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環境公益訴訟

論環境公益訴訟

07級法碩張潔學號 107262007649

摘要：環境公益訴訟是公益訴訟中的一種，是發生在環境資源領域，以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為依據的一種公益訴訟。在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非常嚴重，設置環境公益訴訟已經非常迫切。本文試從環境公益訴訟的特點，我國公益訴訟的現狀來分析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并就環境公益訴訟的內容提出本人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公益訴訟環境

公益訴訟是與傳統的維護私人利益的私益訴訟相對的一種訴訟模式，指公民個人或社會團體對于社會公共利益遭受損害或可能遭受損害而提起的訴訟，公益訴訟突破了傳統訴訟法體系僅僅立足于維護個人私益,即僅就私益糾紛,公民可以通過法院以司法力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限制。公益訴訟起源于古羅馬，被賦予現代意義并引起廣泛關注,始于20世紀，科技進步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導致社會利益關系發生變化,一些傳統的民事行為不再單純影響當事人自己,而且影響社會公共利益,這類糾紛具有傳統訴訟方式難以容納的新要素。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內涵及特點

環境公益訴訟是公益訴訟中的一種，是發生在環境資源領域，以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為依據的一種公益訴訟。具體是指公民、社會團體和其它組織針對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或其它組織及個人的不當行為或違法行為致使環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壞的情勢下,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不受損害而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制度。環境公益訴訟與傳統私訴訟私益訴訟相比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環境公益訴訟的訴訟條件不同于私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被訴行為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會性的公共環境權益,一般并不直接損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此對原告的起訴資格不再是人身權和財產權受到非法侵害的人,環境的侵害成為具有原告資格的充分理由，申請人如能表明一些實質性的不負責任或濫用職權即為適格,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個人權利或利益。原告起訴資格的限制不斷放寬,從而使越來越多的公民個人或其他組織(私人力量)通過司法力量維護(環境)社會

公共權益的渠道愈加暢通。

其次,環境公益訴訟具有公益性和顯著的預防性。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和保全環境公共利益，與私益訴訟相比,公益訴訟的提起及最終裁決并不要求一定有損害事實發生,只要能根據有關情況合理判斷有社會公益侵害的潛在可能,亦可提起訴訟,由違法行為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可以有效地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不受違法侵害行為的侵害,把違法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這種預防功能尤為明顯且顯得更為重要,因為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就難以恢復原狀,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環境侵害尚未發生或尚未完全發生時就容許公民適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從而阻止環境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失或危害。

再次,環境公益訴訟不能簡單的歸為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這種訴訟形式根據被訴對象的不同分別適用于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程序。如果被訴的對象是對環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機關或其他公共權力機構,即為適用于行政訴訟程序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如被訴對象是公司、企業、其他組織或個人,即為適用民事訴訟程序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二、在我國構建環境公益訴訟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非常嚴重，深刻的環境危機不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生活遭受嚴重侵害,而且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不斷惡化的環境形勢,在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顯得尤為嚴峻和突出。長期以來，對于環境的保護主要是通過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機關全面行使對環境保護的執行、監督、管理職能,并對全社會環境保護進行預測和決策,以實現對各類社會危害行為的監控,。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及經濟的迅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形式和破壞程度較以前都有所擴展，僅以行政管理的力量已經不能全面的保護環境，行政監督的缺位與低效,及環境行政執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等所有這些因素,致使日益擴張的行政權力不僅未能有效地承擔起維護環境公益的重任,甚至它本身還構成了對公共利益的威脅。我國是個人口大國，公民，社會團體等社會力量的監督能起到迅速制止各種環境侵害行為,及時地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作用。所以突破傳統訴訟法理論，暢通公民提起公益訴訟的渠道,建立公眾參與環境管理運作的環境公益訴訟機制已成為現實的迫切需要。

其次，當今中國的法律體系組含著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萌芽，在立法方面，出現大量含有環境公益訴訟內容或色彩的法律條款.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2條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第26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既然人民是一切公權力或國家權力的所有者，在國家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普通人民當然有權提出救濟，法律等其他規范性文件，諸如《行政訴訟法》第2條，《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隱含了關于環境問題受到侵害時公眾、社會群體是有權提出救濟的；在司法實踐方面，已經有環境公益訴訟的成功案例。例如山東省德州市金鑫化工廠的污染事件，理論界學者認為這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中國化的典型案例。二十余年來,我國環境法學界(近年來甚至包括部分憲法學者)對環境權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從最初的介紹西方理論到結合我國國情進行深入研究,我國環境法學者在環境權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最后，社會公眾維權意識和環保意識的提高為公益訴訟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環境意識是人們對環境和環境保護的認識水平和認識程度,又是人們為保護環境而不斷的調整自身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協調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實踐活動的自覺性。公民的環境意識是人類環保事業的基礎和先決條件。任何國家的環保事業如果沒有公眾的參與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隨著物質財富的豐富，公民對生活環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覺參與到環境保護中,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熱情空前高漲。另外,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利益群體極其多樣化,代表他們利益的社會團體,遍布社會的各種民間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其擁有的大小不等的社會權力的影響與支配力也無處不在。允許這些團體根據法律提起維護公益的訴訟,與當代權利多元化和社會化趨勢正相契合。隨著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出現了一些以維護環境公益為宗旨的環境團體組織,通過這些團體,公眾可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參與管理環境事務。這些團體將一定范圍內個人的力量聚合起來,并與公民個體一起奠定了環境公益訴訟的群眾基礎。

三、在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的內容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與傳統訴訟具有質的差別的新型訴訟制度,其在我國的確立不僅需要實踐上的要求和經驗探索，也需要深細致的理論準備。筆者在此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從環境公益訴訟的客體上講，要從立法上確立環境公益訴訟客體，即環境權。無論傳統訴訟還是公益訴訟，其目的都是保護相應合法利益，如果沒有利益可保護，也就沒有訴訟的必要，而我國現存的相關法律對環境權沒有確切的規定，導致人民法院對此類案件審判盲區的形成,法院對侵犯環境公益的行為束手無策,使環境違法行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在憲法和環境保護法中明文確立環境權,以使環境公益訴訟具有可操作性，使公民的環境權落到實處。關于環境權的內涵可參考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中的定義:人類有權在一種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

其次，從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上講，應賦予一切自然人和單位以訴權。環境的好壞事關每個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發展，既然是為保護國家環境權益和社會公共環境權益而設置的程序制度,就應當體現其社會性、公共性，任何人認為環境被損害，對自己的生活或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影響都可以以環境權受到侵害為由提起公益訴訟。只有允許更廣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層次利益的法律主體進行公益訴訟, 便于形成強大的訴訟合力,充分保障違反公益的行為受到法律追究，才能彌補國家行政機關在保護和監督環境方面的不足

第三，在舉證責任方面，本人認為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舉證責任事關訴訟的成功與失敗，如果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我國民事訴中“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則無疑給原告設置了訴訟障礙，影響公眾提起公益訴訟的積極性，因為,在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作為原告,特別是公民個人作為原告,在許多情況下不可能就某些事實進行舉證。一是由于受害人缺乏收集證據的技術手段;二是由于發生危害的復雜性和說明危害發生機制的困難性,使受害人無法舉證;三是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人難以知道某種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為了實現原、被告雙方力量均衡,許多國家在環境侵害案件中實行無過錯責任和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規定主要證據由被告提供。比如美國《密歇根州環境保護法》第3條規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證據,證明污染者已經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為,即完成了舉證責任，若被告否認其有該污染行為，或否認其行為會造成那樣的損害結果,則必須提供反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使公眾的舉證責任得到減輕,有利于公眾為了維護公共環境利益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

最后，環境公益訴訟中其他相關制度的設置，關于訴訟費，由于環境的治理和恢復往往需要耗費巨大的資金，如果根據標的計算將是一筆高昂的費用，再加上《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的規定，該筆費用應該由原告預交，將不利于鼓勵公眾積極訴訟，所以對訴訟費用的承擔上的適當改進，民眾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是為了維護環境公益,受益人也不限于本人,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數人或整個社會。如由原告獨自承擔訴訟費用就不公平,因此我認為應把民眾的環境公益訴訟列入不預交案件受理費的范圍。從而保證民眾不致因負擔訴訟費用顯有困難而放棄對環境公益的保護。另外,對于需要做的鑒定及律師費用可根據公平原則由被告分擔合理費用。

綜上，由于我國環境破壞在程度和范圍上都極為嚴重，影響了我國國民生活質量，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而以前僅靠政府力量單一，依靠公眾力量保護環境已非常必要，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公眾維護環境，制止環境破壞的最有利的武器，加上我國公眾環保意識的加強及理論和實踐上努力，為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

第二篇：論環境公益訴訟的幾個問題

論環境公益訴訟的幾個問題

蔡守秋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武漢430072）

2004年，河北省晉州市人民法院成立了專門的環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了環保審判庭，貴陽清鎮市人民法院（基層人民法院）設立了環境保護法庭。清鎮市人民法院設立的環境保護法庭就是專門負責一審審理涉及環境保護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和相關執行案件的法庭。貴陽中院成立環境保護審判庭負責上述案件的二審以及按規定應當由貴陽中院一審涉及環境保護的相關案件，同時對環境保護法庭進行工作指導。2008年5月，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了環保審判庭。2008年12月11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了環保法庭。這些新成立的環境法庭，大都宣布要受理環境公益訴訟。與此相呼應，近年來各大媒體開始報道環境形形色色的公益訴訟案件。一時間，環境公益訴訟的特點及其識別標準開始成為理論研究和訴訟實踐中的一個熱點問題，本文擬結合案例分析，對這些熱點問題進行探討。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概念、類型和特點

公益訴訟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組織、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組織認為其公益權受到侵犯時向法院提起的訴訟。

公益是指不特定多數人所能直接感受、享受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境生態利益。

環境公益訴訟是指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組織、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組織認為其環境權即環境公益權受到侵犯時向法院提起的訴訟，或者說是因為法律保護的公共環境利益受到侵犯時向法院提起的訴訟。

依照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刑事訴訟的傳統分類，以自然人和單位（包括法人組織和非法人組織）為被告的環境環境公益訴訟稱為環境公益民事訴訟；以行政機關為被告的環境環境公益訴訟稱為環境公益行政訴訟；以環境犯罪人為被告的環境環境公益訴訟稱為環境公益刑事訴訟。由于刑事訴訟是由國家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的訴訟，所以一般刑事訴訟都列入公益訴訟之列，提起刑事訴訟的國家檢察機關稱為公訴人（一般不稱為原告）。所以在討論環境公益訴訟時，一般將環境刑事訴訟除外。

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可以是公民（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和組織（包括政府組織、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應該具備如下條件：享有法律規定的環境公益權利；可以直接感受、享受該環境公益，但不能獨占該環境公益，也不能排除其他不特定多數人直接感受、享受該環境公益。

因為環境公益是一種與不特定多數人有關的利益，是多數人可以搭便車的利益，所以不特定多數人都有資格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公益訴訟的被告是侵犯環境公益權的個人、法人、政府組織和其他組織。在環境公益訴訟中，被告主要包括：污染破壞或可能污染破壞環境資源、侵犯環境權的自然人、法人或個人、企業；不履行環境資源保護職責并導致或可能導致侵犯環境權的政府部門。

如果原告勝訴，法院對環境公益訴訟案的判決：

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一般是判決被告停止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治理或恢復受污染破壞的環境，也可以判決被告賠償環境損失，但這種賠償金一般不是交給原告私用，而是交給社會公共組織或公共環境基金用于防治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一般是判決被告依法履行其環境職責、撤消其違法具體行政行為。

