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蒙古族文化 盟旗制度

蒙古族的盟旗制度是什么樣的制度？

蒙古族的盟旗制度是蒙古地方政治制度，是清朝直接統治蒙古族的具體措施。滿族統治階級征服蒙古之始，就將滿洲八旗制度推廣于蒙古原有的政權系統，建立了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軍事與行政合一的制度。清代盟旗制度既有類似八旗滿洲的形式，又是在蒙古族原有的封建世襲領地制度上建立起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蒙古封建主政治、經濟統治權的同時，更主要的是分化其實力，嚴格限制其人、馬、軍械等武裝力量。由于清朝統治階級對蒙古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所以在人口增長時，另立新旗。旗與旗之間界限分明，任何人都不能潛越旗界，相互來往，違禁者要受到嚴厲的懲治。為了限制旗的發展，使各封建主的勢力互相牽制，在旗之上設盟，盟也是沿襲了蒙古大小封建主原有的集會形式，使之成為高于旗的具有顯著軍事性的一級組織。由若干部所出的旗固定的地點會盟，會盟之處就是盟的名稱。從清代以旗作為內蒙古地區基本軍事行政單位以后，作為一旗之長的旗扎薩克概由朝廷任命。盟旗制度作為政治制度與牲畜業生產有著直接的聯系，曾在客觀上對安定蒙古社會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加深了清朝統治者和蒙古王公貴族對蒙古人民的壓迫和剝削。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正式成立，盟旗的名稱雖仍存在，性質卻完全改變了。

清朝統治下的蒙古——盟旗制度

清朝統治者對蒙古實行“眾建以分其勢”的政策，表現之一是推行盟旗制度。這種制度區別于前代，它是在蒙古原有的鄂托克和愛馬克的基礎上。參照滿洲八旗制，在蒙古地區新建立的一種軍政制度。旗的出現和設旗的一系列規定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與蒙古部落逐步歸附于清朝的過程是緊密相聯的。天命和天聰年間，蒙古部落歸附后金汗國時，將歸附之眾編入滿洲八旗內，成為滿洲八旗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蒙古部落歸附人多，曾于天命七年(1622)對歸附的科爾沁和內喀爾喀五部之眾，設立“兀魯特蒙古一旗”，令科爾沁的明安統轄。天聰年間又出現“蒙古二旗”。后改為蒙古左右營。這些旗的設置、撤銷或者合并，都是以清朝統治的加強為目的為轉移的。

隨著后金汗國的建立，特別是大清王朝的正式出現，中央集權制在皇太極時期逐漸加強，對蒙古部落的統治日益強化，不斷發布軍令和政令，將蒙古地區的統治納入清王朝的統治軌道。天聰三年皇太極頒發“敕諭”、科爾沁、敖漢、奈曼、內喀爾喀和喀喇沁等部“悉遵我朝制度”，同年三月又“申定軍令”，后金對明或察哈爾作戰，蒙古各部必須“從征”，否則受罰。

崇德元年清廷正式開始設旗編佐。這一年清廷派遣大學士希福和蒙古衙門承政尼堪等，前往科爾沁和察哈爾等蒙古部落“查戶口、編牛錄、會外藩、審罪犯、頒法律、禁汗盜”。

清制，每旗設立扎薩克一員，康熙二十五年開始由清廷頒給印信，總理旗務，世襲罔替。協理旗務臺吉，簡稱協理臺吉二人或四人，協助扎薩克管理全旗事務。下屬有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二人，凡十佐領以下之旗，分設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一人。

五、六佐領內設參領一人，佐領一人，驍騎校一人，領催每佐領設六人，每十家設什長一人，什長又稱十家長。凡臺吉貴族，每族各設族長一人，稽察本族內事務。

蒙古各旗每一百五十丁編設一佐領，三丁共一馬甲，五十人為馬甲，其余百人為閑散，遇有戰爭，“以二丁差遣，一丁留家”。三年一次編審丁冊，年十八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皆入丁冊，有病者例外。編審之年，扎薩克以下，什長以上，按佐領察核造印冊，由協理臺吉會同管旗章京送交理藩院，限十月內送到。凡隱匿人丁者，扎薩克、協理臺吉、管旗章京、副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皆論罰。各旗轄佐領多少不一?多者近百個，少者一個或幾個。無論佐領多寡，每一個旗都是一個世襲領地，扎薩克是一旗之長?對旗內屬民秉承清廷意旨實行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負責向清廷繳納賦稅，編審丁冊，年班朝覲?入朝上員，清朝通過扎薩克統治和控制蒙古各部落，因此，扎薩克是具體貫徹滿洲貴族統治者意志的執行者，旗這一級機構是清朝上情下達，下情上報，代表滿蒙統治階級利益管理蒙古地區的執行機構。

