它與美英在解釋和適用1971年蒙特利爾公約上的爭議向國際法院對美英分別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確認利遵守了該公約；美英違反且仍在違反該公約的有關規定；要求美英立即停止違約行為并尊重利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以及法院應立即采取臨時措施。

1992年3月31日，安理會通過第748號決議，限利比亞在15天內交出嫌疑犯，否則將面臨包括空中交通禁運、武器禁售、關閉利比亞航空公司業務在內的廣泛的制裁。針對西方指控，利曾多次表示兩起空難與利政府無關，并遣責一切恐怖主義活動，還表示愿引渡嫌疑犯到一中立國受審或由阿聯處理，但仍拒絕引渡給美英等國。748號決議所規定的制裁遂于4月15日生效。

1992年4月14日，國際法院作出命令，認為在本案情況下，不必采取臨時措施，從而駁回了利比亞關于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臨時措施的請求。

1993年11月11日，安理會通過第883號決議，在維持748號決議制裁的基礎上，使制裁擴展到凍結利海外資產、加強對利空中禁運、禁止向利出口與石油工業相關的設備等措施。同年12月1日，制裁開始實施。

1994年1月，利比亞仍表示拒絕交出嫌疑犯。1994年8月，安理會決定繼續維持對利制裁。1995年1月，英國公布的一項新的調查結果認為，洛克比空難幕后是伊朗而非利比亞。

1995年6月16、20日，英美分別向國際法院提出初步反對主張，認為法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

1997年2月28日，非統和阿盟提出解決洛克比事件的建議：由安理會指定一中立國，在該國審訊兩嫌疑犯；在海牙由蘇格蘭法官用蘇格蘭法審訊；還可由安理會授權建立一臨時法庭，在海牙審判。但美英并未予積極考慮。97年安理會先后于3、7和11月三次復審對利制裁問題，均因美堅持強硬立場而未能解除對利制裁。但是，由于利不斷調整對外政策，改善國際形象，在洛案問題上姿態積極、務實，使法意德等西方國家立場有所軟化，美的霸道作法也使阿盟、非統等組織對美不滿情緒日增，要求解除對利制裁的呼聲高漲。97年1、3月，利比亞飛機分別運送官員和朝覲者赴加納和沙特；5月，卡扎菲先后乘飛機赴尼日爾和尼日利亞，沖破了安理會的禁飛規定。9月，阿盟決定，允許利飛機在其成員國領土著陸。

1998年2月27日，國際法院判決駁回了美英的初步反對主張，認為法院對洛案有管轄權。目前此案的審理正在進行中。

國際法院判決預示了洛克比事件出現了轉機。阿盟、馬盟、非統和不結盟均歡迎并支持以外交途徑解決洛克比問題，并呼吁盡早結束此案。在98年3月21日的安理會一般辯論中，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一些國家要求立即解除對利制裁并在一中立國進行審判。98年4月，一些意大利人飛到利比亞，向安理會決議提出公開挑戰。6月，非統決定，為履行宗教、人道義務，將不再遵守安理會有關對利的飛行限制。同年7月9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不顧聯合國禁飛規定，前往利比亞并與卡扎菲進行了會談。同時，由于利案久拖不決，受害者家屬對美英堅持強硬立場越來越不滿，美英在國內所受壓力增大。在此情況下，1998年7月22日，布萊爾與克林頓表示美英可考慮接受在第三國進行審判。8月24日，美英正式同意在荷蘭由蘇格蘭法官按蘇格蘭法審判洛克比空難兩名嫌疑犯，若確認有罪，應在蘇格蘭服刑，可作特殊安排，允許國際觀察員監督或利在蘇格蘭設領監督，一俟利交人，則中止制裁。27日，安理會通過第1192號決議，贊成在荷蘭對嫌疑犯進行審判，要求利比亞立即遵守安理會有關決議的規定，交出兩嫌疑犯及一切相關證據。強調安理會第748及883號決議仍然有效，但一俟聯合國秘書長向安理會報告兩嫌疑犯已抵荷蘭或英美以及利比亞已在法聯航772班機爆炸案方面滿足了法國司法機關的要求，對利制裁即應中止。并威脅，若利仍不交人，安理會將考慮對利實施額外制裁。28日，利比亞政府發表聲明，原則接受美英的立場，但提出三點應進一步談判：利交人后應立即解除而非中止制裁；兩嫌疑犯一旦確認有罪，應在利比亞或第三國服刑，而非在蘇格蘭服刑；兩嫌疑犯的人身安全及宗教信仰應受到保障。美英表示具體內容可以討論。利與美英間通過聯合國機制進行了多次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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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安理會的飛行禁令仍不斷被打破：9月，一個蘇丹代表團、尼日爾總統、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及烏干達總統不顧飛行禁令，先后飛抵利比亞；10月，岡比亞總統訪利。9月16日，阿拉伯外長會議在開羅表示支持利比亞關于嫌疑犯審判的立場。

