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

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是人們從既定的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亦指一種被認為是應有的社會狀況。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適應關系。公平觀念和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產出成果，就稱之為資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稱之為效率低。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制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

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有的政府財政收支，如以體現社會公平為目標，就要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若追求資源配置高效率，則就要可能擴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這是一種理想的政策組合，政府各項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觀經濟管理，既能有效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損失為代價，兼顧公平與效率兩方面的目標。或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形成某種折中選擇，力求達到兩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由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決定的。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

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由于社會基礎設施已比較完善，基礎產業實力雄厚，市場體系運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因而政府活動的重點則轉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例子：《水電工程移民今后補償16倍》（摘自：時代商報新聞網）據新華社北京8月12日電 日前，國務院對1991年頒布的《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以下簡稱現行條例）作了全面修訂，新的《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將于200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條例共8章63條，從保護移民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的原則出發，明確了移民工作管理體制，強化了移民安置規劃的法律地位，特別是對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移民安置的程序和方式、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制度以及移民工作的監督管理等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規定。

新條例規定，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6倍，如果按照16倍的標準補償補助，仍不能使移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項目審批或者核準部門同意，可以進一步提高標準，即絕大部分水利水電工程移民今后都是統一按照16倍的標準進行補償補助。對于征收耕地以外其他土地的補償補助標準以及被征收土地上零星樹木、青苗的補償標準，新條例授權按照工程所在省、自治區、直轄

市的規定執行。

此外，由于農村移民沒有最低生活保障，一旦失去土地，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根基，將會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新條例特別強調對農村移民應當堅持 農業生產安置為主，保證移民擁有與安置區居民基本相當的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 個人提綱：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1、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

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

2、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選擇。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現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

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小組討論后形成的提綱。

一.確定題目：淺析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二.簡單闡述公平與效率的概念、關系。

三.政府進行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需注重的幾項問題。論點：

淺析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是人們從既定的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亦指一種被認為是應有的社會狀況。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適應關系。公平觀念和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產出成果，就稱之為資源配置效率高，反

之，稱之為效率低。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制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有的政府財政收支，如以體現社會公平為目標，就要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若追求資源配置高效率，則就要可能擴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

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這是一種理想的政策組合，政府各項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觀經濟管理，既能有效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損失為代價，兼顧公平與效率兩方面的目標。或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形成某種折中選擇，力求達到兩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由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決定的。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由于社會基礎設施已比較完善，基礎產業實力雄厚，市場體系運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因而政府活動的重點則轉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第二篇：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是人們從既定的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亦指一種被認為是應有的社會狀況。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適應關系。公平觀念和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產出成果，就稱之為資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稱之為效率低。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有的政府財政收支，如以體現社會公平為目標，就要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若追求資源配置高效率，則就要可能擴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平與效率的選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統一性。

一、聯系實際的例子：

[案例1]構建和諧社會與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進入分配不公平區間。又因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所以還要通過改革和發展加以具體解決。現階段的基礎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社會整體的分配體系構筑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為此就需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制定和調整現行收入分配政策，將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到社會可容忍的區間。

各國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標準是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測算，我國在1978年以前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屬于絕對公平；20世紀80年代末基尼系數達到0.28；1995年達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數平均為0.4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數稍有回落，到2006年則升至0.496，2009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在22個亞洲國家排名第一。這標志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

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在增加，但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擴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這種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例如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當于城市居民的40％。這種城鄉差距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國際上的城市與農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極少超過2。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最富有的0.4%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可見，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業已出現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現象。

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很多。如前所述，歷史上城鄉收入的差距就很大。近年來還由于以下原因加劇了此情況的發生：

1.大部分國有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剛剛脫困，效益不高，下崗和失業的職工還比較多。

2.由于市場化發展不平衡，某些行業仍存在壟斷強勢，因而一些人收入過高。

3.國家稅收杠桿調控不力，對高收入者征收個人調節稅力度不夠；而國家轉移支付能力不足，致使在提高城鎮居民住房等各項補貼的同時，對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方面出現明顯滯后。

4.行政干預不當使勞動力和資本長期分別扭曲地集中于農村和城市。由于勞動力和資本缺乏統一的市場配置，在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存在的情況下，城鄉經濟效率差距很大，必然引起收入上的巨大反差。

在全國年均GDP增長7.2％以上的同時，還應看到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增長不平衡。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效率不高，職工收入增速減緩，又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使近年來社會總需求相對不足。

[點評]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到底應該是效率優先呢，還是應該首先考慮公平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議。公平的概念側重于社會人文價值判斷，而效率的概念則更為強調物質成果的有效獲得。追求效率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沒有效率只能產生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式的公平。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落實科學發展觀，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形成合理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制度和實現機制。

社會主義社會整體分配體系構筑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體現以下幾點：

1.以生產力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必須要求效率優先。因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加速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優先位置，也就是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優先的位置。這樣才能為有效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質保證。