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結果是：一方面使原告可以直接感受、享受該公益（即直接對自己有利），另一方面是可以使其他不特定多數人直接感受、享受該公益（即可以搭便車、對他人有利）。

例如，在因大氣污染而提起的公益訴訟中，如果原告勝訴，不僅原告會直接感受、享受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的利益，其他不特定多數人也會直接感受、享受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的利益。

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質是原告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去為不特定多數人打官司，為不特定多數人謀利益。

對于傳統的理性人或經濟人而言，他們出于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時，是不愿意提起公益訴訟的，他們寧愿等待別人提起訴訟，然后自己去搭便車。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公益訴訟的原告具有廣泛性，法律對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限制很少；但是，即使法律鼓勵公益訴訟，也不會因此造成訴累即出現公益訴訟案件大量出現的現象；正如雖然政府提倡和鼓勵“學雷鋒、做好事”，但不會出現“人人都爭當雷鋒，人人都做好事”的局面一樣。

環境公益訴訟是實現環境權、環境公眾參與、保障公共環境利益的主要訴訟方式，是對環境公益權的司法救濟，是“以第三種調整機制（又稱非行政非市場調整機制、社會調整機制、治理機制，它主要適用于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它的主要調整方法是治理governance）為主、充分發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作用、強調公眾參與，綜合考慮行政調整、市場調整、社會三種調整機制的作用”的一種新型訴訟。

環境公益訴訟的主要優點和作用如下：第一，可以經濟有效地保護環境公益和公民環境權；第二，可以有效地解決政府公權、個人私權和企業私權對環境公益和公民環境權的無能為力和侵犯；第三，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種社會力量維護環境公益和公民權，彌補政府在維護環境公益和公民環境權方面的不足。第四，不僅直接維護原告的公益權，也直接維護不特定多數人的公益權，是一種雙贏甚至多贏的司法補救方式。第五，有利于維護正義、公平、和諧、安全等社會價值，有利于促進社會的進步變革和可持續發展。

二、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規定

我國現行法律還沒有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的明確規定，但已有某些接近環境公益訴訟或包含環境公益訴訟因素的法律規定。例如：

《環境保護法》（1989年）關于“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進行檢舉和控告”的規定，可以解釋或引伸為允許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海洋環境保護法》（1999年）第30條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上述規定雖然沒有提到環境公益訴訟的概念，但已經隱含有環境公益訴訟的意思，有利于環境公益訴訟的實現。

在“塔斯曼海”油輪海洋環境污染案中，天津海事法院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認為：大沽漁民請求的是因污染造成的海洋捕撈停產損失、網具損失和灘涂貝類養殖損失；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請求的是漁業資源損失；天津市海洋局請求的是海洋環境生態污染破壞和生態恢復的索賠；三者不存在重復索賠的問題。法院不僅支持了漁民們的索賠請求，也支持了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和海洋局的請求。在該案中，法院實際上是承認，后兩者屬于環境公益訴訟。

《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八十八條有關“因水污染受到損害的當事人人數眾多的，可以依法由當事人推選代表人進行共同訴訟。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有關社會團體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損害的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國家鼓勵法律服務機構和律師為水污染損害訴訟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規定，也可以用于環境公益訴訟。

國務院于2005年12月3日頒布的《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強調，“完善對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機制，研究建立環境民事和行政公訴制度”，“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檢舉和揭發各種環境違法行為，推動環境公益訴訟”。可以認為是環境行政性法規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明確支持。

一些省、市地方法院、檢察院也有公益訴訟的規范性文件，例如《關于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試行規定》（2008年）。該規定第明確規定，“本規定所指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為了遏制侵害環境公益的違法行為，保護環境公共利益，根據職能分工，通過辦理支持起訴、督促起訴、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等方式所實施的訴訟活動。”（第二條）

三、識別環境公益訴訟的五項標準

對于何謂公益訴訟，目前中國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均存在不同認識。這也是我國環境公益訴訟遲遲未能被高層接受、未能在中國推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中國法學界有些人認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概念正像環境公益的概念一樣難以明確界定，因而反對在中國推行環境公益訴訟。

在法律實務界，對環境公益訴訟也存在不同看法。例如，《關于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試行規定》（2008年）第九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涉及侵害環境公益的民事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支持相關單位或者個人起訴：

（一）當事人的財產權或者人身權受到環境污染行為侵害；

（二）受害人因證據收集困難或者訴訟能力缺乏等原因尚未起訴；

（三）受害人有起訴意愿的。”

筆者認為，環境公益訴訟的概念和內涵，如果單從某一個方面看，似乎難以界定，但如果從幾個方面綜合分析，則比較容易界定。根據國內外有關環境公益訴訟的通說和實踐，可以將識別環境公益訴訟的標準或條件歸納為如下五個方面：

（一）從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看

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特別是生態利益），不是為了獲得額外的私人利益。這是一般標準、抽象標準。

（二）從原告的訴訟請求看

原告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訴求一般是：1.要求被告停止侵犯環境公益行為，或停止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的行為；2.要求被告治理、恢復被其污染破壞的環境資源生態；3.要求被告賠償其所造成的環境公益損失；4.減免原告的訴訟費用。

原告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的訴求一般是：1.要求被告撤銷其違法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2.要求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職責；3.要求依法追究被告的行政責任；4.減免原告的訴訟費用。

（三）從法院受案范圍分類看

人民法院在審查原告的起訴請求時，應該明確識別：

1.該訴訟不屬于刑事訴訟（包括環境刑事訴訟），不屬于行政訴訟（包括環境行政訴訟），不屬于民事訴訟（包括環境民事訴訟）；2.該訴訟屬于環境公益訴訟，包括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環境民事公益訴訟；3.該訴訟屬于復合訴訟，包括環境公益訴訟附帶民事訴訟附（或民事訴訟附帶環境公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附帶行政訴訟（或行政訴訟附帶環境公益訴訟）。

法院在受案審查時應該明確告知原告該訴訟屬于什么性質的訴訟，不能以原告提起的訴訟不屬于上述各種訴訟為由，拒絕受理該案。

（四）從法院判決的種類看

這里的法院判決（包括判決、裁定和決定）。如果原告勝訴（即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請求），法院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裁決一般包括如下幾種：1.被告停止侵犯環境公益行為，停止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的行為；2.被告建設防治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設施；3.被告治理、恢復被其污染破壞的環境資源生態或者或承擔治理恢復費用；4.被告賠償其所造成的環境公益損失，但這種賠償不是交接原告私用，而是作為公用（一般是將損害賠償費納入公共環境生態基金）。5.減免原告的訴訟費用。

如果原告敗訴，法院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裁決一般包括如下幾種：1.駁回或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2.原告承擔訴訟費用。

如果原告勝訴（即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請求），法院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裁決一般包括如下幾種：1.責令被告撤銷其違法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2.責令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職責；3.變更原具體行政行為或原行政決定（在原行政決定顯失公平時）；4.依法追究違法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5.減免原告的訴訟費用。

如果原告敗訴，法院在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裁決一般包括如下幾種：（1））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或原行政決定，駁回或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2）原告承擔訴訟費用。

(五)從訴訟完成后的效果看

如果原告勝訴，環境公益訴訟的效果或效益如下：不特定多數人因搭原告的便車而受益；原告沒有獲得額外的好處，而僅僅獲得與不特定多數人一樣的好處；被告承擔了因侵犯環境公益的而形成的法律責任。

如果原告敗訴，環境公益訴訟的效果或效益如下：公益（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公益主要指環境公益即生態利益）與私益（包括行政機關的部門性利益、單位和個人專有的利益）在法律面前平等，公益與私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公益與私益的糾紛只能依法處理；作為被告的政府部門的職責得到依法維護，作為原告的政府部門與作為被告的政府部門的糾紛、作為原告的單位和個人與作為被告政府部門的糾紛得到依法處理。

四、結合案例析環境公益訴訟

隨著環境公益訴訟在我國的興起，各地出現了或各媒體報道了不少有關環境公益訴訟的案例，這對我們深入研究環境公益訴訟提供了素材。首先，對各地熱心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和探索應該肯定；其次，對于具體案件應該具體分析，通過案例分析提高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性質、特點和作用的認識；其三，應該認真總結各地進行環境公益訴訟的經驗，不斷提高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成效。

目前我國在推行環境公益訴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有些認為環境公益訴訟在訴訟實踐中難予操作。本文擬運用上述“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受案范圍分類；法院判決的種類；訴訟完成后的效果”等五項識別標準，通過具體分析五個媒體報道的“公益訴訟”案例，來加深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性質、特點和現實可行性的認識和理解。

案例一：廣州石榴崗河污染公益訴訟案[1]

1．案情介紹

海珠區石榴崗河曾經是一條清澈的小河，從華洲街土華村穿村而過，2007年9月以后，小河突然變得黑臭逼人，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接到群眾投訴后，海珠區環保局立即對河流周圍的企業展開了排查，一家名為新中興的洗水廠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這家洗水廠2007年9月在土華村成立，既未辦理工商營業執照，也沒有向環保部門申請排污許可證，擅自從事漂洗等業務。

經過一系列調查和取證，海珠區環保局發現新中興洗水廠存在嚴重的違法排污行為。這家工廠在漂洗作業中使用的洗衣粉、酵素粉、草酸等洗滌劑混同服裝中的染料，未經污水處理直接排入石榴崗河。在開工后的8個多月中，洗水廠平均每天排放40噸污染物，合計排放污水9600噸，使污水排放口附近的河流被嚴重污染。

2008年7月，海珠區檢察院正式向廣州海事法院起訴新中興洗水廠廠主陳忠明違法排污，造成水域污染，要求賠償環境污染損失和費用。海珠區人民法院根據《水法》第三條規定和《民法通則》第七十三條的規定，認定此案受污染的海珠區石榴崗河水屬于國家資源，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就其轄區內洗水廠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提起訴訟。

2008年11月13日，廣州海事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同年12月9日，廣州海事法院判決陳忠明對其違法排污行為造成的環境損害承擔民事責任，并賠償環境污染損失合計費用117289.2元。

據報道，從立案到案件最后得到宣判，歷時僅4個多月，該案就作為“廣東省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案”以檢察機關勝訴而得到圓滿解決。

2．案例評析

該案曾被作為“廣東省首例環境公益訴訟的新聞”而一度占據廣東省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但是，筆者認為該案不屬于環境公益訴訟案件。

在該案中，提起訴訟的原告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檢察機關，檢察機關提起訴訟的目的說是為了維護環境公益；人民法院也將此案作為公益訴訟案件受理；僅從這兩點看，該案應該屬于公益訴訟。

但是，從原告的訴求看，原告是要求新中興洗水廠廠主陳忠明賠償土華村村村民（特定多數人）的損失；從法院的判決看，法院判決新中興洗水廠廠主陳忠明賠償村民的環境污染損失117289.2元，而不是將這筆賠償費作為當地的公共環境基金用于環境（河流）治理；從訴訟完成后的效果看，村民（特定多數人）從該案中獲得了額外的利益；從上述三個標準看，該案不屬于環境公益訴訟。該案與以往的共同民事訴訟[2]或集團民事訴訟沒有多少區別，即該案也可以由村民共同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或集團訴訟，而不一定要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

