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經典案例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經典案例概述 第一篇

總論

一、國際法的一般問題

（一）西伊福希訴加利福尼亞州案

（二）巴西聯邦債券案

（三）美國訴加利福尼亞州案

（四）西南非洲案

（五）納米比亞案

（六）藍寶石——伊朗國家石油案

二、國際法主體的地位

（一）德奧關稅同盟問題咨詢意見（國際常設法院）

（二）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

（三）聯合國的求償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

三、國際法上的承認和繼承

（一）路德訴薩戈爾案

（二）美國訴平克案

（三）渥爾夫索赫訴蘇俄政府案

（四）阿波里特訴水銀業機械公司案

（五）蒂諾科案

（六）海爾.塞拉西訴電報公司案

（七）民用航空公司訴中央航空公司案

（八）杰克遜案（湖廣鐵路債券案）

（九）光華寮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

四、管轄權

（一）荷花號案

（二）艾茨曼案

（三）佐斯案

（四）國際工商業投資案

（五）安巴蒂洛斯案

（六）芬蘭輪船主求償案

（七）交易號訴麥克法德恩案

（八）勝利運輸公司案

（九）德雷利訴捷克斯洛伐克案

（十）某些挪威公債案

五、國家主權豁免

（一）交易號案

（二）比利時議會號案

（三）阿蘭札珠2曼底號案

（四）菲律賓海軍上將號案

（五）尼日利亞中央銀行案

六、國家責任

（一）查特求償案

（二）羅伯特求償案

（三）詹姆斯求償案

（四）韋爾求償案

（五）尼爾求償案

（六）西華奇求償案

（七）安德勒求償案

（八）奧里諾科輪船公司仲裁案（常設仲裁法院）

（九）古斯道夫2阿道爾夫皇太子號和太平洋號案（常設仲裁法院）

（十）默茲河改道案（國際常設法院）(十一)拉努湖仲裁案（仲裁法庭）

（十二）古特水壩索賠案（國際法庭）

（十三）溫勃勒頓號案（國際常設法院）

（十四）霍如夫工廠案（國際常設法院）

（十五）帕涅韋茲斯---薩爾杜提斯基鐵路案（國際常設法院）（十六）德黑蘭的美國外交和領事人員案（國際法院）（十七）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案（國際法院）

第二篇

國家領土

一、領土主權

（一）安娜號案

（二）溫勃登號案

（三）通行權案

（四）帕爾馬斯島仲裁案（常設仲裁法院）

（五）克利柏敦島仲裁案（仲裁法院）

（六）東格陵蘭案（國際常設法院）

（七）敏基埃島和艾克利荷斯島案

二、邊界問題

（一）帝汶島仲裁案

（二）阿根廷一智利邊界仲裁案

（三）印度一巴基斯坦西部（卡奇沼澤地）邊界仲裁案

（四）隆端寺案

（五）邊界爭端案

（六）陸地、島嶼、海上邊界爭端案

第三篇

海洋法

一、海洋法律制度

（一）北大西洋海岸漁業仲裁案

（二）孤獨號案

（三）紅十字軍號事件

（四）科孚海峽案

（五）英挪漁業案

（六）漁業管轄權案

二、海洋劃界

（一）比格爾海峽仲裁案

（二）英法大陸架仲裁案

（三）揚馬延島海域劃界爭端

（四）北海大陸架案

（五）突尼斯一利比亞大陸架劃界案

（六）利比亞一馬耳他大陸架劃界案

（七）緬因灣區域海上邊界劃界案

（八）格陵蘭—揚馬延海域劃界案

（九）愛琴海大陸架案

（十）丘奇訴休伯特案

（十一）霍夫求償案

（十二）威爾頓赫斯案

第四篇

航空法

（一）1963年法國-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二）1978年法國-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三）意大利-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四）韓國客機事件

（五）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

第五篇 國際環境法

（一）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

（二）托列峽谷號事件

（三）阿莫科2卡迪茲號事件

（四）核試驗案

第六篇 國際法上的個人

一、國籍

（一）突尼斯——摩洛哥國籍命令案

（二）取得波蘭國籍案

（三）奧本海默訴卡特莫爾案

（四）沙勒姆案

（五）梅蓋夫人訴意大利案

（六）阿波斯托利第斯訴土耳其政府案

（七）勒姆貝爾特訴蓬勿爾案

（八）卡涅瓦羅求償仲裁案

（九）弗萊澤海姆求償案

（十）諾特波姆案

二、外國人的待遇

（一）許佛羅求償案

（二）馬弗羅馬提斯案

（三）阿姆巴提耶洛斯案

三、引渡與庇護

（一）斯密斯引渡案

（二）魏涅吉亞案

（三）朗德引渡案

（四）阿穆爾案

（五）難民申訴案

（六）洛克比空難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爾公約》解釋和適用問題案

（七）庇護權案（哈雅2德2拉2托雷案）

第七篇 外交法

（一）安普生訴斯密斯案

第八篇 條約法

（一）英伊石油公司案

（二）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

（三）美國訴科丕斯公司案

（四）阿沙庫若訴西雅圖市案

（五）上薩瓦及節克斯自由區案

（六）亞當斯求償案

（七）尼爾森訴約翰生案

（八）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

（九）滅種罪公約保留案

（十）對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管轄權的上訴案

（十一）泰克特訴休斯案

（十二）卡奴斯案

（十三）《聯合國所協定》第21條的適用問題

（十四）《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第6條第22節的適用問題

第九篇 國際人權法

（一）皮爾蒙特案

（二）奧斯特拉案

（三）維拉奎斯案

（四）古巴、海地難民權利案

（五）塔蒂克案

（六）《防止及懲治滅種罪公約》適用案

第十篇 國際組織法

（一）接納一國加入聯合國的條件案

（二）聯合國大會接納會員國權限案

（三）損害賠償案

（四）某些經費案

（五）聯合國行政法庭所作補償裁決效力案

第十一篇 國際爭端及其解決

（一）東卡累利案

（二）和平條約解釋案

（三）多革堤案

（四）西班牙國王的仲裁裁決報告

第十二篇 戰爭與中立法

（一）加洛林號案

（二）古巴海底電報公司訴美國案

（三）阿姆斯特朗將軍號案

（四）阿帕姆號案

（五）紐倫堡審判

（六）東京審判

（七）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問題

（八）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九）露西坦尼亞號案

第一篇 國際法總論

一、國際法的一般問題

案例一：西伊福希訴加利福尼亞州案(Sei Fujii v.California)案情介紹：原告西伊福希系日本國民，為一項宣布他于1948年購買的土地已轉歸加利福尼亞州的判決上訴到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上訴中提出的唯一問題是加利福尼亞州《外人土地法》的效力問題。

原告提出的第一個抗辯是，加州《外人土地法》的效力已被《聯合國憲章》?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規定所廢止和取代。原告援引《聯合國憲章》的序言、第一條、第五十五條和五十六條的規定作為根據。

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是一個條約。美國憲法規定：?在聯邦權力下締結的條約是美國最高的法律，各州法官概應受其約束。?關于這一點沒有疑義。然而，條約并不自動取代與它不相符合的地方法律，除非該條約的規定是?自動執行?（self-exercise）的。按照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所說，條約被法院視為與立法機關的法令相同，無論何時它都自己發生作用，無需任何立法條款的幫助，但是當條約的規定含有契約的性質（import a contract），即締約的一方約定履行一個特定的行為時，這個條約是指向政治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在它成為法院的規則之前，須經過立法程序使這個契約生效。

在判斷一個條約是否是自動執行時，法院注意條約文字顯示出的締約方各方的意圖。倘若該條約的含義不夠確定，可能還須考慮條約執行時的情況。為了確定一個條約條款是否無需補充立法即可起作用，具有強制的效力，必須查明條約的訂立者是否意欲使一項規則單獨在法院具有約束力。

十分清楚，被認為與加州《外人土地法》相沖突的《聯合國憲章》的序言和第一條的規定，不是屬于?自動執行?的，它們只表明聯合國組織的一般宗旨和目的，并無意使各會員國承擔法律義務或為個人創設權利。雖然，聯合國會員國有義務與聯合國組織進行合作，以促進尊重和遵守人權，但為達到憲章宣布的這一目的，需要會員國進一步的立法行動，然而憲章中無任何條款表明，這些規定是要成為批準憲章的國家法院必須遵循的法律規則。

憲章第五十五、五十六條使用的文字不是那些被認為是?自動執行?的或為個人創設權利義務的條約中習慣使用的那類措辭。例如，在克拉克訴埃倫案（Clark〃Allen）中援引的條約涉及一國國民在另一國繼承不動產的權利問題。該條約特別規定，這類國民應允許在三年內出售該財產，〃〃〃〃〃〃轉移所得收入，免除任何差別稅。在其他案例中，當條約詳細規定調整個人權利義務的規則或特別規定一國公民在另一國享有國民待遇時，該項規定即具有強制力，無需補充立法。

注意到《聯合國憲章》的制定者在意欲使憲章的某些條款具有無需國內補充立法就能執行的效力時，他們使用的文字是清楚地、確定的，并能表明他們的這一意圖。法院提到了憲章第一0四條和第一0五條。在卡倫訴紐約市案中，這些條款被視為是?自動執行?的。然而法院認為，原告所援引的憲章條款并無意取代現存的國內立法，因此不能認為使加利福尼亞州《外人土地法》歸于無效。原告敗訴。--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二版，第82-83頁。

評 注

在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上，有可能發生兩者相沖突的情況。如果發生沖突的是國內法和國際習慣法，多數國家采取了“國際法是國內法的一部分”的原則，但國內法與國際條約相沖突，問題就比較復雜。條約在國內法上的效力因各國的憲法規定不同而有異。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不承認條約的國內效力。在英國，條約在國際法上的效力與在國內法上的效力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一經英王批準，條約即對英國有約束力，但是在國內法上，如果條約涉及私人權利或其實施需要改變現有的法律秩序，只要議會還沒有通過使它生效的法令，它就沒有效力。并且，賦予條約以英國國內法效力的議會法令可以被以后的議會法令所廢除。在這種情況下，該條約便與英國法發生了沖突，因為條約仍對英國有拘束力，而英國法院則不能執行。這種區別在其他國家已趨向于消失。在大多數國家，條約在國際法與國內法上同時生效。有的國家的憲法規定，條約與本國法律處于同等的地位。另有一些國家規定，條約在國內法上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盡管如此，也并非所有的條約都能產生國內法的效力，由于國際法規定的方式各種各樣，不一定如同國內法一樣都能適用于國內法院。很多有關個人的國際習慣法規則有可能原封不動地適用于國內法院；但條約根據其性質和內容，有的可以在國內執行，有的則不能。本案提出的規則是，無須采取特別立法措施即可“自動執行”的條約，可以在國內法院直接適用，具有國內法的效力；那些沒有補充的立法措施不能“自動執行”的條約，不能在法院直接適用，不能使與它相沖突的地方法律歸于無效，除非補充立法使它在國內生效。至于具體的某個條約是否是“自動執行”的，須由審理案件的法院根據憲法規定與實踐來判定。

案例二: 巴西聯邦債券案（Brazilian Loans Case）案情介紹：本案涉及的是巴西聯邦政府發行的某些債券的解釋問題。巴西政府發行的這些債券掌握在法國國民手中，但債券受巴西法律的支配。1929年，法國與巴西在債券問題上發生爭執，于是法國在常設法院對巴西提起訴訟。法院裁定，依據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它對涉及因國內法解釋而引起的國家間爭端的案件有管轄權。隨后，法院考慮了當訴訟當事國要求它解釋其國內法時，它應該如何行事的問題。法巴兩國在將爭端提交法院的特別協定中指出：在評價可能適用于本爭端的當事國之一的國內法時，常設法院不受各該國國內法院判決的約束（特別協定第六條）。關于國內法在國際法庭的適用問題，國際常設法院判稱：

雖然當情勢需要時，在國際法庭須適用國內法，但是，本法院作為一個國際法庭——按其能力能夠知曉各國國內法—沒有義務通曉各個國家的國內法。在這方面，只能說法院可能有義務取得對它將要適用的國內法的認識。它可以通過由當事國提供證劇或法院認為可以適當地理解該國內法的任何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

一旦法院得出結理論應適用某個國家的國內法，無疑它須象在其本國一樣適用該法。否則，它就不能適用該國內法。

其次，法院必須給予該國國內法院的判例以高度重視，因為有了這種判決錄的幫助，國際法庭就能夠判定應適用的國內法在其國內實際適用的規則。如果說國際法庭無須考慮國內法院的判例，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適用的并非該國內法院實際適用的規則，而這是與作為適用國內法的基礎的整個理論是相矛盾的。

當然，本法院將盡力對國內法院的判例作出公正的評價。若這種判例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統一的，應由本法院來選擇它認為最符合該國法律的解釋。正如本法院在塞爾維亞債券案的判決中指出的那樣，在涉及公共政策的案件或無相應規定與爭訴的問題有關的案件中，這樣做是最合適的。以上就是本法院認為它必須對爭端當事國的特別協定第六條作如下解釋的理由，即：雖然本法院被授權可以不遵循當事國國內法院的判例，它仍有完全的自由判定，沒有理由給國內法一種不是該國內法院給它的含意。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

資料》，1979年英文第二版，第64-65頁。

評 注

本案涉及的是國內法在國際法庭的適用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本案的判決提出了三條規則： 其一，是否適用當事國的國內法或國內法院的判決取決于國際法庭的自由裁量權，國際法庭的判決也不受國內法院判決的約束。

其二，一旦法院認為它必須適用當事國一方或雙方的國內法，它須采取與其本國適用該法相同的方式適用這個法律。在這一點上，法院沒有任意選擇權。

其三，在適用一國國內法時，該國國內法院的判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有助于幫助國際法庭正確地理解和適用該國國內法的具體規則。若國內法院的判決不統一或對法律解釋不確定，國際法庭可以從中選擇適用它認為最符合該國內法的判決。

案例三：美國訴加利福尼亞州案(United States v.Stste of California)案情介紹：1947年，美國政府在聯邦最高法院對加利福尼亞州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宣布美國享有在加利福尼亞州海岸從低潮線至三海里的太平洋底土、礦藏和其他有價值的資源的權利，并命令加州及任何人不得在這一區域侵犯美國的權利。被告加州主張它擁有從低潮線至三法定里（three statue miles）洋底的所有權，并且已授予許多人租借權和在這一地區開采石油的權利。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原告美國政府勝訴。法院的判決指出，雖然先前的司法判例承認，在低潮線和高潮線之間的土地或州的? 內水?方面，州的所有權優于聯邦的所有權，但僅此而已，它不能適用于超出低潮線的土地。

關于領水的問題，法院認為，在美國獲得獨立時，并不存在確定的國際習慣和國家間的諒解——每個國家擁有沿海岸起三里的領海帶。某些國家，如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時提出對廣闊的海洋擁有支配權的主張。在那些被它們劃定權利范圍的區域內的捕魚權曾引起國際爭端。在美國建國時，沿海國可以行使所有權于三海里海水帶的觀念還只是一種模糊的建議。

建國后不久，政治家們開始對在一定的海區建立國家統治感興趣，以保衛美國的中立。大體上，由于它們的努力，明確的三海里的觀念---沿海國可以在這一區域行使廣泛的，如果不是完全的，統治權---最終在全世界被普遍接受，雖然直到1876年，英國仍然對它的范圍，甚至它的存在相當懷疑。美國政府的政治機關主張并行使廣泛的統治權和控制權于三里領海帶，現時已是確定的事實。確定對三海里領海帶行使國家統治權，對美國法院是有拘束力的。

取得三海里領海帶是由聯邦政府完成的，對它的保護和控制也同樣是由聯邦政府進行的，這是國家主權對外方面的一種職能，雖然說地方的利益在內陸水域具有優先權的觀點找到了一些論據，但是不能說由州控制海洋的任何部分和洋底的觀點也能得到支持。從建國時起，我們一直堅持海洋自由原則，這是一個一旦被破壞就預示著國家間戰爭的原則。采用三海里領海原則并不與傳統的海洋自由主張相矛盾，只要聯邦政府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用與可能適當承擔的國際諒解和允諾相一致的方式行使它的控制權力。三海里領海規則只是承認沿海國有使自己免受由于其地理位臵而可能帶來的危險的必要，在稅務、衛生、安全等方面，沿海國必須有統治權和管轄權。由于美國政府根據國際法確定了自己的權利，在臨近海岸的海洋和在它的保護帶內發現的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自然歸屬美國。任何國家在公海上從事損抑公海為所有國家共有性質的活動，或者其他國家指控有這種損抑行為存在，是屬于國際社會考慮的問題。美國政府，甚至各個州在海洋上的作為是一個美國可能與他國締結條約或承擔類似的國際義務的事項。

