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加大對行賄人處罰力度調研

201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大查辦嚴重行賄犯罪力度的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在查處受賄犯罪的同時，重點查辦八種情節惡劣、危害嚴重的行賄犯罪案件。此舉不僅是對社會公眾呼聲和愿望的積極回應，也彰顯了檢察機關向行賄犯罪亮出法律監督的利劍。行賄與受賄是一種具有典型“對合”特征的孿生“兄弟”，兩者相互依存，互為因果，國際社會反腐敗治理的最高行動綱領《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旗幟鮮明地提出“反行賄與反受賄并重”刑事政策，強調對行賄與受賄犯罪的對合性治理。但作為《公約》的締約國，我們目前尚未與之接軌，所采取的是“以受賄罪為治理重點的非對稱性治理策略”，在司法實踐中，客觀上形成了一條“重受賄輕行賄”的不成文定律，弱化了對行賄犯罪的懲治，使得相當一部分行賄犯罪分子沒有受到法律追究。針對這一現象，我們從立法層面、實務層面和應對策略三個方面對加大對行賄行為的處罰力度進行了思考。

一、立法層面的缺失：對行賄犯罪與受賄犯罪治理的非對合策略

1、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適用的理解存在分歧。我國刑法在行賄犯罪構成設計上，要求行賄罪的成立以行為人具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要素。何謂“不正當利益”？雖然“兩高”在1999年3月對此作出司法解釋，但此規定仍顯模糊，有些情況在司法實踐中很難分辨出行賄人謀取的利益是正當還是不正當的。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犯罪分子并不僅僅采取物質上的賄賂，而且越來越追求非物質性的賄賂，尤其是性賄賂已成為當前行賄的一種重要形式，往往物質行賄走不通，色情行賄一通百通。而非物質性行賄案件的難以定性、取證和查處，導致一些行賄犯罪在司法上的再次寬容，這不能不說是行賄犯罪立法上的一個缺憾。

2、數額上的不同入罪標準。我國刑法對賄賂犯罪的成立要求必須具備一定的數額標準。明確規定受賄入罪的數額標準一般為5000元，而對行賄入罪的數額未予直接規定，但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行賄罪的立案數額標準一般為10000元。受賄罪與行賄罪的不同入罪標準，造成了行賄罪的犯罪圈要小于受賄罪的結果。

3、刑法上的刑度配置差異。我國刑法在賄賂犯罪的刑度配置方面，采取的是以犯罪數額與情節作為配置刑罰梯度標準的模式，根據犯罪數額的多寡區分多個彼此銜接的幅度，再相應規定輕重不同的刑罰，從而形成幅度相對較小，1

數額、數量的大小與法定刑的輕重相互對應的罪刑等級。較之受賄罪精細化的四個法定量刑幅度（刑法第386、383條），行賄罪的法定量刑幅度相對較大（刑法第390條），衡量標準也比較簡單。不僅如此，立法對行賄罪與受賄罪的法定最高刑度配置也采取了差異處置的原則，對受賄罪的最高法定刑為死刑，而對行賄罪的最高法定刑為無期徒刑。盡管無期徒刑和死刑都屬于“重刑”范疇，但畢竟是“一生一死”，其嚴厲程度和威懾作用有著較大差異。

4、在量刑過程中忽略對行賄謀利數額的考察。行賄犯罪除了作為犯罪數額的行賄數額之外，還涉及行賄謀利數額。司法實踐往往強調查證行賄犯罪數額，但對行賄犯罪所得的經濟利益并未予以重點關注。我們通過對法院判決的抽樣調查發現，大部分判決書均未明確提及行賄謀利數額以及對不正當利益作出何種處理，從而導致在量刑過程中無法精確地從社會危害性的角度予以酌情配置刑罰。事實上，不正當利益數額往往遠遠超過行賄人給付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物數額。1因此，以行賄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主要實體法依據，在量刑過程中忽略對不正當利益數額的刑罰裁量，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放棄對非法所得的追繳，勢必造成行賄犯罪成本明顯低于行賄犯罪收益，喪失了刑罰適用的犯罪預防作用。

