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審不能規避“上訴不加刑”[推薦]

癱瘓在床的河北省高陽縣農民董克強沒有想到，兒子董亞洲負氣出走后竟會卷入到搶劫團伙，并因此于2000年8月6日被捕入獄，隨后判了死緩。董克強以兒子被捕時并未滿18周歲為由提起上訴，二審發回重審。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3月2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重新開庭審判，判決董亞洲死刑。(《中國青年報》5月14日)

死緩相對于死刑，盡管不是一種獨立的刑種，只是死刑暫緩執行的一種方式。但是，被判處死緩與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命運是不可同日而語，被判處死緩的罪犯只要在二年考驗期沒有故意犯罪就可減為無期徒刑。然而，河北省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檢察機關并沒有抗訴，僅僅是被告人以被捕時未滿18周歲提起上訴，就在二審發回重審時，將對董亞洲的死緩判決改為死刑，這是對被告人上訴權的粗暴侵犯，也是有違刑事訴訟中“上訴不加刑”的原則。

“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它是指二審人民法院審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近親屬提出上訴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上訴不加刑”對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訴權極為重要，它使被告人在行使上訴權時，不會顧忌二審會加重對自己的刑罰而放棄上訴，從而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權利和使二審糾錯的功能得以充分實現。

然而，本案中，原審法院僅僅在被告人上訴的情形下，便在重審中加重了對被告人的刑罰，而且是關系到直接剝奪其生命權的刑罰--死刑立即執行，實在讓人無法想像。

司法的尷尬源于立法的疏漏。為防止二審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規避“上訴不加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五十七條專門規定了，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但判處的刑罰畸輕，或者應當適用附加刑而沒有適用的案件，不得撤銷第一審判決，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或者適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發回第一審人民法院重新審理。但是，對于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案件發回重審能否加重刑罰，《若干問題的解釋》并沒有規定，說明最高法院對此種情形下加重刑罰是默許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分有時并不那么清楚，二審法院對于適用法律不當以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從而規避“上訴不加刑”的事情在司法實踐中并不是不可能發生。其次，即使是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重審法院加重被告人的刑罰也缺乏正當性，因為檢察機關才是公訴的提起者，對于原審的判決不公只有檢察機關的抗訴才能加重改判，法院本身不能越俎代皰自作主張改變自身的判決。否則，不僅造成職能的混淆和判決權威的喪失，而且使被告人顧忌重重，不敢放心大膽地行使上訴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再審案件開庭審理程序的具體規定》的第八條也規定，除人民檢察院抗訴的以外，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原審上訴人）的刑罰。其中所蘊涵的原理如出一轍。

從本案的審理，我們更應看到我們的司法機關應該如何正確看待被告人行使正當的訴訟權利和理解法律條文中蘊涵的精神。如果把被告人行使正當訴訟權利看作是對司法機關的抗拒，如果拋棄法律的精神來理解法律條文，那我們的社會與法治將相距越來越遠。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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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司如何規避不簽勞動合同的法律風險

在實踐當中，勞動者可能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不愿與企業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那么根據《勞動合同法》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的規定，企業在勞動者拒簽（或期滿拒絕續簽）勞動合同時可能會面臨怎樣的法律風險，又如何規避這些法律風險呢？

從《勞動合同法》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的現有規定看，在不同的情況下，企業有著不同的義務，如果企業未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則面臨著不同的風險：、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

（1）企業有書面通知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義務，也就是說口頭通知是不行的。

（2）在企業已書面通知的情況下，勞動者拒簽書面勞動合同的，企業有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的義務。此時，無需支付經濟補償，但應按實際工作時間支付報酬。

在此種情況下，勞動者拒簽書面勞動合同的，企業有不雇傭勞動者的義務和權利，且不承擔任何懲罰性的責任，但應支付報酬。（注意：企業在此種情形下，只能不雇傭勞動者，這不僅是權利，更是一種義務，否則即要承擔帶有懲罰性的責任。）

風險： 對于企業來說，此時還不會發生經濟上的損失。、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基于上一種情形，如果勞動者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不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企業也沒有行使終止勞動關系的權利的，法律即視為企業未履行自身的義務，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并與勞動者補訂書面勞動合同。勞動者仍然不與企業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企業在此時仍然有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的權利和義務，但應按規定支付經濟補償。