海洋，包括三海里領海帶，對美國在渴望從事國際貿易和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方面具有生命攸關的意義；如果現實再次表明和平已經不可能繼續維持，領海對美國也是極為重要的。既然維持和平從事國際貿易是國家而不是各個州恒有的責任，那么，一旦戰爭來臨，領海必然要由國家來保衛。在我國的憲法制度中，憲法沒有給予加州與它所要求的統治權相伴隨的責任權利和便利。承認加州在其州界內的海域有權行使地方警察權利，并不能減損聯邦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權利和權力。

美國政府的請求獲準。

編譯自《美國國際法雜志》，1948年，第209-211頁。

評 注

這是一個涉及聯邦與邦聯成員國關系問題的案例。聯邦國家是若干主權國家的永久聯合體。聯邦與成員國的具體職權劃分，以聯邦國家的憲法為據。一般說來，管轄內部事務的權力由憲法規定分屬于聯邦政府和各成員國，而對外事務則通常完全由聯邦政府掌握。聯邦國家在其職權范圍內，可以制定法律，直接拘束各成員國及其公民，而不受成員國的干預；另一方面，各成員國在它們的職權所及的范圍內是完全獨立的。就國際法而言，這種權利的劃分，只是在涉及國際事務時，才與國際法有關。因此，在國際法上，聯邦被認為是一個國際人格者，具有國際法上主權國家的一切權力和義務，但聯邦的各成員國則不是。如果聯邦的一個成員國的行為不符合聯邦的國際義務，要在國際法上承擔責任的是聯邦，而不是該成員國。

案例三：西南非洲案(South-west Africa Case)案情介紹：1960年11月4日，原國聯會員國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就關于西南非洲委任統治的繼續存在以及南非作為委任統治國的職責和行動的案件，在國際法院對南非提起訴訟。它們請求國際法院作出判決，確定西南非洲是在南非委任統治下的領土，南非繼續負有委任統治的義務，包括那些關于聯合國的監督職能義務，而且有義務提出關于該領土的年度報告和轉遞該領土的居民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請愿書。

關于西南非洲的管理，法院被請求判定南非實行了種族隔離；未能盡量促進該領土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福利及社會進步；用不符合該領土的國際地位的方式對待該領土，從而阻礙了該領土居民實行自決的機會；在該領土內建立了軍事基地；并企圖在未經聯合國同意的情況下從實質上修改委任統治協定的條款。法院被請求判定這些行動違反了南非根據國聯盟約第二二條和委任統治協定所承擔的義務，因此南非有責任停止這種行動并履行它的義務。

原告國所持的管轄權根據是委任統治協定第七條第二項，該項規定：?受委任統治國同意，如果在受認國與國聯其他會員國之間發生關于委任統治協定條款解釋和適用的爭端，如果爭端不能以談判解決，即應按照國聯盟約第十四條提交常設國際法院。?按照《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七條規定，這種爭端在規約當事國之間應提交聯合國國際法院

國際法院在1962年12月21日的判決中駁斥了南非關于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沒有訴訟資格的初步反對意見，也駁斥了南非所提出的下述反對意見：這兩國所提交的爭端由于并不影響兩國或其國民的任何物質利益，因而并非委任統治協定第七條規定的爭端。法院指出：國聯會員國?對受委任統治國履行其委任統治地居民和對國聯及其會員國的義務，有著法律上的權利和利益。?法院以八票對七票裁定它有權對爭端的實質問題作出裁決。

在就實質問題進一步進行書面程序后，從1965年3月15日到11月15日進行了口頭辯論程序。南非辯稱，隨著國聯的解散，對西南非洲的整個委任統治協定已經生效，因而南非也就不再受該協定所產生的任何法律義務的約束；如果認為盡管國聯已經解散，委任統治協定仍然存在，那么：

（一）南非依據委任統治協定先前對國聯行政院負責的各項義務，也隨著國聯的解散而消失；

（二）南非并沒有象人們所斷定的那樣違反委任統治協定或國聯盟約第二二條所載的各項義務。南非為了支持它的論據，召集了許多證人和鑒定人。法院在口頭辯論程序中秘密聽取了各當事國關于南非就法院的組成提出的一項請求書的爭論，并在1965年3月18日一項命令中以八票對六票決定不同意這項請求。南非還請求法院在西南非洲作一次調查，并對包括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的反對，法院乃于1965年11月29日宣布了不同意這項請求的決定。

經過部分改選的國際法院，在1966年7月18日作出的判決中判定，不能認為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對它們所提出的主張已確定有屬于它們的任何法律權利和利益，因而判定有屬于它們的任何法律權利或利益，因而判定拒絕這些要求。法院對這一問題投票數相等，判決是由院長的決定票作出的。

參見《聯合國手冊》，第八版，中譯本，下冊，第577—579頁。

評 注：

民族自決原則，是現代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國際法院作為聯合國的主要司法機關，有責任在其職權范圍內并根據其職能特點，依照這一原則，促進非殖民化進程。但法院在本案的最后判決中，卻以原告國沒有在請求標的上確定有屬于它們的任何權利和利益為理由，駁回了它們的請求。這種理由在國際法上是沒有根據的。從以上所引委任統治協定第七條第二項的明文規定，從國際法院經常引用的“既決案不重開”規則，特別是涉及民族自決原則來看，國際法院的這一判決是站不住腳的。國際法院的這個判決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國家的不滿和憤慨。1966年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終止西南非的委任統治，由大會對該領土擔負直接責任，直到它獨立為止。這是對法院上述判決的一種反應。國際法院的威信由于這一判決也受到了一定的損害。

（五）納米比亞案(Namibia Case)案情介紹：自從1946年以來，聯合國一直在處理納米比亞的問題。納米比亞，以前稱為?西南非洲?，在1966年10月以前，是一個由南非管理的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地。1966年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終止了對該領土的委任統治協定，其根據是南非沒有履行其委任統治協定。但是，南非不斷藐視聯合國權威，拒絕遵守大會的一系列決議。

1970年1月30日，安理會通過了關于納米比亞領土的第276（1970）號決議。根據這個決議，安理會在其他事項之外宣稱，南非當局繼續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因此委任統治于1966年終止后，南非政府代表或關于納米比亞所采取的一切行動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這個決議還要求一切國家，特別是在納米比亞所有經濟和其他利益的國家，不與南非政府進行與安理會的宣告不相一致的任何交易來往。

1970年7月29日，安理會請求國際法院就下述問題提供咨詢意見：?南非不顧安理會第276（1970）號決議，繼續留在納米比亞對各國有什么法律后果？? 國際法院于1971年6月21日發表了它的咨詢意見。法院的意見是： 以三十票對二票認為：

一、由于南非繼續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南非有義務立即從納米比亞撤出它的管理機構，從而終止對這一領土的占領；

以十一票對四票認為：

二、聯合國會員國有義務承認南非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承認它的關于納米比亞的行為是無效的，有義務不作任何行為，特別是不與南非政府進行任何交易來往，默認這種占領和管理的合法性，或對這種占領和管理給予支持或援助；

三、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對聯合國就納米比亞已經采取的行動，有在上述第二款范圍內提供協助的義務。

參見《聯合國手冊》，第九版，中譯本，第315頁，第339-340頁。

評 注：

國際法院除審判職能外，還有就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或經聯合國大會授權的聯合國其他機關和各專門機構提出請求的法律問題發表咨詢意見的職能。咨詢意見，和這個詞的含意一樣，其效力是咨詢性的，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實際上卻發揮了不次于審判職能的重要作用。國際法院對于重大的法律問題的意見，常常被作為權威性解釋而受到重視，其中有些咨詢意見對聯合國會員國及其會員國的行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咨詢意見就是其中一例。與西南非洲案的判決相反（參見上一案），本咨詢意見在世界各國得到了良好的反應。許多國家采取了經濟和外交措施，以表示承認南非留駐納米比亞是非法的。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都表示歡迎和贊同國際法院的這一咨詢意見。

案例六：藍寶石---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案(Sapphire-N.I.O.C.Arbitral Award)案情介紹：藍寶石國際石油有限公司（一家加拿大公司）和伊朗國家石油公司（伊朗政府的一個機關）于1958年6月16日根據1957年伊朗石油法締結了一項協定，聯合勘探和開采伊朗領土內的石油資源。協定規定，在合作開發的第一階段，藍寶石公司承擔大部分責任和負擔全部費用。在商業性開采后，費用由雙方分攤；藍寶石公司先前的投資將得到償還；純利按25%和75%的比例在藍寶石公司和伊朗公司間分配。協定限定藍寶石公司在締約后兩年之內在租讓的地區開鉆，除非遇有不可抗力的情況。如不履行這項義務或其他義務，藍寶石公司將擔當伊朗方面撤銷協定的風險。協定沒有明示規定法律管轄的選擇，但有詳細的條款規定爭端的仲裁問題。

在協定開始執行后不久就產生了問題。依協定規定，藍寶石公司對開發工程具有排他的和有效地管理及控制的責任，但它有義務準備一個開發計劃與伊朗公司協商。后者主張這一條款的規定要求計劃得到它的統同意，它可以自由決定準允或拒絕。在伊朗公司堅持不予合作的態度后，藍寶石公司感到它不能再冒簽訂進一步鉆探合同的風險。在1961年1月24日伊朗方面宣布廢除租讓協定。藍寶石公司要求將爭端交付國際仲裁，要求收回35萬美元的合同押金并獲得賠償和500萬美元的利潤。

根據藍寶石公司的請求，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指定瑞士聯邦法官卡文擔任獨任仲裁員。盡管伊朗方面認為這項任命是無效的，仲裁仍然在伊朗一方缺席的情況下進行。1963年3月15日，卡文作出裁決，裁定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應付給藍寶石公司總額為260萬美元的補償。

在沒有明示協定的情況下，仲裁員必須確定仲裁地和適用的程序法。仲裁人卡文法官就法律選擇問題發表了意見。他指出：

根據1958年6月16日的協定，藍寶石國際石油有限公司正向伊朗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這涉及投資、責任及相當的風險。因此，對于可能改變協定性質的任何立法變革，該公司應該得到保護，應該使它對于法律保障感到放心。但是，如果絕對地適用伊朗法就不可能得到這種保護，因為伊朗法處于伊朗國家權力可以改變的范圍之內。

上述考慮的結果減少了伊朗民法適用于該協定的解釋和履行的可能性。

仲裁人認為，這個結論為下列因素所加強，這些因素包含在上述協議之中，它們對適用法律的問題提供了有用的指導。

一、該協定規定了仲裁條款，規定將任何可能發生的爭端交由瑞士、丹麥、瑞典或巴西等國其中之一國的最高法院院長指定的仲裁人裁決。

仲裁人卡文聲稱，目前，在理論和實踐上，一般都視仲裁條款為最常見的和最重要的用以表明當時人交易性質的條款。根據這個條款，該協定就與所選擇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制度聯系在一起了。當然，對這種將聯接點地方化的做法的價值不應過高地加以估計，特別是在仲裁地國家與協定的其它內容或成分并無聯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在本案，難以認為當事者雙方有意隸屬于仲裁地國實體法的管轄，因為他們在締結協定時，無法知道仲裁將在哪個國家進行。

然而，如果從仲裁條款不能得出適用哪一國法律的肯定性結論的話，找出當事者否定的意圖，即拒絕絕對地適用伊朗法，還是可能的。如果事實上，當事者雙方意欲使他們的協定受伊朗法管轄，如果仲裁條款唯一的意義只是在發生爭端時排斥伊朗當局的管轄，那么該協定的締結者，假定他們是稱職的律師，肯定會以一個明示的條款否定根據一般原則通常把仲裁條款視為適用法律的連接因素的意義。

二、上述協定第三八條與當事雙方在協定序言中表示的意圖相一致，規定雙方承擔以善意履行協定的義務，尊重協定的文字含義和精神。

仲裁人指出，對本案的當事者具有拘束力的幾個類似的法律關系的仲裁裁決（利內采金地仲裁案﹙1950）、石油開發有限公司和阿布拉比國王仲裁案（1952）、卡塔爾國王與國際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仲裁案）已經確定，這樣一個條款與嚴格適用某個特定國家的國內法似乎毫無關系，它常常要求適用基于理性和文明國家的共同實踐的一般法律原則，就象在上述仲裁案中明示承認的那樣。

以善意行事和不涉及國內法的規則，引導法官根據協定的精神對有爭議條款含義作出合理的裁決，因此，不是適用特定法律制度的具體規則，而是依靠基于文明國家共同理性的法律原則，在這種條款中找到當事者的意念。這些法律規則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中被定為國際法的淵源之一。許多國際法庭的裁決適用了這些規則并加以闡述。本案涉及的協定特別適用這些原則。該協定是由一個國家機關和一個外國公司締結的，在某些方面依賴于公法。因此，它具有一種準國際性，使它免除某個特定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管轄，這在根本上是不同于普通的商業契約。

以上分析表明，締約雙方排除適用伊朗法的意圖是顯見的。但是，他們沒有選擇另一個確定的法律制度，這種省略是有意的。因此，從以上引證的所有有關的因素可以看出，當事者是要使他們的協定的解釋和履行適用文明國家一般承認的法律原則。該協定第三十七條明示提到了適用國際法原則。

仲裁人指出，他將在需要時考慮適用國際法庭判決中的這些原則。但仲裁人又指出，即使這樣，他不想根據?衡平?原則來裁判這個案件，相反，他將試圖找到文明國家在它們的法律中規定的或在實踐中得到的一般承認的共同的、明確的法律原則。他認為，這是一種解決辦法，對在一國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中承擔了極大風險的外國公司來說必不可缺的給予保證，尤其 適合。對于一個雙方都有利益的協定，它們之間的爭端應該根據普遍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則加以解決，而不隸屬于特定國家的國內法規則。它對于解決協定履行的國家權利問題往往是很不合適的，而且這種法律規則又總是受制于國家的變化；對于協定的另一方當事者來說，他們常常都不了解或難以了解這些規則。編譯自《國際法和比較法季刊》，1964年，第987，1011-1015頁。

評 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常常與外國投資者簽訂特許協定，又稱“國家契約”，對在一定期間內從事公用企業或自然資源開發的特殊經濟活動，予以特別許可。另一方面，當事國基于特定理由，采取行政或立法措施變更、限制、甚至廢除契約的事例亦常發生。關于這類國家契約應受何種法律管轄問題，以及國家不履行或違反契約，是否構成國際法上的不法行為，是否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一直在爭論。一般說來，這一爭論反映了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相對立的立場和觀點。前者主張國家契約具有國際性，在契約關系上應該排除國內法的適用，而“約定必須信守”這一原則，應無條件地適用。因此，國家違反契約的行為，都是違反國際義務，應負國際責任。后者主張國家同外國人訂立的契約須服從該國國內法的規定，基于契約的各種交易和法律行為應絕對地、排除地適用該國國內法的規定，契約上的一切協議須由該國國內法院解決，國家對國家契約不負國際責任。

本案的裁決意見部分地反映了發達的資本輸出國的見解。我們認為，國家契約是國內法上的契約，屬于國內法的范圍，應當受當事國國內法的支配，除非國家在不履行契約的同時伴有國際法上的不法行為，否則不引起國家的國際責任。當然，國家完全有權從國家的投資政策考慮，在國家契約中具體規定適用的法律，可以是第三國的法律，也可以是國際法。但是，在沒有這種明示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該契約受當事國國內法的支配。

二、國際法主體的地位

1、德奧關稅同盟問題

咨詢意見

國際常設法院，1931年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根據《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的規定，承擔不得?讓渡?本國獨立的義務。1931年5月19日，奧地利與德國簽訂了一項議定書，規定建立關稅同盟制度。英國政府認為這是違背《圣日耳曼和約》義務的行為，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這個問題。國際聯盟行政院在1931年5月19日通過決議，請求國際常設法院就德奧建立關稅同盟制度是否符合1919年9月10日《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和1922年10月4日在日內瓦簽訂的《第一號決議書》的問題發表咨詢意見。國際常設法院根據《國際常設法院規定》第65條的規定對此問題進行審理并在1931年9月5日發表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國際聯盟行政院請求國際常設法院就得德奧關稅同盟議定書的簽訂是否違反1919年9月10日的《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和1922年10月4日在日內瓦簽訂的《第一號議定書》的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規定：奧地利未經國際聯盟同意，不得讓渡其本國的獨立。