2.解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需要有多層次的社會過程，要將其放在相應的領域中作為側重點分別加以解決。例如，在生產領域，因為它與生產力發展直接相關，就需要側重效率優先。而在國民收入和再分配領域，則要側重考慮解決兼顧公平的問題。還應看到，從普遍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不能超越必要的歷史階段。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體現了構筑社會整體分配體系，全面合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大思路。

為了有效地促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實現，還需要建立四個層次的收入分配機制：

其一，在企業層次上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就要求積極推進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勞動者的主體地位，確立以資產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其二，在市場層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機制，關鍵是開放生產要素市場，為要素的流動、重組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必要的體制保證。

其三，在政府層次上建立和完善國民收入再調節體系。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目標出發，維護社會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四，在社會層次上建設社會支持和社會救助體系。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發揚扶危濟困、敬老愛幼的民族優良傳統。發展社會支持、社會救助的中介服務組織和機構，使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案例2]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的權益損失及其保障

1、失地農民的產生和現狀：

（1）城市化必定向農民征地，因而導致失地農民產生。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大批農民的田地被征占。據國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0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226.44萬公頃（3395萬畝），其中通過行政手段征地160萬公頃（2400萬畝）。這些僅是依法審批的征用數，尚沒有把那些違法侵占、突破指標和一些鄉村私下賣地包括在內。據統計，違法占地占合法征地的比例一般為20～3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0％。這意味著1987～2000年實際征占耕地數為4000萬畝以上，按人均占有耕地0.8畝計算，那么建設占用耕地導致失地農民有5000萬之多。按照我國目前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今后每年需征用農民土地280～300萬畝，若按照城效農民人均占耕地0.8畝計算，就意味著每年新增加420萬失地農民，十年后失地農民總數將達到1億。由此可見，失地農民的產生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2）失地農民的現狀。城市化進程中產生失地農民是正常現象，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幫助失地農民解決面臨的問題，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隨著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市場經濟建設帶來了企業用工方式的市場化，政府傳統行之有效的失地農民安置方式逐漸失靈，于是失地農民問題開始呈現。目前對失地農民安置雖有貨幣補償、就業安置、住房安置、劃地安置、建立社會保險等形式，但最主要還是采取貨幣化安置方式。由于對失地農民貨幣安置只能解決失地農民近憂，難以化解遠慮，從而導致部分農民失地又失業。由于我國目前大多數地方對失地農民采取以貨幣安置為主的“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失地農民處境艱難，他們的基本生活、就業、子女入學、養老和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問題缺乏解決的有效途徑，他們的長遠生計更是得不到制度保障。福州市2000年征地安置人員為例，其貨幣安置比例高達82％。浙江省對10個建設用地項目進行抽樣調查表明，在安置的3379人中，除172人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外，其余均為貨幣安置，其比例高達94.1％。然而，由于征地制度的缺陷和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導致補償標準過低，補償安置費的克扣和分配使用的不合理、安置方式簡單和責任不明造成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許多失地農民處于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狀態，有些地方的失地農民已到了面臨“無路可走，無地生存”的困境。

2、失地農民權益損失分析

(1)農民所擁有的諸多權利和利益，都是附著在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之上，直接或間接地與土地相關聯。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著失去了他們那些與土地關聯的權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礎和實現的條件，因而導致那些權利和利益的損害或完全流失。失地農民失去了生活保障、就業機會，失地農民失去了一項重要的財產土地。還會失去與土地相關的其他一系列權益。土地是農民集體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農民的諸多權利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所擁有的土地相關。如政府對農民的技術、資金、農資等方面的支持都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獲得這種支持的機會。

(2）現有政策、法律的缺陷導致了失地農民應得的權益補償受到侵害。當前，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標準還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并且在實際征地過程中，農民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導致的直接惡果是農民的權益受到極大的損害。

(3）法定安置途徑的缺陷，導致失地農民失去了再次就業機會。

(4）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機制不健全，使失地農民喪失了基本的“國民”待遇。

3、體現政府的效率和公平,失地農民權益保障的對策建設

（1）明確土地是農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財產，強化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2）合理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保證被征地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3）完善就業保障機制，妥善安排失地農民就業，保證被征地農民長遠生計。

（4）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機制，解決失地農民后顧之憂。（5）改革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機制，加強征地補償安金費的監管。

[案例3]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稅收理念的轉變及政策的調整

我國當前的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狀況到底如何呢？

第一，我國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有關個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標有基尼系數、（注：基尼系數是國際經濟學界所采用的流行指標，取值在0～1之間。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系數低于0.2表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在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之間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懸殊。）收入不良指數、（注：收入不良指數是將所有人口按收入高低分成5等份，以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除以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即可得出，主要反映貧富差距的程度。）泰爾指數和阿特金森指數等，用得較多的是基尼系數和收入不良指數。據國家統計局和人民網提供的數據，2000～2003年，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17、0.458、0.454和0.460，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表示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經很大了。另外，從基尼系數和收入不良指數的國際比較來看（世界銀行編寫組，2001），我國個人的收入分配差距狀況，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水平，也比一些發展中國家要高。

