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改革與完善

在刑事訴訟中，從法院受理案件到開庭審判之前，法官一般要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一系列的訴訟活動，主要是審查受理的案件是否符合法定的開庭條件，決定是否開庭審判，以及為開庭審判作好程序上的準備工作。法官的這些活動我們稱之為庭前準備活動，其程序則統稱為庭前程序。有人說庭前程序就象演出前的排練和預演，因而往往很容易被人忽視。然而，這一程序的意義決不能低估。一是庭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庭審程序和庭審方式。比如，法官庭前審查采用案卷審查制度，由此形成心證，庭審就不需要再由控方舉證，而只需要法官運用職權做某種程度的驗證。這樣，審判中的法官職權主義和一定程度的庭審虛置就難以避免。二是庭前程序的設置方式影響訴訟的結果。法官庭審前主要依據控訴方提供的證據形成心證，而庭審后，依靠雙方抗辯舉證再作證據和事實判斷，確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三是從現實情況看，庭前程序問題突出，亟待解決。為適應庭審改革需要，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重置庭前程序，但在實施中的矛盾和問題不時突現，既影響立法改革的效果，又影響司法活動的實際效益，因此可以說，司法的現實迫使我們認真研究庭前程序，考慮如何在現存法律框架內適當操作，同時斟酌庭前程序在制度上的合理化問題。[1]

一、我國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現狀與特點

我國法院審判刑事案件在庭前程序上普遍存在著以下特點：

1、立案審查形式化，造成庭前審查和開庭審判的法官主體歸一。長期以來，我國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以后，一般是先確定獨任法官或合議庭成員，然后由獨任法官或合議庭審判長對案件進行審查，認為符合法定開庭條件的，決定開庭審判，并參加庭審。即使是在各地法院實行立案庭統一立案以后，由于多種原因，立案法官對案件的審查也僅限于檢查起訴時移送的材料是否符合有關規定和進行必要的立案登記、開庭排期等，并不涉及案件的實質問題。實際審查仍然是在案件移交審判庭之后，由審判法官進行。也就說，從事庭前審查的法官和開庭審判的法官主體具有同一性。

2、法官庭前審查范圍的廣泛性和庭前準備的過于充分，使庭前活動帶有實質審判的嫌疑。盡管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公訴案件審查的規定比原來有了較大的改革，庭前審查由原來的實體性審查變為程序性審查為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主審法官往往出于防止庭審失誤和避免判決錯誤的心理（更現實的說是對“錯案追究制度”的畏懼心理），除了對程序內容進行審查外，還要通過認真審閱起訴書和移送的主要證據復印件、照片等案件材料，力求盡可能詳盡地了解、把握案情，甚至對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已經形成一種內心確認。對審查中發現的疑難之處，還要列出詳細的庭審提綱，為開庭審判做好充分的準備。這樣，無疑又走上了“先定后審”的老路。而且，這種依靠主要證據復印件、照片而形成的內心確信，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庭前預斷的扭曲。

3、庭前審查中，實行法官一元化，很容易混同訴訟職能，使審判職能替代檢控職能。我國目前的庭前審查均由法官包攬，沒有法官的召喚，控辯雙方無法參與庭前審查活動。有的法官為了查明案情，保證案件證據更加充分，還積極主動核實控方舉證的材料，甚至親自收集、補充證據材料。這種越俎代庖的行為不僅造成控、審職能不分，而且違背了法官中立原則。

二、我國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應有功能

由于法官庭前活動對法庭審判和整個審判程序的結構具有十分深刻的影響，因此，我國刑事訴訟庭前程序應當正確體現其應有功能：

1、避免庭審法官的內心確信形成于庭前。目前，由于主持庭審的法官一般都參與了庭前審查，其在開庭前對案件的事實和主要證據已經有了較為全面、深刻的認識，因此，對案件的審判結果也基本上是“成竹在胸”。許多法官在發現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不需要處罰的案件時，通常是以建議公訴機關撤訴而予以了斷。一般情況下，法官決定開庭審判的案件，基本上是其已經認為被告人有罪且需要處罰的。可以說，庭前活動是法官內心確信形成的關鍵和主要階段。而科學的庭前程序應當阻止審判法官在庭審前接觸證據，盡力避免先入為主的預斷。

2、為簡化庭審過程鋪墊基礎。首先，在庭前程序中，如果從事庭前審查的法官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50條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對程序性問題進行認真審查，則在以后的庭審中，完全可以省略對同類問題的調查，避免重復勞動。其次，若在庭前程序中設立證據展示制度，即在非審判法官的主持下，控辯雙方交換有關證據信息。對沒有爭議的問題，一般不傳喚證人出庭作證；[2]對雙方沒有異議的證據，在法庭調查中不再進行質證。這樣既簡化庭審過程，又節約審判資源，還可以防止伏擊審判。

3、可以有效防止司法腐敗的產生。通過專設預審法官制度，使審判法官在庭前與案件材料、控辯雙方以及其他當事人相隔離，避免“先入為主”的主觀預斷和“人情世故”的客觀困擾，保持客觀、中立的心態，進而保障判決結果的客觀、公正。

三、對我國現存庭前程序的評析

當前，我國庭前程序在實踐中的應用，明顯帶有實質審判性質，有悖審判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更缺乏客觀性、公正性。由于沒有專門的預審法官，預審程序十分簡單，預審活動依法只是審查法律規定移送的有關材料是否齊備，并不審查事實和證據，原則上也不決定是否駁回起訴以及更正和補充起訴（這是國外預審程序的普遍職能）。只是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2項至第6項規定的情形的，裁定終止審理或者決定不予受理。但這也主要是一種表面性的審查，毋需深入審查證據和事實。[3]其實，目前庭前審查并不是單純的程序審查，而是將程序審查與實體審查結合的折中主義做法。起訴時移送的主要證據復印件，為法官庭前審查實體化提供了便利，因而，有人稱之為“‘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技術處理”。既然如此，我們應當在完善以法庭審判為中心的刑事審判制度的基礎上，努力尋求適合我國國情并與國際接軌的新的庭前審查模式，以適應WTO規則對我國司法體制的要求，實現民主與科學的現代訴訟司法理念。

四、改革和完善我國庭前程序的構想

縱觀當今世界兩大法系，可以看出，在審判程序上，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庭審采用對抗制，法官（包括陪審團）處于居中裁判的地位。作為一個消極的居中裁判者，法官在庭前一般很少受到一方證據、觀點的不當影響，幾乎從不對證據作任何庭前調查，甚至并不接觸控方的卷宗。大陸法系則實行職權主義，庭審采用審問制。雖然沒有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但都規定了辯護人有權查閱控方的卷宗材料，從而了解控方證據，更好地準備辯護。這種閱卷制度與英美法系中的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在保證辯方及時、充分了解控方證據，有效開展辯護活動方面有相同的功能。[4]

中國傳統的刑事審判理念類同與大陸法系，甚至可以說，其對“職權探知”和“實體真實”的強調較之于大陸法系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在于，中國把法院審判視為懲治犯罪的最后一個司法環節，是實現社會、政治穩定的工具和手段。對于法庭審判這一重要“陣地”，法官自然要完全掌握程序的控制權和主導權。通過庭前閱卷，法官可以對案件形成相當成熟的認識和看法，有時還草擬了判決書。即法官的庭前活動是秘密的、非正規的，但具有實質化的內容和中心化的地位。這必然導致了我國法庭審判活動的形式化和邊緣化。正是由于認識到傳統刑事審判所存在的問題，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傳統審判制度進行了較大的改革，確立了控辯對抗的格局，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當事人主義化”的趨勢。當然，由于立法者尚未擺脫傳統思維觀念，新構建的刑事審判制度仍然保留了相當濃厚的訊問式審判的色彩。法官在開庭之前還可以閱讀和了解相當廣泛的證據材料，盡管其范圍已被大大削減。因而，法官形成庭前預斷的危險性并未消除，法庭審判的實質地位還未真正確立起來。[5]

