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0年陳某濫用職權二審辯護詞

二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上訴人陳某因濫用職權一案，不服某省省寧安市人民法院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2010）寧初字第40號刑事判決，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提起上訴。經當事人委托，我受某某律師事務所的指派，依法出庭擔任本案上訴人陳某的二審辯護人，經詳細查閱卷宗及調查，我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陳某犯濫用職權罪所依據的事實不清，因果關系錯誤，適用法律不當，上訴人依法應被宣告無罪。現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一，一審判決中關于陳某有超越職權的行為的事實認定是錯誤的。

結合本案的證據，分析三起案件中涉及陳某的行為中涉及濫用職權的主要如下：

1，攔截、檢查、扣押藥材的行為：

首先，根據《某省省機構編制委員會文件》，資保站的職責之一是：依照國家、省《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行使監督檢查權。站長的職責是負責野生藥材資保站的全面工作。因此，陳某有對被舉報的藥材進行相關檢查的權力。同時，根據《某省省野生藥材資源保護條例》第23條、25條，對于無證的藥材，陳某等人有權禁止運輸，暫扣其藥材，等候進一步處理。

其次，陳某檢查、暫扣藥材的行為是正當的職務行為，是執行上司指令的行為。張某是野生藥材保護站的主管領導，資保站的大小事情都處于張某的領導支配之下。我國行政決策程序采一長制，從關宏偉的證言中可以看出，平常有關資保站的事情也都是張熙個人決定的。在工作中，陳某對張某的指示（即使是某些不符合法定程序）聽從、執行是必須的同時也是無力抗拒的。這點從張志剛的供述中也可以看出來。在這三起事件中，陳某均是按照張某的通知到達現場，在張某的帶領下攔截貨車，并按照張某的指示暫扣藥材，將藥材押送至指定的倉庫。因此，在這一階段，陳某作為下屬，對上司的指令進行了執行的行為是屬于執行指令的職務行為不屬于超越職權。

2，將藥材送往指定的倉庫后，陳某對扣押的藥材沒有進行清點的行為：的確屬于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職權的行為，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屬于工作的失誤，不屬于超越職權。

3，未提交審委會集體討論的行為：這是一審判決認為陳某構成濫用職權的關鍵行為。一審判決認定，陳某對于這三起重大復雜案件，未提交案件審理委員會集體討論，因此屬于超越職權，構成濫用職權。辯護人認為，這三起案件未提交審委會討論即作出處罰決定并被執行，的確屬于超越職權。但這并非是陳某超越職權，而是張某超越職權。原因：其一，在處罰決定審核之時，陳某就提出過異議，但張熙以不馬上決定會有人找說情往回要藥為由做了反駁。其二，這三起沒收藥材并處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都是張某個人決定的。陳某、張志剛等人只是按主管領導的意思具體來操作。正如張志剛所供述的，“主管領導讓我辦，也只能這樣辦了。”試問，怎能不分清主次，把明明是領導者的應承擔的責任歸到下屬身上呢？

二，一審判決中關于陳某的行為造成重大損失的因果關系認定是錯誤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濫用職權罪，是指國

家機關工作人員超越職權，違法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或者違反規定處理公務，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濫用職權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屬于結果犯。但并非實施了濫用職權行為就構成犯罪，而是只有在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即濫用職權行為與造成的重大損失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濫用職權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錯綜復雜，有直接原因，也有間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領導者的責任，也有直接責任人員的過失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則是指濫用職權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有必然因果聯系的行為。

本案中，陳某的行為與重大損失之間不具有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關系。上面所說，在三起案件中，陳某的主要過錯在于，沒有嚴格依照程序清點。即檢斤時當事人不在場，讓單位之外的人檢斤，檢斤中途離開。檢驗物品的數量及品種并在與當事人核對無誤的情況下將所扣物品查封。但是，沒有清點與“致使允許自由買賣的藥材被扣押、變賣，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與“給被害人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之間不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關系。

辯護人認為，給被告人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造成三被害人的損失構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被扣押的允許自由買賣的藥材被扣押、變賣。而扣押、變賣行為均是張某進行的。

首先，扣押決定是張某作出的。在苗某一案中，9月29日案發當天，審理宋某的是張某。當時宋某明確告訴張某，藥材中有少量的白鮮皮。也就是說，張某明知藥材中有不該被扣押的白鮮皮，仍然作出了扣押決定，填寫了扣押清單。作出沒收并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隨后第二天就將藥材擅自處理，賣給了宋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對于扣押的物品，應當妥善保管，不得挪用、調換或者損毀，本案中，張某作為主管領導，明知扣押了當事人的合法財產，仍然不決定解除扣押，相反，將其迅速賣給宋某。從而造成了當事人苗某的損失。

其次，王某一案和趙某一案的發生，與張某縱容宋某非法買賣野生藥材有直接因果關系。由證據可以看出，宋某并沒有收購野生藥材的許可證。本應當對其進行沒收藥材、非法所得及其罰款的處罰，此外還應當對其進行教育，使其不能、不敢再犯。本案中，張某不僅不處罰宋某，相反還默許其欺瞞行為，把藥材低價賣給宋某，縱容宋某等人一而再的從非法倒賣藥材行為大賺非法利益。并且，在把扣押的苗某的藥材賣給宋某時對宋某說，下次你賣藥材的時候跟我說一聲。這完全是赤裸裸對宋某所作所為的鼓勵。因此，我們就毫不意外的看到了10月10日的王某一案的發生和10月19日趙某一案的發生。在非法處理王某和趙某的藥材時，張某甚至因白鮮皮的數量、價格和宋某等人進行了多次爭論。而從張某提交給公安機關的證據也可以看出，三次所賣藥材都屬于同一批藥材，都包括了白鮮皮。

由此可以看出，張某對于擅自出賣白鮮皮是明知且故意的。是造成三被害人人損失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

第二，從現有證據來看，白鮮皮等藥材在倉庫中被偷盜隱藏，是導致三被害人損失的又一大原因。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一條，即使是被扣押的合法財產，在依正當程序合法扣押等待處理時，在沒有被主管領導決定返還給所有人

時，仍屬于國家財產。在此期間。因此，即使沒有經過清點，只要被扣押查封，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處理。三案件中，藥材被放在宋某倉庫里，后來找不到白鮮皮了，其中一項合理推測就是宋某等人對于藥材進行了隱藏、偷盜。而且，對此，宋某也承認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導致導致三被害人找不到白鮮皮，也無法索要回來。造成了三被害人的重大損失。

總而言之，三被害人的損失主要是由于張某、宋某等人的行為造成的，上訴人陳某的行為雖然有一定的程序方面的瑕疵，但與重大損失之間不具有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關系。上訴人陳某沒有清點的行為，使宋某等人鉆了空子，屬于濫用職權，對被害人的損失有一定的過錯，對此上訴人也認識到了并且深深悔悟。但這并不是“重大損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刑法上的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不符合濫用職權罪客觀要件。依法不構成濫用職權罪。

三，一審判決適用法律不當。

首先，主觀方面：上訴人陳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工作多年，兢兢業業，無前科劣跡，在被調查訊問期間也如實交代全部問題，且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真誠悔悟，表明其主觀惡性很小，屬于可以教育、改造好的人。談不上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其次，客觀方面：上訴人陳某的行為與三被害人的重大損失之間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屬于一般的工作上的錯誤問題，可由行政主管部門管理。況且，沒有清點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被害人自己具有一定的過錯。在攔截現場，在陳某等人查問車上裝的何物時，三被害人均肯定的說車上只有赤芍，沒有別的，并說了明確的數目。鑒于當事人均沒有收購和運輸許可證，赤芍屬于省重點保護藥材，根據相關法律，所有的藥材被攔截、被一起暫時扣押等待處理是正當的合法的。上訴人陳某并不知道扣押藥材里面有不該被扣押的白鮮皮、車前子等物。

