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簡議刑事訴訟證據中的單位證明

簡議刑事訴訟證據中的單位證明

作者： 董敏發布時間： 2007-09-12 14:49:17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證據有下列七種：

（一）物證、書證；

（二）證人證言；

（三）被害人陳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五）鑒定結論；

（六）勘驗、檢查筆錄；

（七）視聽資料。以上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實質上就是我國刑事證據的概念和法定種類劃分。

關于單位證明是不是證據，以及屬于哪種證據，長期以來理論界與實務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因而，單位證明的 “名分”在刑事證據中一直處于名不正言不順的境地中。然而，單位證明在刑事訴訟中一直以來所發揮著的其它證據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點卻是有目共睹的。

單位證明，是指有關部門以單位的名義向公安司法機關出具的證明與案件事實相關的某些真實情況的書面材料。常見的如：關于人的自然狀況、身份、資格以及歷史情況的證明；關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自首和立功表現的證明；關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證人死亡、失蹤的證明；關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的證明；關于涉案人員已作其他處理的證明；價格證明；民政部門出具的與案件有關的邊界情況的證明；環保或有關部門出具的與案件相關的環境狀況的說明；氣象部門出具的關于案件發生時氣象情況的說明；關于涉案物品性質、性能、狀態的證明；關于對涉案物品進行處置的情況說明；與案件有關的聲明等。筆者認為，單位證明既非證人證言，也非書證，理由是：

首先，證人證言是由除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之外的自然人所提供的證言。這其中，證人是以自己的感官感知案情為前提來提供證言的，而單位作為組織，不能像人那樣以感官感知案情，所以，單位不能作為證人提供證人證

言。因而，單位證明作為以單位名義出具的證明材料并非證人證言。

其次，書證是以文字、符號、圖畫等記載的內容和表達的思想來證明案件事實的書面文件和其他物品。現實中，諸如書信、筆記、會計資料、有關文件、檔案資料、證件、經濟合同、標語、一些專用的標識等以其記載的內容和表達的思想來證明案件事實的都屬于書證范疇。書證是在訴訟開始以前或至少是在其被著手收集之前就已形成的。換言之，它不是針對訴訟活動或應訴訟的需要即時制作的。而單位證明則相反，它恰恰是在訴訟開始后，有關部門應訴訟的需要或針對訴訟活動即時制作的。因此，單位證明也自然不屬于書證的范圍。單位證明雖既非證人證言，也非書證，與其它幾種法定證據則更無相同之處，但用《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 ：“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這一定義去衡量，單位證明又毫無疑問應屬于一種證據。更重要的是，單位證明在刑事訴訟中所發揮著的獨特證明作用，是其它證據所不能替代的。并且，這種獨特證明作用在刑事訴訟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我們不妨舉例說明：關于與案件有關的某些情況的證明，只能由具有管轄權的政府民政部門以單位名義出具，若以個人名義提供采用證人證言的證據形式提供，則其證明力很難得到人們的認可，因而是不合適的。同樣，人的自然狀況中，涉及人的姓名、出生年月等方面的證據，只能由公安機關戶籍管理部門以單位名義出具，而以個人名義出具（指以 證人證言的形式出據）則是不合適的；關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的情況證明只能由負責案件辦理的偵查、檢察機關以辦案單位的名義出具，而以證人證言或書證的形式出具若不是不合適就是根本不可能。

綜上，單位證明應屬于一個獨立的、特殊的證據種類，應是一種獨立于七種法定證據之外的特殊證據種類。

作者單位：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

第二篇：電子證據在DZH刑事訴訟DZH中如何使用

在刑事訴訟中如何使用電子證據

互聯網的普及，在豐富與便捷人們生活的同時，也使網絡犯罪有了一定的空間。近年來，網絡犯罪呈隱蔽性、智能性、跨地域性等特征，在偵破、審理這類案件時，電子證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電子證據是指在計算機或者計算機系統運行過程中產生的，以其記錄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電磁記錄物，如BBS留言、網絡聊天記錄、EDI電子郵件、軟件使用界面等。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因此，當前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電子數據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意見基本一致，但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將電子證據作為法定的證據種類，因此，理論界更多爭執的是電子證據的歸類。

