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形勢下我國政府面臨的公信力危機問題研究

新形勢下我國政府面臨的公信力危機問題研究

【摘 要】本文以“塔西陀陷阱”為引子，分別對政府公信力的內涵以及當前我國各級政府普遍面臨的公信力危機的表現、危害、原因與破解對策進行了分析探討。

【關鍵詞】政府公信力；危機；政府行為；公眾

普布里烏斯?克奈里烏斯?塔西佗是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曾擔任古羅馬最高領導人――執政官。他曾經這樣談論執政感受：“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這一見解后來成為西方政治學里的定律之一“塔西陀陷阱”。2014年5月9日，總書記在參加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時就曾以該“陷阱”為引子就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可以說，“塔西陀陷阱”是政府深陷公信力危機的直觀反映與體現。政府公信力的概念

何謂公信力？商務印書館新修訂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使公眾信任的力量”。延伸到政府公信力層面，概括來講，筆者認為，政府公信力指的即是政府獲得公眾信任、支持與擁護的能力。它內在地包含了政府對公眾信守承諾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兩個層面，在本質上體現了政府與公眾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國政府公信力危機的表現

公信力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各級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問題，廈門大學胡榮教授2011年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把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從“很高”到“很低”依次賦值5至1分，農村與城鎮居民對鄉鎮一級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值分別為2.73分、3.07分，對縣一級政府的信任度也僅僅為3.21分、3.27分。

長期以來，公眾已經普遍形成了對于政府歸責的習慣性、意見的整合性和態度的刻板成見，對政府制定的政策、發表的言論和政府工作人員均不信任：官民沖突時，錯誤肯定在政府；官員出錯時，肯定是貪贓枉法；政府出臺新的政策，肯定會與民爭利??諸如此類，使政府的很多良苦用心得不到支持，好心辦不成好事甚至好心辦壞事。政府公信力危機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危害

3.1 動搖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托馬斯?潘恩說：“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為了謀利就有權力去設立或經營的店鋪，而完全是一種信任，人們給它這種信托，也可以隨時收回。”――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公眾將管理國家的權力委托給政府而獲得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政府在此過程中通過履行相應的職責獲得相應的權益，也就是說，政府與公眾二者存在一種契約關系，若二者喪失信任，契約關系將失去效力，導致政府的存在得不到公眾的承認，失去行使權力的合法性。

3.2 阻滯和諧社會建設進程

陷入公信力危機的政府將喪失價值引導的能力，導致整個社會陷入信任危機。公眾會想法設法采取各種方式與政府周旋，抵制有關政策的依法貫徹并竭力規避法律法規的制裁。特殊情況下，一些民眾在感覺個人權益受到侵害卻無法得到來自政府的依法保障時，會轉而尋求非法組織的庇護，甚至爆發反社會行動，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而為應對這種困局，政府就必須投入更多的行政資源予以處理，往往付諸于更為強硬的管理措施，反而導致公眾與政府之間陷入相互牽制的惡性循環。

3.3 阻礙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進程

一方面，公信力的缺失將使政府在引進外部資金、項目和人才時喪失說服力和競爭力；另一方面，企業的市場行為將會更多地付諸制度外的非法手段如行賄、偷漏稅等手段以維持利益獲取的穩定性，從而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同時，因缺乏對政府的信任，公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務必會受到遏制，而公眾的抵制與無視，又將繼續拉大官民隔閡，固化一些領導干部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思維與行動模式，導致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與調整陷入困境。引發我國政府公信力危機的主要原因

4.1 客觀環境使然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正發生深刻變革與調整，利益主體及其價值取向日趨多元化，各種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的關系相較以往也更為復雜。以此為背景，利益分配不均衡、社會治理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的存在是難以避免的，并由此滋生出各種矛盾和糾紛。

4.2 政府行為失范

4.2.1 政策制定的隨意性

由于公共決策系統不健全，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往往缺乏綜合性、系統性、長遠性、可行性的考量，有些時候甚至僅僅依靠“一把手”的主觀臆斷，從而導致政策決策的不穩定，常常出現相似問題卻依據不同標準處理的情況，增加了政策執行的復雜性，也造成了公眾對政府出臺的新的政策決策的不信任。

