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問題的現狀與對策

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問題的現狀與對策

魯義

2013-1-29 14:21:32 來源：《日本學刊》(京)2008年3期

作者簡介：魯義，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內容提要：日本戰時遺棄在華的化學武器，對當地民眾的生命安全和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傷害和影響。日方在銷毀化武問題上一直持消極、拖延立場，并拒絕對中方受害者給予賠償。在日本國內，一些人否認歷史事實，企圖推卸日本應承擔的銷毀責任。現在，日方將銷毀化武的最后時限推遲到2012年4月。在未來的四年時間里，如何敦促日方恪守承諾、切實履約，中方應加強對后續工作的研究和對應。

關 鍵 詞：日遺化武 處理現狀 傷害賠償 應對措施

近年來，日本戰時遺棄在華的化學武器（以下稱“日遺化武”）以及由此對當地居民造成的傷害事件，嚴重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引起各界民眾的高度關注。按照原來的規定，2007年4月是日本承諾徹底銷毀日遺化武的最后時間。現在，日遺化武處理進展如何？日本國內有何動向？日遺化武對中國民眾造成的傷害如何解決？筆者擬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一 日遺化武的分布及處理現狀

日本投降前夕，在中國內地到底遺棄了多少化學武器？目前尚不清楚。根據中方統計，截至2006年9月，在19個省、市、自治區的近100個地點相繼發現了日遺化武，而且數量巨大。①這些日遺化武發現點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種類型：(1)中方早期發現并已銷毀了的化武。此類化武涉及17個地點，數量最多的是黑龍江省尚志市和富錦縣，分別為20余萬發和10余萬發，早在1959年和1960年中方就將其銷毀了。(2)當地發現后逐級上報但尚未最后確認的埋藏點。此種類型多達43個地點，其中黑龍江省和吉林省境內最多，分別為12處和9處。(3)中方已經調查確認、但尚未向日方通報的發現點。此種類型涉及南自廣東省北到黑龍江省的23個地點，大部分為化學炮彈，目前在托管處封存。(4)中日雙方共同調查后已經確認的發現點。此類涉及14個省（自治區）的55個地點。其中最多的是黑龍江省，有18處之多。而在同一地點埋藏量最多的是吉林省敦化市哈爾巴嶺，該處埋有各類化學炮彈和毒劑筒約30余萬發（件）②。目前日方發布的有關日遺化武的數量及挖掘信息，指的是第四種類型。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中方就向日方發出照會，通報了中國境內的日遺化武問題，要求日本政府負起責任，采取妥善處理措施。但是，日本方面反應消極，甚至公然否認侵華期間遺棄過化學彈劑。1997年國際《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生效，以及1999年中日雙方簽署《關于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后，日方態度才有所改變。按其規定，日方應提供一切必要的資金、技術、專家、設施和其他資源，誠實履行作為遺棄國應承擔的義務，在2007年4月前銷毀遺棄在華的全部化學武器。

一般說來，銷毀日遺化武要經過這樣幾道程序，即挖掘回收、辨認分類、臨時封存、解體和無害化處理。其中，無害化處理是銷毀日遺化武最終所要達到的結果。它不僅僅是銷毀日遺化武彈體本身，還要對銷毀過程中的排煙、排水、排氣和由此產生的廢棄物，以及在挖掘回收過程中被彈體污染的土壤等進行處理，全部實現無害化。只有這些程序全都完成，銷毀工作才算結束。現在，《公約》和《備忘錄》規定的銷毀期限早已經超過，日方是否信守承諾，給中方特別是在日遺化武埋藏地周邊生活和工作的民眾一個滿意的交代呢？答案令人失望。目前的狀況是：(1)由于日方拒絕向中方提供日遺化武遺棄地點及數量的相關信息，日遺化武的總體情況難以把握。目前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對已知和可疑地點的掌控，而其他地點的不確定性和突發性情況可能會隨時發生。日方對此從未提出過有效的防范建議和措施。(2)從1995年3月日方首次派員到吉林省敦化市哈爾巴嶺現場調查開始，到2007年2月止，日方來華作業60余次，共挖掘回收日遺化武37499件，清理出被污染土壤等近200余噸，并對其實行了封存處理。③但是，對于日遺化武數量最多的吉林省敦化市哈爾巴嶺和另外三個發現點的挖掘回收工作尚未開始。(3)經過長時間的國內外考察和試驗，2004年日方最終決定采用“高溫燃燒”技術來銷毀日遺化武，并計劃在敦化建設大型銷毀工廠，以便集中處理該地數量巨大的日遺化武。目前建設工程剛剛開工，何時竣工并開始無害化處理，還是個未知數。外交部處理日遺化武問題辦公室主任劉毅仁稱：“目前，所有已經發現并被臨時安全化處理的化學武器沒有一枚被銷毀。”④(4)《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對化學武器的遺棄國在各階段的銷毀時限及數量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依據該規定，日本應在1999年建成必要的銷毀設施并完成相關試驗，2000年銷毀日遺化武總量的10%以上，2002年銷毀20%，2004年銷毀45%，十年內即2007年4月全部銷毀完畢。如果銷毀不完，經與當事國協商獲得同意后可以延長，但最長不得超過五年。實際上，日方在一開始就對履約工作消極拖延，做好了延長銷毀期限的打算，并為此大造輿論。⑤2006年4月，日本向國際禁化組織提交申請，同年7月該組織同意日本將其銷毀時限延長五年至2012年。日方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別說無害化處理，就連對已知的日遺化武埋藏點的最基礎的挖掘工作還沒做完，足見其銷毀工作的緩慢程度。