理想的審判模式應當是在吸收、綜合兩大法系特點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如果能夠對國外目前有效運行的庭前審查模式進行選擇性借鑒，無疑是我國司法改革的捷徑。鑒于此，我國可以考慮設置相對集中的庭前審查和準備程序，統一解決目前庭前審查及準備程序中存在的諸多問題。

1、建立預審法官制度，實現預審法官和庭審法官的主體分離。可以圍繞兩個要點進行改革：（1）就較為嚴重的犯罪案件，建立法院預審程序和預審法官制度，通過預審程序對案件作實質性審查，防止將缺乏事實根據和法理理由的案件訴諸審判，同時審查證據的可采性，裁決控辯雙方的審判建議，為開庭審判創造條件；（2）庭審法官和預審法官相分離，不僅不能同為一人，而且禁止預審法官與庭審法官交換意見，必須保障庭審法官確實能排除預斷。[6]

2、完善庭前審查程序，設立證據展示制度。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以后，法院應當指定預審法官主持該案件的庭前審查及準備活動，并向被告人送達起訴書副本，告知被告人有權申請法官回避，有權聘請或者要求法院指定辯護人，有權對起訴書提出異議，有權要求控方展示證據，有權要求法院進行證據保全并對違法證據予以排除，等等。

預審法官應當要求控辯雙方在法定期限內提出各自的案情陳述。控方陳述應當包括以下內容：控方將要證明的事實；控方將要求法官和陪審員從證據中得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結論；庭審中將要列舉的證據；可能出庭的證人名單和順序；是否要求辯方展示證據；是否適用簡易程序，等等。辯方的陳述內容應當包括：將要提出的主要辯護理由；控辯雙方存在分歧的主要問題；針對指控提出的證據不足、管轄錯誤等異議；證據展示的請求；保全和排除證據的申請；辯護方將要提出的主要證據；可能出庭的證人名單；是否實行適用簡易程序的意見，等等。

預審法官在審查控辯雙方提交的有關材料后，應當確定召開審前會議的時間，并通知控辯雙方準時參加審前會議，集中解決法庭審判前應解決的諸項問題。

在審前會議中，控辯雙方有權作進一步陳述。必要時，預審法官可以要求有關證人出庭作證，可以進行必要的庭外調查。在此基礎上，預審法官應針對是否將案件交付審判；是否需要進一步展示證據；是否應當增加、排除某些證據，或者采取保全證據的措施；是否適用簡易程序，以及法庭審判的日期、日程安排和證人出庭及出示物證方面的安排，等等。預審法官在庭前準備活動中作出的決定，具有約束力。法庭審判時，庭前準備程序中已經確定的事項，不得再次爭議或任意變更。但在法庭審判時，如有新的情況并有法定根據的，審判法官可以對庭前裁決予以變更。[7]

在庭前程序中，證據展示尤為重要。因此，有必要專門研究建構我國的證據展示制度。此外，我國的刑事訴訟庭前程序中，還應設置證據保全機制和非法證據排除機制，對于證據保全的范圍、方式和救濟機制，以及排除非法證據的時間、啟動程序、舉證責任、保障措施等一系列問題通過立法加以規范，才能保證庭前程序日臻完善。

注釋：

[1]參見龍宗智：《刑事庭審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頁。

[2]參見左衛民：《刑事程序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頁。

[3]參見同[1]第148、149頁。

[4]參見劉善春、畢玉謙、鄭旭著：《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頁。

[5]參見左衛民、周長軍著：《刑事訴訟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8頁。

[6]參見同[1]第168頁。

[7]參見宋英輝、陳永生：“刑事案件庭前審查及準備程序研究”，《政法論壇》2002年第2期，第72頁。

第二篇：論我國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不足與完善

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研究

二、我國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面臨的問題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知我國的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在制度設計上過于單薄，與國外的相關制度對比，在制度設計上和實踐中仍然存在問題。

（一）庭前會議的發起方式和發起條件

首先，庭前會議應該由哪一方發起在理論探討中存在較大的爭議。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由審判人員召集控辯雙方召開，但反對者認為這將使審判人員陷入先入為主的判斷，損害法官心證的獨立性。有觀點認為應當由檢察官發起，但如此一來會造成檢察官既當主持人又是參加者的雙重地位，辯護人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保障。且在法官未參與的情況下，一部分事項并非檢察官的權限，也非控辯雙方合意能夠解決，如是否同意重新鑒定，是否同意通知新的證人到庭，如何申請法官回避等。還有觀點認為可以將庭前會議制度固定化成為我國的刑事訴訟預審制度，設立預審法官主持庭前會議。但這也會帶來新的問題，首先，實行普遍的預審制度對于適用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案件是一種負擔，會降低訴訟效率；再次，設立預審法官需要法院配備足夠數量符合要求的司法官，這對于司法資源較為緊張的我國來說是一個“奢侈”的目標。

其次，在什么條件下發起庭前會議也值得思考。如前所述，對于適用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案件，庭前會議無疑是一種負擔，會導致訴訟效率的降低。但庭前會議召開的起點是否就是除了適用簡易程序外的所有公訴案件？抑或是重大復雜案件，如何確定一個量化標準。如果全交由審判人員決定庭前會議的召開，是否有損于控辯雙方尤其是辯方的訴訟權利？如果一個問題在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難以達成一致，是否需要召開多次庭前會議？如果需要，如何保證庭前會議制度提高訴訟效率的初衷？

（二）庭前會議結果的效力

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控辯雙方在庭前會議上就案件有關問題達成的共識或協議如非法證據排除，回避等事項的效力如何？例如，庭前會議中出現的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若由庭前會議主持人排除，其效力能否延續到庭審程序，即主持庭前會議的法官的決定是否對庭審法官審理案件產生效力，如果產生效力，是否屬于事前審判，如果不產生效力，庭前會議的作用又是什么。如果控方或辯方在庭審中不理會在庭前會議中達成的共識如爭議焦點的確定，庭審法官能否以庭前會議已達成共識為由予以駁回或制止，理由又是什么？

（三）庭前會議濫用對人權保障的損害

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庭前會議上審判人員對于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如果在庭審中，辯方提出以上要求，庭審法官 1

能否以庭前會議上沒有提出而予以駁回？當沒有辯護人參與訴訟的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能否獨立參加庭前會議，如何保障其在沒有專業法律意見的幫助下的訴訟權利？在其得到幫助后，能否推翻其在庭前會議中的決定？

盡管庭前會議制度的設計在實踐中可能遭遇種種問題，但其積極意義仍然無法忽視，尤其當我國在修改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已經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框架，打破了以往刑事審判程序由起訴到審判的直接過渡。這一中間程序的介入，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索，以期來日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發揮其效用。

三、我國庭前會議制度完善的展望

（二）我國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的完善構想

刑事訴訟法關于庭前會議制度的條文僅規定了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幾項基本的庭前證據開示內容，這顯然無法涵蓋庭前會議程序的豐富內涵，使得其制度價值略顯單薄。結合目前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庭前會議程序的細化完善應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1、庭前程序的適用范圍