4.2.2 行政倫理缺失

現實中，我國各級政府由于在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上處于壟斷地位，便常常顛倒與人民群眾之間的主仆關系，變服務為掌控。一些政府基于部門或個人利益，在行政管理過程中，或者只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或者強行貫徹某些政策，破壞公平正義；或者只追求短期效益而不論長遠發展，嚴重侵害了群眾利益。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當前我國各級政府的主導思維，而經濟建設型政府本具有與民爭利的自然趨勢――這是我國當前官民隔閡與沖突的癥結。

4.2.3 政務信息不透明

社會學家G?阿爾伯特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流言傳播公式：流言傳播的強度=問題的重要性×不了解程度。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日趨多樣化，政府在信息壟斷方面的優勢正在不斷減弱。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沒有對政務信息的公開透明給予重視并采取措施，特別是在群體性事件、突發性責任事故發生時常常欺騙、隱瞞，導致各種流言與負面情緒在公眾之間傳播與傳染，削弱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

4.2.4 約束監督機制不完善

首先，權力資源自上而下的流動方式導致一些領導干部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往往只對上級負責，忽視了民聲民意，而所謂民主測評、民主生活會常常是走過場、走形式，虛有其名；其次，一些行政監督制度與辦法往往只是原則性地指導，不能具體量化，或者量化指標不規范、不科學，缺乏可操作性；第三，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傳播媒介的嚴格管控等頂層設計問題客觀上限制了社會組織、媒體與普通公眾民主監督作用的充分發揮。

4.2.5 政府工作人員作風不正不實

一是官僚主義。受官本位意識的影響，一些黨員干部仍舊存在特權思想，把做官升官當作個人成就的體現和發財致富的渠道，把權力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能貪則貪，對群眾需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甚至故意刁難、吃拿卡要；二是能力不足。由于忽視理論學習與調查研究，一些政府官員在治理一方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能力不足問題，習慣照搬照抄，按文件辦事、按領導要求辦事，而在制定本地政策時，又喜歡搞“一言堂”、“家長制”，導致決策失誤，損害公共利益。三是權限不明。受計劃經濟思維殘存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習慣上大包大攬，不該管的也要管，管又管不好，造成了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越位，固化了公眾“萬能政府”的觀念，也打擊了社會組織和個人的開創性發展。

4.3 公眾認識的錯位與狹隘

一方面，“萬能政府”的觀念導致公眾習慣上把所有社會問題解決的希望放在政府身上，一旦政府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對政府產生懷疑。另一方面，隨著主體意識和利益意識的不斷增強，公眾對政府公共政策和服務的期望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往往會忽視政府有利于自身的行為而專注于政府政策法規帶給自己的負面效應，從而無法對政府績效和行政行為進行客觀真實的評價。

此外，在一些突發公共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發生后，很多商業媒體為了制造噱頭，吸引公眾眼球，常常會故意夸大政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負面形象，也因此加大了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我國政府走出公信力危機的路徑選擇

5.1 加強制度建設

“用制度管權、管人、管錢，給權力涂上防腐劑，戴上緊箍咒”，這是李克強在就任國務院總理后于國務院第一次廉政會議上提出的要求。強化制度建設，首先要確保制度的科學性、明確性、可操作性，杜絕為了完善制度而制定制度，杜絕語言模糊、標準籠統，杜絕給予制度執行人員過大的自由裁量權。

5.1.1 構建政府信用體系

首先，建立教育培訓常態化開展機制，加強對政府工作人員的誠信教育，強化其信用意識、觀念和思維，增強其履行職責、為人民服務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次，建立健全對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員的誠信考核機制，推行信用評級，建立官員誠信檔案并提高對檔案的信息共享。第三，強化失信懲戒機制，對凡涉及弄虛作假、貪污腐敗的黨員干部依法予以嚴懲，對即使是無心失信或能力不足造成損失的官員也必須及時糾錯與問責。