風險： 兩倍的工資及經濟補償金。、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此時，企業已經沒有了終止勞動關系的權利義務，法律視為企業已經與勞動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同時還要支付“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個月的次日至滿一年的前一日”期間兩倍的工資，并補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風險： 兩倍的工資，并補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應對措施：、企業在勞動者拒絕簽訂勞動合同時，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否則就可能會面臨支付雙倍工資、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風險。、從證據的角度來說，企業一定要保留已經履行書面通知義務的相應證據，并作為人事檔案資料存檔。否則，一旦發生勞動爭議，在舉證不能的情況下就可能陷入不利的局面，可謂有苦難言。

在此，同時也善意地提醒勞動者，最好與企業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切不可因為法律有了雙倍工資的規定，就覺得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對自己更有利。事實上，在此種情況下，申請勞動仲裁時勞動者要承擔與企業存在勞動關系和勞動報酬標準等證明責任，一旦舉證不能，一樣不能達到目的，而且更不利于自身在行業內的聲譽，不利于事業的長遠發展。

附：相關法律規定的條文

《勞動合同法》：

第八十二條：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

第五條：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經用人單位書面通知后，勞動者不與用人單位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無需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但是應當依法向勞動者支付其實際工作時間的勞動報酬。

第六條：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并與勞動者補訂書面勞動合同；勞動者不與用人單位訂立

書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并依照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支付經濟補償。

前款規定的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工資的起算時間為用工之日起滿一個月的次日，截止時間為補訂書面勞動合同的前一日。

第七條：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個月的次日至滿一年的前一日應當依照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并視為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的當日已經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應當立即與勞動者補訂書面勞動合同。

第三篇：人性化管理不能只說不練

人性化管理不能只說不練

所謂人性化管理，就是一種在整個企業管理過程中充分注意人性要素，以充分挖掘人的潛能為己任的管理模式。其具體內容可以包含很多要素，如對人的尊重，充分的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給人提供各種成長與發展機會，注重企業與個人的雙贏戰略，制訂員工的生涯規劃等等。人性化管理是將人性學理論應用于管理，按照人性基本屬性（基本屬性的三個重要方面：在生理層面，人類總是要求擁有快樂而不是承受痛苦；在心理層面，人類總是要求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貶抑；在心靈層面，人類總是希望有所成就而不是虛度人生）進行管理的管理哲學。

以上算得上是比較標準或權威的定義，據此我們可以肯定人性化管理確實是一個有價值的好理念，值得企業管理者多學習，多實踐。

可是，在落實人性化管理的時候，絕大多數企業往往停留在一些永遠正確的說辭上，而在實踐中少有有效的辦法和具體的行動。好一點的企業可能著眼于人事制度的構建上，并輔之以一些形式上的人性化管理實踐，以為這就是人性化管理的全部。比如，某企業在總結人性化管理的時候，是這樣敘述的。首先，追求員工人格上的平等，一般員工和管理者同在一個食堂吃飯等；其次，創造寬松、自由和開放的工作氛圍，對著裝不做要求等；第三，對員工提供各種個人保障福利，對生病員工進行慰問探視等；第四，完善的個人發展計劃，對員工進行培訓與晉升等......在筆者看來，絕大多數企業在人性化管理方面要么掛羊頭賣狗肉，說一套，做一套；要么只做些表面文章，涉及到本質與細節的時候就顯得無所作為。在某總裁班上，60多位制造型企業高管被筆者問到是否崇尚以人為本，是否愿意實施人性化管理的時候，回答是一致肯定的。接下來被問到在工人廁所里有沒有廁紙的時候，只有寥寥三五人給出了肯定的問答，而多數人都尷尬地笑了，說明沒有。筆者再問，公司員工犯了錯誤怎么處理？他們中的大多數表示會依據錯誤的嚴重程度予以相應處分或處罰，同時張榜公布犯錯員工和處分結論，以警示其他員工。如果需要，類似的提問還可以繼續下去，并以大家的回答作為評價人性化管理水平高低的客觀標準。

第四篇：央產房不能上市,賣方能否因此不履行合同

央產房出售上市糾紛

房地產律師靳雙權作為從業十余年的資深房地產律師辦理了大量房地產糾紛案件，積累了大量辦理房地產案件的經驗，現在房地產律師靳雙權將這些案件改編為房地產糾紛案例，如果和你正在經歷的糾紛相似，希望可以幫助到你，本案件是一起央產房上市糾紛案件，現在我把這個案子改編為案例的形式，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為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安全，本文當事人全部使用化名）

