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前東北國營企業管理經驗的歷史考察與評析（最終版）

改革開放前東北國營企業管理經驗的歷史考察與評析

改革開放前東北國營企業管理經驗的歷史考察與評析

原載 《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要]新中國大規模工業建設自東北開始，企業管理體制的探索亦是如此。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五三工廠經驗”的推廣，使得我國基本建立起仿照蘇聯同時又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企業管理制度；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源自東北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經驗成為中國企業管理制度的獨特創造，影響巨大，意義深遠；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在外部封鎖、“左”傾氛圍日漸濃厚和國內資本稀缺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建設，“工業學大慶”運動應運而生，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傳統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管理體制的活力。東北國營企業以其獨特的經驗創造，在促進共和國經濟發展和企業管理制度完善的同時，也表現出自身鮮明的特點。

如何接收和管理現代工業大企業，盡快建立起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管理制度，是中共執政之初面臨的重要任務。東北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背靠蘇聯，基礎雄厚且解放最早。中共中央對東北國營企業的管理經驗十分重視，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推廣普及“廠長負責制”、“五三工廠經驗”，直到后來的全國“工業學大慶”運動，無不是中央政府對東北企業管理經驗的肯定與推廣。考察這段歷史，對于我們今天重新審視東北工業基地的地位與作用，考察我國企業管理制度的形成，可以提供不少啟迪。

一、東北國營企業管理的起步

東北解放后，鑒于其工業基礎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決定舉全國之力進行幫助，以使其成為全國經濟建設的后盾。面對重任，東北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人群眾創造性地開展了各項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毛澤東要求東北“出產品、出人才、出經驗”的任務。東北工業不僅為全國的經濟恢復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其經驗也成為我國國營企業傳統管理體制的濫觴。

(一)編制工業恢復和發展計劃

東北工業恢復任務繁重，而在當時人力、物力、財力、技術力量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必須統籌規劃，保證有限的力量發揮出最大的效益。早在1948年7月，東北行政委員會就設立了東北工業部，統一管理東北地區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1949年1月12日，東北工業部發布了《關于建立各級計劃機關的指示》，決定成立工業部、局、直屬公司、分局、廠、礦各級計劃機關，從而為制定工業計劃做好了組織和人員方面的準備。據當時在東北工業部任計劃處處長的袁寶華回憶，該部計劃處人數最多時達180人。

1948年，東北局曾制定過局部的工業恢復計劃，但是在戰爭的條件下，這個計劃是不全面的，執行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后來，東北工業部先后編制了1949年工業計劃、1950年工業計劃等，隨著經驗的積累、技術機構和人員的加強，對于計劃的制定也趨于實際，操作性也更強。這期間，重視統計、地質工作和建立健全日報表等制度逐步豐富了計劃的內容。從1951年開始，東北地區開始編制東北五年計劃，到1952年5月，該五年計劃已經編制完成，成為共和國第一個編制比較完備的地區發展計劃。

(二)管理人才的培養

除去管理經驗的積累外，這一時期，東北還培養了一批對新中國計劃經濟建設功不可沒的領導者和管理人才。像李富春、王首道、陳郁、王鶴壽、邵式平、呂東、安志文、袁寶華等，后來皆成為共和國經濟戰線的領導者。學界曾有一種說法，認為東北小計委奠定了國家大計委的基礎，從人才、管理和經驗的角度而言，此言應是不虛。如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中財委)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時，特地要東北工業部派人到北京介紹經驗。從歷史上看，東北工業部以及東北的工業恢復和發展計劃，對于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的成立與“一五”計劃的制定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三)推行廠長負責制

東北地區的廠長負責制是學習蘇聯“中長路”(即“中東鐵路”，抗戰勝利后，全線合稱中國長春鐵路，簡稱“中長路”)經驗而來的。“中長路”在企業管理上實行一長制，后來中共中央東北局召開城市工作會議，形成《黨對國營企業領導的決議》，并于1951年7月19日上報中央，明確提出廠長在國營企業生產行政管理中的負責制。當時在全國其他地區，國營企業實行的或者是黨委領導制，或者是軍代表制，東北局這一舉措無疑是全新的。李富春曾就廠長負責制問題致信陳云并轉劉少奇，對廠長負責制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希望中央能夠批準在全國推行。劉少奇認為，我們“暫時還沒有或少有既懂得經濟工作和技術又懂得黨與群眾工作的干部來管理工廠。因此，在工廠中實行一長制是難于管好工廠的”。但劉少奇就這個問題也沒有說死，他建議將這個問題帶到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討論。“一五”計劃后，廠長負責制曾經在全國推行，但到中共八大后停止。

(四)落實經濟核算制

在工業恢復的過程中，東北許多工礦企業存在著管理混亂、生產經營虧本、只重視數量而輕視質量以及造成巨大浪費的問題。為扭轉這種現象，1949年7月29日，東北工業部發出《東北工業部關于加強經濟核算制開展反對浪費斗爭的決定》，并指出這是“目前工業部門經營管理上的中心一環”。東北工業部要求“自下而上地提倡和推廣創造生產新紀錄的經驗，實行定額管理制度，配合經理工作部門積極研究如何改善我們的訂貨和產品分配計劃，改善生產品的檢查制，改善原材料的供應，避免成品積壓，規定流動資金的數額，加速資金的周轉，其目的在于提高生產，改進質量，減低成本”。

1951年2月12日至3月6日，中財委召開第一次全國工業會議。在會上，李富春提出，“經濟核算制是管理企業的基本原則”。這標志著東北國營企業的經濟核算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與支持，這個經驗后來在全國各地、各工業部門陸續得到推廣和實施。

(五)增產節約與“三反”運動

在建立健全國營企業機構和管理制度的過程中，東北各級黨和政府還組織開展了各種群眾運動，努力調動群眾的革命熱情和生產積極性，廢除剝削制度，消滅私有觀念，從而為建設中的國營企業管理制度確立了新的指導思想。這主要突出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在工業戰線上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1951年5月，中共中央東北局在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為增產500萬噸糧食財富而斗爭》的號召，決定在工業戰線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克服經濟上的困難。這項運動在東北開展起來以后，其經驗得到中央的重視，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全國學習推廣東北的經驗，開展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從而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增產節約運動的高潮。

二是開展了“三反”運動。隨著經濟戰線上的開源節流，勢必要打擊和抑制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等問題，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東北地區在全國率先開展了運動。1951年8月31日，高崗代表東北局在東北一級機關黨員干部會議上作《反對貪污蛻化，反對官僚主義》的報告，提出了具體的整改措施。同年11月，東北局向中央提交了《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2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此報告。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隨后，又接連發出相關的決定和指示，從而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大規模的“三反”運動。

東北國營企業對于管理制度的改革，標志著新中國國營企業管理體制探索的起步，為剛剛接觸大工業管理實踐的共產黨人提供了一種路徑參考。但從其特征來看，這些做法以及經驗仍屬粗線條的、較為寬泛的宏觀經濟管理范疇。

二、“五三工廠經驗”

在國家即將邁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即將開始時，如何建立國營企業的生產管理制度?怎樣對待和理順企業內的黨政關系?成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企業管理體制探索的重中之重。東北“五三工廠經驗”正是在此背景下生長和發育起來的。

國營五三工廠，又稱國營第三二一廠，是兵器工業部槍彈生產重點企業，其前身是1920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建立的奉天軍械廠槍彈工場。沈陽解放后，中共將該廠改稱為東北軍區軍工部五三工廠。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后，五三工廠的生產任務驟然增加，而且連年成倍遞增。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五三工廠的黨、政、工、團組織在明確依靠工人階級搞好生產的思想基礎上，領導全體職工，高度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克服各種困難，建立了科學的經營管理制度，逐年超額完成國家計劃。

五三工廠的成績和經驗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肯定，也引起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重視。195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總黨組關于推廣和貫徹“五三工廠經驗”的報告，該報告將五三工廠的經驗主要概括為三方面的內容，具體如下：

