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消極腐敗”成因剖析

認識不清和重視不夠是造成“消極腐敗”蔓延的主觀原因。不少人認為只有貪污受賄才屬于腐敗行為，而“吃點、喝點、玩點、用點”根本算不上什么腐敗。

盡管“消極腐敗”表述已經使用多年，但內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并沒有一致的看法。美國專家海德海墨根據人們對于腐敗行為的容忍程度，曾把腐敗區分為“黑色腐敗”（受社會普遍譴責的腐敗行為，希望在原則的基礎上對之予以懲罰）、“白色腐敗”（社會上大多數人不認為應當受到懲罰的腐敗行為）和“灰色腐敗”（具有廣泛爭議的腐敗行為）三種類型。所謂的腐敗只有黑色腐敗和界于黑色與白色之間的灰色腐敗。在本文中，我們所區分的“積極腐敗”和“消極腐敗”分別與海德海墨所區分的“黑色腐敗”和“灰色腐敗”相對應。

“消極腐敗”產生的根源

首先，認識不清和重視不夠是造成“消極腐敗”蔓延的主觀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甚至在有關“什么是腐敗”的問題上都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分岐。不少人認為只有貪污受賄才屬于腐敗行為，而“吃點、喝點、玩點、用點”根本算不上什么腐敗。

其次，現行有關行政管理體制上的弊端、漏洞是造成“消極腐敗”蔓延的客觀原因。在財政預算管理體制上，由于存在著預算內和預算外的劃分，預算外資金基本上是監督失控的，加之財政支出基本上都是由“一支筆”來決定，這就很容易導致資金使用上的“軟約束”。在財政收入體制上，由于存在著普遍的創收制度，單位創收又和單位的預算掛鉤，從而將權力與利益牢固地捆綁在一起，客觀上刺激了各單位擴大創收的沖動，大部分創收甚至直接進入到預算外，這就為滋生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決策體制上的弊端也是造成“消極腐敗”蔓延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些“消極腐敗”的產生與盛行，與現行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決策體制直接相關。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權力過分集中的決策體制不僅為個人專斷決策打開方便之門，而且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監督和制約。

第四，政策執行不力是造成“消極腐敗”蔓延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們就“消極腐敗”現象已制定出大量的規章制度，但是由于執行不力，導致這些規章制度在反腐敗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就拿公款吃喝來說，我們相繼出臺了多個文件，對接待的檔次、金額、陪同人數，甚至是菜的分量都進行了規定，但結果卻是“幾十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此外，在公款配車、公款旅游、公款出國、公務招待、辦公用房也都有相應的規定，但往往得不到有效執行，甚至形同虛設。

如何從根本上治理“消極腐敗”

統一認識，高度重視。各級黨政機關要按照黨的十七大的有關精神，真正提高對于“消極腐敗”現象嚴重危害的認識，提高反對和治理“消極腐敗”現象的自覺性。

進一步深化相關體制改革，這是治理“消極腐敗”的治本之策。特別是財政預算體制改革、財政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對于治理多種揮霍浪費型的消極腐敗現象會起到釜底抽薪、立竿見影的功效。首先，必須深化財政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統一預算內和預算外，實行“一本賬”，使全部預算都要納入到人大監督范圍。其次，必須改革財政收入分配體制，逐步廢除行政性收費項目。對于保留的行政收費項目要實行徹底的“收支兩條線”，廢除收費和預算之間的掛鉤，徹底切斷部門權力和部門利益之間的聯系。

深化決策體制改革，克服權力過分集中。在決策體制改革方面，黨的十七大已經提出了一系列明確要求。近期來看，就是要“推行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 “票決制”普遍化將有效分解權力，是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有效對策。

落實關鍵政務信息公開，真正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過去一些年里，政務公開一直在推行，十六大以來，黨務公開也提上日程，但公開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別是關鍵政務信息保密成了公開的最大難點。要有效防治各種“消極腐敗”現象，一個關鍵的對策就是對決策信息，財政預算信息，特別是“三公消費”等信息，領導干部個人必要的生活細節信息進行公開。同時，要通過立法保障媒體對于公共權力運行的監督權。