《第一號議定書》規定：奧地利有義務拒絕締定任何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獨立的經濟上或財政上的條約。在咨詢程序中，國際常設法院首先分析了奧地利在中歐的政治地位及其在戰后的深刻變化。從法理和事實上論述奧地利根據和約所保持的獨立和承擔不得“讓渡”其獨立的義務。對“獨立”和“讓渡”（alienation）兩詞的法律概念作了詳細的分析。在辯論過程中，部分法官認為，德奧兩國擬議中建立的關稅同盟制度，從經濟角度看，有可能損害奧地利的經濟獨立，因而是不符合上述條約規定的。構成違反上述條約義務的行為。但另一部分法官認為關稅制度的建立很難理解為損害奧地利的獨立，因而不夠成違反上述條約的行為。法官安資洛蒂（Anzilotti）認為：“經濟聯盟不一定導致政治聯盟，但會有力地促進政治聯盟。因此德奧關稅同盟制度應認為是可能損害圣日耳曼和約中所規定的奧地利獨立的。”

但另一些法官則認為，與他國簽訂協議建立同盟關系正是一國行駛獨立權力的表現，不能認為是有損國家獨立的行為。

國際常設法院在1931年9月5日作出的咨詢意見中指出： 《圣日耳曼和約》給奧地利規定的義務是：“未經國際聯盟行政院同意，奧地利的獨立是不能讓渡的。奧地利在原則上對自己的獨立又自主的控制權力。它有義務不得讓渡自己的獨立，除非取得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同意。”

國際常設法院首先論述了關于“獨立”的概念。法院指出： “不論各國在法理上或在實踐上作何解釋，根據《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奧地利的獨立必須理解為：奧地利在其現有的疆界范圍內作為一個獨立國的繼續存在，它在經濟、政治、財政等一切問題上，均有自行決定的權力。一旦其經濟、政治或任何其他方面受到侵犯，它的獨立就認為是受到損害了。國家在各個不同方面的獨立，在實踐上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

“第88條所指的‘讓渡’，應理解為奧地利國家的任何自愿行為，那種行為使奧地利喪失獨立或改變它的獨立地位，以致使其主權從屬于另一個國家，或從屬于某個國家集團，或甚至為它們的意志所代替。”法官安資洛蒂在其個別意見中說：“在第88條的含義中，奧地利獨立就是奧地利在《圣日耳曼和約》規定的領土范圍內的存在，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受制于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由此可以認為：獨立在國際法上，就是國家的正常狀態；也可以稱之為主權（suprema potestas）,或稱之為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其意思是：在國家之上，除國際法外，再沒有別的權威。”

“獨立這個概念，應認為是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正常狀態。與國家的不正常狀態（如“所屬國”）相比，就是最好的說明。附屬國就是從屬于一個或幾個大國的國家。附屬這個概念，意味著是宗主國（保護國）與附屬國（被保護國）之間的關系，這是在法律上能把其意志強加于他國的國家和在法律上被迫接受他國意志的國家之間的關系。”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獨立的法律概念與一個國家受制于國際法，或與一國在事實上從屬于另一國的關系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對國家主權的限制，法院認為“也可以得出結論說：對于一個國家的自由的限制，不論是由一般國際法產生的還是有協議義務產生的限制，都不應影響它的獨立。只要這些限制沒有吧一國置于另一國的權力之下，不論其義務如何廣泛和繁重，這國家仍然是獨立的國家。” “圣日耳曼和約就是持置于的觀點，不論該合約給奧地利加以如何嚴重的限制，奧地利在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是享有自由的。之下限制并沒有把奧地利置于其他締約國的權力之下，這就是說，奧地利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這就是合約第88條所規定的不能‘讓渡’的獨立。”1

根據上述分析，國際常設法院在1931年9月5日以8：7票表決通過咨詢意見。在8名同意的法官中，德奧關稅同盟制度不符合1922年的日內瓦議定書，除法官罷達曼外，一致認為德奧關稅同盟制度也不符合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

異議法官阿達茨、凱洛格、羅林-捷格敏、赫斯特、舒京等均認為：“‘獨立’一詞是國際法學者所公認的。一個國家如果處于從屬于他國的地位，沒有在自己的領土范圍內行使其主權的權力，喪失在決策上的判斷權力，就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獨立。對一國的自由行動的限制，如果是該國同意的話，不會影響它的獨立。讓渡獨立地位與限制自由是有明顯分別的。在事實上，主權國家之間的每一項條約，都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它們行使主權的權力。不受條約義務限制的完全和絕對的主權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評注】

獨立權是國家的基本權利之一，是國家存在的正常的法律狀態。獨立權包含自主和排他兩個含義。自主就是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決定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事物，排他就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獨立是主權國家和附屬國的基本區別。對主權國家來說，與外國簽訂條約建立某種合作 1國際常設法院：《關于德奧關稅同盟的咨詢意見》，1931年。關系，是該國的主權行為。條約所加諸它的義務，不構成主權的讓渡。但就本案來說，奧地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戰敗國，它的主權根據《圣日耳曼和約》本來就是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的。和約保證奧地利的獨立，責成奧地利不得讓渡其獨立，其實，這本身就是對它的自由的限制了，在經濟上與他國建立關稅同盟關系，其經濟自主權必然受到條約義務的限制，但這是否就意味著一定導致政治上的從屬？在咨詢意見中，多數法官認為經濟聯盟會有力地促進政治聯盟，這只能說是一種推斷，沒有足夠的法律根據。本咨詢意見的公正性受到歷史背景的限制，表決時只有一票多數之差通過，這已說明一定的問題了。“獨立”和“主權”不是一個概念。主權是國家本身具有的權利，獨立是國家存在的法律狀態。主權可能因各種原因或受條約義務而受一定的限制，獨立這個法律狀態是不會因主權受到某些限制而貶損，國家的獨立一旦受到貶損，國家就不成其為獨立的國家了。

2、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

【背景】：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海岸，北鄰摩洛哥，南鄰毛里塔尼亞。西班牙自1884年起在西撒哈拉殖民，把西撒哈拉作為西班牙的一個省。20世紀50年代以后先后取得獨立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均對這塊土地提出主權要求。它們認為，根據歷史事實，這塊土地應該是屬于它們的領土。西班牙在1966年以后表示要在西撒哈拉實行非殖民化，主張通過公民投票決定西撒哈拉未來的法律地位，但摩洛哥國王則堅持西撒哈拉是其領土的構成部分，毛里塔尼亞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摩洛哥建議把爭端提到國際法院解決，但西班牙不同意。摩洛哥便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這個問題。聯合國大會在1966年的決議種說：非殖民地應在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中說：非殖民化應在兩喝過大會第1514號決議的基礎上進行，并要求西班牙與其鄰國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協商，以便在?最短期內決定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公民投票的程序，以便讓該地的本土人能夠自由地行駛他們的自決權利。?在1974年12月13日，聯合國大會根據這兩國的建議，通過地3292號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對西撒拉哈的法律地位問題提供咨詢意見。國際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65條，接受了聯合國大會的請求，并要求包括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摩洛哥、西班牙、扎伊爾等國在內的十四個國家提交書面材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請求允許派專案法官參加訴訟程序。國際法院在1975年5月22日以命令確定：根據《國際法院公約》第31條和第68條，和《國際法院公約》第89條，摩洛哥有權派一名專案法官出庭，但在毛里塔尼亞和西班牙之間尚不存在法律爭端，毛里塔尼亞無權派專案法官出庭。國際法院指出：聯合國大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96條有權請求國際法院提供咨詢意見。經過書面和口頭程序后，國際法院在1975年10月16日發表關于西撒哈拉法律地位問題的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聯合國大會1974年第3292號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就下列兩個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一、西撒哈拉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是不是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無主地？

二、如“問題一”的答案是否定的話，該地區和摩洛哥王國和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的法律聯系是什么性質的關系？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詳細闡述了四個問題：

1、民族自決原則。國際法院認為要解決上述兩個問題，應首先回顧《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決議的規定，并以那些規定作為研究這兩個問題的法律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這個目的已為《憲章》第55條和第56條所發展，這些條款對《憲章》第十一章所闡述的非獨立領土是特別重要的。聯合國大會在1960年12月14日通過的第1514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宣稱：“需要迅速和無條件地結束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殖民主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宣言》規定：“

二、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根據這個權利，他們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五、在托管領地和非自治領地以及還沒有取得獨立的一切其他領地內采取步驟，依照這些領地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無條件地和保留地將所有權力移交給他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的獨立和自由。“

六、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國際法院指出：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為60年代以來的非殖民化運動提供了法律基礎。這個決議注意到非獨立領土的發展有一下幾個可能性：A.形成為主權國家；B.與獨立國家自由組合；C.與獨立國家合并。

自由組合必須是非獨立領土人民自由和自愿選擇的結果，合并必須是非獨立領土人民在充分認識到其法律地位可能發生的變化和通過充分表達其意志，并在民主程序的基礎上進行。聯合國大會第2625號決議《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指出：

“一個民族自由決定建立自主獨立國家，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和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屬該民族實現自決權之方式。”

國際法院認為，關于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應根據聯合國憲章和上述決議的規定去解決。

2、對“問題一”的意見。關于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是不是一塊不屬于任何國家的土地（無主地）？

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是指在1884年以后的時期，根據當時有效的國家法，占領只能是對無主地的有效占領。國際法院認為：

“根據國家實踐，凡有部落或人民居住并有一定的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地方，就不能認為是無主地。在這種情況下，對這種土地的占領只能根據與當地首領簽訂的協議決定。

從本案接受的材料看來，國際法院認為：

（1）在西班牙殖民時期，西撒哈拉為游牧民族居住，在他們的部落中已有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已有能夠代表他們的首領；（2）西班牙的占領不是通過對無主地建立主權的方式而是根據西班牙國王在1884年12月26日的命令，該命令是根據與西撒哈拉當地部落簽訂的協議把西撒哈拉位置于它的保護之下的。因此，國際法院對“問題一”做了否定的答復，肯定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之前不是無主地。

3、對“問題二”的意見。西撒哈拉與摩洛哥王國和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的法律聯系是什么性質的關系？

國際法院認為，“法律聯系”一詞的概念應從聯合國大會第3292號決議的目的和宗旨去理解。法院不能接受認為這種聯系只限于直接與土地建立的聯系而不考慮與當地人建立的聯系的看法。在殖民統治時期，該地只有稀少的信封伊斯蘭教的游牧民族，他們按著一定的路徑在沙漠中活動，有時走到摩洛哥的南邊，或走到今天毛里塔尼亞、阿爾及利亞或其他國家的地方。摩洛哥認為它與西撒哈拉有法律聯系的理由是它自古以來就占有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停頓過在那里行使權力。摩洛哥認為法院應考慮到摩洛哥國家的特殊結構。這個國家是在伊斯蘭教的共同宗教聯系和各部落對蘇丹的忠誠的基礎上建立，而不是在領土概念的基礎上建立的。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內部的行使權力表現為部落首領對蘇丹的忠誠，他們向蘇丹納稅，提供抵抗外侵的武裝力量。摩洛哥還認為它在整個西撒哈拉的權力已為當地在1767到1861年與西班牙、英國、美國簽訂的條約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英國、西班牙、發過和德國簽訂的雙邊條約所承認。國際法院研究了有關證據之后，認為，這些證據證明：在那段時期，在蘇丹和該地的一些部落之間存在忠誠上的法律聯系，蘇丹已在當地行使權力并已為外國所承認。不過，法院認為這些證據均不足以說明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間存在領土主權上的法律關系并已獲得外國承認。“毛里塔尼亞實體”這個概念，是在1974年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中首次使用的。它指的是：毛里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在其中建立的那個具有共同文化、地理、社會的實體。根據毛里塔尼亞的看法，這個實體包括兩個具有共同語言、生活方式、宗教和法律制度的酋長國。這另個酋長國還沒有形成為國家。它從塞內加爾河延伸到瓦德—撒基埃—艾—哈姆拉（Wad Sakiet El Hamra）。受西班牙管理的這塊地區和其他部落之間存在種族、語言、宗教、文化和經濟方面的聯系，但他們是彼此獨立的，沒有共同的組織。毛里塔尼亞實體還不具有法律人格。國際法院得出結論說：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在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不存在任何主權方面的法律關系。毛里塔尼亞的游牧民族在西撒哈拉擁有某些權利，包括與土地有關的權利，這些權利構成一種法律關系，這種聯系對于他們的維持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存在邊界概念。國際法院的結論是：

“資料表明：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在摩洛哥蘇丹和西撒哈拉一些部落之間存在法律聯系。在毛里塔尼亞實體和西撒哈拉之間存在構成法律聯系的某些權利。但法院的結論是：這些資料不足以說明在西撒哈拉與摩洛哥王國或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存在領土主權之間的法律關系。法院認為這種性質的法律聯系不影響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適用，也不影響在西撒哈拉通過自由和真正的表達人民意志實行民族自決原則。”

4、結論。根據上述論斷，國際法院以表述通過三個結論：

一、同意就聯合國大會的請求提供咨詢意見；（13：3票通過）

二、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事情不是隸屬于任何國家的無主地；（一致通過）

三、在西撒哈拉與摩洛哥王國之間存在本咨詢意見第126條所指的法律聯系；（14：2票通過）

四、在西撒哈拉與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存在本咨詢意見第126條所指的法律聯系；（15：1通過）

參加本咨詢意見的法官有：院長：賴厄斯；副院長：阿蒙；法官：福斯特、格羅、本松、貝特倫、安伊馬、迪拉德、品多、卡斯特羅、莫洛佐夫、阿列查加、瓦爾多克、辛格、魯達；專案專家：波尼。

本咨詢意見通過時，法官格羅、品多、辛格在咨詢意見上附上聲明；副院長阿蒙和法官福斯特、貝特倫、迪拉德、卡斯特羅、波尼等提出個別意見；法官魯達提出反對意見。

【評注】

國家是國際法主體，非國家實體不是國際法主體，民族如在獨立斗爭過程中已建立了代表該民族的組織，則一定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60年代，在非殖民運動過程中，大量殖民地根據民族自決原則，取得了獨立并成了聯合國的新會員國。本咨詢意見是在非殖民運動事情提出的。由于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實行非殖民化，主張通過公民投票決定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由此引起與西撒哈拉有長久歷史聯系的國家或實體的反對。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詳細闡述了反應在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大會決議上的民族自決原則，并以此作為回答兩個問題的法律根據。民族根據民族自決原則，有權通過獨立、與他國組合或合作改變其法律地位，公民投票是一種方式，但必須是真正反應民意，才符合民族自決的原則。本咨詢意見對“無主地”和“法律聯系”兩個概念的肯定，是相當精辟和明確的。法院肯定西撒哈拉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不是無主地，因此，西班牙在西撒哈拉的權利不是以對無主地的先占為根據，而是以西班牙與當地部落首領簽訂的協議為根據。但法院認為摩洛哥蘇丹與西撒哈拉部落首領的聯系是法律聯系，但又認為不是主權性質的聯系，這就有點費解了。那時候，西撒哈拉的酋長國只是當地的部落，不是國際法主題，它們與摩洛哥蘇丹的聯系是以共同的語言、宗教、文化和經濟為基礎的，如果說這種聯系還不足以說明主權的法律關系，那么，部落首領與西班牙簽訂的協議為什么又能在西班牙統治西撒哈拉的法律根據？條約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議，還沒有取得國際法主體地位的實體或民族與他國簽訂的那個的協議不是國際條約，不能作為確定主權或邊界的根據。

3、聯合國的求償權問題

咨詢意見

國際法院，1949年

[【背景】

1948年，聯合國派調節人員貝納多特（Bernadotte）(瑞典人)到巴勒斯坦調解巴勒斯坦糾紛。1948年9月17日，貝納多特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的極端分子殺害。事后以色列沒有立即偵查和處理。對于為聯合國工作的人，聯合國應如何予以保護？當他們受到侵害時，聯合國能不能為他們提出求償要求？換句話說，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有沒有外交保護權和求償權？聯合國大會在1948年12月3日通過第258號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聯合國大會在決議中提出兩個問題：

一、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期間受到侵害時，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是否有對那個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存在的政府提出國際求償的權利，是否可以為（1）聯合國和（2）受害者本人提出賠償要求？