一是政治與經濟工作相結合。“五三工廠經驗”給全國國營企業解決了中央一直努力探索的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如何建立起國營企業正常的工作秩序。為了將該廠從舊企業改造成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五三工廠首先進行了民主改革，通過進行時事政策及唯物史觀等基本的階級教育，提高了干部職工的政治認識。同時，該廠還建立了工會等組織，發動群眾進行了為期兩個半月的訴苦運動，以群眾自身經歷和現身說法來教育群眾，從而使職工樹立起新的勞動態度。在改革舊機構的同時，該廠還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化管理。通過民主改革，該廠職工覺悟提高，紀律加強，團結也大為加強，從而為企業的生產改革創造了條件。為推動生產改革，五三工廠首先規定了產品的國家標準，接著落實經濟核算制，開展新紀錄運動，實行定額管理，制定日生產計劃，改進工資制度——由超額獎勵制過渡到計件工資制，貫徹生產責任制，等等，從而實現了計劃管理與經濟核算制相結合，從根本上改造了舊企業。

二是黨政工團明確分工，互相密切配合。“五三工廠經驗”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黨委、行政、工會和青年團的工作互相配合。車間以上黨政工團干部堅持每天一小時學習黨的政策和決議，學習理論和業務以及重大時事問題；每天黨政工團干部都有“碰頭會”，密切聯系，互通情報，交流經驗，處理具體問題，然后確定工作的方針步驟，統一干部認識，認真貫徹執行。這樣，企業領導層就能做到目標明確，思想一致，步調一致。

三是充分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五三工廠干部在上述兩條經驗的基礎上，還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活動。廠領導干部和工會小組結合生產及每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定期進行檢查，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生產中的問題以及職工群眾的愿望訴求，從而鞏固了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的結合、領導與群眾的結合，推動工作不斷前進。

1952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作出《關于獎勵五三工廠的聯合決定》，授予五三工廠為模范工廠的光榮稱號，發獎旗一面，獎金五億元(舊幣)。為推廣“五三工廠經驗”，《人民日報》、《工人日報》還發表了社論。1953年4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決定“在全國推廣五三工廠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工會工作的經驗”。五三工廠成為全國第一個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嘉獎的先進單位。

至此，在如何處理國營企業內的黨政領導關系、實現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相結合、調動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并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等方面，東北總結了典型經驗。這些經驗既有模仿蘇聯做法的痕跡，亦有東北經驗的獨特創造。上述經驗特別是“五三工廠經驗”的系統總結和推廣，不僅對東北本身的工業發展起到了加速作用，而且對于全國工業的恢復與建設，特別是對適合我國國情的國營企業管理體制的初步建立，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三、“鞍鋼憲法”

蘇共二十大以后，曾被很多社會主義國家效仿的“斯大林模式”受到普遍質疑。與此同時，援引蘇聯工業化模式的缺點與不足也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反思。在“以蘇為戒”的思想指導下，黨和政府開始獨立探索本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對企業管理體制的反思與創新。在這一時期，東北地區關于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尤其是被毛澤東稱之為“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我國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一條極具特色的重要經驗，也是東北對全國的一大貢獻。

大家知道，“鞍鋼憲法”是1960年提出來的，但“兩參一改三結合”并非是鞍鋼首創。早在1958年4月9日，中共黑龍江省委向中央呈送的《黑龍江省委關于工業企業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及實行業務改革的報告》中，就對北安國營慶華工具廠關于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和業務改革的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4月18日，中央向全國轉發了這一報告。中央認為，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創舉，是在整風運動中干部和工人群眾的共產主義精神大為高漲之后，對于企業管理的一項重大改革和提高，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原則的。這項經驗應當在全國一切具有條件的工業企業中加以推行”。

1960年初，中共中央兩次發出指示，號召立即掀起一個以大搞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報送了題為《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3月22日，毛澤東代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高度評價了鞍鋼總結的經驗。毛澤東所提出的“鞍鋼憲法”主要是針對蘇聯企業管理的模式提出的，其主要內容是：加強黨的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堅持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毛澤東親自總結的這套經驗，隨即成為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管理的指導思想。

1951年，中央曾決定推廣“一長制”(即廠長負責制)，但到中共八大，即以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取代了“一長制”。個中原因，除去全國大部分地區企業領導層業務水平較低、管理人才普遍匱乏外，如何處理企業內部黨政關系恐怕亦是重要的一點。“大躍進”以后特別是廬山會議“反右傾”后，“左”的政治氛圍日益加重，再者，在當時“超英趕美”的口號下，趕超蘇聯、擺脫蘇聯工業化模式和具體做法恐怕也是中央主要領導的想法之一。蘇聯堅持“一長制”，我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蘇聯堅持嚴格的科層管理和計劃管理，而我國則擅長用群眾運動來完成政治任務，并逐漸把它移植到經濟建設中來。因此50年代末期，“鞍鋼憲法”既有國際國內現實政治因素的影響，亦有中共革命實踐中“路徑依賴”的痕跡。

從今天來看，雖然當時毛澤東對“鞍鋼憲法”的批示確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但撇開意識形態的紛爭不說，“鞍鋼憲法”在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于充分調動企業各方面的積極性、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完善企業管理起到了促進作用。正如中共中央所評價的那樣：“許多企業積累了在黨委領導下、行政廠長負責制的豐富經驗；積累了職工代表大會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豐富經驗；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產的規章制度；運用了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方法……這些成績表明了黨對企業的領導大大加強，證明了黨對企業領導方針的正確，證明了在黨的領導下，緊緊地依靠職工群眾，就能夠充分發揮社會主義企業的優越性。這是辦好我國工業企業不可動搖的方面。”

“鞍鋼憲法”提出后，在當時階級斗爭思想日益占據中國政治生活的氛圍下，旨在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鞍鋼憲法”被異化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應該看到“鞍鋼憲法”的歷史價值。后來“鞍鋼憲法”逐漸被日本、歐洲各國和美國所接受。在風行一時的日本“豐田生產方式”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鞍鋼憲法”的影子，這也是中國企業管理經驗對世界經濟發展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四、“工業學大慶”

20世紀60年代初，“左”的思想傾向日益加重。如何在單一公有制和擯棄“獎金刺激”的方式下走出企業管理中激勵不足的窘境?怎樣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解決信息不對稱和企業負責人與國家討價還價的問題?如何在困境中提振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目標?成為黨和政府特別是毛澤東思索的重要問題。僅僅依靠上述“五三工廠經驗”和“鞍鋼憲法”來解決這一問題，顯然是不夠了。“既然不能提倡物質刺激、又無法采取解雇或降低工資的懲罰措施，鼓勵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就自然成為重要激勵辦法。”此時，大慶經驗適時而生，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工業戰線上企業管理的典型。

大慶油田會戰困難很大，其突出表現有：人力不足，資金奇缺，設備材料匱乏，生產設施不配套，氣候惡劣，生活條件差，隊伍技術素質不高、缺乏勘探開發大油田的實際經驗等等。在客觀物資條件難以改變的情況下，唯有從思想上打開工作的突破口。余秋里、康世恩等領導，要求廣泛開展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活動，并以此為指導，解決會戰中出現的生產生活問題。大慶油田以“兩論”起家戰天斗地、自力更生、無私奉獻的思想和實踐契合了當時的政治和經濟需要，大慶人以解放軍的“三八”作風為榜樣，強調樹立“三老”、“四嚴”、“四個一樣”，將突出政治、無私奉獻的企業管理效能發揮到了極致。

石油工業部于1964年元月向中共中央上報了《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2月5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通知認為：“大慶油田的經驗雖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義。他們貫徹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堅持政治掛帥，堅持群眾路線，系統地學習和運用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勁和科學管理緊密結合起來，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經驗，不僅在工業部門中適用，在交通、財貿、文教各部門，在黨、政、軍、群眾團體的各級機關中也都適用，或者可做參考。”不久，毛澤東發出“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大慶油田經驗很快在全國范圍內被學習、借鑒和推廣開來。

“工業學大慶”運動，前前后后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但除去政治掛帥和無私奉獻外，大慶精神的內涵到底是什么?1981年，中央在《關于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中將其概括為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革命精神、求實精神、獻身精神。