首先，鑒于庭前會議的進行需要控辯雙方的密切配合，一般的被告人往往因為法律知識的欠缺及對庭前會議程序的理解不足，而難以充分掌握對證據不表示異議后，法庭不對證據進行詳細調查質證將導致的程序及實體后果，現階段庭前程序的適用范圍可限定為有辯護人參與的案件。但如果被告人主動提出啟動庭前會議的申請，則可以考慮允許其直接參與庭前會議。

其次，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排除庭前會議的適用。實踐中，簡易程序的案件在提起公訴時就已經具備了快速集中審理的要件，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當事人認罪，此時庭前會議程序的加入無異于增加訴累，因此排除其適用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

2、庭前會議程序的啟動條件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庭前會議的啟動者為審判人員，但法條中并未明確主持庭前會議的審判人員是否等同于庭審程序的法官。為維護法官心證的獨立性，避免法官在庭審時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的判斷，庭前會議的主持者應當為非庭審法官的法院審判人員。雖然在我國現有的實踐中設立預審法官為時尚早，但如若在立案庭中專門設立審前程序法官則不啻于一種有益嘗試。法院的立案庭受理刑事案件后，由專門的審前程序法官對立案后的刑事案件進行甄別，根據案件的情況由審前程序法官決定是否召開庭前會議，同時，為保障控辯雙方的訴訟權利，公訴方和辯護方有權申請召開庭前會議，并在法院不召開庭前會議時，要求法院進行解釋和復議。將會議場所設立于法院，法院發起庭前會議前需提前告知控辯雙方，給予雙方一定的準備時間。

3、庭前會議程序的審查內容

進入庭前會議的案件往往是具有一定爭議甚至較為疑難復雜的普通刑事案件，法官在召集訴訟各方參與庭前會議后，在會議中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

（1）控辯雙方證據開示

首先由提起公訴的一方將所掌握的證據種類及名稱進行說明，之后由辯方開示其所調取的證據，雙方可對證據的舉證順序提出意見，但不得涉及證據所證明的內容。雙方在充分證據開示的前提下，明確沒有異議的事實和證據，并由法官整理出雙方爭議的焦點，可當庭由法官制作“無爭議證據及事實清單”。庭審時針對清單上羅列的事實和證據進行簡單質證，如舉證方只需宣讀證據名稱等。庭審中圍繞庭前會議所整理的案件爭議焦點進行法庭調查及辯論，以利于控辯雙方在開庭前對案件爭議焦點進行充分準備，并在庭審中予以充分闡述，以利于進一步查明事實。

（2）非法證據排除

辯方可要求公訴方提供任一份證據的合法來源，公訴方必須提供，當公訴方無法提供證據的合法來源，或在討論過程中可明確證據來源非法的情形下，該份證據將被拒絕進入庭審程序，并由法官登記在案。控辯雙方均需保證所提供證據取證程序合法，任一方均可提出對取證程序瑕疵的質疑，但必須提供質疑的根據，經雙方磋商后由法官決定是否排除該份證據的適用，在此階段檢察機關可根據最終確定的證據清單修正其起訴意見。

（3）提出回避、重新鑒定、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

控辯雙方可在庭前會議中對這幾方面可能中斷庭審活動的事由提出申請，一經受理后就應當等待重新鑒定結果做出，或確定新的證人出庭、補充調取新的證據后，方能進入庭審，以節約庭審時間，達到集中開庭的效果。

（4）提出偵查人員、鑒定人員、專家證人到庭

根據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來在刑事訴訟中將可能逐步出現偵查人員、鑒定人員、專家證人出庭的情形，將此項內容的申請提前到庭前會議中，可由控辯雙方共同討論需要出庭的偵查人員、鑒定人員、專家證人名單，對一方擬通知到庭的鑒定人員及專家證人資質先行審核，以利于在庭審前作好通知及聘請準備。

4、庭前會議程序終結后的處理及效力

雖然在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過程中，庭前會議程序并非設置為刑事審理的必經程序，但唯有賦予庭前會議程序充分的法律效力，使控辯雙方均承擔庭前會議終結后的法律效果，方能使其真正發揮效用。在庭前會議終結以前，法官應將控辯雙方意見、庭前會議所作決定等記載在案，由控辯雙方簽字確認，之后再由主持庭前會議的法官針對以下不同情況對案件進行分流。

在庭前會議結束后，由于作為定案依據的關鍵證據被排除而存在重大證據瑕疵導致無法定案的，或經庭前會議的討論發現起訴認定事實有誤的，建議檢察機關變更起訴或撤回起訴。

其余案件進入主審理程序，在庭前程序中所排除的非法證據將不得進入庭審程序。庭審過程中對無爭議的事實和證據只做簡單質證，庭審法官根據庭前會議所歸納的爭議焦點，組織控辯雙方主要圍繞有爭議的事實和證據進行法庭調查及辯論。并且，如果在庭審過程中，公訴方或辯論方不理會庭前會議所達成的共識或爭議焦點，除有特殊情況，如發現新的證據，案件情況出現重大變化等，庭審法官應當予以提醒，必要時進行制止。

庭前程序中決定的回避、重新鑒定、精神病鑒定、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偵查人員、鑒定人員、專家證人出庭等事由應在第一次庭審前完成。庭審過程中除非發生新的證據變化，否則應集中開庭，避免重復開庭。應當補充規定，庭前會議上有條件提出以上可能導致審理中斷的事由而未提出的一方，在庭審提出時必須提供合理的事由，否則法庭應駁回其請求。

賦予庭前會議的討論結果以法律效力是我國庭前會議制度設計的初衷，即提高刑事訴訟庭審的效率，促進庭審結果的公正性的需要。并且庭前會議結果對庭審產生影響并不違反禁止庭前審判的刑事訴訟原則。首先，庭前會議的主要功能是對庭審的程序性事項，如回避，出庭證人名單等了解情況，進行討論，并不涉及庭審審理的案件實體情況。其次，賦予庭前會議中所達成的共識，明確的爭議焦點以法律效力，也是為了防止公訴方或辯護方在庭審中“突擊”辯論而導致對方準備不足而損害實體公正。最后，非法證據的排除雖然是實體事項，應該在庭審中排除，但是非法證據是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都必須禁止的，更不能出現在法庭審判中，在庭前會議中進行排除，是對于公權力機關在偵查階段合法搜集證據的一種價值導向和監督，也是對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必要措施。

我國的庭前會議制度目前仍處于嘗試探索階段，制度的逐步健全完善尚需要再實踐檢驗中實現。但無論此項制度今后的命運如何，我們始終應當堅持對公正和效率兩項基本價值的追求，堅持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完善的不懈追求，如此方能真正推動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良性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完善。

結 論

本文從我國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設計和完善的角度出發，論述了我國庭前

會議制度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承擔的訴訟職能，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庭前會議制度完善的理論構想，最終期望能夠對庭前會議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發揮作用有所幫助。通過上文對庭前會議制度的探討，確立了其在刑事訴訟法律理論層面和實際運行層面的重要作用，為庭前會議制度的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主要參考文獻：