二、實務層面的困惑：對行賄犯罪的查證處理存在諸多難度

1、行賄犯罪界定難。行賄人是否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情形，是認定構成行賄罪的關鍵。由于立法和司法界對行賄罪的構成要件要求過于嚴格，加之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性，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理解有著不同的認識。多數人認為“不正當利益”是指違反目前的法律、法規規定所得的 “非法利益”，而對“合法利益”或者“不合理利益”是否能以行賄罪論處，由于觀點不一，司法界沒有統一的標準認識，很難認定，檢察機關查辦這類行賄案件時也多有顧慮，導致對大量行賄犯罪嫌疑人無法追究刑事責任，直接影響了對行賄案件的查辦和處理。22、行賄犯罪取證難。行賄人的行賄情況相當復雜，他們為了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往往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利用不同的方式，對不同的人員進行行賄；1如有3件案件的行賄人，分別為謀取300萬元中介業務的費用收益，行賄8萬元；為調動530萬元的借款，行賄4.4萬元；通過以次充好的方式非法獲利13萬元，行賄3萬元。

2如器材配件供貨商對相關人員以財物或回扣的方式推銷產品，其謀取的利益本身不違法，但從謀取利益是否合理分析，其采用行賄的手段獲取的利益對社會來說是不合理的。

或是一人向多人行賄，或是多人向一人行賄，大都是次數多、數額小，如果沒有財務記錄，行賄人不愿主動交代，行賄數額很難查清，客觀上也難以調查取證，這樣行賄數額往往達不到犯罪的起點數額。此外，在賄賂犯罪案件中，涉嫌犯罪的雙方通常都是“一對一”的，要確認行賄人的罪行，最直接的證據是受賄人的證供。但由于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存在的利害關系，在許多賄賂犯罪中，受賄方與行賄方往往訂立攻守同盟、“君子協議”，或者達成“默契”，任何一方都不肯輕易暴露另—方。還有些人雖然痛恨腐敗，但對行賄往往只看到財物支出而沒有看到背后的非法所得，甚至以為行賄者只是有求于人迫不得已，對其危害性認識不足，不想舉發，不愿作證。這些狀況，都會給查處行賄案件造成障礙，導致案件的查辦陷入調查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尷尬”困境。

3、單位行賄定責難。單位和個人都可以成為行賄犯罪的主體，在刑事處罰中，對自然人犯罪容易明確主體和責任，而單位犯罪因情況比較復雜，往往無法明確責任人。在以行賄罪追究單位領導刑事責任的案件中，是否屬于為個人謀取利益在事實上難以認定。比如在工程建設領域中，行賄是一些工程建設單位“通關”獲取工程項目的“潛規則”，不少是單位認可或領導默許并由項目經理或相關人員實施的，這究竟系個人行為還是單位行為難以分清，即使明確了責任人，各人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也難以把握。3刑法對單位犯罪主體的判斷究竟以形式判斷為主還是以實質判斷為重？如何設置司法認定規則，有效辨識單位成員行賄是代表單位還是個人行為？相關單位犯罪理論與實踐適用問題在行賄犯罪的語境下并沒有得以全面解決。伴隨著一人公司的設立與公司業務員銷售權限的不斷擴大，如何廓清自然人行賄與單位行賄的界限已成為行賄犯罪刑法適用的突出問題。44、“豁免規則” 5把握難。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是刑法第390條第2款對行賄人給予有條件從寬處理的特別規定。依據辦案傳統和慣例，偵查機關大都將主要精力放在受賄犯罪方面，為更快地偵破此類案件，往往在查辦受賄案件時，以減輕甚至不追究行賄人刑事責任為條件，鼓勵涉案行賄人主動交代行賄事實，以利于受賄案件的偵破。3從一些判決書認定事實的文字表述來看，諸如法定代表人為了單位多接工程、公司經理為了穩定占有市場份額或增加業務量、項目經理或銷售主管為了推銷產品等具有單位利益性質的不正當利益仍然被認定為屬于為謀取個人利益。4司法實踐中，對單位行賄難以落實責任人、難定性、難處罰，導致單位行賄現象雖然頻發，受賄貪官紛紛落馬，但對行賄單位卻很少追究刑事責任，刑事處罰更是“鳳毛麟角”的“怪現象”，無疑是對單位行賄的“縱容”。