“文化大革命”結束初期，“工業學大慶”運動曾被中央作為中國工業化的獨特經驗加以總結和推廣，從而將運動推向了頂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內出現了一種全面否定“工業學大慶”的傾向。1980年9月，黑龍江省省委書記李力安向中央寫信，提出要對“工業學大慶”問題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以便統一大家的認識。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對該信作了批示。1981年9月24日，國家經委黨組向中央呈報了《關于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對大慶油田的經驗做了具體概括。同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轉發國家經委黨組(關于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的通知》。12月30日，石油工業部政治部發出文件，指出：“過去石油戰線開展的學大慶運動，對發展石油工業，加強石油隊伍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正如中央47號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樣，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問題。”自此，中央對于全國“工業學大慶”運動的政治評價終于一錘定音，該運動也從此偃旗息鼓，逐步淡出歷史舞臺。

五、思考與啟示

在東北工業的發展進程中，除去上述幾次影響巨大、覆蓋全國的經驗總結及其推廣外，尚有20世紀60年代肇始于遼寧的職工技術協作等創新活動。可以說，東北工業和東北企業在長達30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內，以無可替代的角色創造和總結了許多適合中國國情的企業管理經驗，當然也有許多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于中國國營企業的管理與發展，功不可沒。縱觀改革開放前國營企業管理體制的演進路徑，不難發現東北經驗呈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經驗內容經歷了“由物到人”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東北經驗，尚從屬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模仿和創建時期，因此，體制模仿和機構創建所占的因素占經驗內容的主導地位；在資本和技術給定的情況下，改善管理，注重創新，成為國營企業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于是就有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應運而生。從理論邏輯上而言，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內生性特質要求企業主體的同質性和同一性，要求企業管理必須服從計劃和經濟管理機關的統一安排，即每個企業都是整個經濟計劃鏈條中的一環。但是，在排除了市場因素的前提下，在激勵機制失靈的環境中，國家還必須要發揮和調動企業主體的積極性，既要求同一，又鼓勵創新。在經濟體制、資本、技術、激勵機制皆難以改變的情況下，要增加企業生產，唯有從“人”這一主體出發。于是，提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無私奉獻便成為企業管理的努力方向。這樣，東北經驗的側重點就經歷了最初的機構、制度到人的思想因素這一歷程。

第二，通過黨政組織加以總結和推廣。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先進企業的管理經驗，除了企業自發的學習以外，主要通過各級黨委和政府有組織有目的的總結和推廣。這種行為既帶有組織動員的特征，又帶有行政命令的色彩。一般而言，工業生產與管理的創新都是從工礦企業的基層生長發育，然后由管理部門定位典型，并通過縝密的調研和系統的總結后，將其內容加以豐富，特點加以提煉，使之更加系統化和規范化，然后上報給上級政府和管理部門，最后，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或相關部委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發往各級政府和各個大中型工業企業。

第三，借助意識形態加以灌輸和宣揚。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管理水平較低等因素，政府監督成本太高，企業職工和社會成員出現怠工、偷懶等搭便車的現象難以避免。在物質條件難以顯著改善的前提下，唯有從意識形態層面著手來制止上述行為的發生，并用一系列精神運動來替代物質激勵。這就出現了在計劃經濟的生產生活中，各行各業都有自己學習的榜樣，如工人師傅孟泰、戰士雷鋒、鐵人王進喜等英模人物，也出現了“五三工廠經驗”、“鞍鋼憲法”、“大慶精神”等先進典型。此外，政府還通過工、青、婦、僑等各種官方、半官方組織，將政府職能同意識形態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廣泛宣傳不計物質利益、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的各種先進典型，發動群眾運動，整合意識形態，共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第四，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貫徹實施。在民主革命時期，群眾運動作為中共領導人民開展階級斗爭最為重要的途徑，得到了黨的極度重視。新中國成立后，群眾運動同樣被廣泛地運用到經濟建設當中去，在取得了巨大成績的同時也派出生一些負面效應。正如一位學者所言：“群眾的意愿能夠準確地反映出現實社會的真實，但并不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發展的方向。群眾本能直覺的真實的感知力，并不代表把握歷史方向的洞悟力。在一種錯誤價值取向的誘導下，他們從本能中產生的激情，也會燃燒到錯誤的方向上去，走到歷史的反面。”因此，改革開放后，群眾運動退出了企業管理體制的舞臺。

總之，東北經驗的形成與推廣，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路徑一樣，是逐步由模仿蘇聯轉向獨立探索，由單一的生產技術創新到整個管理制度的創建，且呈現出系統化、規范化的特點。東北經驗從東北一隅推廣至全國，由點及面，為中國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構建和企業管理制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內容。考察這一歷史進程，無論對于我們充分了解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演進歷程，還是客觀評價東北工業基地的歷史作用，都將不無裨益。

第二篇：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歷史考察

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歷史考察

2013年04月22日16:40 來源：人民論壇（總第400期）

【摘要】通過對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歷史考察分析，可以發現改革開放戰略決策是“文革”后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歷史必然，既是國內社會主義探索演進大勢所趨之歷史必然選擇，亦是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變化大勢所趨之歷史必然抉擇。歷史和人民的共同選擇，使改革開放成為改變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改革開放 戰略決策 歷史考察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改革開放，是胡錦濤建黨90周年講話中提出的“四個選擇”基本論斷之一。那么，歷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改革開放?站在今日改革時代，以改革相關理論闡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固然不乏精彩之論;但既言歷史選擇，則應立足史學研究視角，亦即重回歷史現場，考察梳理改革開放戰略決策歷史演進之脈絡，進而解讀歷史和人民選擇改革開放的必然性。

探索陷入困境與尋求改革新路，是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抉擇的根本動因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部在探索中不斷演進的曲折發展史，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走自己的路”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可謂是走過一段艱辛的歷程。可以說，正是中共兩代領導集體探索的傳承接力，才鑄就了今日中國改革開放的輝煌。

鄧小平在1988年會見捷克總統胡薩克時曾說：“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不能丟掉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大部分的歷史。”①那么，總結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沿革史，尤其考察改革開放戰略決策之必然選擇，則更不能“丟掉毛澤東”。因為，沒有毛澤東晚年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失誤，“文革”后的中國就不會尋求社會主義改革創新之路。對此，鄧小平曾認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一點要歸‘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②

盡管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者和開拓者，探索初期，他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并且取得了探索的良好開局，但他帶領黨和人民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大躍進”運動以及十年“文革”內亂等一系列重大失誤，卻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陷入極大困境。

由于“文革”十年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不僅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科教文化事業遭到嚴重摧殘，而且百姓生活亦極其貧困。針對“文革”以來黨內

外對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紛紛質疑，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黨人在反思“文革”的基礎上，積極尋求改革新路，并由此開始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新探索。

正確判斷時局與頻繁出訪活動，為改革開放提供基本依據及外部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出臺，與我黨對20世紀60～70年代國際時局發展變化的正確判斷分析是分不開的。“文革”結束后，“國內外大勢呼喚我們黨盡快就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③，這就要求我黨必須對國際時局的發展變化及其未來走向做出準確的分析和判斷。

20世紀60~70年代，以電子技術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浪潮在全世界興起，新的世界戰爭與革命隨時可能爆發的既定論斷已被打破。針對世界形勢的新變化，1977年9月，鄧小平會見日本新自由俱樂部代表，談到國際形勢時指出：“國際形勢變化很大，許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現實，過去老的戰略也不符合現實了。”④盡管“文革”結束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國際時局的發展變化做出了正確的分析和判斷，但由于“文革”十年，我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幾乎斷絕，已無法了解世界發展大勢，因而迫切需要走出國門看世界。在中共中央組織下，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考察出訪熱潮。據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統計，僅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經香港出國和去港考察的人員就達529批，共3213人。從出訪人員看，“有13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21次率團出訪，共到達51個國家。其中鄧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訪了11個國家。”⑤不同層級考察團出訪考察歸國后，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共同的感慨：沒想到世界現代化的發展程度是如此之高，沒想到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沒想到西方發達國家百姓生活水平與中國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可以說，1978年的出訪考察活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出臺的強大的外部推動力，它使黨和國家進一步打開了眼界，增進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了解，同時也更加堅定了向西方學習長處，開拓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道路的決心。