在該案中，檢察機關的訴求是維護土華村村村民（特定多數人）的利益，法院判決維護的主要是土華村村民居民所享有的權益，這種權益雖然與環境污染有關，但基本上屬于村民的民事財產權利，即因環境污染造成人的財產損失。這說明，如果原告不能通過訴訟獲得特殊利益，原告是很難自覺提起公益訴訟的；而要使原告通過公益訴訟獲得特殊利益，則往往出現公益訴訟附帶私益訴訟的情況或私益訴訟附帶公益訴訟的情況。

如果檢察機關在其訴求中增加如下內容：要求新中興洗水廠廠主陳忠明停止污染行為或治理河流污染；要求新中興洗水廠廠主陳忠明賠償其污染行為所造成的法律污染損失，并且將賠償費納入當地的公共環境基金，用于防治環境污染。而且法院判決也滿足了上述訴求，則可以認為該案屬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或者屬于環境公益訴訟附帶環境民事訴訟。

案例二：案例：“塔斯曼海”油輪海洋環境污染案[3]

1．案例介紹

2002年11月23日凌晨4時，滿載原油的馬耳他籍“塔斯曼海”油輪與中國大連“順凱一號”輪在天津大沽錨地東部海域23海里處發生碰撞，導致原油泄漏。經中國國家海洋局北海監測中心對事故海域以及沿岸區域進行調查取證和海洋生態環境污損監測，發現受溢油事故影響海域面積達359.6平方公里，沉積物中油類含量高于正常值8.1倍，原油泄漏使作為海洋漁業資源的重要產卵場、索餌場和肥育場的渤海灣西岸的海洋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

事故發生后，天津海事局立即啟動天津水域污染應急計劃；動用轄區內所有清污設備和人員；盡全力清除原油污染。與此同時。海事執法人員開始對污染事故進行調查處理。經調查認定“塔斯曼海”輪違反了《海洋環境保護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五條的規定；依據該法的規定對該輪給予二十萬元人民幣的行政處罰。這是天津海事局成立以來對違法船舶實施數額最大的一起行政處罰。

“塔斯曼海”油輪溢油事故案發后，受損各方以肇事船東英費尼特航運公司和倫墩汽船互保協會為被告，分別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了訴訟。國家海洋局授權天津市海洋局代表國家提起海洋生態損失索賠，請求賠償金額為9830余萬元；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代表國家提起漁業資源損失索賠，請求賠償金額為1830余萬元；天津市塘沽區大沽漁民協會等代表1490戶漁民、河北省灤南縣漁民協會代表921戶漁民和15戶養殖戶、天津市塘沽區北塘漁民協會代表433戶漁民、大沽漁民協會代表當地236戶漁民以及漢沽地區256戶漁民、養殖戶等就漁業資源遭受的損失提起海洋捕撈損失索賠，請求賠償金額為6228萬元。

天津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鑒于此案案情復雜，當事人眾多，為了節省司法資源，提高效率，采取了對本案涉及的共同問題作為共同證據進行合并審理的審判方式。

2004年12月24日對天津海事法院依法對漁民訴兩被告索賠案的8個個案分別做出判決。判令兩被告連帶賠償河北省灤南地區、天津市漢沽地區、塘沽區北塘地區、塘沽區大沽地區共計1490名漁民、養殖戶漁業捕撈損失、灘涂養殖損失和網具損失等共計1700余萬元。

2004年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兩被告連帶賠償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環境容量損失及相關調查、評估及研究經費等共計1000余萬元；判令二被告連帶賠償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漁業資源損失和調查評估費等共計1500余萬元。

2．案例評析

這是我國加入《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后，第一例根據該《公約》向外國船公司保險人進行索賠的案件。此次索賠案共有10個訴訟主體，涉及自然人1500余人的利益和環境生態公益，總標的額達到1.7億元人民幣。該案是一起包括環境公益訴訟在內的復合訴訟案件。

第一，該案開創性地維護了我國的海洋生態環境權益。本次海洋生態索賠是我國第一例根據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向外國船公司保險人進行索賠的案件，是我國海洋行政管理部門在法律框架內提出污染海洋生態環境涉外索賠第一案，首次以司法程序確定了海洋生態環境價值，開創了維護我國海洋生態環境權益的先河，提供了運用國內法和國際法維護國家生態環境權益即環境生態公益的成功范例。

第二，該案有力地保護了國家漁業資源。農業部黃渤海區漁業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接受委托，于2002年11月26-27日對污染海域進行了環境質量監測，并于200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對污染海域的漁業資源現狀進行了拖網調查，確定本次污染事故造成了約690平方公里海域石油類濃度超過《漁業水質標準》（50μg/L）4倍以上，污染造成漁業資源經濟損失和評估費用共計1832.8萬元人民幣，得到法院的采信。

第三，該案合理地保護了漁民的合法權益。當單個漁民遭受外國侵權人的損害時，他是典型的弱者。在該案中，漁民都由漁民協會作為訴訟代表提起訴訟，便于統計漁民所受損失，提出合理的訴訟請求，也提高了法院的辦案效率，為盡快結案、恢復漁民的權益創造了條件。

第四，該案為法院處理大型海洋污染侵權案件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法院成功地將眾多原告的訴訟合并審理，實現了污染損害事實證據共享，減輕了原告的舉證負擔，提高了訴訟效率，實際上也有利于被告減少訴訟的時間成本；院士及眾多專家學者出庭作證，在我國司法審判史上，尚屬首次，專家證人作出的鑒定結論對海洋環境污染案件的科學處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五，該案是包括民事訴訟和環境公益訴訟的復合訴訟案件，法院采取了對本案涉及的共同問題作為共同證據進行合并審理的審判方式。在本案中，“塔斯曼”海輪在天津大沽口東部海域發生船舶碰撞，造成該輪船載原油泄漏。泄漏原油形成長約2.5海里、寬1.4海里的溢油漂流帶，對海洋生物、生態系統造成了嚴重損害。隨后，天津市塘沽區大沽漁民協會代表當地129位漁民、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以國家漁業資源受到損害為由、天津市海洋局以海洋環境受到污染為由分別提起訴訟，要求肇事航運公司賠償損失。天津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認為，大沽漁民請求的是因污染造成的海洋捕撈停產損失、網具損失和灘涂貝類養殖損失；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請求的是漁業資源損失；天津市海洋局請求的是海洋環境生態污染破壞和生態恢復的索賠；三者不存在重復索賠的問題。法院不僅支持了漁民們的索賠請求，也支持了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和海洋局的請求。這一案件的處理已隱約可見環境公益訴訟的影子，因為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和海洋局提起的訴訟不是為了維護特定個人或單位的利益，而是為了環境公益，所以該訴訟實際上屬于公益訴訟的范疇。

案例三：貴州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案——貴陽市“兩湖一庫”管理局訴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環境污染糾紛案[4]

1.案情介紹：

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一家生產化肥（磷胺）的化工企業）的磷石膏尾礦庫自九十年代中期投入使用，至案發前堆放在磷石膏尾礦庫的磷石膏廢渣大約有200萬至300萬噸。由于沒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滲及相應的廢水處理措施，該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均通過地表、地下排入羊昌河內。

紅楓湖是貴陽市的重要飲用水源，依據國家有關標準，紅楓湖水域及其水源保護區內的河流水質應達到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Ⅲ類水質標準。2007年10月27日，貴州省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對被告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進行監測，監測結果顯示：滲濾液的PH值為2.25（呈酸性），總磷濃度高達50060毫克/升，氟化物濃度高達536毫克/升。貴州省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的監測數據顯示：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滲入羊昌河滲點下游10米處，總磷濃度2.15毫克/升，氟化物濃度1.14毫克/升，均超過了《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Ⅲ類水質標準（總磷超標9.8倍，氟化物超標0.14倍）。貴州省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為進一步明確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對羊昌河的影響，通過2007年10月27日對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地的周邊水環境進行監測并得出結論：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對羊昌河水質影響較大，羊昌河水在流經被告所在地前，被監測項目均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Ⅲ類水質標準，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滲入羊昌河后，羊昌河水質總磷和氟化物均超標，且總磷為劣五類。

貴陽市“兩湖一庫”（紅楓湖、百花湖、阿哈水庫）管理局是從事兩湖一庫（紅楓湖、百花湖、阿哈水庫）水資源保護及環境保護行政管理工作的貴陽市人民政府直屬事業單位。鑒于上述情況，貴陽市“兩湖一庫”管理局于2007年12月向貴陽市清鎮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訴請判令被告（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對貴陽市紅楓湖及其上游河流羊昌河環境的侵害，并排除妨礙、消除危害；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12月10日，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受理了貴州省第一例環境公益民事訴訟案件。

被告辯稱：原告起訴的磷石膏尾礦庫形成及污染有其歷史原因，該磷石膏尾礦庫是合法使用的，只需進一步治理，就可達到現行的環保要求。被告高度重視磷石膏尾礦庫的污染治理，正積極開展三個方面的治理工作，力爭在省政府限定的2008年6月前實現治理目的。但治理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原告的起訴與省政府限期治理的通知是有沖突的。被告正在積極開展治理工作，承諾立即停止新增磷石膏廢渣的排放，并立即進行原存磷石膏尾礦庫的治理。被告認為應當在不給環境造成侵害的情況下，給予企業一個生存的機會。

2007年12月27日，清鎮法院環保法庭依法開庭審理此案。經審理查明：被告貴州天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生產化肥（磷胺）的化工企業，其磷石膏尾礦庫距貴陽市紅楓湖上游的羊昌河直線距離約800米左右，目前堆放在磷石膏尾礦庫的磷石膏廢渣大約有200萬至300萬噸。由于被告沒有修建相應配套的防水、防滲及相應的廢水處理設施，該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通過地表、地下排入羊昌河內。2007年12月10日，貴州省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站出具監測報告：被告滲濾液的PH值為2.25（呈酸性），總磷（TP）濃度高達50060毫克/升，氟化物濃度高達536毫克/升。被告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滲入羊昌河滲點下游10米處，總磷濃度2.15毫克/升，氟化物濃度1.14毫克/升，均超過了《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Ⅲ類水質標準，其中總磷超標9.8倍，氟化物超標0.14倍。羊昌河水在流經被告所在地前，被監測項目均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Ⅲ類水質標準，被告磷石膏尾礦庫的渣場滲濾液滲入羊昌河后，羊昌河水質總磷和氟化物均超標，且總磷為劣五類。

環境保護法庭審理認為，被告在未修建相應配套環保設施的磷石膏尾礦庫渣場堆放磷石膏廢渣的行為侵害了磷石膏尾礦庫渣場以下羊昌河流域附近居民以及將紅楓湖作為重要飲用水源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其行為構成了侵權。被告應當立即停止向上述未修建相應配套環保設施的磷石膏尾礦庫渣場堆放新的磷石膏廢渣，并立即采取相應措施，建設相應的滲濾液回收裝置，以盡可能的阻擋磷石膏廢渣向外產生新的滲濾。此外，被告還應當在確保環境不受污染的前提下，組織好生產，盡快按照已經制定的整治方案將剩余廢渣及被嚴重污染的泥土進行清運，保持水土穩定，防止水土流失，盡快排除該廢渣場對環境的妨礙，消除廢渣場對環境的危險。法庭判令被告貴州天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停止磷石膏尾礦庫廢渣場的使用，并于三個月內采取相應措施，排除磷石膏尾礦庫廢渣場對環境的妨礙、消除對環境的危險。

2.案例評析：

這是全國首家環境保護法庭（據稱是）貴陽清鎮人民法院環保法庭（2007年11月20日成立），于2007年12月27日依法開庭審理的貴州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案。