二、如對?問題一（2）?的答案是肯定的話，聯合國的求償和受害者本國的求償應如何協調？

國際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65條，對聯合國大會提出的問題進行咨詢程序，并于1949年4月11日作出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1.聯合國的法律地位。聯合國是一個國際組織，不是國家，但聯合國是國際人格者。從《聯合國憲章》看，聯合國不僅僅是一個“協調各國行動的中心”，它設有具有特殊職權的機關，具有明確的成員，在成員國領土享有特權與豁免，承擔著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任務，如果它吧是國際人格者，它是不可能完成這些任務的。法院得出結論說：

“國際組織是以個國際人格者，這不意味著它是以個國家，也不是說它的法律人格、權利和義務與國家一樣。也不能說它是‘超國家’組織，不能認為它的權利和義務總是在國際層次，比國家層次更高一等。這只是說，它是國際法主體，享有國際權利和義務，有資格通過國際求償維持它的權利。”

2.聯合國的求償權。對于“問題一（1）”，毫無疑問，當某個會員國違反憲章義務，侵害聯合國本身、它的機構和資產以及它的工作人員，聯合國有權對它提出求償要求。由于這個求償是以違反國際義務為基礎的，會員國不得以國內法排除此義務，此求償是一種國際求償。聯合國有權在國際層次提出求償，進行談判，簽訂特別協定和在國際法庭上提出主張。

對于“問題一（2）”，國際組織是否有為受害者本人提出求償的權利?傳統規則認為外交保護由國籍國行使，但這規則不意味著是對“問題一（2）”的否定答復。其理由有三：

一、此規則適用于由國家提出的求償，但也有國際組織提出的求償；

二、即使在國家間的關系上，也有過為非本國人求償的情；

三、此規則有兩個基礎，第一是被告國對國籍國的國民作出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第二是只有被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所針對的一方才有權提出求償。這兩個基礎正說明聯合國有權為受害者提出求償的根據。因為此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是對聯合國應該保護的工作人員作出的，聯合國正是此違反行為所針對的一方。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00條，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聯合國以外任何國家或政府的指示，這是為了保證他們能獨立地履行職務。因此他們只能受聯合國的保護。如果他們仰賴本國的保護，其獨立性就貶損了。各國承擔保證聯合國工作人員能夠完成任務的義務，不是為該工作人員的利益，而是為聯合國的利益。當他們違反這個義務時，聯合國有權維護自己的權利。國際法院說：“聯合國對其工作人員受到的損害提出求償時，它不是為該工作人員的利益，而是為聯合國自己的權利，要求尊重對聯合國所承擔的義務。

對于“問題一”，當被告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時，答案無疑是肯定的。當被告國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時，被告國就會反對聯合國的求償權了。對此，國際法院認為：“代表著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國的五十個國家，有權形成一個在客觀上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這個實體不僅僅是他們自己承認，也具有國際求償的權力。”因此，法院得出結論說，不論被告國是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聯合國都有提出國際求償的權力。

3.聯合國求償權與國籍國求償權的協調。對于“問題二”，當受害者具有國籍國時，他所受的損害，既侵犯了他的國籍國的利益，也侵犯了聯合國的利益，國籍國行使的是“外交保護權”，聯合國行使的是“職務保護權”。這兩種保護權，哪一種優先，國際法上沒有規則可循。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五款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聯合國采取行動時有盡力予以協助的義務。國籍國和聯合國應在善意基礎上協調解決。在法律上，被告國是不能就同一件違法行為作重復賠償的。

4.結論。國際法院最后以表決通過下列結論：

（1）對“問題一（1）”，肯定聯合國有求償權；（一致通過）（2）對“問題一（2）”，肯定聯合國有為受害者提出求償的權利；（11：4票通過）

（3）對“問題二”，肯定由國籍國與聯合國協商解決。（10：5票通過）

以色列在1950年對貝納多特遇害一事，給聯合國賠償54628美元。【評注】

在傳統國際法上，只有國家才被認為是國際法主體。20世紀后，國際組織的國際法主體地位逐漸獲得承認了。國家的國際法主體資格，來自于國家主權；國際組織沒有主權，其國際法主體資格來自建立該組織的約章所授予的權力。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對國際組織的法律地位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即認為：國際組織是國際法主體，但不是國家，也不是“超國家”，其權利和義務是與國家不同的，只是在一定范圍內的國際權利和義務。這個觀點現在已基本為各國學者所接受了。國家對其本國人在國外所受的損害，有權行使外交保護和提出國際求償。國際求償權是國際法主體的基本權利。本咨詢意見從論證國際組織的國際求償權說明國際組織具有國際法主體的資格。其論述是相當全面和深刻的，是論述國際組織法律地位的一個重要案例。

三、承認和繼承

案例一：路德訴薩戈爾案（Luther v.Sagor）

案情介紹：原告是1898年組建的俄國公司，它的多數股份為一家英國公司所掌握，該公司在俄國從事木材加工業，1918年和1919年蘇俄政府將該公司在俄國的工廠及其產品國有化。并將其中的部分產品賣給了被告薩戈爾公司。被告將該項產品帶到了英國。原告在英國法院對薩戈爾公司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確認他對這項財產的所有權，判決被告償還該項財產的價值。英國外交部官員向法院通報說，英國政府同意俄國商務代表團在英國系代表俄國政府的主張，但英國政府從未以任何方式承認蘇維埃俄國政府。既然該項財產在宣告沒收時在俄國境內，那就必須根據俄國法律決定沒收的效力。問題是作準的俄國法應是沙皇法還是蘇維埃法？初審法院法官羅克在判決中指出：蘇俄政府的國有化法令是否是英國法院可以承認的有效地立法行為，取決于該政權是否是俄國的主權政府。對于這個問題，他認為需根據英國外交部提供的資料來處理。英國法院在對待外國政府或政權方面應采取的適當態度是：（1）如果該外國政府是被英國政府承認的，法院必須承認該外國政府的主權和它的行為效力；（2）如果該外國政府未被英國政府承認，法院不能，至少不必或不應該理睬或承認該外國政府。羅克法官認為，根據英國官方提供的材料，不能認為英王陛下政府已經承認蘇維埃俄國政府為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或任何主權國家的政府。因此本法院也不能予以承認，或認定它具有主權，或認定它可以通過法令剝奪原告公司的財產所有權。

原告公司主張，被告的所有權所依據的法令是一項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沒收法令，因此，這種法令不能在本法院引為根據。羅克認為，鑒于他未承認上述蘇俄政府國有化法令是主權政府的法令，已無需考慮原告的這一主張。

初審法院判決原告路德公司勝訴。

被告薩戈爾提出上訴。在上訴法院審理此案之前，英國政府于1921年3月16日與蘇俄政府簽訂了一項商務協定。并于4月20日承認蘇俄政府為俄國事實上的政府。上訴法院因此適用了蘇俄政府的國有化法令，判定爭訴的財產所有權已轉到蘇俄政府手中，從而該政府能把有效地產權轉給被告薩戈爾公司。上訴被準允。上訴法院在裁決中指出，它同意羅克法官在初審法院根據當時的證據作出的判決。但是，此后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對蘇俄政府的承認具有追溯的效力，至少溯及到在俄國將原告公司所有的財產沒收并國有化的時候。在這方面，承認為事實上的政府與承認為法律上的政府沒有什么差別。鑒于承認的追溯效果，英國法院不能對在俄國領土上所為的蘇俄政府的行為的效力提出疑問，在本案即對獲得原告的財產并將產權轉移給被告的行為的效力提出疑問。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366-367頁。

評 注

本案是說明承認在英國法上效力的著名案例。

英國法上承認的效力和國際法上承認的效力之間有著一個主要的不同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在國際法上承認是沒有構成的效力的，但在英國法上承認卻具有構成的效力。本案所反映的正是英國的實踐。當英國法院必須決定一個國家或政府是否存在時，它必須受外交部證明書的約束。除非外交部證明英國政府已承認該國或外國法時，法院僅能適用已被承認的國家的已被承認的政府所頒布的法律。

本案涉及的另一個國際法問題是承認效果的追溯力。在國際法上，承認的法律效果具有溯及力，這就是說，既存國家對新國家或新政府的承認，其效力可以追溯到后者成立時。因此，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未被承認之前完成的法律行為的效力，承認國應當予以承認。

案例二：美國訴平克案（United States v.Pink）

案情介紹：依據1918年好1919年兩項法令，蘇俄政府解散了俄國第一保險公司，并將其全部財產國有化，不論財產位于何處。但是，該公司于1908年在紐約設立的分公司不顧上述法令，仍繼續經營，直到1925年本案被告依紐約法院的命令接管了它的業務時為止。被告平克接管紐約分公司后，清償了所有的國內債務，尚有100多萬美元的結余。1931年，紐約上訴法院指示被告償付外國人債權人的債務，并將剩余部分交給公司董事會。1933年底，美國政府對平克提起訴訟，法院指示，在美國政府提出的權利要求解決之前，暫停支付業務。

1933年11月16日，美國正式承認了蘇聯政府，與承認相聯系，美國政府接受了蘇聯政府的某些權利要求的轉讓。在以?李維諾夫轉讓?著稱的外交照會中，蘇聯外長指出：蘇聯政府同意，在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及其國民之間的請求與反請求最終解決以前，蘇聯政府將不采取任何步驟執行法院的判決，或者，作為前俄國政府的繼承人，為從美國國民那里取得已承認應付給它或可能判決付給它的款項提起新的訴訟，〃〃〃〃〃〃由此將所有這些款項轉讓給美國政府。〃〃〃〃〃〃蘇聯政府進一步同意，在上述問題最終解決之前，不提出涉及下列問題的請求：（1）美國法院作出或可能作出的判決，就它們涉及蘇聯政府或其國民享有或可能主張利益的財產、權利或利益的范圍；（2）美國政府或美國官員或美國公民作出的行為或解決辦法，涉及俄國政府或國民的財產、存款、或義務。美國總統承認并接受了蘇聯政府的意見。

此后，美國政府在紐約法院對平克和該公司的某些債權人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美國有權單獨的或排他的直接獲得平克手中的全部剩余條款。紐約最高法院駁回了這項請求。這項判決被上訴庭和上訴法院確認。案件提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指出：

紐約上訴法院認為，在?莫斯科案?中，所涉及的蘇俄法令沒有域外效力。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它對目前的爭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美國政府根據?李維諾夫轉讓?取得的只是俄國享有的權利。如果俄國保險公司在紐約的財產不受上述蘇俄法令的影響，那俄國在本案沒有東西可以轉讓。但是，外國法效力的問題是不能排他的由州法院決定的。美國給予?李維諾夫轉讓?提出的請求產生了一個涉及聯邦的問題。〃〃〃〃〃〃在本案，所有權的取得取決于正確解釋蘇俄法律。

美國曾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蘇聯外交部長在取得司法部長的官方意見后，作為一個俄國法問題，澄清國有化法令對俄國保險公司在國外財產的效力。1937年11月28日俄方作出正式聲明如下：

蘇聯司法部長證明，根據蘇聯政府工作機關的法令，所有被國有化的企業和公司的資金及財產，尤其是保險公司的資金和財產，構成蘇聯國家財產的一部分，無論其性質如何，也無論它們是否位于蘇聯境內。

本法院認為，就意欲達到的效果而言，蘇俄的國有化法令包括了俄國第一保險公司在紐約的財產。

當然，該法令是否具有域外效力是一個不同的問題。與此相聯系的首要問題是，根據美國憲法，紐約州的法律是否可以 阻止蘇俄法律在紐約的效力。

在這個問題上，紐約上訴法院的判決是清楚的，它認為，根據紐約州的法律，蘇俄的國有化法令對本案主張的財產不發生影響。紐約分行的財產已取得了?自己的性質?，它是?獨立的?。

在1937年美國訴貝爾莫特案中，本法院判定，指導對外關系的權力由了聯邦政府的政治機關行使。這種權力的優越性不受法院的審查。承認外國主權的決定絕對地拘束各法院，并具有溯及力，使被承認的政府的所有行為自其成立之日起有效。本法院進一步判定，對蘇聯政府的承認，與其建立外交關系，以及?李維諾夫轉讓?，是導致兩國政府締結一項國際協定的交易中的三個部分。美國政府行使對外權力無需考慮州的法律和政策。在這方面，條約的最高性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承認。所有國際協定和協議，具有同等的尊嚴，因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全權屬于聯邦政府，它不能被若干州縮減或干預。

貝爾莫特案的判決對本案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

按照美國憲法關于條約是美國的法律的規定，諸如?李維諾夫轉讓?這類國際協議與協定與美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尊嚴。

當然，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應謹慎地解釋為不至于取消州的權威和管轄，除非這是為使國家政策有效必須的。但是，當州法律不符合或損害條約或國際協定的政策或規定時，州法律必須放棄。

執行在莫斯科案中闡明的紐約州的政策市與聯邦的政策相沖突的。〃〃〃〃〃〃

本法院重申對各州主權的限制。任何州都不能重寫我國的對外政策，以符合它的州政策；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不能由州分攤，這種權力排他的歸屬于聯邦政府；聯辦政府行使這種權力無須與州法律或州政策相一致；當美國政府，在憲法范圍內行事，在法院尋求執行它的對外政策，各州的政策完全與司法審查無關。

本法院裁定：本案訴訟中涉及的資金或財產的權利屬于作為俄國第一保險公司的繼承人的蘇聯政府；這種權利根據?李維諾夫轉讓?已轉移給美國；美國對該項財產有反對公司和外國債權人的權利。

紐約上訴法院的判決被撤銷。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376-381頁。

評 注

一國國內政府的交接是按照該國憲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進行時，不產生國際法上的承認問題，但在政府是通過革命或武裝政變更替時，則產生承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承認新政府具有代表國家資格，就是政府承認。本案涉及的是承認在法律上的效力問題。按照國際法，政府承認的第一個效果是，被承認的政府在其與承認國的關系上，正式代表國家的資格得到了承認，兩國間在一般國際法上的關系全面成立；第二個效果是，承認具有追溯力，被承認政府的國內法律的有效性在承認國的法院得到承認和適用，其效力追溯到該政府成立時為止，被承認政府的訴訟權和對于舊政府在國外資產所有權的請求權也得到承認。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美國政府在承認蘇聯政府的同時進行的外交轉讓是美蘇間一項有效的國際交易；蘇聯轉讓的權利是有實際內容的權利，因為蘇聯國有化法令已通過政府承認取得了在美國的域外效力；因此，“李維諾夫轉讓”所產生的權利是可以在美國國內法院得到執行的。

案例三：沃爾夫索赫訴蘇俄政府案

案情介紹：這是紐約最高法院1923年審理的一起對未被美國承認的蘇俄政府起訴的案件，爭訴的問題是被蘇俄政府沒收了的原屬于原告渥爾夫索赫的皮毛所有權。首先涉及和處理的是法院的管轄權問題。紐約最高法院特別庭否認了被告聲明傳票送達無效和要求駁回原告起訴的抗辯。該院上訴庭確認了這一判決，其根據是：外國政府享受管轄豁免是基于禮讓，在沒有承認的情況下就不存在這種禮讓，被告可以作為外國公司在美國法院被訴。蘇俄政府對此提起上訴。上訴的問題是要證明被告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外國公司被訴。

關于未被美國政府承認的蘇俄政府是否可以在美國法院被視為一個外國公司而被訴的問題，紐約上訴法院法官安德魯斯在判決中指出：

蘇維埃俄國政府是俄國現存的事實上的政府，這一點是原告也承認的，否則，在法院的判決訴訟就沒有適當的被告一方，而這正是被告所主張的。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目前的訴訟并不與位于本法院管轄權范圍內的財產所有權有關，若是那樣的話，訴訟結果將取決于對蘇俄政府行為效力的承認與否。在那種情況下，可能需要考慮國際禮讓論，本案屬于不同的情況。被告蘇維埃政府是由于本國領土內所為的主權行為，而依下述理由為根據被訴的，即，如果被告在本國領土內的行為換由個人所為，按照美國國內法，那就是一種侵犯行為。

是否有一個政府存在——具有在自己領土內行使其權威的權力，它的統治為人民所服從，能夠履行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責任和義務，能夠用武力實行它的主張——這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對于它來說，承認并不創造一個國家，雖然它可能得到承認。〃〃〃〃〃〃一個在自己領土內存在的主權政府，它的管轄是排他的和絕對的，它可以施加任何限制，這是它的獨立性的結果。可能得到承認，它的行為應該符合正義與平等。但是，如果它不這樣做，美國法院沒有資格審查它的行為。外國主權者不能帶到我們法院的被告席上來。這并不是出于禮讓，而是因為他沒有使自己隸屬于我國法律的管轄。沒有他的同意，他不受我們的法律支配。〃〃〃〃〃〃無論是否被承認，情況都是這樣的。〃〃〃〃〃〃無論何時，對主權行為發生爭議，都只能成為談判、報復或戰爭的事項。

紐約州上訴法院最后裁定：對蘇俄政府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外國公司在美國法院被訴的問題的回答應是否定的，紐約最高法院的扣押令應撤銷，解除貨物扣押的動議應準允。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版第3版，第359-360頁。

第二篇：國際公法案例

國際公法案例

第一章 導論

A國憲法規定，條約非經將其納入本國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為，不約束國內機關和個人。A國與B國簽訂了一項通航航海條約，其中第3條規定，雙方承諾各依本國憲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施本條約的規定；第5條規定，雙方從事郵件運輸的船舶享有豁免權。條約生效后，第三年，B國一艘郵船在A國領海內與A國一艘漁船相撞，導致漁船沉沒和一名船員死亡。郵船達到A國A1港口后，該港口地方法院扣留了郵船，并對船長提起刑事訴訟。B國指責A國違反通商航海條約，侵犯了郵船的豁免權，要求立即釋放及其船長。A國法院堅持管轄權，認為通商航海條約不能適用，因為國會或聯邦政府沒有頒布實施該條約的法令。A國政府則稱，該國實行三權分立制度，政府不能干預法院的獨立審判活動。

根據以上案情，分析A國扣留B國郵船郵船和起訴船長的做法是否合符國際法?