5.1.2 完善監督制約體系

首先，必須提高監督部門與機構的獨立性，依法保障其獨立行使監督權的職能，避免控制媒體與公眾輿論。其次，要不斷健全民主選舉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監督機制，建立責任政府，實現各級政府對上和對下負責的有機統一。第三，完善公共權力的監督制約制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防治公權的裂變與傾斜，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權力運用與認識體系，確保行政行為的公平、公正、廉潔、高效。

5.1.3 健全干部政績評判、選拔任用體系

一方面，必須打破官員考核自上而下的封閉性，加大“下評上、民評官”在評價體系中的比重，加大民生事業指標考評比重，重點關注政府及其領導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成效。另一方面，應建立激發領導干部提升履職能力的動態管理機制，對政府崗位需求及各崗位所必須的基本素質進行科學分析，對不符合崗位要求的人員堅決予以調整，大力選拔使用那些業務能力強、政治素質好、道德水準高的好干部。

5.1.4 構建政治寬容機制

一方面，政府必須走出傳統的唯我獨尊、封閉決策的管理意識，落實好政務公開，完善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充分發揮人大、政協、政法機關及社會組織的作用，逐步實現民主決策的公開、公正和透明化。另一方面，要開發利用多種媒介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功能，增強與民眾的有效互動，積極聽取來自廣大群眾的意見、建議和批評，確保民眾話有處說、怨有處訴、難有處解，提高其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5.1.5 優化政策決策系統

在制定政策決策過程中，政府絕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充分發揚民主集中的精神，通過集體決策、專家咨詢、社會聽證等多種方式確保不同方面政策的相互照應與新舊政策之間的有效銜接，從而使整個政策系統能夠保持長遠的協同性與完整性，降低政策隨意變更帶來的社會風險，降低行政成本，同時使公眾能夠對政策變動趨向有一個合理地預期，對政策的后續變動做到處變不驚。

5.1.6 優化信息公開機制

為適應自媒體時代地到來和話語權的平民化，政府必須充分發揮信息主場的優勢，糾正過去一味遮掩、隱瞞的做法，并完善相關的信息公開責任制，通過信息公開擊退謠言與誤解，以揭示真相、講述真話和體察民情爭取主動，贏取公眾信任。

5.2 調整職能定位

5.2.1 劃清權力邊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核心就是要劃清政府權力邊界，改變過去大包大攬的做法。具體辦法就是實施清單管理，在橫向層面界定不同部門的權限，在縱向層面界定不同層級政府的權責邊界，從而建立起事權與財權相適應的的運行機制，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與質量，避免失位與越位。

5.2.2 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政府退出必然帶來的問題是誰來接收原先政府的責任、填補公共服務的空白，這有賴于社會組織的進一步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作為政府治理賴以實現的“關鍵加入者”，社會組織提供了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介入公共事務，從而有利于通過有組織的社會動員和社會參與，幫助公眾實現更為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與共同利益。

5.2.3 建立現代服務型政府

政府職能的讓渡并不意味著全面放手公共事務。我國正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情、傳統政府的強勢地位和老百姓對政府的強烈依賴都決定了當前的社會治理不可能無限制弱化政府角色。

事實上，與其說政府退位，不如說政府重新定位來得更關鍵、更現實、更緊迫。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已穩居世界第二，與此相左，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利益沖突不斷加劇。因此，政府必須盡快從經濟建設的錯位中擺脫出來，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務上，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行政行為的著力點，把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貫徹到日常工作的每個環節、每個部門、每個層次，以制度化的方式整合資源并通過服務供給社會。特別是在公共危機發生時必須有所擔當，憑借充分的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贏取民心。