筆者認為，電子證據作為一種特殊的證據形式進入訴訟領域值得關注。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七種法定證據形式沒有哪一種能夠完全把電子證據包容進去，電子數據證據本身具有自己的特性，我們有必要將電子證據作為一種獨立的證據形式進入訴訟領域，采取不同的審查判斷標準，以便能更加準確、科學地界定案件的事實。

一、電子證據的審查內容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要使得證據材料轉變為定案的證據，必須經由司法人員依據一定標準進行審查判斷。

筆者認為，對于電子證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審查：

(一)收集電子證據的主體需要審查。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第一款、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證據的收集主體是公安、司法機關和辯護律師，而其他主體都不是證據收集的合法主體。根據國家安 1

全法和人民警察法的有關規定，只有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以及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才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因此，在刑事訴訟中，合法的電子證據收集主體僅限于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的技術偵查部門。同時，鑒于電子證據智能性的本質要求，審查電子證據時還必須考查收集人員本身對計算機信息技術的掌握能力，以免在收集過程中對證據造成人為的損害和疏失。

(二)收集電子證據的過程需要審查。收集證據必須遵守法定的程序，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至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對如何訊問犯罪嫌疑人、證人、被害人，如何勘驗、檢查、搜查、鑒定，扣押書證、物證等都有具體的法律規定，在電子證據的收集過程中可以參照執行。在電子證據認定時，有必要借助計算機專家對電子證據是否被修改、收集手段是否正確等提出意見，從而為司法人員全面審查證據提供幫助。

(三)審查電子證據的關聯性。首先要對電子數據的客觀性進行審查，電子數據的客觀性不僅取決于其記載是否屬實，還必須審查其與案件事實是否具有關聯性。證據必須與案件有關聯才具有證明效力，否則會失去證據意義。

(四)審查電子證據依托的技術設備。電子證據往往以磁盤、光碟等光電材料為載體，并借助于一定的多媒體設備才能顯示出來。鑒于此，對電子數據所依托的技術器材設備的性能和可靠性審查就很有必要。要保證電子數據的質量，就必須適用具有較高靈敏度、高分辨率以及高清晰度的專用電子設備，否則，獲取的電子證據將可能失真、模糊或者不完好，會大大降低其證明力和可靠性。因此，必須審查這些設備的性能、提取時是否正常運作、有無人為破壞或者感染病毒等，要做好這項工作，可以邀請具有信息技術的專業人士進行。

二、電子證據的判斷方法

鑒于電子證據容易被篡改，為準確界定案件事實，通常對電子證據可以采取以下審查方法：

(一)庭審質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5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法庭質證是審查證據必須遵守的法定訴訟程序，也是審查證據的重要方法，對電子證據也是如此。除了法律規定，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等原因外，在法庭審理階段，應當盡可能地將相關的電子證據在法庭上借助多媒體設備出示、播音或播放，認真聽取提供人對證據情況的介紹，并征詢控辯雙方的意見，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不宜當庭出示的上述電子證據也應當在庭審中釋明原因。

(二)技術檢查。比起普通證據，電子證據往往具有一定的技術性，因而，對其審查判斷就必須要有一定網絡知識人員進行檢查。主要是運用科學技術知識以及先進的科技設備對獲得的電子證據和形成過程進行檢查驗證，如檢驗電子介質的分辨率，記錄載體與運行設備的性能，電子數據生成的日期與原始提取記錄是否吻合等。