本案的原告是從事兩湖一庫（紅楓湖、百花湖、阿哈水庫）水資源保護及環境保護行政管理工作的貴陽市人民政府直屬事業單位。被告是一家生產化肥（磷胺）的化工企業，其生產廠區和磷石膏廢渣堆放地都在紅楓湖飲用水源保護區范圍內。

原告是訴訟請求是訴請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貴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對貴陽市紅楓湖及其上游河流羊昌河環境的侵害，并排除妨礙、消除危害；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人民法院判決的結果是，判令被告貴州天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停止磷石膏尾礦庫廢渣場的使用，并于三個月內采取相應措施，排除磷石膏尾礦庫廢渣場對環境的妨礙、消除對環境的危險。

在本案中：原告是具有公益性的政府直屬事業單位，被告是一家化工企業；原告的訴訟請求是為了維護環境公益，人民法院的判決結果也是維護公益；原告沒有因為該訴訟結果得到額外的利益，不特定多數人從本案中獲得了環境公益。因而，本案符合上述“五項標準”，是一起環境環境公益民事訴訟案件。

案例四：華清嘉園小區綠地環境公益訴訟案[5]

1.案情介紹：

位于海淀區五道口的華清嘉園小區由華潤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建設，至2002年8月，一二三期工程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開發商在2000年樓盤預售的樓書上宣傳該小區的“綠化率高達41%”。業主張先生入住之后，發現原本小區規劃中的綠地上憑空建起一幢六層板樓，即綠地變成樓房后小區的綠化面積減少了。根據1990年頒布的《北京市城市綠化條例》第13條，各項建設工程，應當安排一定的綠化用地，明確規定“新建居住區綠地率不低于30%，并按居住人口均兩平方米的標準建設公共綠地”。為了維護居民對居住小區綠地面積的知情權，張先生把華清嘉園的開發商告上法庭，但開發商出示了北京規劃委對該小區的綠地指標，堅稱小區綠化面積符合規劃要求。張先生在沒有辦法拿出權威實測數據的情況下，通過代理律師陳岳琴找到北京市規劃委員會，要求出具華清嘉園的綠地面積檢測報告，但遭到拒絕。于是，2004年5月，張帆、陳岳琴夫妻又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告上了法庭，請求測量小區綠地面積。法庭上，市規委拿出《北京市建設工程規劃監督若干規定》稱，工程規劃驗收的確是他們的職責，但是在綠地這一塊，他們只負責綠化用地的騰退情況驗收，并不管測量工作，也從未出具過綠地率的證明文件。這項工作應該由北京市園林局負責。陳岳琴轉而找到市園林局，要求出具綠地驗收報告，但園林局沒有答復。無奈之下，2005年6月，他們又將北京市園林局告上了法庭[6]。

2005年6月17日，陳岳琴律師與北京市園林局就華清嘉園小區綠化工程竣工驗收行政訴訟一案，簽署了一份《和解協議》。該協議約定：原告陳岳琴律師當天從西城區法院撤回行政訴狀，被告北京市園林局于2005年7月10日前完成對華清嘉園小區的綠化工程竣工驗收，并出具蓋有公章的綠化工程竣工驗收單。被告應本著專業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實地測繪并出具此綠化工程竣工驗收單。被告現場測繪時，邀請原告到現場見證。2005年7月7日，北京市園林局如約履行承諾，對華清嘉園小區綠地進行核查，并出具了《綠地驗收證明》：華清嘉園小區的實際綠地率僅有16.3%。從2002年到2005年，經過三年時間，張先生總算拿到了狀告開發商侵占綠地的權威證據。

由于園林局出具的綠地率證明顯示華清嘉園小區的實際綠地率僅有16.3%，與開發商售樓書上承諾的41%相去甚遠，與政府強制標準要求的底線30%也還有一半差距；更觸目驚心的事實是，在北京3000多個商品房小區中，有關政府監管部門居然沒有驗收過一個小區的竣工綠地，這就導致了目前商品房小區綠地越來越少，幾乎成不毛之地的現狀。在綠家園、自然之友、綠島、新京報、搜狐焦點房地產網以及北京陳岳琴律師事務所等民間機構和媒體的倡議下，北京市園林局和規劃委員會采取主動合作的態度，發起了北京100個小區綠地抽樣實測活動，以驗證北京市商品房小區綠地的現狀和達標情況，掀起了一場小區恢復綠地的環保風暴。此案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北京市政府也非常重視，王岐山市長親自批示，要求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協調分工配合，促成政府監管職能到位。自此，華清嘉園小區綠地行政訴訟案的社會公益價值得到最大限度彰顯。

2．案例評析

有關媒體和部分專家認為，此案是中國環境公益訴訟成功第一案，開創了中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先河，具有可與美國1960年代的Storm King Law Case 相媲美的里程碑價值。

1965年美國保護哈德遜優美環境協會訴聯邦電力委員會案（Scenic Hudson Preservation Conference V.Federal Power Commission，1965年，該案簡稱為Storm King案）[7]，發生在1965年，是保護哈德遜優美環境協會（Scenic Hudson Preservation Conference）訴聯邦電力委員會的案例。該案的起因是兩者在是否應該在位于 紐約市北面著名的哈德遜（Hudson）河上的Storm King山上建一座水力發電站問題上產生了爭議。

該案里程碑式的判決認為，保護哈德遜優美環境協會（Scenic Hudson Preservation Conference，以下簡稱協會）有法律資格來決定對聯邦電力委員會提起訴訟，并最終要求聯邦電力委員會重新對其此前未考慮的環境因素予以考慮。這是司法史上環境保護團體第一次被允許提起保護公共利益的訴訟，盡管在該案中，原告方還是提出其具有一些經濟利益。法院認為，在該案中，協會是受損方，因為相關法規規定，聯邦電力委員會需要在做出許可決定時考慮娛樂業利益。換句話說，在該案之后，“如果你對諸如河流或公園等公共所有的資源擁有某種利益，如果你在其上泛舟、釣魚、遠足，而某些人將要損害審美的價值或者娛樂價值，那么你就有起訴的資格。”該案的判決開啟了環保團體以保護環境的名義起訴政府的大門，并明確了在大量環境法規中“公民訴訟”（citizen suit）條款的應有之義，即公民執行是環境法規執行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案持續了15年，環境保護協會終于取得了最終的勝利。Storm King一案被美國法律專家和環境保護主義者認為是美國現代環境法的奠基之作，因為它為環保組織開啟了一扇門，即確立了通過訴訟保護美學和其他非經濟利益的司法審判標準。這一案例開創了律師和非政府組織利用訴訟來推動環境保護的新時代，并且直接促成了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和環境保護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成立。

筆者不否認該案的重要意義和作用，但是本人認為，該案并不是典型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從“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受案范圍分類；法院判決的種類；訴訟完成后的效果”等五項識別標準進行綜合分析，發現該案是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和非訴案件的混合，不是典型的公益訴訟。該案是一個復合案件，先是由私益糾紛即民事合同糾紛所引起的民事訴訟案件，然后發展為行政訴訟案件，其結果表明該案是一個具有公益效益的行政訴訟案件。

現將該案件簡略分析如下：

第一，該案具有明顯的公益價值

從該案件完成后的結果和最終社會效益看，該案具有重要的公益價值。

（1）該案使得北京市3000多個商品房小區的綠地問題進入政府監管視野，100個小區的實際綠地將被檢查驗收。對于不達標的工程，有望在政府監管督促下恢復綠地。今后的商品房小區竣工驗收時將增加綠地驗收項目，也就是說政府規劃許可的小區30%綠地率的底線不再是一紙空文，而能夠實實在在地出現在小區居民的生活中，讓業主真實地享受綠地帶給他們的生活品質和環保價值。

（2）該案促成了政府對商品房小區綠地監管職能的到位，履行法定職責不再是一句大白話，而成為政府養成依法行政習慣的必修課程。

（3）該案促使政府走下高高在上的寶座，與民間握手合作，合力規管企業，共同推動我國環保事業，開創了我國環保公益訴訟的成功范例。

（4）該案促進了環保團體和“公益律師”在環境訴訟中發揮作用

本案雖然不屬于環境公益訴訟案，但卻促進了環保團體和“公益律師”在環境訴訟中的作用。在我國，推動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需要大力發展環境公民團體，特別是發展非政府組織的環境公民團體。而公益訴訟的專業性、訴訟雙方實力的不對等以及訴訟的持久性更需要律師這一法律職業人的傾情參與。能站在公共立場對社會不斷提出問題的律師被稱為“公益律師”（public interest lawyer）。公益律師的參與使得公益訴訟在制度、政策的制定和運作方面的影響大大增強，公益律師的專業操作和律師在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有利于實現通過公益訴訟影響未來的公共決策的目的。正是通過公益律師的參與和努力，公益訴訟不僅實現了具有公益性的民事權利的救濟，而且還成為與政府和企業對話的契機和場所，成為號召民眾關注和維護自己切身利益的旗幟。在本次活動中，綠家園、自然之友、綠島等著名環保NGO以及陳岳琴律師事務所全程支持，為活動提供專業意見，在人力、物力上解囊相助，努力推動了環境公益事業的發展。可以預見，環保民間組織（社團）以及公益律師必將成為建構與實踐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中堅力量，成為推動中國環境法治進程、發展中國環保事業的精英。

第二，運用“五項標準”進行綜合分析可知，華清嘉園小區綠地案不屬于環境公益訴訟案

該案由兩類訴訟組成，其一是業主對開發商的違約之訴，其二是業主對綠地率審批監管部門的行政不作為之訴。原告最初提起訴訟的直接目和書面訴求都是為了維護私益。

（1）2002年張先生把華清嘉園的開發商告上法庭是民事訴訟案例，是業主對開發商的違約之訴。這個案件是張先生與開發商的糾紛，張先生之所以將開發商告上法庭，是因為開發商在2000年樓盤預售的樓書上宣傳該小區的“綠化率高達41%”的信息與業主張先生入住之后實際情況不符合，即綠地變成樓房后小區的綠化面積減少了，是張先生或小區特定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2）2004年5月陳岳琴律師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告上了法庭是行政訴訟案例，是業主對綠地率審批監管部門的行政不作為之訴，是因為她要求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出具華清嘉園的綠地面積檢測報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拒絕出具該報告，即拒絕履行其法定職責。

（3）2005年6月陳岳琴律師將北京市園林局告上了法庭也是行政訴訟案例，是業主對綠地率審批監管部門的行政不作為之訴。陳岳琴律師申請市園林局出具綠地驗收報告，但園林局沒有答復，即拒絕履行其法定職責。

（4）該案的最終結果是以使張先生獲得了額外的利益，也具有私益訴訟的性質。2005年7月7日，北京市園林局如約履行承諾，對華清嘉園小區綠地進行核查，并出具了《綠地驗收證明》，張先生總算拿到了狀告開發商侵占綠地的權威證據。

（5）從該案原告及其律師自己向媒體介紹的情況看，也說明該案不是環境公益訴訟案件。該案原告及其律師自己介紹，他們認為當時中國沒有公益訴訟的法律規定，直接提起公益訴訟于法無據，因而采取了一種迂回戰術、走了一條曲折的道路；如果直接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法院肯定不會受理。這說明，無論是人民法院還是當事人，他們都沒有將該案作為公益訴訟案件。