5.3 轉變工作作風

各級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必須提高依法行政意識，知法守法，以法律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法的精神來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絕不允許有領導批示、文件指示超越法律現象的存在。在行政行為觸犯法律法規時，必須啟動相應處罰機制，從而通過嚴格執法來維護法律的權威、尊嚴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來講，作為政府形象的直接代表，首先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牢記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不斷強化依法用權、規范用權的意識，以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為主要工作目標，切實把權力用在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上；其次，要充分認識與理解學習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勤于學習，樂于發揚民主集中的精神，善于汲取群眾智慧，努力提高自身的領導能力與道德水準；第三，應重視物理形象與話語形象的塑造，以樸素大方的著裝、干凈整潔的外貌、心平氣和的神態、富有智慧的語言獲取公眾好感，樹立個人威信。結束語

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已經成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關乎黨的執政地位。

近年來，黨和政府就公信力的重塑制訂了一系列科學的指導方針，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舉措――《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保障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其目的之一亦是通過推進依法治國，維護公共利益，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此外，八項規定的提出與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地扎實開展、反腐敗斗爭地持續深入??無不體現了黨中央對當前我國各級政府普遍面臨的公信力危機的正視與傾力解決的決心和勇氣，“抓鐵有痕，踏石留印”。

我們有理由相信，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官民共治”的生態管理格局將在我國逐步得以建立，而我國各級政府也必將徹底走出深陷“塔西陀陷阱”的危機，實現官民互信。

【參考文獻】

[1]汪大海.社會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2]胡榮，胡康，溫瑩瑩.社會資本、政府績效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J].社會學研究，2011（01）：96-117.[3]許寧.提升政府公信力途徑分析[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4（01）：15-17.[4]趙冬晶，駱正林.自媒體時代我國政府如何應對“塔西陀陷阱”[J].閱江學刊，2013（05）：113-119.[責任編輯：薛俊歌]

第二篇：我國政府公信力研究展望（寫寫幫推薦）

4.政府公信力建設研究展望。

政府公信力建設研究盡管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其局限性也較明顯,主要表現在下列四個方面:(1)雖然有了不少零散的研究成果,但系統研究的成果少;(2)重視政府公信力與政府信用、政府誠信的相關性研究,政府公信力的特殊性研究比較薄弱;

(3)比較注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較欠缺;比較注重規范研究,實證研究比較欠缺;(4)就政府公信力來研究政府公信力,沒有系統、深入研究政府公信力與政府管理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把政府公信力研究從政府管理理念的層面提升到政府管理制度的層面,實現政府公信力研究與政府管理發研究的雙向互動。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與政府公信力建設的關聯性論證。通過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概念、理論起源、基本特征、主要內容的分析提出政府公信力研究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研究的應有之義的觀點,并闡述政府公信力建設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之間的關聯性。

(2)(政府公信力的歷史源起與歷史演進探討。通過對信用、誠信、公信力等概念的歷史性分析,從中探尋政府公信力概念的歷史源起,并探討不同歷史階段中政府公信力的內涵及意義,最終描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階段政府公信力的時代內涵。

(3)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政府公信力的理論基礎分析。政府公信力的建設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通過研究社會主義法律內涵、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社會主義的憲政文明理論、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理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從中總結和歸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政府公信力建設的理論基礎。

(4)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政府公信力結構研究的多維視角。主要從多學科視角來分析政府公信力結構本身,主要從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行政學、哲學、倫理學等學科視角來對政府公信力結構進行深層次透視,努力尋找政府公信力建設的新維度。（5)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政府公信力現狀。主要通過總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以來我國政府公信力建設的成就和缺失、指出我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表現、找出我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認識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義,從整體上把握我國政府公信力建設的現狀。

(6)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政府公信力提升策略。主要從戰略構建、道路選擇、動力支持、制度安排等方面入手,結合現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并借鑒國外政府公信力建設的成功經驗,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政府公信力提升尋找一條具有較強理論和實踐意義的途徑。

(7)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政府公信力評估與實證分析。主要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省級、地市、縣級政府的公信力建設狀況為評估對象,通過構建政府公信力評估指標體系,并借助于政府公信力評估模型來測算評估對象的政府公信力績效水平。