建規立制，嚴格執法，提高對于各種“消極腐敗”現象的打擊力度。盡管在過去若干年里，黨政機關已經制定了為數不少的查處消極腐敗現象的規定，但存在規定重復、混亂，具體規定比較籠統、操作性差，執行機關不明確等問題，結果使很多的規定沒有發揮效果，甚至完全成為擺設。因此，要對以往的規定進行清理，在合并精簡的基礎上，消除薄弱環節，特別是要明確實體標準、責任歸屬和懲治規定。應當明確紀檢監察機關作為統一的執法機關，打擊“消極腐敗”行為。

第二篇：消極腐敗的危險

李永忠 董瑛：科學研判“消極腐敗的危險”

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向全黨鄭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的時代命題，再一次把科學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極腐敗的危險”尖銳地擺在了全黨面前。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防治因腐敗而導致的“政治安全風險”問題，一直是黨的領導人的關切重點和思考主題。毛澤東曾告誡全黨：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別姬”、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局面。鄧小平警示大家：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焙\濤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在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么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碧貏e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和政府把反腐敗置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之中進行謀劃和推進,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方略不斷完善，但是腐敗魔法也不斷改變，腐敗問題不斷突破民眾承受底線，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學研判“消極腐敗的危險”因素，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表現之一：反腐敗戰略“頂層設計”滯后，成為“消極腐敗的危險”的滋生蔓延之傷。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反腐敗戰略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未能如期推進和突破，已經取得的反腐敗成果有被嚴峻的腐敗形勢所抵消或得而復失的可能，執政黨的一些執政資源也有喪失的危險。

一是提出問題張冠李戴。在反腐敗的規劃設計過程中，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背離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中國歷史上積淀的一些反腐敗的優秀實踐成果、理論成果和制度成果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尤物。如中國秦王朝不僅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權力制衡、“三權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監察議會專員制度和美國三權分立制度早了兩千多年，而且孫中山還推動了權能分開、五權分立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但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相當部分人士卻把“三權分立”當成資本主義的制度特產和價值模式,諱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敗措施難以實質性啟動。即使十七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但還是有人仍然堅持把三權分立、普選制、競爭性選舉、民主法治、憲政改革、權為民所授等人類社會共同創造的優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識形態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場的高帽而不敢試、不讓闖、不準冒、不許用，至今仍然“用等級授職制代替普選制”，嚴重違背馬克思總結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問題諱疾忌醫。謀劃反腐敗戰略時，有時不善于使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則，拋棄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方法論精髓，采取實用主義的問題論，把社會主義的體制機制缺陷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流毒、資本主義的病毒，把內生的腐敗怪象及其衍生的風險因素，片面地認為是“外在”的問題可以通過“體制外”來解決。如對既得利益勢力壟斷制、一把手體制、潛規則和明規則雙軌運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發的病變和腐敗亂象，都統統歸咎于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和封建皇權思想的作祟，不去觸動改革現行體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風險仍大量存在。

三是現有反腐敗架構難以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由于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致使解決腐敗問題的戰略架構常常脫離原點，畸形的監督權配置無法套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力之虎，粗放的反腐體制無法適應權利時代的全民反腐訴求，封閉的反腐模式無法滿足信息時代的開放的反腐機制建設，無學科化支撐的反腐之策無力應對“易發多發”的腐敗之風。因而，把握改革“時間窗口”，加強反腐敗戰略“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上下互動、內外結合，重點突破、有序推進，成為當下我國應對消極腐敗危險的緊迫任務。

表現之二：主體結構缺陷成為“消極腐敗的危險”的根源性因素。馬克思指出，問題的產生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存在。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尖銳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致使我們犯大錯誤的“總病根”。要想實現科學發展，必須改革權力結構使之科學。改善結構、注重質量，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章太炎先生20世紀初發出“俱分進化”的警世預言，道德之善惡、生計之苦樂都是雙方并進的。我國高速增長的經濟總量光環，衍生和掩蓋著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主體結構缺陷成為制約和影響中國反腐敗甚至改革開放進程的根源性風險因子。