清朝統治者制定的《理藩院則例》和《大清會典》等，對旗與旗之間和旗與內地之間有種種限制。⑴旗與旗之間劃定牧場，不得私自越界放牧和打獵；⑵蒙古王公貴族進京要按指定時間，走指定路線和關口，違者論罰；⑶蒙古人出境，必報明管旗章京，進出關口者，報明該管官，詳細登記人數，如有購買物件者，須上報理藩院，行兵部給照，方可進出關口；⑷限制蒙古從內地購買武器，需要購買，須經批準，且有一定限量，不得多購；⑸禁止蒙古買人出關口，已入檔冊的蒙古人不準擅賣，末入檔冊者，可在本旗內買賣；⑹蒙古地區不準容留他處逃．來之人，限二日內解送理藩院，窩藏逃者以罪論；⑺蒙古地區不準容無籍私行之喇嘛、班第，也不準將屬下家奴為班第；⑻蒙古不準隨意嗣養他人之子，如要嗣養，須經批準，方可入本旗佐領下丁冊；⑼蒙古王公外出到五臺山禮拜者，隨從之人有

限額，不得超額；⑽內地人到蒙古游牧者，不準與蒙古女子結親；⑾禁止蒙古開礦并建造房屋，不準隨意增開煤窯和燒鍋(酒廠)；⑿、不準蒙古地區豢養戲劇演員。演聽戲曲；⒀、蒙古人不準取用漢名，公文呈詞不得用漢字，代寫漢文訟詞者治罪；⒁、蒙古不得延請內地書吏教習或充書吏；⒂、蒙古王公不得將屬下阿勒巴圖彼此互相饋送，違者罰。

清朝通過上述一系列限制和規定，對蒙古地區實行“眾建以分其勢”，限制各旗之間、蒙漢各族人民之間的來往與聯合，一方面防止封建王公貴族勢力坐大，影響清廷在蒙古地區的統治，另一方面又削弱和消除蒙古內部的聯系及蒙漢人民的聯合，達到在蒙古地區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的目的。盟的設立是由會盟演變而來的，蒙古很早以來就有會盟的傳統習慣。明代蒙古有六萬戶。明末清初，科爾沁和內喀爾喀五部等蒙古部落。與努爾哈赤曾多次舉行會盟或盟誓，目的是共同對付明朝和察哈爾，不久科爾沁等部相繼歸服了后金，隨著歸附后金的蒙古人數的增多，到了崇德年間，正式設旗編佐，為了協調各旗之間的關系，清廷在旗這一級組織之上設立了盟。盟這一級組織是一個松散的聯盟，它是通過若干個旗舉行會盟來實現的，一般是三年舉行一次會盟，有時也有一年一次，目的“簡稽軍實，巡閱邊防，清理刑名，編審丁冊”，通過會盟清查各旗所屬人丁，為請廷繳納賦稅和兵員的補充服務。

會盟之時，一般以地域為中心，若干個旗會集一處，各定其所會之地。各旗會盟有的是幾個旗同會一處。有的是十多旗會集一處。會盟之年春季。各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塔布囊等。將自己旗所屆兵丁會集一處，令其修理器械，練習騎射由盟長查閱，如有兵器殘破不全，盔尾甲背無號記，軍器中自馬絆以上無號記，梅針箭、兔叉、骲頭箭上無號記，軍馬無烙印、不拴號記者。一律按規定處罰。

內扎薩克蒙古各旗所會之地有六，即六盟或六會。哲里木盟由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等各旗來會，地點在科爾沁右翼中旗境內。同會之旗有十。卓素圖盟，由土默特和喀喇沁等各旗來會，地點在土默特右旗境內，同會之旗有五。昭烏達盟?由敖漢、奈曼、巴林等各旗來會，地點在翁牛特左旗境內?同會之旗有十一。錫林郭勒盟，由烏珠穆沁、阿巴噶、阿巴哈納爾左翼等各旗來會，地點在阿巴噶左旗和阿巴哈納爾左翼兩旗境內，同會之旗有十。烏蘭察布盟，由四子部落、茂明安、內喀爾喀等各旗來會，地點在四子部落旗境內。同會之旗有六。伊克昭盟，由鄂爾多斯各旗來會，地點設在鄂爾多斯左翼中旗、鄂爾多斯右翼后旗和鄂爾多斯右翼前旗三旗接壤之地，同會之旗有七。會盟時?清廷派欽差大臣前往。有特定的儀式，會盟議事，王公臺吉塔布囊不到者．按其官職大小和爵位高低給予處罰。乾隆十六年始停派大臣參加會盟，會盟事宜由該盟長會集各族辦理，事后報告理藩院查核。各盟設有盟長一人。雍正六年始設副盟長一人。盟長和副盟長人選由理藩院在同一會盟的各旗任職的扎薩克和閑散的王貝勒貝子公中?開列名單報請皇帝批準。任命盟長后，頒給印信、乾隆十二年清廷議準內扎薩克六盟盟長均給予印信，辦理全盟事務。此外，又沒有幫辦盟務一至二人，協同盟長和副盟長管理盟務。人員選拔手續同盟長和副盟長。內扎薩克蒙古六盟中。除錫林郭勒和烏蘭察布盟未設幫辦盟務外，其余各盟均設有此職。為了鈴轄各盟蒙古兵丁，管理全盟軍務，每盟設備兵扎薩克一人。