(三)科學鑒定。電子數據是以電磁或光子信號等物理形式存在于各種各樣的存儲介質上，因而容易被改動或刪除，而這單憑普通人的感官感覺無法辨明真偽，這必須有專門人員進行鑒定。因為電子證據能夠反映出案件發生全過程或部分動態過程，作案人無論有多高的偽造手段，終不能面面俱到，往往難逃利用科技設備所做的鑒定。如鑒定某一時段(刻)互聯網上某網頁的真偽，可以利用網絡截屏來鑒別;鑒別錄像資料中畫面有無利用錄像編輯機重新編輯，就可以通過高能分辨儀予以鑒核;看錄音磁帶是否屬于原始生成還是剪輯合成，可以利用音素分辨儀進行鑒定等。

(四)對比印證。任何證據的真實性，都不是靠自己證明自己，而是要依賴于其他證據進行佐證。對于運用電子獲取的錄音、錄像、網頁截屏、電子數據等資料進行審查檢驗其是否科學，同樣也應 3

當同其他證據進行對照。經過對照能夠互相印證，并能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才能作為證據使用。否則若存在矛盾，則需要找出矛盾之所在，再對全案證據進行認真梳理審核后方能作出最后評斷。

(五)模擬驗證。電子證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往往是稍縱即逝，失去了就無法再次得到。在司法實踐中，也對電子證據很難固定，而有些電子證據卻對定案起著決定性作用。鑒于此，我們可以模擬場景和掌握的案發時的條件進行檢測，促使電子證據“再現”，從而有效地認定案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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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單位證明材料證據效力分析

單位證明材料證據效力分析

在審判實踐中，單位證明材料經常被當事人作為證據材料提交法庭，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單位證明材料能否作為證據使用，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單位證明材料雖然在形式上與書證、證人證言相似，但其不同于書證和證人證言。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單位證明材料不屬于我國法定證據種類的一種，因此不能將其作為證據使用。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證據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單位證明材料易與其中的書證和證人證言相混淆，可能被認為是書證或證人證言。但其實不然，首先，單位證明材料不屬于書證。書證是以其自身記載的獨特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它是在訴訟活動之前或者是在與訴訟沒有聯系的情況下形成的，它的形成與客觀事實的發生在時間上具有同一性，書證具有極高的證明作用和價值。而單位證明材料是有關單位出具的用來證明存在某種事實的一種文書，它往往形成于訴訟過程之中，通常是因為訴訟而“證明”，其所證明的事實往往是有關單位依據該單位掌握的材料或者通過調查取證活動而認定的事實。這種事實是經過重構的事實，具有主觀性，其證明力遠小于書證。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單位證明材料與書證不屬于同一概念，不屬于書證的范疇。

其次，單位證明材料也不屬于證人證言。前者是以單位名義、由單位出具的證明某種事實的一種文書，其主體是單位；而證人證言則是由感知案件事實的證人作出的，其主體是自然人，這是兩者之間明顯的區別。此外，證人證言可以通過證人出庭作證進行質證，從而保證其可靠性，而單位證明材料則不能通過有效的質證來保證其可靠性。因為根據我國現行訴訟法的規定，“單位”是絕對不能作為證人參與訴訟的。

綜上所述，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很難將單位證明材料歸于我國現行證據體系中的任何一種證據種類，也就是說，單位證明材料不具備證據資格，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單位證明材料被廣泛地使用，如果完全否認其效力，不符合我國現實的國情，也使審判人員常處于兩難的境地。所以，筆者建議在將來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對單位證明材料的效力予以明確，將其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種類，并規定相應的條件。比如，在形式上單位證明材料上應加蓋單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經辦人的私章或簽名，在內容上載明所證明的事實以及依據并附上相應材料。目前，如果當事人提供單位證明材料作為證據使用，法官應先行使釋明權，要求當事人盡可能將單位證明材料轉換為法定證據種類。比如，單位證明是單位依據其保存的材料而作出的，則可以要求當事人將這些材料作為書證提交。如果是單位工作人員根據其自身的活動或者調查相關人員作出的，則可以要求該工作人員或接受調查的相關人員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在當事人將單位證明材料轉換為法定的證據種類后，法官就可以通過對這些證據的判斷來認定案件事實。在當事人實在無法將單位證明材料轉換為法定證據種類時，審判人員不能將其作為證據使用，而只能將其作為認定事實的參考，結合其他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