5刑法第390條第2款規定“行賄人在追訴前能主動交代行賄事實的，應當減輕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但實務部門在適用“豁免規則”過程中出現了一定混亂，主要表現為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被告人，基于供述時間、供述內容等因素，從輕、減輕、免除處罰幅度存在較大差異。行賄人的“主動交代”程度相差很大，多數沒有“自首”和“檢舉揭發受賄罪”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握“豁免”的尺度較為困難，特別是對在追訴前能坦白交代卻不交代，沒有對偵破受賄案件起到重要作用的行賄人是否“豁免”更難把握，不予“豁免”則難以獲取行賄人的供詞，給予“豁免”則會使大批行賄人免受追究而逍遙法外。

三、應對策略與思考：對加大行賄犯罪懲治力度的幾點建議

(一)檢察工作方面

1、檢法之間應當就爭議問題加強溝通協調

由于行賄犯罪認定中的一些典型爭議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最高司法機關出臺司法解釋前，本市檢法兩院應當加強溝通協調，通過檢法聯席會議等形式，加強對行賄犯罪司法適用中一些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爭議問題的研究，努力形成關于行賄犯罪法律適用的執法規范，在本市范圍內做到規范標準、統一執法，做到定罪量刑的相對均衡。檢察機關內部也要加強對有關問題的研究，加強案件信息的收集整理，通過召開檢察委員會，就有關爭議問題達成共識，以進一步完善法律適用的標準，制訂行賄犯罪的證據規格、證明標準，不斷積累經驗，促進規范執法。

2、應當加強對行賄案件的刑事審判監督

檢察機關公訴部門應當切實提高審判監督能力，加強對判決裁定的審查。基層檢察院應當加強與市院、分院的聯系溝通，對行賄案件中存在的爭議問題及時請示，對于法院確有錯誤和判決不當的裁判應依法提出抗訴。上級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下級檢察院的刑事審判監督工作的領導與指導，合理調配公訴資源，統籌運用公訴人才，加強對重大行賄案件判決裁定的審查和抗訴案件的出庭公訴工作，通過依法履行刑事審判監督職能，促進行賄案件的規范處理。對于下級檢察院開展刑事審判監督中遇到的阻力，上級院應當積極協調，排除干擾，增強監督力度，務求監督實效。對于不符合抗訴標準但具有一定瑕疵的判決，要通過檢察建議、檢察公函等形式進行監督，促進司法公正。對于一些有爭議的典型案件，要利用檢察長列席審判委員會制度，表明立場和觀點，通過

個案的解決促進類案的規范處理。

3、恰當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行賄人與受賄人處于博弈平衡狀態。如果對行賄人罪責追究過于苛嚴，可能導致賄賂雙方結成攻守同盟；而對行賄人刑事處罰過于輕緩，可能無法遏制賄賂犯罪的源頭。如何在犯罪嫌疑人與證人之間對行賄人進行準確定位、有效處罰，是行賄犯罪程序法適用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認為，應當根據行賄事實與行賄人在偵查過程中的配合程度確定其訴訟角色，在此基礎上把握懲治行賄犯罪的輕重緩急，指導后續刑事程序的展開。應鼓勵行賄人提供有助于檢察機關偵查取證的案件信息，有助于追回不正當利益的協助行為，有助于指控賄賂犯罪的實質性配合，不僅能夠有效地減輕懲治賄賂犯罪的整體司法成本，而且也是認定犯罪事實的簡便途徑。對于達到立案標準應當按照行賄犯罪處理的，檢察機關必須予以立案偵查。同時要注重把握刑事司法政策的運用，根據具體情況，在強制措施以及刑罰、行政處罰的適用上予以適當讓渡。