第二，我國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上海為5870元，最低的西藏為1404元，相差4466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為12833元，最低的是山西，為5391元，相差7442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區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還是上海，為21781元，最低的安徽為7908元，相差13873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

第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2001年中國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9倍。還有人認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賬面上的3:1左右，如果考慮到實際購買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的不同，應該是5:1，甚至是6:1（邱曉華，2002）。即使是2.9:1，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據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個國家超過了2:1，中國便是其中之一（李本貴，2004）。

第四，城鎮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馬曉河(2003)對城鎮居民1990年以來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收入分配情況的研究，1990年城鎮最低收入戶居民與最高收入戶居民收入之比為1:3.22，而到2001年兩個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到了1:5.39，11年間最低收入戶居民與最高收入戶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將近兩倍。

第五，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一判斷也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基本認同（李實、趙人偉，1999）。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續上升的，這一判斷也得到了不少經驗研究結果的支持。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我國當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并呈擴大之勢。

[點評]稅收作為政府參與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與效率的抉擇問題。就稅制建設本身來講，兼顧了公平與效率的稅制才是最好的。一般而言，效率型稅收政策更能促進經濟增長，而公平型稅收政策則更有益于社會穩定。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收政策取向與我國整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基本一致的，但“兼顧”的結果卻是“顧不到”，使我國稅收政策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我們已開始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構建和諧社會，強調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相應的，治稅理念也要及時轉變。在“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治稅理念下。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理應在公平收入分配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稅收政策和制度的調整

（1）以公平為導向優化調整稅制結構

理論上，直接稅和間接稅的不同組合，可以形成三種類型的稅制結構，即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以及間接稅與直接稅并重的雙主體稅制結構。一般而言，直接稅通常用以調節和解決公平收入分配問題；而間接稅更能體現政府的效率目標；雙主體的稅制結構則致力于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建立了以直接稅與間接稅并行的新稅制，并先后于1950年、1958年、1973年、1984年和1994年進行了5次重大的改革，稅種設置和稅制結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稅種從1952年的16個發展到2003年的25個；直接稅收入所占比重從1952年的50.6%降到了2003年的25.6%，間接稅收入所占比重則從49.4%上升到了74.4%；直接稅收入占GDP的比率從1952年的7.3%降到2003年的4.4%，間接稅收入占GDP的比率則從7.1%上升到了12.7%。應該說，我國當前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的稅制結構現狀是與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和稅收征管水平的現狀相輔相成的，有其合理性。但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到今天的時候，這種稅制結構的負面影響開始逐漸顯現出來。由于直接稅特別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以及遺產稅和贈與稅具有較強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稅收入比重過低，尤其是來自所得稅類的比重過低，必然會影響稅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發揮，影響我國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進程。所以，通過改革完善我國現行稅制，提高我國直接稅收入的比重，降低間接稅收入的比重，就成了稅制優化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2）完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收體系

a.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

眾所周知，在稅收政策中，個人所得稅是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為了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總額中所占比重，應該適當地考慮家庭負擔和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工資和薪金所得的稅前扣除標準；創造條件，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計征模式；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水平，減少稅率級次，降低稅率的累進程度。

b.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

從公平收入分配和優化稅制結構的角度看，將我國的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有利于加大征繳力度，提高征收率；也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節省經費開支。

c.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

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開征主要不是出于財政收入的考慮，而是協助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對當期財富流量的調節，調節存量財富的分配，防止財產過度集中，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應該采取高起征點和高的累進稅率。

d.開征房地產稅

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高速發展，把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收合并，開征統一規范的房地產稅已是當務之急。理論上，開征房地產稅不僅能夠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來源，調節房地產市場的收益公平分配，也是減少房地產投機、遏制房價瘋漲、減少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行為、保證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手段。

（3）推進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改革

為了順利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還需要完善以下征管配套措施：

a.是在全國范圍內采用納稅人單一身份證號碼登記系統和支付方強制性預扣制度。可考慮將納稅人的身份證號碼作為個人的永久納稅號碼與社會保障號碼。另外，個人在取得工資、薪金和紅利、利息收入時，付款人必須從收款人那里獲得其身份證號碼，并為收款人預計預扣稅款，因為不這樣做，這筆支付款項就不會被稅務局認可，從而不能作為成本或費用在收入中扣除。

b.是個人報酬的完全貨幣化，個人收入無論現金與否，都應在計算個人所得稅時作為應稅所得處理。

c.是在個人收入貨幣化的基礎上大力推行非現金結算，加強現金管理。

d.是進一步完善儲蓄存款實名制，建立銀行儲蓄聯網制度，并建立稅務網絡與銀行網絡的對接。即稅務局能夠很容易地對納稅人的存款進行聯網查詢，輸入納稅人的身份證號碼，納稅人在所有銀行賬戶的存款都會顯示出來，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個人收入來源不透明的問題。