第四篇：也談單位證明的證據效力

也談單位證明的證據效力------單位證明在訴訟中的證據意義

單位證明是在司法實務中經常被作為證據使用的一種證據材料，有人將其定義為“以單位名義出具并加蓋單位公章，意圖證明案件某一事實的書面材料。”○1筆者認為，應當從制作時間上把單位證明和書證區分開。單位證明是依他人請求而制作的證據材料，而書證則是提取書證前已經存在的客觀證據。故應當把單位證明定義為：單位依他人請求而制作，加蓋單位公章，意圖證明案件某一事實的書面材料。

單位證明不是法定證據形式--既不是書證，也不是證人證言。《民事訴訟法》

第63條規定的7種證據形式中沒有單位證明。司法實踐中雖然常以單位證明作為證據使用，但應當將此視為司法程序不規范的表現。有法官及學者指出：“訴訟中產生的一種‘單位證明’，不符合法定的證據種類。因其制作單位不具有自然人的屬性，所以不屬于證人證言；與書證產生的階段不同，沒有書證的客觀性；亦不具備公文的特征。司法機關對‘單位證明’的制作者規避法律之責任難以追究。‘單位證明’不符合證據規則，不具有證據的效力，更不能認定為定案的依據，屬于不倫不類的案卷材料，應堅決的摒棄在證據行列之外。”○2筆者認為，從法理上講，以上論述是正確的；但基于目前單位證明仍在司法實踐中常被使用的現狀，在通過立法予以規范以前，可對不同類別的單位證明區別對待。我們根據證明內容來源的不同，將單位證明分為兩類：

一類是依據本單位所保有的書證、物證、視聽材料等原始證據而出具的證明。這類證明的基礎是書證等其他原始證據，其性質是通過轉述方式生成的傳來證據。單位對所出具的證明與原始證據的一致性負責。此類證據的真實性是能夠得到驗證的。對此類證據的效力認定仍應區別對待：對于國家機關、單位依職權出具的證明，如婚姻登記機關出具的無婚姻登記記錄證明等，法院可推定其具有證據效力，當事人可舉證予以推翻；對于其他的單位證明，如用人單位出具的工資證明等，法院可按照一定的程序確認其效力：或者對方當事人認可，或者核對其與原始證據的一致性。

另一類是依據單位有關人員的看法、觀點、回憶等所出具的證明，如職工表現證明、有關情況證明等。此類證明雖以單位名義作出，但實際上是知道案件事實的人對案件事實的一種主觀表達。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證明中沒有寫明其內容源于何人，僅以單位的名義作出。此類證據屬于偽證人證言，一般沒有證據效力：因為單位不能親身感知案件事實，故單位不能作為證人；真正的證人隱藏在單位證明的背后，既不披露真實身份，更不出庭作證，當事人無法質證，法院對證明內容的真實性也無從認定。另一種是署上個人姓名，或者表明證明內容為何人的意思。此類“單位證明”則為加蓋了公章的書面證人證言，應依照證人證言的審查程序進行審查。

○1李波 李忠懷：《對訴訟中“單位證明”效力的初探》，載于中國法院網，發布時間：2007-03-07。）

○2同上。

（作者：卜越，江蘇圣典律師事務所，Ｅ-mail:by1230@163.com）單位證明在訴訟中的證據意義

來源:檢察日報

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以單位名義就涉案事實出具的證明。這些證明是否應當視為證據？視為哪一類證據？其證明力如何？應當如何審查、采信？厘清上述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單位證明的性質

