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黨對公平與效率關系探討的歷史過程及啟示

改革開放黨對公平與效率關系探討的歷史過程及啟示

摘要：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黨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不斷深化的過程，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經濟發展狀況等，適時的對我們國家的分配制度作出調整，這其中就包括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探討，從效率優先到兼顧公平與效率，到最后的更加注重公平，體現了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博弈，但是究竟兩者孰輕孰重，都必須放在現實的情況下，根據具體的實際來判斷兩者之間的關系，兩者之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關系給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公平；效率；啟示

一、改革開放黨對公平與效率關系探討的歷史過程

1、克服平均主義，突出效率的重要性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我黨對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的“吃大鍋飯”的絕對平均主義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按勞分配原則進行了否定，堅持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突出效率，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1978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要有獎有罰，獎罰分明。對干得好的、干的差勁的，經過考核給予不同的報酬”。在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的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民族人們都能比較快的富裕起來。”之后，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要克服平均主義。會議指出“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這些講話和會議都沒有直接提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但是這些都明確指出了要克服建國初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實行按勞分配，體現了效率優先的原則。

2、兼顧效率與公平

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期間，根據我國國情的變化改變了改革初期突出效率的原則，我黨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將公平與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這一提法表明，我們不僅重視效率，同時還兼顧公平實現效率與公平同步發展。之后黨的十四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更加明確地提出了要兼顧效率與公平。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從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到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我黨聯系實際，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又提出效率優兼顧公平的原則，其中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種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片面注重效率而忽視公平，造成貧富差距，不利于我們實現共同富裕。

4、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和諧統一

從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我黨根據社會中新出現的分配不公的狀況，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和諧統一，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也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講效率與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二、改革開放以后黨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探討過程給我們的啟示

1、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總結出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要求。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探討的歷史過程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強調突出效率，為我們提高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促進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之后我們黨又分別做出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決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現在的兼顧效率與公平，但是更加注重公平。這幾次關于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的調整，都體現了我黨立足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

第二篇：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

對效率之后的公平與公平之下的效率問題的思考

姚靖威

當下，學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圍繞“分好蛋糕”為重，還是“做大蛋糕”為重，展開了討論和爭論，由此，還產生了兩種發展模式：“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如果進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們會看到這次討論的問題，既是一個國家和區域發展的實踐問題，也是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中背后隱含了三個問題：一是效率實現之后能否自動產生公平，以及社會實踐結果的公平性矯正問題；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產生效率的問題；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優先中的效率哪個更高、哪個更好的問題。對此三個問題，筆者將逐一加以解析，并與學界和政界的相關人士進行商榷。

一、效率實現之后能否自動產生公平及社會實踐結果的公平性矯正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來源于鄧小平同志提出設想中的“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進一步發展深化為“效率為先，兼顧公平”。“廣東模式”的發展思路，可以說是沿襲了鄧小平同志的思路設想。

下面，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種思路的內涵。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勞動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義，那么，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一個社會存在發展的自然狀態，即使不做強調，也會是如此，因為人有拙愚和聰智之分，有勤勞懶惰之別，有腦力和體力之差別，更有天賦之不同，如此種種因素的存在；同時，地方區域上有資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條件的不同，由此而產生了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樣勤勞的狀態下，富裕的程度都會不同。內蒙古的鄂爾多斯、陜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為內陸區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資源差異導致的出眾富裕的很好詮釋。溫州、廣東、“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適于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并首先富裕起來，也是自然地理條件的差異導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個很好詮釋。文體界的明星們率先富裕，也是因為基于先天稟賦的后天勤奮努力的結果。所以，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社會存在發展的一個自然狀態。

但是，如果這種狀態繼續發展，即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思路走下去，會出現什么結果呢？先富起來的地區、群體和個人，可以利用先富起來積累的資本，占據財富制高點，從而攫取更多的財富。這會使想致富的后來者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證，投機炒作加劇了財富快速地向先富起來的人群集聚。由此，我們看出，公平不會自動產生，相反，公平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起來，社會將快速地產生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繼續發展下去而不加干預，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時間問題。筆者在作上述分析時，剔除了權錢交易和貪污腐敗、特權的影響因素，如果把這個因素加進去，情況會更為嚴重和復雜。