[案例4]：轉型時期我國勞工政策在勞工權益保障方面的缺失

轉型時期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體系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勞工權益？這可以從政策的覆蓋范圍和實施效果兩個方面作出評估。

勞動合同制度是實施最久的規范勞動關系的制度，但覆蓋范圍主要在城鎮，對鄉鎮企業和進城農民工還存在較大空白。截止到2000年末，全國城鎮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達10700萬人，占同口徑職工總數的95％以上；城鎮私營企業從業人員有一半以上簽訂了勞動合同；鄉村集體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有2300萬人。事實勞動關系大量存在，除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勞動法律意識淡漠，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外，也與勞動法律政策的不協調有關。例如，在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的條件下，強調雙方協商一致，無異于賦予用人單位的單方自由。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用勞務合同代替勞動合同，以逃避承擔相應的勞動法律責任。現行勞動法律政策對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和用工形式也缺乏有效監督管理。總的來看，勞動合同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和設計缺陷，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勞資集體協商工資制度的實施范圍和力度非常有限。據全國總工會統計，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從2001年開始推行后，截至2003年底，全國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協議的企業僅有29.31萬個，覆蓋職工3579萬人，且這項制度的成功主要取決于一些不確定的外部條件，而不是談判主體特別是勞工或工會一方的力量。加之目前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大量存在，故這項制度還遠未成為企業工資決定的主要形式。

集體談判制度能否發揮維護勞工權益的作用，有待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集體談判制度已覆蓋城鎮相當多的企業和職工，根據勞動保障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63.5萬份，涉及職工8000多萬人。但目前集體談判主要在企業一級進行，區域和行業、產業層面的集體談判還沒有法律規定，雖然近年也有一些地方對此進行嘗試，但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相當多的企業中存在著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嚴重流于形式的現象。這表現在：一些工會和企業重簽訂輕協商，集體合同部分照抄法律法規的規定且不符合企業實際。由于在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中工會的談判能力有限，國家對一些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仍保持相對的控制權，因而在這些企業中工資談判還難以真正開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談判主體之一工會或勞工力量的薄弱，亟待通過工會內部組織體制的改革和談判斗爭手段的豐富來加以彌補。

勞動監察制度是最重要的勞動執法手段，但由于勞動執法人員的嚴重不足和素質低下，加上執法手段單一，且處罰力度不夠，違法成本低，導致不能有效地威懾和遏制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使這項制度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至2003年末，全國共有勞動保障監察機構3223個，配備勞動保障監察員4.3萬人，其中專職監察員1.9萬人，兼職監察員2.4萬人。但面對全國數以萬計的各類企業和2.4億城鎮勞動者，人少案多、執法不力等問題不會很快得到緩解。

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存在許多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已不能適應勞動關系變化和勞動爭議激增的現實，亟待變革。勞動爭議處理機構受理范圍較窄，使相當一部分爭議無法通過法律途徑予以解決，加劇了勞動關系的不穩。爭議處理程序復雜且銜接不暢，爭議處理時間長，不利于及時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爭議處理程序中的具體制度不完善，仲裁時效不僅時間短，時效的起算點不明確，導致勞動者常常超過仲裁時效，從而喪失通過仲裁和訴訟解決爭議的權利。爭議仲裁機構案多人少，不堪重負，致使裁決的質量難以提高。法院受理的爭議案件由民事審判庭審理，往往以民事審判的思維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容易造成仲裁和審判適用法律的不統一，不利于保護勞動者權益。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弱化，一些企業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流失或缺位，使防范勞動爭議的第一道防線形同虛設。

[點評]勞工政策是指針對勞動者或勞工階層而設立的社會政策。轉型時期我國勞工政策在勞工權益保障方面存在缺失，諸如勞動合同制度對鄉鎮企業和進城農民工還存在較大空白；集體談判制度的完善有待工會組織體制的改革和談判斗爭手段的豐富；勞動監察制度不能有效地威懾和遏制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存在許多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亟待變革，等等。勞工政策缺失的要害是從屬和服務于效率優先的經濟增長政策，未能體現出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應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完善勞工政策。

我國勞工政策進一步改革的原則是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促進市場效率與保持規則公正以及保障企業自主用工和增進勞工權益等三者的關系，使它們都能得到均衡、協調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政策改革的建議：

其一，完善勞動保障監察制度，規范監察執法行為，增強執法力度。

其二，在現階段，調整勞動關系的主要模式宜以中央政府召集工會和雇主組織，從源頭促進政勞資三方協商機制的建立完善，以出臺勞動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和三方會簽文件和政策等形式，調整和解決勞動關系和勞工政策中的重大問題。