中國政府對日遺化武問題極為重視。鑒于日方動作遲緩，未能切實履約的實際，中方在國際禁化組織大會等多種場合表示不滿，敦促日方“全面履行公約義務，盡早拿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除兩國有關部門的具體交涉外，在中日首腦會談時，日遺化武問題也多次被提上日程。1998年11月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在雙方發表的《中日聯合宣言》中，日方重申，“誠懇對待日本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問題，承擔責任并盡快采取實際步驟銷毀這些遺棄化學武器”⑥。2003年10月在泰國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敦促日方快速、妥善處理日遺化武問題。2007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雙方首腦會談后發表的《中日聯合新聞公報》指出，雙方對設立“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日中聯合機構”表示歡迎。為加快銷毀進程，日方表示將根據中方提議引進移動式處理設備進行作業，中方對此表示歡迎。⑦

二 日遺化武對中國民眾造成的傷害及其賠償問題

日遺化武地點分布廣泛，而且經過戰后60多年的泥土掩埋，大部分已經嚴重銹蝕，有的已經泄露，對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生態環境構成嚴重威脅和極大傷害。最令人擔憂的是，到目前為止，日方從未向中方提供任何相關信息，已知的日遺化武都是在當地城市建設或者居民日常生活中被偶然發現的，這給中方在采取防范和對應措施時增加了難度。

吉林省敦化市蓮花泡有居民80余戶，200多口人。據當地居民說，由于地下埋有日遺化武，該區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寸草不生，近些年才長出些雜草，但莊稼仍無法生長。村民們賴以生存的大豆和玉米等農作物只能種在遠處山上，那里“也是受過污染的”。1961年至今，該地已有80余人死于化學武器污染，其中70余人死因為骨癌或肺癌，7人直接受到日遺化武傷害。⑧另據吉林省有關方面的統計，從日本投降至1997年，敦化當地居民因化學武器致傷致殘者眾多，僅可以列舉出姓名的致死者就多達747人。⑨有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受到日遺化武傷害者超過2000人。⑩

近年來，日遺化武傷人事件仍在發生。2003年8月，齊齊哈爾市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毒劑泄漏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43人受傷的人間慘劇。2004年7月，吉林省敦化市兩名兒童在河水中玩耍時觸摸到日遺化武泄漏的毒液，手腳等部位出現紅腫潰爛。2005年6月，廣州番禺三位居民在河岸搬運泥沙時受到日遺化武的傷害。

2006年3月，黑龍江省對51名日遺化武受害者進行了包括呼吸、皮膚、眼科等九個項目的體檢，結果令人震驚。所有受害者的眼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視力逐年下降，多數人的皮膚已經受損，一些人呼吸道損傷嚴重，免疫力呈下降趨勢。在場的日方醫師也認為，受害者的病情已經從急性轉成了慢性，他們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11)

對于日遺化武給中國民眾造成的嚴重傷害和受害人提出的極為正常的賠償要求，日本方面要么置之不理，不承擔責任，要么避重就輕，敷衍了事。中國原告在經過幾年的苦苦等待之后，東京地方法院終于在2003年5月作出判決，承認“日軍在中國遺棄化學武器是違法的”，但是以“日本要在主權之外的中國回收化學武器是困難的”為由，駁回中方受害者的賠償請求，判其敗訴。同年9月，在另一起訴訟案的一審判決中，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政府未能積極向中方提供化學武器的遺棄地點和處理方法，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也未履行其義務，從而導致事故發生”，判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及其遺屬賠償1.9億日元。日本政府對此判決不服，提出上訴。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在得知判決結果后表示，相似的案件竟然會出現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希望法務省和外務省就此事進行協調。(12)在此后的二審判決中，法院認定了日軍遺棄和隱瞞毒氣彈的事實，但還是駁回了中國原告的訴訟請求。

齊齊哈爾事件發生后，迫于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日本政府向受害人支付了“醫療費和慰問金”，但不承認是賠償。