（6）該案除了直接維護原告張先生的利益外，還間接維護了該小區居民在小區綠地方面的“公益”。但是，本案中小區居民在小區綠地方面的“公益”，不像大氣、河流那樣明顯，有學者將這種權利稱為“私有公益的俱樂部物品”；嚴格來講屬于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對于損害這種利益的侵權行為可以通過“共同訴訟”或“集團訴訟”來處理，因而不屬于典型的環境公益訴訟。

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雖然小區綠地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受惠者主要為小區的所有業主，但是小區綠地畢竟不是禁止外人進入的私宅，即使是屬于居住小區的綠地，其綠地的生態環境效益仍然可以為其他不特定多數人所共享，也就是說屬于小區所有的綠地具有某種公益性。這種公益性既不同于純粹的公益物品，也不同于純粹的私益物品。當這種“公民或個人擁有的具有公益性的個人權利”因受到侵害而具有社會經濟秩序或社會正義的普遍性和典型意義時，其外部表現形式往往被輿論認可為社會公益，引起公眾輿論的廣泛關注。因此在本案中，我們可以發現該案存在著私益和公益的競合，即該案的意義并不僅僅針對華清嘉園小區的所有業主，而是針對了北京市居住小區乃至全國的商品房居住小區的綠化環境這個更大的環境公共利益。如果僅僅從這點分析，似乎可以認為該案屬于公益訴訟；但是，如果結合其他4個標準進行綜合分析，則可以發現該案不屬于公益訴訟。因為該案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和書面訴求中，根本沒有“為了其他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為了北京市其他居住小區乃至全國的商品房居住小區的綠化環境”的內容。如果原告及其代理律師在最初的訴狀中，明確增加如下要求：請求法院判決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和北京市園林局依法履行職責，責令開發商按照法律規定的小區綠化面積開發建設小區，恢復小區綠化面積到規定的標準；要求開發商賠償因沒有按照標準建設小區綠地的損失，將這種損失作為公共環境基金，用于綠化以彌補該小區綠地缺失或不足所造成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將案視為行政訴訟附帶民事訴訟案。

第三，該案是具有公益影響、作用或效果的復合訴訟，但具有公益影響、作用或效果的案件不一定就是環境公益訴訟案件。

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幾乎所有的案件（包括私益糾紛案件）的合法、有效解決，都具有維護公益、有益公益的效益、效果和性質，即都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法治權威，都對相關人、事和案件具有一定的甚至普遍的教育、宣傳、引導、誘導、警懲、威脅等作用。但是，不宜因為個別案件所具有的公益作用就將該案認定為公益訴訟案件。

案例五：北大教授提起松花江公益訴訟案[8]

1．案情介紹

2005年11月13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所屬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雙苯廠(101廠)的苯胺車間因操作錯誤發生劇烈爆炸并引起大火，造成8人死亡，60人受傷，造成100噸苯、硝基苯和苯胺流進松花江，直接經濟損失6908萬元，并引發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泄漏事件發生之后，不僅造成吉林停水7天，哈爾濱市的380萬居民連續五天沒有供水，并且影響下游的俄羅斯近千公里30多個居民點165萬人的飲水，俄國杜馬主席根據國際水域原則向中國要求賠償，引起俄羅斯索賠聲浪。

該事件創造了許多重大的、甚至第一的新聞。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12月2日就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發出的通報，指出這起重大事故發生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作為國家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事件重視不夠，對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對這起事件造成的損失負有責任。為此，解振華同志向黨中央、國務院申請辭去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職務。

國務院事故及事件調查組認定，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11·13”爆炸事故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起特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和特別重大水污染責任事件。中國石油的母公司中國國家石油及天然氣總公司的副總裁段某，被國務院給予行政記過處分。吉化分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于某、吉化分公司雙苯廠廠長申某等九名企業責任人員被給予行政撤職、行政降級、行政記大過、撤銷黨內職務、黨內嚴重警告等黨紀政紀處分。吉林省環保局局長王某被給予記大過、黨內警告處分，給予吉林市環保局局長吳某行政警告處分。

據2007年1月24日《中國環境報》，國家環保總局近日向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下發了《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對該公司處以100萬元的罰款。

2005年12月7日，北京大學法學院三位教授及三位研究生向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國內第一起以自然物（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作為共同原告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要求法院判決被告賠償100億元人民幣用于設立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基金，以恢復松花江流域的生態平衡，保障鱘鰉魚的生存權利、松花江和太陽島的環境清潔的權利以及自然人原告旅游、欣賞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權利。同時，鑒于本案標的數額巨大，且涉及環境公益訴訟，原告方同時提出了減免訴訟費用的申請。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庭以“本案與你們無關、目前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等為由拒絕接受本案。

對此，原告代表堅持向立案庭提出了應當依法接受訴狀、如果審查不符合起訴條件可以再裁定不予受理的建議。但是，此舉也被法官婉言拒絕。

2．案例評析

該案有許多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探討。

第一，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在本案中，松花江是公共利益的載體，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共環境利益，其訴訟請求是治理松花江的污染、保護松花江生態系統，而不是請求法院給作為原告的幾位北大師生以賠償；原告既不是環境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對象或行政管理對象（即行政相對人），也不是被告可能承擔賠償責任的直接受益人（即直接利益受損人），原告是遠離松花江的北京大學師生；無論原告在該訴訟中是勝訴還是敗訴，作為原告的北京大學師生都不會獲得比其他公民額外的利益，事實證明原告不僅沒有得到好處，還在法院或法官不理解、不支持公益訴訟的情況下，損失了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錢財。[9]遺憾的是，北大教授提起松花江公益訴訟沒有獲得成功，這真實地反映了當前中國司法部門對公益訴訟的認識、理解水平和受理公益訴訟的能力水平。盡管中國全面實施環境公益訴訟和環境法治的道路還很漫長，但是這次北京大學法學院師生的行動將在推進中國司法制度進步的版圖上寫上凝重的一筆。

第二，本案既是一起典型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也是一起典型的人與動物等自然體共同提起的案件，它涉及動物和生態系統等自然體的權利、代理、訴訟資格和訴訟參與等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本案中，原告除北大幾位師生外，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等動物、生態系統等自然體也作為原告赫然出現在原告的起訴狀中，并且還有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作為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的代理人參加訴訟。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原告的訴訟狀寫得情文并茂、事理俱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代生態人的生態文明觀。

注釋：

[1] 本案主要參考資料：鄧慧玲《廣東首例環境公益訴訟獲勝》，《中國環境報》2009年1月20日。

[2]依照《民事訴訟法》（2007年修改）的規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共同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對訴訟標的有共同權利義務的，其中一人的訴訟行為經其他共同訴訟人承認，對其他共同訴訟人發生效力；對訴訟標的沒有共同權利義務的，其中一人的訴訟行為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不發生效力”（第五十三條）；“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可以由當事人推選代表人進行訴訟。代表人的訴訟行為對其所代表的當事人發生效力，但代表人變更、放棄訴訟請求或者承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和解，必須經被代表的當事人同意”（第五十四條）。

[3]本案例參考如下資料整理而成：《為了渤海灣的那片蔚藍“塔斯曼海”輪溢油案審判始末》，《中國海洋大學報網絡版》第1461期第2版，2006年4月28日；高暄：《我國首例海洋生態索賠案宣判 塔斯曼海輪因溢油污染賠償海洋環境容量損失1千萬元》，《中國環境報》2005年1月6日；記者陳杰報道：《污染海洋生態環境涉外索賠第一案》，人民網天津2004上12月30日電，http://www.tmdps.cn。

[6]北京市園林局檢查執法處楊志華處長認為：根據國務院頒布的199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綠化條例》，城市綠化工程竣工后，“應當經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綠化行政主管部門或者該工程的主管部門驗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但根據2004年7月1日實施的《行政許可法》，北京市小區綠地的審批權和監督權都在市規劃委員會。根據誰許可、誰監督的原則，園林部門再去檢查小區綠地“縮水”問題，就明顯違反了《行政許可法》。雖然《城市綠化條例》中規定，“未經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綠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綠化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退還、恢復原狀，可以并處罰款；造成損失的，應當負賠償責任”。但從2002年9月20日開始，城市綠化的行政處罰權全部劃轉到北京市城管部門，園林部門無權再進行處罰。

[7]陳岳琴：《Storm King：美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經典案例》，《世界環境》雜志2006年第6期。

[8] 本案例主要參考資料：（1）《國內第一起以自然物（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作為共同原告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汪勁等北大法學院教授、研究生代表松花江，起訴中石油》，北大法律信息網http://www.tmdps.cn/index.asp，2005年12月18日；（2）趙旻：《松花江污染案對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拷問——由北大師生以自然物作為共同原告提起民事訴訟一事引發的程序法上的思考》，《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9] 北京大學六位師生認為，此舉有益于推進中國司法理念的更新和審判制度的改革，特別是推動正在進行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增加有關公益訴訟的條款，在環境訴訟中引入瀕危動植物等自然物作為當事人，以擴大當事人的范圍和放寬當事人的訴訟資格，構建新的訴訟模式以適應解決人與自然和諧面臨問題的現實需要。為落實黨和國家建立和諧社會的方針、推進制度建設，他們毅然花費了近兩個禮拜的時間準備訴訟文件，并派遣兩位教授自費前往哈爾濱辦理起訴事宜。

作者簡介：蔡守秋，男，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

來源：《生態文明與環境資源法——2009年全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論文集》（2009.8.3~6·昆明）。

第三篇：論環境公益訴訟2

論環境公益訴訟

摘要：環境公益訴訟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與資源不受危害和破壞，更好地保護人類生活、生存環境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訴訟制度，是對傳統訴訟制度的發展，公共信托和環境權理論為其提供支持。現代訴訟機能擴大化理論造就了環境公益訴訟獨特的政策形成機能，給公眾和被管理者提供以司法途徑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權利和機會，并在相當程度上對環保政策的形成和環境立法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通過明確環境公益訴訟的概念、特點及分類、產生的原因和理論基礎，并結合功能、目的與價值，以及對國外環境公益訴訟進行比較研究，提出構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設想。

關鍵詞：環境公益訴訟 公眾參與 預防性

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加劇，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爭議層出不窮。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作為最有強制力、最為公平正義的終局解決方法，是解決環境問題，保護國家、社會和公眾環境權益的最有效途徑，并在現在法治社會中起到越來越突出的作用。1.環境公益訴訟的概念

環境公益訴訟指任何公民、法人、公眾團體或國家機關，為保護和改善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當其認為有損害國家的、社會的公共環境利益的行為發生，已經造成或極有可能造成重大環境損害后果的時，以自己的名義代表國家或不特定的多數人以環境違法行為人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該違法行為人停止環境損害行為及賠償公益損失的訴訟制度。它是在環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全的基礎上，主要著眼于損害環境公益行為的抑制和預防以及增進環境公益行為的生成和鼓勵，而非環境損害的事后賠償性補救。2.環境公益訴訟的特點

環境公益訴訟是現代型訴訟的一種，是在環境公共利益產生糾紛的基礎上形成的訴訟。與傳統的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環境訴訟相比，環境公益訴訟具有以下特點：（1）環境公益訴訟適格主體的擴展。環境公共利益直接關系到人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公益訴訟的提起者包括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無直接利害關系的人。任何組織或個人為了維護國家、社會利益都可把侵害公共環境利益之人推上被告席。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一般是公民個人、團體或其他法律實體，被告基本上是規模化生產的大企業、從事社會公共事業的團體或者從事社會公共事務的政府部門甚至國家機關等，這就造成原被告之間力量關系對比傾向被告一方。同時，由于環境公共利益涉及面很寬，當事人往往集體進行訴訟，形成相當規模的集體訴訟。