鄧小平同志的最初設想是，“先富帶動后富”，而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機炒作，真正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先富取得的資本，開始不安心于實業與實體經濟，而是放高利貸，社會公平問題也越來越凸顯出來。這不僅僅是個諷刺，也說明這種設想缺乏心理學支撐。如果先富能夠帶動后富，自動地實現公平，或者效率優先，而兼顧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實現公平的現實辦法的途徑，那么資本主義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徑而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從經濟與社會的實踐結果看，公平性矯正實現起來困難重重。所以，這種設想，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難以成立。因此，“廣東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廣東模式”真的遵循鄧小平同志的設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戶當地應該早就不是問題，享有與原住民同樣的社會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沖突不會像現在這么大，但事實卻恰恰相反。“蛋糕”已經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對比例是越來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產生效率的問題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夠產生效率，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堅持的，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下能夠產生效率。我們常常說，給別人打工不如給自己打工，說的就是自己通過辛勤勞動，可以獲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剝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廣大農村通過聯產承包制政策的實行，提高了農村的生產效率，解決我國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產生效率，給別人干活拚命，給自己干偷懶，非得要被人剝削，在別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這種論點成立的條件只能是這個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懶惰，否則無法解釋。提高人民群眾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必須要實行勞動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實現發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盡的源泉。這一點已經被社會實踐無數次證明了的，看看現實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員工、招工難就知道，學者們也沒必要糾纏這個問題。

“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們已經到了將現實已經做得比較大的“蛋糕”，進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時候了，如果不注重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僅帶來的是勞動者有沒

有積極性的問題，而且會產生社會動蕩的問題，社會利益沖突已經變得愈加嚴重，學者和決策者已經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而且是刻不容緩。學者們常談的“倒逼”是什么？這就是倒逼。

學者們為什么拋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論觀點并在實踐中加以實行呢？原來是要使資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額（這也許是學者們在有意強調資本在生產成果中的貢獻問題所引出的），在社會經濟實踐中，這個份額已經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勞動所占的份額被嚴重的擠壓。筆者要問，我們為什么要把大的份額交給資本所有者呢？在具體的經濟運行管理實踐中，也許學者苦于沒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簡單地借用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這樣一個實用主義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國百姓有著一個習慣，即儲蓄的習慣，把勞動成果財富都存到銀行里，在銀行里的大量資本為什么不用從而為百姓創造財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額給予百姓？卻偏偏使用資本家的資本而讓勞動者忍受資本家的剝削呢？這是什么發展思路？全國的普通百姓至今還在忍受負利率政策之苦？勞動者自己創造的財富在一天天的受損、在縮水，筆者實在不能理解一些學者和決策者采行這種發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這個問題不解決，解決不好，而想把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問題解決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優先中的效率哪個更高、哪個更好的問題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優先中的效率哪個更高、哪個更好呢？筆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當家作主，勞動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給勞動者，將極大地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即使我們假設人性是自私的話，那么，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會得到極大的發揮，這是長久持續地提高效率的基礎，這是從現代心理學可以得到證明的，也是為西方資本主義所證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實踐中，需要進一步的科學決策、科學規劃和科學組織管理，勞動者之間更好地進行協作和合作，做到這一點，需要大量地培養使用專才和通才，各盡所能，用人所長，科學細致地分工，做到這些，同樣需要公平、平等，至于發展的資本問題，基本上在我國現在已經不成其為問題。以效率優先來談效率，只會求得一時的效率，不可能長久。長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大量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會導致社會需求的嚴重不足，從而導致社會生產過剩，誘發經濟危機，進一步造成整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經濟與社會的整體運行效率下降，這種情況已經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證明了的，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所證明了的，我們也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優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續、更長久。“效