1、因涉案的船舶不屬于A國“國內機關和個人”，所以，本案不適用“A國憲法規定，條約非經將其納入本國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為，不約束國內機關和個人”的規定。

2、由于兩國有通航航海條約，且其中第3條規定，雙方承諾各依本國憲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施本條約的規定，本案是適用此通航航海條約的。

3、既然該通航航海條約第5條規定，“雙方從事郵件運輸的船舶享有豁免權”，那么，此涉案船舶屬于B國的郵船，則應當享有豁免權，因此，A國扣留B國郵船和起訴船長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4、A國的“三權分”立屬于該國國內法律制度，不能對抗與其他國家簽署的國際條約。

第二章 國家法的基本原則

A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該國由于軍事政變而陷入內戰。B國以保衛邊境安全為由出兵支持A國反政府武裝，在B國支持和直接參與下，反政府武裝控制了A國領土一半的地區，并宣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B國還在A國的幾個重要港口布設水雷，出動飛機襲擊A國港口和石油設施。

根據以上案情，分析B國違反了哪些國家法原則？

（美國侵犯尼加拉瓜的軍事行動案）

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不干涉原則。尊重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原則。

A國出兵支持B國反政府武裝，直接攻擊B國的港口、石油設施等．在B國港口布設水雷，以及上述判決中認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干涉行動．不僅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亦違反了尊重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原則。

第三章 歐盟經濟 國際法上的國家

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國人。1997年7月1日前，他取得“英國屬土公民護照”。7月1日后，他經常持此護照到A國進行商業活動，在那里建立了商業活動中心。2003年，A國政府向甲訂購軍服30萬套，約定：交貨2個月后第三個工作日以美元結清貨款，甲放棄外交保護。甲交貨后，A國發生金融危機。到付款之日，A國政府以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絕付款。甲要求與它達成付款和補償協議，也被拒絕。于是，中國政府駐A國使館向A國外交部過問此事，但被指責為干涉內政。其理由是，中國物權介入此事，因為甲不是中國人，而且他放棄了外交保護。

A國的主張能否成立，為什么？ A的主張不正確。

（1）甲是中國人，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國人。根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甲是中國人。（2）甲的中國人身份不因他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而受影響。《解釋》規定，所有香港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都是中國公民。

（3）保護海外僑民是國家的責任。甲是中國人，中國駐A國大使館對他在A國遭受的不法侵害表示關切，是履行其護僑的職責，要求A國依法懲治肇事者，是尊重A國的主權，不存在干涉其內政的問題。

公民甲是A國的一名國家公務員。在他任職期間，他將其單位的資金多次非正常地轉入B國，以個人名義存入B國銀行。隨后，甲畏懼東窗事發，潛逃B國。A國請求B國引渡甲，但遭到拒絕。在沒有希望將甲引渡的情況下，A國派自愿人員潛入B國，在B國公民幫助下，將甲綁架回國，并以腐敗罪提起訴訟。B國政府得知此事后，向A國政府提出抗議，要求A國道歉并將甲送回B國。而A國則指責B國庇護罪犯，拒絕道歉。

根據以上案情，分析A國的做法是否合法？B國的要求是否合理？

A國的做法不合法。A國在沒有得到B國同意的情況下，私自派自愿人員潛入B國將甲綁架回國，侵犯了B國的國家主權，是不合法的。

B國的要求合理。因為A B兩國之間在沒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B國是否引渡罪犯，完全可以在國家主權范圍內自由決定；但A國要求B國將甲引渡時，B國根據引渡的雙重犯罪原則和政治犯不引渡原則有權拒絕A國引渡的請求。然而A國卻派自愿人員潛入B國將甲綁架回國，侵犯了B國的國家主權。

A1是A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出資設立的一個法人公司，1998年，A1獲準在B國發行股票，募集資金10億美元。2004年，A1宣告破產。由于B國的許多小股東沒有得到清償，于是他們聯合起來，在B國法院起訴A國政府，要求賠償本金及利息12億美元。B國法院受理了訴訟，向A國外交部長發出傳票，并經請求凍結了A國在B國B1銀行的存款。A國拒絕出庭，B國法院作出缺席判決，并將所凍結的資產用于清償。之后，當A2（A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出資設立的一個控股公司）所屬的一游輪停靠B國港口時，B國法院經請求扣押并拍賣了該船及其貨物。

分析B國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確？為什么？ B國法院的做法不正確。

國家豁免是一項普通接受的國際習慣法原則，一國法院非經外國國家同意，不得對它提起的訴訟行使管轄和采取強制措施。B國法院受理訴訟、發出傳票、缺席判決和對決定采取強制措施的行為，侵犯了A國的國家豁免權。

（1）A1是A國的一個獨立法人，以其自由資產對外承擔責任。它不是A國國家定義的一部分，因此A國不對A1未償債務承擔責任。

（2）A國政府向B國政府購買武器的交易不屬于豁免例外的商業交易。

（3）A2是獨立法人，與A1的債務沒有任何法律關系，它也不是A國國家定義的一部分。

A國A1政府實行獨裁統治，引起大規模反政府起義，該國陷入內戰。為鎮壓反政府武裝，A1在B國發行了5年期、利率為4.75%的“重建債券”10億美元，用于向B國購買軍事裝備。后來，A1被推翻，被迫退縮北方一隅。反政府武裝占領首都，有效控制全國絕大部分領土，宣布成立A2民主共和國，組成中央政府，并宣布是代表A國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A2成立5年后，得到B國承認。第七年，B國“重建債券”持有人聯合在B國法院起訴A2，要求賠償本金和利息17億美元。B國法院受理了訴訟，向A2外交部部長發出傳票，但被退回。就在此時，A1在B國法院起訴，請求對B國政府將以前為它所購買而現在轉交給A2的大使館房產的所有權。B國法院接受了訴訟，并判決該房產屬A1所有。

根據以上案情，分析B國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確？為什么？

⑴B國法院對A2民主共和國行使管轄權違反國際法。國家及其財產享有豁免權是一項普遍接受的習慣國際法原則。這種豁免的一般形式是一國法院不得對以外國國家提起的訴訟行使管轄（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和不得對外國國家財產采取強制措施。在本案中，A2民主共和國是A國的繼續，并得到B國承認。承認的一個法律后果是被承認者在承認國享有國家及其財產豁免權。B國法院未經A2同意受理其國民對A2的訴訟、向A2外交部長發傳票侵犯了A2在國際法上享有的豁免權，違反了B國依國際法對A2承擔的義務。

⑵B國法院將大使館房產的所有權判歸A1的做法不符合國際法。在國際法上的政府繼承上，新政府有權繼承屬于它所代表的國家的一切國家財產，包括在國外的合法財產。在本案中，A國舊政府A1所購買用于駐B國的大使館房產屬于A國的國家財產。A1政府被A2政府取代后，后者對大使館房產享有合法的繼承權利。因此，該大使館房產屬于A2政府所有，它有權接管。B國承認了A2，就是承認A2政府是國際關系上代表A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A1政府不再具有代表A國的資格。B國法院的做法違反了B國承認A2產生的義務，并侵犯了A2政府享有的國家及其財產豁免權。

第四章 國際法上的個人

中國公民甲原是中國某銀行地方支行行長，曾數度非法將總額為1.05億美元公款轉移到A國，以個人名義存入A國A1銀行，而后潛逃該國。當得知甲藏匿于A國后，中國請求引渡，并要求A國對甲采取先行強制措施。A國以雙方沒有引渡條約、其國內法中沒有貪污罪罪名和規定死刑不引渡為由拒絕引渡。同時，甲在A國申請政治避難，訴稱他在國內時因為與其上級領導在管理方面的意見不合而遭到政治迫害。A國同意了申請，給予他庇護。其后，由于甲涉嫌A國在野黨政治獻金丑聞，又由于兩國簽署了聯合國反腐公約，所以A國暗示，如果中國保證不判處甲死刑，可予考慮。

根據案情，分析A國的做法是否正確？為什么？中國應該如何做才能引渡甲？

不正確，因為根據引渡的同一原則，在A國沒有貪污罪，所以如果中國請求以貪污罪引渡是不應該得到A國的許可的。中國應該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對方和中國都是締約國為理由，要求對方給與協助，如果A國不給與協助，就違反了公約的要求。

第五章 國際人權法

B1是A國A1省西北部的一個土著部族。A國成立后，與B1部族酋長簽訂協定,宣布B1部族居住區為保留地，并承認他們有權維持其傳統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A國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第一任擇議定書后，為使B1土著居民融入主流社會，享受現代文明的利益，頒布了《文化促進法》，制定了在保留區推廣官方語言的計劃，由于越來越多的土著后裔將官方語言作為主要語言，其傳統語言有被淡忘之勢。同時，B1保留地經勘探發現巨大油氣田。A1省政府向中央政府請求征用保留地用于汽油開發，得到允許。于是，B1部族酋長致函人權事務委員會，指控A國政府違反了公約第一條所承擔的義務，剝奪了該部族的自決權和享受其固有文化、使用其固有語言的權利。人權事務委員會將來文通知A國政府。

假設你是A國政府的法律顧問，根據以上案情提出法律意見。

（1）自決權是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壓迫民族享有的一項國際法權利。B1是土著部族，不是殖民地人民或其他被壓迫民族，因而不享有自決權。

（2）B1部族酋長沒有利用國內救濟。因此，人權事務委員會不能受理B1部族酋長關于自決權受到侵害的來文。

第六章 國家領土

塔頓島是一個荒蕪巖石島，距離A國147海里、D國365海里。B國一航海家在16世紀初發現該島，其后C國一航海家也發現此島，并稱之為“希望島”。19世紀中葉，D國一軍官乘一艘商船登上島嶼，宣示D國主權，但沒有留下主權標志。D國將主權宣示通知了B國政府，并將地圖和文字說明公布在B國一份全國性報紙上，沒有任何國家表示異議。后來，C國在與A國的戰后和平條約中將塔頓島割讓給A國。這遭到D國強烈抗議。在此后時間里，D國一直反對A國強化控制該島的活動。特別是第50年當A過宣布將塔頓島出租給B國一家公司開發旅游時，D國聲稱將采取一切手段恢復對島嶼的主權。

根據以上案情，回答下列問題：

1、發現與先占的關系

2、A國是否取得了塔頓島的主權？

1）先占。是指國家通過對無主地的占有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的行為。先占區別于發現在于，先占必須有效占領并在當地建立行政管理機構。

2）否。

第七章 海洋法

X海峽位于B國南部大陸領土和C國北部大陸領土與C國X1島嶼之間，最大寬度不超過21海里。當A過兩艘軍艦通過X海峽的北部時，遭到B國海岸部隊襲擊，但未被擊中。A國立即向B國政府抗議，聲稱其軍艦在海峽中享有無害通過權。B國政府則稱，外國軍艦通過其領海必須事先通知并取得許可。為進一步試探B國的態度，A國派遣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艦隊駛入X海峽北部，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軍艦嚴重受損、數十名海軍人員傷亡。事件發生后，A國通知B國政府，將在海峽掃雷。這遭到B國政府拒絕。隨后，A國海軍單方面在海峽進行掃雷活動，引起B國政府強烈抗議。

根據以上案情，回答下列問題：

1、A國軍艦是否享有無害通過權？為什么？

2、A國在X海峽北部掃雷是否符合國家法？

⑴享有。因為該海峽是屬于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據公認的且符合國際慣例的原則，一國有權在平時，在不經過沿岸國事先許可的情況下，派軍艦通過位于公海兩部分之間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只要這種通行是無害的；除非條約另有規定，沿岸國不得禁止這種通行。

⑵不符合，A國的掃雷構成了對B國的主權侵犯。

第八章 空間法

AB兩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各自宣布了從其領海基線起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它們還是《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的締約國。A國一架高性能軍用偵察機在距離B國東南海岸135公里海域上空抵近偵察飛行，被B國一架軍用飛機跟蹤監視。當兩架飛機靠近平行向西南方飛行時，A國軍用飛機突然轉向，朝東北方飛行，其左機翼撞上B國飛機，致使其失控墜海。受損的A國飛機進入B國領空，并降落最近的一個軍用機場。事件發生后，A國指責B國侵犯了它在國際空域的飛行自由，應對事件負責；其飛機進入和降落B國是出于緊急情況，無需它的同意；降落飛機享有主權豁免，B國無權扣押和檢查。根據以上案情，分析A國主張的合法性。A國主張不合法。

（1）B國專屬經濟區上空不是國際空域，A國軍用飛機是在B國享有主權權利的專屬經濟區上空飛行。

（2）A國在B國專屬經濟區上空享有的飛越自由不同于公海上空的飛越自由，A國軍用飛機的偵查飛行無視B國在其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不是行使正常的飛越自由，而是在搜集B國的情報。

（3）A國軍用飛機進入B國領空、降落B國機場侵犯了B過主權。緊急情況不免除A國軍用飛機進入和降落的非法性。

（4）A國飛機不享有主權豁免，其屬于不受國際法保護的間諜飛機，侵犯了B國的權利，且造成了損害，B國有權檢查。

A、B、C和D國都是1970年《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的締約國。一架在A國登記的民航飛機飛經B國領空時，被C國反政府游擊隊的一名成員C1劫持，要求C國政府釋放被關押的2名游擊隊領導人。被劫持飛機降落D國后，C1申請政治避難，得到D國允許。

根據以上案情，回答下列問題：

（1）本案中哪些國家對C1劫持航空器的行為有管轄權？（2）D國的做法是否正確？為什么？

（1）A國和D國。劫持事件是在A國登記的民航飛機內發生的，D國是劫持者C1所在地，而該國沒有引渡他。

（2）D國做法不正確。①劫持民用飛機是《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的締約國防止和懲罰的犯罪行為。C1雖然是C國反政府游擊隊的成員，但其劫持行為不屬于政治犯罪，因此D國不能提供庇護。②D國雖沒有引渡義務，但依公約第七條規定，D國有義務依其法律對C1進行起訴和審判。③D國的做法違反了它依公約承擔的國際義務。

A國人甲向A國地方法院、A政府和聯合國遞交一份所有權聲明，宣布他是月球的土地所有者。他注冊陳麗“月球大使館”公司銷售月球土地，并在世界多個國家建立了分公司。B國人乙與甲簽訂協議，代理銷售月球北緯20°～24°、西經30°～34°之間的土地并向B國地方政府管理部門登記成立“月球大使館”分公司，開始銷售月球土地。B國人只要向“月球大使館”分公司交納一小筆費用即可取得A國總公司頒發的《月球土地所有權證書》。購買者據此可擁有所購買月球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以及土地以上和地下3公里以內的礦物產權。B國是1979年《指導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的締約國。根據以上案情，分析B國應該如何對待“月球大使館”分公司及其銷售月球土地的行為。