第三篇：我國資源面臨的危機

我國資源面臨的危機

資源現狀；

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國自然地理條件復雜，資源種類齊全，但資源質量不高，自然生產力低。我國資源分布不平衡，資源之間不匹配，資源分布與生產力布局不協調。眾多人口對有限資源的壓力將愈來愈大。后備資源供給不足，潛伏著更大的資源危機。如果不能在地質勘探方面強化投入并取得突破性進展，我國石油、天然氣、關健礦產資源將嚴重衰竭。

人口持續增長，耕地不斷減少，供水能力緊張，能源緊缺愈加深重，礦產資源不足，后備資源基礎薄弱，資源總需求迅速擴大，各類資源供應長期緊缺，是我國人口與資源、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矛盾的基本格局，資源短缺將長期成為遏制我國經濟發展

資源危機的烏云多次在世界的上空彌漫。1973年、1979年兩次能源危機，人類至今驚魂未定。資源危機的冷風曾多次悄悄掠過中國疆土，而國人幾乎無動于衷。中國沒有經受1973年和1979年危機沖擊，國人至今未有資源危機的切身體會。

然而，1988年中國科學院的國情報告卻昭示，中國的資源危機十分嚴重。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卻有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分母。其結論 如下

（1）中國是缺水大國，水資源并不豐富，地下水開采過量，用水浪費，供需問題十分突出。

（2）耕地貧乏，后備耕地資源不足。

（3）中國是貧林大國，森林面積不斷減少，成熟林赤字采伐消耗，森林資源銳減趨勢十分明顯。

（4）中國是貧草大國，長期重用輕養，超載放牧，盲目開墾草原，退化草原已達可利用草場的1/3。

（5）我國礦產資源并不豐富，浪費程度驚人，目前我國對礦產的需求正處于高速增長時期，如不采取有力措施，礦業資源形勢將會走向全面嚴峻。

（6）我國稀土資源雖然在世界上是儲量大國，但也面臨著枯竭的危機。

中國是世界資源小國。有關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潛在水資源總量為2.7萬億立方米，在世界上僅次于巴西、前蘇聯、美國和印尼而居第6位，絕對量是豐富的。但由于人口多，人均資源非常少

水資源。土地資源。

礦產資源。

海洋資源一直是我們引以為豪的，我國海域遼闊，總計300萬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總計32647公里；島嶼眾多，達6536個；大陸架寬廣，黃、渤海全部位于大陸架上，東海大陸架寬200-600公里，南海大陸架寬180-250公里；海深資源豐富，現有海深面積計14.07萬平方公里；魚類繁多，經濟魚類捕撈量400-470萬噸；海底石油可觀，總面積100多萬平方公里，石油地質儲量100億噸；海濱礦砂礦床多，達124個，探明儲量4.36億噸，等等，絕對數量都不少。但與上述情況一樣，若按12億多中國人口的人均計算，上述各項指標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仍然是很低的。

我國資源環境問題的對策與措施

我國是正在發展中的大國，必須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倡導科學的發展理念和合理的消費模式，在發展理念上不能依據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來判斷我國的現代化與否，在消費模式上不能以發達國家的消費模式來衡量我國的消費水平。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如果人均消費水平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不僅我國自身的資源環境支撐不起，全世界的資源承載和環境容量也難以支撐。根據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相對不足、資源環境相對脆弱的基本國情，我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應致力于考慮以下方面：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提高人口素質，建設節約型社會包括發展循環經濟、保護資源環境、發展交通等領域的公共服務、適度節制消費。

3.3 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加強資源環境破壞與污染的源頭控制

3.4 完善管理體制和機制，積極、穩妥地探索管理機構的調整改革

推進資源環境管理工作的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應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加強各資源環境相關管理部門間的協調配合，統籌協調我國內陸和海洋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保護，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自然災害的監測預報與防災，統籌負責資源環境保護工作的政策制定和監督管理。必要時對涉及全局性工作的資源環境保護的主要管理部門予以行政級別升級，實行部門垂直管理，甚至考慮整合調整部門間的職能和機構設置，提高我國資源環境保護工作的管理效能。通過相關政策的制定，打破不同部門對監測數據的壟斷，促進監測數據和信息共享，促使政務公開和決策的科學化。