盟旗制度的設立，客觀上對蒙古地區有一定積極作用，穩定蒙古地區封建統治秩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旗封建主之間為爭奪屬民和牧場而引起的紛爭，對牧業生產發展和社會安定是有利的。蒙古地區盟旗并存，任命盟長監督和控制各旗，在蒙古內部達到分其勢的目的，這種消極作用亦是明顯的。清代盟旗制度

明代后期，南遷到遼寧西北部的兀良哈三衛蒙古人，同遷入當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爾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穩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體為蒙郭勒津人)之稱納入清朝的統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區實行盟旗制的統治，在遼寧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區，也實行盟旗制。后金天聰三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領蘇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領下歸附后金。天聰九年，后金將喀喇沁部編為左右二翼旗，封蘇布地之子固魯思齊布為札薩克，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為札薩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設于官大海，后遷公營子。

原駐牧于歸化城附近地區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孫噶爾圖統領，為避林丹汗部的侵擾，由歸化城附近東遷，與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東移于喀喇沁部之東。為區別于故地歸化城的土默特部，稱東土默特。后金天聰二年噶爾圖之子鄂木克楚琥爾率部歸附后金，于天聰九年，后金封鄂木克

楚琥爾為札薩克，收所部駐牧之地編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爾死，由其子固穆承襲札薩克職。

元臣兀良哈人濟拉瑪后裔莽古爾岱，率所部從喀喇沁部徙居東土默特駐牧地東，并統領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聰三年，莽古爾岱之孫善巴所部歸附后金。天聰九年，后金將善巴所部的駐牧地編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為旗札薩克。

由喀喇沁兩翼旗和土默特兩翼旗組成一個“盟”。因四旗開始會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圖(在朝陽縣境內)地方，故名卓索圖盟，為清代內蒙古六盟之一。盟設盟長1人，副盟長1人，由理藩院從盟內札薩克或閑散王公中選出，奏請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設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圖盟管轄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爾喀左翼旗、錫埒圖庫倫旗也歸卓索圖盟管轄。各旗札薩克必須嚴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許相互越界，調整牧地需經朝廷允許指定，札薩克和盟長均無權分封領地。

在遼寧省境內各旗駐牧地區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陽縣、北票縣一帶，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阜新市區和郊區一帶，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和建昌縣等地區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縣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貴族不斷招來漢民墾耕土地．關內一些地區的漢人出關謀生，清政府也實行“借地養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漢人流入遼寧境內蒙古人駐牧地區，并定居下來。清政府為蒙漢分治，于乾隆蘭年設塔子溝廳，管轄漢民，其地蒙古人仍歸各旗管轄。到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又將塔子溝廳一分為二。東部，在朝陽縣內增設三座塔廳，管理朝陽縣、北票縣及阜新等地區的漢民l西部仍歸塔子溝廳，管轄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建平、建昌一帶漢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廳”建縣，撤塔子溝廳建立建昌縣，撤三座塔廳建朝陽縣。二縣專司漢民政令，蒙古族仍歸各旗管轄。在二縣內專設“三堂”，由滿、蒙、漢各一官員組成，專理蒙、漢民糾紛案件。光緒三十年，升朝陽縣為朝陽府，另將建昌縣和平泉縣各劃出一部，設建平縣。光緒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內再設阜新縣，實行旗縣并立，蒙、漢分治制度。朝陽、建昌、建平、阜新和綏東五縣均隸朝陽府。盟旗制的組織關系。“盟”是旗的會盟組織，合數旗而成，但非一級行政機構，只是清廷對盟內各旗的監督組織。各札薩克定期會盟，由盟長主持，審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編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時的武備情況也要到會盟地接受檢閱。戰時，盟長帶領各旗兵丁出征。盟長無權干涉各旗的政事或發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現難解決的民、刑案件時，會同札薩克審理。

“旗”是清政府依據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會統治制度的基礎上，調整或分封牧地后編立的，是清朝統治蒙古族地區基本軍政合一的單位。旗札薩克是由清政府從蒙古族王公貴族(王、貝勒、貝子、塔布囊)中選任，為一旗之主。平時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稅等事務。戰時，征調一旗軍隊參戰。札薩克下設協理臺胄2入，協助札薩克管理旗務，協理臺吉之下設管旗章京，負責處理和監督全旗政令的實施、兵務和法律執行情況，管旗章京下設梅林，分為管旗、印務、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內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務。印務梅林主管旗署內的印、文書檔案，草擬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務、兵營、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設參領若干名，每一參領分管旗下佐領4至6人。此外，旗署內還有筆帖式若干，為文書職務。

旗以下設“佐”若干。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編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設“佐領”，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薩克之命，審定所屬人丁，征收一佐課稅，為旗征調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糾紛，也為王府派遣護衛和傳遞信件等。每佐在佐領之下設驍騎校1員、領催6員，協助佐領辦理一佐事務。佐領一般為4至6名，上受旗參領管轄，如清道光年間，喀喇沁左翼旗有參領9員，管理旗下53名佐領，全旗有驍騎校53員、領催318員。