率優先，兼顧公平”政策如果繼續執行，長期下去，將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所以，筆者請一些學者和決策者務必清醒。

至此，讀者應該會明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中孰輕孰重，誰先誰后了。

四、在現有條件下如何實現公平、如何達成效率的問題

公平和效率問題是兩個問題，兩個問題在社會實踐中會出現交織、發生交叉的情況。公平可以體現在經濟中，也可以體現政治中，也可以體現在教育中，因為經濟和政治在社會實踐中緊密相連，難以分開。公平體現于經濟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體現于政治中，就是權利和機會的平等，就是生命的價值的對等，德當其政，才適其位；公平體現于教育中，就是勞動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馬克思主義已經告訴我們，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效率的實現，就是要注重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統籌兼顧，注重科技創新，科學合理的協作和分工，提高專業化水平，對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生產加以重視，對社會的各個系統、各個領域，進行科學地優化，注重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開發和利用。

五、筆者的幾點建議

學者們已經多次提出要加強利益分配的頂層設計，盡快解決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社會財富向極少數人的快速集中的社會狀況，避免我國經濟與社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筆者在此也試著提出幾點建議：、鼓勵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向實體經濟轉移。

2、限制和打擊投機和炒作行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機所得的幅度，對于這一點，可以有多種手段加以采用，減低社會的浮躁之氣；

3、實體經濟中的資本轉為投機資本的，進行高額征稅；

4、改變我國金融政策的負利率政策，對上市公司的圈錢行為嚴加監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適時征收遺產稅，鼓勵社會的慈善行為；

6、制訂相關政策，使銀行資本向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的投入，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

7、制訂相關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勵勞資雙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資協商，保障勞資雙方的公平合法權益；

8、盡快出臺工資管理指導條例；

9、國有企業的收益應歸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體人民的醫療、教育、養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眾的基礎生活質量。

10、提高資源的使用稅費，將土地財政所得納入預算，使土地財政所得在全國范圍內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財政所產生的沖動和弊端。

11、國家的優質大型企業和資產，盡量避免股份制改造，優化產業結構。

12、采取適當的方式提高工人農民的收入水平。

相應的配套措施還有很多，筆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島

E-mail:aoshen_yms@yahoo.com.cn電話：***

第三篇：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哲學思考

摘要：分配正義不能市場經濟本身去完善解決，還要依靠相應的制度保障，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才能使分配正義得以體現。

關鍵詞：效率 公平分配正義

作者簡介：李慶偉，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2009級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中國當代社會的正義問題，實質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只有理順這一關系才能使社會財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才能創造一個真正和諧的制度環境，從而實現和諧社會構建。

一、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公平與效率是衡量一個社會基本運行制度優劣的重要尺度。效率一般指的是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的比率，它體現的是人們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自身活動中所具有的能力、達到的水平，即用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多的有效產出是有效率的，否則，就是無效率的。公平總是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聯系在一起的。從我國歷史發展來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由于試圖通過計劃經濟解決資本主義經濟所造成的巨大社會浪費，特別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把社會公平問題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甚至超過了效率。[1]我們知道，雖然滿足人們自身發展的物質需要，是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基本途徑，但是以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的效率勢必影響社會的整體利益，因此，必須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有學者認為，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條件下，不適當地追求公平，只能導致共同貧窮，其理論依據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另外一種認為應該將公平放在首要位置。這種觀點認為效率是一個經濟問題，市場會自我調整從而實現效率最大化，而公平則是一個社會問題，市場往往并不能自發地實現公平原則，公平必須由政府通過制度建設來實現。[3]

應該承認，一方面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理解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適應了時代發展的不同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對公平與效率基本概念的籠統描述，甚至可能遮蔽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本身所暴露出問題的復雜性。從目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來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判斷：強調效率優先會忽視一些顯失公平的社會問題，著眼于公平卻可以保證效率和社會福利的可持續性增長。