3.5 健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政策和法律法規體系建設

資源環境工作的市場化監管、行政審批、行政許可、責任追究、行政復議、政務公開等一系列權力運行和監督都應納入法制化和規范化操作的軌道，應加強資源環境方面的法規體系和標準體系以及科學民主決策制度的建設工作。

3.6 加強和完善市場化調控手段

第四篇：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農問題研究

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農問題研究

【摘 要】財政支農政策是政府為改善農村環境、促進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入而采取的有效手段。隨著公共財政框架模式的初步建立及財稅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調整優化財政支農政策，建立支農資金持續、穩定的增長機制，擴大公共財政對“三農”的覆蓋范圍，是新形勢下財政支農的關鍵所在。本文對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農問題進行研究與探討，分析政策實行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并提出財政支農發展模式新思路。

【關鍵詞】財政支農；“三農”問題；政策補貼；措施

一、引言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既關系到我國幾億農村人口的生存和發展，也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更關系到整個社會穩定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近些年來，我國把“三農”的發展作為全黨各項工作的重點，圍繞財政支農施行了一系列重大強農惠農改革措施。中央財政按照黨中央、國務院要求，不斷增加“三農”在國民經濟中的投入比例，積極調整財政投入支出結構，確保財政支農資金持續、穩定增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的改革措施。

2014年在財政“三農”支出比例繼續增加的基礎上，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按照穩定存量、增加總量、完善方法、逐步調整的要求，積極開展改進農業補貼辦法的試點試驗。同時，繼續實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政策，新增補貼向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新型農業經濟經營主體、主產區傾斜。2009年至2013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發展的投入比例逐年增加，年均增長13.8%。

二、財政支農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財政支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推動作用，在促進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入和改善農村環境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在結構、投入支出總量規模以及管理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限制了財政支農政策的有效發揮。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財政支農資金比例不均衡，分配不合理

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在支援農業生產、農業科技三項費及農村救濟費分配比重由2001年的35.88%下降到2009年的28.80%，農業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僅為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1/3至1/2。最近幾年，雖然財政支農支出投入占農業總產值有較大幅度提升，但由于結構矛盾突出、使用效率低下等原因，相對于我國農業的發展而言，資金投入仍嚴重不足。目前我國支農資金在分配上還存在著嚴重的不合理性。對于救濟費投入用而言，只能暫緩農民生活困難處境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科技三項費用的使用則可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促進整個農業的發展。然而，財政支農資金在兩者分配上的不合理性體現在，自2006年至2012年，財政用于農村救濟費用平均為95.21億元，科技三項費用平均為21.18億元。

2.財政農業稅費改革隱患諸多

合理科學的農業稅費制度是財政支農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幾年，我國農業稅費改革雖取得了巨大成效，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但稅費改革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鄉村負債數額大，債務化解困難、基層收入甚微，機構正常運轉困難、歷史欠賬較多，遺留問題難解決和稅費改革政策滯后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極大地制約了財政農業稅費的改革。

3.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體制不完善

現階段的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體制基本上還是延續投資、建設、管理、使用四位一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弊端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督。而且，涉農管理部門繁多，勢必將造成統籌協調困難、資金使用分散、辦事效率低等現象，以至于財政支農資金的管理實施效果不理想。同時，還存在著支農資金監督力度弱等問題。資金在使用過程中，被截留、擠占、挪用的現象較多。

三、深化財政支農政策改革，探討發展模式新思路

新時期新形勢下發展“三農”、深化財政支農政策，既要堅守底線意識，更要融入時代精神。發揮財政職能，支持“三農”發展，就是要堅定不移的將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主線，將探索創新財政措施和工具，解放發展農村生產力作為財政支農的主旨。