[1]高敏.庭前會議程序與非法證據排除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2012.[2]蘇琳偉，吳雅莉.構建刑事訴訟庭前會議制度初探[C].北京：載《第八屆國家高級檢察官論壇論文集》,2012.[3]王圣揚.刑事庭前程序中的權力（利）配置研究[J].法治研究，2011，（2）：97-101.[4]龍宗智.刑事訴訟庭前審查程序研究[J].法學研究，1999,5.[5]范培根.刑事訴訟庭前審查程序之比較研究[J].法學研究，2001,7.[6]陳光中.刑事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第三篇：關于民事訴訟庭前程序改革及完善

關于民事訴訟庭前程序改革及完善

一、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程序現狀與缺陷。

1、審前準備程序與法庭審理程序職能不分，混為一談。法官的職能長期處于多元化狀態，既要做審前準備工作，又要做庭審裁判工作，以致于法官不能從繁瑣的審前準備工作中脫離出來，集中精力進行審判，這是非常不利于法官職業化建設。有的法院仍然不能堅持立審分離原則，在立案庭內設立速裁組或簡審合議庭，賦予了民事速調速裁權力，這仍是立審不分、自立自審的一種變現，不符合法院機構改革要求，應當加以糾正。

2、我國審前準備模式是為法官而設計的，當事人處于非主導被動狀態。從《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現有的審前準備程序規定上看，其主要內容為：法官向當事人送達應訴材料、答辯狀副本，法官告知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和合議庭組成人員，法官進行調查、收集證據，法官追加當事人等。不難看出這些程序規定是為法官而設定的，更多的是賦予法官職責和義務，法官是處于主動狀態，當事人是處于被動狀態，這種模式是不利于當事人發揮主觀能動作用。

3、現有審前準備模式極易促使法院審判職能替代當事人訴辯職能現象發生，容易形成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對抗局勢，不利于民商事審判工作有效開展。我們不難而知，現有的庭前審查工作均由法官包攬，如果沒有法官的召喚，訴辯雙方也就無法參與審前審查活動。因此，法官開展庭前準備工作在當事人眼里顯得尤為重要，法官積極主動狀況與否，直接影響到審判的社會效果。有的法官為了查明案情，證明客觀上真實，積極主動核實起訴一方的舉證材料，甚至親自收集、補充證據，這種越俎代庖的行為違背了人民法院收集證據規則，將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和法院收集證據的職能混為一談。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在法律上進一步規范人民法院收集證據的職能和收集證據的范圍。

4、從“一步到庭”審理模式到現有審前準備模式轉變，可以看出我國是非常重視審前準備工作的。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為了能夠使民商事審判工作與國際順利接軌，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相應的《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這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它否定了“一步到庭”審前模式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大進步意義。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出臺之前，《民事訴訟法》對審前程序僅作七條的規定，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卻細化到八十三條規定，說明了審前準備工作改革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二、民事訴訟審前程序的內涵與外延。

民事訴訟審前程序，又稱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程序，簡言而之，就是民商事案件開庭審理之前的程序。它規定了法院和當事人在開庭審理前所進行的一系列民事訴訟活動的權利和義務。目的在于促使當事人充分了解案情，作好法庭辯論準備，以發揮庭審的功能和作用，防止法官突襲裁判和拖延訴訟，確保司法公正與效率。

縱觀我國《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審前程序的規定，筆者認為，民事訴訟審前程序主要有以下一些內涵與外延：

(一)、審查立案方面職能。

人民法院在接到當事人起訴狀之后，必須在七日以內審查決定是否予以立案，案件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予以受理，同時將案件受理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風險提醒書、當事人須知等送達給原告。不符合受理條件的，裁定不予受理，并將裁定書及時送達給起訴人。

(二)、排期開庭、送達庭前各類訴訟文書職能。

1、對案件進行排期開庭，確定開庭的時間和地點，確定獨任審判員或合議庭組成人員。

2、發送應訴通知書、訴狀副本、舉證通知書和答辯狀副本。審查立案后，應當在五日內將起訴狀副本送達給被告;原告口頭起訴的，也應在規定內將口訴筆錄抄件發送給被告。被告在十五日內提交答辯狀的，法院應當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內將答辯狀副本送達給原告。被告不

提出答辯狀，不影響法院審理。

3、發送開庭傳票和出庭通知書，發布開庭公告。開庭傳票和出庭通知書應在開庭三日前通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公開審理的，應當公告當事人姓名、案由和開庭的時間、地點。

4、告知當事人訴訟權利和義務，告知合議庭組成人員。法院向當事人發送受理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或應訴通知書同時，應當告知當事人有關訴訟權利義務，告知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頭形式。合議庭人員確定以后，應當在開庭前三日內告知當事人。

5、通知證人到庭作證。通知與案件有關的證人到庭作證，包括通知鑒定人出庭接受法庭質詢等，通知可以采用書面或口頭形式進行。

(三)審查訴訟主體職能。法院對于沒有參加訴訟的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有權通知其參加訴訟，當事人也可以自己申請參加。追加的當事人可以是共同原告，也可以是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

(四)、進行證據收集、證據展示職能。

1、進行證據保全。當事人申請證據保全，并提供擔保的，法院應當給予辦理保全。在保全時，法院認為需要也可以通知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場，并將證據固定下來，做到以利于庭審質證，維護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辦理司法鑒定。當事人向法院提出司法鑒定的，或法院審理認為需要進行司法鑒定的，可依職權收集鑒定需要的相關材料，提供必要的鑒定素材，在委托鑒定之后，根據需要法院可以派人負責協調，主動了解鑒定的有關情況，及時處理可能影響鑒定的一些問題。

3、法院依法進行調查取證或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取證。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如涉及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追加當事人，訴訟中止、訴訟終結、回避等情形，法院可以進行調查取證。此外，人民法院勘驗，筆者認為也應在此之列，屬于法院認為調查取證需要的范疇。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符合證據規則的，人民法院應當給予調查取證，如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只要當事人提出申請，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調查取證。

4、進行證據交換、展示。當事人申請證據交換，或證據較多、案件疑難復雜的，人民法院應當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證據交換在審判人員主持下進行，次數一般以兩次為限，復雜疑難案件除外。

(五)、進行庭前和解、庭審準備職能。

1、開展庭前和解職能。對于案情簡單，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引導當事人進行和解，也可以在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后，進行庭前調解，庭前調解可用簡便方式通知當事人到庭，調解達成協議即時結清的，應記入調解筆錄;調解分期分批付款的，應當制作調解文書，分別送達給雙方當事人;調解不成的，轉入正常審判程序。

2、召開準備庭會議，確定審理方向職能。針對當事人已經提交的起訴狀、答辯狀以及相關證據材料情況，屬于疑難、復雜案件的，召開必要的準備庭會議，理清好案件爭議焦點，明確庭審方向，做好庭審防范工作，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實真象，提高庭審效率。

三、民事訴訟審前程序改革應遵循的原則。

1、堅持立審分離原則。審前程序的改革，應將立案工作與審前程序工作有機進行結合起來，以提高審判工作效率，但切不可將立案職能與審判職能混同起來，違背立審分離原則。比如，有的法院在立案庭內設立了速裁組或簡審合議庭，賦予了一定的裁判權力，這實質上是違反立審分離原則的，它對裁判的公正性構成了嚴重沖擊。

2、服務于庭審原則。審前準備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讓法官與當事人更加明確案件爭議焦點，使法官能夠更加熟悉案件情況，當事人能夠認清自已的舉證方向、舉證責任，以增強案件審理的透明度，提高庭審工作效率，起到促進當事人之間糾紛、矛盾化解作用。這就需要