1．單位證明在本質上屬于傳聞證據。實務中，單位證明的制作時間，一般為訴訟準備階段或者是訴訟過程之中；其制作目的，一般是為了直接證明某一案件事實，而不是記錄某一涉案事實或者促成某一涉案事實；其內容一般為綜合、概括本單位所持文書、檔案記載內容，或者轉述單位員工對某一案件事實的記憶、陳述，或者陳述本單位曾承辦的業務活動情況，或者表達本單位對某一案件事實的專業技術判斷。應當說，無論單位證明的證明內容是什么，單位證明的證明源都不是單位證明本身，而是單位證明所依憑的文書、檔案等書證或者單位領導或普通員工的陳述、轉述等證人證言。因此，筆者認為：單位證明在本質上屬于傳聞證據。

2．單位證明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書證。書證是指以物品上的文字、符號、圖畫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來說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毫無疑問，并非所有以書面形式記錄的證據，均為書證，如證人提供的書面形式的證言，就不能僅因為形式原因而視為書證。一般而言，書證應當形成于案件發生過程之中，伴隨案件事實的發生而形成，它以其文字內容反映案件事實。

單位證明則一般形成于訴訟過程中，其形成目的不是為了記載或者促成案件事實的發生，而是在訴訟過程中應一方當事人請求或者法庭、仲裁庭的要求，為了證明某一待證事實，而承擔單位證人的角色，以單位名義，根據單位的文書、檔案、工作記錄等書證或者單位工作人員的介紹，以編輯者、陳述者、記憶者、轉述者的身份，直接證明某一案件事實。正是因為單位證明不是直接以訴前存在的文字、材料為依據證明案件事實，而是以單位對某一案件事實的概括、陳述作為依據，證明某一待證事實；因此，嚴格意義上講，單位證明是單位出具的證詞，它不以案件事實本身或者案件曾經的印跡作為證明依托，而是以單位對案件的了解、判斷作為證明的依托。據此，筆者認為，單位證明在本質上不是書證，至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證。

3．單位證明的具體性質應當根據其證明內容淵源，區別不同情況歸類。筆者認為，根據證明內容淵源，可以將單位證明作如下歸類：

（1）準書證類單位證明。如前所述，這類證明的證明方式事實上是：出證單位聲稱其所持書證記載了該證明所轉述的內容。本質上而言，這類證據還是傳來證據，因為它的證明力不是源于單位證明本身，而是源于單位證明所依賴的文書、檔案等書證。依傳統的證據理論，可予排除、不宜采信。但考慮在特定的社會、司法環境下，要求每個當事人凡事都能自動提供書證檔案，確實存在現實困難，如：公安機關的戶籍檔案，民政部門的婚姻登記檔案，銀行的存貸檔案，就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取得相關部門加蓋印章的復印件。如果不認可該類單位證明的證明力，在現實環境下，就可能有欠公允。鑒于該類證明的內容屬于對書證內容的轉述，應將其歸類為準書證，賦予略低于或類似于書證的證明力。

（2）準證人證言。所謂證人證言就是證明人對自己所看到、聽到的事實進行復制的行為。既然證人是對自己所看到聽到的事實行為進行復制，那么，嚴格地說，證人也就只能是有聽覺、視覺的自然人，證人證言應當是也只能是自然人就其了解的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單位是一個虛擬的主體，單位作為非自然人，本身并沒有作為證人應當具備的感知能力、記憶能力、陳述能力；單位本身也不可能作為證人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因此，單位依法不能作為證人提供證言。但事實上，不少單位證明是以第一人稱敘述本單位承辦或者參與了某一涉案事實，是其成員對某一涉案事實的辦理或者發生過程的回憶、陳述、介紹。它的證明源并非單位本身的感知、判斷，而是單位員工的感知、判斷。這時，該類證明的證明力不是源于單位自身，而是源于作出原始陳述、匯報的單位職員。因此，這類單位證明在本質上屬于單位轉述的證人證言，應當還其證人證言的本色。