一是權力結構僵化。我國現行權力結構，是按照140年前馬克思總結的巴黎公社“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議行合一”權力結構，借鑒蘇聯模式，初創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證明，“議行合一”的權力結構，極易演變成為從上自下高度并過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形成以“一把手”為核心的“管理層控制”的人身依附關系，出現執行權取代或侵占決策權、控制或異化監督權的“議行監合一”的權力運行模式。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成為黨群疏離、權力腐敗、作風變異和危機事件多發的“總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權的政府和官員在逐利時代常常像一個個總務處，既無心無力充當精神旗幟，更無心無力真正踐行以人為本；致使權威性的“三會”（黨代會、人大會、政協會）在集權時代常常開成一個個程式化的“清淡館”，無能也無法真正踐行民主原則，無能也無法有效授予和監督公權。

二是經濟結構缺陷。當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外匯儲備規模和出口總額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競爭力與大國地位不符，結構競爭力長期在低位徘徊，市場配置資源機制不健全，“無形之手”權重過小，“有形之手”權重過大，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有因為缺乏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科學的結構體系、健全的市場機制而失去精進動力的危險。

三是隊伍結構不優。俄羅斯共產黨20多萬黨員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300多萬黨員時，打敗了德日法西斯；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發生了亡黨亡國的歷史性悲劇。同樣是一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由于非常注重隊伍質量建設，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強政黨自身的結構建設，黨員占全國人口總數基本保持在0.38%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而我國目前黨員達8000多萬，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8%，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執政黨。但是，在不斷擴大黨執政的階級基礎的同時，黨員質量建設有所忽視，少數地方黨員發展過多過快，一些不知黨、不信黨、不愛黨的人被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一些地方出現入黨功利化、手段化的現象，嚴重影響了黨員隊伍的整體質量、形象和戰斗力。同時，由于片面理解和執行干部“年輕化”，致使“年輕化”這一權宜之計，成為培養選拔干部的長久之策。從而在調動少數人積極性的同時，卻使大多數干部的積極性備受壓抑！干部隊伍建設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產生著各種“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劇了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甚至騙官殺官的“六官現象”！在“年齡縮水”、“文憑注水”的“兩水”壓力下，催生了一些“59式”、“49式”,甚至“39式”、“29式”的腐敗干部，從而產生了危害最烈、群眾意見最大的吏治腐敗危險；還帶來了“能力不足的危險”，出現不少“缺乏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和重大政治風浪考驗”的干部，出現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領恐慌”的問題。王稼祥7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為了黨員數量而降低黨的質量、黨的水平。假若為了黨的數量而降低黨的水平、黨的質量，便是離開了列寧主義。

四是社會結構滯后。與經濟發展相比，我國社會結構調整滯后，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既存在結構性失調和功能性失調問題，又有大量的歷史遺留老問題和社會轉型衍生的新問題，如社會體制陳舊，管理手段落后，社會組織建設遲滯，公民權利缺乏有效保障，貧富差距拉大，危機事件多發等等，從而造成社會秩序紊亂和社會運行遲滯，中國的社會穩定因為缺乏相應的道德元素、權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的危險。2010年，中國社科院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政治結構落后于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多少年未講），這是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們在輝煌的“總量論”中應更加清醒和自覺，不能光以速度、規模、總量看次第，關鍵要從結構、內涵、戰略上看質量。全面的結構改革和優化，成為新形勢下中國應對危機和風險的首要任務。

表現之三：權權交易成為和平時期危及黨的先進性形象和執政地位的新型風險因素。在快速推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五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建設過程中，受本土化傳統思想文化糟粕的潛在感染，受國際化腐敗現象的傳導感染，受轉型期制度體制機制的缺陷感染，腐敗現象逐漸向“三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演變，腐敗手段智能化、腐敗形式隱秘化、腐敗收益虛擬化的特征日趨明顯。