日方為什么拒絕對中方受害者進行賠償？表面上看，所謂異地管轄權是其拒絕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而實際上，日方最為擔心的是因某一賠償判例引起連鎖反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現在，中國民眾對日索賠訴訟案件幾十起，日方均以各種理由推脫搪塞，中方無一例勝訴。拒絕賠償是日方堅守的底線。它可以承認“遺棄化武”，承認化學武器“對中國人造成了傷害”，甚至可以承認“侵略”，但就是拒絕賠償，不愿為歷史承擔責任。對日方來說，如果只對某一案件的受害人給以賠償或許并不難，但該判決一旦確立，就猶如其堤壩被豁開了一道口子，整個大壩將有全面決堤的危險，這是日方絕對不愿意看到的。況且，賠償還直接涉及對侵略歷史事實的認定等問題，日方當然不希望將原本就比較復雜、他們一直不愿直面的歷史問題因此搞得更加復雜，當然更不希望使日本在歷史問題上更加被動。

三 日本國內的另類聲音及其主張

為了盡快銷毀日遺化武，中方對日方的工作始終給以大力支持和積極協助。在每次的挖掘回收作業現場，中方都派出專家協助日方工作，還派出保衛、醫護等相關人員予以配合，有時人數多達幾百人。日方對此非常滿意，稱如果沒有中方的支持和配合，完成現場作業“簡直是不可想象的”。(13)對于已經挖掘回收但尚未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大量日遺化武，中方在東北、華北、華東等地專門建立了七個日遺化武托管庫，而在尚未建庫的其他地區臨時租用了十個設施作為臨時托管所，進行集中保管，并安排專業警衛人員對上述庫房進行24小時值守，以確保萬無一失。應該說，中方在協助日方處理日遺化武方面盡職盡責，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但是，日本一些媒體對中方的工作卻視而不見，反倒無中生有地編造謠言或者發布不實消息，稱中方利用銷毀日遺化武之機另有所圖，極力詆毀中方的善意和所做的工作。例如，有報道說，中方提出除在吉林省敦化市哈爾巴嶺外，“還要在其他地方建銷毀工廠”。這樣，日方的整個“預算要超過1萬億日元”。與銷毀工廠配套建設的發電站，實際上“幾千千瓦就足夠了”，但中方卻堅持“要建幾萬千瓦的發電站，還要有一個直升機場”，以便日后“轉為軍用”。另外，修建的作業用道路“寬闊”且“相當堅實，可以跑坦克和裝甲車”，因為該地距俄羅斯和朝鮮近，戰略位置重要，中方有“軍事上的考慮”，等等。這些報道實在是太離譜，妨礙了日本民眾和國際社會對日本銷毀日遺化武真實情況的了解，對銷毀工作構成嚴重干擾，而且在日本社會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鑒此，2006年1月，日本政府負責處理該項工作的“遺棄化學武器處理擔當室”破例發表聲明，對一些新聞報道中提到的有關問題逐一訂正，稱報道內容“不符合事實”、“中方從未提出過”、“轉為軍用純屬猜想”，等等。(14)于是，媒體報道中喧囂一時的不實之詞才被澄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有人在日本山形縣“西伯利亞史料館”發現了一批“重要史料”，即日本投降時被解除武裝的記錄——手寫的“武器交接書”。該文書共600余份，詳細記載了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日軍向所在地山西的國民黨軍上繳武器的情況。其中記錄了各種槍支彈藥的種類及數量，日軍上繳者和中方接收軍官的簽名及手印，涉及人員達幾十人。日本《正論》雜志以此為題，從當年的6月號起連續發表關于日遺化武的相關文章和當事者證言，對該文書進行分析和推論。文章稱，日本戰敗時將武器彈藥全部上繳給了中國軍隊（指國民黨軍隊），在滿洲（指中國東北）則上繳給中國軍隊和蘇聯軍隊了，這其中自然包括化學武器，因此日方不存在遺棄行為。如果說遺棄的話，也不是日本遺棄的，而是中國和蘇聯軍隊接收之后由他們遺棄的。還有一日本老兵出來作證說，當年在敦化日軍將化學武器上繳給了蘇軍。當有人質疑“武器交接書”中并沒有化學武器的記錄因而不足為憑時，作者稱，鑒于當時的情況，不可能直接寫化學武器，只能用片假名的“隱語”來表示。(15)

上述文章發表后，在日本社會引起很大反響。有人為之歡呼，稱新發現的文書“具有極其珍貴的意義”，它將會使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說法“有180度的改變”，日本也就“不用再承擔銷毀的責任”了。也有人痛罵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和外相河野洋平是“賣國賊”，對中國的主張“忍氣吞聲”、“全盤接受”。還有人提出要國際社會和中國給日本“恢復名譽”，使其“擺脫罪惡感和自責的痛苦”。當然，也有人公開站出來反對，要作者尊重歷史事實，不要給讀者造成“認識混亂”。(16)日本政府對此事非常重視，但因為事關重大，官方的表態則比較慎重。2006年5月，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表示，政府將對此事進行認真的調查。2007年2月，日本“遺棄化學武器處理擔當室”室長高松明在眾議院回答質詢時說：“如果能夠發現將化學武器上繳給中國或蘇聯的正式文書的話，日本負責銷毀日遺化武的基本結構就會發生變化。”(17)