1.建立健全資金管理各項規章制度，規范支出行為，保證資金及時、合理、有效使用是推進支農資金整合工作的保證。建立健全農業財政資金管理各項規章制度，改革和完善項目立項管理，推行項目招投標制、公告制、專家評審制等制度，建立項目庫制度，規范資金分配辦法，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強資金的監督和檢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2.擴大財政支農范圍，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增加農民補貼性收入，發展現代農業。提升科技對農業的支撐，加大農業技術創新，側重新品種、新技術的試驗，完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建設，推動農村經濟產業升級。重點培育一批起點高、規模大、帶動能力強的制造加工企業，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擴大農民就業和農民增收空間，提高農民收入。加強農村環境治理，支持耕地質量建設，強化增殖放流等水生生物資源養護，推進林業生態建設。

3.支持推進綜合扶貧和收入倍增，擴展農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廣度。首先，健全扶貧開發體系。由輸血保障型扶貧向造血發展型扶貧轉變，由點上推進型扶貧向面上綜合型扶貧轉變，由分散扶持型扶貧向整合立體型扶貧轉變，由投入帶動型扶貧向績效考核型扶貧轉變。其次，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勞務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提高惠農補貼政策的落實質量，增加農民補貼性收入。

參考文獻：

[1]陳共.財政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2

[2]年丹丹.我國財政支農政策的研究[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科學版），2013，（6）

作者簡介：

王雄飛（1990―），男，漢，河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2012級財政學研究生，研究方向：財政理論與政策。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研究

南開大學現代遠程教育學院考試卷（專科、專升本）

2011-2012春季學期期末(2011.8)《行政管理學》

主講教師： 沈亞平

學習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專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___

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社會的經濟運行方式、社會管理機制、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的法制觀念、公民意識日益增強，主體自覺性普遍提高，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正在形成，這對于轉變政府工作的職能、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為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我們應該充分抓住這一機遇，以提高政府公信力為抓手，樹立廉潔、高效、公正的政府形象，促進社會公共生活的良好秩序的建立，這本身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一、我國政府公信力建設現階段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行政行為方面

首先，政府行政權力行使過程中，權大于法現象嚴重。相當一部分地方存在著行政不受法律約束的現象。政府的違法行政行為屢屢發生，嚴重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政府行政權力行使過程中，存在大量錯位、越位現象。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隨意干預企業的行為，或者干了本應由企業干的事，甚至直接以政府的名義從事獨立的經濟活動，導致市場機制的扭曲和市場秩序的紊亂，對政府公信力產生不良的影響。

（二）政府政策、決策缺乏穩定性、統一性和連續性

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后任政府不對前任政府制定的政策、決策負責。在政策、決策沒有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情況下，政府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人的工作變動，往往會給政府工作的連續性、統一性帶來潛在的破壞，使政府的公信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打折扣。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門長期處于唯我獨尊的地位，決策時

考慮出政績的多，考慮當地實際情況的少，憑經驗和習慣辦事，動不動一個政策，經常拍腦門決策。由于制定政策缺乏規范，使得政策經常是模糊的、不透明的、易于變動的。政策不確定性使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缺乏穩定的預期，自然就容易為追求眼前利益而不擇手段，從而降低了企業或個人講信用的積極性，同時也使政府的信用削弱。

（三）行政政策和決定的透明度依然很低

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尤其是《行政許可法》頒布實施后，我們逐漸建立了行政公開制度，行政透明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現實中，更多的是對宏觀政策的公開，而對于具體的行政依據、決策程度、行政結果很少公開。一些地方政策為達到某種目的虛報浮夸社會經濟發展數字；一些地方在發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以后，故意虛報、瞞報、漏報，被媒體曝光后又隨意找借口搪塞；還有些地方在決策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的政策時不與公眾交流，常常推出不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在工作受到阻礙時要么強行實施，要么中途夭折。政府資訊不透明的現象，使得公眾對政府資訊持懷疑態度，造成政府工作的被動。

（四）行政人員存在權力尋租的腐敗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的開放性、制度體系的不完善、官本位思想導致的一些政府行政職權部門利用權力在制定政策和決策中設租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在諸如招投標、政府采購、土地使用權轉止、項目招商、項目審批、稅收征管等領域中，行政命令更容易代替行政政策。行政裁量權的不恰當設定，使得“尋求政府官員干預來解決問題”依然是某些社會主體，企業或個人取得競爭優勢和滿足利益的主要手段，從而也為“設租”提供了可能性，為“尋租”提供了市場空間。權力設租的結果是權力尋租，它是破壞政府公信力和社會和諧的主要因素。