二、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再解讀

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起點公平主要強調在市場競爭中，人們處于同一起跑線上，每一個人享有的權利是相同的；過程公平是指每一個人在機會的獲得上是平等的，即在機會的獲得上不應該具有限制條件；結果公平主要是說努力程度和效益回報成正比。

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點，其 “兼顧公平”正確理解應該是：在保證機會公平的前提下，兼顧起點和結果的公平，而并非連機會公平也“兼顧”了。在經濟生活中為了“少投入、多產出”，對民眾收入結果的公平自然考慮較少（起點公平也是如此）。而這只是權益之計，并不代表分配的正義性，更不代表我們放棄機會公平，恰恰相反，機會公平是最應該被我們重視的。對于“公平優先”的觀點的提出，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這是因為，一方面，改革開放成績巨大，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明顯提高；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著許多不平衡的因素，突出表現在城鄉差別大，農民收入水平低，山區貧困人口多，以及城市失業率偏高，貧富差距大。第三種觀點認為公平與效率要同時兼顧，沒有主次之分，但要在付出二者成本最小的狀況下尋求最大的公平與效率的綜合收益。這也有一定道理，但終究還是將二者對立起來：認為效率要提高，公平必然要損害；公平要有保證，效率就要下降。

三、實現公平與效率理性發展的途徑

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階段，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應該更注重公平，也就是要重視實現公平的分配正義，因為我們在二者健康發展的道路上“欠賬”太多，只有將二者關系調整到同一平臺，才有可能健康理性的發展。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現實，筆者認為要實現分配正義應該把握以下原則：

一是機會均等原則。在體育競賽中，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遵守同樣的比賽規則，總有人最先到達終點，并不能保證所有人同時到達。雖然出現了比賽結果的不公平，但大家都認可這樣的結果，這是因為人們認同這樣的比賽規則，做到了起碼的過程公平。但如果沒有過程公平，競爭結果的認同便無從談起，結果公平更沒有絲毫保證。

二是應得原則。應得原則的表述應該是：使每一個社會成員按其付出的勞動和做出的貢獻來獲取經濟收入和物質財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由此我們看出，應得原則是承認差異的，不是所有的公平都體現為結果平等。正如有學者所言：“無論從倫理學的角度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著眼，可以斷言，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財產分配的均等并不意味著公平，或者說，不應當把分配均等當做公平的同義詞。”[5]按勞分配、按貢獻分配的“應得”分配正義原則不僅有助于激發廣大民眾的勞動積極性、創造性，確保社會經濟財富能不斷涌現的動力機制，而且有助于實現體面勞動，有利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第四篇：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摘要：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社會生產力。那么在不同的時代，我們為了更好的發展社會經濟活力和保障社會穩定，就會對效率與公平的側重點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這個生產力水平下的社會。但在任何時候效率與公平一定是并存發展的，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基礎，公平是效率發展的前提。所以，恰當地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尤為重要的。關鍵詞：效率

公平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有關經濟活動的規則、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調節社會關系和財富分配關系的一種規范，它不只是一種主觀觀念，而是具有客觀的內容，它受制于一個國家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具有相對性、歷史性和客觀性。

何謂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義，指的是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的對比關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統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統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們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礎。從歷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產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現公平問題。在效率低下、還沒有產生剩余物品時，空談公平就失去了意義。而從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勢來看，只有物質財富更加豐富時，公平才會增長，越是在不發達的階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全社會也才能達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說，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質基礎上，公平的最終實現要以效率的極大提高為基礎。沒有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和效率的極大提高，是不可能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進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對經濟效率有重大影響，分配公平合理能夠使各個階層的勞動者充分發揮主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能夠促使社會穩定發展，從而全面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相反，嚴重的分配不公，無論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還是收入差距過大乃至產生兩極分化，都會降低勞動者的積極性，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甚至發生社會動蕩，影響效率。它們的矛盾性主要表現在：

二者之間也存在此長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對效率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效率開始提高了，舊的公平觀仍居于主導地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時期內為了達到公平，要以犧牲一定的效率為代價；而為了促進效率，又要以犧牲一定的公平為代價。