上述文書的發現，雖然令日本一些人士一時為之高興，但根本改變不了日本侵略者當年遺棄化學武器的歷史事實。近年來不斷有日本老兵勇敢地站出來，揭發日軍當年為銷毀罪證遺棄化學武器的行徑。2005年7月，日本老兵木村和律師一起來到黑龍江省巴彥縣興隆鎮，為日軍當年遺棄毒彈作證。木村說，當年“曾親手在興隆鎮埋下了毒氣彈和炸彈”。毒氣彈被投進水井里，井口距水面十多米深。當時為了多處理一些毒彈，就將彈箱拆毀，將毒氣彈直接扔入水中。(18)這是時隔一年后木村第二次專程到該地指認遺棄化武現場。2006年3月，81歲的吉田勇雄來到哈爾濱市郊周家鎮，尋找他當年在這里遺棄的化學炮彈。吉田回憶說，1945年他在關東軍獨立輜重兵第57大隊任二等兵。在蘇聯紅軍進攻哈爾濱時，上司命令他們將200多枚毒氣彈投進距離周家火車站不遠的一口水井里。(19)在日本國內，86歲的小林利男和79歲的興梠治照得知在中國發生的毒氣傷人事件后，親自到法庭作證，揭露當年在上司的命令下參與掩埋毒氣彈的事實，稱這是日軍有組織的遺棄行為。(20)日軍當年在華遺棄化學武器的真實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那么，日本新發現的交接文書能說明什么呢？文章的作者也承認，文書的真偽還需要驗證。即便該文書是真的，也只是當年山西日軍被解除武器及其數量的記錄，并不能代表日軍在中國其他地方解除武裝的情況。況且，文書中并沒有化學武器方面的內容。此其一。經日本防衛省軍事專家對其驗證，“用片假名的隱語來表示”化學武器的推論“不能成立”。文中的片假名標記屬于當時日軍的正常記錄，并非“隱語”，不代表化學武器。此其二。其三，在上述的所謂“重要發現”之后，日本官方和民間的后續調查結果未能對其提供佐證和支持。就連日本外務省委托智囊機構進行調查過程中提交的“中期報告”也承認，“還不能得出化學武器上繳給中方的結論”(21)。既然如此，日本一些人精心編織的妄圖否認歷史事實、推卸日本銷毀化學武器責任的一切不實之詞也就不值得一駁了。

四 關于銷毀日遺化武的建議與對策

鑒于日本政府對日遺化武給中國環境和周邊民眾造成的嚴重影響和傷害的現實一直采取的消極對應、能拖則拖的態度，以及日本社會中始終有人歪曲、否認歷史事實的做法，筆者呼吁我國有關方面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日遺化武問題的研究，結合處理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及時調整對應措施，推動日方加快工作，早日徹底銷毀日遺化武，使當地民眾能過上安全、安心、安定的生活。為此，筆者建議：

（一）加強對日遺化武危害性的宣傳

根據對已經發生的多起日遺化武傷人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日遺化武的遺棄地點散亂，其挖掘與找尋工作無規律可循，大多是在城建施工或者當地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過程中被偶然發現的。而當事人是在對其沒有任何警覺、甚至完全無知的狀態下受到傷害的。因此，加強對日遺化武危害性的宣傳就顯得格外重要。關于日遺化武的宣傳，應包括日遺化武的種類、危害性、簡單的識別方法、發現可疑之物的報警辦法，以及一旦受到傷害后的自救措施等等。由于日遺化武分布廣泛，而且各地遺棄數量不同，除在全國性媒體宣傳外，各重點地區要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加強宣傳，切實提高民眾的防范意識，避免受到傷害。

（二）及時公開必要的信息

日遺化武對生態環境和居民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中國民眾對日遺化武的分布情況、中日雙方圍繞該問題的交涉、日方應承擔的責任、特別是日方處理的最新進展狀況等信息知之甚少。近年來有媒體對此作過一些報道，但主要是以突發性事件為中心，而且內容極為有限。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信息源，相關信息不公開。如果是因為考慮到當地民眾的情緒，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恐慌，有關方面對日方挖掘現場和作業進展采取一定程度的保密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只能是暫時的、階段性的措施。一旦作業完成，便應向民眾公開結果和安全狀況。及時公開必要的信息，可以提高公眾的認知程度，減少當地民眾的擔心和不必要的恐慌，還可以減少政府壓力，有利于從民眾層面敦促日方加快履約，可謂好處多多。