B國應撤銷“月球大使館”分公司的登記，禁止其銷售月球土地，認定代理銷售協議和出售的月球土地所有權無效。

（1）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的外層空間不能據為己有是外層空間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月球的表面或表面下層或其任何部分或其中的自然資源均不應成為任何國家、政府間或非政府國際組織、國家組織或非政府實體或任何自然人的財產。

（2）B國是《月球協定》的締約國，有責任使其承擔的國際義務在國內得到遵守。B國有義務撤銷公司登記、禁止銷售和認定代理協議與所售土地所有權無效。

第九章 外交和領事關系法

A國一地方法院受B國X村曾經發生的大屠殺事件受難者后裔的訴訟請求，向B國現任外交部長甲簽發了一項“缺席的國際逮捕令”，指控他對X村的大屠殺事件負有責任，凡有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并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在全球通緝。根據以上案情，分析A國法院的做法是否正確，為什么？

A國法院做法不正確。

（1）根據國際習慣法，外交部部長在外國時，享受全部外交特權與豁免。甲是B國現任外交部部長，享有與其身份相聯系的屬人豁免。

（2）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是各國有普遍管轄權的國際罪行。甲被指控對B國X村曾發生的大屠殺事件負責，根據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官方身份不免除個人責任。但甲作為B國現任外交部部長，他在外國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權利和刑事豁免權。

（3）A國向甲簽發逮捕令和進行通緝的行為違反了它對B國承擔的法律義務。

第十章 條約法

A B兩國是聯合國會員國。A國內戰在聯合國干預下結束后，根據一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安理會通過1468號決議，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采取行動，決定設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起訴應對A國內戰中發生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負責人，并要求所有國家與法庭合作，將指控的嫌疑人移交給法庭。法庭指控A國陸軍參謀長甲對A國境內發現的“萬人坑”負有責任。當他出席B國一學術機構舉行的一個國際安全會議時，法庭要求B國逮捕甲并移交給他。這為B國拒絕，因為它與A國之間的引渡條約規定，未經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將對方的國民引渡給任何第三方。

根據案情，分析B國的做法是否正確，為什么？ B國的做法不正確。（1）安理會1468號決議對B國有約束力。《聯合國憲章》第25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憲章之規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1468號決議是安理會根據憲章第七章采取的行動，并規定所有國家有義務與它設立的國際刑事法庭合作，逮捕被指控的嫌疑人并移交給它。B國是聯合國會員國，根據憲章有遵守1468號決議的義務。

（2）B國根據安理會1468號決議的義務優于它根據與A國引渡條約的義務，即未經A國同意，它不得將A國陸軍參謀長甲移交給法庭的義務。《聯合國憲章》第103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的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沖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重申了這一原則。本案中的國際刑事法庭是根據安理會決議設立，被指控A國陸軍參謀長甲在B國管轄的領土內，法庭向它提出了逮捕并移交甲的要求。因此，B國有義務與法庭合作，不能以它與A國的引渡條約來對抗。

第十一章 國際組織法

A國是聯合國會員國。該國由于總統被暗殺而使總統和總理所各自代表的兩大部族陷入仇殺之中，大量無辜平民、婦女和兒童被屠殺，大批難民涌向周圍鄰國。安理會緊急討論A國情勢，通過1725號決議，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采取行動，設立一個國際刑事法庭，起訴那些應對違反國際人道法罪行負責的人。A國一陸軍上尉甲被法庭指控犯有種族滅絕、謀殺和酷刑等罪行。在法庭審理中，甲主張該法庭的建立不合法，對他沒有管轄權。因為它不是依條約或《聯合國憲章》修改程序設立的，而是由安理會建立的，《聯合國憲章》沒有賦予安理會建立一個司法機關的權利。而且，法庭的審判干涉了A國內政。

根據案情，分析甲的主張是否正確，為什么？

甲的主張不正確。因為安理會有權建立一個特別國際刑事法庭。不干涉各會員國國內管轄事項是《憲章》的一項原則。但這項原則受一個條件的限制，即該原則不應影響執行依《憲章》第七章采取的執行措施。而本案中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正是安理會根據第七章采取的執行行動。因此不存在干涉A國內政的問題。

法庭的屬人管轄和屬物管轄是A國境內對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負責的人。甲是A國人，其被指控的罪行屬于法庭的管轄范圍。因此他對法庭管轄權的反對不能成立。

第十二章 國家責任法

一民間環保組織在C國登記的船舶“綠色號”停泊B國港口時，被秘密進入B國的兩名A國人X和Y炸毀，造成一名C國船員死亡。B國逮捕了X和Y，經調查發現，他們是奉A國安全局命令行事的軍事人員。B國向A國提出抗議，要求道歉，賠償損失和調查費用以及“和平號”及其死亡船員。A國承認X和Y的身份，表示愿意承擔責任，要求B國釋放，這遭到B國拒絕，并判處X和Y各10年監禁。經談判，A B兩國達成執行監禁協定：將X和Y監禁在A國一個小島上5年，非經雙方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允許他們離開島嶼。到監禁的第二年時，A國將X和Y送回本土。B國指責A國造反協定，要求立即將兩人送回島上。A國說，它的行為義務是正當的，因為X和Y的健康日益惡化需要緊急治療，這一行為不能僅僅依據條約法來判斷。由于B國的要求被拒絕，它宣布凍結A國駐B國使館的資產。

根據案情，回答下列問題：

1、B國的要求和行動是否正當？為什么？

2、A國將X和Y帶離島嶼的行為是否正當？為什么？

⑴案例中，X和Y系奉A國安全局命令行事，導致“和平號”被炸毀一名C國人死亡，據此可認定此行為為國際不法行為。A國應承擔直接國家責任。B國要求道歉、賠償損失和調查費用是A國所應承擔并履行的國家責任具體體現，是正當的。但因為“和平號”及死亡的人都屬于C國，所以B國就該部分主張賠償的主體資格有瑕疵，能主張船舶和死亡人員賠償的應該是C國。

案例中，X、Y系奉A國安全局命令行事，二者行為應是屬于國家及其政府的行為。因為AB兩國俱為平等的國家主體，所以享有國家豁免。根據國家豁免的內容，可知A國駐B國使館作為國家財產和國家主權的延伸是享有國家豁免的，B國不能凍結該財產，B國的行為是不正當的。

⑵AB兩國達成的執行監禁協定屬于兩國的雙邊協定，是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根據國家基本義務相關規定，善意履行監禁協定內容是A國的義務。第二年，在未經照會B國的情況下，A國將X和Y送回本土B國完全有權提出抗議。但X、Y真的急需治療，根據人道主義原則，B國應要求在X、Y健康狀況穩定后立即將其送回島嶼監禁。A國帶離X、Y的正當性取決于其說法的真實性。由上述可知，遵守監禁協定是A國應履行的國家基本義務。若并非如A國所言，A國的行為就是不履行義務，是非正當的；若真如其所言，則根據人道主義原則和國家天然對其國民所負的保護義務，A國的行為正當，但其必須照會B國并提交證明材料以證實X、Y真的需要緊急治療。

第十三章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一架A國民航班機在大西洋上空爆炸，造成乘客和乘機組人員全部罹難。A國指控災難系兩名B國人安放在飛機上的炸彈爆炸所致，要求引渡他們到A國受審，否則，將凍結B國的國家存款和轟炸B國情報大樓。這為B國拒絕，要求談判或仲裁爭端。這又遭到A國拒絕。因此，B國在對被指控的嫌疑人進行起訴時，援引1971年《關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約》第14條第1款（兩國沒有對該條款提出保留）向國際法院提交申請書，請求法院判定它履行了公約義務，并制止A國的非法行為。第二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747號決議，根據憲章第七章采取行動，要求B國政府毫不遲延地將嫌疑人交A國審判。A國反對國際法院對爭端的管轄權。

根據案情，分析國際法院對B國提交的案件是否有管轄權？ 有管轄權。本案中，B國已將被指控的嫌疑人提交其主管當局進行起訴，因此，由于兩國都接受了公約的爭端解決條款，在B國提出申請書時，國際法院因此取得了對爭端的管轄權。再者，安理會決議是在B國提交爭端后通過的,自B國提交申請書時起，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就已經確立。

第十四章 武裝沖突法

A國內戰后，其鄰國B與C和D與E派兵進入A國，分別支持中央政府和反政府武裝，另外兩個鄰國F和G宣布保持中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422號決議，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采取行動，要求所有國家對A國內戰雙方實行武器禁運和經濟制裁，外國軍隊撤出A國。D國以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為由繼續支持反政府武裝。在D國上尉X組織的一次突襲中，H國駐A國的一總領事館被炸，造成館舍嚴重受損和3名領事官員重傷。

根據案情，回答下列問題：

1、D國的行為是否合法？為什么？

2、F和G國是否可以繼續保持中立立場？

1、不合法。

D國派兵支持A國反政府武裝干涉了A國內政；D國軍隊不撤出A國違反了安理會決議。憲章規定，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必要范圍內，非會員國應遵守憲章原則。

2、不可以。在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下，國家保持中立的自由受到約束。本案中安理會第1422號決議要求所有國家對A國內戰雙方實行武器禁運和經濟制裁是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采取的執行行為，無論F國和G國是否為聯合國會員國，都有義務執行安理會決議的措施，不得繼續奉行中立。

第三篇：國際公法案例（推薦）

國際公法案例分析

（一）：北海大陸架案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西德與丹麥,荷蘭在北海大陸架的劃界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上述國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簽訂了《德荷條約》和1965年6有9日簽訂了《德丹條約》.在這兩個條約中確定了彼此間的部分邊界線,即從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適用等距離原則劃出.但他們無法就這些點以外的邊界線達成任何協議.因為,西德認為,在習慣國際法中沒有等距離原則,而且用這種方法劃分北海大陸架疆界對西德來說是極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線向內彎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離原則來劃分大陸架對它很不利,只能給予它較為狹窄的大陸架區域,面積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麥和荷是同則分別占10% 11%.西德聲稱,等距離原則只有在直線海岸線的情況下才符合這種要求,否則,便屬于特殊情況.而丹麥和荷蘭則堅持適用等距離原則.1966年三國進行了進一步的談判而未能使問題獲得解決.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別同丹麥,荷蘭簽訂特別協定,將劃分北海大陸架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當事國要求國際法院指明應適用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并承諾將按照國際法指明的原則規則來協商劃界.國際示院將兩案的訴訟結合起業,雖然從表面上看兩案保持獨立,但由于結論相同,所以法院對兩案只作出一個單一的判決.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對6票判定,西德沒有義務在劃分大陸架時接受等距離原則.劃界應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依照公平原則,通過協議來劃定,使構成當事國陸地領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陸架歸其所有.與此同時,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論點。

二、本案涉及國際法的主要問題是在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劃界應遵循的原則

(一)等距離原則不是大陸架劃界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

國際法院在判決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論點,駁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為劃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陸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關系上公平地確定現存的本國大陸架的邊界.法院在判決中也否定了丹麥和荷蘭關于該項劃界應依1958年的日內瓦《大陸架公約》第6條中的等距離原則加以解釋的論點,因為西德未批準這一公約,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條規定的約束.況且,等距離原則并非劃分大陸架界線固有的原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相互接壤的同一個大陸架區域時,不得單獨使用一種幾何學的方地,若利用等距離法在兩個相向的海岸之間劃出中間線時,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方法能把這塊大陸架公平劃分,若把這種方法用在兩側邊界時,在某種沿岸地形結構(凹面形海岸線即海岸的一些基點突出)下,該方法同很有可能把邊界線推向被認為是其他國家領土自然延伸部分的兩側海區.所以,等距離的劃界方法并不是必須遵守的,也沒有在一切情況下都必須遵守其它單一的劃界方法,所以在劃界時應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二)公平原則是劃分大陸架疆界的原則

1958年《大陸架公約》第6條所指的原則——即相鄰國家按等距離原則來劃界,這個原則不是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這是因為(1)批準的國家尚屬有限;(2)公約允許對第6條保留;(3)除公約外以及在簽訂該公約以后,沒有普遍和實際統一的實踐說明了這一原則已取得普遍的承認.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定有義務使用等距離原則來劃分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疆界.如果不顧現實情況,硬把等距離原則適用于某些地理環境,那就可能導致不公平.法院在判決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則劃分大陸架的疆界,對大陸架劃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廣大沿海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視.在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上通過的《海洋法公約》中確立了根據公平原則來對大陸架的劃界,從而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規則.在此,該公約所強調的“公平”二字,它不僅指必須采公平的劃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公平的結果,這種結果不是意味著有關國家不顧一切情況的平分,而是要維護大陸架同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關系的事實,并使這一事實變成法律事實.由于國際法院在判決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則劃界的原則,也就否定了等距離原則作為強制性習慣國際法規則的主張.國際法院作出判決后,西德,丹麥和荷蘭三國經過談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別簽訂了西德,丹麥,荷蘭三邊議定書.根據三邊議定書,西德與丹麥,西德與荷蘭簽訂了雙邊條約,分別調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陸架疆界,從而使西德同丹麥,荷蘭之間的大陸架劃界爭端獲得解決。

四、本案涉及的常見問題的參考答案

（一）（1）因為西德未批準這一公約,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條規定的約束.況且,等距離原則并非劃分大陸架界線固有的原則.（）德國。（二.）1，(1)批準的國家尚屬有限;(2)公約允許對第6條保留;(3)除公約外以及在簽訂該公約以后,沒有普遍和實際統一的實踐說明了這一原則已取得普遍的承認.2.評價：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定有義務使用等距離原則來劃分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疆界.如果不顧現實情況,硬把等距離原則適用于某些地理環境,那就可能導致不公平.（三）1.公平原則劃界的原則。2.因為按公平原則劃分大陸架的疆界，不僅指必須采公平的劃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公平的結果，這種結果不是意味著不顧一切平分的平均主義，而是要維護大陸架同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關系的事實，并使這一事實變成法律事實。

（二）在尼加拉瓜境內針對美國的軍事與準軍事行動案

（尼加拉瓜訴美國，國際法院，1984年）

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政府向國際法院起訴美國政府指使某些拉美國家的國民在尼境內從事諸如在尼加拉瓜的港口進行布雷、破壞尼加拉瓜的石油生產設施和海軍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領空主權以及在尼加拉瓜組織和資助反政府集團等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提出指控，請求國際法院宣布，美國違反了根據若干國際條約和一般及習慣國際法對尼加拉瓜所承擔的義務，美國的行動構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干涉尼加拉瓜內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權的行為，請求國際法院責令美國立即停止上述行動并對尼加拉瓜所受到的損失給予賠償。

在針對本案實質問題的判決中，國際法院判定美國的上述行為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了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美國一提供財政支持、訓練、武器裝備、情報等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內的反政府武裝的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構成了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違反，同時也違反了國家主權原則；美國違反了在武裝沖突中應遵循的人道法原則，適用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的1949年4個日內瓦公約的原則作為習慣法可適用于本案；美國的行為還違反了美尼之間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法院判令美國有義務立即停止并不采取上述任何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并且有義務對尼加拉瓜因美國上述行為所遭受的損失給予賠償。

在該案中。國際法院還對1949年日內瓦公約共同第三條的效力作出分析，認為該共同第三條反映了“人道的最基本考慮”，由此強調該共同第三條構成了 國際習慣法。另外對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問題，國際法院援引了聯合國大會第2625號決議，認為禁止侵略是一項強制性規則。以此作為證據證明禁止使用武力義務的國際習慣法地位。

課后思考題目：

（一）因為美國要成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條件，需要滿足以下條件(1)尼加拉瓜從事了對薩爾瓦多、洪都拉斯或哥斯達黎加的武裝進攻；(2)有關國家認為它們是尼加拉瓜武裝進攻的受害者，這些國家要求美國提供幫助；(3)美國的行動符合自衛行動應是確實必要、行動規模應與攻擊規模相稱的原則。對此，法院認為每一項至少都無法作出肯定的答復。

（二）不干涉原則涉及每一主權國家不受外來干預處理其事務的權利。法院判定，美國以提供財政支持、訓練、武器裝備、情報、后勤支持的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內的反政府武裝的軍事及準軍事活動，美國的行為明顯構成了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違反。

(三)美國在其港口設置水雷，出動飛機襲擊尼加拉瓜港口和石油設施，以及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提供訓練、武裝裝備和財政支持。法院并不認為“武裝進攻”的概念包括對另一國叛亂分子以提供武裝、后勤或其他援助為形式的幫助。所以美國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四）三個，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國家主權原則 不干涉原則 三.匈牙利訴捷克斯洛伐克水電站案