其二，沒有當事人在場，主要是怕當事人鬧，阻撓卸貨。在押送藥材到達倉庫后，上訴人主觀方面一是出于聽從、信任領導安排，二是認為當事人不可能撒謊，因為那樣吃虧的是他們自己，客觀方面一是藥材數量太多且當事人之間說的數目都能對上，二是確實有事，張某通知其去做筆錄，三是天晚了，種種原因，造成未對扣押藥材進行仔細清點。

因此，結合主客觀事實的分析，上訴人陳某的行為，只能是違反一定的工作程序的程序瑕疵問題，而非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應受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因此，根據刑法的謙抑性、最后手段性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

第一款第一項的明確規定，建議法庭依法宣告陳某無罪。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認定因果關系錯誤，適用法律不當，上訴人陳某的行為依法不符合濫用職權罪的構成要件，懇請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改判上訴人陳某無罪。

以上意見供合議庭參考。

辯護人：

2010年10月12日

第二篇：濫用職權辯護詞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受賄和濫用職權兩個罪名，辯護人將針對被告人涉嫌受賄罪進行有罪辯護，對被告人涉嫌濫用職權罪進行無罪辯護。

一、受賄。

認可公訴機關指控，對范8000元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提出異議（勞務和技術付出）。

二、濫用職權。

起訴書認定因為被告人在任某鎮建設指揮部常務副總指揮期間，違反《某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暫定辦法》等規定，同意某村將公房冒充村民私房進行拆遷補償安置，造成的損失300余萬元，同時因虛假拆遷補償安置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辯護人針對起訴書指控，將分別從職責、行為、損失和社會影響、因果關系四個方面進行辯護。

（一）職責：

1、辯護人認為被告人不具有任何明確的職責。2005年，我們某市制訂了《某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暫定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和《某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評估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細則），濱江新城該次拆遷的依據也是這兩個文件，關于這一點，被告人和證人的筆錄中多次反映。根據辦法的規定，某市建設局是房屋拆遷工作的管理部門，負責對本辦法規定內的房屋拆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某市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負責房屋拆遷有關的土地管理工作。規劃區內的人 民政府，應當按照法定職責，協同做好房屋拆遷工作。為了協同做好房屋拆遷工作，某鎮于05年3月發文（20號）成立了某鎮建設指揮部，被告人任常務副總指揮，同時于05年5月8日發文（24號）就協同做好濱江新城建設拆遷工作提出要求。主要體現在第一大點的第1、2小點上。其中一（1）、指揮部下設若干個工作小組，具體負責拆遷過程的相關工作。指揮部將定期召開例會，分析研究問題，督促工作進度，及時溝通情況，協調推動工作。一（2）、指揮部負責將拆遷任務分解到各條線，機關各部門。各條線的拆遷工作由分管領導負總責，機關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是這次拆遷工作的第一責任人。被告人指導某村。其實這條要求明確了建設拆遷指揮部和被告人的職責，即指揮部的職責是定期召開例會，分析研究問題，督促工作進度，及時溝通情況，協調推動工作。而被告人的職責是對條線拆遷工作負總責，同時指導某村拆遷。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負總責還是指導某村拆遷，被告人的職責必須限定在“按照法定職責，協同做好房屋拆遷工作”這條政府40文的范圍內，而對于房屋拆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是文件明確由某市建設局負責。

2、其次，根據2005年5月10日，某市某鎮人民政府和某市濱江有限公司簽訂的拆遷委托協議書。

首先這份協議書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權。規定被告人屬于從鎮機關抽調到拆遷指揮部脫產從事拆遷工作。而作為乙方的某鎮政府的責任是：

1、負責做好被拆遷戶全過程的思想工 作，確保平穩拆遷、按時結束。

2、負責做好安置區建設及乙方其他工程建設工程中的群眾工作，及時調處工程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矛盾，所涉及到的有關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

3、負責做好貨幣補償費的發放，雙方共商安置方案的制定，安置房的訂購及分配工作。

3、根據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

首先，這份協議書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權。這份協議書由三方簽字，該份協議主要規定了甲乙雙方，即拆遷人和被拆遷人的責任，而丙方濱江新城建設指揮部的職責只有一條，負責本協議的監督、執行，確保履約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監督和執行的是本協議，而不是整個拆遷過程，至于被告人及拆遷指揮部為何會被牽扯其中，辯護人剛才提問時，被告人已經做了回答。

綜合以上三點，結合辯護人對被告人的提問，辯護人認為所謂濱江新城建設指揮部的職責主要就是在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搭建一個平臺，協調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的矛盾，推進拆遷工作的開展，而不是監督被拆遷人和拆遷人之間達成協議，鑒別協議的真假。而指揮部總指揮、常務副總指揮、副總指揮和其他工作人員之間具體如何分工，并沒有任何規定，檢察機關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因此，我們認為被告人不具備成立濫用職權罪應當有的任何職責。

（二）行為

1、被告人為何會同意弄兩三戶？ 在辯護人剛才的發問中，被告人已經做了回答，即被告人認為其并沒有權利私下向姚、施表這個態，鑒于村里兩個主要領導一大早就到我家請示，而且我的駕駛員又已經到我家接我去開會，所以我就隨口說了弄兩到三戶，雖然是隨口說的，但是我心里是有底的，因為一個不違反政策，另外我事先也向總指揮請示過這個事情，另外，僅憑他們兩個也無法完成公房定私房2-3戶這個事情。

2、關于被告人表態同意了幾戶，又實際知道幾戶。被告人多份筆錄及證人筆錄反映到某村村長姚和支書施曾兩次為某村公房頂私房的事情向其請示過，第一次是在2005年5月，當時被告人沒有同意，但是事后即向領導匯報。第二次是在2005年6月中旬，當姚和施在被告人家里向其請示時，被告人表態同意弄兩三戶，補貼補貼。被告人在整個過程中，僅有這一行為。至于某村村干之間如何計議，如何實施，如何在現有公房之外虛構其他公房，如何將現有公房的面積增大，如何冒充拆遷戶簽字，如何賣房等一系列活動，某村村干既沒有向被告人請示，也沒有向被告人匯報。而且直到事發后，2006年8月鎮紀委介入調查時，某村村干也只肯承認弄了6戶，訂了11套安置房。他們之所以沒有請示和匯報，其根本原因是他們明知其行為一旦被被告人知道，一定會被制止。

3、關于被告人有無在假協議上簽字蓋章。

證人姚、陳在證言中反映，被告人曾親手在8份假協議上蓋 章并簽字。關于這一情節，首先被告人從未在筆錄中承認過，其次，剛才在庭審中，經過被告人辨認，所有印章后的代字都不是他的筆跡，而且不需要鑒定就可以看出，手寫的那個代字不是同一個人的筆跡。這幾份假協議可以直接推翻姚、陳二人的證言，并印證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并且從姚和陳兩人筆錄關于這一情節驚人的相似度，可以看出，事發后，某村村干進行過串供，而串供的目的就是將莫須有的責任推到被告人身上，借以隱瞞、推卸自己的責任。因此，辯護人嚴重質疑此二人證言的可信度，也請求法庭采信證據時，予以考慮。第三，辯護人找到濱江辦事處會計陸詢問了當時拆遷協議的蓋章情況，也印證了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