（2）環境公益訴訟目的具有公益性。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不是為了個案救濟，而是為了維護環境公共利益，即以實現“保護和改善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為根本目的。具體來說，是為了保護國家環境利益、社會環境利益、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利益，追求社會公正、公平，保障社會可持續發展。

(3)環境公益訴訟請求救濟的內容具有廣泛性。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原告的請求，不僅僅要求被告對所受損害進行簡單的金錢賠償或恢復原狀；還包括要求公共團體、企業組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環境公益損害結果的發生，避免或減輕損害的出現和擴大；甚至要求國家修改、變更有關政策和事業規模，禁止從事損害環境的生產、經營和建設等活動。

（4）訴訟裁判的效力范圍和糾紛所涉及利益關系具有公共性。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當事人間對立的利益關系具有公共性和集合性，因此其涉及的范圍呈現廣域化和規模化的特點。法院的裁判不僅直接約束本案的訴訟當事人，而且對未涉訟的一般公眾也產生影響力、約束力和引導力。

(5)環境公益訴訟具有顯著的預防性，同時兼具補救功能。環境公益訴訟的提起及最終裁決并不要求一定有損害事實發生，只要能根據有關情況合理判斷出可能使社會公益受到侵害，即可提起訴訟，由違法行為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預防功能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就難以恢復原狀，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環境侵害尚未發生或尚未完全發生時就容許公民適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從而阻止環境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失或危害。（6）環境公益訴訟的對象具有多樣性。環境公益訴訟的對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體，也包括國家行政機關。一般的民事主體，如企事業單位和個人，當其行為對環境公共利益構成損害，而環境行政控制無力或不能干預時，即可成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對象。國家行政機關未履行法定職責，構成了對環境公共利益損害的不當行政行為，也是環境公益訴訟的對象。3.環境公益訴訟的分類

（1）環境公益訴訟是一種與原告資格認定相關的訴訟方式和手段，并非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與領域，因此環境公益訴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即被訴的對象是對環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他公共權力機構，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另一類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即被訴對象是公司、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適用民事訴訟程序。

（2）按照環境公益訴訟的對象不同，可把環境公益訴訟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污染者的環境公益訴訟，即指當有污染環境的公害發生時，原告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的旨在迫使環境污染者遵守環境法律或追究其法律責任的訴訟；另一類是對行政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為維護公共環境利益，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的旨在迫使行政機關依照環境法律、法規作出一定行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訴訟。

（3）根據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不同，可將其分為環境公益集團訴訟、環境公益團體訴訟、公眾個人訴訟和國家機關環境公益訴訟。4.環境公益訴訟的產生及歷史發展和產生的理論依據 4.1.環境公益訴訟產生的基本原因

環境公益訴訟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原因。首先，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規模的環境保護運動的蓬勃發展為環境公益訴訟的產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礎。其次，公民環境保護團體的大發展對環境公益訴訟的產生起著巨大的作用，公民環保團體成為推動環境公益訴訟發展的主要社會力量。最后，現代訴訟法的進步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環境公益訴訟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各國法院對原告起訴資格的不斷放寬最具影響力。4.2.環境公益訴訟的歷史發展

美國是第一個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方面邁出步伐的國家，美國最高法院在1937年的電納西電力公司訴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案件中確立“法律權利說”。1970年美國頒布《密執安環境保護法》,該法第2條規定：任何人都享有向法院提起保護環境的訴訟的權利，并減輕經濟困難的原告訴訟費用。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又頒布的《清潔空氣法》，正式確立了“公民訴訟”制度。此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美國逐漸成熟。日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確立了自己的公害審判·環境保護制度，德國及一些歐盟國家，甚至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都開始確立各自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這表明，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實踐的可行性。4.3.環境公益訴訟產生的理論依據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建立在對被害者的環境權、環境管理機關的行政權限與各企、事業單位的經濟活動間的關系進行調整的基礎之上。其相關理論依據有：

（1）公共信托理論。公共信托理論是美國密執安大學學者約瑟夫·薩克斯教授與1970年提出并論證的。在環境法中主要表現為:①受保護的物質客體增多：②受保護的利益增多；③糾正傳統先占原則的偏頗。環境信托理論還提出擴大公民參加環境管理的重要性，但只局限于公民與從事環境管理的行政機關之間的法律關系。

（2）環境權理論。環境權理論主張，一般公民均應享有優良的自然環境且健康安全地生活的權利。該理論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是在東京召開的“公害問題座談會”上發表《東京宣言》提出的。就環境權的內容來說，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公眾的環境知情權、環境決策參與權以及公眾訴權。

（3）適當程序論。享有優良的環境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行政機關或各企、事業單位違反適當程序行使或不行使其權限，導致環境遭到破壞，則公民可以就此活動提起訴訟以保障環境權。5.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與價值分析 5.1.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基本目的

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現代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實現環境法治的客觀需要。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基本目的是：通過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促使司法權為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提供更多的支持；通過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設置為環境公共利益提供司法救濟；通過環境公益司法保護水平的提高，促進環境保護運動發展，并在相當程度上對環境保護政策的形成和環境立法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環境公益訴訟是作為環境法行政執行的必要補充而存在的，它給公眾和被管理者提供以司法途徑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權利和機會，反之，公眾和被管理者可以對公害制造者、環境污染者進行制約和懲戒。5.2.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價值分析

（1）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有利于彌補國家環境行政管理的漏洞。

（2）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一種有效的監督方式，有利于保障環境保護法律真正得以實施。

（3）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4）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具有預防的功能。6.國外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發展經驗

隨著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世界各國陸續建立起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其中，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日本的公害審判·環境保護訴訟制度等為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指導和借鑒。6.1.美國公民訴訟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涉及環境保護的聯邦法律都通過“公民訴訟”條款明文規定公民的訴訟資格。根據“公民訴訟”制度，原則上利害關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對違反法定或主管機關核定的污染防治義務的，包括私人企業、美國政府或其他各級政府機關在內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訴訟；以環保行政機關對非屬其自由裁量范圍的行為或義務的不作為為由，對疏于行使其法定職權，執行其法定義務的環保局長提起行政訴訟。其主要內容有：原告的起訴資格、公民訴訟的限制條件、公民訴訟的救濟措施即發布禁止令、罰金、采取補救措施等。

公民訴訟制度告訴我國:必須修改我國相應訴訟制度以適應環境公益訴訟的要求，要從實體法上確認公民或環境保護團體的環境實體權利，并相對減輕訴訟費用。6.2.日本的公害審判·環境保護訴訟制度

日本的環境公益訴訟所指的主要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其出發點主要在于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和制約。6.3.歐洲一些國家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法國最具特色和最有影響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越權之訴，只要申訴人利益受到行政行為的侵害就可提起越權之訴。意大利有一種叫做團體訴訟的制度，它是被用來保障那些超個人的利益，或者能夠達到范圍很廣的利益的一種特殊制度。

7.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 7.1.構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現實需求

構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是解決現行環境訴訟制度中存在問題的需要，是實現公眾環境權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環境訴訟制度的迫切需要。

（1）解決現行環境訴訟制度中存在問題的需要。其一，受害人無法得到救濟的問題；其二，污染企業或違法行政機關的責任無法得到追究的問題；其三，公有環境破壞和污染的問題；其四，對法律的不信任和自力救濟泛濫的問題。

（2）實現公眾環境權的必然要求。公眾環境權是指公眾在良好、舒適的環境下生活的權利。我國法律沒有明確宣布環境權，只是有涉及環境權益的法律規定。我國實行“不告不理”原則，如果公眾沒有提起訴訟，政府限于某些情況無法進行干涉。

（3）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迫切需要。當前，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國外已普遍建立起來，而在中國尚未建立。從完善訴訟制度的角度考慮，建立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是必要的。從根本上講，一切訴訟無不以對公益的保護為目的，公益訴訟不過是傳統私益訴訟對公益保護的深化。從傳統訴訟法的角度來看，當人們的權益受到非法侵害時，他們就有了提起訴訟予以救濟的權利，而一旦其訴諸法院，得到救濟的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權利，實際上也為維護了公益。7.2.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不足

我國在推行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障礙，主要包括：

（1）現行民事訴訟法的局限。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關于原告資格的規定為:“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環境保護法》第41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個人賠償損失”。這樣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自己的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或者與其他人發生民事權益爭議才能以原告的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排除了其他人或組織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可能性。在環境民事訴訟中，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違法者一般擁有著信息、資金和技術優勢，而原告相對來說處于劣勢地位，不易收集證據，需要對舉證責任倒置進一步明確。

（2）現行行政訴訟法的局限性。《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10條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為：“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法規、規章或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提起的訴訟”。這些規定，限制和排除了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產生和發展，與現實形勢不符。

（3）現行環境資源法的局限性。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公民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有權監督、檢舉和控告····”。法律法規的不具體化使得即使有人提起訴訟，法院也不可能受理、無法受理。

（4）國務院發布的《訴訟費交納辦法》沒有把公益性的訴訟案件明確納入其中，這對大額索賠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起訴和提高律師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積極性來說都是不利的。7.3.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構想

（1）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在環境訴訟中，環境損害的認定需要很強的技術，由于原告不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獲取的信息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他們很難擔負起舉證責任。所以，為了實現原、被告雙方力量的相對均衡，許多國家在環境侵害案件中實行無過錯責任和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規定主要證據由被告提供。在我國，雖然規定了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實行被告舉證制，但又沒有規定舉證的范圍和原告是否還有一定的舉證責任，從而使被告感覺承擔了太重的舉證責任，而原告則忽視了對必要證據的收集。為解決該問題，應明確規定原被告舉證責任負擔的范圍，讓被告對是否排污、能否造成污染、排污與損害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能否依法免責提供證據，讓原告對損害的事實和損失的大小負舉證責任。

（2）給原告設定合理的獎勵。起訴人是為了公共環境利益起訴，必然消耗其時間、精力、金錢，若不給原告一定的獎勵，則沒有提起公益訴訟的激勵機制，可能很多的人不會為了維護公益而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起訴是合理合法有意義的情況下應給原告一定的獎勵，這種獎勵應從對被告的經濟制裁中提取，或由國家或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環境公益訴訟獎勵基金。這樣，一方面是對原告付出的彌補，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勵更多的人維護社會公益。

（3）擴大原告的適格范圍。目前，我國立法中只有與侵權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才可以提起訴訟，有很多的不利后果。根據不告不理的原則，如果受害人無力提起訴訟，加害人就很有可能逃避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就無法體現，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而且由于環境侵權的特殊性，環境侵害往往是間接的侵害，若按照傳統的侵權理論，則根本無力保護環境。因此，迫切要求重構侵權理論，擴大原告主體的范圍，不僅包括直接受害人，還包括社會一般公眾、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因為環境是一種公共物品，任何公民都是環境的享有者和保護者。一旦發生了環境污染，每個公民的健康權、財產權和享受優良環境的權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脅。訴訟主體的擴大，不僅有利于對污染者實行監督，而且有利于對于一些行政執法機關的違法行為或行政不作為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因此，要建構環境侵權公益訴訟制度，首先得擴大主體的適格范圍，賦予一切單位和個人以訴權。

（4)訴訟費用預付方式的改進。由于環境訴訟費用非常的高，大多被害者經濟能力微，不能支付，權利得不到保障。為此，許多國家訴訟法對訴訟費用預付方式進行改進，如美國為了減輕公眾因提起公民訴訟而承擔的費用，鼓勵公眾運用公民訴訟。