二、提升我國政府公信力的措施

（一）拓寬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

參政黨、人民團體、法人組織、民間思想庫和公民，既是公共決策的主體之一，又是公共決策的客體。他們參與公共決策的方式主要是以民間主體和政策對象的雙重身份，發揮利益表達和智力支持作用。其中參政黨、工會、共青團等政協組成單位，主要以政協為主渠道，代表所聯系的群眾表述其利益和愿望，并就

某些重大問題與政府對話，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隨著信息技術和電子科技的發展，建立在互聯網絡之上的“電子化政府”作為新的公民參與手段，其觸角還需要廣泛而深入地伸向機構、公民和所有服務對象。這樣一個全新的，類似企業——客戶溝通的政府在技術上就建立起來。為了進一步推進公眾參與，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參與的渠道，創造更新的參與方式。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組織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訓練、基層意見搜集法、價值取向法等。此外，公民自己應懂得運用不同渠道去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如個別接觸、輿論擴散、集體推動、游說工作等政策參與渠道。

（二）建立有效的政府回應機制

公共決策回應機制是當前政府決策制度轉變與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民有意愿也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公民意愿與政府行政行為的選擇就處在一種互動的關系中，從而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政府的每一項決策都離不開民主的基礎。政府公共決策回應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積極有效的合作機制，這種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是公民參與政治管理的權力。公民必須具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參與選舉、決策、管理、監督，才能使政府并與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在公共決策中的公眾參與提升了公民對公共政策和對國家權威的認同及對社會的信任感，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牢固樹立誠信觀

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一些政府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對誠信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認為守不守信無所謂，甚至為了行使公益職權，可以不考慮信用問題。所以，解決政府誠信缺失問題，要在政府工作人員中普及誠信教育，加強誠信宣傳，更新觀念，由輕視誠信到重視誠信，把誠信融入到政府的執政理念中。要使政府工作人員深刻認識到：政府誠信是最寶貴、最重要的資源，是行使文明的重要標志，是市場經濟的潤滑劑，是和諧社會的主要保障，是凝聚民心、號召民力，推動改革開放與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同時，建設政府誠信，還要向政府官員灌輸和普及現代公共政治理念，使他們在思想觀念中完成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任性政府向守信政府、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管治政府向服務政府、利益政府向和利益中立政府的一系列重大轉變，逐步提高他們的信用責任意識，形成恪守信用的行政思維方式和操作習慣。

（四）建立健全政府誠信的法律機制

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信用法律法規體系。我國的信用立法工作在短期內還難以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客觀上又需要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作為保障。因此，我國應陸續出臺《征信管理條例》、《信用信息互聯互通管理辦法》、《企業信用管理條例》、《個人信用管理條例》等。同時，抓緊修改《商業銀行法》、《商標法》、《保密法》等相關條款及制定頒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

（五）構建合理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政府公務員一旦獲得相應的職位，就比較穩定，在缺乏競爭的壓力下，可能會安于現狀。因此，要在公務員內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即采用公開考試、嚴格考核的公務員錄用制度，嚴格公務員的培訓制度；嚴肅公務員的考核制度，將考核結果同獎懲、土作職務升遷等環節相掛鉤，采用競爭上崗制度和跨部門論崗制度等等，通過有效的競爭，達到入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激發整個公務員隊伍的活力，提高公共服務的能力。

三、結語

高績效的政府能夠以相同或更少的資源實現公共產出的最大化，并能追求公眾滿意，積極回應公眾的要求，提升公共服務的能力，從而促使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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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顯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與政府運作成本相關性的制度分析[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S1期 第2頁

3． 張云龍，論公民參與意識的制度保障[J]，理論月刊，2006年03期 第4頁.吳威威，良好的公信力:責任政府的必然追求[J]，蘭州學刊，2003年06期 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