（3）咨詢類意見。一些單位，如專業技術部門、業務主管部門、行政管理部門，確實在某些行業、某些領域，擁有超出一般水平的專業判斷能力。如：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政策、法律的把握，建設部對房地產政策、法律的把握，衛生部對某一疫情嚴重程度、對某一保健產品的合法性判斷，參與立法的專家或者某一領域的權威學者對某一專業事項的認知、判斷。應當明確，這類材料不是證據，因為它不是在證明案件事實，而是在裁判案件事實；它起到的不是證明作為，而是解釋、說明、判斷、輔助裁判的作用。對類似的單位證明，筆者認為應當將其歸入咨詢類意見的范疇，比照專家意見處理。

■單位證明的審查、采信

1．對準書證類單位證明，應比照書證審查、采信規則處理。首先，應當賦予該類單位證明準書證的優勢證明力，因為，從表面形式來看，它畢竟直接源于書證。在對合法性、關聯性作出肯定判斷后，如果一方提供該類單位證明，另一方雖然提出異議，但沒有提供足夠的反證，也沒有請求法庭或者仲裁庭調取、復核單位證明所依存的原始檔案，就應當采信該類證據，認可其證明力。其次，應當賦予反駁方申請法院或者仲裁庭調取、復核原始書證的權利。這是因為單位證明畢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證；單位本身完全可能受種種外因影響，難以恰如其分地準確概括、引用所持書證內容，甚至基于種種原因憑空或者歪曲出具單位證明。

正是考慮到這種客觀情況，就應當賦予反駁方申請法院或者仲裁庭調取、復核原始書證的權利。如果出證方以國家秘密、商業機密等理由拒絕當事人自行查

閱相應文件、檔案，甚至拒絕法院、仲裁庭的調證要求，就應當排除該類證據的證明力。

2．對準證人證言類單位證明，在當事人提出異議時，應當直接排除，但應當同時賦予出證方另行提供證人證言或者懇請法庭通知單位員工出庭作證的權利。這里有兩個考慮。第一，在當事人提出異議時，如果不直接排除該類證明，那么，反駁方根本無從質證、反駁，無法保障其享有完整的質證權利。第二，在反駁方提出異議后，法庭或者仲裁庭應在裁斷排除該類單位證明時，行使釋明權，允許出證方另行提供證人證言或者懇請法庭通知單位員工出庭作證。

3．對咨詢類意見，在目前的法制規則中，不宜將其視為證據，而應當將其視為輔助法庭、仲裁庭認識案件的參考意見。應當說，咨詢類意見本身不反映案件事實，它反映的是出證單位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判斷。因此，在本質上，該類單位證明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第五篇：手機短信息和單位證明的證據效力探討

手機短信息和單位證明的證據效力探討

作者： 陳凌發布時間： 2010-08-10 10:01:06

不管進行何種訴訟，包括處理一切非訴訟法律事務，一個共同的原則便是“以事實為依據”，即首先需要查明或認定一定的案件事實或爭議事實，這便離不開運用證據進行證明。訴訟證據必須采取一定的方法，遵循一定的規律，其中相對成熟而由法律作出規定或由判例確認的便上升為規則。探索這些證明的方法，揭示這些證明的規律，提煉相應的證明規則，離不開司法實踐中的不斷的總結積累以及提煉。

一、案情

案由：離婚糾紛

原告：王某，女，某學校教師。

被告：李某，男，某公司辦公室主任。

原告王某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與被告李某離婚。原告王某訴稱，被告李某生活作風不正派，與另一女性長期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導致原、被告雙方經常發生爭吵，并對自己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因此請求人民法院判決準予離婚，并要求被告李某給予自己精神損害賠償。被告李某辯稱，1、同意離婚；