“文革”后農村自發改革探索實踐，成為人民要求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

改革開放是決定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一具有戰略意義的抉擇，既是歷史的選擇，同時也是人民的選擇。“文革”十年內亂期間，不同階層人民群眾深受“極左”路線、政策之苦;“文革”結束后，廣大農村極為貧困，有2.5億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因而，在要求糾正“文革”錯誤、全面撥亂反正中，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民群眾的改革呼聲也就最為強烈。

1977年11月，受命于危難之際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歷時三個月、巡行1500多公里的廣泛調研后，出臺了“文革”后中國第一份關于農村政策的改革性文件。具體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加速生產發展;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輕生產隊和社員負擔，搞好分配兌現;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社員個人利益;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其收獲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上述內容，后來成為安徽省委“六條”。雖然，這份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文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觸動了一些所謂的“原則問題”，但建立在廣泛調研、勇于為民請命基礎上的改革文件，在當時無疑贏得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衷心支持與擁護。在安徽省委“六條”中，允許和鼓勵農民經營自留地、搞家庭副業，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最受農民歡迎，因而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后來，安徽農民能成功渡過1978年的百年不遇旱災，與安徽一直堅持農村改革是分不開的。

安徽農村改革在全國具有示范性效應，在安徽省委“六條”出臺不久，隨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亦即調動農民生產經營積極性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條”。安徽、四川的農村改革，是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大膽嘗試，是“文革”后農村自發改革的偉大實踐。隨著1978年底，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實行“包產到戶”、搞起“大包干”，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開。

真理標準討論推動全黨思想解放，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先導

“文革”后的中國能夠實行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做出的歷史必然選擇。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戰略決策前，農村自發改革與全國真理標準討論可謂互相推動，農村自發改革率先突破“左”傾錯誤路線的藩籬;而真理標準討論，則解放了全黨的思想，不僅為支持、推進農村改革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還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抉擇的思想理論先導。

思想解放往往對社會變革起到巨大促進作用，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重大抉擇，就是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不斷推進的。1978年5月開始的全國范圍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重要歷史關口，鄧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為推動全黨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杰出貢獻。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便旗幟鮮明地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提出批評，這也開了全黨解放思想的先聲。隨著討論的深入進行，鄧小平始終站在討論的最前列，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和談話，大力支持討論，倡導解放思想。

經過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鋒與政治較量，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終于動搖了“文革”“左”傾錯誤路線，使曾經一度束縛人們的精神枷鎖被打破，使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重新確立。這樣就不僅拉開了當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決策的出臺，提供了理論先導，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作者分別為中國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教授，中國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

【注釋】

①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1頁，第272頁。③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12月18日。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00頁。

⑤楊勝群，陳晉主編：《歷史轉折：1977～197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61頁。

責編/許國榮(實習)

(孫海濤 鄒長青)

第三篇：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土地政策的歷史演變

新中國土地政策的歷史演變(1949~1978)

姜愛林

(國土資源部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地政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 要：近年來有關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土地政策發展演變的研究日見升溫。為進一步推動這一工作，本文將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土地政策劃分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徘徊時期等4個階段，進而對其進行了介紹、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改革開放前;土地政策;歷史演變

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6875(2003)03-0298-08

近年來有關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土地政策演變的研究引起了政策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學界的極大關注，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這一方面反映了學界們對新中國土地政策演變的研究態勢及研究觀念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總結經驗教訓并進而推動現行土地政策的改進與完善。本文將改革開放前1949年至1978年這28年的土地政策劃分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徘徊時期等4個階段，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改革開放前28年土地政策的歷史演變的若干問題進行了介紹、分析與探討。

一、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

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前3年主要是繼續推行土地改革運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任務;后3年則是制定并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新民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

第一階段：繼續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年10月~1953年春)建國前，黨領導解放區人民進行土地改革，在面積約230萬平方公里、農業人口約116億的解放區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建國后，在擁有311億農業人口的廣大解放區則尚未來得及實行土地改革，農村土地仍集中為封建地主所有。根據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5共同綱領6第3條、第27條、第34條及1950年6月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國共產黨在新解放區的廣大農村和城市郊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并按各個階段的革命和建設任務制訂了下列幾個方面的土地政策：

(1)農村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6月9日，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5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6和1950年6月30日頒布的5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6這兩個文件，明確規定和闡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指導全國開展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其主要內容有：①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工業化開辟道路。②土地改革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土地改革必須被限制在消滅封建、半封建剝削范圍內，而不是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采取保護政策，地主、富農兼營的工商業及其直接用于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不予沒收。不得因沒收封建的土地財產而侵犯工商業。③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農民協會為土地改革隊伍的主要組織形式和執行機關。④土地改革運動中必須團結中農，保護中農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一要注意滿足貧雇農的要求;二要不損害中農利益。因為土改的目的在于解放生產力，應該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引導農民不要在分配土地和浮財上糾纏不清，而要集中精力恢復生產。對地主也分給同樣的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新人。對已確定為漢奸、賣國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及破壞土地的犯罪分子，其本人不得分給土地，以示懲罰。對富農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凡富農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加以保護，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某些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對少數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者，對其出租的土地則應予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地主家庭中有人常年參加主要農業勞動，耕種一部分土地，而以其主要部分土地出租者，對其自耕部分土地，加以適當抽補后，應基本上予以保留，其余部分則沒收。烈士家屬，包括辛亥革命以來歷次為革命陣亡和死難的烈士直系親屬，烈士本人計算在家庭人口之內分得一份土地，以示撫恤。城市回鄉的失業工人及其家屬從事農業生產者同樣分給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鄉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阿訇、逃亡地主、有勞力愿從事農業生產者亦分給一份土地。⑤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有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其土地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

(2)城市土地改革政策。①城市郊區所有沒收和征收得來的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連同國家在郊區所有的其他的農業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使用。所有沒收來的房屋除大建筑及風景區的別墅等不適合于農民住的房屋應當作公用外，其余均應分配給農民所有。②城市郊區使用機器耕種或有其他進步設備的農田以及農事試驗場、菜地、果園等，無論其為地主或農民所經營，或其土地所有權有無變更，均由原經營者繼續使用。③凡使用城市郊區國有土地從事耕種者，除依法向國家繳納農業稅外，一律不再交地租。但經營人不得以國有土地出租、出賣或荒廢。原經營人如不需用該項土地時，必須交還國家。④國家因建設需要收回農民耕種的國有土地或征用私人所有的農業土地時，應給耕種該土地的農民以適當安置，并對其在該項土地上的生產投資(如鑿井、植樹等)及其他損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補償，或以相等之國有土地調換之。⑤城市郊區土改完成后，對分得國有土地的農民，由市人民政府發給國有土地使用證，保障農民對該項土地的使用權。對私有農業土地者發給土地所有證，保障其土地所有權，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

(3)華僑土地財產政策。對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①華僑及其家屬在農村占有并出租的大量土地，如其本人出國前家庭原系地主者，除沒收其土地和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和財產一律保留不動。②華僑及其家屬在農村中出租小量土地者，如超過當地人均土地20%，超過部分土地，亦得酌情照顧，不予征收。③華僑及其家屬在農村中占有大量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或雇人耕種，構成半地主或富農成份者，超過其自耕和雇人耕種土地少量者，征收其出租土地。如只占有小量土地，雖出租部分超過其自耕部分，不應認為是半地主或富農，其出租部分不予征收。