1．案情介紹

1977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布達佩斯條約》，決定兩國共同在多瑙河上修建蓋巴斯科夫—拉基瑪洛大壩，將河水截至兩條運河后回注于多瑙河；其目的是利用河水發電。1988年，匈牙利國會認定該河流的生態利益高于該項目的經濟利益，因而命令政府重新評價該項目。匈牙利政府于1989年決定中止該項目的建設。然而斯洛伐克于1991年決定繼續建設該項目，并單方面將近2/3的多瑙河水截引至其領土上。由于這一決定不僅對匈牙利的環境，而且對其經濟將帶來重大影響，匈牙利政府于1992年2月對斯洛伐克的這一決定正式提出抗議。1992年4月歐共體出面調解無效。1992年5月，匈牙利單方面中止了1977年的條約。1992年10月，匈牙利向國際法院提出申請，請求國際法院的裁決。1993年7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達成協議，決定要求國際法院進行裁決。

1997年9月25日國際法院主要裁決結果是：(1)《1977協定》仍然有效，匈牙利無權在1989年推遲并最終終止《1977協定》工程和相關文件中應履行的國際義務。(2)斯洛伐克無權實施改變多瑙河自然水流狀態而造成環境災難的C方案。(3)最終的解決方案必須是，徹底解決將一定水量放回多瑙河原河道，恢復多瑙河天然河道，重新設計具有抗地震、浮冰條件下可航行的大壩，保護“千島地區”生態和區域供水。(4)兩國必須進行誠意的談判，采取措施保證經雙方同意修改后的《布達佩斯條約》的目標的實現；兩國必須根據《布達佩斯條約》制定一個聯合營運方案；兩國必須互相賠償因各自違約造成的損失。

在審理過程中，兩國都同意可持續發展原則是已經確立的國際法原則，可用來解決雙方的糾紛。例如匈牙利在其訴狀中稱：“匈牙利和斯洛伐尼亞同意，可持續發展原則，如同《布倫特蘭報告》、《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所闡述的那樣，適用于本爭端??”[1]。法院裁決指出，“可持續發展概念充分表達了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需要”。[2]國際法院副院長衛拉曼特雷法官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間關于多瑙河水壩案的個別意見書中認為，“由于可持續發展原則在本案中是一個對于決定相互競爭的因素具有基本意義的原則，又由于它可能在未來的重大環境爭端的解決中起重要作用，盡管它只是在最近才引起國際法論著的注意，它需要得到較為詳細的考慮”[3] ；“我認為它不僅僅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具有規范價值的以決定本案至關重要的原則”[4]；“經過早期對發展概念的闡述，人們已承認對發展的追求不能導致對它所在地的環境的實質損害。因此，發展的執行只能與保護環境的合理要求相協調”[5]；在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時，“必須遵循一條對兩方面予以適當考慮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可持續發展原則，而且依我看來它是現代國際法的組成部分”[6]；“可持續發展概念因此不僅僅是一項發展中國家接受的原則，而且是一種基于世界范圍的接受的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因而不僅僅由于它的不可逃辟的邏輯必要，而且由于它被全球社會的廣泛而普遍的接受而構成現代國際法的一部分”[7]。2．案例評析

該案例是說明可持續發展正在成為環境法基本原則的一個著名案例。可持續發展原則在國際環境法上正式確立的標志，就是蓋巴斯科夫—拉基瑪洛大壩一案所作的裁決。該案例說明了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環境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原則和指導思想。追求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最佳選擇和共同任務，是各國政府的莊嚴承諾和奮斗目標。將謀求可持續發展作為制定和實施國家計劃、政策、法律、法規的指導思想，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的新的發展戰略和指導思想。可持續發展正在成為指導環境立法和執法的一項原則。

第二，可持續發展原則對于指導我國環境法治建設和環境管理，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保護環境觀、節約資源觀是其中的固有之義。我們應該堅持“經濟、社會與環境相協調發展的原則”，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統一及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堅持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應該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應該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把握發展規律、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實現又好又快的可持續發展。

課后問題：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原則

（一）情勢根本變遷的5個積累條件1.改變必須是條約締結時存在的情況2.改變是根本性的3.它不應當是當事方在其締結條約時所預料到的4.構成當事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的必要根據5.改變將根本變動條約的義務范圍。

（二）法院認為,1977年條約的標的和本質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之間的聯系有多密切?在修改(...)的時候,他們是否完全的改變了仍然需要履行的義務的范疇呢? 并不密切，其影響都不會根本改變為完成該工程而必須履行的義務范圍(三)按照法院的說法,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62條中否定和條件式的措辭又在暗示什么呢? 保證邊界條約的穩定性和確定性。

第四篇：國際公法案例

1.光華寮案

(1)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否符合國際法？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的判決或裁定是符合國際法的嗎？為什么？

答:（1）臺灣當局不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它不能代表中國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理所當然的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臺灣代表中國的訴訟，日本的所作所為嚴重的違背了國際法，是出爾反爾的行為。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１９７７年的最初判決符合國際法，因為日本在實際行為中已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論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１９７７年的判決是符合國際法，故前中國政府對中國國家財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已經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3）１９８２年以后的大阪高等法院和京都地方法院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不符合國際法，并且也違背了日本自己在１９７２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承認，１９８６年的判決，實際在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搞兩個中國的伎倆，我們決不答應，抗議這種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判決，這樣做只能引火燒身，我們呼吁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尊重國際法，重新作出公正裁判，我們期待著。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判決不符合國際法，理由是：國際法規定國家的基本權利有獨立權，對內可以自由行使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對外可以自由決定與其他國家締約、建交、結盟或進行其他往來等。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一切權利，并把蔣介石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無權代表中國對外交往并承受國際權利義務。日本法院嚴重違背了國際法，大阪高等法院不應受理原告的上訴，京都法院尋找的理由是在玩弄兩個中國的把戲，什么“舊政府沒有完全消滅，舊政論在外國的財產不為新政府所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具有國際法主體的資格，在實踐中，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符合政府承認的規則，既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府的承認，那么對臺灣國民黨政論應以否定。在光華寮案中，置國際法不顧，人為的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行為，我們堅決的反對，我們相信，只要遵循國際法精神的國家都會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上。

2．湖廣鐵路債券案

問題（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在美國享有豁免權？為什么？

（2）美國1976年的《國有主權豁免法》是否適用湖廣鐵路債券案？為什么？

（3）為什么說湖廣鐵路的債券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有義務繼承？為什么？

答:（1）國家及其財產享有司法豁免權是國際法的一項公認原則，它源于“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這一習慣規則，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根據這一原則，一國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以外國國家財產為訴訟標的的訴訟，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國在另一國法院應訴或敗訴，也不能對它采取強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強制執行判決。簡言之，一國法院不得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的對象和強制執行的對象。在本案中，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與美國建立有正常的外交關系，承認中國在美國享有司法豁免權是美國的法律義務。美國法院無視國際法和美國承擔的義務，對一個主權國家行使管轄權，向中國外交部長發出傳票，竟對一個主權國家作出缺席判決，這在國際法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主權豁免作為中國所固有的權利，除非自己放棄，任何國家或其機關都無權剝奪這一權利。盡管隨著國家參與經濟活動而出現了有限豁免原則，但它并沒有形成為一項習慣法規則。有限豁免原則以國家行為及其財產的性質來判定是否給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問題。

（2）美國轉向有限豁免立場后頒布的《外國主權豁免法》只是一項國內法。該法規定國家的商業性行為不能享有主權豁免，那只是美國單方面的主張。在沒有國際條約規定的情況下，一國通過其國內法單方面地剝奪它國的主權豁免是不適當的。而且，就如美國上訴法院所說，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為。因此，中國反對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拒收傳票、拒絕出庭和拒絕判決的立場是合法的。

（3）對于國家債務的繼承，“惡債不予繼承”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這個規則在英美的實踐中早已得到承認。湖廣鐵路債券是清政府為了修建一條便于鎮壓南方各省的革命運動的鐵路而發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業行為。該債券在英、法、德、美列強之間認購，是列強劃分在華勢力范圍的歷史證據。因此，這筆債務毫無疑問地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不予繼承。

3、荷花號案

問題：請分析，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 為什么？

答：本案涉及屬地管轄權和公海管轄權問題。屬地管轄即是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行使管轄。一國是否可對在其領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轄權呢?國際法承認一國可以根據“屬人優越權”(國籍)、保護性管轄原則、普遍性管轄原則行使管轄權。例如，根據保護性管轄原則，為了保護國家及其國民的重大利益，國家有權對外國人在該國領域外所犯的某種罪行實行管轄。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決的那樣，刑法的屬地性不是國際法的一項絕對的原則，也并不與領土主權完全一致。

雖然本案判決超越了刑法的屬地性原則,但并不等于說本案的判決就是正確的。事實上，本案的判決在下述兩個方面長期受到國際法學界的批評，也為后來的國際實踐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認當時存在著船旗國對發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專屬管轄權的國際法規則，1958年《公海公約》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對此都作出了明確否定。公約規定國家對在公海上的本國船舶，包括船員、乘客、貨物有權行使管轄。《海洋法公約》第97條還排除了船旗國和船長或船員的國籍國以外的國家對他們行使刑事管轄權。二是法院將一國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該國領土，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浮動領土說”的反映。雖然某些國際公約為了便于解決管轄權問題而將船舶稱為“擬制領土”，但它畢竟不是一國實際領土。而且，“浮動領土”是與“治外法權”相聯系的，因此，法院的這個觀點是過時的和不恰當的。

4、美國參議院通過“西藏問題”修正案

問題：請分析，美國參議院通過 “西藏問題“修正案是否違反國際法？ 為什么？

答：(一)所謂修正案是違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從國家主權原則引申出來的一項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它是指一國不準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國的內外事務，不準以任何手段強迫他國接受另一國的意志、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之一。因此，有關西藏的任何問題都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別國是無權干涉的。而美國國會的少數人圍繞所謂“西藏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都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國家或者任何人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也是永遠不會得逞的。事實上，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都把他們的魔爪不斷地伸向西藏，妄圖把西藏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但是他們的陰謀始終未能得逞。

(二)所謂修正案侵犯了我國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是國家主權原則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然處于中國主權管轄之下，這早已為世界各國所承認。現在，美國國會的所謂“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妄圖把西藏從我國領土分裂出去，這就是破壞和分裂領土完整，侵犯我國領土主權。

(三)所謂修正案違背了美國承認的國際義務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簽署的聯合公報中莊嚴宣布：“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按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美之間簽署的公報中所確定的權利和義務，對中美雙雙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國國會關于“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嚴重地違背了美國在中美的聯合公報中承擔的義務。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對西藏問題以何種方式來解決也是由中國決定的內部事務，絕不允許任何外國的干涉。

5、卓長仁劫機案

問題：(1)韓國對中國被劫持地96號民航機、機組人員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約》的規定?

(2)韓國拒絕引渡卓長仁等罪犯是否違反國際法?為什么?

(3)中國請求引渡卓長仁等的根據是什么?

(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訴原則”?該原則有何意義? 答：（1）關于被劫持的航空器、機組人員和乘客的保護問題

對于被非法劫持的航空器及其內的機組人員和乘客，依公約規定，航空器的降落地國應予保護。《海牙公約》第九條規定：“當第一條第一款所指的任何行為（指用暴力或暴力威脅，或用任何其他脅迫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該航空器，或任何此類未遂行為）已經或即將實施時，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恢復或維護合法機長對航空器的控制。”“前款所述情況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機組人員所在的任何締約國，應對乘客和機組人員盡快繼續其旅行提供方便，并將航空器和所載貨物不遲延地交還給合法的所有人。”韓國對我國被劫持的296號民航客機的機組成員和乘客提供了方便，應日本乘客要求讓他們返回了日本，協助中國乘客和機組人順利返回中國。并將航空器交還給中國。所以說，韓國是嚴格遵守了《海牙公約》的規定的。

（2）韓國當局對此案有管轄權。實際上，韓國是《東京公約》、《海牙公約》、《蒙特利爾公約》的締約國，本案所劫特的飛機屬中國所有，而迫降在韓國境內。根據《東京公約》，在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為，原則上由航空器登記國行使管轄權，這與船舶適用船旗國管轄權相似。締約國應采取措施，對在本國的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行使管轄權，因此，對此案，中國當然具有管轄權。但是，航空器登記國優先行使管轄權并不排除其他國家根據其國內法行使管轄權。《東京公約》第四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航空器登記國以外的國家也可行使刑事管轄權：犯罪的影響及于該國領土；受害者具有該國國籍或在該國有永久居所；犯罪行為危害該國安全；犯罪行為違反該國有關航空器飛行或操縱規則；該國為遵守國際多邊條約的義務，有必要行使管轄權。《東京公約》第3條第3款還規定：本公約不排除根據本國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因此，根據上述規定，韓國無疑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而根據《海牙公約》第四條第一款，下列國家具有管轄權：在其內發生罪行的航空器的登記國；犯罪嫌疑人至降落時仍在航空器內的航空器降落地國；租來時不帶機組的航空器的承租人主要營業地國或永久居所地國；發現并逮捕罪犯的國家。該條第三款規定：本公約不排除根據本國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根據上述規定，除了航空器登記國中國對此案有管轄權外，航空器降落地國韓國、發現并逮捕罪犯的國家即韓國也有管轄權。

因此，不管是根據《東京公約》，還是根據《海牙公約》，韓國法院的管轄權是肯定的。

（3）根據《東京公約》，在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及其他危及航空安全的行為，原則上由航空器登記國行使管轄權，這與船舶適用船旗國管轄權相似。締約國應采取措施，對在本國的航空器內發生的犯罪行使管轄權，因此，對此案，中國當然具有管轄權。

（4）《海牙公約》第八條規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罪行，如果締約國間是以引渡條約作為引渡的條件，而它們又未訂有條約時，可以自行決定以本公約為對該罪行進行引渡的法律根據。但公約并未強加締約國有引渡義務。

依據《海牙公約》上述規定，罪犯所在地國要么引渡犯罪嫌疑人，要么在當地起訴犯罪嫌疑人，即“或引渡，或起訴”原則。或引渡或起訴原則是與普遍管轄相聯系并作為拒絕引渡后的一種補救措施而出現的。“或引渡或起訴”，是根據荷蘭法學家、近代國際法奠基人格勞秀斯1625年在其《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中提出的“或引渡或處罰”的名言發展而來的。這個原則的最初實踐是不同意把罪犯引渡給請求引渡的國家時，被請求國應承諾按照本國法律予以處罰。但是在其由雙邊條約中的協議向國際刑法通則過渡的過程中，其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時至今日，它已經發展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刑法原則之一。該原則的確立，旨在通過國家間的刑事合作，使每個實施國際犯罪的人，不論逃到世界的哪個地方，都無法逃避應受的刑事制裁。

或引渡或起訴原則，在國際刑法公約中的一般表述為：在其境內發現被指稱的罪犯的締約國，如不將此人引渡，則不論罪行是否在其境內發生，應毫無例外地并無不適當延遲地將案件提交其主管當局以便起訴，該當局應按照本國法律以對待任何嚴重性質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樣方式作出決定。在學術界，這一原則通常被表述為：在其境內發現被請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國家，按照其簽訂的有關條約或者互惠原則，應當將該人引渡給請求國；如果不同意引渡，則應當按照本國法律對該人提起訴訟以便追究其刑事責任。

按照這一原則，在其領土內發現被指稱的國際犯罪分子的國家，應當將案犯引渡給有權管轄并提出引渡請求的國家；作為一種選擇，如果在其領土內發現罪犯的國家不愿將罪犯引渡給請求國，那就應當按照普遍管轄原則，將其交給本國有權對其進行起訴的機關，按照本國法律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一原則，作為國際刑事合作中的義務性規定，對被請求國來說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即：在其境內發現犯罪人的國家，當他國對該犯罪人提出引渡請求時，被請求國就必須在引渡與起訴之間作出選擇，要么將該犯罪人引渡給請求國，要么對其進行司法審判。

6、北海大陸架案問題：

1.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自然延伸原則？

2.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公平原則？

3.根據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自然延伸原則與公平原則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中是否能同時適用？