4、公房拆遷的補償標準到底是什么？

根據政府40號文件，第二十一條，拆除公益事業用房以及交通崗亭、交通標志等公共設施的，拆遷人應當依照城市規劃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給予貨幣補償。第二十五條，房屋拆遷實行貨幣補償安置方式的，貨幣補償款由房屋重置價、房屋區位補償款等組成。根據某市建設局30號文件規定，非住宅非營業性用房，如公益事業性用房等的評估原則上參照住宅用房的計算方式確定。也就是說，村里的公房應當按照住宅房的標準計算拆遷補償價格，即應當由房屋重置價、區位補償款、拆遷獎等組成。至于為何會出現公房不能拿區位價和拆遷獎這種論調，剛才辯護人在提問時，被告人已做了回答。綜上，辯護人認為，某村村干在2005年4、5月份就已經計議以公房頂私房，并以村里開支大為由，向被告人請示以公房頂私房。被告人在考慮到嚴格按照40號文的情況下，公房是可以拿區位價和拆遷獎的情況下，就同意某村搞2-3戶，補貼補貼村里的拆遷開支。而事實上，某村干并沒有按照被告人的要求搞2-3戶，而是按照購房戶的數量來虛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第一次就弄了5戶，后來又弄了8戶，并且在鎮紀檢介入調查時，也妄圖欺騙鎮紀檢，只承認弄了6套。公房頂私房得到的錢也沒有用來補貼村里拆遷開支，而是用于了農民健身中心和綠化等村里公益設施建設，可以說是完全違背了被告人的要求。從事前預謀，到事中的操作，再到事后的串供，某村村干就是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以向領導請示為名，弄虛作假為村里謀取利益，被告人也是在政府文件規定的范圍內很謹慎地同意了2-3戶，并無任何濫用職權行為。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在同意之前向領導請示過，也就是說這是這一行為是一個經過領導層討論一致的合法的組織行為，而非個人的行為。

（三）損失的計算和社會影響

1、損失的計算。起訴書中并沒有明確損失的具體數額，而是分兩個部分表述了事實。辯護人認為沒有任何損失。

首先，關于濫用職權罪的立案標準，我國先后有兩個規定，一個是1999年9月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簡稱1999年立案標準），一個是2005年12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簡稱2005年立案標準），05年立案標準附則第六條最后一款規定，對于本規定施行前發生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和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簡稱司法解釋時間效力規定）辦理。根據司法解釋時間效力規定第三條，對于新的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已有相關司法解釋，依照行為時的司法解釋辦理，但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在本案中，根據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時間在2005年5月左右，對照上述規定，辯護人認為應當適用1999年立案標準對被告人更加有利。而1999年立案標準中僅規定了直接損失，而沒有規定間接損失。

其次，兩個規定中對直接經濟損失都有一致的定義。即 “直接經濟損失”，是指與行為有直接因果關系而造成的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本案中，被告人僅僅是同意以兩到三戶公房頂私房，沒有造成造成財產毀損和實際價值的減少。

第三，某村公房頂私房所得到的補償款，沒有被任何私人貪污或挪用，而是投入到了某村的基礎建設或者存放于某村的賬上。

第四，退一步講，即使要計算損失，被告人也只需要對其同意的兩到三戶公房頂私房造成的直接損失負責，而對于某村村干 虛增公房面積、虛設公房騙取補償款及違規使用補償款造成的損失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對于兩到三戶公房頂私房造成了多少直接損失，檢察機關提供的材料里沒有任何反應，辯護人認為沒有損失。

第五，該案于2009年8月立案，而被告人在2006年6月，就將26萬元拆遷補償款從某村劃到了濱江建設指揮部，并扣留了部分安置房的鑰匙，防止了損失的擴大。如果說被告人的行為造成了損失，那么應當扣減這26萬元。

第六，分析本案中另外幾個相關的主體有無損失，首先是購房戶，安置房是不能買賣的，購房戶本身有過錯。另外，購房戶雖然支付了購房款，但是2008年底，某村已經將這部分購房款連本帶息還給了購房戶。其次是濱江公司和濱江辦事處有無損失。首先，濱江公司拿出的23安置房的鑰匙，早在2006年，鎮紀委接入后，被告人就及時扣留，并陸續發換給了濱江公司。其次，根據案卷材料中某居委會2008年11月分別向王市長和濱江辦事處提出的關于在濱江新城一期拆遷中協調相關補償的請求，及某鎮2008年12月18日關于對原某村23戶購房戶集訪一事進行調查處理的情況報告，濱江新區辦事處和濱江有限公司應當分別支付給某村105萬元和183萬元，這是一個正常的結算程序。至于某鎮劃給某村的124.7601萬元，辯護人認為，某村隸屬于某鎮，某鎮劃款給某村可能有各種原因，但是檢察機關提供的證據里并沒有證明這筆錢與某村的損失有關。同時，辯護人認為，即某村弄虛作假所得的資金本來只涉及到購房戶和濱江投資開發公司這兩個主體，如果要有損失也只涉及到某村、濱江投資開發公司和購房戶，虹新城就拆遷補償這個問題上與濱江新城辦事處（濱江辦事處僅僅是代替濱江公司和某村結算，所有資金均由公司撥到辦事處）和某鎮并無實質意義上資金上的往來。即使是因為有群眾上訪，而需要解決矛盾，也應當由某村來償還，某村雖然沒有足夠的現金，但是其擁有多間沿街旺鋪，從2006年事發到2009年三年間，某村僅用租金及轉讓房子產權的形式即可償還所有購房款及其他款項，并且在陳在筆錄中反映，直到2007年3月，某村賬上還有1101082.5元，但是某村的新任村干一直沒有任何行動，反而在明知賬上款項系違法所得的情況下挪作他用，之后向上級政府打報告要錢。而政府為了緩解矛盾，協調資金解決了矛盾，卻把這部分資金作為損失算在當事人頭上。不管在情禮上都說不通。辯護人認為因此造成的損失，應當由某村新任村干負責。

2、惡劣社會影響。

首先有沒有惡劣社會影響。關于惡劣社會影響，卷宗有三份證據，一份是某村現任支書朱某的證言，一份是某市人民檢察院交辦信訪事項處理情況報告，一份是王市長主持協調會議時的會議紀要。根據朱某反映，2008年8、9、10月上訪者鬧得比較兇，上訪者有時有數十人，為此我們村里多次報警，當時越江派出所也多次出警解決的。我們在卷宗中只看到某市公安局越江派出所 10月21日15時35分和10月22日10時00分出具的兩份接處警工作登記表，并且處警經過及結果欄內也并沒有上訪戶人數和過激行為的反映，而且在一個村民自治組織門口鬧事不要說惡劣社會影響，連社會影響也算不上。每年市政府和公檢法都有人上訪，嚴重的堵住大門，妨礙這些部門正常工作，也沒有看到有人因此被追究瀆職罪。此外辯護人手里有一份證據可以證明朱某和被告人之間的關系非常差，其提供的證言可信度不高，請求法庭采信證據時，予以考慮。這份會議紀要非常清楚，整個會議記錄中，所有人都同意朱某但任某村支部書記，而僅有被告人持反對意見。這說明了什么問題，不言自明，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從2006年案發后至今，某村不但未有任何彌補損失的行為，反而用掉了非法所得資金，在為自己撈取政績的同時放任矛盾激化，最終導致購房戶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購房款而上訪。