公平和效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可以統一的，但并不是沒有任何矛盾，而這些矛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必須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我們黨第一次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黨的十六大報告繼續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正確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系，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是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對立統一關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統一中還有對立的一面，在復雜的兩難選擇中，只有選擇效率優先，才能達到未來更高層次上的公平。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共產主義公平社會的到來也是以生產力極大發展為基礎和前提的。沒有效率的提高，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貧窮。只有生產力發展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個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國家才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和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解決貧困問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從這個意義上講，效率是實現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為公平提供條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礎。

第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是我們的主要任務。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了鮮明的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本質的應有之義。如果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條件下，過度追求公平，只能導致共同貧窮。只有生產力發達了，我們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充分體現。發展生產力的途徑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又決定了我們必須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以達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須兼顧公平。

第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如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市場經濟就是效率經濟，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市場主體都必然把經濟效率放在第一位，這樣，它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因此，我們的政策取向必須維護市場經濟規律，保護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實行效率優先。實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體現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具有“經濟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經濟手段就是按照市場原則和生產要素的貢獻取得收入，讓貢獻大者獲得更多收入，激發他們勞動和經營的積極性，在政策上要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體現公平。初次分配中講求效率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要縮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對高收入者征收各種調節稅，對低收入者和貧困地區實行轉移支付，如提供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臨時性的社會捐助，目的是縮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調節不合理的分配行為，如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打擊非法收入。不規范的分配秩序既損失了效率，又損害了公平。規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證公平。

第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點。這一均衡點并沒有固定的數量界限，卻符合社會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說，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都可以以效率為主，當社會難以承受時就必須注重公平的尺度。這種公平點既包括區域之間收入差距的均衡點，也包括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均衡點，還包括個人之間的相對收入差距均衡點。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為主并不意味著可以通過非法手段獲得財富，也不意味著要有意留下體制縫隙，而是要進一步完善法制、健全體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著要劫富濟貧，一味追求結果的均等。

第五篇：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摘要】

社會在不斷發展，在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僅能提高人民大眾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效率與公平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約。當今社會，我們要樹立全面效率觀，關注民生，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避免兩極分化。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主要有兩點：一是初次分配兼顧效率與公平，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關鍵詞】

正確處理 效率 公平

要討論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我們就要先知道什么是效率與公平。“效率，從微觀層次講，就是在發揮‘一般社會力’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宏觀層次講，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起來講，效率就是生產要素的節約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強調發展的重要性。公平，一般有兩種含義：在社會學上，公平是一種道德規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救助，以避免社會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穩定。在經濟學上，公平是指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所體現的平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機會均等。”①

一、現狀與問題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自此正式使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表述。但在實踐中逐漸顯示出其不足之處：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懸殊。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漸拉大。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我國基尼系數在不斷擴大，1985年為0.24，1991年為0.282，1995年為0.434，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3年為0.447，2004年達到0.469，這既超過了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美、英等發達國家；二是“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由于更多地考慮效率問題、考慮經濟建設，從而導致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社會管理等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社會事業發展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②

二、原因分析

效率與公平不僅影響老百姓對政府管控社會經濟的能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兩者會對今后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作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效率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將提高效率片面理解為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將追求GDP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重投資、輕消費，重數量、輕質量，從而給資源、能源和

③環境帶來嚴重的壓力。”

我國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順應了時代發展趨勢，對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逐步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公平問題日愈嚴峻。“我國目前在初次分配領域諸多不公現象：首先，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得不斷提高、勞動所得持續下降的趨勢；其次，初次分配存在著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分配不公平。”④

中國的工資制度包括以下方面⑤：

1、工資等級制度。其主要特點是從勞動質量方面來反映勞動差別，規定相應工資標準。

2、工資調整制度。其主要內容有考核升級、自動增加工資、考核定級、提高工資標準等。

節選自百度知道

趙錦輝，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廣西日報，2009年1月22日.③ 趙錦輝，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廣西日報，2009年1月22日.①②④ 參考張維達 謝地 宋冬林，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⑤ 參考百度百科