(4)出典土地政策。對出典土地的處理：①實行徹底平分土地的地方，平分前的土地典當關系一律無效;按中農不動原則分配土地的地方，土改前地主、富農、貧農、雇農之間的典出典入土地，在分配土地時已被抽出分配者，不再變動。如系中農典與地富，或中農與貧雇農土地在分配土地時已被抽出分配，致使該中農因而蒙受損失時，應給予該中農以適當補償。土改前中農與中農的典當關系及貧農典與中農土地在分配土地時未加變動者，其典當契約繼續有效。②如承典戶在本村無房屋，典入房屋被贖回無屋可住，可簽訂新約，由承典戶暫住。③地主土地已出典于中農、貧雇農者，沒收后應歸承典戶所有;如承典戶因而占地過多，可將此項典入地抽出分配，并給予不少于典入時所付地價的補償;如中農貧雇農出典與地主，則沒收后歸還出典戶，因占地過多按前項規定處理。④農民間的典當關系，其契約繼續有效，可繼續承典，亦可依約自由贖回。應分得土地的農民各有典出典入土地者，分配土地時，在出典典入雙方原有土地內各計一半。

(5)土地糾紛政策。對土地糾紛問題的處理： ①“生不再分，死不抽回”，是指土改后地權確定不再變動，不是對農民家庭內部分家而言。②實行打亂平分的土改地區，土改前的典當關系均不再存在，原來出典土地，算在誰分得數內就歸誰所有，不應再有贖回問題。③新土改地區，出典人的土地依法不在沒收之列者，對其出典土地，原則上應承認原契約有效;如已被算進承典人應分得的土地數目內，亦不準出典人抽回，應說服出典人放棄依約贖回權，典價部分由雙方協商解決。④農民外出托人代管土地如被分配，給予補償或于保留的公地中補給一部分或全部。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現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同1947年以前的土地改革政策相比，一個重大的變化就在于：把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的政策，改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這是適應新的形勢而對富農采取的新政策，是十分正確的“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已由支援解放戰爭以取得革命的勝利轉變為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恢復和發展生產，富農經濟是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同農村中的其他經濟形式比較，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因此，當時保留富農經濟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表明國內的政治和軍事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民主革命中誰勝誰負問題已經解決，全國人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大團結，使富農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因素，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爭取富農在土地改革中采取中立的立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同時，實行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可以更好地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和小土地出租者，可以消除農民在發展生產中怕致富的某些顧慮，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和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到1953年春，全國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臺灣省外，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改革。3年之中，約有3億農業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使中國農村發生了幾千年來未有的變化，整個農村(除少數民族地區和臺灣省外)廢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7億畝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并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700億斤糧食的苛重地租，實現了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大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第二階段：初步建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政策(1953年4月~1956年9月)土地革命完成后，以小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農民個體經營是當時中國農村土地經營的基本形式。這種個體的、分散的、落后的、建立在個體私有制基礎上的小農經濟，不能滿足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對農產品的需求。農民為了發展生產、擺脫貧困，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黨和政府為了引導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變農業的落后面貌，在農村開展了互助合作運動，并在實踐中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以實現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階段的土地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員私有土地：合作化初期的土地政策。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發給各地黨委執行(1953年2月經個別修改后正式通過)。1953年春起，各地開始普遍試辦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并有較多公共財產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同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決議強調，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正日益變成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環節。此后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進入發展時期。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對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步驟、方針、原則作了系統的論述。同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使合作化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以至偏離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這個期間對社員土地政策的內容為：①根據土地質量評定入社土地的產量。②規定固定的土地報酬數量，土地和勞動按一定比例分配報酬，土地報酬一般應低于勞動報酬。各地區人多地少或人少地多情況不一，種植條件也不相同，不強求劃一。土地報酬數量應穩定一個時期，為照顧農民土地私有觀念，不應過早地取消土地報酬。③社員應有少量的自留地，一般相當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林業、魚塘等屬于個人分散經營有利的副業生產資料，不宜入社，更不宜歸社公有。

(2)社員集體土地：合作化中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3月1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3次常委會通過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同年6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全體會議通過并頒布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規定社員私有的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有關土地政策作了如下規定： ①社員入社必須把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社員的生活資料和零星樹木、家禽、小農具、經營家庭副業所需要的工具，仍屬社員私有，都不入社。②社員土地上附屬的私有塘、井等水利建設，隨著土地一起轉為合作社所有。如屬新修建設尚未取得收益，應償還其所付工本費。私有的藕塘、魚塘、葦塘等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時，亦應付給本主合理代價。③農業生產合作社應抽出一定數量土地分配給社員種植蔬菜，分配數量是按每戶人口多少決定，每人使用這種土地，一般不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的5%。④社員土地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取消土地報酬。對完全喪失勞力歷來靠土地收入維持生活的社員，用公益金維持他們生活，或暫時給以適當土地報酬。從事城市職業而家住農村的，如果本主生活困難，歷來依靠土地收入補助生活的，仍可付給一定的土地報酬。⑤社員原有的墳地、房屋地基不入社。社員新修房屋需用的地基和需用的墳地由合作社統籌解決。⑥幼林、苗圃、果、茶、桑、竹、桐、漆等經濟林木作價歸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統一經營，并從林木收益中給本主一定比例的報酬。

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土地政策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1956年至1966年這10年是中國曲折發展的10年，這10年土地政策的發展也走過了一個脫胎換骨的歷史路程。

(1)農民集體土地：合作化后期的土地政策(1956年9月~1958年底)。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確定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根本任務。根據這一精神，中央繼續推行農業合作化，到1956年底，全國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有資料顯示，1956年9月，全國就基本上實現了高級合作化：1956年底，全國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達1.1億多，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基本上完成了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合作社將那些放棄剝削參加農業勞動的富農分別接收入社，以和平方式消滅了農村中最后一個剝削階級。1957年上半年，在反“右”斗爭聲中，開始了“大躍進”的步伐，而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向“一大二公”邁進。

1958年春，毛澤東認為，小社不利于大規模經營，不利于共同發展生產，于是提出小社并大社的建議。8月，毛澤東又認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于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提出擴大公社規模，在并社過程中自留地、零星果樹等都將逐步“自然地變為公有”。會議后，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全國農村除西藏自治區外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社員自留地等全部收歸了公有。至此，個體農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結束。

(2)農村土地：人民公社前期的土地政策(1959年1月~1966年5月)。人民公社時期的特點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這種超越歷史的體制，使得“共產風”泛濫成災。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了以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糾正“共產風”問題為主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規定人民公社實行“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體制，從而確定了我國農村土地以生產隊為基本所有單位的制度，并且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制度。1966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大頒布了《農業四十條》，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土地政策。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要求各地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以及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和瞎指揮風，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恢復農村集市貿易。1962年9月27日，黨的八大十次全體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該草案對農村土地政策作了規定：①生產隊范圍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②生產隊所有的土地不經過縣以上人民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占用。要愛惜耕地，基本建設必須盡可能地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③集體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歸生產隊所有比較有利的，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可以把零星的樹木交給社員專責經營，并且可訂立收益分配合同，或劃歸社員所有。④土地、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經過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討論同意，定下來后，長期不變。⑤在不破壞水土保持、不破壞山林、不破壞草原的條件下，生產隊有權在本隊范圍內開墾荒地，經營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資源。

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關于社員宅基地問題》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考。主要內容：①社員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沒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歸生產隊集體所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但仍歸各戶長期使用，長期不變。生產隊應保護社員的使用權，不能想收就收，想調劑就調劑。②宅基地上的附著物，如房屋、樹木、廠棚、豬圈、廁所等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有買賣或租賃房屋的權利。房屋出賣后，宅基地的使用權即隨之轉移給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權仍歸生產隊所有。③社員需建新房又沒有宅基地時，由本戶申請，經社員大會討論同意，由生產隊統一規劃，幫助解決。但盡可能利用閑散地，不占用耕地，必須占用耕地時，應報縣人民委員會批準。社員新建住宅占地，無論是否耕地，一律不收地價。④社員不能借口修建房屋，以隨便擴大墻院、擴大宅基地來侵占集體耕地，已經擴大侵占的必須退出。