（5)對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判決后由法院直接執行。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具有特殊性，出于對國家環境利益和社會公共環境利益的保護，法院應對生效的裁判文書直接執行，而不應由勝訴原告來申請強制執行。

（6）被訴對象范圍的擴大。為了更有效地保護好環境，各國法律在放寬環境訴訟起訴資格的同時，也擴大了被訴對象的范圍。如美國《清潔空氣法》中規定：任何人均可以自己的名義對任何人（包括美國政府、政府機關、公司和個人等）就該法規定的事項提起訴訟。即美國《清潔空氣法》將美國政府、政府機關以及環境保護局局長等均列入被訴對象的范圍。

結論

環境公益訴訟是解決環境問題，保護國家、社會和公眾環境權益的最有效途徑，并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具有預防性和事后補救功能的環境公益訴訟是一種發展潛力極大的制度。在我國，要不斷地對環境公益訴訟進行改善，擴大原告的適格范圍，合理分配舉證責任，通過立法的不斷完善來實現環境公益訴訟，為人類健康的生活鑄造一道城墻。

參考文獻

[1]王樹義.環境法系列專題研究.科學出版社.www.tmdps.cn.2006ISBN7-03-017792-4 [2]汪勁.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http://www.tmdps.cn.2007ISBN978-7-03-018988-2

第四篇：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摘要】隨著社會和經濟的日益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型侵權訴訟，它侵犯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社會的公眾利益，而目前相關的法律法規又不能對這些侵犯社會公眾利益的侵權行為給予相應的制裁，這就使得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本文從環境公益訴訟的理論制度研究入手，分別對目前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程序、賠償方式等加以分析，旨在完善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關鍵詞】公益訴訟；環境責任保險

【正文】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缺失，對于環境污染和破壞生態資源的行為基本上是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制裁。而傳統的行政制裁又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和處罰的軟弱性，而使得其懲罰效果不盡人意。因此,突破傳統的訴訟法體制，加強環境公益訴訟的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才能為維護環境公益提供強有力的程序保障。

一、環境公益訴訟概述

公益訴訟制度起源于羅馬時期，現代意義的公益訴訟是以訴訟標的為基準命名的一種訴訟形式。公益訴訟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和相關的社會團體、組織、公民個人，根據法律，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尋求司法救濟。而環境公益訴訟則是公益訴訟所包含的眾多方面訴訟中的一種，它是指由于行政機關或其他公共權力機構、公司、企業或其他組織及個人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的可能時，法律允許任何公民、社會團體、國家機關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向國家司法機關提起訴訟的制度，它是公眾環境權益受到侵害是的法律救濟途徑之一。從國內外的實踐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可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公眾的環境權利，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二、環境公益訴訟的種類

在現實生活中,對于環境公益的侵害不是僅限于某一種類型，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都可能發生，根據提起訴訟的原告身份，可以將公益訴訟分為普通環境公益訴訟和環境公訴兩大類型，表現為五種具體形式

（一）環境公益訴

環境公益訴訟即公民或者法人，出于保護公益的目的，針對損害公共環境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的環境公益之訴。就原告身份和訴訟目的而言，它表現出私人為公益的顯著特點 環境公益訴訟包括民事和行政兩種形式：

1．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在具有相應制度設計與制度實踐的國家具有不同的稱謂,但本質上均屬于環境公益訴訟之范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是指為直接維護環境公益,任何公民或團體依法對侵害環境公益者提起訴訟,要求人民法院對環境公益予以救濟的法律制度。

2．環境行政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是相對于私益訴訟而言的，是指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規賦予訴權的情況下，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行政訴訟的一種訴訟類型。

（二）環境公訴

環境公訴，指作為國家公訴人的檢察機關，為了保護公共環境利益，以原告身份，通過公訴的形式，以制止和制裁環境公益的侵害行為為目的，向法院提起的訴訟。就原告身份和訴訟目的而言，它表現出公權為公益的顯著特點。環境公訴，其實包括環境刑事公訴、環境民事公訴和環境行政公訴三種形 1．環境刑事公訴。即檢察院以制裁環境犯罪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為目的的訴訟。這是最常見的環境公訴

2．環境民事公訴。它是指在公民或者法人的民事經濟行為，污染了環境或者破壞了生態．因而侵害公共環境利益的情形下，檢察院為了維護環境公益，以國家公訴人身份實施干預，請求法院制止和制裁環境侵害行為的訴訟。

3．環境行政公訴。它是指檢察院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危害公共環境利益，向法院提起的司法審查之訴。

三、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基礎

（一）法律基礎

我國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第十九條規定“完善對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機制，研究建立環境民事和行政公訴制度”。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上述法律法規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政策都為我們構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了立法依據。

（二）法理基礎

環境公益訴訟產生的法理依據為公民的環境權。公民的環境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是人們利益和需要的自發反映，它作為基本人權已為《人權宣言》所確立，作為私權，它應該是可訴的和可強制執行的權利。而要實現這可訴性與可強制執行性就要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與之相適應，使得公民的環境權能通過訴訟的方式，更好的請求審判權的支持而實現。從而達到“主持社會正義與公平，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這一最終目的。

（三）實踐基礎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出現了很多新型的需要保護的權利，而相關的法律法規對此并沒有做出相應的規定，這就需要在實踐中積累經驗來應對此類問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實踐往往是推動立法的先行者。我國學術界在研究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同時，司法界已經進行了有益的實踐。例如，2008年12月9日，廣州海事法院對廣州市珠海區人民檢察院提起的廣東首例水資源污染公益訴訟案作出了一審判決。類似案例近年來在全國各地法院頻頻出現，人民法院已向社會敞開了環境保護公益訴訟之門。

四、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之不足

（一）缺乏法律支

我國尚沒有專門的公民環境訴訟制度,只在《環境保護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有原則性的規定。嚴格地說,這些規定雖然有肯定公民訴訟的意思,但屬于原則性規定,過于籠統對諸如訴訟的主體資格、受案范圍、舉證責任等問題缺乏科學詳盡的界定,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在實踐中也不可能根據這一條規定提起公民訴訟。相比之下，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等聯邦環境法律關于公民起訴權和司法審查的規定加上《聯邦行政程序法》的有關規定為公民或公民團體的環境訴訟予以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此外，密執安等州以專門的“環境權法”賦予公民保護公共環境權益的訴訟權。所有這些判例法和成文法構成了美國關于公民環境訴訟的法律依據,使之成為一項獨特、完備而又嚴密的法律制度 [1]。

二）原告資格受限

依法成立的以環保為宗旨的環保公益團體，有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這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核心。這種制度特別適合于受害人不確定、環境權屬關系不明確、受害人眾多而又難以確定代表人、或者受害人眾多但確實缺乏應有訴訟能力等特殊情況。現實生活中，許多情形下，個人面對污染破壞環境的公司法人或者組織，常常不知、不能、不敢提起訴訟。淮河干流多次重大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都存在受害人眾多但難以確定原告的情形。

（三）訴訟范圍狹窄

在一般的侵權訴訟中，受到違法行為侵害的往往是特定人的合法權益，而且這種侵害通常已經發生，損害已既成事實，而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違法行為侵犯的對象是公共利益，對普通民眾往往只有不利影響，而無直接利益上的損害。而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提起訴訟的原告必須與案件有直接的厲害關系，這就大大限制了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不利于公眾積極的參與到環境保護的隊伍中來。

（四）法院和法官的角色定位

由于公益訴訟的法律法規的缺失，導致在現實中法官遇到這類案件必須有很強的專業能力才能使案件的處理更接近公正。當法官在每個具體的公益訴訟案件中都致力于最大限度的維護公益時,即會導致司法更少保守性、更多創新性。而公益訴訟本身存在的創造性司法,與司法自身的保守性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矛盾和沖突，這對于公益訴訟的勝訴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五、建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設想

環境公益訴訟是一類與傳統訴訟具有本質差別的新型訴訟制度，對于它的建構，我們應當放棄以往思考模式，全面客觀地看待環境的生態價值，以實現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為理念，借鑒國外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做法，在涉及維護公共利益的立法中，對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加以明確規定。

（一）建立環境公益訴訟程序

目前我國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還很不健全，尤其是程序的缺失很難保證公共利益得到法律的保護，因此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的程序迫在眉睫。一方面，應當修改我國環境保護法明，通過修改環境保護法，在實體法上確立“公眾環境權”，賦予一切單位和個人有權針對侵害“公眾環境權”的侵權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另一方面，我們建議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分別增加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程序，切實做到有法可依。

（二）拓寬原告資格

法律應該規定任何公民、法人或者社會組織等，在違法行為人行使違法行為時，自己的直接利益雖沒有遭受損失，但在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嚴重損害時，不應苛求起訴人必須于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而應將原告范圍擴及于任何組織和個人，并享有要求有關機關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保護的權利。換言之，只要發生了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事實或存在公共利益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可能性，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共同主體的一份子，任何個人、社會組織及特定國家機關都有權提起訴訟。這樣通過對原告起訴資格的放寬，擴大了公益訴訟的訴訟主體，從而提高公民環境訴訟的活躍程度。

（三）擴大公益訴訟的范圍

對公益的損害，既有一般民事主體的行為，也有行政機關的行為，根據環境公益訴訟中被訴行為是私人的民事行為還是政府的行政行為，分別確立采取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但針對被訴的行政行為，我國目前僅僅是界定為具體行政行為，而像開發計劃、規劃、政策等抽象行政行為，有時對環境也會造成眼中的危害，所以在環境公益訴訟中，我們應放寬訴訟范圍，不僅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訴訟，對抽象行政行為也應能進行訴訟，從切實保障相對人和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出發，未雨綢繆，在違法抽象行政行為實施前，通過司法審查的手段，組織其實施是十分必要的

（四）建立專門的環境審判庭

環境案件是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類型案件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具有專業性強、影響面廣、取證困難、類型新穎等特點。因此，應當將環境案件從其他的案件中區分出來，成立環境案件審判庭，同時根據建立環境審判庭的需要，人民法院應當選拔一支專業水平和整體素質較高的辦案人員，開展環保專業知識培訓，保證環保案件處理的正確性和合理性。如目前貴陽市、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都設有專門的環境審判庭來確保環境訴訟案件的公正解決。

（五）改革訴訟費用的收取制度，建立原告勝訴獎勵機制

目前我國實行訴訟費用由原告預付，判決生效后，由敗訴方承擔的制度，在普通訴訟中，當事人認為保護私利，交納訴訟費用是理所當然的，而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勝訴后的受益人不僅僅限于本人，而是不特定的多數人甚至可能是整個社會，如果所有的訴訟費用都讓原告承擔，顯然違背公平的原則，因此應該分擔訴訟費用的承擔，減輕原告的經濟負擔，提高其對公益訴訟的認識。另外，如果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是公民或社會組織，可以在原告勝訴后，給予適當的獎勵。因為原告的目的并非為了私人利益，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訴訟過程中，原告還要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訴訟費用，以及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對于原告的這種行為，國家有必要在其勝訴后給予適當的獎勵。給予勝訴原告適當的獎勵，一方面作為一種彌補原告經濟損失的方式，是對原告付出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勵更多的人去監督違法行為，鼓舞更多的公民積極參加到環境公益訴訟中來，推動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

（六）建立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

環境責任保險最早出現于1960年代，它隨著環境污染事故的大量出現和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應運而生。環境責任險強大的分散和轉嫁風險功能，深受污染企業和污染事故受害者的青睞。眾所周知，環境污

[2]。染發生后，企業面臨的往往是巨額的經濟賠償，而鮮有企業能真正的有這種支付巨額賠償的能力，因此就需要一種替代性的賠償機制，對社會來承擔一種公共利益的賠償責任和對受害人承擔的私益賠償責任，環境侵權責任保險應運而生。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以企業發生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承擔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國際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有不同方式。德國、瑞典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方面，強制實行環境損害責任保險，要求其國內所有工商企業都要投環境責任險。英國、法國采取自愿保險為主，強制保險為輔，在油污損害賠償等方面采取強制責任保險制度。2007年國家環保部發布了《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在我國首次提出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這對加大我國環境保護力度，維護社會、單位和公民合法權益，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六、結語

在環境糾紛越來越多的今天，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具重要現實意義。一方面它能解決行政權利保護環境公益的不足，緩解環境問題，使得公民能通過訴訟的途徑來保護環境，維護公民的環境權；另一方面，它能使我們對于環境的保護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達到預防犯罪、處罰犯罪的目的；第三，通過環境公益訴訟，能提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與切實可行性，從而切實保護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實現代際間的公平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勢在必行。

【作者簡介】

王寧，女，昆明理工大學主要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碩士研究生。

【注釋】

【參考文獻】

[1]張明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芻議.法學論壇.2002年第6期.[2]金瑞林.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96;204-210.[3]張旭東.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法律制度研究[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2007，（1）.[4]唐秋玲.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之構建[J].株洲工學院學報，2005（5）.