在佐之下，每10民戶設一“什長”，為旗內最低一級之官，受佐領之命，管理民戶。

旗內成年男子都要經過審丁。一般規定，年18到60為丁口，逐年審定造冊。蒙古族丁口除當喇嘛、廟丁和王公貴族家丁外，都要編入丁冊。每佐150丁，選50丁當兵，余百丁為“附丁”，即為預備兵，平時勞動和習武，候選充兵。

清代康熙年間，清政府調派八旗蒙古軍隊到盛京等地駐防，稱“駐防八旗蒙古”。又撥一部分巴爾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當兵，為蒙古“游牧八旗”。八旗蒙古軍隊的家眷和附丁，隨駐防于各地的蒙古軍就地編佐，撥繪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編立1佐。八旗蒙古與八旗滿洲相同，為軍事編制，不屬地方盟旗管轄。夠一旗之軍，委派都統或總管統之。下為駐防各地的佐領，管轄蒙古民戶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補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軍中。清代的盛京、新賓、風城、岫巖、開原、遼陽、熊岳、復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戶，都隸屬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領的管轄。

（二）蒙古族封建等級制度

清代，滿族統治者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勢力，對于歸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與功勞的大小，給予爵位，分別授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襲罔替，相傳子孫。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薩克色校，順治五年(1648年)封鎮國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薩克固穆，封鎮國公，康熙二年(1663年)晉為固山貝子，世襲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薩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達爾漢鎮國公。

貴族階層還有塔布囊和臺吉。塔布囊，漢譯意為“駙馬”。兀良哈氏濟拉瑪(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駙馬。成吉思汗封其子孫為“世襲塔布囊"稱號，成為蒙古貴族，享有特權。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臺吉，蒙語，由漢語“太子”訛變而來。其義展延，巳與皇族相當。成吉思汗家族“孛兒只斤氏”為“黃金家族”。凡這個家庭的男性世襲“臺吉”稱號，成為貴族階層。平民階層稱哈日出特(蒙語)，漢譯意為“黎民”。亦稱呼雅根阿日特(蒙語)，漢譯意為“甲士”，有當兵、服徭役、納稅義務，也有當差升官職的資格。

屬下階層稱屬下，即領屬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爺屬下和寺廟屬下。王爺屬下有“隨旗蒙古人”。他們是外地遷移而來的匠人、藝人等。王爺屬下還有“套斯各”(蒙語，漢譯意為“莊戶”)、“朱勒沁”(蒙語，漢譯意為“押墓屬下”或“陵丁”)和“達日罕包勒”(蒙語，漢譯意為“獲釋奴隸”)，他們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貴族、官宦陪嫁而來的侍從、藝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廟屬下，一是投靠寺廟的隨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廟時，從外地招來的工匠藝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廟而定居下來，成了歸屬寺廟的屬下。他們每年要向寺廟納貢、服勞役。奴隸階層的“格仁包勒”，即漢語“家奴”。他們世代為奴，是社會最底層。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薩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薩克世系

3．土默特左翼旗札薩克世系

4、辛亥革命后旗縣變化

辛亥革命后的軍閥統治時期，民國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漢民初歸河北省，后改為熱河省特別區建昌縣管轄，民國3年因建昌縣與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稱凌源縣。同年，撤銷朝陽府，原所轄五縣先后改隸承德府、熱河特別區。到民國17年(1928年)，劃歸熱河省，民國20年，將凌源縣東南部、朝陽縣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區劃出，增設凌南縣(建昌、喀左境內)。將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漢民劃歸凌源縣管轄。民國年間，土默特左翼旗、阜新縣同屬熱河省。

東北淪陷時期，在遼寧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實行殖民統治的旗縣制，為適應殖民統治的需要，旗縣及其隸屬關系也有變更。民國23年(1934年)，將朝陽縣改隸錦州省。民國26年，將凌源、凌南兩縣合并，改為建昌縣，偽縣署設于莽牛營子(建昌鎮)。同年，將建平縣北部50個村劃出，另建新惠縣。并將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區4個村、寧城縣(今屬內蒙古)西橋區9個村劃歸建平縣。民國29年，將朝陽縣復改為土默特右旗，又將朝陽縣北部劃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設于北票。建昌縣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縣存旗稱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設于鴕牛營子。建平縣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設于建平，后遷平莊，各旗縣均隸熱河省。期間，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縣同隸錦州省，蒙漢分治。同年，撤銷阜新縣，仍由土默特左旗統管全縣。

解放戰爭期間，朝陽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區的旗縣，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權，有的旗縣又新劃建置和改稱，增加新縣。先歸中共熱東地委領導，后改隸冀熱遼十八行政專員公署領導。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義縣聯合縣政府，歸遼西省。1949年，朝陽地區旗縣所轄地區又有調整，撤銷北、阜、義聯合縣。同年，撤銷冀熱遼十八專員公署，旗縣統歸熱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權——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營子(南公營子)，下轄11個區。旗為蒙古族行政機構。．1947年12月，結束蒙漢分治。1949年7月，撤銷葉柏壽縣(1947年7月，建平縣改為葉柏壽縣)，將原葉柏壽縣所轄半拉燒鍋、甘招、羊角溝3個區，劃歸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營子遷至大城子。1956年，撤銷熱河省，劃歸遼寧省管轄。