一是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成為典型的腐敗方式。權錢交易，即權錢互換的赤裸裸的現實性簡單交易，是權力現值的交換體現，是一種典型的顯性腐敗現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斷翻新：汽車、電腦等現代工具替代了電視、手機等傳統工具；字畫、古玩等藝術商品替代了煙酒、服裝等傳統物質；土地、礦產、股份、資本等要素資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現為變現性、“比價”性、一次性和風險性。權色交易，即權力與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質形態的復雜交易，是權力期值的持續體現，是一種典型的隱性腐敗現象。其形態由傳統的男女“授受不親”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斂資財兼收并蓄轉變；由權力與款物、值卡等實體交易向權力與信息、股份等虛擬交易轉變；由權錢兩清的現值交易向權力即時支付、回報未來領取的期值交易轉變；女色、業績、情感等由自然屬性向權力場上的市場特性轉變。其特點是隱秘性、溫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權權交易成為一種亟待高度關注和科學應對的新型腐敗方式。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由于風險較大，易授人以柄，腐敗分子也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實施權力與權力的隱性交易。這是權力借助虛擬手段無限放大并急劇升值的一種無形腐敗現象。這種腐敗現象不僅隱蔽性更強，更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蛻變現象，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從執行權領域的權權交易到決策權、監督權領域及其相互間的權權交易。其二，從經濟、社會領域的權權交易到政治領域的權權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實際上形成了以“一把手”為主導的“管理層內部控制”問題，逐漸實現了對區域內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到政治資源的全面壟斷和控制，“一把手”成為腐敗的高發崗位。如河南省2006年換屆以來，已查處擔任過縣委書記一職的高達22人。其三，從財權、物權的權權交易到干部人事權的權權交易。如張書記提拔李局長的原任秘書，李局長提拔張書記的兒子，形成“官選官、大官選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權權交易的主要特征。與前兩種交易形式相比，權權交易主要表現為一種以虛擬交易為手段，以更隱秘、更長遠、更鞏固的期權利益為目的的無形腐敗，是腐敗現象演變的第三個階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權力“受托者”巧于權力資源的算計、運籌，實現權力之間的對接、整合，積聚、提升權力的內生價值，轉化主要是無形權力的交換價值，以謀取其個人、家庭或利益集團的深層和長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團性。通過構建經濟、社會、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紐帶，借以形成鞏固聯盟或既得利益集團，逐漸實現從對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控制到對政治人控制的轉變，從經濟利益集團到政治利益集團的轉變，以謀求未來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以“權力”為主導形成的“管理層內部控制”問題，從表面上看，出現了讓人詬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藝二代”、“富二代”；從深層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態惡化，黨群干群關系疏離，顯性沖突和隱性暴力積聚的主要誘因。其三是無需變現性。權權交易主要表現為權力市場上的一種虛擬交易，無需變現，但一旦時機成熟，權力對接所實現的政治價值大大超過現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發散性、膨脹性、選擇性特點，以既得利益集團現有人員為骨干依托，有選擇性地擴編收徒，不斷強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組織上的緊密性和利益上的虛擬性。其四是危險性。這種新型腐敗形式借助權力的虛擬交易無限放大并急劇升值，對黨和國家政權具有肢解性和動搖性，是一種隱秘性更強、危害性更烈、風險性更大的高級腐敗方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與權權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有深刻關聯，至今俄羅斯的相當核心權力仍然被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

“三權交易”是從簡單到復雜、再到“管理層控制”的漸變性腐敗交易；是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層面的遞進式腐敗交易；是從一次性、單對性、單層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層性的集約型腐敗交易；是從經濟腐敗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蛻變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復合性腐敗交易；是從顯性化、隱蔽化到期權化、虛擬化的智能化腐敗交易；是從物質所有權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質使用權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屬于自己的標的物（權力）進行的瓦解性腐敗交易。其隱蔽性越來越深，潛伏期越來越長，投機性越來越強，對政策法律的規避和肢解越來越大，社會危害性越來越烈。