其三，幫助工人組建工會，通過工會凝聚勞工的集體力量來爭取自身的權益。在市場化的私營和外資企業里，勞資力量對比極為懸殊，勞工惟有依靠自身集體的力量——工會，才能爭得自身權益。

其四，培育勞動關系兩大主體工會和雇主的協商談判能力，逐步形成勞資雙方自主談判，決定勞動關系事項的格局。其中，培育工會組織的自主協商談判能力和作用至為重要。其五，完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健全多層次、多形式的勞動爭議調解制度，堅持和拓展勞動仲裁工作的三方性原則，完善辦案機制。同時，貫徹《法律援助條例》，推進來自工會和民間的勞動法律援助活動，培養勞工律師，為工人提供收費低廉的法律服務，讓他們都能通過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二、個人的討論提綱：

（一）、確定論文題目，即淺析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二）、簡單闡述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提出為構建和諧社會，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側重于公平的觀點。

（三）、政府要協調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更好的推進改革的深入。

（四）、淺談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和效率是每個國家任何時候都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很難解決好的課題。在任何時候，公平和效率兩者都不能兼得，只能兼顧。既然是兼顧就存在誰為先的選擇，即公平和效率兩者的均衡點偏向哪端。我認為，為了構建更為和諧的社會，政府經濟活動中在公平和效率的均衡點上能夠偏向公平。

毫無疑問，競爭能帶來效率，強化競爭就能提高效率。但仔細研究會發現，只有公平的競爭才能真正帶來效率的提高。現實中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競爭，包括市場壟斷、地方保護、假冒偽劣等。，恰恰讓不守信者、機會主義者獲利而造成最大的不公平。不僅如此，過度“血拼式”競爭帶來的競爭結果的不公平，會導致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社會不穩定。必須考慮整個社會的和諧，提倡適度競爭。市場經濟應是競爭與合作相兼容的經濟，現有改革強化企業之間的競爭，使企業生產成本大大降低，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過度的競爭費用抵消了企業的增長的效率，廣告、推銷、包裝費用愈來愈高，企業間惡性競爭、相互拆臺愈演愈烈。企業競爭費用的大幅提高，導致了企業效益的大幅下滑。進行競爭效率和競爭費用的比較必然會提出合作的要求，這就要求政府在規范市場秩序的過程中要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原則，形成競爭與合作兼容的和諧市場秩序。

三、小組討論后形成的提綱：

（一）政府經濟與公平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在經濟領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聯系的一個概念。公平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生產要素投入和產出之間的對比關系；一是社會成員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稱之為經濟公平，后者稱之為社會公平。經濟公平就要求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獲得利潤、工資、地租等要素收入，投入與產出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而社會公平則是一種價值判斷，受社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經濟地位等多種因素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

（1）為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

（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提高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二）政府經濟與效率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在經濟學理論中，資源配置效率理想的狀態是“帕累托效應”。在達到“帕累托效應”之前，如果資源配置能夠在不降低其它人福利水平的條件下，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得到改善，稱之為“帕累托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在不同領域有其具體涵義。在社會再生產領域，企業資源配置效率高低，就是指利潤的最大化。在政府部門，就是指既定資源條件下政府行政效率，即為社會提供管理和服務的水平與質量。在公共事業部門，是指如何以最少的資源消耗為社會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服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凡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由市場來實現，政府努力為市場運行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三）、政府經濟與公平和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1、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

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

2、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選擇。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現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

第三篇：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是人們從既定的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亦指一種被認為是應有的社會狀況。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適應關系。公平觀念和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產出成果，就稱之為資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稱之為效率低。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制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有的政府財政收支，如以體現社會公平為目標，就要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若追求資源配置高效率，則就要可能擴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

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這是一種理想的政策組合，政府各項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觀經濟管理，既能有效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損失為代價，兼顧公平與效率兩方面的目標。或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形成某種折中選擇，力求達到兩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由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決定的。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由于社會基礎設施已比較完善，基礎產業實力雄厚，市場體系運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因而政府活動的重點則轉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例子：《水電工程移民今后補償16倍》（摘自：時代商報新聞網）

據新華社北京8月12日電 日前，國務院對1991年頒布的《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以下簡稱現行條例）作了全面修訂，新的《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將于200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條例共8章63條，從保護移民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的原則出發，明確了移民工作管理體制，強化了移民安置規劃的法律地位，特別是對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

準、移民安置的程序和方式、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制度以及移民工作的監督管理等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規定。

新條例規定，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6倍，如果按照16倍的標準補償補助，仍不能使移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項目審批或者核準部門同意，可以進一步提高標準，即絕大部分水利水電工程移民今后都是統一按照16倍的標準進行補償補助。