我們講求服務于庭審這一原則。

3、把握程序公正原則。審前程序是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個部分，它公正與實體裁判公正具有同等重要意義，背離了任何一個方面，均是司法不公正的表現。因此，在開展審前準備工作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訴訟規則，在操作上不得省略或忽略，以免影響到實體上裁判公正，而引起不必要的重復再審，造成了審判資源浪費。

4、講求審判效率原則。審前程序準備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法官和當事人做好庭審準備工作，更好地發揮庭審效果，提高審判效率，以防止案件突襲裁判和拖延訴訟現象發生，保障訴訟公正與效益價值的實現。因此，審前程序改革是否趨于完善，很大程度要看審判效率是否得到提高，審判效率明顯提高了，才能說明審前程序改革是成功的。因此，審前程序改革要不斷尋求工作切合點，以真正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

5、堅持審前準備活動與審判活動并重原則。新的民事訴訟審前程序構建，要充分認識“一步到庭”審理模式存在嚴重缺陷，它沖淡了審前程序的功能，使審前在當事人之間形成了一道隔離欄，根本不利于庭審功能的全面發揮，可能妨礙到案件事實客觀認定，容易造成多次開庭而導致訴訟拖延現象發生。只有予以重視和做好庭前程序性工作，讓法官和當事人掌握案件爭議焦點，熟悉相關法規及專業知識，使當事人明確各自的舉證責任，才能促進庭審更好開展，收到較好的庭審效果。因此，堅持審前準備活動與審判活動并重這一原則也是同等重要的。

四、民事訴訟審前程序改革與完善。

(一)、隊伍建設方面。

1、設立助理法官制度。助理法官制度的設立是審判方式改革的趨勢，給法官配備助理若干，將審前準備工作和其它輔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操作。例如，主持證據展示、交換，主持庭前調解，指導當事人舉證，送達訴訟材料等，可以交由法官助理完成，這樣可以減輕法官工作壓力，使法官能側重于法庭審理，精力進行審判，這是有利于推動法官職業化建設的。同時應當規定法官助理不得參與案件開庭審理，以免影響司法公正。此外，該項制度的設立，可以避免主審法官在庭前與當事人進行正面接觸，使之形成有效的隔離欄帶，促進了法官廉政建設。

2、確立專門送達制度。在法院內部成立專門執達隊伍，從事各類訴訟文書送達工作。送達范圍可選定為應訴通知書、起狀狀副本、答辯狀副本、舉證通知書、合議庭成員告知書、開庭傳票、裁定書、判決書、上訴狀等。送達形式可以采取直接送達、留置送達、郵寄送達、公告送送等。其程序上操作亦可按照民事訴訟規定進行。

(二)、案件排期方面。

應確立民商事案件繁簡分流制度。為了切實減輕當事人訟累，針對民商事案件特點進行必要的繁簡分流，進一步擴大簡易案件審理范圍，對于案件爭議不大，事實清楚的，可采用簡易辦法予以解決，以全面提高辦案效率。明確下落不明公告送達的案件，群體性、集團訴訟的案件，以及其他疑難、復雜的案件采用普通程序進行審理。在實行民商事案件繁簡分流制度過程中，還應當根據每個法官自身特點及其存案情況，有針對性地靈活分配和調整案件，以利于充分發揮審判整體效率。

(三)、證據規則操作方面。

1、應進一步規范舉證引導制度。鑒于我國當事人普遍存在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相對薄弱環節，難予做到每一個案件當事人都能夠聘請律師參與到訴訟中去。基于我國這樣國情，法院引導當事人舉證成了民事訴訟中一個非常必要的環節，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規范舉證引導制度，認真把握好訴訟程序每一個環節的運行機制，適時為當事人引導舉證。例如，在審查立案時，可針對當事人起訴的主張和事實進行引導舉證;在當事人提交答辯狀時，可針對答辯

方反駁意見進行引導舉證;在證據展示交換或通知開庭階段時，可圍繞當事人爭議的焦點進行引導舉證。確實讓當事人明確自己的舉證責任和義務，而努力去做好庭審準備工作，以帶動庭審順利進行。

2、應進一步完善證據收集、保全制度。要進一步淡化人民法院收集證據職能，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更加嚴密限制法院取證范圍，強調法官不得隨意收集證據，應嚴格按照設定的范圍進行操作，不得超越。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筆者認為，可以采取有償保全辦法予以受理，以防止當事人濫用該項權利，對于濫用權利或給對方造成損失的，責令其承擔相應責任，并視情形給予適當的民事制裁。

3、應進一步完善證據展示、交換制度。對于證據多、疑難復雜案件，在開庭審理前應當通知當事人進行證據展示與交換，證據展示與交換應由法官助理進行主持，或者由法官助理引導雙方事人或代理人相互間進行展示或交換，證據展示與交換一般在開庭審理前進行，對于展示和交換的次數，筆者認為可以不加以限制，如果發現故意制造次數或拖延訴訟的，視情形可給予相應的民事制裁。

(四)、庭前調解方面。

應進一步規范庭前調解制度。明確庭前調解工作由法官助理主持，主審法官不得提前介入。當事人可以自行協商和解，也可以通過雙方代理人之間交換意見進行和解，助理法官在庭前調解中的角色是處于促成和引導的作用。一旦雙方達成協議的，仍應由獨任法官或合議庭進行確認;不能達成協議，進入開庭審理程序的，庭前調解制度操作也避免了法官與當事人正面接觸，起到預防司法腐敗作用。此外，庭前調解制度應規范主持庭前調解的人員、時間、次數、場所及把握的原則、遵循的程序等，使庭前調解工作能夠按照自愿、合法、有序進行。同時，必須注意將庭前調解與審前準備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發揮二者之間互相能動作用。

(五)、庭審準備方面。

應確立疑難案件準備庭會議制度。對于疑難、復雜案件應充分發揮合議庭庭前合議的優勢，認真審查訴訟主體，初步審查法律關系發生、變更和消滅情況，審查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及提交相關的證據情況。通過召開準備庭會議形式，使法官更加明確案件性質、爭議焦點，有利于把握好庭審各個環節，全面查清案件事實，提高辦案質量，確保辦案效率。

綜上所述，認為審前程序的改革與完善，對于促進司法公正與效率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審判實踐中，應當更加科學合理地把握好這一程序性工作，以利于全面發揮民商事審判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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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

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 所長 張智輝

? 2013-03-10 21:30:17

來源：《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2 年第 5 期

關鍵詞: 檢察改革/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法律監督/職能調整/模式轉變

內容提要: 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其工作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系。近年來，檢察機關進行的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完善，特別是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新的職責，必將引起檢察工作機制的變革和檢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 2012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時指出：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這些話，充分反映了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與近年來進行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之間的內在聯系。檢察改革作為國家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亦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具有密切的聯系。回顧檢察改革的推進歷程和基本內容，分析探討檢察改革與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關系，對于深化檢察改革，深刻理解和貫徹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檢察改革的簡要回顧

自 1997 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以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圍繞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中存在的問題，開始了檢察改革的研究和探索。2000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三年檢察改革實施意見》，首次對檢察改革進行了全面規劃，從改革檢察業務工作機制、改革檢察機關的機構等組織體系、改革檢察官辦案機制、改革檢察機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檢察機關內外部監督制約機制等五個方面提出了 35 項改革任務。