第二篇：清代盟旗制度

清代盟旗制度

明代后期，南遷到遼寧西北部的兀良哈三衛蒙古人，同遷入當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爾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穩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體為蒙郭勒津人)之稱納入清朝的統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區實行盟旗制的統治，在遼寧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區，也實行盟旗制。后金天聰三年(1629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領蘇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領下歸附后金。天聰九年(1635年)，后金將喀喇沁部編為左右二翼旗，封蘇布地之子固魯思齊布為札薩克(旗長)，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為札薩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設于官大海，后遷公營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南公營子)。

原駐牧于歸化城(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附近地區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孫噶爾圖統領，為避林丹汗部的侵擾，由歸化城附近東遷，與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東移于喀喇沁部之東(遼寧省朝陽縣、北票縣、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一帶)。為區別于故地歸化城的土默特部，稱東土默特。后金天聰二年噶爾圖之子鄂木克楚琥爾率部歸附后金，于天聰九年，后金封鄂木克楚琥爾為札薩克，收所部駐牧之地編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爾死，由其子固穆承襲札薩克職。

元臣兀良哈人濟拉瑪后裔莽古爾岱，率所部從喀喇沁部徙居東土默特駐牧地東(約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一帶)，并統領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聰三年，莽古爾岱之孫善巴所部歸附后金。天聰九年，后金將善巴所部的駐牧地編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為旗札薩克。

由喀喇沁兩翼旗和土默特兩翼旗組成一個“盟”。因四旗開始會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圖(在朝陽縣境內)地方，故名卓索圖盟，為清代內蒙古六盟之一。盟設盟長1人，副盟長1人，由理藩院從盟內札薩克或閑散王公中選出，奏請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設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圖盟管轄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爾喀左翼旗、錫埒圖庫倫旗也歸卓索圖盟管轄。各旗札薩克必須嚴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許相互越界，調整牧地需經朝廷允許指定，札薩克和盟長均無權分封領地。

在遼寧省境內各旗駐牧地區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陽縣、北票縣一帶，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阜新市區和郊區一帶，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和建昌縣等地區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縣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貴族不斷招來漢民墾耕土地．關內一些地區的漢人出關謀生，清政府也實行“借地養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漢人流入遼寧境內蒙古人駐牧地區，并定居下來。清政府為蒙漢分治，于乾隆蘭年(1738年)設塔子溝廳(廳址在今凌源縣)，管轄漢民，其地蒙古人仍歸各旗管轄。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又將塔子溝廳一分為二。東部，在朝陽縣內增設三座塔廳，管理朝陽縣、北票縣及阜新等地區的漢民l西部仍歸塔子溝廳，管轄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建平、建昌一帶漢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廳”建縣，撤塔子溝廳建立建昌縣(凌源境內)，撤三座塔廳建朝陽縣。二縣專司漢民政令，蒙古族仍歸各旗管轄。在二縣內專設“三堂”，由滿、蒙、漢各一官員組成，專理蒙、漢民糾紛案件。光緒三十年(1904年)，升朝陽縣為朝陽府，另將建昌縣和平泉縣(屬河北省)各劃出一部，設建平縣(取二縣名的首字的新縣名)。光緒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內再設阜新縣，實行旗縣并立，蒙、漢分治制度。朝陽、建昌、建平、阜新和綏東五縣均隸朝陽府。

盟旗制的組織關系。“盟”是旗的會盟組織，合數旗而成，但非一級行政機構，只是清廷對盟內各旗的監督組織。各札薩克定期會盟，由盟長主持，審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編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時的武備情況也要到會盟地接受檢閱。戰時，盟長帶領各旗兵丁出征。盟長無權干涉各旗的政事或發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現難解決的民、刑案件時，會同札薩克審理。

“旗”是清政府依據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會統治制度的基礎上，調整或分封牧地后編立的，是清朝統治蒙古族地區基本軍政合一的單位。旗札薩克(旗長)是由清政府從蒙古族王公貴族(王、貝勒、貝子、塔布囊)中選任，為一旗之主。平時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稅等事務。戰時，征調一旗軍隊參戰。札薩克下設協理臺胄(蒙古語稱“圖斯拉格齊”)2入，協助札薩克管理旗務，協理臺吉之下設管旗章京(蒙古語稱“札合日格齊”)，負責處理和監督全旗政令的實施、兵務和法律執行情況，管旗章京下設梅林，分為管旗、印務、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內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務。印務梅林主管旗署(或稱王府)內的印、文書檔案，草擬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務、兵營、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設參領若干名，每一參領分管旗下佐領4至6人。此外，旗署內還有筆帖式若干，為文書職務。