（三）對日遺化武的受害者給以援助

長期以來，日遺化武的受害者忍受著傷痛和精神上的折磨，嚴重者年紀輕輕就喪失了勞動能力，有的人因此家庭破裂，生活極度困苦，成為和平時期因戰爭遺留問題而受害、需要援助和關照的特殊群體。對這一群體要采取特殊的有針對性的援助方式，例如建立受害者援護制度，依其傷害程度發放生活或醫療補助金；組織有關部門定期為其做免費體檢，提供法律援助和司法服務。在政府層面，可否考慮要求日方設立“日遺化武受害者基金”，在財力上為其提供幫助。

（四）加強對后續工作的研究和對應

依據雙方協商結果，日方將銷毀日遺化武的最后時限推遲了五年。對日方來說，這是處心積慮得到的滿意結果。但對中方來說則是不得不接受的現實。那么，到2012年4月日方能完成銷毀日遺化武嗎？根據對目前日方的態度和作業進程的分析，筆者認為，其可能性令人懷疑。嚴酷的現實逼迫中方現在必須考慮這樣的問題：在未來的四年時間內，采取怎樣的措施能夠促使日本恪守承諾、切實履約？如果日方在推遲后的時間段依然不能完成銷毀工作，中方有怎樣的對應措施？在2012年規定的期限之后，如果新發現了日遺化武又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需要有關方面認真研究，盡早考慮應對措施。

注釋：

①參見石建華主編：《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回收技術規程》，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第2-7頁。數字為筆者統計。

②對該數字中日雙方有爭論，日方認定的數字也前后不一。30余萬發（件）為日方最后認定的數字。

③參見《中國強烈要求日本盡快處理遺棄在華化學武器》，http://www.tmdps.cn，2006年11月23日。

(21)http://www.iza.ne.jp/news/newsartics/diplomacy/96804/.

第二篇：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國家標準

環保網 >> 全站文章索引 >> 第157頁: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空氣中苯氯乙酮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44-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土壤中路易氏劑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46-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土壤中二苯氰胂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48-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固體廢物中路易氏劑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50-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固體廢物中二苯氰胂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52-2003)[未知] ?

新化學物質危害評估導則(HJ/T154-2004)[未知] ?

道路聲屏障聲學設計和測量規范(HJ/T90-2004)[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空氣中氧聯雙二苯胂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57-2004)[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水中苯氯乙酮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59-2004)[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空氣中二苯氰胂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61-2005)[未知] ?

總有機碳（TOC）水質自動分析儀技術要求(HJ/T104—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廢氣中路易氏劑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06—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土壤中芥子氣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08-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水中路易氏劑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10-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水中二苯氯胂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12-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水中芥子亞砜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14-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水中三苯胂的測定-氣相色譜/質譜法（試行）(HJ/T116-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土壤中苯氯乙酮的測定-氣相色譜法（試行）(HJ/T118-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土壤中氯乙烯氧胂的測定-乙炔銅分光光度法（試行）(HJ/T120-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水中氯乙烯氧胂的測定-乙炔銅分光光度法（試行）(HJ/T122-2003)[未知]

?

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廢氣中二噁英類的測定-同位素稀釋高分辨毛細管氣相色譜/高分辨質譜法（試行）(HJ/T124-2003)[未知]

第三篇：日本都市農業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日本都市農業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日期：2008-02-26來源：

日本在60年代以前提倡增產，以追求“經濟價值”為中心的農業觀居主導地位。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與經濟高速增長伴生的公害問題嚴重，國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對食品安全的要求逐步提高，隨之開始重視生態環境價值；1975年以后，人們普遍轉向要求提高生活質量，開始追求生活價值，強調發揮農業、農村的社會、文化作用。日本的都市農業伴隨著城市經濟的迅速增

長及發展觀的變化而成長起來了。

一、日本都市農業的現狀

日本具有三大都市圈首都圈、中京圈和近畿圈，都市農業主要是指這三大

圈內的農業。其發展具有如下特征：

（一）耕地零碎，農業集約化程度高

在日本，由于城市無序發展，土地變得狹窄細小，耕地十分零碎，常呈“格子田”、“箱子田”，伴隨著耕地的不斷減少，都市內的生產者愈來愈認識到農地所內含的價值。與日本國其它農地相比，都市內不少農家十分注重引進先進科技、引進新品種，增加物質的勞力投入，農業專業化、集約化程度明顯高于其它農區。據統計，各大都市內農業技術骨干所占的比重高于其他一些農區。如在專業農家中，有1人以上專職從事農業的，日本全國占24.5%，而東京都則達40.2%，神奈川縣為30.1%。有2人以上專職從事農業的，東京都達7.7%，神奈川縣和愛知縣分別達8.3%和5.6%，都高于日本全國的4.2%的平