1964年3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部隊農副業生產政策紀律的若干規定》，該規定主要內容為： ①貫徹以開荒為主的方針。解決部隊生產用地，主要是利用國有荒地資源，墾荒和筑堤圍海、圍湖造田，建立生產基地;充分發揮現有土地潛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墾荒必須經地方政府批準和群眾同意，辦好手續，在地方政府統一規劃下進行。已開墾的生荒地，如系國家所有，應請示地方政府批準，歸部隊長期使用;如系公社、生產隊所有，可按合同規定使用。經群眾同意和當地政府批準，也可使用公社、生產隊的撂荒地。使用公社、生產隊的熟地，應創造條件逐步退還。今后盡量做到不占用公社、生產隊的熟地。如有的部隊確實無法解決吃菜問題，需要使用公社少量熟地種菜時，應經群眾同意，當地政府批準。使用國營農場的土地，原則上應予退還。如繼續使用，必須經農場同意，不影響其發展生產，并由省報國務院批準。堅決禁止買地搞生產的錯誤做法。②嚴格執行黨和政府有關墾荒的規定。切實做到不妨礙水土保持，不破壞林木、草場、葦田，不妨礙群眾生產。對于墾區內的名勝古跡、水利、道路、橋梁等建筑物，妥加保護，不得毀壞墾區內的墳墓。在邊防地區墾荒時，要切實遵守邊防政策。③凡是征而未用、多征少用、早征遲用的軍事用地，應按照國務院批轉內務部《關于各地方各部門檢查征用土地使用情況的綜合報告》的批示執行。過去壓縮禁區已退還給群眾的土地，不得借口軍事需要收回搞生產。④牧業生產所需草山、草場，應報請地方政府批準，經群眾同意，在政府指定的區域內放牧、割草。要注意保護草原，不得與群眾爭草。⑤在山林、湖泊、河流、海面采集野生植物、狩獵和進行水上生產時，要嚴格遵守政府有關規定，并事先經過地方政府批準和當地公社、生產隊同意。切實做到不妨礙群眾生產，不與民爭利，不破壞水產和植物資源，不獵獲政府規定保護的珍貴禽獸。

1965年7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批轉了濟南軍區政治部《關于軍隊征用土地審批權限適當下放的請示報告》。該報告的主要內容為： ①審批權限下放后，軍和相當軍的政治機關，對軍事用地的審批要嚴加掌握，盡量利用空地、荒地，盡量不占用民田，不拆除民房，不遷移居民。②凡部隊因國防施工、營建、建筑國防公路、射擊場等，征用土地在10畝以下和移民5戶以下的，由軍或相當軍的政治機關審查同意后，報縣、市人委審批;超過以上規定的，由用地單位逐級上報軍區，經軍區政治部審查同意后，再報省人委審批。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土地政策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國家的土地政策基本處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亂的不正常狀態。為了與前面相銜接，我們把這個階段姑且稱作人民公社中期的土地政策。經多方查找資料，我們發現有如下幾個土地政策文件：

1.1967年11月4日國家房管局、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城鎮土地國有化請示提綱的記錄》。該記錄的主要內容有：①對土地國有化問題，主管部門應認真貫徹執行1956年的原則指示。②土地范圍，無論什么空地(包括旗地)，無論什么人的土地都要收歸國有。什么叫城鎮土地，應按具體情況劃分，不宜擴大。公社社員在鎮上的空閑出租地，應收歸國有。城鎮邊沿上的自留生產用地，或成片的社員宅基地，不應收歸國有。③土地收歸國有后，地產稅應改為土地使用費，收取標準可略高于地產稅。行政機關、學校、醫院、部隊等原撥用土地仍不收土地使用費。④土地國有化后，原有私人之間在土地上的債權債務自行處理。⑤集體所有土地出租，可采用征用辦法收歸國有。⑥任何生產單位都不應當經營土地出租的業務“農業生產隊租給城鎮居民的土地，如系國有，應當收回。如原系生產隊糧田或菜地，也應當采用征用辦法收歸國有。

2.1970年4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轉發沈陽軍區政治部《關于部隊征用土地問題的通知》。該通知主要內容為： ①國防施工、營建征用土地，要嚴格遵守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政策規定。征用土地應本著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則，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劣地和空閑地。征用土地，要與當地貧下中農、基層革委會充分協商，簽訂合同，報政治機關審查和地方革命委員會批準。10畝以下的由軍或相當于軍的政治機關審查，10畝以上的報軍區政治部審查;同時，按各省革命委員會關于征用土地審批權限的規定，報相當一級革命委員會審批。征用的土地應按照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予以補償。②部隊生產，要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原則上不占用耕地，更不得與民爭利。個別地區新開荒地不宜種菜，需要占用少量耕地，必須征得當地貧下中農和基層革委會同意，并開出同等數量荒地進行交換，或者予以適當補償”部隊在牧區開墾荒地，一定要照顧牧民利益，不得破壞草原，影響放牧。③凡部隊因生產占用國有土地與地方發生爭執的單位，應把方便讓給地方，主動協商，妥善解決;凡因生產占用集體所有的耕地，現在群眾要求收回的，應予退還。

3.1973年6月18日國家計委、建委發布了《關于貫徹執行國務院有關在基本建設中節約用地規定的指示的通知》。該通知的主要內容有： ①基建征地要貫徹節約用地原則，可利用荒地、空地、劣地的，不得占用耕地、良田，必須占用耕地時，也要精打細算，盡量少占。②新建項目選址要把占地多少作為方案取舍的重要條件，建設項目的總平面布置要緊湊合理，老企業的改建、擴建要充分利用原有場地。大城市要有計劃地搞些高層建筑，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③基建單位應積極支援農業，結合現場施工，進行開荒、改土、造田。對危害農田或占地數量大的工業廢渣、廢氣、礦山礦尾、電廠煤灰等要綜合利用，積極治理，盡量少占或不占良田，同時發展廢渣制磚和砌塊，以避免損壞良田。④基建征地必須嚴格執行審批制度，切實把關。凡初步設計未經批準項目，不許征用土地。⑤基建征地應做好被征社隊群眾的安置工作。補償費應用于發展農業生產。⑥檢查清理中對于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早征遲用的土地，都要退還當地人民公社和生產隊耕種。退還時不要收回補償費，但土地所有權仍屬國家。

1973年11月7日中央軍委批轉總后勤部《關于全軍營房建設存在的問題及今后意見》。該意見的主要內容為： ①所有營建選點都要認真勘查，慎重定點，要充分照顧群眾利益。占地一定要嚴格控制盡量利用荒地，不占和少占耕地、良田，必須占用的要設法造田還地。②步兵部隊營建占地比例一般應限制在1比4(指營房建筑面積與營區占地總面積的比例)以內，特種兵部隊可酌情稍高一些，但也要從嚴掌握。

1973年12月5日，國務院、中央軍委下發了《關于解決當前地面炮射靶場與國內飛行矛盾的規定》。該規定的主要內容為： ①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靶場，合理安排，提高利用率。②嚴格控制新建炮射靶場。必須新建的，各單位在選擇炮射靶場時，應與有關單位充分協商，取得一致意見。無論固定的、臨時的靶場，均應選在山地、荒地，盡量少占地、少移民。

1975年12月1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關于整頓部隊生產的意見》。該意見主要內容為： ①部隊生產用地，主要是開墾國有荒地和利用營區土地。過去接收的國營農牧場和勞改農場的土地，地方要求收回的，經省、市、自治區批準后退還。借用社隊的土地，要求退回的應堅決退還。部隊需要、地方又同意借給的，應按規定交納租金和農業稅。部隊耕種的國有土地，如無力經營，應交給當地省、市、自治區，不得移交集體所有制單位。②部隊開發礦藏和其他資源、圍湖造田，要嚴格控制。確需開發的，應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并按統一規定使用國家資源，嚴禁破壞草原。1976年2月4日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下發了《關于建設訓練點問題的通知》。該通知主要內容為： ①要全面規劃，合理布局，分期修建。有條件的軍區也可建設一個規模較大的訓練點。訓練點位置的選擇，要便于部隊使用。②要因地制宜，不占或少占耕地。建設訓練點的土地問題，要立足于軍隊本身解決，主要利用部隊現有訓練場地進行擴建，也可將部隊壓縮生產的農場(牧場)進行改建，盡可能與軍的坦克團的營房、場地建設相結合，與軍事院校的場地建設相結合，做到綜合使用，節約土地。要盡量不占或少占社隊土地，不能與民爭利。凡涉及社隊土地和群眾利益的問題，一定要按黨的政策和有關規定辦理。