3、工資支付制度。主要包括支付原則、各類人員的工資待遇和特殊情況下的工資處理的等內容。

4、工資基金管理制度。顧名思義。

我國的工資分配基本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一方面，工資制度中的等級制度、調整制度、工資支付制度既可以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又對于大多數勞動者，這些制度是相對公平的；另一方面，工資制度本身存在不足，工資標準尚未完善，而且工資制度在很多情況下不能夠被落實。

三、對策建議

以上一些情況不公平的情況明顯不符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不是為發展而發展，而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發展。

科學發展觀提出，發展必須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必須要在生產發展的同時保持生態良好，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就要求轉變以GDP增長為核心的片面效率觀，樹立全面效率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與公平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

首先，當我們考慮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時，我們要知道效率是公平的基礎，沒有效率就沒有公平實現的物質條件和源泉。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體，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存在的前提和保證。只有充分公平的利益和權利分配，才能激發勞動者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積極性。

總之，效率與公平有著必然的相互聯系，而且是互為基礎、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呢？ 第一，初次分配兼顧效率與公平。初次分配指國民總收入直接與生產要素相聯系的分配。任何生產活動都離不開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取得這些要素必須支付一定的報酬，這種報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初次分配是更為基礎性的分配關系，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問題，不僅數額大，而且涉及面廣，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難加以扭轉。初次分配市場中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也正是如此。

現實生活中，一些金領階層的工資可以是普通勞動者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是說金領階層不該有這么高的工資，而是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偏低。在如今這個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世界，普通勞動者卻過著困苦的生活。一房價為例，普通勞動者辛苦工作一輩子可能都買不起一套房子。市場機制具有獎勤罰懶的激勵作用。但有時，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卻得不到應有的獎勵。所以，初次分配在考慮效率的同時也要注重公平。

第二，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也稱社會轉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結果的基礎上各收入主體之間通過各種渠道實現現金或實物轉移的一種收入再次分配過程，也是政府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的過程。再分配包括收入稅、財產稅、社會繳款、社會福利和其他轉移收支。

“占社會財富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財富，都是勞動者們在社會上通過分工協作，改造自然，共同創造的。像生活在孤島上的魯濱遜那樣自己單獨創造財富、獨占財富，在當代社會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任何個人都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單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得到財富。任何人的財富生產，都必然要包含著別人對他的支持和社會對他的保護。因此，任何人通過市場交換對社會財富的占有，都應受到依據通過民主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的調節，反對少數人通過政治權利或財產所有權對他人和社會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就中國正在經歷的體制轉變過程來看，市場交換本身還會存在更多局限性。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一個利益與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改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也會使一部分人受損；使一部分人受益較大，也會使一部分人受益較小。不管向市場轉型的長期效果如何，短期內，它總會引起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失調和一部分人相對收入降低的劇烈波動。東歐和前蘇聯在這種過程中甚至出現了少數人暴富，多數人經濟收入惡化的現象。在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也會出現社會階層的大分化、大改組的重構過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社會不公的存在，會引起相當一部分人的失落感，產生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對立和相互敵視，如果這種情況擴大到社會范圍，就會變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在再分配中注重公平，通過政府干預等調節手段，防止貧富差距過分懸殊，促進財富公平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扶助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⑥

所以我們要充分發揮再分配的積極作用：一要加強再分配的調節作用，二要使再分配有效縮小收入差距，三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

在當今社會，效率與公平對于社會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平，對于社會的安定與和諧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處理不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會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持續良好發展，也會令勞動者喪失對社會的信心。如何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一個艱巨的問題，考驗著中國政府和關心中國發展的人們。但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解決這一難題，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裴小革，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張維達 謝地 宋冬林，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趙錦輝，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廣西日報，2009年1月22日.中央黨校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報，2008年 12月16日.⑥裴小革，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