均數。

（二）兼業性強，農民收入以不動產收入為主

由于大批勞動力向非農轉移，三大都市圈內的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兼業化程度很高。同時，這些地方具有緊靠大城市、農地價格上漲的優勢，不少農家充分利用現存的零星土地建造停車場、倉庫，出租房屋、店鋪，以此增加收入。1991年日本三大都市圈內農家收入中，平均有69.3%的農家有不動產收入，局部地區83.5%的農家其收入中都有不動產收入。從總體來看，以出租房屋為主的不動產收入已成為都市中農家收入的重要支柱。這樣，在都市化進展較快的大都市，已蛻化成依靠租貸收入生活的新型農民。

（三）與城市相適應的觀光農業盛行

觀光農業的發展，已漸漸成為農民的主要業務。這其中主要又有兩種形式：

（1）市民農園。不少農家的土地除少量自己耕作外，還有一大部分出租給城市市民業余耕種。（2）農業公園（觀光農園）。從總體來看，日本的農業公園有三個特點：一是因地制宜，根據本地的實際，發展特色農產品。二是廣泛采用先進的玻璃溫室、營養液栽培等技術，不少農業公園新奇獨特。三是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不少地方的農業公園把生產的農產品加工成食品、飲料、化妝品等，供市民選購。此外，還有民宿農莊、農村留學、自然休養等多種形式。

（四）以批發市場為主，流通渠道多樣化

在日本，大城市的農產品供應時令性強、市場需求大、涉及而廣、流通速度很快。大、中城市都相繼成立了中央批發市場，一部分農產品通過農協的中介作用直接輸送給批發商或加工企業，一部分由農協組織進入批發市場，經過檢疫合格后，拍賣銷售給批發商，批發商將其批發給零售商，再經零售商通過大、中、小型超市出售給消費者。也還有部分農民自產自銷，不少地方開辦了

農民直銷所、農協共同銷售所、無人銷售所，還有一些地方則采取生產者與工廠、學校以及各類消費團體簽訂合同，建立穩固的產銷關系的方式，不少農家還將自行栽培的農產品直接出售給消費者。日本大都市內各類農產品的流通形

式日漸多元化。

二、日本都市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日本都市農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不少困惑和難題。由于都市農業往往在大城市內的一個特定區域，正日益受到城市的多重影響，離城市越近，影響

就越大。

（一）對農田的侵占和農業的不穩定性

城市的發展必須依托土地，而市民將農村特別是被劃為市街化區域的農地作為未來所需土地儲備處的首選，這樣，征得的土地都是東一塊西一塊，給城市規劃帶來了不少麻煩。修建主干道、環形道路、鐵路、石油管道和天然氣管道也會引起多種麻煩。農地被建筑物包圍以后，設施遭破壞，采光不足，交通不便，流通不暢，更難以擴大生產規模。農業經營活動還因同居一處的市民對農業帶來的種種不便而難以開展。由于非農業項目對農田的持續侵占，農業的不穩定性已成為阻礙都市農業發展的最大問題之一。

（二）農業的污染和城市對農業的干擾

由于都市農業經營日趨集約化，在生產過程過量施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加之畜牧業集約規模不斷擴大，畜禽糞尿處理不當，由此對土地、湖泊和地下水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不少市民對農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十分關注，特別是對養

殖場的指責有增無減，紛紛要求采取措施予以搬遷解決。據大阪府調查，各類干擾影響都市農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依為：水質惡化、偷竊破壞、貓狗破壞作物、日照通風不良、城市灰塵污染、工廠散發濃煙危害、夜間光照過長危害、農業

設施損壞等等。

（三）農村勞力老齡化、女性化和農業高度兼業化

大城市的急速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三大都市圈內大城市農村勞力特別是年輕男勞力都顯著減少，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老齡化、女性化，農業后繼乏人已成為日本都市農業面臨的又一大難題。都市農業勞動力銳減，使農業兼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由于大批農業勞動力向非農兼業，農業就業勞動力嚴重老化，質量相對降低，從而阻礙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加上兼業農戶越來越依賴非農收入，農業收入的比重顯著降低，結果造成農業經營

日益粗放，土地生產率和利用率相對較低。

三、日本發展都市農業所采取的對策

對都市農業出現的一些困難及危機，日本政府和農業界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了諸多建議對策，不少地方也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踐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對策是：

（一）制定政策，確保都市與農業長期共存

日本不少專家學者指出，要把農業規劃放到城市規劃中統一考慮，通過立法和規劃，讓農業作為城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長期存在。著重抓好幾點：一是貫徹執行《改正生產綠地法》，對已劃入保護范圍的土地依法固定下來，30