一、基本案情

涉案房屋系張萌、楊鋼共同共有，產權登記時間為2010年11月5日，房屋性質為房改房（成本價）。

2012年3月17日，牛芳（王凌之前妻，買受人）與張萌、楊鋼之代理人李京（出賣人）在久恒公司居間服務下簽訂《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補充協議》、《買賣定金協議書》。《房屋買賣合同》約定：出賣人將位于昌平區的1307室房屋出賣給牛芳，房屋性質為已購公有住房（若為中央在京單位已購公有住房，《中央在京單位已購公房上市出售登記表》），共作價156萬元，雙方簽訂本合同時買受人支付定金2萬元，首付款為100萬元。張萌、楊鋼對李京上述代理行為予以認可。

次日，王凌（丁方）與張萌、楊鋼（甲方）、牛芳（乙方）及久恒公司（丙方）簽訂變更協議書，乙方將上述合同的權利義務全部轉讓丁方，丁方同意受讓前述合同項下的全部權利義務；各方一致認可上述合同的變更并按照變更后的合同繼續履行。

后，王凌與張萌、楊鋼于2012年3月25日辦理網簽。雙方均未在網簽合同落款處簽字或蓋章。

另查，涉案房屋沒有建立《中央在京單位職工住房檔案》。張萌名下1307室房屋已經建立《中央在京單位職工住房檔案》，該房屋性質為已購成本價房。

二、法院審理

張萌、楊鋼主張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理由為雙方所簽合同構成陰陽合同，存在避稅行為。雙方于2012年3月17日簽訂合同時，王凌與牛芳系夫妻關系，名下已有一套住房，牛芳簽訂的合同屬于限購政策中的第二套住房，首付約定低于限購要求，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王凌主張合同有效，稱牛芳與張萌、楊鋼簽訂合同時，王凌與牛芳雖系夫妻關系，且有一套住房登記在牛芳名下，但隨后王凌與牛芳離婚，其無住房；王凌與張萌、楊鋼約定合同價款為156萬元，100萬元符合首付款不低于60%的限購條件。王凌為房屋購買人，符合購買條件，己為建委批準。

張萌、楊鋼還表示因原產權單位不同意涉案房屋上市交易，雙方買賣合同無法繼續履行。張萌、楊鋼向法院出示《證明》、《房屋買賣契約》。《證明》載明涉案房屋是楊鋼之父楊遠生前所在單位為照顧其家人分的福利房，只能售與單位職工并簽訂了《房屋買賣契約》。契約顯示該房屋不能改變住房用途或贈與他人。王凌出具公證書證明楊遠所在單位表明涉案房屋可以出售，單位只是按北京市房屋出售指導價優先購回。張萌、楊鋼認為該公證書與學校開具的證明相矛盾。王凌還提供了對話錄音，欲證明張萌、楊鋼存在違約行為，并主張房屋買賣出現問題是因張萌、楊鋼涉及房屋面積超標處理的問題。張萌、楊鋼表示錄音經過剪輯，非法錄音不能作為證據。

涉案房屋原產權單位認為雙方證據都是真實的，但是表示涉案房屋屬于對楊遠的特殊照顧，不屬于可出售房屋的范圍。

經查，王凌曾在2012年上訴至法院要求張萌、楊剛履行合同，但是法院判決解除房屋買賣合同。二審判決維持了這一判決。

后法院赴涉案房屋原產權單位調查取證及張萌、楊鋼向法院提交證據情況，該單位表示，職工售房一般都被允許了，所以無論法院如何判決都予以認可或尊重。

三、法院判決 一審判決：

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張萌、楊鋼繼續履行與王凌簽訂的《北京市存量房屋買賣合同》，王凌支付張萌、楊鋼房屋尾款，張萌、楊鋼協助王凌辦理1307室房屋過戶手續，將該房屋過戶至王凌名下。

二審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再審

維持一審判決。

四、律師點評 房產律師靳雙權點評 房產律師靳雙權點評：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四十四條、第七十九條之規定： 張萌、楊鋼與牛芳、王凌訂立的房屋買賣合同等文件對買賣涉案房屋，及涉案房屋買受人權利義務由牛芳概括轉移給王凌達成一致意見。上述行為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應屬有效。張萌、楊鋼雖主張雙方買賣合同存在逃避納稅義務、王凌存在違反北京市房屋限購政策的情形，但是是否存在逃避納稅義務并不是合同無效的理由，同時根據《合同法》規定，合同無效是應當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而北京市房屋限購政策本身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即使違反也不能直接認定合同無效，因此本案中涉案房屋的買賣合同應屬合法有效。