四、徘徊時期的土地政策

粉碎“四人幫”以后，直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才實現了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一階段我們將其劃為人民公社后期階段中的前期階段"這兩年的土地政策文件主要有：

1.1977年12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通過了《關于加強軍隊工廠!馬場!農牧業生產管理的決定》。該決定的主要內容為： ①農副業生產必須以軍為主，調配適當。凡土地過多、無力耕種、生產部隊得不到訓練、急需整頓的和條件不好、產量不高、不利于長期經營的農場，應適當減少，或在軍內調整，或移交當地省、市、自治區農墾部門。②凡屬下列情況者，盡可能予以保留：第一，條件好，用兵少，產量高，或對外開放有國際影響的農場;第二，幾個單位的土地相連可以合并，能減少管理機構和人員，有利于發揮機械作用的農場。

2.1978年1月26日，國務院印發了《全國國營農場工作會議紀要》。該紀要的主要內容為： ①國營農場的土地、財產，屬全民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侵占。1966年以后，從國營農場系統劃出的土地、資產，由省、市、區革委會區別情況處理，該退的要退;侵占國營農場的土地、財產，要一律退還。今后，機關、工廠、學校、部隊建立農場，應當自力更生，開荒生產，不準占用國營農場的土地。②第一，國營農場一定要把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當作一項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來辦。到1980年，全國農場的旱澇保收、高產穩產農田要達到2000萬畝。橡膠農場要搞好膠園“三保一護”(保水、保土、保肥、護根)的建設。牧區要搞好草場建設。第二，農田基本建設，要全面規劃，綜合治理，因地制宜地確定主攻方向。搞好勘測設計，分期實施，施工一處，配套一處，受益一處，避免盲目施工，造成浪費。第三，開墾荒地要搞好勘測規劃，不能破壞水土保持，不能破壞森林、宜牧草原和水產資源，不能盲目圍淤，影響防洪。3.1978年8月31日國務院印發了《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退還被占用校舍的請示報告》。該報告的主要內容為： ①任何單位占用學校的土地、房屋、家具、設備、車輛等，原則上都應無條件地退還給學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抵制。②各占用單位退還、償還學校土地、房屋、家具、設備、車輛等要盡快完成。凡能立即遷出學校的，應立即遷出;暫時不能遷出的，要立即壓縮占用的土地、房屋范圍，先騰出一部分退還給學校使用。凡占用學校的土地、運動場進行的基本建設工程，應立即停止施工。5 幾點討論

(1)改革開放前，中國土地政策的發展演變是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密切相關的。當政治形勢好、經濟發展快的時候，土地政策的發展也就隨之好和快，呈現數量多、質量高的良好態勢。反之，就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據初步統計，1949年10月至1978年11月的28年中，國家一共制定各類土地政策文件近30個。其中，絕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制定和出臺的。就文件的規格而言，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是比較低的。這是一條帶有規律性的經驗。

(2)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土地政策的發展演變也具有不同的特點。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特殊時期。因而這一時期，土地政策的發展就帶明顯的剝奪性、分配性、私有性與過渡性。1956年9月，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土地政策的發展表現出強勁的合作化、集體化、國有化的巨大浪潮，/一大二公0成為土地政策內容的主流觀。文化大革命時期，土地政策基本處于停止不前的狀態。在這一非正常時期，由于機構被撤消及有關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無法保證，所以土地政策的發展表現出停止不前、倒退、遭踐踏、被砸碎等特點。1976年11月至1978年11月這兩年，土地政策發展比文化大革命時期雖有所好轉，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點是徘徊性。

(3)改革開放前的28年中土地政策的發展雖然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少問題。一是過早的推行了土地合作化，挫傷了建立不久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二是強制實行人民公社統領下的土地公有政策，超越了歷史發展條件，扭曲了土地這個生產要素的經濟關系。三是土地產權政策殘缺不清，農民、集體、國家、農場等土地關系混亂，制約了土地生產率。四是崇尚一大二公，追求一平二調，無視土地的商品經濟關系，人為地消除了土地有償政策的存在。五是片面強調土地政策的糧食生產的唯一功能，明顯地否定、壓制或打擊土地政策的其他功能。六是比較重視農村的土地政策，不太重視城市的土地政策，加劇了城市土地無償、無流動、無期限的非正常進程，導致國有土地資產嚴重流失。

注 釋：

土地改革后的農民個體經營的特點是：第一次出現了農民土地所有制居支配地位。不僅土地是農民個體私有，自己勞動，以戶為單位從事經營，而且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真正體現了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直接結合，體現了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及其勞動產品的直接分配權的三權合一。為研究方便，筆者以人民公社為主線，將1959年至1982年的23年劃分為3個階段：人民公社前期的土地政策(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人民公社中期的土地政策(1966年5月至1978年11月)、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1978年1月至1982年12月)。?1957年11月13日，經毛澤東親自簽發的5人民日報6社論，第一次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從此，大躍進開始在全國盛行。就人民公社的發展歷程而言，1976年11月至1982年12月可劃分為人民公社后期，其中，1976年11月至1978年11月為后期中的前期，1978年12月至1982年12月為后期中的后期。1882年年12月4日，全國人大修訂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該憲法第13條關于行政區域劃分的規定，恢復了原來的鄉、鎮、村體制，標志著人民公社開始解體。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了5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政府的通知6，通知中指出：/憲法已明確規定，在農村建立鄉政府，政社必須相應分開0。到1985年上半年，這一工作全部結束，全國共建立91 138個鄉，下轄94萬多個村民委員會。

第四篇：與改革開放同行,翻開歷史新篇章

與改革開放同行,翻開歷史新篇章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7周年、的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恢復重建40周年;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恢復重建40周年。40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級紀律檢查機關認真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堅定前行，在加強黨的建設、從嚴治黨中與時俱進，不斷開創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新局面。即日起，本報開設“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恢復重建40年”專欄，回首紀檢監察工作走過的光輝歷程，展現紀檢監察干部的使命擔當，激勵紀檢監察干部在新時代牢記使命，接續奮斗。敬請關注。

敢于直面問題、糾正錯誤，是中國共產黨不斷自我完善、走向強大的重要原因。“文革”結束后，黨深刻反思十年內亂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從恢復被“四人幫”破壞的優良傳統作風入手，對黨的建設各領域進行糾偏與撥亂反正。重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就是其中最為重要最為緊迫的撥亂反正任務之一。

重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文革”十年內亂期間，受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的肆意破壞，黨的紀律法規被束之高閣，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處于癱瘓境地。在這樣極端的政治生態下，有些黨員干部自行其是，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黨的決定和任務，對黨規黨紀和黨內民主制度，不執行或不遵守，甚至任意踐踏與破壞，給黨的形象和威信帶來嚴重影響。

由于飽嘗民主法制被踐踏的苦果，恢復設立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成

為“文革”結束后全黨的基本共識，成為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內容。1977年黨的十一大審議通過的黨章提出：“黨的中央委員會，地方縣和縣以上、軍隊團和團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由同級黨的委員會選舉產生，并在同級黨委的領導下，加強對黨員的紀律教育，負責檢查黨員和黨員干部執行紀律的情況，同各種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作斗爭。”這就為此后恢復設立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提供了黨內最高法規依據。

依據十一大黨章精神，黨中央研究決定，責成中央組織部負責考察，提出中央紀委組成人選名單。經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確立候選人必須具備的三項條件：一是在同林彪、“四人幫”斗爭中表現較好；二是政治歷史上沒有什么大的問題；三是思想作風較好，黨內信得過的同志。按照這三項條件，中央組織部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考察，并最終提出候選人名單。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后，197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將中央紀委候選人名單交由中央工作會議征求意見。