4、完善行賄案件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

懲治行賄犯罪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部門的相互配合。檢察機關刑事司法與工商行政管理等機關執法的機制銜接對于遏制行賄犯罪具有重大意義。應建立聯系工作制度，從有利于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相銜接，以及防止遺漏、便于統一移送的角度出發，對于檢察機關依法撤銷案件和未予立案僅作為污點證人的行賄人，統一由反貪部門在偵查終結或作出撤案決定后的15日內，向工商行政管理等機關移送案件。而對于反貪部門移送審查起訴后，公訴部門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案件，偵查部門則應在收到不起訴案件決定書起15日內，辦理完移送手續。工商等行政機關對查處的行賄案件，也應當向檢察機關移送，接受檢察機關監督。對檢察機關和工商行政管理等機關互相通報、移送的行賄違法犯罪案件情況，雙方要將處理結果互相及時反饋，做好雙向銜接與移送。對進入人民監督員程序的行賄案件，檢察機關應當在受到行政處罰結果后告知人民監督員，接受外部監督。

(二)司法適用方面

1、合理解釋行賄犯罪“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釋是行賄犯罪研究的核心問題。在構

成要件結構層面，表現為刑法第389條第2款是否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要件；在構成要件理解層面，表現為如何具體認識不正當利益的內涵和外延；在構成要件關系層面，表現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是否需要與給付賄賂的客觀行為要件形成明確對應關系。捋清條文關系、明確核心概念、聯動思考主客觀要素是解決上述難題的基礎。高檢院應當就有關問題繼續加強與最高法的溝通協調，共同深入研究，就“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等要件的理解、經濟行賄中是否要求“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等問題作出明確而具體的回答，必要時聯合制定司法解釋，以統一司法適用。

2、加大單位行賄罪的查處力度，準確認定單位行賄犯罪

針對單位行賄罪刑法條文適用率低的突出情況，檢察機關應當在深入把握單位犯罪刑法理論的基礎上，以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為技術依托，依法加大單位行賄罪刑法適用比例。應當正確查證與認定單位在賄賂過程中的實際地位及經濟利益歸屬，防止單位借口其工作人員個人行賄，規避單位行賄的實質。充分利用行賄犯罪查詢系統，以此為基礎建構單位行賄間接故意判斷規則。根據最高檢察院下發的《關于受理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的暫行規定》，行賄犯罪檔案信息僅覆蓋各級法院生效裁判認定構成行賄犯罪的單位和人員。我們認為，對于檢察機關已經將單位所屬成員實施行賄的情況明確告知行賄人所在單位，督促該單位強化財務制度管理、杜絕違法犯罪行為后，仍然多次發生單位成員行賄案件的，可認定單位放縱、漠視其成員的行賄行為，主觀上符合單位行賄的間接故意要件，并不需要證明其主觀上必須具備直接故意。此外，也要注意查辦一人公司以及其他符合單位犯罪要件的單位行賄案件。

3、正確適用行賄犯罪特別減免條款，科學裁量行賄犯罪刑罰

行賄犯罪刑罰裁量所涉及的刑法條文關系問題較之受賄犯罪而言更為復雜，法律適用過程中的細微偏差即可導致刑罰畸輕畸重。我們認為，行賄犯罪特別減免條款的從寬幅度較大，必須在明晰梳理其與自首、立功的條文關系的基礎上，確定有關核心要素的理解，做到合理規范行使刑罰自由裁量權。在尊重自由裁量權和注重量刑規范的前提下，還應當不斷增強區分行賄犯罪不同情節的能力，重視考察行賄人的主觀惡性，合理的、有選擇的予以從輕、減輕及免除刑罰。此外，在偵查、起訴、審判環節應強化對行賄所得利益數額進行調查、分析與認定，并予以積極追繳。