第二，某市人民檢察院提供的交辦信訪事項處理情況報告。該報告反映一個購房戶代表到檢察機關控申科反映情況。首先該報告本身也確認這件事不屬于檢察院接訪的范圍，但是檢察機關處于關注民生的角度出發，表示將與市委分管領導進行專題研究。辯護人認為，檢察機關控告申訴檢察科本身就有接待群眾來訪的職責，但是如果僅僅因為到控申科反映一個不屬于檢察機關管轄的情況就認定為惡劣社會影響，辯護人認為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王市長主持協調會議時的會議紀要，首先該份記錄沒有蓋提取單位公章，因此不證明力。此外，該紀要只能反映由王 市長主持協調會議討論某村非法銷售拆遷安置房的情況。不能反映和被告人有何關系。因為被告人從未同意某村可以非法銷售拆遷安置房。

四、因果關系。

濫用職權是結果犯，結果犯需要犯罪行為和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我們假設重大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都成立，那么和被告人的行為有何因果關系呢。是不是被告人的行為導致的呢。被告人的行為只有一個，就是向某村村干表態同意以公房頂私房弄兩到三戶，補償補償。首先這個表態沒有任何職責依據，不再贅述。即使這個表態有職責依據，這個行為也并不必然導致某村可以弄兩三套公房頂私房，因為，根據要求，首先要由評估公司做報告，此外拆遷工作小組組長要簽字，然后指揮部派下去的工作聯絡員即后來的審、核人員要簽字，此外還需要多個部門審核并加蓋多個公章，這一點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上反映得很清楚。至于村干超越被告人的表態，虛構公房面積和虛設公房數量，以及后來私買安置房，完全是村干的行為，與被告人沒有任何關系。也正是這些介入因素導致了所謂的損失。2006年鎮紀檢介入后，某村村干在明知賬上款項系違法所得的情況下，不但未有任何彌補損失的行為，反而揮霍了部分非法所得資金，甚至在2007年3月，檢察院介入調查后，某村賬上余額1101082.5元也繼續被其挪作他用，從而放縱矛盾激化，最終導致購房戶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購房款而上訪。有觀點認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村干就不會弄 這么多戶，所以被告人就必須對村干所有的13戶負責。辯護人認為這種用結論倒推前提觀點是錯誤的，且沒有法律依據。首先，村干是如何想的，誰也不知道，如果被告人不同意，他們會不會弄，會不會就弄少一點，沒有人知道。但是從其事前計議，到尋找多名購房戶等一些列行為可以看出，其根本從一開始就是有預謀的，不管被告人是不是同意，還是僅僅同意一戶，他們的行為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次，這個觀點否認了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件。如果該觀點成立，那么是不是說，甲唆使乙去打丙兩拳，結果乙將丙打死，甲也構成故意殺人罪？甲叫乙挪用100萬公款，結果乙在沒有告知甲的情況下，挪用了1000萬元，甲也需要對這1000萬元負責呢。這明顯是違背法律常識的。因此，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能導致所謂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

綜上，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受某村村干的蒙蔽，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作出了同意以公房頂私房的表態，其并沒有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更沒有造成所謂惡劣社會影響，請求法庭認定被告人濫用職權罪不成立。

第三篇：黑社會二審辯護詞

二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所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接受被告人王某某家屬的委托，并征得王某某本人的同意，指派律師擔任被告人王某某一案二審辯護人。

王某某一案，由某市人民檢察院以某檢刑訴[2010]22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糾結李某、龐某等人，采取暴力、脅迫和其他手段大肆實施開設賭場、搶劫、非法拘禁、強奸、詐騙等多種違法犯罪，稱霸一方，嚴重破壞了某市的社會穩定及生產、生活秩序。應當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搶劫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追究王某某的刑事責任，提起公訴。某市人民法院認定上述被告王某某行為均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開設賭場罪、搶劫罪、非法拘禁罪、詐騙罪，以（2010）某刑初字第247號刑事判決書判決被告人王某某犯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開設賭場罪、非法拘禁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王某某不服，提出上訴。根據本案的事實、證據及法律規定，辯護人對一審判決認定王某某的行為構成開設賭場罪、非法拘禁罪不持有異議。但對一審法院做出王某某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認定，辯護人認為是不當的，請求二審法院查明事實，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

具體理由如下：

關于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

根據（2010）某刑初字第247號刑事判決書認定的內容，原審法院認為王某某組織、領導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大肆進行犯罪活動，其行為已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并以上訴人的供述、龐某、劉某等人的證言、受害人的陳述等作為認定上訴人構成本罪的證據。

根據現有證據顯示，王某某等被告人的行為及各被告人之間不符合法律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構成要件，不具備經濟特征、組織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危害特征程度不夠。因此王某某不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原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

1、王某某等人沒有形成穩定的犯罪組織，沒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

黑社會性質組織要求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而本案中，根據原審庭審中公訴人出示的證據中，可以清楚的發現被告之間相對穩定的組織關系并不存在。本案中蔡某在2009年夏天就去外地打工了離開了王某某；位某2008年夏天離開了王某某；劉某僅在2008年6月至2009年夏天和王某某在一起，楊某2008年跟了王某某10多天。。。等等。另

外在指控的王某某17起犯罪事實中，被指控為該成員的人最多參與了5次，最少的僅一次，也僅僅在王某某開局賭博時短時間的湊在一起，并不是為了實施所謂的有組織的犯罪。

2、王某某等人不具備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具有“通過有組織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或維系犯罪組織的生存、發展”。

本案中，王某某除了偶爾開設賭場之外，還有自己從事謀利的正當職業，其大部分的時間用于了養狗。同時，其他大部分被告都是農民，都要通過務工、務農來維持生計。各個被告人之間沒有橫向的經濟上的協作、合作關系。經濟獨立，沒有相互使用或獲利后分配錢款，各個被告人沒有形成較強的經濟實力。案卷材料及法庭調查表明，王某某除了基于與蔡某的親屬關系，短時間向其支付過一定的工資外，對其他被告從未支付過任何工資，對所獲得的收入也沒有進行分配。

3、王某某等人的行為不具有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暴力性、脅迫性或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的行為特征。

原審法院認定王某某組織、領導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大肆進行犯罪活動。實際上，王某某所有的犯罪事實都是因賭博而起的，所謂的受害人就是一幫賭徒。被害人李某：外號“小八餅”，經常在王某某的賭場賭博，2008年11月份因涉嫌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現在洛陽市監獄服刑；被害人李某，2007年底至2008年9月份，經常在王某某的賭場賭博；被害人郭某某市翟鎮人，長年賭博；被害人李某某市緱氏鎮人，經常賭博……等等。綜上我們不難看出，本案中所涉及到的被害人全是一幫賭徒，所謂的欺壓、殘害群眾并不存在。

4、王某某等人不具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性特征。

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從而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質特征，也是區分黑社會性質的關鍵。

而結合本案來看，原審法院認定的多起犯罪中，所涉及到的被害人在某市也較集中，基本都是某市岳灘鎮的，遠沒有達到黑社會所要求的在一定的區域或在某一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在影響。

綜上，王某某不符合法律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構成要件，公訴機關現有證據不能證明王某某等人已經形成形成穩定的犯罪組織，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支持其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公然對抗社會秩序的在當地造成惡劣影響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向東依法不構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就此起事實原審法院認定錯誤。