對于征收耕地以外其他土地的補償補助標準以及被征收土地上零星樹木、青苗的補償標準，新條例授權按照工程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規定執行。

此外，由于農村移民沒有最低生活保障，一旦失去土地，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根基，將會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新條例特別強調對農村移民應當堅持 農業生產安置為主，保證移民擁有與安置區居民基本相當的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

案例：

轉型時期我國勞工政策在勞工權益保障方面的缺失

轉型時期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體系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勞工權益？這可以從政策的覆蓋范圍和實施效果兩個方面作出評估。

勞動合同制度是實施最久的規范勞動關系的制度，但覆蓋范圍主要在城鎮，對鄉鎮企業和進城農民工還存在較大空白。截止到2000年末，全國城鎮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達10700萬人，占同口徑職工總數的95％以上；城鎮私營企業從業人員有一半以上簽訂了勞動合同；鄉村集體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有2300萬人。事實勞動關系大量存在，除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勞動法律意識淡漠，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外，也與勞動法律政策的不協調有關。例如，在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的條件下，強調雙方協商一致，無異于賦予用人單位的單方自由。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用勞務合同代替勞動合同，以逃避承擔相應的勞動法律責任。現行勞動法律政策對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和用工形式也缺乏有效監督管理。總的來看，勞動合同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和設計缺陷，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勞資集體協商工資制度的實施范圍和力度非常有限。據全國總工會統計，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從2001年開始推行后，截至2003年底，全國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協議的企業僅有29.31萬個，覆蓋職工3579萬人，且這項制度的成功主要取決于一些不確定的外部條件，而不是談判主體特別是勞工或工會一方的力量。加之目前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大量存在，故這項制度還遠未成為企業工資決定的主要形式。

集體談判制度能否發揮維護勞工權益的作用，有待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集體談判制度已覆蓋城鎮相當多的企業和職工，根據勞動保障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63.5萬份，涉及職工8000多萬人。但目前集體談判主要在企業一級進行，區域和行業、產業層面的集體談判還沒有法律規定，雖然近年也有一些地方對此進行嘗試，但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相當多的企業中存在著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嚴重流于形式的現象。這表現在：一些工會和企業重簽訂輕協商，集體合同部分照抄法律法規的規定且不符合企業實際。由于在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中工會的談判能力有限，國家對一些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仍保持相對的控制權，因而在這些企業中工資談判還難以真正開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談判主體之一工會或勞工力量的薄弱，亟待通過工會內部組織體制的改革和談判斗爭手段的豐富來加以彌補。

勞動監察制度是最重要的勞動執法手段，但由于勞動執法人員的嚴重不足和素質低下，加

上執法手段單一，且處罰力度不夠，違法成本低，導致不能有效地威懾和遏制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使這項制度難以發揮應有作用。至2003年末，全國共有勞動保障監察機構3223個，配備勞動保障監察員4.3萬人，其中專職監察員1.9萬人，兼職監察員2.4萬人。但面對全國數以萬計的各類企業和2.4億城鎮勞動者，人少案多、執法不力等問題不會很快得到緩解。

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存在許多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已不能適應勞動關系變化和勞動爭議激增的現實，亟待變革。勞動爭議處理機構受理范圍較窄，使相當一部分爭議無法通過法律途徑予以解決，加劇了勞動關系的不穩。爭議處理程序復雜且銜接不暢，爭議處理時間長，不利于及時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爭議處理程序中的具體制度不完善，仲裁時效不僅時間短，時效的起算點不明確，導致勞動者常常超過仲裁時效，從而喪失通過仲裁和訴訟解決爭議的權利。爭議仲裁機構案多人少，不堪重負，致使裁決的質量難以提高。法院受理的爭議案件由民事審判庭審理，往往以民事審判的思維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容易造成仲裁和審判適用法律的不統一，不利于保護勞動者權益。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弱化，一些企業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流失或缺位，使防范勞動爭議的第一道防線形同虛設。

個人提綱：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1、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

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

2、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選擇。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現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

個人的討論提綱

一.確定題目：淺析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二.簡單闡述公平與效率的概念、關系。

三.政府進行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需注重的幾項問題。

論點：

淺析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是人們從既定的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亦指一種被認為是應有的社會狀況。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適應關系。公平觀念和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產出成果，就稱之為資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稱之為效率低。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制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有的政府財政收支，如以體現社會公平為目標，就要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若追求資源配置高效率，則就要可能擴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

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這是一種理想的政策組合，政府各項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觀經濟管理，既能有效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損失為代價，兼顧公平與效率兩方面的目標。或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形成某種折中選擇，力求達到兩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由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決定的。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由于社會基礎設施已比較完善，基礎產業實力雄厚，市場體系運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因而政府活動的重點則轉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例子：《水電工程移民今后補償16倍》