第二篇：加大監管和處罰力度

加大監管和處罰力度

對上市公司進行以落實誠信責任為重點的巡回檢查和專項核查，督促各有關方面切實履行誠信責任； 利用新技術、新方法豐富監管手段，開辟更加暢通、便捷和高效的資信渠道，充分利用和發揮社會各界的監督力量，進一步加強對上市公司的一線監管，如建立上市公司資信信息網、上市公司失信舉報電子信箱等； 建立上市公司誠信評級和公告制度。根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將上市公司分為守信和失信兩類，再根據守信和失信的程度劃分為若干級別，并定期和不定期地加以公告； 建立誠信檔案，實行“黑名單”制。為上市公司、中介機構、董事、監事建立誠信檔案，詳細記錄他們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行為，并將失信者列入“黑名單”。

第三篇：《產品質量法》加大處罰力度

十多年來，《產品質量法》對打擊產品質量違法，促進我國產品質量總體水平的提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假冒偽劣產品依然屢禁不止。鐘啟權代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對產品質量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不足以震懾違法者的囂張氣焰。在執法實踐中，《產品質量法》中尚有一些問題需要明確，所以很有必要盡快修改和完善這部法律。

以建筑材料為例，《產品質量法》第二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建筑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屬于《產品質量法》調整的范圍，但是這部法律中卻沒有規定建筑工程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的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建筑法》中規定了建筑施工單位在施工中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行為的法律責任，但沒有規定對不合格建筑材料等的處理。這就是說，追究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責任的法律依據在《建筑法》里，但對這部分產品的質量要求卻在《產品質量法》里，這就給執法帶來不便。

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的質量決定了建筑工程的質量，直接關系到人身財產安全。但在執法實踐中，由于《產品質量法》缺乏相關規定，使得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的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監管。現在，執法部門發現，開發商使用不符合質量標準的建筑材料、設備后，責令施工單位停止使用，但怎么處理這些建材？法律中也沒有規定。其結果是，這些不合格產品很容易再次流入市場，繼續違法使用。

在修改和完善《產品質量法》時，應明確建筑施工企業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對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應予以沒收、銷毀，并處以罰款，對違法者的處罰力度要增強。

第四篇：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

作者：佚名 日期：2014/3/5 16:29:16 瀏覽字體： [大] [中] [小]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

去年以來，樂至縣司法局、縣法律援助中心、廣大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緊緊抓住新《刑事訴訟法》實施的有利時機，積極拓展法律援助渠道，切實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在刑事辯護和民事代理上充分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收到良好社會效果，成績顯著。縣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收獲援助當事人贈送錦旗8個。另據法律援助中心數據統計，去年我縣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416件，比2012年增長近四成。其中：辦理未成年人援助案件103件（民事62件，刑事41件），比2012年增長八成；辦理農民工維權案件102件（工傷12件，交通事故26件，討薪64件），比2012年增長近六成；辦理殘疾人案件36件（民事26件，刑事10件）；辦理婦女案件47件（民事45件，刑事2件）。偵查、審查起訴階段介入的案件有49 件，占全年刑事案件78%。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抓好貫徹落實。縣司法局、縣法律援助中心按照《刑事訴訟法》、《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規定》、《關于年未歲初開展農民工討薪專項法律援助活動的情況報告》相關規定和要求。組織援助志愿者、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援助中心工作人員認真學習以上法律法規，強業務并應用于日常工作。

二、擴大法律援助服務范圍。按照新刑事訴訟法將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及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人員納入援助對象；將審判階段的指定辯護，擴展為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均可通知辯護；將涉及農民工討薪、保險、交通事故、工傷等納入緩助。

三、建立聯動機制。縣法律援助中心與公安、檢察、法院和工會等部門加強溝通、配合，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聯動機制。