綜上，原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未對全案的證據做全面的審查、分析判斷。僅根據片面證據所做出的一審判決是錯誤的。請求貴院查明事實依法改判或發回一審法院重新審理！

以上辯護意見，望合議庭予以采納。

第四篇：19、辯護詞（一審、二審）

＿＿＿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的親屬的委托并征得本人的同意擔任辯護人，為其進行辯護。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委托后，本辯護人查閱了本案案件卷宗，會見了被告人聽取了他辯解。通過今天的法庭調查使辯護人對本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現辯護人對＿＿＿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和認定的罪名提出辯護意見如下：

一、事實部分：

＿＿＿＿＿＿＿＿＿＿＿＿＿＿＿＿＿＿＿＿＿＿＿＿＿＿＿＿＿。

二、證據部分：＿＿＿＿＿＿＿＿＿＿＿＿＿＿＿＿＿＿＿＿＿＿＿。

三、適用法律部分：＿＿＿＿＿＿＿＿＿＿＿＿＿＿＿＿＿＿＿＿＿。

四、量刑部分：＿＿＿＿＿＿＿＿＿＿＿＿＿＿＿＿＿＿＿＿＿＿＿。

綜上所述，本辯護人請求法庭全面審查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采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作出公正的裁決！

辯護人：＿＿＿＿＿＿＿＿律師

年　　月　　日

第五篇：李莊二審辯護詞

[陳有西按]這份辯護詞，30日公開開庭一結束已經交付法庭。全文12300字。遲遲不公布的原因，是考慮這樣的真相公布出去，可能影響不好。想不到這三天來，全國媒體對本案的庭審情況，公開得比我們的辯護詞還透明。連一些我們都不知道的重慶方面的決策內幕，記者們都深追披露出來了。網絡時代，真的無法控制一件大家普遍關心的事件真相。由于這些報道，讀者產生了很多的猜測；很多律師和新聞界朋友都向我要辯護詞；本網上好多讀者也要求強烈。有些同行認為我們可能只會說豪言壯語而沒有辯到位；重慶方面組織的西政的兩位教授甚至稱關證人取證、只讀證不出示是合法的。如果我再不公布這份辯護詞，會產生更多的猜想和誤解，把事實都搞混。因此，考慮再三還是將其公布。歡迎各位律師同行批評指正。

李莊律師被控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 第一審辯護詞

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 尊敬的合議庭各位法官: 我們受本案被告人李莊的委托, 分別受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和京衡律師集團事務所指派，出庭為李莊被控“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進行辯護。根據我們庭前的調查、認真聽取李莊本人對全案真相的介紹和自我辯解,分析控方《起訴書》和指控證據，分析《刑法》306條的構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經過今天的公開開庭的庭審質證，我們認為本案被告不構成犯罪。李莊不但無罪,而且是一位非常優秀、負責任、敢于冒風險對當事人負責的中國刑事律師。因此，我們決定對本案進行完全的無罪辯護。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義重大。中國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的為被告辯護權、會見權、調查權、法律幫助權、幫助控告權、不被監視干擾權，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樣做才是合法的？怎樣做算是違規的？怎樣做是犯罪的？這個問題，從《刑事訴訟法》、《律師法》的立法和修改開始，長期爭論著。我國的偵查權和辯護權一直發生著沖突。全國人大法工委試圖進行過協調，但一直沒有解決。法學理論和法治觀念上的碰撞，在李莊案中集中表現出來。中國的最敢說話的律師，最敢為被告負責任的律師，往往是公權機關最討厭的律師、最容易出事的律師。李莊由于他辦案的認真、負責、敢于直面公權力，敢于在律師普遍不敢真辯的環境里，直接挑戰和指出偵查機關的違法現象，努力尋找證據證明這樣違法現象，不幸成了這種觀念碰撞中的一個犧牲品。法院審判的作用，就是通過公開證據和真相，通過控辯各方的質疑和爭辯，讓法庭兼聽則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決。我們會認真聽取控方和警方的證據和觀點，也期望控方和合議庭能夠實事求是地分析我們的意見，作出客觀公正的判斷。現在我向法庭發表辯護意見，請審查、采納。

一、基礎之辯：《起訴書》本身直接違反《刑訴法》，概念明顯錯誤，指控的罪狀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調查和辯論，針對指控罪名和情節進行。因此我們必須審查《起訴書》指控的罪名和事實的基本點能否成立。

《起訴書》在案情總述的頭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莊在重慶市江北區看守所會見龔剛模時，為幫助龔剛模開脫罪責，誘導、唆使龔剛模編造公安機關對其刑訊逼供，并向龔剛模宣讀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龔剛模推脫罪責。

“被告人李莊的上述行為干擾了龔剛模等34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審理工作的正常進行。”

這就是控方認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關指控情節后面分別分析）。這一指控是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的。

第一，“為幫助龔剛模開脫罪責”，這對于辯護律師而言是合法的。這是法律規定的律師職責。《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和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律師的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關鍵是看是不是進行了非法的幫助。而本案中所有證據顯示李莊全部是合法地幫助當事人。

第二，“誘導、唆使龔剛模編造公安機關對其刑訊逼供”。1）起訴書假定的前提錯誤。龔剛模案是確實被刑訊逼供，還是沒有?這是一個前提。在龔案沒有審判、龔剛模不能到庭的情況下，怎么知道他沒有被刑訊？怎么能說律師在教他誣告？2）是被告先告訴律師被逼供，而不是李莊誘導而為。3）《刑法》306條只對“證人”的言詞證據的影響構成本罪，對“被告”的言辭影響不構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錯誤。此問題下面我會專題陳述。4）“唆使”，法律上沒有“辯護人教唆罪”，辯護人對被告進行法律幫助，保護自己不被誤導，是基本辯護功能，指控沒有法律依據。5）“編造對其刑訊逼供”，本案中公安機關自己的筆錄中明確記載，被逼供吊打，是龔剛模自己先說的，李莊再追問查證的。哪來的律師“唆使編造”？

第三，“向龔剛模宣讀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這是《刑訴法》三十六條規定的審判階段辯護律師“會見和通信權”。是對被告犯罪事實是否存在、是否承認、事實有無錯誤進行核實的基本權利，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準律師這樣做。律師不對口供、證言進行事先當面核實，根本無法判斷真相，理出辯護思路，寫出辯詞；根本沒有辦法上法庭辯護。

第四，“干擾審理工作的正常進行。”法院是否開庭，這是法院的權力范圍。律師有什么權力？如果是律師的質疑導致法院發現重大問題不開庭，檢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師辯護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錯案，是職責所在。是有功，怎么說是“干擾”？本案中，李莊向法院指出了嚴重刑訊逼供問題，口供矛盾問題，申請對龔剛模有無被刑訊的傷情進行依法鑒定，何錯之有？何來干擾？

因此，《起訴書》概述中，每句話都體現出了嚴重的刑事訴訟法基本概念的混亂，都出現了基本法理上的違背《刑訴法》規定的錯誤。體現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種錯誤觀念基礎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礎性、全局性的差錯。在這種錯誤的基點上，組織起訴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種錯訴。

二、程序之辯：從李莊介入龔案刑訴階段看，不可能構成本罪

龔剛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訴，李莊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會見龔。這已經是在審判階段。偵查起訴階段李莊沒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莊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還沒有開庭。也就是說律師還根本沒有舉證。李莊什么證據都還沒有形成，也沒有提交給法院一份證據。這個階段，說辯護律師發生了“偽證犯罪”，是十分可笑的。為什么這樣說？