根據200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可知，從保護移民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的原則出發，明確了移民工作管理體制，強化了移民安置規劃的法律地位，特別是對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移民安置的程序和方式、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制度以及移民工作的監督管理等問題作

了比較全面的規定。

條例規定，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6倍，如果按照16倍的標準補償補助，仍不能使移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項目審批或者核準部門同意，可以進一步提高標準，即絕大部分水利水電工程移民今后都是統一按照16倍的標準進行補償補助。

對于征收耕地以外其他土地的補償補助標準以及被征收土地上零星樹木、青苗的補償標準，新條例授權按照工程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規定執行。

此外，由于農村移民沒有最低生活保障，一旦失去土地，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根基，將會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新條例特別強調對農村移民應當堅持 農業生產安置為主，保證移民擁有與安置區居民基本相當的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

小組討論提綱

一.題目：淺析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需思考的幾個問題。

二.確立觀點：構建和諧社會，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應注重公平原則，選擇以公平促效率；沒有公平，效率就無從談起。

三.聯系實際，舉例《水電工程移民今后補償16倍》論證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不斷提高補償標準，以顯示公平的重要對于效率的保障作用。

四.總結科學的改革觀，重申公平在政府經濟活動中的基礎作用。

第四篇：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

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是人們從既定的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亦指一種被認為是應有的社會狀況。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適應關系。公平觀念和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能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產出成果，就稱之為資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稱之為效率低。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有的政府財政收支，如以體現社會公平為目標，就要以犧牲部分效率為代價；若追求資源配置高效率，則就要可能擴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平與效率的選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統一性。

1.聯系實際的例子

收入分配是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經進入分配不公平區間。據國家統計局和人民網提供的數據，2000~2003年，我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表示我國目前的收入差

距已經很大了，從基尼系數和收入不良指數的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個人的收入分配差距狀況，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水平，也比一些發展中國家要高。我國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上海為5870元，最低的西藏為1404元，相差4466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為12833元，最低的是山西，為5391元，相差7442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區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還是上海，為21781元，最低的安徽為7908元，相差13873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中國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9倍。如果考慮到實際購買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的不同，應該是5倍，甚至6倍。

通過以上數據分析，我國當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并呈擴大之勢。

2、個人討論提綱

一、利用稅收作為政府參與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稅收作為政府參與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與效率的抉擇問題。效率型稅收政策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公平型稅收政策更有益于社會穩定。面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直接稅收入比重過低，來自所得稅類的比重過低，影響到稅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發揮，應當提高我國直接稅收入的比重，降低間接稅收入的比重；根據當地家庭負擔和經濟收入水平，提高工資和薪金所得的稅前扣除標準；隨著近年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高速發展，開征房地產稅，既能調節房地產市場的收益公平分配，也能減少房地產投機、遏制房價瘋漲、保證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發展。

二、提高基層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鎮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促進進城務工農民就業、大學畢業生就業、下崗工人再就業、零就業家庭就業。

三、以社會公平為目標，加強公共服務機構建設，真正實現公立學校、公立醫院、保障性住房、公益性社會養老機構的公益性。

3.小組提綱 ：

（一）政府經濟與公平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在經濟領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聯系的一個概念。公平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生產要素投入和產出之間的對比關系；一是社會成員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稱之為經濟公平，后者稱之為社會公平。經濟公平就要求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獲得利潤、工資、地租等要素收入，投入與產出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而社會公平則是一種價值判斷，受社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經濟地位等多種因素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應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提高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二）政府經濟與效率

效率是指社會資源配置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在經濟學理論中，資源配置效率理想的狀態是“帕累托效應”。在達到“帕累托效應”之前，如果資源配置能夠在不降低其它人福利水平的條件下，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得到改善，稱之為“帕累托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在不同領域有其具體涵義。在社會再生產領域，企業資源配置效率高低，就是指利潤的最大化。在政府部門，就是指既定資源條件下政府行政效率，即為社會提供管理和服務的水平與質量。在公共事業部門，是指如何以最少的資源消耗為社會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

政府資源配置效率，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過對市場和微觀經濟行為調節，克服市場失靈，引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兩者在社會整體資源配置中呈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凡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由市場來實現，政府努力為市場運行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而在市場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政府財政收支等活動，合理配置資源，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

（三）、政府經濟與公平和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準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1、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替代關系

盡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

2、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

第一，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政策選擇。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選擇。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現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

第三，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選擇。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

第五篇：聯系實際討論政府經濟活動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以及公平與效率的選擇

1、案例：構建和諧社會與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進入分配不公平區間。又因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所以還要通過改革和發展加以具體解決。現階段的基礎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社會整體的分配體系構筑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為此就需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制定和調整現行收入分配政策，將收入分配差距調節到社會可容忍的區間。