答：（1）自然延伸系指沿海國之海岸前端向海的持續延伸。大陸架區域是沿海國陸地領土向海和在海下的自然延伸。沿海國根據對其大陸領土的主權，并作為沿海國為勘探海床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的目的對大陸架行使主權權利的擴展，對于構成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到海洋或海下的大陸架區域的權利，事實上并自然就存在。簡言之，這是一種固有權利。為行使這種權利，無需經過特別法律程序，也不必履行任何特定法律行為陸地領土或領域，或沿海國陸地主權經由處于該國完全主權之下的領海海床向公海和在公海下自然延伸或繼續的原則是比鄰近概念更為基本的原則。海底區域不能由于或僅僅由于它們位于一沿海國的附近就實際歸屬于該國。單純鄰近本身不能賦予陸地領土所有權。賦予沿海國大陸架權利的是有關海底區域是該國領土的延伸或繼續。因此，如果一特定海底區域不構成一沿海國陸地領土的自然或最自然延伸，那么，即使該區域距離其比任何其它國家的領土更為接近，也不能被認為是屬于該國，或至少在該海底區域應被視為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國家提出競爭性要求時是如此，縱然該區域距離其沒有那么近

（2）劃界必須按照公平原則進行。這不是把公平簡單地作為抽象的公正來適用的問題，而是根據那些一貫成為大陸架法律制度在此領域發展的基礎的觀念，適用一項其本身要求適用公平原則的法律規則的問題，即

(a)當事國有義務進行談判以達成協議，并且不僅僅把經過一種形式上的談判程序作為缺乏協議時自動適用某種劃界方法的一個前提條件；它們有義務使談判富有意義，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堅持已見而不準備作出任何修正，則不要求如此。

(b)當事國有義務這樣去行為，即在特定情況下，并考慮到所有情況，適用公平原則，一為此目的，可以采用等距離方法，但如果存在其它方法，也可以根據有關區域的情況單獨采用或合并采用。(c)任何國家的大陸架必須是其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并不得侵占另一國家領土的自然延伸

公平并不一定意味著平等。從來不可能有任何完全改變自然的問題。公平并不要求一個沒有通海道的國家應當被分配給一個大陸架區域，否則就可能發生把一個擁有廣闊海岸線的國家同一個擁有有限海岸線的國家的情況等量齊觀的問題。

平等是被看作在同一水平上，而不是那些公平能夠補償的自然不平等。相同程度的平等理論可能導致不公平。為此，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即一個國家應享有的大陸架權利同其鄰國所享有的那些權利有很大的差異，其原則僅僅是一方的海岸線在形式上不顯得凸出，而另一方的海岸線則顯著凹陷，盡管這些海岸線在長度上相差無幾。因此，這不是一個不顧事實完全改變地理的問題，而是鑒于幾個國家間準平等的地理狀況，減輕可能導致不合理差別待遇的偶然性的特殊特征引起的后果的問題

適用公平原則必須達成公平的劃界結果，即劃界必須尋找的不是一種劃界方法，而是一種目標。劃界必須是公平的。更確切地說，首要的問題是要確定能夠實現劃界且被認為是公平的方法。為達成這種方法，國家可能考慮的因素沒有法律限制，而且，通常是權衡所有這些會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而非依賴其一排斥所有其它因素。賦予考慮的各種因素以相對重要性的問題自然墮情況而變化。

（3）不存在任何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強制性的劃界方法。等距離方法不是習慣法的強制性規則。其根本原因在于：如果該方法被強行適用于所有情況，這就會同從一開始就反映了劃界問題上的法律信念的某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相抵觸在某些地理環境下，等距離方法會導致不公平。就大陸架劃界的結果而言，海岸線上最細小的不規則現象都會被等距離自動地擴大。因此，在海岸線凹進或凸出的情況下，如果采用等距離方法，那么這種不規則越大和劃界區域距離海岸越遠，所產生的結果就越不合理。這樣，對于自然地理特征所造成的結果的擴大必須予以糾正或盡可能地給予補償，否則就會產生不公平。在北海的情形，不顧地理環境而單純根據等距離方法劃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簡化將是多么不公平。所以判決在戰后大陸架劃界法的歷史上首次較科學地、權威性地提出了符合一般大陸架地理地質狀況、同時也符合大多數沿海國利益的按照自然延伸的原則與公平原則劃界的主張，否定了以中間線或等距離規則作為強制性的習慣國際法規則的主張。

7、英伊石油公司案

問題：(1)國際法院認定這種特許權協定不構成國際法上條約的法律與事實依據是什么？

(2)一國政府與一外國公司簽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的法律性質是什么？這種協定應受何種法律調整？為什么？

(3)一國政府是否有權變更或廢除它與一外國公司鑒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該國政府是否對其為公共目的的單方廢除這種協定行為承擔國際責任？

答：（1）條約是國際法主體之間依據國際法所締結的據以確定其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國際協議。只有國家、國際組織等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才是條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與國家間訂立的協議，不論內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條約而只是契約。雖然在簽訂這項協議前，兩國政府間進行過談判，但協議本身只能被認為是一國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合同，英國政府并非契約的當事人，英國政府同伊朗政府無契約上的法律關系。伊朗政府既不能根據契約對英國提出任何權利要求，而只能向該公司提出要求，也不對英國政府負擔任何契約上的義務，而只對該公司負擔義務。協議文件由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雙方簽署，惟一的目的是規定伊朗政府同公司之間有關特許協議的關系，絕不是調整兩國政府間的關系。

（2）一國政府與一外國公司簽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的法律性質是合同(租讓合同)。因為本案中締約雙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過談判及交換對價,根據國家締約方立法確定其權利義務關系,并經國家締約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審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國內法上合同的性質,應屬國內法調整。

（3）既然是契約而非條約，那么就應以合同性質看待變更與廢除，如屬于單方違約，則依相應沖突規范處理。

8、諾特鮑姆案

問題：（1）何為實際國籍原則？為什么國際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國籍是諾特鮑姆的實際國籍？（2）危地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諾特鮑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國際法？

答：（1）國際法院根據實際國籍聯系原則否定了列支敦士登是諾特鮑姆的國籍。所謂實際國籍聯系原則，就是指國籍必須是真實有效的國籍,即該國籍符合基于個人與國籍國間有最密切的實際聯系的事實.所謂最密切的實際聯系的事實包括慣常居所地和利益中心地,家庭聯系,參加公共生活,對子女的灌輸,對特定國家流露出的依戀等等。

在本案中諾特鮑姆具有兩種國籍，即德國—出生取得，列國——歸化取得。從諾特鮑姆的一生活動來看，他雖然取得了列國國籍，但他與列國的聯系并不密切，而長期僑居在外從事商業活動，那么在實踐中個人與他國國籍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為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本案來看，諾特鮑姆雖然取得列國國籍，但與列國并沒有建立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國為他的實際國籍。

（2）危地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諾特鮑姆采取的措施其中大部份符合國際法，小部份不符合國際法。戰爭狀態的出現導致戰爭法規的啟用。危地馬拉逮捕諾特鮑姆并把他拘留在美國，扣壓他在危地馬拉的財產作出取銷其國籍行政決定，拒絕他回危地馬拉的申請，拒絕撤銷關于取消列支敦士登國籍的決定符合戰爭法中關于敵僑的規定。危地馬拉沒收諾特鮑姆的財產和商店違反國際法，根據國際法規定，因為在戰爭時，交戰國對其境內的僑民有權采取強制措施，對敵僑的財產可限制轉移、凍結或征用，但不得沒收。

9、“露斯坦尼亞號”案

答：德國擊沉“露斯坦尼亞號”在戰爭法上引起兩個后果：

(1)國際條約禁止攻擊非武裝商船，根據1930年在倫敦簽訂的《限制和裁減海軍軍備的國際條約》，“潛水艇在對商船的行動中，必需遵守水面軍艦所應遵守的國際法規則：不得在預先安置旅客、船員和船舶文書于安全地方以前擊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亞號”是一艘非武裝商船，德國擊沉該船是應承擔戰爭法責任的。

(2)不得傷害中立國國民。根據傳統的中立法，中立國的人或貨物應受到保護，德國應該賠償128名美國國民的損失。總之，德國濫用潛艇用魚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傷亡，是戰爭法所禁止的2.尼加拉瓜的軍事與準軍事活動案

問題：美國的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為什么？

答：美國的做法不符合國際法。

其對尼加拉瓜的行動違反了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國家主權及于每個國家的內水和領海。在他國內水或領海布雷，構成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布雷妨礙了進出港口的權利，也阻礙了該國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業活動，因而構成侵犯國家主權原則的行為；美國在尼加拉瓜境內的行動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對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裝是對尼內政的干涉，明顯違反了不干涉原則；美國鼓勵了尼反政府武裝從事違反人道法原則的行為，美國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國船舶及其人員的人身、財產損害的行為也構成了對人道法原則的違反；美國有義務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違背其國際義務的行為，并對違反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予以賠償。

3、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

問題： 1.什么是戰犯？戰爭犯罪屬于什么性質？

2.為什么說紐倫堡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發展了戰爭法？

3.紐倫堡法庭審判德國戰犯的根據是什么？

4.1946年聯合國大會確定了哪7項原則？

5.確立戰爭罪行的概念及意義是什么？

答：（1）戰犯指在戰爭中從事違犯戰爭法規和慣例行為的實施者，主要包括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共謀者等。戰爭犯罪是破壞世界和平，危害人類安全的犯罪，屬于國際性罪行。

（2）因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實踐是國際社會依據國際法對戰爭犯罪的各種行為進行審判和處罰的成功范例，其不僅創立了懲治戰犯的各項原則，還表明建立國際法庭懲治戰爭犯罪是一種使國際得以遵守和執行的良好形式，為以后建立國際審判罪犯的機制積累了經驗。

（3）1945年《關于控訴及懲處歐洲各軸心國家主要戰犯協定》及其附件《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4）七項原則分別是：a國家主權平等原則；b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原則；c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原則；e集體協助原則；f普遍遵守原則；g不干涉內政原則

（5）沒有侵略便不會有國際戰爭，沒有國際戰爭便不會有殺傷、破壞、虐待俘虜、殘害平民等各種戰爭罪行，戰爭犯罪是危害全人類的最嚴重的國際罪行，確定其概念和性質，有利于懲治這類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責任，同時也使后人遵守國際法成為順理成章之事。

第五篇：國際公法案例分析

1: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案 問題：

1.什么是戰犯？戰爭犯罪屬于什么性質？

2.為什么說紐倫堡軍事法庭對德國戰犯的審判發展了戰爭法？

3.紐倫堡法庭審判德國戰犯的根據是什么？

4.1946年聯合國大會確定了哪7項原則？

5.確立戰爭罪行的概念及意義是什么？ 答案:（1）參與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犯有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違反人道原則等嚴重罪行，被認為是戰爭犯罪。戰爭犯罪的組織者、教唆者、領導者和共犯者稱為戰爭罪犯或戰爭犯罪分子，簡稱戰犯。戰爭犯罪是對全人類的最嚴重侵害，是嚴重的國際罪行。

（2）紐倫堡審判是國際法上歷史性的創舉。它綜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系列國際宣言、法令、條約中所確定的規則，在實踐中確認了一項國際法原則：發動侵略戰爭是嚴重的國際罪行，有關國家和個人必須為此承擔國際責任并應受到懲罰。紐倫堡審判確定戰爭罪行的概念和性質，可以為審判戰犯提供依據，有利于對戰爭犯罪進行懲處，對以后對戰爭犯罪的審判和懲處起到了指導作用，也起到了警世世人的作用。這對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和國際責任法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3）依據1945年《關于控訴及懲處歐洲各軸心國家主要戰犯協定》，及《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4）七項原則是：

①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人承擔個人責任，并因此而受到懲罰； ②不違反所在國的國內法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 ③被告的地位不能作為免除國際責任的理由； ④政府或上級命令不作為免除國際責任的理由； ⑤被控有違反國際法罪行的人有權得到公平審判；

⑥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 ⑦共謀上述罪行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

2:英伊石油公司案

（1）國際法院認定這種特許權協定不構成國際法上條約的法律與事實依據是什么？

（2）一國政府與一外國公司簽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的法律性質是什么？這種協定應受何種法律調整？為什么？

（3）一國政府是否有權變更或廢除它與一外國公司鑒定的合作開采其自然資源的協定？該國政府是否對其為公共目的的單方廢除這種協定行為承擔國際責任？ 答案:

3:北海大陸架案

（1）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自然延伸原則？（2）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公平原則？

（3）根據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自然延伸原則與公平原則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中是否能同時適用？ 答案:

4:湖廣鐵路債券案

（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在美國享有豁免權？為什么？

（2）美國1976年的《國有主權豁免法》是否適用湖廣鐵路債券案？為什么？

（3）為什么說湖廣鐵路的債券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有義務繼承？為什么？ 答案:

5:美國參議院通過“西藏問題”修正案 問題：

請分析，美國參議院通過 “西藏問題”修正案是否違反國際法？ 為什么？ 答案:

6:卓長仁劫機案

（1）韓國對中國被劫持地96號民航機、機組人員及其乘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海牙公約》的規定了

（2）韓國拒絕引渡卓長仁等罪犯是否違反國際法?為什么?（3）中國請求引渡卓長仁等的根據是什么?（4）什么是“或引渡或起訴原則”?該原則有何意義?

答案:（1）符合，因為根據《海牙公約》第九條規定：

一、當第一條（甲）款所指的任何行為已經發生或行將發生時，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恢復或維護合法機長對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況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機組所在的任何締約國應對旅客和機組繼續其旅行盡速提供方便，并應將航空器和所載貨物不遲延地交還給合法的所有人。

（2）不違反國際法，一個國家有權選擇對罪犯是否引渡，《海牙公約》中更是規定了不引渡即起訴原則，沒有有關條約明確規定，就不必須引渡。

（3）中國請求引渡等罪犯的根據是《海牙公約》的第4條，我國是被劫飛機的登記國和罪犯的國籍國，對他們的罪行有管轄權。

（4）在其境內發現被指稱的罪犯的締約國，如不將此人引渡，則不論罪行是否在其境內發生，應無例外地將此案件提交其主管當局以便起訴。該當局應按照本國法律以對待任何嚴重性質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樣方式作出決定。這種規定主要是為了保證對犯有劫機罪的人，無論在何處，都不致于因任何國家不對其加以逮捕和審判而逃脫懲罰。因而不僅使各締約國享有對罪行實行管轄的權利，同時也使各國負有嚴厲懲罰犯罪的義務。但是，在對等劫機犯的處理上，是不合理的，他們犯罪的情節之嚴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國際輿論的譴責。南朝鮮當局在對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輕。

7:諾特鮑姆案

（1）何為實際國籍原則？為什么國際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國籍是諾特鮑姆的實際國籍？

（2）危地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諾特鮑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國際法？ 答案:（1）實際國籍原則指的是：國籍要符合個人與國籍國之間有最密切實際聯系的事實。最密切聯系的事實根據慣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聯系地等。如果以一國的國籍來反對別國時，該國籍必須符合實際情況。這也是危國抗辯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諾特鮑姆具有兩種國籍，即危國——出生取得，列國——歸化取得。從諾特鮑姆的一生活動來看，他雖然取得了列國國籍，但他與列國的聯系并不密切，而長期僑居在外從事商業活動，那么在實踐中個人與他國國籍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為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本案來看，諾特鮑姆雖然取得列國國籍，但與列國并沒有建立一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國為他的實際國籍。

（2）不符和國際法。因為在危國，諾特鮑姆屬于外國人，根據國民待遇原則，外國人與所在國國民應處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權利中的人身自由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財產權、債權、知識產權等。顯然危國政府逮捕諾特鮑姆，沒收財產的做法不符和國際法。

8:光華寮案

（1）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否符合國際法？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的判決或裁定是符合國際法的嗎？為什么？ 答案:（1）臺灣當局不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它不能代表中國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因為根據政府繼承的法律效果，原國民黨政府的國際主體地位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

（2）日本法院不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因為根據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日本政府既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就有義務接受由此而產生的法律效果。必須承認中國前國民黨政府已經消亡，在日本的國際關系上該政府已不再存在。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將臺灣當局作為代表中國的實體對待，不得與其進行官方交往，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臺灣當局以就政府的名義在日本或其他場合進行活動，包括在日本的訴訟活動。

（3）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符合國際法的。

（4）1982年其后的判決或裁定都不符合國際法。因為根據政府繼承的法律效果，新政府有權繼承前政府的全部國家財產，無論該財產在國內或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有資格繼承國民黨政府所有的中國國家財產，繼承位于日本境內的中國財產。

9:荷花號案 問題：

請分析，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 為什么？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