1998年12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訪利，就洛克比問題與卡扎菲會晤，會晤表明，在解除還是中止制裁及服刑地點等問題上利與美英仍存較大分歧。21日，卡扎菲表示洛案應由美英利等國的法官組成國際法庭進行審理。同日，美英警告，若利不在1999年2月底安理會復審對利制裁問題前交人，美英將在安理會尋求對利更為有力的制裁。1998年12月23日，正在埃及訪問的利外長拒絕了美英的威脅，強調利希望通過聯合國機制尋求解決危機的途徑。安理會復審對利制裁前夕，秘書長致函利，表示當利已盡一切可能履行安理會決議后，期待安理會作出有利于解除制裁的決定。27日，秘書長再函利比亞，仍未確認交人即解除制裁，僅稱交人后，如需恢復制裁，則應有9個理事國（包括五常）的贊成，實際可能使制裁難以恢復。美為利交人規定了30天的最后期限。

1999年2月26日，安理會復審對利制裁問題，未討論是否需改變制裁機制，只表示注意到有關各方的正在進行的磋商，將繼續審議這一問題。經曼德拉和沙特國王特使、駐美大使班達爾的斡旋，3月19日，卡扎菲宣布，由于利已獲所需保證，將接受安理會第1192號決議，同意在4月6日前將嫌疑犯交與聯合國秘書長并在荷蘭受審。利外長同日致函秘書長除重申了利的反恐立場、愿就洛案進行合作及愿對遇難者家屬作出賠償外，還表示，審理過程應由聯合國秘書長、南非及沙特協商確定的觀察員旁聽；如判決有罪，可在蘇格蘭服刑，但聯合國應予監督，利有權在蘇格蘭設領與之聯系；一俟嫌疑犯抵荷，應即中止對利制裁，聯合國秘書長應于90天內向安理會提交報告確認利已執行聯合國有關決議，安理會應即取消制裁。英對此反應積極，但美仍不愿對解除制裁作出保證。

目前，英已派100名蘇格蘭警察對設在海牙郊區扎斯特軍營的臨時審判地進行嚴密監控。4月5日，在阿盟秘書長、意大利外長、沙特駐美大使、南非特使等國家或組織代表的見證下，嫌疑犯已在的黎波里被移交給聯合國助理秘書長漢斯·柯瑞爾，并于當日乘聯合國飛機飛抵海牙，旋將接受審判，安理會主席已宣布中止對利制裁。至此，持續10年之久的洛圍繞洛克比空難在美英與利比亞之間的長期爭端有望得到最終解決。接下來的斗 爭將圍繞對利制裁的中止還是解除而在美英與利比亞間展開。取消制裁應以安理會決議形式作出。從目前美國態度看，對利制裁的最終取消恐非一帆風順。”

本案主要涉及國際航空法中針對民用航空安全的條約的適用問題。但本案并非如此簡單，本案除了在國際民用航空法有意義之外，對聯合國現行的憲章制度問題也提出了諸多新的挑戰和問題，諸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是否可以得到國際法院的審查的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