刑案審判階段，偵查、審查起訴都已經結束，控方證據都已經固定完畢，案件和被告、證人、證據都已經移交法院。也就是說國家法律給予公安、檢察機關的指控證據準備，已經全部完成。這個階段，法律規定是辯方進行工作的時段。即通過法院閱卷知道案情，獲取控方證據副本，對被告口供、證人證言、相關證據進行審查、核實、質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證據的漏洞，保護無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輕的人不被重判。這種審查，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向被告本人進行核對證實。這時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證據給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證據都是可以出示的。因為法庭上也是必須經被告質證的。他有權知道、必須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說法，確實有可能改變原供，但這種改變已經不可能影響原有在卷證據，包括他已經向偵查機關作的口供。只會讓法庭多一種判斷座標。其新的辯解，只會讓法庭更加全面的進行分析，不可能因為這種辯解而會誤導法庭導致錯判。因為法庭的功能就是為了兼聽則明，辯析各種說法，哪個更接近客觀事實。指控證據已經固定好，不會因為被告知情、辯解而改變其固有含義。如果被告的辯解被法庭采納，恰說明原證據本身有問題，而不是因為被告的辯解。辯解只起發疑的作用。這種宣讀、核對、交叉審查，是每個刑案律師都必須做的。除非只收錢不辦實事的律師、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顧被告利益的律師，才會不去做這一工作，而且這種律師肯定不可能真正辯到焦點上。因此，說律師會見被告時不能出示口供和證言給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訴訟制度，以及一種特權觀念。是直接違反刑事訴訟法的。

進入審判階段后，公安機關偵查使命已經結束。在沒有退查的情況下，按《刑訴法》已經無權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偵查機關。他只是法定羈押場所，除了在羈押管理中附帶對在押嫌疑人進行獄偵深挖犯罪，他沒有對其他社會人進行偵查的權力和職能。更無權監視、偵查律師。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國，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統管理而已，在其他國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機關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權力，監視律師、干擾律師會見、甚至動員罪犯來檢舉律師，這是中國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現象。已經結束偵查的公安機關，也沒有權利對審判階段的律師，還進行監視性質的”陪同”。那種認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辦的觀念和所謂的規定，是直接違法的。任何部門無權違反《刑訴法》自訂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們警察權力的長期侵越，使這種錯誤做法習慣成自然，違法成常態，提醒和制止其違法的律師反而成了違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還沒有開庭。偽證罪，必須有個“證”。本案這個“假證”在哪里？律師還沒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證據。如果一個律師尚在會見、尚在調查、尚在向證人取證，其行動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來監視和評價，來判斷其會見行為、調查行為是不是合法、有沒有偽證，并由其作出判斷，而且是該不該抓的判斷，那么，所有律師、公安機關不高興看的律師，都可以被羅織成罪。律師舉證都沒有進行，司法機關沒有拿到任何的律師舉證，證據的物質載體都沒有產生，偽證“標的物”何在？他偽造了什么證據？偽證罪的侵害客體是法庭判斷。法庭舉證都沒有開始，他侵害了誰？公安有沒有權利去違法越權干預律師審判階段的會見權和證人調查權？因此，這一階段，根本不可能產生辯護人偽證罪。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法律常識。但在重慶江北居然發生了。

三、事實之辯：李莊幫助偽證的事實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實和證據之辯都是基礎。李莊到底有沒有進行證據偽造？他偽造了什么證據？法庭開到現在，一份也沒有。這么全國關注的偽證案件，居然是一個沒有一份“偽證”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實很簡單。偽證罪，一種是指影響被告，一種是指影響證人。控方指控的偽證，主要是指影響被告。因為龔剛模案的180多個的證人，李莊一個也沒有找過，也沒有間接影響過。因此“妨礙作證”就沒有了。其他的辯方證人，由于沒有控方的筆錄，就不存在“改變”的問題。他們即使“被影響”，只要李莊沒有帶上法庭，都不是證人。不可能構成本罪。李莊也只是通過家屬尋找中，沒有直接接觸，沒有做過一份筆錄，都是希望他們到法庭作證，何來幫助偽證？那就簡單了，只要看他有沒有影響被告。我們來看事實。

（一）被刑訊逼供，都是龔剛模先告訴李莊律師，而不是李莊律師指使編造

這有公安機關自己做的筆錄為證。有刑訊逼供，是龔剛模先講，李莊據此追查，并要其當庭指控，并要進行傷情鑒定。根本不是《起訴書》所稱的李莊指使編造。《起訴書》同自己的證據體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龔剛模檢舉李莊引誘他偽證的第一份筆錄,（《檢察卷》112頁），就露出了馬腳。龔交代說：“接著，他（李莊律師）問我被刑訊逼供了沒有。我說被吊了的。”（P113）“他問我：‘在審查中你被打了嗎？’我就說：‘被吊了幾天，還不準吃飯’。他說：‘這些話你要在法庭上講出來。’”（P114）“我在法庭上問你被刑訊逼供時，你要大聲承認，還要把刑訊逼供的過程演示出來。” “李莊又向我提出，在開庭時他會提出對我因刑訊逼供造成的傷情進行鑒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會提出不再擔任我的律師。”（P113）這些公安機關作為可以立即抓律師的最主要的口供證據，就清楚地顯示了被刑訊的情節是龔剛模先說給律師，律師才進行對策幫助的。

我為了弄清李莊為什么要“劍走偏鋒”，自己冒這樣大的風險，準備不惜自己用“罷庭”來達到查明被告龔剛模被刑訊的目的，認真審查了龔剛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結果以我的刑事辦案經驗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莊律師完全一致的結論：龔剛模根本不是組織、領導黑社會犯罪的頭目，而是一個軟弱的、被樊奇杭黑社會團伙利用、裹挾甚至敲詐勒索的企業主。他有為樊私藏槍支的犯罪、行賄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組織領導黑社會罪、殺人罪、非法經營罪、販毒罪、販賣槍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為龔辯護，我不多展開。把龔的合法經營所得財產理解為黑社會經營所得，是完全錯誤的。對于一個可能導致錯判錯殺的大案，李莊律師體現了自己對律師職責的忠誠和一種大無畏精神，在重慶律師已經對涉黑案不敢辯的環境下，進行了盡職的辯護。

為了涂黑李莊律師，偵查機關不惜創造出“眨眼串供”的情節，通過中央電視臺和中國青年報向社會上散布，把李莊宣傳成一名很壞的黑律師。依龔剛模在中央臺被采訪時的回答，李莊根本沒有教唆龔剛模翻供謊稱被刑訊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龔剛模猜測是讓龔剛模翻供。龔剛模的這種猜測，顯然不能認定李莊有教唆龔剛模翻供的行為。況且，李莊是否曾在會見龔剛模時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國青年報所稱的李莊教龔剛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規定的律師法律幫助權范圍行為。指責這些行為，是不懂刑事訴訟法的人的誤解。

（二）《起訴書》指控的李莊指使龔妻程琪編造龔被樊奇杭敲詐的事實不存在。

首先，申請證人出庭作證，是法定的律師權利，怎么在重慶成了犯罪？律師不作筆錄，直接把證人送給法庭來作證，他作了什么假？證人上庭，要受法官、檢察律師盤問，得出案情真相，律師偽證何在？如果向證人進行調查，要求他出庭證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導偽證，那等于取消了辯方的證人制度。