表現之四：“消極腐敗的危險”與“精神懈怠的危險”和“脫離群眾的危險”相互交織和轉化。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險”加劇了“消極腐敗的危險”。意識形態不僅是黨和政府須臾不可離的一種執政資源，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整合力量。但是，意識形態的假面化、裝飾化與實用化等傾向，導致了“精神懈怠的危險”，且“消極腐敗的危險”與“精神懈怠的危險”相互影響，加劇了新時期的執政風險。強大的意識形態教化，嚴格的輿論言論管制，剛性的政治利益驅使，一些黨員干部人格分裂，上級面前一套下級面前一套，會上一套會后一套，臺上一套臺下一套，單位一套社會一套；有的單位學教活動缺乏主動性、主體性和實踐性，學用脫節、知行分離，用自上而下的層層傳達代替自下而上的主動參與，用個別領導人的主觀性代替黨員干部個人的主體性；有時理論研究和宣傳缺乏原創性、現實感、思辨性，一味注重思想領域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壟斷，以大一統思維控制思想文化領域的正常自由和爭論，導致馬列主義的教條化、壟斷化、實用化傾向，形成“萬馬齊喑”甚至“聽不到人民聲音”的可怕局面；有的黨內組織生活堂而皇之走過場，虛假思想、空頭政治、照抄筆記、復制體會、表揚與自我表揚大行其道，批評與自我批評乏善可陳，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雙重組織生活會、民主生活會名實雙亡，從而嚴重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二是信用缺失、誠信危機現象較為嚴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1年2月27日與全國網友在線交流時強調，誠信和道德是現代社會應該解決的緊迫問題。2011年4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對6744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2.4%的人感覺當前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度低，其中53.8%的人覺得互信度非常低。在GDP快速增大的同時，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工作機制在利益牽引和市場大潮的沖擊下顯得蒼白無力，傳統倫理道德被顛覆，社會互信不斷消解，社會心理日益扭曲，公共責任和核心價值觀缺失，特別是一些權力持有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支撐，缺乏內心敬畏的法律約束，加之糾偏機制的軟弱、監督機制的脆弱、權利機制的薄弱，權力濫用、腐敗現象滋生漫延，反腐倡廉形勢嚴峻，信仰危機趨深，動搖了社會根基和黨的執政基礎。

三是黨的“最大政治優勢”已經成為我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密切黨群關系是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和平時期黨執政的最大的危險。列寧以偉大政治家的務實精神清醒地看到，無產階級政黨在其執政過程中，如果不能根據形勢的變化來制訂和執行反映廣大人民群眾意愿、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產黨和無產階級政權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險。當前，有的黨員干部的作風與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漸行漸遠，特別是少數領導干部的作風與入黨誓詞和人民根本利益明顯相悖，從而導致一些地方官場生態變異，政府公信力下降，黨群干群關系顯性沖突與隱性疏離，人心民心不斷流失。據有關資料顯示，“2006～2007我國政府公信力指數為60.6分”，“導致一些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說，30多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為推動全局，在南海邊上畫了一個圈，作為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區。那么，30年后，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擔任總書記九年的胡錦濤同志，以“七一”重要講話的形式，對“消極腐敗的危險”給予了高度重視，并首次對馬克思主義權力觀進行了新的深刻闡述，為反腐倡廉的“頂層設計”與改革黨內“權力結構”，指明了方向——即必須盡快建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

第三篇：構筑遏制消極腐敗“防火墻”

構筑遏制消極腐敗“防火墻”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講話中指出的“四種危險”，其中消極腐敗的危險是最根本、最關鍵、最要害、最致命的危險。消極腐敗與那些明顯觸犯法律規范的貪污賄賂型的腐敗犯罪行為有一定區別，更多的指向黨員干部行為不端，作風不正，消極腐敗的表現形式主要為鋪張浪費、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好人主義等，其比一些明顯觸犯法律規范的貪污賄賂型的腐敗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毫不遜色，極大損害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公信力，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以及廣大干部的形象。中紀委賀國強書記指出：“反對消極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之一，也是我們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賀國強的指出顯示了黨中央在反對消極腐敗上的明確態度和堅強決心，振奮人心，發人深思。因此，加強黨的建設，提高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水平，從思想、制度、糾風、懲處四個層面構筑遏制消極腐敗“防火墻”，已經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以增強黨員領導干部憂患意識為切入點，從思想上預防消極腐敗現象