年不變；對從事農業生產的給予傾斜、支持。二是在土地利用上，首先考慮農業的需要，未經政府批準不許出售和占用耕地。三是嚴禁在良田上從事建筑業，加強土地規劃和整治。四是加強土壤改良，搞好灌溉和排水工程。

（二）創建新型都市農業，加強市民與農民的交流與合作

都市農業分布在大城市內，與消費者聯系緊密，在地理上、技術上有不少優勢，因此可充分利用都市農業特有的位置，依托先進的科技和工業技術，創造農業的新附加值。此外，還應對文化、歷史、地區間固有的資源和技術重新評價，積極探索新路，創建新型都市農業，以增強都市農業的活力。同時還應十分注重促進都市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繼續發展以體驗農業、親近農業為宗旨的觀光農園與市民公園。此外還可通過采用舉辦農產品品評會、講習會、農業節等多種形式，增強市民與農民之間的了解與溝通，進而引起廣大

市民對農業興趣，共同提高和增強都市農業的活力。

（三）增加投入，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加強農業對環境的保護作用

農業的發展日益需要更多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也需要水利、電力、交通、設施予以配套。因此，要維持和發展都市農業，必須繼續增加對農業的投入，除穩定政府補貼、貸款投入政策外，還要多渠道地籌集資金，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同時，今后都市農業要進一步向專業化、區域化、社會化發展。日本農業專家與學者普遍認為，都市農業具有保護國土和環境的功能，不僅對農民，而且對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全體國民都十分有利有益，因此，要教育全體國民理

解其重要性。

（四）培養和造就與都市農業現狀相適應的接班人

在確保都市農業發展的生產基礎設施的同時，多層次、多元化地培養下一代年輕農業骨干是至關重要的。鑒于此，日本不少農業專家與學者提出應拓展視野，采取綜合措施，多管齊下尋找出路：一是設定確保都市農業繼承者的專業基金會，多方籌集資金，以培育農業骨干、提高務農者勞動素質、吸引農業外人員從事農業等。二是針對都市農業勞動的實際情況，為女性充分發揮能力和開展活動創造必要的條件。三是通過推進研修教育、低利資金的融通、優惠提供土地和信息的網絡化等，使本來是農家出身，但在農業外行業就業的勞動力能又回到農業上來，同時吸引非農家出身的勞動力能加入從事農業的行列。

第四篇：環保問題現狀與對策

問：伴隨著國際環境與發展事業，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經歷了怎樣的進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

答：我國環境保護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2年我國派代表團參加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環保工作32字方針。

第二階段：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提出環境管理八項制度。

第三階段：從1992年到2002年。把實施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制定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大力推進污染防治。

第四階段：從2002年到2012年。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讓江河湖泊休養生息，積極探索環境保護新路，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第五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要求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近年來，尤其是“十一五”以來，我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重要變化。一是強力推進污染減排。國家把節能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十一五”減排任務超額完成，全國城市污水處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電廠脫硫機組比例由14%提高到90%。二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2008年以來，環境保護部拒批332個、總投資超過1.1萬億元的“兩高一資”、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項目。三是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發布環境空氣質量新標準，飲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高，重金屬、化學品污染等環境問題有所緩解。四是深化污染防治。全國七大水系好于Ⅲ類水質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Ⅴ類水質比例由27%下降到12.3%。有效保障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期間的環境質量。五是加大農村環境保護力度。中央安排農村環保專項資金135億元，支持2.6萬個村莊開展環境綜合整治，5700多萬農村人口受益。六是全社會環境保護意識明顯增強。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更加重視環境保護，社會各界關心支持和參與環保的氛圍更加濃郁。

問：我們也注意到我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如何準確加以判斷和把握？

答：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3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中集中顯現，呈現明顯的結構型、壓縮型、復合型特點。老的環境問題尚未解決，新的環境問題接踵而至，環境質量改善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不小差距。

PM2.5問題引起公眾普遍關注。按照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全國70%左右的城市不達標。今年年初，受極端不利氣象條件影響，我國中東部地區出現長時間、大范圍、重污染霧霾天氣。

水污染問題依然突出。2012年，十大流域中劣Ⅴ類水質比例占10.2%，61個重點湖（庫）

中24個劣于Ⅲ類標準。地下飲用水水源地水質10%不達標，農村仍有2.98億人飲水不安全。

生態保護和農村環保亟待加強。生態系統退化，水土流失嚴重。全國近60萬個行政村大部分沒有環保基礎設施，每年產生生活污水90多億噸，生活垃圾2.8億噸。污染源普查結果顯示，農業源排放的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分別占全國排放總量的44%、57%和67%。

環境風險不斷凸顯。全國排查的4萬多家化學品企業中，12%距離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等環境敏感區不足1公里。電子廢物、工業廢物、醫療廢物和危險廢物產生量持續增加。