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證，一直因病住院開刀，李莊也沒有提交證人名單，法院也 沒有開庭，也就是說這個“證人”連身份都沒有確定，怎么符合306條？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師向其核實案情非常正常，因為龔剛模說給樊奇杭70萬，他妻子不同意，這怎么成了引導證人？如果這樣，律師還能辦案嗎？

第四，樊奇杭黑社會團伙，對龔剛模的敲詐勒索，在龔案的在案證據中，事實很清楚。九月份李莊尚未介入本案時，這個說法已經在卷．一個是70萬的買奔馳車款，程琪堅決不肯，龔為安耽給了；一個是高利貸問題，龔根本不用借錢，樊一定要給他，拿取高息；還有拿他的錢去放利，200萬只給10萬利息。另有200萬收回的錢連本也不還。這樣的情節，李莊要其妻子作證：到底是誰控制誰，是不是都象起訴說的整個團伙“都聽龔剛模的，龔是大哥”，這又錯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誘偽證？

（三）李莊從來沒有直接見過保利公司員工，也沒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們作偽證。連人是誰都不知道。

《起訴書》指控，李莊在一茶樓內指使龔剛華安排保利公司員工作偽證說龔不是公司老板。這一點也是不存在的，沒有任何證據。

首先，李莊從來沒有同保利的任何員工見面，沒有見過汪凌、陳進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認識。他們三人也沒有同意出庭作證，李莊也沒有向法院提交證人名單。他們的身份還根本不是證人。法律要件上就夠不上。其次，龔剛華自己怎么說，怎么問員工提要求，證據顯示李莊根本沒有授意也沒有指使，他的行為同李莊無關。他找了誰，李莊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莊負責？

第三，書面的工商檔案顯示，龔剛模在保利娛樂公司沒有股份。李莊根據這一點，告知其員工按法律性質，這個公司老板不是龔剛模，這算什么偽證？這是法律常識。公安為了把保利定性為涉黑基地，硬說這個公司是龔的，這才是不顧公司法規定作假證。對于實際控制權，李莊根本沒有否認，也沒有要他們去作假證。

第四，龔剛華是龔剛模的親兄弟，又是請律師的經辦人。李莊到重慶后同他進行洽談、研究辦案思路，分析對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點，這是律師必須做的工作。根據《公司法》的知識和查檔結果，告訴他們公司法律意義上的老板不是龔剛模，是完全合法的。這樣的話算什么偽證？

（四）李莊從未要吳家友律師去賄買警察作假證，這明顯是羅織罪名、誣告陷害

第一,吳家友關在看守所,但審訊筆錄中“告知權利和身份”卻是證人。取證地點違法。由于其自己有問題，有利害關系，在審訊情況下的孤證不能作為證據。

第二，李莊不可能知道吳有朋友在打黑專案組，是看到刑訊的在場的醫生。這一消息來源證明吳才是主謀。

第三，李莊要求找這樣的警察醫生來，不是要他作偽證，而是為了揭開刑訊逼供的黑幕，還原龔剛模被吊打的真相。這怎么是賄買偽證？

第四，康達所已經有李莊、馬曉東兩位律師，沒有要吳配合，李莊也沒有支付過一分錢，何來賄買？

第五，吳家友交代，他沒有去找過警察，也沒有去送過錢。那么，這個“證人”又是誰？證人都沒有出現，犯罪對象都沒有，影響證人進行偽證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國也要搞個“腹誹罪”或者叫“密謀罪”？觸犯了306條的那一個要件？偵查機關、指控機關也太想定李莊的罪了，羅織也不講個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龔剛模案180個證人，李莊一個都沒有找過，也沒有見過。

截止李莊被拘留日，李莊接觸過的與龔剛模案有關的訴訟參與人唯有一個龔剛模。李莊妨害誰作證了？他找的證人都是控方沒有作為證人的，而李莊想要其作為辯方證人的，他們又不愿不敢。一個也沒有產生，一個也沒有見面，一個也沒有作筆錄，一個也沒有向法院出示證人名單，這樣的影響證人妨害作證，又從何談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點，等到李莊向法院舉證后再來找他的罪名，可能會更方便些。可是現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動。

四、證據之辯：本案全部指控證據均無法證明李莊有罪

本案為了辦成“鐵案”，又沒有證據，就采取了數量戰術，生拼硬湊了一些完全無用的東西算作證據。

控方舉證連補充證據共99份，庭前復印給辯方只有15份。這些證據沒有一份可以證明李莊犯了指控之罪。1、99份證據絕大多數同本案不具備關聯性，是無用證據。

一類是李莊根本沒有見過接觸過的。象保利員工，不認識的警察、大多數證人根本沒有見過李莊，怎么證明他進行了幫助偽證？

一類是同本案指控情節毫無關系的物品。李莊包里的辦案材料和出庭函，會見室照片，律師收費發票、專家意見書等等，同想證明李莊偽證的案情毫無關系。也被拼湊成本案證據。

一類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證據。象文強案、黃代強案的證據，也跑到本案中來了。李莊從來沒有辯過那些案，控方想證明什么？

一類是關著審出來的律師的證言。象李莊助手馬曉軍、重慶律師吳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審訊出來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訴，不出庭作證，硬湊成控方證據。而且他們也沒有說李莊進行了偽證行為。

因此，別看本案舉證好象多，難掩虛夸不實的案情。關鍵證據一件都沒有。

2、偽證的“證據標的物”不存在

本案庭審到現在，作為一個偽證罪，偽造的證據一份也沒有。被影響的證人也一個都沒有。這不是很奇怪嗎？按李莊自己的話說，哪怕一個煙頭大的紙片也沒有！我們問一下控方，李莊偽造了什么證據？這個證據現在在哪里？影響了哪一份證據？影響了哪個證人？妨害了哪個人作證？查遍99份證據和所有證人，沒有一個是龔剛模案中的證人和證據。沒有一份假證據出現的偽證案，在重慶這樣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們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3、法庭沒有出現一份被告進行偽證的證據

由于偽證的物質載體一份也沒有，本案沒有一份被告進行偽證的證據。控方想用一些舉報、證言，來證明李莊“想”進行偽證。但是這個偽證實施了沒有？李莊直接指使了沒有？無證據可以支持。

4、關于證據虛假性

一是控方提供的龔剛模案的偵查機關的四位警員自證言宣稱，只是白天審訊嫌疑人六七個小時。與控方提供的李莊及龔剛模連續40余小時被審訊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龔剛模檢舉李莊以眨眼動作及眼神，誘導其翻供謊稱被刑訊逼供的口供，與龔剛模在李莊會見之前早就說過的自己被刑訊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與事實矛盾。

三是李莊身為資深律師，當然知道在龔剛模案進入審判階段后，偵查人員已不可能對龔剛模公司的員工調查取證。但龔剛華的證言宣稱再有十幾天就開庭審判龔剛模，李莊讓遣散員工，防止這幾天警察來調查取證。且該證言與吳家友證言矛盾、與龔剛模口供矛盾。

四是吳家友律師和馬曉軍律師的有關李莊在吃飯時自吹用眼神與動作暗示龔剛模翻供的證言，可以認定李莊誘導龔剛模翻供的法律依據是什么？

五是我們用警方自己的證據,就可以證明他們的偽證。我們舉的八份證據中,七份證明了對龔剛模案各被告審訊時間都是夜里,有的是從晚上8:45時開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證明控方證據中一些警察的證詞“每天都是白天審訊，只審六七個小時”的證言是偽證。（見辯方證據八份）