2、不同意給予原告王某精神損害賠償。被告李某主張自己生活作風正派，在親友、同事當中口碑很好，原告王某之所以提出離婚，是因為原告王某另有新歡，與自己無關。

在舉證期限內，原告王某提交的證據主要是：

1、鄰居的一份證言，證實原告王某與被告李某經常發生爭吵，但發生爭吵的原因不詳；

2、被告李某的手機，手機里面有范某（女，李某同事）發給被告李某的三條短信，內容大致為范某與被告李某調情、共同生活中有關事情以及涉及被告李某與原告王某離婚等事項；

3、通訊公司提供的書證，證實第2 份證據中發手機短信的兩個手機號碼開戶者分別為范某與被告李某；

在舉證期限內，被告李某提交的證據主要是其所在單位出具并加蓋單位公章的證明材料，該證據稱被告李某為人正直，待人友善，與單位同事關系融洽，工作積極，受到大家一致好評。

二、審判

經庭審舉證、質證，被告對原告提供的第1、3份證據均不持異議，對原告提供的第2份證據的真實性予以否認；原告對被告提供的單位證明材料的真實性同樣予以否認。

合議庭經合議后采信了原告提供的第1、3份證據，；對原告提供的第2份證據和被告提供的單位證明材料均因沒有其他證據加以印證，屬于孤證，均未能形成證據鏈，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對該證據不予采信。

法院認為，原、被告自愿離婚，應準予離婚；原告王某以被告李某與另一女性長期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為由，提出要求被告給予精神損害賠償，但由于沒有提供足以認定該事實的證據加以證明。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三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判決準予原、被告離婚；駁回原告王某要求被告李某

給予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

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沒有上訴。

三、分歧

（一）、本案中手機短信能否證明被告不忠實夫妻感情的行為。

一種觀點認為，手機短信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原告提供的三條短信內容反映了被告與他人有不忠實夫妻感情的行為，可做定案依據；另一種觀點認為，手機短信作為數據電文的一種，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手機短信的不安全性（易刪改、易偽造）使得其證明力下降，如沒有其他證據加以印證，很難單獨證明案件事實。最終，合議庭采納了第二種觀點。

（二）、單位證明材料的證明效力有多大。

一種觀點認為，單位證明材料符合證據屬性，是有關單位出具的用來證明存在某種事實的一種文書，比一般書證可信度更高，應予采信；另一種觀點認為，單位證明材料不同于法律文書，它的特性決定了其質證的難度大，因此其證明力應比一般證據要低。且在本案中，單位往往很難知曉其員工的私生活，在沒有其他證據印證的情況下，無法證明被告生活作風正派。最終，合議庭采納了第二種觀點。

四、評析

本案中，對于如何認定手機短信和單位證明材料的證據資格和證據效力問題，值得探討與商榷。

（一）手機短信證明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規定：“證據有以下幾種：

（一）書證；

（二）物證；

（三）視聽資料；

（四）證人證言；

（五）當事人的陳述；

（六）鑒定結論；

（七）勘驗筆錄。以上證據必需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十一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第2條第2款規定：“數據電文是以電子、光學、磁或者類似手段生成、發送、接收或者儲存的信息。”第七條規定：“數據電文不得僅因為其是以電子、光學、磁或者類似手段生成、發送、接收或者儲存的而被拒絕作為證據使用。”第5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的數據電文，視為滿足法律、法規規定的原件形式要求：

（一）能夠有效地表現所載內容并可供隨時調取查用；

（二）能夠可靠地保證自最終形成時起，內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數據電文上增加背書以及數據交換、儲存和顯示過程中發生的形式變化不影響數據電文的完整性。”

上述法律成為手機短信可以成為證據的法律依據，也就是說手機短信只要具備了證據的關聯性與合法性，就應該被納入訴訟程序的門檻。

1、手機短信證據可以認定為原始證據。

以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