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正視消極腐敗的挑戰和危害，時刻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高遠的戰略眼光，牢記“盛世不忘隱憂，居安須防危亂”，帶頭增強憂患意識。一是在憂患中增強危機感和使命感。針對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經常性組織開展黨性教育，引導黨員領導干部正視差距、自查不足，做到自豪不自滿、自信不自負，真正以戰略的眼光洞悉大勢，以敏銳的視角捕捉機遇，把心思用到謀全局、抓大事上，把精力集中到抓落實、促發展上，以高度的危機感和緊迫的使命感，做好各項工作。二是在

憂患中增強事業心和責任感。認真開展勤廉度測評，通過指標測評、民主測評、問卷調查等三個環節，將勤政廉政建設和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工作細化分解，并對領導干部中勤廉度測評情況進行通報，增強領導干部主動接受監督和自我約束的意識，使黨員領導干部在思想上不想腐、機制上不能腐、行為上不敢腐，干干凈凈為官，勤勤懇懇做事，真正實現干部健康成長、經濟健康發展的“雙健康”目標。三是在憂患中常葆謹慎心和敬畏感。經常組織開展案例警示教育，引導黨員領導干部常葆謹慎心和敬畏感，常存“禍患積于忽微”的謹慎心，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敬畏心，把清正廉潔作為為官從政的根本，做到決策為公、用權為民，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不迷茫、不困惑、不失節。

二、以破解制度“制度不執行、執行不力”難題為著力點，從源頭上堵塞消極腐敗現象

要重點建立和完善三項機制：一是制度執行監督機制。建立健全制度執行的日常督查、專項檢查、執行問責制度，加強機關效能建設，強化內部監督，及時發現并糾正制度執行中出現的問題；大力開展執法監察，強化專門監督，嚴肅查處不認真執行制度、不及時執行制度和拒不執行制度的行為，促進各項制度的落實；暢通渠道，強化社會監督，深化政務公開、辦事公開工作，定期不定期公開有關制度執行情況；加強組織協調，整合監督資源，充分發揮人大、政協、新聞媒體等各種監督手段的作用，對制度落實進行全方位、立體式監督。同時完善以信息網絡技術為載體的實時監控系統，發揮現代科技在制度落實中的作用，切實加強對單位各項制度落實情況的跟蹤督察，堅決糾正“發文積極、執行消極、落實不力”的現象，促使各項制度不折不扣的落到實處。二是制度執行評估機制。定期評估制度執行情況，根據評估

結果，做好制度的廢止、修訂和完善。三是制度執行責任追究機制，對制度執行實施問責，強化執行主體的責任意識，促使其嚴格執行。要明確問責主體、問責對象，明確問責情形，健全和完善“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形成左右協調、上下聯動、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

三、以堅持群眾路線貫穿反腐倡廉建設始終為立足點，從糾風上杜絕消極腐敗現象

一是真誠傾聽群眾呼聲，拓寬投訴舉報渠道。在完善來信、來訪、來電、來郵四位一體的投訴舉報渠道基礎上，開通舉報網站，接受群眾投訴舉報，組織開展“干部下訪”、“公開大接訪”、“與民溝通日”、“領導接待日”等活動，最大程度方便群眾建言獻策、提供案件線索。二是真正回應群眾關切，著力解決突出問題。要采取系統的思維、整體的舉措和聯合的行動，集中人員、集中時間、集中精力，著力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要認真梳理突出問題，采取征集網絡民意、開展問卷調查、召開座談會、整理群眾信訪投訴等方式，摸清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焦點問題。要著力解決突出問題，督促責任部門分類制定具體工作方案，細化工作內容，明確工作舉措，落實工作責任，加大治理力度，建立長效機制。三是真心維護群眾利益，切實糾正不正之風。要著力糾正征地拆遷、保障性住房建設、食品藥品安全、醫療、教育等領域的不正之風，督促有關部門在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健全監管制度、提高監督能力、嚴格執法監督、加大處罰力度的基礎上，科學分析本部門、本系統不正之風問題發生的特點和規律，系統總結工作中的好經驗、好做法，及時將其上升為法規、規章和制度，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糾正和防范不正之風的制度體系，從源頭上鏟除不正之風滋生蔓延的土