雖然涉案房屋由原產權單位分配給楊遠家屬，但楊遠通過成本價購買已取得房屋產權，張萌、楊鋼又通過繼承過戶至自己名下，產權單位對此并未提出異議。其次，涉案房屋雖為中央在京單位已購公有住房，上市交易需履行特別手續，但并非禁止交易的類型。再次，楊志遠購房時與產權單位的約定不能對抗物權的公示公信效力，王凌有理由相信該房屋不存在不能交易的情形。

關于買賣合同能否繼續履行問題。靳律師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涉案房屋作為央產房，張萌、楊鋼作為出賣人有義務辦理上市備案手續。張萌、楊鋼將涉案房屋交由中介出賣，并不受楊志遠與學校購房時所謂特殊約定的限制。學校對本案涉案房屋并不享有優先回購權。該涉案房屋屬于對社會上市的范疇。因此，張萌、楊鋼以學校不同意涉案房屋上市自行交易為由拒絕履行雙方的買賣合同，于法無據。因此王凌要求張萌、楊鋼繼續履行買賣合同，協助其辦理房屋過戶手續的訴訟請求能夠得到法院的支持。

第五篇：群眾不點頭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定稿）

群眾不點頭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

近年來，白城市委嚴格按照《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要求，加大干部制度改革力度，擴大干部選拔任用民主程度，尊重民意，把黨管干部原則與黨的群眾路線有機結合起來，確保各級領導干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在干部的考察、任用和管理上實施全程“民意否決”。使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在落實群眾公認原則方面實現了系統化、規范化和制度化。

一、基本做法

所謂“民意否決”，是指在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的過程中，擴大干部選任的民主程度，充分體現群眾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參與權和選擇權，對于得不到多數群眾認可的干部實行群眾否決權的一種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機制。具體做法：

一是確定考察對象時，群眾贊同率在50%以下的不列為考察對象。組織考察是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環節，而考察對象確定又是組織考察的關鍵環節。為了使考察對象的確定真正體現民意、體現公論，白城市委除堅持事先公布考察預告，實行差額考察以外，對人圍的考察對象實施“民意否決”。即組織部門按照市委提出的選拔副縣(局)級領導干部的職位要求，根據《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程序和范圍組織群眾進行民主推薦，原則上依據民主推薦的得票數來確定考察對象。對得票超過50%的列入考察對象。對推薦票分散，沒有超過50%的，在參加民主推薦的人員范圍內進行定向民意否決。民意否決采取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參加者表明對得票數不超過50%的前3至5名者擬列為考察對象贊成、不贊成或棄權意見。依據投票結果，贊成票率在50%以下的(含50%)不列為考察對象。這樣，經過民主推薦和民意否決，使組織上確定的考察對象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為以后各程序選人用人的準確性提供了保證。2002年4月以來，市委組織部共對464名擬作為考察對象的干部進行了民意否決，有44名干部贊成票率沒有超過50%被否決，未列為考察對象。同時，通過民意否決后，組織提拔的干部在公示期間群眾上訪率明顯下降，僅占提拔干部總數的1.7%。

二是討論決定時，沒有50%以上贊同率不能通過。為了充分體現民意，白城市委在干部選拔任用討論中實行“三票制”，即凡需經市委常委會投票表決任用的干部，必須先經過基層干部群眾的民主推薦和民意否決兩次票決，這兩次票決是選任干部的主要依據，是否定性指標，是常委會票決的前提和基礎。如果在民主測評和民意否決中得贊成票不超過50%，過不了多數群眾認可這一關，就進入不了組織視野，就提不到市委常委會上進行表決。市委常委會在基層干部群眾民主推薦和民意否決兩次民意選擇的基礎上，實行常委無記名投票表決，得贊成票超過應到會常委50%以上的，做出任職決定。這是黨管干部原則與群眾路線的有機結合。一方面擴大了基層民主，從根本上改變了“由少數人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的問題；另一方面堅持了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防止了“一言堂”，解決了過去存在的決策層決策不民主的問題。2001年9月以來，市委先后通過“票決制”的形式研究任免645名縣(局)級干部，共有7000多人次參加了民主推薦和民意否決。今年4月份，市委組織部通過民主測評的形式，組織555名縣鄉兩級干部對五個縣(市、區)2002年以來新提拔的333名鄉(科)級干部進行滿意率測評，滿意率達98%。