2002 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司法改革的目標和任務，提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進一步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2003 年 4 月，中央政法委牽頭成立了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2004 年 12 月，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從十個方面規定了司法改革的內容。在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領導小組，并設立了辦公室，負責研究和協調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中的相關問題，并于 2005 年 8 月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年實施意見》，明確了 2005 年至2008 年檢察改革的任務。該意見從重點解決當前制約檢察工作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入手，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制度、完善檢察機關接受監督和內部制約的制度、創新檢察工作機制、完善檢察機關組織體系、改革和完善檢察干部管理體制、改革和完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體制等六個方面的 36 項改革任務，并提出了完成檢察改革任務的主要措施。

2007 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精神，中央政法委員會于 2008 年12 月發出了《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從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加強政法經費保障等四個方面提出了 60 項改革任務。根據這個意見，并結合現行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在某些方面出現的與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以及檢察工作科學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2009 年 2 月 19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貫徹落實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關于深化檢察改革 2009—2012 年工作規劃》，提出今后一段時期深化檢察改革的總體目標，并把檢察改革的重點確定為強化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和加強對人民檢察院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該規劃從優化檢察職權配置、改革和完善人民檢察院接受監督制約制度、完善檢察工作中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制度和措施、改革和完善人民檢察院組織體系和檢察干部管理制度、認真落實中央關于改革和完善政法經費保障體制的總體部署等五個方面提出了深化檢察改革的 40 項任務。按照中央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以及檢察改革工作規劃，近年來，檢察改革穩步推進，各項改革措施相繼完成。

從改革的目標上看，檢察改革重點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強化法律監督。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的根本性質和基本職能，強化法律監督不僅是檢察工作的目標，也是檢察改革始終堅持的目標。檢察改革就是要通過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促進檢察機關更好更充分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從制度上保障檢察機關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二是強化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為了保障檢察權的正確行使，加強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內部制約和外部監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強化對其他機關執法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的同時，檢察機關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也高度重視，反復強調要把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放在與法律監督同等重要的位置。

從具體措施上看，有關強化法律監督的檢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對立案活動的監督機制。針對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罰代刑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有關部門會簽了《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工作機制，明確檢察機關對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監督職責和程序；會同公安部聯合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進一步加強了對刑事立案活動的法律監督。第二，改革和完善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制定并下發了《關于審查逮捕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通過增強審查逮捕程序的司法性，及時發現和糾正偵查活動中可能存在的違法行為；制定并下發《關于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工作中加強證據審查的若干意見》，完善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工作機制，力圖遏制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第三，改革和完善對審判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與最高人民法院會簽《關于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的實施意見》、《關于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若干意見》、《關于在部分地方開展民事執行活動法律監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及《關于調閱訴訟卷宗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文件，落實和完善檢察長和受委托的副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制度，規范列席會議的職責、范圍和程序，強化對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探索對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出臺《關于加強適用簡易程序公訴案件訴訟監督工作的通知》，完善對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實行法律監督的工作機制；出臺《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與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制定《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配合人民法院規范量刑程序的相關改革，規范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活動；出臺《關于辦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改革檢察機關辦理刑事申訴案件的工作機制，加強對生效裁判的法律監督。第四，改革和完善對羈押場所執法活動的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下發了《關于減刑、假釋法律監督工作的程序規定》、《關于加強對監外執行罪犯脫管、漏管檢察監督的意見》，進一步規范和加強了對減刑、假釋、監外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針對近年來出現的“躲貓貓”等事件，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制定并印發了《關于人民檢察院對看守所實施法律監督若干問題的意見》，與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并印發了《關于建立和完善人民檢察院派出機構與監獄、看守所、勞教所工作聯系制度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建立刑罰變更執行同步監督機制，推行與看守所監管活動的信息聯網，強化對看守所執法活動的動態監督，建立健全糾正和防止超期羈押的長效工作機制，維護被羈押人的合法權益。第五，改革和完善對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法律監督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會簽并下發了《關于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明確了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可以采取調查核實、建議更換辦案人等方式進行監督，調查核實可以詢問當事人、知情人，查閱、復制、摘抄、調取有關材料等，進一步豐富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手段。

有關強化對自身執法活動監督的檢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推行職務犯罪審查逮捕程序改革。為了解決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和逮捕在同一檢察院內部運行，制約效果不明顯的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試行）》和《〈關于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的規定（試行）〉的補充規定》，從 2009 年 9 月起在省級以下（不含省級）人民檢察院有步驟地推行逮捕職務犯罪嫌疑人報請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的制度，進一步規范職務犯罪偵查中強制措施的適用，以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實行偵查職權與抗訴職權相分離。為切實強化檢察機關執法辦案環節中不同性質權能之間的有效制衡，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完善抗訴工作與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的規定》，決定各級人民檢察院的抗訴職權與職務犯罪偵查職權由不同業務部門行使，并規范了抗訴工作與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內部職責分工與協作配合，防止因同一部門權力過于集中導致權力被濫用，增強了檢察機關執法的公信力。第三，健全和規范檢察委員會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議事和工作規則》、《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選任及職責暫行規定》，通過優化檢察委員會委員的人員和知識結構，規范檢察委員會的議事規則，加強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建設，以保證檢察委員會作為檢察機關最高業務決策機構對重大案件和檢察業務工作重大問題的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第四，完善對執法活動的內部監督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人民檢察院執法辦案內部監督暫行規定》、《關于強化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執法辦案活動監督的若干意見》，不斷加強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監督制約；出臺《人民檢察院訊問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試行）》，建立和推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規范職務犯罪偵查行為；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舉報線索管理工作的意見》，加強和改進檢察機關對舉報線索的辦理機制；出臺《人民檢察院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工作規定》，建立規范扣押、凍結、保管、處理涉案款物的長效機制；出臺《關于進一步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執法辦案考評機制的指導意見》，改革和完善檢察機關的執法辦案考評機制；成立專門的案件管理機構，加強對人民檢察院辦案工作全過程的規范化管理和有效控制。第五，改革和完善接受監督制約制度。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并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專項工作報告有關問題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聯絡工作辦法》、《關于進一步深化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的意見》、《關于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等規范性文件，使檢察機關接受人民群眾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的工作更加規范。檢察機關還開通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絡專網和專線電話，完善了檢察新聞發布制度，舉辦“檢察開放日”活動，推行不起訴案件、申訴案件聽證會制度和檢察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制度，不斷深化和拓展檢務公開，加強了對檢察活動的社會監督。這些改革措施不僅加強了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監督制約，而且進一步規范了檢察機關的執法行為，增強了檢察機關執法的公信力。

此外，檢察改革還圍繞著制約檢察工作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展開，取得了明顯成效。例如，鐵路檢察院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徹底改變了企業管檢察院的體制；檢察機關干部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積極推進，檢察人員工資待遇和職業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體制進一步科學化，經費保障水平明顯提高，基層基礎設施明顯改善。

二、檢察改革對刑事訴訟制度完善的實踐意義

從對檢察改革的簡要回顧中不難看出，檢察改革的內容，無論是為了強化法律監督，還是為了強化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多數都與刑事訴訟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刑事訴訟制度修改完善的組成部分。可以說，近年來的檢察改革在許多方面都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供了實踐基礎。

例如，為有效防止和糾正檢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羈押現象，從 2003 年 5 月開始，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范圍內單獨或聯合其他機關共同開展清理超期羈押活動，并制定了《關于在檢察工作中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的若干規定》，建立了羈押期限告知、期限屆滿提示、檢查通報、超期投訴和責任追究等八項制度。2010 年 10 月，高檢院又會同公安部制發了《關于人民檢察院對看守所實施法律監督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強化了看守所法律監督工作。這些改革舉措，為羈押制度的修改完善奠定了實踐基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不僅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應當立即送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訊問，而且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予以釋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收到申請后，應當在三日以內作出決定；不同意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不同意的理由”。刑事訴訟法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這些規定對于完善刑事羈押制度，充分保障被羈押人的權利，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它們之所以被寫入刑事訴訟法，應該說，與近年來檢察機關在改革過程中同有關國家機關密切配合，積極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加強對看守所的法律監督，有著密切的聯系。