旗以下設“佐”若干(佐或稱“箭”，蒙古語稱“蘇木”)。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編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設“佐領”(或稱“箭長”，蒙古語稱作“蘇木章京”)，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薩克之命，審定所屬人丁，征收一佐課稅，為旗征調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糾紛，也為王府派遣護衛和傳遞信件等。每佐在佐領之下設驍騎校1員、領催6員，協助佐領辦理一佐事務。佐領一般為4至6名，上受旗參領管轄，如清道光年間，喀喇沁左翼旗有參領9員，管理旗下53名佐領，全旗有驍騎校53員、領催318員。

在佐之下，每10民戶設一“什長”，為旗內最低一級之官，受佐領之命，管理民戶。

旗內成年男子都要經過審丁。一般規定，年18到60為丁口，逐年審定造冊。蒙古族丁口除當喇嘛、廟丁和王公貴族家丁外，都要編入丁冊。每佐150丁，選50丁當兵，余百丁為“附丁”，即為預備兵，平時勞動和習武，候選充兵。

清代康熙年間，清政府調派八旗蒙古軍隊到盛京等地駐防，稱“駐防八旗蒙古”。又撥一部分巴爾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當兵，為蒙古“游牧八旗”。八旗蒙古軍隊的家眷和附丁，隨駐防于各地的蒙古軍就地編佐，撥繪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編立1佐。八旗蒙古與八旗滿洲相同，為軍事編制，不屬地方盟旗管轄。夠一旗之軍，委派都統或總管統之。下為駐防各地的佐領，管轄蒙古民戶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補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軍中。清代的盛京、新賓、風城、岫巖、開原、遼陽、熊岳、復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戶，都隸屬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領的管轄。

（二）蒙古族封建等級制度

清代，滿族統治者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勢力，對于歸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與功勞的大小，給予爵位，分別授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襲罔替，相傳子孫。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薩克色校，順治五年(1648年)封鎮國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薩克固穆，封鎮國公，康熙二年(1663年)晉為固山貝子，世襲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薩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達爾漢鎮國公。

貴族階層還有塔布囊和臺吉。塔布囊，漢譯意為“駙馬”。兀良哈氏濟拉瑪(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駙馬。成吉思汗封其子孫為“世襲塔布囊"稱號，成為蒙古貴族，享有特權。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臺吉，蒙語，由漢語“太子”訛變而來。其義展延，巳與皇族相當。成吉思汗家族“孛兒只斤氏”為“黃金家族”。凡這個家庭的男性世襲“臺吉”稱號，成為貴族階層。平民階層稱哈日出特(蒙語)，漢譯意為“黎民”。亦稱呼雅根阿日特(蒙語)，漢譯意為“甲士”，有當兵、服徭役、納稅義務，也有當差升官職的資格。屬下階層稱屬下，即領屬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爺屬下和寺廟屬下。王爺屬下有“隨旗蒙古人”。他們是外地遷移而來的匠人、藝人等。王爺屬下還有“套斯各”(蒙語，漢譯意為“莊戶”)、“朱勒沁”(蒙語，漢譯意為“押墓屬下”或“陵丁”)和“達日罕包勒”(蒙語，漢譯意為“獲釋奴隸”)，他們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貴族、官宦陪嫁而來的侍從、藝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廟屬下，一是投靠寺廟的隨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廟時，從外地招

來的工匠藝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廟而定居下來，成了歸屬寺廟的屬下。他們每年要向寺廟納貢、服勞役。奴隸階層的“格仁包勒”，即漢語“家奴”。他們世代為奴，是社會最底層。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薩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薩克世系第一任札薩克色棱，天聰九年(1635年)封。順治五年(1648年)封鎮國公、順治十四年卒。

第二任札薩克色梭次子奇達特，順治十四年(1657年)以公爵襲職。康熙五年(1666年)卒。第三任札薩克奇達特子烏特巴拉，康熙六年(1667年)襲職。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

第四任札薩克烏特巴拉弟善巴拉什，康熙三十年以鎮國公爵襲職。晉固山貝子任卓索圖盟盟長。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

第五任札薩克善巴拉什子僧袞札布，康熙五十六年以固山貝子爵襲職。雍正九年(1731年)晉多羅貝勒。乾隆七年(1742年)卒。．

第六任札薩克僧袞札布子瑚圖靈阿，乾隆七年以固山貝子爵襲職，晉郡王。乾隆十四年(1749年)降爵為鎮國公。乾隆四十年復固山貝子爵。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

第七任札薩克瑚圖靈阿子濟克濟特札布，乾隆四十四年襲職．翌年因罪削職。

第八任札薩克瑚圖靈阿弟札拉豐阿，乾隆七年封鎮國公，乾隆十四年晉固山貝子，乾隆四十年晉郡王。其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罪割爵，轉又封貝子，復又降為鎮國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復封貝子。乾隆四十五年晉多羅貝勒。乾隆四十六年以鎮國公爵兼喀喇沁左翼旗札薩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封多羅貝勒、御前大臣。