經過反復醞釀和充分準備，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選舉產生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其中，陳云任第一書記，鄧穎超任第二書記，胡耀邦任第三書記，黃克誠任常務書記，王鶴壽等11人任副書記，另選舉24名常務委員。新組成的委員會聚集了許多德高望重、功勛卓著的老一輩革命家，并照顧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民族構成和性別等。同時，在年齡結構上，大多數是黨齡較長、年齡較大而仍能工作的同志，也有20多名年富力強的中年同志，包

括同林彪、“四人幫”作過堅決斗爭的以及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同志。這次會議的勝利召開，不僅從組織機構上建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而且從思想上為紀委工作的開展明確了方向，指明了任務，開創了新時期紀檢工作的新局面。

重新定位紀律檢查工作任務與原則

擺在剛剛重建的中央紀委面前的，是一系列亟待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中央紀委主要職責是什么？承擔的根本任務是什么？又該如何開展工作？

針對這些問題，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組織部門的任務不只是處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也表達了與鄧小平同樣的意見。隨后，黃克誠、王鶴壽向陳云請示黨的紀檢機構的工作方針，陳云當即表示要把抓黨風作為首要工作。

恢復重建后不久，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在反思“文革”錯誤時指出，“文革”期間林彪、“四人幫”撤銷了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構，徹底摧毀了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在黨內大搞法西斯專政。這是極其沉痛的歷史教訓。第一書記陳云在這次會上發表講話，對中央紀委工作提出具體而明確的要求。他指出，按照黨中央的規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根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保護黨員的權利，發揮黨員的革命熱情和工作積極性，同一切違反黨紀、破壞黨的優良傳統的不良傾向作斗爭，協助各級黨委切實搞好黨

風。

陳云還就紀律檢查機關工作的意義，談了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在他看來，紀律檢查機關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有助于形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全黨最大的事情，關系到我國四化建設的成功與否。

除了規定紀律檢查機關的基本任務外，中央紀委第一次全會在總結黨的歷史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對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提出必須遵循的八項重要原則：

（一）嚴格區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二）反傾向斗爭，必須從實際出發；

（三）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

（四）對人的處理要持十分慎重態度；

（五）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

（六）敢于斗爭，剛直不阿；

（七）認真走群眾路線；

（八）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這些原則的制定，為剛剛恢復重建的中央紀委機關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明確方向。此次會議還討論并制定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稿），從基本方面對黨內政治生活加以規范，促使黨內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軌。

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是在其剛剛恢復之后召開的，具有標志性意義。它第一次明確了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工作任務、工作原則，第一次嘗試從制度上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這對于全面恢復和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對于順利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全國紀檢機構系統的基本形成

恢復設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重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決定性一步，為組建各級紀律檢查機關提供了樣本和經驗。隨后，黨中央開始著手設立各級紀檢機關，以形成自上至下的完整的紀律檢查機構系統。

1979年3月4日，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省和縣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3月17日，又就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辦、局成立紀律檢查機構問題分三種情況作了具體規定。4月25日，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再次聯合發出《關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級紀律檢查機構的意見》，要求省、市、自治區、地、州、縣委紀委、紀檢組（或籌備組），要在當年5月底前普遍正式建立起來，編制起碼不低于過去監委的編制數；同時，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紀委一般要設立紀律檢查、案件審理、來信來訪以及辦公室（包括紀律教育）等辦事機構。11月17日，針對地委領導單位多，紀檢組任務繁重等實際問題，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提出地委一級均改設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再設立紀律檢查組。這些意見和通知發出后，國務院各部、委、辦、局除新成立的機構外，中央、地方和軍隊各級黨的紀檢機關基本建立起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紀檢機構系統。

那么，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機關恢復重建后，它們之間的關系應如何處理？198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委提交的《關于改變省、市、自治區以下各級黨委紀委領導關系的請示報告》，同意將省、市、自治區和省、市、自治區以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 的領導關系，由受同級黨委領導改為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國務院各部、委、局黨組紀律檢查組或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領導關系亦采用上述雙重領導的原則。至此，紀委的雙重領導體制基本形成，為更好地發揮紀律檢查機關的職能作用奠定了基礎。

反觀這段歷史，恢復與重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是黨在政治上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也是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端正黨風、維護黨紀的重大戰略決策。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恢復與重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戰略決策，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正確的，對于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完善黨的自身建設，保障改革開放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五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回顧,基本經驗與展望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回顧，基本經驗與展望

摘要：從1978年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起，我們不斷探索，在實踐中前進，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經濟政治實力，文化素質水平，教育事業上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Abstract: From 1978 to the party's work center of gravity shifted 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e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move forward in practice, has gained rich experience.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ength, cultural quality level, education career above all made great progress.關鍵詞：改革；經驗；展望

Key words: reform;experience;prospect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歷經36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設立經濟特區、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等等都是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改革開放是黨帶領人民進行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是經濟政治實力高速發展的三十多年。是全體國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質極大地提高的三十多年。是教育事業穩步發展的30多年。在經濟政治實力上，我們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躍升。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GDP平均增長9.7%，而世界經濟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長。經濟是和政治、軍事聯系在一起的。普京就曾說過，沒有實力的憤怒毫無意義。30多年的改革發展，西方發達國家也越來越重視中國，我們在世界政治舞臺的話語權也更強了。如由西方發達國家召集的研究世界經濟形勢和問題的西方八國首腦會議要求吸收中國參加，就證明了我國的發展對于世界經濟已經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在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質上，36年改革開放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打破了過去那種單調、統一的帶有個人崇拜和違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趨多樣化，思想觀念日益多元化。競爭、效率、民主、法治等等意識是36年前所不可想象的，特別是，人們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選擇，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自由、自主、獨立，這是改革開放帶給人們精神領域的一個最大變化。原來走在大街上，大家穿得都差不多，灰色的，現在花花綠綠了、五光十色了，人們的思想也變得活躍了，創新力強了。

在教育事業上，1983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對世界，面對未來！高考制度恢復之初，全國有570萬人參加高考，卻僅錄取27萬名；而到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報名人數達到1010萬，錄取新生達567萬名！伴隨著教育規模的發展，更有越來越多的中華兒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據著日益重要的位置！

中國的改革開放到2014年已是36年的時間了。這三十多年的歷史“彈指一揮間”，但不容置疑的是，3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深入而全面地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6年的寶貴經驗，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進一步改革開放，這是我們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的一個重要使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的十七大總結了我國改革開放“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隨后，胡錦濤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開班講話時再次強調,這“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是我們黨和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和艱辛探索得來的，是我們黨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第一，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強調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們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根據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馬克思主義更好發揮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作用，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勃勃生機。

第二，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強調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們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教育和引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辯證關系和重大意義，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當今世界的深刻變動和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穩了，并成為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第三，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強調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們堅持了人民創造歷史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真誠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緊緊依靠人民，最廣泛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人民中凝聚力量、吸取智慧，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使黨得到人民充分信賴和擁護，始終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第四，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強調我們在深刻而廣泛的變革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時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實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第五，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又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不斷推動我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為改革開放提供制度保證和法制保障。第六，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重視物的發展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重視人的發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質的提高，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著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第七，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高度重視通過提高效率來促進發展，又高度重視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實現社會公平來促進社會和諧，堅持以人為本，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著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第八，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高度珍惜并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始終站在國際大局與國內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問題，思考和制定中國的發展戰略，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第九，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大力推進改革發展，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堅持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第十，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強調我們既緊緊圍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來推進黨的建設，又通過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能更好地走下去,首先,從本質要求上看,就是思想解放。要繼續解放思想,提高對改革開放的認識,要消除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誤讀。通過總結改革開放36年的經驗,進一步肯定市場經濟和參與全球化的改革開放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改革開放繼續奮力推向前進。其次,要有憂患意識,能自我加壓。我們的發展水平還很低,落后就要挨打。第三,中國改革開放36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脫離實際,對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和物質經濟條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認識到中國處于初級階段這個事實,標志著我們的發展終于走上了實事求是和尊重客觀規律的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不是一次完成的過程,而是要反復實踐、復探索、不斷總結,尋找規律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我們要走在時代的前列,我們的民族要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我們的國家要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認真總結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堅持科學發展的思想路線不斷進步,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就是大有希望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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