壤。

四、以充分發揮“查辦一案、教育一片”效應為關鍵點，從行動上鏟除消極腐敗現象

從嚴查處，發揮辦案綜合效應是有效遏制消極腐敗現象的重要手段。堅決做到發現一個堅決查處一個，做到“兩個轉變”和“三個介入”。“兩個轉變”，即向增加腐敗成本轉變，向注重教育轉變。制定查處案件中增大腐敗行為風險和成本的規定，采取組織處理、收繳違紀款、給予經濟處罰等措施加大查處力度；采取誡勉談話、辦案談話、回訪調查等方式，將教育融入查辦案件的全過程。“三個介入”：即主動介入黨委、政府重大改革實施工作；主動介入機關部門法律、法規執行和制度落實工作；主動介入提高機關工作效率和作風建設工作。要重點采取明察暗訪巡視，根據本地實際制定完善干部作風建設、黨風廉政建設、發展環境建設明察暗訪巡視等措施，建立和完善投訴受理、調查處理、意見反饋等運行機制，從紀檢、組織、宣傳、公安、檢察等部門抽調人員，成立明察暗訪巡視工作組，定期、不定期對公車私用、公款吃喝、收受紅包或利用公款送禮等違紀問題開展明察暗訪，一經查實，嚴肅處理，公開曝光，真正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徹底消除消極腐敗現象的蔓延與盛行。

第四篇：員工消極行為剖析

員工消極行為剖析（原創）

酒店員工在服務方面的懈怠、紀律方面的松散、服務態度差是在管理過程中經常遇到的問題。人們往往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員工職業道德差、缺乏上進心。于是想方設法加強對員工的職業道德教育，希望以此來感化員工，激發起他們的工作熱情和上進心?？蛇@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徒勞的，不但沒有積極作用，有時甚至加強了員工的反感情緒。

工作環境是一個單位或團體的工作氛圍、人際關系、工作狀況、員工情緒、領導作風等方面的總和，既包含了實際內容又具有抽象特征。工作環境不僅反映了一個企業或團隊的客觀面貌，同時也是企業或團隊觀念及精神面貌的具體體現?？梢哉f，一個良好、和諧的工作環境可以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創造性。因而，所謂員工職業道德問題與工作環境有著緊密 的關系。

造成員工情緒懈怠及工作消極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工作氣氛不和諧，同事間缺乏合作精神，各種矛盾不斷；二是員工的工作狀況很差，職責不明，標準不清，偷懶、消極、逃避困難等現象頻頻發生；三是員工情緒低落，無進取心，對工作積極性較高的同事進行打擊、奚落，冷嘲熱諷；四是員工之間缺乏應有的尊重，員工對共同服務的集體毫無感情；五是上級缺乏領導應有的風度，嫉賢妒能，對有能力的員工打擊、壓制；六是員工沒有充分發揮的空間及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七是員工的自我控制能力差，情緒化傾向嚴重。

當員工情緒的懈怠與工作的消極成為一種風氣時，就會給酒店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危險，也就是說酒店的工作環境已經很糟糕了。這個時候再想改變這種狀況已經很難了。因而，任何一個酒店要想平穩地發展下去，就要在建立和營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方面下足工夫。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就要在酒店內部建立合理、有效的運行機制，其內容不僅包括合理的薪酬制度與有效的績效評估手段，同時也包括良好的內部競爭機制與完善組織、管理制度以及科學的責、權、利分布、運行、控制系統等。（作者單位：邢臺賓館）（該文于2011年3月16日發表在《中國旅游報》第七版）

第五篇：精神懈怠是消極腐敗的重要原因

精神懈怠是消極腐敗的重要原因

【內容概要】胡錦濤“七一”重要講話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其中，“精神懈怠的危險”被放在了第一位?！熬裥傅　本唧w指什么？“精神懈怠”與消極腐敗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如何才能克服“精神懈怠”推進反消極腐敗斗爭？對以上問題筆者嘗試在本文中給出初步的解答。

關鍵詞：精神懈怠 消極腐敗 重要原因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四個危險?論斷的提出，振聾發聵，它不僅點出了當前全黨面臨的現實危險及突出問題，而且是對全黨的一個莊重嚴肅的風險提示、危機提示。