第五篇：環境公益訴訟案例

環境公益訴訟案例

判決書：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訴寧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

公益訴訟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6年12月2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環境污染公益訴訟/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裁判要點

1.社會組織的章程雖未載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內容屬于保護環境要素及生態系統的，應認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四條關于“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范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

2.《解釋》第四條規定的“環境保護公益活動”，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也包括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有利于完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環境治理能力、促進全社會形成環境保護廣泛共識的活動。

3.社會組織起訴的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對應關系，或者與其所保護的環境要素及生態系統具有一定聯系的，應認定符合《解釋》第四條關于“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的規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58條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13日，中國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發會）向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寧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泰公司）在生產過程中違規將超標廢水直接排入蒸發池，造成騰格里沙漠嚴重污染，截至起訴時仍然沒有整改完畢。請求判令瑞泰公司：

（一）停止非法污染環境行為；

（二）對造成環境污染的危險予以消除；

（三）恢復生態環境或者成立沙漠環境修復專項基金并委托具有資質的第三方進行修復；

（四）針對第二項和第三項訴訟請求，由法院組織原告、技術專家、法律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同驗收；

（五）賠償環境修復前生態功能損失；

（六）在全國性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等。

綠發會向法院提交了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顯示綠發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法人。綠發會提交的2010至2014檢查證明材料，顯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訴訟前五年年檢合格。綠發會亦提交了五年內未因從事業務活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無違法記錄聲明。此外，綠發會章程規定，其宗旨為“廣泛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事業，保護國家戰略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在案件的一審、二審及再審期間，綠發會向法院提交了其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實際從事包括舉辦環境保護研討會、組織生態考察、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等活動的相關證據材料。

裁判結果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衛民公立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綠發會不能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為由，裁定對綠發會的起訴不予受理。綠發會不服，向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該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寧民公立終字第6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綠發會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377號民事裁定，裁定提審本案；并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47號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系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綠發會應否認定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明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

（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解釋》第四條進一步明確了對于社會組織“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判斷標準，即“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范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可以認定為《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社會組織提起的訴訟所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應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有關本案綠發會是否可以作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提起本案訴訟，應重點從其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是否實際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以及所維護的環境公共利益是否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等三個方面進行審查。

一、關于綠發會章程規定的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問題。社會公眾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適、優美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利益，表現形式多樣。對于社會組織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應根據其內涵而非簡單依據文字表述作出判斷。社會組織章程即使未寫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內容屬于保護各種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范疇，包括對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環境 要素及其生態系統的保護，均可以認定為宗旨和業務范圍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

我國1992年簽署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出，生物多樣性是指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包括物種內部、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環境保護法》第三十條規定，“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合理開發，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安全，依法制定有關生態保護和恢復治理方案并予以實施。引進外來物種以及研究、開發和利用生物技術，應當采取措施，防止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可見，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亦屬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綠發會章程中明確規定，其宗旨為“廣泛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事業，保護國家戰略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符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環境保護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要求。同時，“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等內容契合綠色發展理念，亦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屬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范疇。故應認定綠發會的宗旨和業務范圍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內容。

二、關于綠發會是否實際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問題。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不僅包括植樹造林、瀕危物種保護、節能減排、環境修復等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還包括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宣傳教育、研究培訓、學術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訴訟等有利于完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環境治理能力，促進全社會形成環境保護廣泛共識的活動。綠發會在本案一審、二審及再審期間提交的歷史沿革、公益活動照片、環境公益訴訟立案受理通知書等相關證據材料，雖未經質證，但在立案審查階段，足以顯示綠發會自1985年成立以來長期實際從事包括舉辦環境保護研討會、組織生態考察、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等環境保護活動，符合《環境保護法》和《解釋》的規定。同時，上述證據亦證明綠發會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時間已滿五年，符合《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關于社會組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應五年以上的規定。

三、關于本案所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與綠發會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具有關聯性的問題。依據《解釋》第四條的規定，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涉及的環境公共利益，應與社會組織的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一定關聯。此項規定旨在促使社會組織所起訴的環境公共利益保護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對應或者關聯關系，以保證社會組織具有相應的訴訟能力。因此，即使社會組織起訴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不具有對應關系，但若與其所保護的環境要素或者生態系統具有一定的聯系，亦應基于關聯性標準確認其主體資格。本案環境公益訴訟系針對騰格里沙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復雜而脆弱的沙漠生態系統，更加需要人類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護。綠發會起訴認為瑞泰公司將超標廢水排入蒸發池，嚴重破壞了騰格里沙漠本已脆弱的生態系統，所涉及的環境公共利益之維護屬于綠發會宗旨和業務范圍。

此外，綠發會提交的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顯示，綠發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法人。綠發會提交的2010至2014檢查證明材料，顯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訴訟前五年年檢合格。綠發會還按照《解釋》第五條的規定提交了其五年內未因從事業務活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無違法記錄聲明。據此，綠發會亦符合《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解釋》第 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對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社會組織的其他要求，具備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劉小飛、吳凱敏、葉陽）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訴寧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

公益訴訟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6年12月2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環境污染公益訴訟/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裁判要點

1.社會組織的章程雖未載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內容屬于保護環境要素及生態系統的，應認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四條關于“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范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

2.《解釋》第四條規定的“環境保護公益活動”，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也包括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有利于完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環境治理能力、促進全社會形成環境保護廣泛共識的活動。

3.社會組織起訴的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對應關系，或者與其所保護的環境要素及生態系統具有一定聯系的，應認定符合《解釋》第四條關于“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的規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58條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13日，中國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發會）向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寧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泰公司）在生產過程中違規將超標廢水直接排入蒸發池，造成騰格里沙漠嚴重污染，截至起訴時仍然沒有整改完畢。請求判令瑞泰公司：

（一）停止非法污染環境行為；

（二）對造成環境污染的危險予以消除；

（三）恢復生態環境或者成立沙漠環境修復專項基金并委托具有資質的第三方進行修復；

（四）針對第二項和第三項訴訟請求，由法院組織原告、技術專家、法律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同驗收；

（五）賠償環境修復前生態功能損失；

（六）在全國性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等。

綠發會向法院提交了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顯示綠發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法人。綠發會提交的2010至2014檢查證明材料，顯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訴訟前五年年檢合格。綠發會亦提交了五年內未因從事業務活 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無違法記錄聲明。此外，綠發會章程規定，其宗旨為“廣泛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事業，保護國家戰略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在案件的一審、二審及再審期間，綠發會向法院提交了其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實際從事包括舉辦環境保護研討會、組織生態考察、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等活動的相關證據材料。

裁判結果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衛民公立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綠發會不能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為由，裁定對綠發會的起訴不予受理。綠發會不服，向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該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寧民公立終字第6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綠發會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377號民事裁定，裁定提審本案；并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47號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系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綠發會應否認定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明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

（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解釋》第四條進一步明確了對于社會組織“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判斷標準，即“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范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可以認定為《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社會組織提起的訴訟所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應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有關本案綠發會是否可以作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提起本案訴訟，應重點從其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是否實際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以及所維護的環境公共利益是否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關聯性等三個方面進行審查。

一、關于綠發會章程規定的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問題。社會公眾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適、優美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利益，表現形式多樣。對于社會組織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應根據其內涵而非簡單依據文字表述作出判斷。社會組織章程即使未寫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內容屬于保護各種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范疇，包括對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環境 要素及其生態系統的保護，均可以認定為宗旨和業務范圍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

我國1992年簽署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出，生物多樣性是指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包括物種內部、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環境保護法》第三十條規定，“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合理開發，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安全，依法制定有關生態保護和恢復治理方案并予以實施。引進外來物種以及研究、開發和利用生物技術，應當采取措施，防止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可見，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亦屬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綠發會章程中明確規定，其宗旨為“廣泛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事業，保護國家戰略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符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環境保護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要求。同時，“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等內容契合綠色發展理念，亦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屬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范疇。故應認定綠發會的宗旨和業務范圍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內容。

二、關于綠發會是否實際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問題。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不僅包括植樹造林、瀕危物種保護、節能減排、環境修復等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還包括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宣傳教育、研究培訓、學術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訴訟等有利于完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環境治理能力，促進全社會形成環境保護廣泛共識的活動。綠發會在本案一審、二審及再審期間提交的歷史沿革、公益活動照片、環境公益訴訟立案受理通知書等相關證據材料，雖未經質證，但在立案審查階段，足以顯示綠發會自1985年成立以來長期實際從事包括舉辦環境保護研討會、組織生態考察、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等環境保護活動，符合《環境保護法》和《解釋》的規定。同時，上述證據亦證明綠發會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時間已滿五年，符合《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關于社會組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應五年以上的規定。

三、關于本案所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與綠發會宗旨和業務范圍是否具有關聯性的問題。依據《解釋》第四條的規定，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涉及的環境公共利益，應與社會組織的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一定關聯。此項規定旨在促使社會組織所起訴的環境公共利益保護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具有對應或者關聯關系，以保證社會組織具有相應的訴訟能力。因此，即使社會組織起訴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范圍不具有對應關系，但若與其所保護的環境要素或者生態系統具有一定的聯系，亦應基于關聯性標準確認其主體資格。本案環境公益訴訟系針對騰格里沙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復雜而脆弱的沙漠生態系統，更加需要人類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護。綠發會起訴認為瑞泰公司將超標廢水排入蒸發池，嚴重破壞了騰格里沙漠本已脆弱的生態系統，所涉及的環境公共利益之維護屬于綠發會宗旨和業務范圍。

此外，綠發會提交的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顯示，綠發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法人。綠發會提交的2010至2014檢查證明材料，顯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訴訟前五年年檢合格。綠發會還按照《解釋》第五條的規定提交了其五年內未因從事業務活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無違法記錄聲明。據此，綠發會亦符合《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解釋》第 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對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社會組織的其他要求，具備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劉小飛、吳凱敏、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