第九任札薩克札拉豐阿子丹巴多爾濟，乾隆四十八年以固山貝子爵襲札薩克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革職．乾隆五十七年乾清門行走。嘉慶八年(1803年)因功封多羅貝勒、御前行走。第十任札薩克喇特納克爾第，乾隆五十六年以一等塔布囊襲札薩克。乾清門行走，后為駙馬喀喇沁郡王。

第十一任札薩克托恩多，嘉慶十八年(1813年)襲職至嘉慶二十二年。道光十年(1830年)卒。第十=任札薩克星額，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以一等塔布囊襲職。曾任卓索圖盟副盟長。第十三任札薩克德布齋札布，道光十二年(1832)襲職，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第十四任札薩克布里渾巴拉，道光二十七年襲職到咸豐元年(1851年)。

第十五任札薩克烏凌阿，咸豐二年(1852年)襲職，咸豐五年封鎮國公兼卓索圖盟副盟長，直至光緒元年(1875年)。

第十六任札薩克熙凌阿，多羅貝勒，光緒二年襲職至光緒十年(1885年)，后以多羅貝勒駐京。第十七任札薩克索特旺，光緒十一年以一等塔布囊襲職，至光緒二十一年(1896年)。第十八任札薩克巴特瑪鄂特薩爾，光緒二十二年以一等塔布囊襲職。次年革職。

第十九任札薩克熙凌阿，即第十六任札薩克在光緒二十三年復襲職，直至民國7年(1918年)。第二十任札薩克默爾賡額，民國8年襲職，直至民國27年。

2、土默特右翼旗札薩克世系第一任札薩克鄂木布楚琥爾，天聰九年(1635年)封。同年卒。

第二任札薩克鄂木布楚琥爾子固穆襲，順治五年(1648年)晉鎮國公。康熙二年(1663年)晉固山貝子。

第三任札薩克固穆第七子袞濟斯札布，康熙十三年襲固山貝子。

第四任札薩克固穆第六子拉斯扎布，康熙三十年襲固山貝子。

第五任札薩克拉斯扎布長子班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襲固山貝子。

第六任札薩克班第長子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圖，康熙四十九年襲固山貝子。

第七任札薩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圖長子垂扎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襲固山貝子。第八任札薩克垂札布次子色布騰棟羅布，乾隆三十九年襲固山貝子。

第九任札薩克垂札布三子色布騰喇什，乾隆五十五年襲固山貝子。

第十任札薩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圖第九子朋素克嶙親，乾隆五十七年襲固山貝子。

第十一任札薩克朋素克嶙親第四子瑪尼巴達喇，嘉慶四年(1799年)襲固山貝子。嘉慶七年與嘉慶第四女慶靜公主成婚，賞郡王品級。

第十二任札薩克瑪尼巴達喇長子德勒格色楞，道光十三年(1833年)襲固山貝子，后因隨同僧格林沁幫辦軍務有功，晉為貝勒，補授閱兵大臣。

第十三任札薩克德勒克色楞長子索特那木色登，咸豐七年(1857年)襲固山貝子。第十四任札薩克索特那木色登子棍布扎布，光緒六年(1880年)襲固山貝子。

第十五任札薩克棍布札布第五子沁布多爾濟，民國19年(1930年)襲固山貝子。民國21年沁布多爾濟被偽滿皇帝溥儀封為和碩親王，任土默特右旗旗長。民國29年(1940年)設土默特中旗，沁布道爾濟任旗長。

3．土默特左翼旗札薩克世系第一任札薩克善巴，天聰九年(1635年)封。崇德元年(1636年)晉達爾漢鎮國公，詔世襲罔替。

第二任札薩克甍巴子卓里克圖，康熙元年(1662年)授予多羅達爾漢貝勒，世襲罔替。第三任札薩克卓里克圖之長子兆圖，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

第四任札薩克兆圖之第三子額爾德穆圖，三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又尚縣主，授多羅額附。第五任札薩克額爾德穆圖之長子瑪尼，四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

第六任札薩克瑪尼之長子阿拉布坦，五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又尚郡主，授和碩額附。雍正十一年(1734年)任卓索圖盟盟長。

第七任札薩克阿拉布坦之孫索諾木巴勒珠爾，六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尚鄉君，授額附。乾隆四十四年任卓索圖盟盟長，兼任理藩院侍郎、木蘭行圍場長等職。

第八任札薩克索諾木巴勒珠爾之次子貢楚克巴爾桑，七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兼任卓索圖盟副盟長。

第九任札薩克貢楚克巴爾桑之長子濟克英特札布，八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

第十任札薩克濟克莫特札布之長子那遜烏勒濟，九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兼任卓索圖盟副盟長。