三是試用期滿正式任職時，沒有2/3以上群眾滿意率不被正式任職。為了保證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質量，防止干部“帶病上崗”，幾年來，白城市委堅持干部提拔任職試用期制，黨委討論通過后，組織任命不搞一步到位，給干部提供工作表現過程和群眾評價的機會，進一步接受群眾的評判。新提拔任職的副縣(局)級領導干部一律試用期一年，試用期滿，組織上除對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工作業績、廉潔自律等情況嚴格考察以外，還要進行專項民意否決。即對試用期滿的同志進行群眾公認程度測評，對于群眾滿意率(優秀票和稱職票)達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經考察確屬不稱職的，不做任何決定，免去試任職務。近幾年來，白城市委共提拔任用142名縣(局)級領導干部，其中有2名試用期滿，但因群眾威信低，滿意率沒有達到三分之二以上而沒有正式任職。

四是正常管理考核時，沒有60%以上的稱職率不繼續留任。白城市委為了認真解決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積極探索領導干部“下”的正常機制，激活干部奮發圖強的工作熱情，加強對現職領導干部的正常管理和監督，每年都結合縣(局)級領導班子的考察，對領導干部進行民意否決。對在民意否決中優秀票和稱職票在60%以下的(現在為不稱職票超過三分之一的)，經組織考核認定不稱職的，不能繼續留任現職，區別不同情況實行免職、降職、改任非領導職務、待崗等。近幾年來，白城市委通過民意否決，共有34名縣(局)級領導干部被免職、改

民主推薦和民意否決產生，群眾的公認程度普遍較高，均以高票當選，縣(市、區)黨委常委平均得票率為98.6%，縣(市、區)政府班子平均得票率為96.9%，其中縣(市、區)10個黨政一把手平均得票率為99.3%。去年市委換屆，市委委員平均得票率達到97.6%，常委平均得票率達到98.8%，書記、副書記平均得票率達99.1%。

三、幾點體會

1、“民意否決”體現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民意否決充分體現了“三個代表”的精神實質和本質要求。首先，民意否決體現了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與時俱進，就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民意否決是在干部工作長期實踐中的理論創新和機制創新，是在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過程中充分體現民意，尊重民智，落實民權的有效載體，是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有效探索，是干部工作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有益嘗試。民意否決制度的運行和實施，不僅在實踐中起到了防止以票取人現象發生，而且在理論上對《干部選任條例》起到了細化和補充的作用。其次，民意否決體現了堅持黨的先進性的核心內容。創新是民族的靈魂，是黨建工作的永久課題。要堅持黨的先進性，必須摒棄一些傳統的觀念和做法，不斷地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民意否決是黨的工作在干部選拔任用領域中的突破和創新，它的進步意義在于擴大了干部選任的民主程度，充分落實了群眾在干部選拔任用中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實現了黨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統一。再次，民意否決體現了堅持執政為民的本質特征。確保各級領導干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關鍵在于賦權于民，以人民的好惡決定干部的取舍和去留。民意否決展現了群眾的力量，從而促使各級領導干部“眼睛向下”，唯實、唯績、唯民，提高素質、求實創績，以自己德才贏得群眾的信任與支持成為干部工作的正確導向。

2、“民意否決”體現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六大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最先進的政治制度，要求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實行人民主權原則，要求把“人民意志高于一切”和“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當作一種觀念上和法律上的前提性規定，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的同意，政府權利的行使應當忠于人民意志。白城市委在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上實行全程民意否決，充分體現了群眾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參與權、選擇權。群眾的支持率、擁護率成為干部政治進步的“過濾器”。得到群眾的支持，“民意”就成為干部進步的“階梯”；沒有群眾的公認，“民意”就是擺在面前的“紅牌”。這不僅體現了十六大提出的“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精神，而且使人民當家作主落到了實處，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本質要求，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和完善了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完善同黨的執政方式轉變同步推進。

3、“民意否決”體現了黨管干部原則和群眾路線的有機統一。民意否決的實施，其核心就是還權于民，把黨管干部原則與黨的群眾路線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一做法，不僅使黨委在行使對干部選拔任用的決定權時能夠充分體現了群眾的意志，而且由于群眾的積極參與和選擇，提高了選人用人質量，避免和減少了選人用人的失誤。民意否決這一新的選拔任用干部機制，較好地把權力和責任有機地結合起來，群眾的意志作為黨委決策的前置條件，群眾多數不支持的干部黨委不上會討論提拔重用，群眾多數不認可的干部黨委要采取組織措施進行調整，保證各級領導干部始終代表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群眾希望干部為民辦事，黨組織要求干部為民謀利，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和生活需要，群眾的愿望和黨組織的意志在民意否決制度的實施中達到完美的結合和高度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