又如，按照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審查逮捕，主要是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和證據進行審查并作出決定。這意味著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準逮捕的時候，往往單方面地依據公安機關的意見。為了保證逮捕適用的公正性和準確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從 2005 年起就要求實行審查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的制度。2010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聯合制定并印發了《關于審查逮捕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的規定》，明確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中認為證據存有疑問的，可以復核有關證據、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在以下四類案件中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1）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實、是否有逮捕必要等關鍵問題有疑點的；（2）案情重大、疑難、復雜的；（3）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4）有線索或者證據表明偵查活動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吸收了這項改革的成功經驗，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

（一）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

（三）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顯然，在檢察改革基礎上形成的這些規定進一步完善了審查批準逮捕程序。

再如，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是檢察機關推進司法民主的一項重大舉措，其改革成果也為本次刑訴法修改所采納。2005 年 11 月，高檢院制定并下發了《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試行）》，并明確了相關的技術規范，建立了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錄音錄像制度。隨著該項工作的全面推開和不斷深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水平不斷提高，對訊問活動的監督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得到進一步強化。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吸收了這一成功做法，第 121 條明確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這個規定，既是對檢察機關率先推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改革舉措的充分肯定，也是在吸取檢察機關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

此外，2010 年 6 月“兩高三部”聯合制發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證據規定”）。為了落實兩個證據規定，高檢院于 2010 年 12 月制發了關于適用兩個證據規定的指導意見，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檢察機關對非法證據的處理、庭審中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證據的調查核實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等問題作了進一步明確和規范。全國檢察機關據此切實排除非法證據，為刑事證據制度的修改完善積累經驗。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肯定了檢察機關在排除非法證據中的重要地位，也重點吸收了相關檢察改革的成果。

正如王兆國副委員長所指出的：“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是中央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進一步規范司法行為，推進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貫徹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要求的具體舉措。”因此，以檢察改革為代表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經驗，被立法機關吸收或者借鑒而上升為法律規范，亦在情理之中。

三、刑事訴訟法修改對檢察改革提出的新課題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既吸收了檢察改革乃至整個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成果，也為檢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課題。刑事訴訟法對原有刑事訴訟制度的修改，需要檢察機關調整和改變原有的執法觀念和辦案模式，進行工作機制創新；刑事訴訟法新設立的制度，需要檢察機關對內部機構的職責分工作出新的規定，或者調整原有的工作機制以滿足貫徹實施新的刑事訴訟法的要求。

第一，新增職能的分工問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進一步擴大了檢察機關的訴訟職責，如何切實履行這些新增職責，是檢察機關必須思考的問題。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這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新的職責。這個職責應當由哪個部門具體行使，是一個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有的人認為，審查批準逮捕和決定逮捕以及延長羈押期限的審查批準，都是由偵查監督部門負責的，羈押必要性審查也應當由偵查監督部門負責。有的人認為，監所檢察部門對羈押的情況最了解，是否有必要繼續羈押，應當由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審查，并且監所檢察部門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也符合決定權與執行權相分離的原則。究竟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職責由哪個內設機構來履行更為合適，就涉及到一個檢察權內部的優化配置問題，需要通過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來完成。

第二，職務犯罪偵查模式的轉變問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進一步強化了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對偵查程序的規制也愈加嚴格，如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這些規定，對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原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空間阻隔、信息封閉的辦案優勢被打破，這就必然要引起職務犯罪偵查模式的轉變和偵查工作機制的創新，否則難以適應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需要。

第三，公訴模式的轉變問題。刑事訴訟法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的規定（第 210 條第 2 款）、關于“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或者第二審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公訴案件，同級人民檢察院都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的規定（第 224 條）、關于“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再審案件，同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的規定（第 245 條第 2 款），關于庭前會議的規定，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關于“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的規定（第 193 條），尤其是關于四個特別程序的規定，都給檢察機關的公訴活動帶來重大影響。這些規定，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公訴部門的工作量，進一步加劇了公訴部門案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賦予了公訴活動一些新的職能，必將引起公訴模式的改變。這都對檢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課題，需要在以后的改革進程中加以解決。

第四，刑罰執行監督的機制改革問題。對刑罰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責。但過去，這種監督一直是一種事后監督，檢察機關提出的監督意見往往因為有關的決定或者裁判已經執行而難以發揮作用。為此，檢察機關在有關機關的配合下，積極推進刑罰執行監督程序的改革。在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總結了近年來檢察改革的實踐，對刑罰執行監督作了重大改革。刑事訴訟法第255、256 條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將書面意見的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決定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應當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以內將書面意見送交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后，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第 262、263 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應當依法予以減刑、假釋的時候，由執行機關提出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并將建議書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應當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后二十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后一個月以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這些規定改變了過去那種事后監督的模式，使檢察機關有可能在決定機關變更刑罰執行方式的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監督意見，實現對刑罰執行活動的同步監督。而這些規定的貫徹執行，同樣需要改革檢察機關監所檢察工作機制。

總之，由于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必然引起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檢察機關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情況，調整內部職責分工，更新工作機制，保證新的刑事訴訟法在檢察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切實遵守。

第五篇：的完善論民事訴訟庭前程序

論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完善

劉曉芬

摘要：所謂民事訴訟，是指法院、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訴訟活動，以及由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各種訴訟關系的總和。而審理前的準備，則是指法院在受理原告的起訴以后到開庭審理之前，由案件承辦人員依法進行的一系列準備工作的總稱。它是普通程序中開庭審理前的一個必經階段，是保證庭審質量、提高庭審效率必不可少的基礎，是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必備前提，對于保護當事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保證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從做好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的意義，庭前準備的內容，我國民事訴訟審前程序的現狀以及如何規范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程序等方面進行探討，以闡明筆者在庭前準備這一問題上的個人見解。

一、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的重要意義

從當今世界各國的民事訴訟立法來看，都有關于審理前準備的規定。盡管各國在程序的稱呼和具體內容甚至于訴訟功能上存在較大區別。例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法院認為有必要整理爭點及證據時，可以在聽取當事人意見后，將案件付諸準備程序”。又比如，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民事訴訟規則》在第六章“開庭審理”之前，設置了“發現程序”，其中分別就當事人向對方收集證據與案件情況、審前會議、審前和解等問題作出了規定。庭前準備程序是普通程序中開庭審理前的一個必經階段，是保證庭審質量、提高庭審效率必不可少的基礎，是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必備前提，對于保護當事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保證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切實維護當事人的。