各國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標準是根據國際慣例所計算的基尼系數。它的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測算，我國在1978年以前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屬于絕對公平；20世紀80年代末基尼系數達到0.28；1995年達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數平均為0.4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數稍有回落，到2004年又超過0.4。這標志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

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在增加，但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擴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這種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例如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當于城市居民的40％。這種城鄉差距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國際上的城市與農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極少超過2。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可見，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業已出現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現象。

2、個人討論提綱：

如何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和社會分配的問題

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會分配問題叢生的因素十分復雜。體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盡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這些方面近幾年來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情況有所改善。但由于種種原因，許多能解決的社會分配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如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高于非壟斷行業，相差幾倍，久已為社會所議論，但至今尚未從源頭上、從初次分配環節解決壟斷利潤產生和分配問題。

要利用稅收杠桿。如個人所得稅制度，本來是一種調節過高收入、抽肥補瘦的稅制，但是多年來中低收入工薪階層卻成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稅法不嚴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納個稅，個人所得稅從抽肥補瘦變成了劫貧幫富的稅制。現在抓緊完善個人的所得稅制度改革，步伐應當加快。又如遺產稅，許多國家都把它當做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中國目前缺乏個人財產繼承、贈與和轉讓法規，沒有建立個人財產登記和收入申報（后者只在很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制度等，這是實行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前提，應當加緊研究，積極準備。

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為主轉變為公共服務型為主。這是與提高公民福利，促進社會公平有關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為公共服務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內的社會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改善人們進入多種就業和社會生活的平等機會。但是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轉變滯后，這一轉變往往受到許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熱衷于大搞政績工程的限制。重視經濟建設，輕視公共服務，以至中國曾被世界衛生組織批評為衛生資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教育經費占ＧＤＰ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國家排名居后，尤其義務教育供應不足，相當多老百姓沒有基本能力進入勞動市場，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當然這些情況都在改進，但與投入經濟建設的資源相比，改進的速度還是很不理想。此外，一些地方還借經濟建設與改革之名，使居民財產權利和收入權利受到侵犯，在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拖欠民工工資以及企業改制中損害群眾利益浪潮的興起中，可以看到政府權力過大、某些官員行為不正、吏治腐敗的背影。

以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為重點，深入開展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央加大了防治腐敗的力度，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產生腐敗現象的深層次矛盾，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大制度建設，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設，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大家深切期望，也相信在中央巨大決心和正確領導下一定能夠做到，在反腐斗爭中不再出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再出現交通系統那樣“前仆后繼，死而后已”的現象。

強調社會公平，不是回到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

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但這樣做，并不是要回到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老路上去。

中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制。隨著市場經濟理念和運行規則深入人心，經由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取得的高收入和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認同和接受。引發不滿的是體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制內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范收入。人們希望的無非是調整和糾正這些不公平現象，并改進運用再分配杠桿適當調劑貧富差距，而絕不是想觸動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因此，強調社會公平談不上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使改革開放以來達成的共識受到沖擊。實際生活中，目前平均主義的殘余，已限制在一些國有機構、產業部門中越來越少的部分，而且國有部門單位之間也出現相當大的收入鴻溝。殘余的平均主義要繼續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平均主義，而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適當的校正。

應當指出的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現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一些，強調社會主義少了一些。而在說及社會主義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強調它“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公平方面少了一些。在中國這樣一個法制環境和人治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告誡我們：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們要避免這個前途，我們一定能夠避免這個前途，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3、小組討論后形成提綱：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到底應該是效率優先呢，還是應該首先考慮公平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議。公平的概念側重于社會人文價值判斷，而效率的概念則更為強調物質成果的有效獲得。追求效率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沒有效率只能產生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式的公平。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落實科學發展觀，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形成合理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則、制度和實現機制。

社會主義社會整體分配體系構筑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和選擇上，體現以下幾點：

⑴.以生產力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必須要求效率優先。因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加速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優先位置，也就是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優先的位置。這樣才能為有效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質保證。

⑵.解決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需要有多層次的社會過程，要將其放在相應的領域中作為側重點分別加以解決。例如，在生產領域，因為它與生產力發展直接相關，就需要側重效率優先。而在國民收入和再分配領域，則要側重考慮解決兼顧公平的問題。還應看到，從普遍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不能超越必要的歷史階段。

⑶.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體現了構筑社會整體分配體系，全面合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大思路。

為了有效地促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實現，還需要建立四個層次的收入分配機制：其一，在企業層次上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就要求積極推進企業內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勞動者的主體地位，確立以資產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其二，在市場層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機制，關鍵是開放生產要素市場，為要素的流動、重組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必要的體制保證。

其三，在政府層次上建立和完善國民收入再調節體系。要從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目標出發，維護社會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同時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四，在社會層次上建設社會支持和社會救助體系。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發揚扶危濟困、敬老愛幼的民族優良傳統。發展社會支持、社會救助的中介服務組織和機構，使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