四、開通綠色通道。對可能判死刑、精神病及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農民工開通綠色通道，按照程序簡化審批，為符合條件的援助對象及時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工作。

五、增加刑事援助辦案補貼。樂至縣司法局、縣法律援助中心嚴格按照《樂至縣法律援助案件貼標準》的要求發放辦案補貼，根據實際情況經討論通過，對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介入的援助律師給予適當辦案補貼，用于辦理案件的差旅費、文印費、調查取證、通訊費、伙食補助費的補貼。

六、加強監督和考核。按照《樂至縣法律援助案件評查辦法》、《律師事務所考核辦法》、《案件投訴制度》，樂至縣司法局案件評查小組嚴格進行法律援助案件的卷宗質量評查及回訪調查和投訴核查，加強監督和考核，對案件評查在70分以下的承辦人要求糾正并不發放辦案補貼。

七、加強宣傳工作。年初，縣司法局制定法律援助工作目標任務，將法律援助宣傳工作納入鄉鎮司法所目標考核，同普法及法律六進等工作給合宣傳。通過縣、鄉鎮、村（社區）三級援助工作站（點）宣傳援助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知曉率。

八、充分發揮“1+1”援助律師的作用。來自浙江杭州的援助律師陳丹為樂至縣提供法律援助志愿服務，2013年7月份到位后積極辦理援助案件，截止今年2月份，辦理各類援助案件23件（刑事19件，民事4件），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4件，精神病人犯罪案件4件，收獲當事人送的錦旗3個。

我縣法律援助工作雖然取得明顯成效，但隨著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成倍增加，農民工維權案件降低門檻應援盡援的現狀，也使得我縣律師嚴重不足，觀念滯后制約援助質量，案件經費補貼不足等問題更加突現，需要引起高度重視，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第五篇：加大反腐力度

加大反腐力度，推進廉政建設

腐敗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一個世界性的痼疾，也是社會公眾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

改革開放30年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在繼承中發展，在改革中創新，取得了明顯成效，在查處大案要案、懲處腐敗分子、加強制度建設、強化領導干部的監督、治理商業賄賂、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積累了成功經驗，走出了一條適合國情和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對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并按照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總體部署，以更加堅定地決心和更加有力的措施，堅決懲治腐敗、有效預防腐敗，以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各方面的體制機制不完善，一些領域的腐敗仍然易發多發，有的案件涉及金額巨大，違法亂紀行為越來越趨于隱蔽化、復雜化和智能化。因此，我國的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反腐敗任務依然繁重。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將更要加大反腐工作力度，進一步鞏固和推進廉政建設工程。

首先，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制法規體系。要以國家憲法為依據，健全完善反腐倡廉法律體系；以中國共產黨章程為依據，健全完善中國共產黨黨內制度體系；形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

其次，充分發揮網絡監督作用。當今的互聯網法制迅速，廣泛普及，網絡監督日益成為一種反應快、影響大、參與面廣的新興輿論方式。因此，要高度重視和發揮互聯網在加強監督方面的積極作用，切實加強反腐倡廉輿情信息的收集、研判和處置工作。完善舉報網站的制度建設，健全舉報網站的受理機制和反饋制度，為公民利用互聯網行使監督權提供便捷通暢的渠道。

第三，加大對腐敗案件的查處力度。查處腐敗案件是懲治腐敗行為的最直接最有效地手段，對于腐敗苗頭具有強烈的威懾警示效果。

第四，加強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的建設。要堅持不懈的在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中開展廉潔從政教育，在全社會中加強廉政文化建設，促使國家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增強廉潔自律意識，推動全社會崇尚廉潔的好風尚。、第五，加強反腐敗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腐敗行為呈現有組織和跨國際的趨勢，因此，加強反腐敗的國際交流，互相借鑒經驗，共同合作打擊腐敗行為具有重要的意義。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史全社會人民的共同愿望。做好反腐倡廉這篇文章，將為構建和諧社會，鞏固國家政權具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