5、關于證據違法性

我們申請了八個控方證人出庭，沒有一人到庭。而且，七個證人是在押的控方證人，完全能夠出庭作證。這直接違反了《刑訴法》規定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規定，也有違法治公平正義，嚴重損害本次審判的公信力。

《刑訴法》97條規定，證人作證應當在家中、單位，必要時可以傳到辦案機關。《刑訴法》49條規定：公檢法要保障證人和親屬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脅證人進行作證。偵查機關將本案證人拘留后取證，實際上是逼取口供當證言，真實性根本不具備。使辯護人無法接觸本案證人進行取證核實。

法律規定取證不能限制證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證人，都被關押。不肯讓證人出庭作證，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證人。但他們聲稱是“證人不愿出庭”。這是很明顯的謊言。李莊的助手馬曉軍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擺著？他們有“不愿”的自由嗎？

《刑訴法》規定辯護人可以申請證據鑒定。現在《鑒定報告》已經證實了有傷痕。應當進一步查明傷痕的原因，不能視而不見。公訴機關和偵查機關也不敢讓龔剛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傷痕。如刑訊逼供是李莊謊稱，則李莊為何堅決要求對龔剛模傷痕成因進行鑒定？這不是自揭謊言？

另一個要指出的問題是：對辯方異議的證言只宣讀不讓看，是直接違法的。證據必須當庭質證。不出示，我們如何相信控方沒有斷章取義地讀？又如何發現其沒有讀的證言中的問題？如果知道其審訊時間、地點是不是合法？審訊人員有沒有必須回避的狀況？我在全國開庭的刑事法庭上，從沒有出現過這樣的荒唐的現象。本案中，我們的法庭顯然無法解釋這種證據質證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審判成為有眾多缺陷的審判。如果在證據認定上不能客觀公允，那么勢必導致一個缺陷的判決。我們提請法庭注意這一點，嚴格按照合法性、關聯性、真實性進行審查。不要被違法證據、無關聯證據、無用證據混淆了真相。

五、法理之辯：

李莊行為不符合辯護人偽證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306條原文是：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利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徒刑。辯護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于偽造證據。

因此，306條規制的行為對象有三種： a)一種是律師本人毀證偽造證據； b)一種是幫助被告人毀證； c)一種是引誘證人偽證。

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兩個是對有物質載體的有形的證據的毀證、偽造；后一個是對言辭證據的影響。

本案中，龔剛模的對象是第二種b)。只有幫助毀滅偽造有形的書證、物證才可能構成犯罪。言辭證據的影響不構成犯罪。而會見中的提醒和引導，即使是引誘說假話，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對被告的會見口供影響。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認為被告在會見龔剛模中有不當行為。這是不了解306條的要件。李莊憑這一條就是無罪的。

證據對被告的幫助偽證，只有毀滅偽造證據才構成，是對有形的證據的改變，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變。是“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沒有說改變其口供的律師影響也是犯罪；

影響言辭的偽證行為，只限于“證人”的范圍。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脅、利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只有改變“證人”的“證言”，才構成本罪，改變“被告”的“口供”，不構成本罪。

因此，這三種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構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條的罪狀構成，根本不包括影響被告本人口供的改變。這是公安機關、“聯合調查組”沒有準確理解《刑法》306條，再加上對阻撓其“嚴打”的律師的偏見和敵視，導致的一個錯誤定性。

解決了這個對象范疇和特征問題，我們再來看第二個要件。即306條是行為犯還是結果犯。

即使控方以為李莊有指使偽證行為，同我們認為的根本沒有這種行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沒有犯罪結果這一點上，控辯雙方則是一致的。因為沒有一份證據成形，沒有一個證人被影響。其實連龔案的證人都沒有出現。

那么，306條是按行為定罪，還是有了結果才能追究？顯然是后者。

請看第二款：辯護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于偽造證據。

倒推過去到第一條，只有“故意偽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才構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為，是本案主體構成犯罪的必備行為要件。沒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構成犯罪。

偽證罪直接損害的客體，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莊連法庭都沒有上，筆錄都沒有做一份，證人都沒有申請，根本沒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證據。哪里影響了法庭？

因此，李莊從法理上也是無罪的。其會見中、調查中的所有行為都是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是合法行為。

六、公義之辯：本案如果有罪判決，將嚴重影響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和律師執業基本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37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但是，李莊律師審判階段的會見權，卻受到警察的違法“陪同”干預，被監視竊聽，被指手劃腳，引起沖突后，違法的卻抓了合法的。他因為自己認真負責的執業行為，被自己的保護對象舉報，而他被舉報的所有的所謂“犯罪行為”，則全是為了查明他的案情，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護這個舉報人的應有權益。這是一個現代版的《農夫與蛇》，這真是一個哭笑不得的悲劇，體現了當前中國的一種法治亂象，一種特定時期的中國法治西洋鏡。這是對剛修訂的《律師法》的一記響亮耳光！

實際上，誰都明白，這個舉報并不是真正來自于龔剛模，而是來自于個別公權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動員。而他們的動機，又明顯是想鎮住真正的正義的聲音，掩蓋自己無法見人的那些東西。為什么龔的“檢舉”會發生在凌晨二點多？這個時間江北看守所為什么還允許打黑專案組的警察去審他？這個案件已經到了法院，人已經換押，偵查已經結束，公安深夜審什么？

因為法院審判階段，沒有退查，警察無權再去提審被告、調查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律師和警察處在指向目的對立的雙方。如果允許一方可以不經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對方，那這個另一方是可以經常被抓的。法律設計上的這種錯位，觀念上的對立，往往會立即變成付諸后果的行動。

其實，我們如果客觀公允地看一下，李莊案立案啟動程序是違法的。楚河漢界，互守一方。《刑事訴訟法》其實劃分了各自的權力界線。警察、律師、法官、檢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職責，也有自己的空間。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機關違法地在審判階段還去限制、監視律師會見，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沖突。李莊律師根本不會闖禍。《律師法》 第33條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這還是指偵查階段。審判階段，警察和律師則更不可能發生沖突，因為公安已經不能參與。本案不是李莊律師去侵犯他們的職權范圍，是他們濫用職權來無辜地干擾律師。由于違法的限制干預，導致了合法的抗議；抗議又導致了對李莊的進一步的迫害。現在，有過錯的、違法的一方，反而濫用國家賦予的權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這充分體現了一種不正常的強權和專橫。可悲的是，我們的一些輿論居然還要譴責這樣的弱者，鼓吹這樣的專橫。律師的權利不是律師的，而是代表著基本的公民權利，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警察的權利。如果這樣依法執業的律師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國刑事辯護將進一步倒退，刑事律師將進一步畏懼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導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負責的、高質量的辯護，冤假錯案必將更多產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強權的影子而不會有法治的光輝。

今天這個案件，影響的不只是一個李莊。是中國律師基本權利的一個縮影。英國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說：“臣民的茅草房，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我們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國律師的辯護領地，風能進、雨能進，警察不能進！”請求法庭支持我們這樣的呼聲！

鑒于以上事實和理由，我們堅信李莊無罪。期望法庭能夠在這種快偵快訴的態勢下，堅守司法的公正、獨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對現實和歷史負責，對人民法院負責，依法公正判決李莊無罪。

謝謝法庭。

李莊辯護人：

京衡律師集團 陳有西律師 康達律師事務所 高子程律師 200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