二、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的內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13～119條以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審理前準備階段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⒈ 在法定期限內將起訴狀副本送達被告，限期被告提出答辯狀，并在法定期限內將答辯狀副本送達原告。通過此項工作的完成，有助于雙方當事人在開庭前即了解對方主張的前提下有準備地參加法庭審理，并在充分行使訴訟權利的基礎上，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⒉ 向當事人告知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與合議庭組成人員。依照規定，人民法院對于決定受理的案件，應當在受理案件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中向當事人告知有關的訴訟權利義務，或者也可以口頭告知，如果已經確定開庭日期的，應當一并告知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開庭時間、地點，以便其按時參加庭審活動。合議庭組成后，應當在3日內將合議庭組成人員告知當事人，以便其依法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請回避權。⒊ 認真審核訴訟材料，調查收集必要的證據。這里所說的訴訟材料，僅指原、被告雙方向受訴法院提交的起訴狀、答辯狀，以及他們各自提交的有關證據材料。進行此項工作的目的在于使審判工作人員通過認真審核訴訟材料和調查收集必要的證據來了解案情，審查證據，以便掌握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和需要庭審調查、辯論的主要問題，為在庭審活動中正確地指揮訴訟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⒋ 在審理前的準備階段，人民法院除了應當嚴格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逐項完成上述必要的準確工作之外，還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要求，適時進行下列活動：

⑴ 對專門性問題，合議庭認為需要鑒定、審計的，應當及時交由法定鑒定部門或者指定有關部門進行鑒定，委托審計機關進行審計。

⑵ 開庭前，合議庭可以召集雙方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交換、核對證據，核算帳目。

⑶ 合議庭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在開庭審理前讓雙方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自行協商解決。

⑷ 合議庭審查案卷材料后，如果認為法律關系明確、事實清楚，經征得當事人雙方同意，可以在開庭審理前徑行調解。調解達成協議的，應制作調解書發給雙方當事人。開庭審理前達不成協議的，合議庭應即研究確定開庭審理的日期和庭審提綱，并應明確合議庭成員在庭審中的分工。

⑸ 開庭日期確定以后，書記員應當在開庭3日以前將傳票送達當事人，將開庭通知書送達當事人的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翻譯人員。當事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外地的，應當留有必要的在途時間。公開審理的，應當公告當事人姓名或者名稱、案由、開庭時間和地點。

二、我國民事訴訟庭前程序的現狀

⒈ 我國審前準備模式是為法官而設計的，當事人處于非主導被動狀態。從《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現有的審前準備程序規定上看，其主要內容為：法官向當事人送達應訴材料、答辯狀副本，法官告知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和合議庭組成人員，法官進行調查、收集證據，法官追加當事人等。不難看出這些程序規定是為法官而設定的，更多的是賦予法官職責和義務，法官是處于主動狀態，當事人是處于被動狀態，這種模式是不利于當事人發揮主觀能動作用。

⒉ 現有審前準備模式極易促使法院審判職能替代當事人訴辯職能現象發生，容易形成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對抗局勢，不利于民商事審判工作有效開展。因此，法官開展庭前準備工作在當事人眼里顯得尤為重要，法官積極主動狀況與否，直接影響到審判的社會效果。有的法官為了查明案情，證明客觀上真實，積極主動核實起訴一方的舉證材料，甚至親自收集、補充證據，這種越俎代庖的行為違背了人民法院收集證據規則，將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和法院收集證據的職能混為一談。

⒊ 從“一步到庭”審理模式到現有審前準備模式轉變，可以看出我國是非常重視審前準備工作的。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為了能夠使民商事審判工作與國際順利接軌，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相應的《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這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它否定了“一步到庭”審前模式的合理性，有著極其重大進步意義。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出臺之前，《民事訴訟法》對審前程序僅作七條的規定，而《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卻細化到八十三條規定，說明了審前準備工作改革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

三、如何規范民事訴訟庭前準備程序

⒈ 確立專門送達制度。在法院內部成立專門執達隊伍，從事各類訴訟文書送達工作。送達范圍可選定為應訴通知書、起狀狀副本、答辯狀副本、舉證通知書、合議庭成員告知書、開庭傳票、裁定書、判決書、上訴狀等。其程序上的操作亦可按照民事訴訟規定進行。從我國的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一般均沒有按期向受訴人民法院提出答辯狀，由此導致原告收到答辯狀的時間推遲。這樣雖然并未違反民事訴訟法的任何規定，但從實際來看，它使原告因此而喪失了作為訴訟當事人所應當依法享有的對對方當事人訴訟主張的了解權，處于與被告顯然并非公平的訴訟境地。為了有效地避免這一負面影響的發生，我國民事訴訟法在這一問題上的規定，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

⒉ 服務于庭審原則。審前準備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讓法官與當事人更加明確案件爭議焦點，使法官能夠更加熟悉案件情況，當事人能夠認清自已的舉證方向、舉證責任，以增強案件審理的透明度，提高庭審工作效率，起到促進當事人之間糾紛、矛盾化解作用。這就需要我們講求服務于庭審這一原則。

⒊ 講求審判效率原則。審前程序準備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法官和當事人做好庭審準備工作，更好地發揮庭審效果，提高審判效率，以防止案件突襲裁判和拖延訴訟現象發生，保障訴訟公正與效益價值的實現。因此，審前程序改革是否趨于完善，很大程度要看審判效率是否得到提高，審判效率明顯提高了，才能說明審前程序改革是成功的。因此，審前程序改革要不斷尋求工作切合點，以真正實現司法“公正與效率”。

⒋ 應進一步完善證據展示、交換制度。對于證據多、疑難復雜案件，在開庭審理前應當通知當事人進行證據展示與交換，證據展示與交換應由法官助理進行主持，或者由法官助理引導雙方事人或代理人相互間進行展示或交換，證據展示與交換一般在開庭審理前進行，對于展示和交換的次數，筆者認為可以不加以限制，如果發現故意制造次數或拖延訴訟的，視情形可給予相應的民事制裁。

⒌ 應進一步規范庭前調解制度。明確庭前調解工作由法官助理主持，主審法官不得提前介入。當事人可以自行協商和解，也可以通過雙方代理人之間交換意見進行和解，助理法官在庭前調解中的角色是處于促成和引導的作用。一旦雙方達成協議的，仍應由獨任法官或合議庭進行確認;不能達成協議，進入開

庭審理程序的，庭前調解制度操作也避免了法官與當事人正面接觸，起到預防司法腐敗作用。此外，庭前調解制度應規范主持庭前調解的人員、時間、次數、場所及把握的原則、遵循的程序等，使庭前調解工作能夠按照自愿、合法、有序進行。同時，必須注意將庭前調解與審前準備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發揮二者之間互相能動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庭前程序的改革與完善，對于促進司法公正與效率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審判實踐中，應當更加科學合理地把握好這一程序性工作，以利于全面發揮民商事審判工作效率。同時，能否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一絲不茍地完成審理前的各項準備活動，將直接決定著開庭審理工作的質量好壞與效率高低。但是，在近幾年開展的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實踐中，卻出現了一種主張弱化甚至取消審理前的準備尤其是審前調查而直接開庭的錯誤做法，也即所謂“一步到庭”。一般來講，持這種主張的人理由是：為防止法官因此而進行審前調查而先入為主，強化庭審功能，提高庭審效率，在受理原告的起訴后，除進行必要的事務性準備外，不應再進行任何調查活動而應當直接開庭。這種主張是十分有害的。首先，它不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明確要求，是一種嚴重違反程序法的行為;其次，倘若取消審前調查，開庭審理中必將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爭執點而花費大量時間，反而阻礙庭審的順利進行;最后，由于目前我國法官的整體素質尚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一步到庭”模式下的庭審活動可能會因法官素質上的欠缺而中途受阻，最重要的是，還可能因此而影響到裁判的正確做出，損害了國家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作為審判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審理前的準備工作一定要做好，并且絕不掉以輕心。只有這樣，才能為法庭審理活動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更好地發揮人民法院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