問：造成我國目前環境形勢嚴峻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我國環境形勢嚴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唯GDP的政績觀尚未得到根本扭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甚至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仍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

二是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建設進程中的環境壓力日趨強化。我國粗放工業模式尚未根本改變，產業結構重型化特征明顯。我國已成為世界上能源、鋼鐵、水泥等消耗量最大的國家之一，主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消費結構快速升級，不可持續的消費行為日益盛行。如果不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勢必帶來更大的環境壓力和生態風險。

三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更多環境責任的壓力日益加大。我國對外產品出口承擔了巨大的生態環境逆差。

四是環境管理體制不順、能力支撐不足和法制不健全問題比較突出。一些制約環保事業發展的體制問題依然存在，環保隊伍薄弱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環保監管力量與日益繁重的環保任務越來越不適應。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需加修訂，“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

第五篇：中非經貿關系：現狀、問題與對策

中非經貿關系：現狀、問題與對策

內容提要近年來，在中非雙方共同努力下，中非經貿關系發展迅速。更進一步加強中非經貿合作是符合中非雙方人民的利益的。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中非經貿合作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本文從分析中非經貿關系發展現狀入手，分析了中非經貿關系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為加強中非經貿關系的發展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中非 經貿關系 問題與對策

中國與非洲大陸之間雖然相隔萬里，但中非之間的交流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非洲各國獨立后，中非交流更加密切。該時期中國本身的經濟基礎薄弱，中非之間的交流合作更多是在政治層面上，經濟層面的合作極少，合作方式也主要是中國對非洲單方面的援助。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中非關系突飛猛進，中非之間的合作已更多地涉及到經濟領域。2000年第一次中非合作論壇(FOCAC)的成功舉行，拉開了中非全面經濟合作的序幕。中非關系穩步發展，合作不斷深化，其合作范圍也逐步擴大。

一、中非經貿關系發展的現狀

中非經貿交往主要體現為中非貿易、中國對非的直接投資、中國對非援助以及中非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

(一)中非雙邊貿易

中非雙邊貿易總額的快速增長很好地反映了中非經貿關系近年來的深入發展。據統計，中非貿易額1950年為0.1214億美元，1990年為1.6645億美元；90年代后期發展迅速，到1999年中非貿易總額為64.84億美元，五十年內增長了533倍。進入21世紀以來，在中非合作論壇的框架下，中非經貿關系再上一個新臺階。2000年中非貿易總額達到106.01億美元，2006年達到554.64億美元，2007年為733.11億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68.42億美元。2000到2007年間，中非貿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30％，2008年的增長率更是高達45.7％。

從商品貿易結構來看，中非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二者在各自參與貿易的行業中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中國從非洲主要進口5類產品(原油、鐵礦石、木材、鉆石和棉花)，以2007年為例，原油占整個進口額的72％，各類礦產為7％，棉花為1％，銅制品、鉆石、鋼鐵制品、木材均為2％，其他產品為12％；與從非洲進口相比，中國對非洲出口產品更為多樣化，其中機器設備和電子產品占比例較高，其次是紡織品和衣服，另外還包括高科技產品、塑料制品、鋼鐵制品等，由于非洲獨立前長期受西方剝削，經濟基礎非常薄弱，幾乎所有的輕工產品都依賴進口。中國對非洲出口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隨著中非貿易的發展，非洲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逐年提高，中國對非洲經濟的推動作用不斷增強。中非經貿連年的高速增長證明，中非貿易是對雙方有利的，是雙方都愿意積極推動的。新中國成立以來，50年代，中國僅僅同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簽訂政府間貿易協定；60年代這一數字增加到13個，1987年達到了46個，到1999年中國已經與53個非洲國家中的50個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2006年第三次中非經濟合作論壇53個國家都有代表參與。同年底，中國超過法國成為繼美國之后非洲第二大貿易伙伴。

(二)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FDI)

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與日俱增，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也需要足夠的市場支撐。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中國企業走向世界。非洲作為地球上“最后一塊未開墾的土地”無疑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廣闊了空間。從2003年開始中國對非投資增長勢頭迅猛，2006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額為5.2億美元，2007年迅速提高到15.743億美元。截止2007年中國累計對非洲的非金融類投資達到44.618億美元。

中非投資合作機制日臻完善。目前，中國已同31個非洲國家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與10個非洲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與42個非洲國家建立了雙邊經貿聯(混)委會機制。2009年以來，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加速下滑，但中國對非投資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釜底抽薪、大量抽逃，而是迎難而上保持快速增長。1—6月，中國對非直接投資5.52億美元，同比增長81％。目前，經商務部核準或備案的在非中資企業超過1000家，涉及貿易、生產加工、資源開發、交通運輸、農業及農產品綜合開發等多個領域。中國企業在實現自身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帶去了適用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加了當地的稅收和就業，為當地培養了經營管理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