毛澤東同志在青年時期的一篇文章中寫到:人之力莫大于心。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由此可見心力之所在非?精神?不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同樣需要一種精神。沒有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國將不國、黨將難存、民族將沒有任何尊嚴可言。

什么叫?精神懈怠?，簡言之，就是一個人、一個黨，失去了信仰、目標和斗志。這對一個長期執政的黨來說，是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現實危險。

首先，精神懈怠就會疏遠人民?；蛟S有人會問，為什么

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建黨90年間始終保持與人民的雨水之情、血肉聯系呢？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是講精神的，黃炎培在著名的?窯洞對?中說道：?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 ?。顯然，中國共產黨員一直不敢放下精神，絲毫沒有精神懈怠，以時代最高尚的獻身精神，就是那種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怕艱難、不怕犧牲的奉獻精神保持著自身的先進性。喪失了這種先進性，共產黨員就會疏遠人民，就會感到陌生，感到失望。

其次，精神懈怠導致情緒消極。人活著是需要精神的，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一個人有精神，渴望進步、有進取心，那么他完全可以彌補先天能力的不足，進而通過后天的學習、交流、思考而使自身意志堅定，時時刻刻能夠保持積極向上的情緒。但如果精神懈怠了，自然進取心不強，自然會忽視學習，而一個沒有了進取心、不注重后天的學習的人自然會變得固步自封、意志消沉、情緒消極，長久如此自然無法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從而成為一個消極者。

第三，精神懈怠產生腐敗行為。提起腐敗分子，可能大多數人都會說他們十惡不赦、罪有應得，但客觀的說很多腐敗分子還是有一定政績的，曾經獲得的一系列榮譽其實就說明這一點，但一個備受組織關懷且有一定政績的人是怎么會走上貪污腐敗的道路呢？一個根本原因是精神懈怠了，面對榮譽，面對利益動搖了，抱怨自己升遷太慢，抱怨自己工資太少。精神懈怠了，黨性缺失了，理想信念沒有了，久而久之開始自謀私利，開始消極腐敗，開始習慣了醉生夢死的生

活。

上述分析表明，精神懈怠的危險是導致消極腐敗的重要原因。在當今各項任務都很繁重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平均使用力量，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必須要抓重點。只有把精神懈怠的危險當做導致消極腐敗的重要原因來抓，集中力量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綱舉目張的效果。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險?呢？只有成為堅定理想信念的先鋒模范才能有效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險。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強調：?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動的‘總開關’、‘總閘門’，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

要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險，堅定不移地進行反消極腐敗斗爭，就要教育引導廣大共產黨員志存高遠，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目標。通過將這種遠大理想落實到腳踏實地、扎扎實實做好當前的本職工作上，始終保持積極向上、勇于開拓進取的精神狀態，敢于面對矛盾和問題，矢志不渝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懈奮斗，才能夠有效化解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從而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要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險，堅定不移地進行反消極腐敗斗爭，就要加強讀書學習，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帶頭讀好書，好讀書。書籍是人類知識的載體，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古人師曠說得好：?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中央領導同志要求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要讀好書，要善讀書。讀書學習是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精

神境界的一個重要途徑。讀書學習是黨員干部勝任日常工作的必然要求。一個愛讀書、勤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人，精神是不會懈怠的。認真讀書學習，就能提高思想水平、解決實際問題、實現自我超越。

要有效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險，堅定不移地進行反消極腐敗斗爭，就要不斷的推進反腐倡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過去一些年來，雖然制度上的改革創新不斷，但在表層制度上做的文章比較多，而在深層制度上的突破難、突破少。對于那些?躲不開、繞不過?的制度、體制和機制問題，必須要予以突破。通過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特別是對重要崗位廉政風險防范管理進行規范，逐步形成?自我防控十組織防控+執行力建設?的防控模式，將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不斷推向深入。

毛澤東同志曾言，?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克服精神懈怠，堅定不移地進行反腐斗爭是人民戰爭、是持久戰、生死戰，關乎著共產黨執政的根基。這場仗是一場不能輸也輸不起的仗，需要每一位共產黨員以強烈的憂患意識，以強烈的群眾意識來取得這場反消極腐敗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