第十一任札薩克那遜烏勒濟之長子散巴勒諾爾贊，十襲多羅達爾漢貝勒之爵。同治九年(1871年)被削札薩克之職。

第十二任札薩克散巴勒諾爾贊之弟哈斯塔瑪嘎于同治九年辭僧職還俗，以一等塔布囊之爵承襲札薩克，但這一委任未報清廷亦未得到爵位。

第十三任札薩克散巴勒諾爾贊之長子色凌那穆濟勒旺寶，十一襲多羅達爾漢貝勒之爵。光緒二十九年(1909年)晉郡王。被追敘為親王。兼任卓索圖盟長、理藩院侍郎。

第十四任札薩克那遜烏勒濟二弟寶銀烏勒濟之孫嘎勒桑道爾濟之子云丹桑布，系色凌那穆濟勒旺寶過繼子。民國7年(1918年)，民國政府發給札薩克郡王的委任狀，時年13歲。是土默特左翼旗最后一任札薩克。

4、辛亥革命后旗縣變化

辛亥革命后的軍閥統治時期，民國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漢民初歸河北省，后改為熱河省特別區建昌縣管轄，民國3年因建昌縣與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稱凌源縣。同年，撤銷朝陽府，原所轄五縣先后改隸承德府、熱河特別區。到民國17年(1928年)，劃歸熱河省，民國20年，將凌源縣東南部、朝陽縣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區劃出，增設凌南縣(建昌、喀左境內)。將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漢民劃歸凌源縣管轄。民國年間，土默特左翼旗、阜新縣同屬熱河省。

東北淪陷時期，在遼寧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實行殖民統治的旗縣制，為適應殖民統治的需要，旗縣及其隸屬關系也有變更。民國23年(1934年)，將朝陽縣改隸錦州省。民國26年，將凌

源、凌南兩縣合并，改為建昌縣，偽縣署設于莽牛營子(建昌鎮)。同年，將建平縣北部50個村劃出，另建新惠縣。并將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區4個村、寧城縣(今屬內蒙古)西橋區9個村劃歸建平縣。民國29年，將朝陽縣復改為土默特右旗，又將朝陽縣北部劃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設于北票。建昌縣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縣存旗稱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設于鴕牛營子。建平縣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設于建平，后遷平莊，各旗縣均隸熱河省。期間，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縣同隸錦州省，蒙漢分治。同年，撤銷阜新縣，仍由土默特左旗統管全縣。解放戰爭期間，朝陽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區的旗縣，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權，有的旗縣又新劃建置和改稱，增加新縣。先歸中共熱東地委領導，后改隸冀熱遼十八行政專員公署領導。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義縣聯合縣政府，歸遼西省。1949年，朝陽地區旗縣所轄地區又有調整，撤銷北、阜、義聯合縣。同年，撤銷冀熱遼十八專員公署，旗縣統歸熱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權——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營子(南公營子)，下轄11個區。旗為蒙古族行政機構。．1947年12月，結束蒙漢分治。1949年7月，撤銷葉柏壽縣(1947年7月，建平縣改為葉柏壽縣)，將原葉柏壽縣所轄半拉燒鍋、甘招、羊角溝3個區，劃歸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營子遷至大城子。1956年，撤銷熱河省，劃歸遼寧省管轄。

第三篇：蒙古族祭祀文化

蒙古族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祭奠：

成吉思汗祭典是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習俗，最早始于窩闊臺時代，到忽必烈時代正式頒發圣旨，規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種祭禮，使之日臻完善。現今鄂爾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襲古代傳說的祭禮。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專項祭奠一年舉行六十多次。祭品齊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種奶食品，并舉行隆重的祭奠儀式。每年陰歷3月21日為春祭，祭祀規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成吉思汗哈日蘇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哈日蘇勒德，由一柄主蘇勒德和四柄陪蘇勒德組成。因而亦稱“四斿哈日蘇勒德”、“鎮遠哈日蘇勒德”，漢語曾稱黑神矛，黑纛，象征著長生天賜予成吉思汗的佑助事業成功的神物。哈日蘇勒德祭壇所在地叫“蘇勒德霍洛”。由蘇勒德達爾扈特守護、供奉。蘇勒德祭壇，是高一尺的平臺，周圍用木板豎立而成的圍欄。舉行祭奠時，常用黃色布料或綢緞圍在外邊，因而圍欄俗稱“什拉庫列”（黃色圍欄）。

窩闊臺祭奠：

窩闊臺系成吉思汗三子，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繼承了大汗王位。據傳說，窩闊臺在去世后，有他的肩胛骨流傳于達旗展旦召地區，并有部分達爾扈特牧民一直保護著裝有窩闊臺肩胛骨的銀箱，當地牧民保留了對窩闊臺的肩胛骨進行祭奠的習俗，達拉特這一名稱就有可能源自于此。

十三阿塔天神祭祀：

在鄂爾多斯南部的烏審旗沙爾利格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哈答斤氏族，供奉著一尊阿塔天神。鄂爾多斯阿塔天神祭祀，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鄂爾多斯蒙古族古代信仰的是原始的薩滿教。在古代由于自然環境、生活條件等多種原因，在蒙古人的頭腦里產生了天神，天神則存在于蒼穹的虛幻反映里，薩滿教便是天神與人之間的聯系者，而且，薩滿教將天神分為東西兩個部分，西方五十五尊天神，東方四十四尊天神，東方四十四尊天神的兄長是阿塔烏蘭天神，因為阿塔烏

蘭天神代表著“災難之主”，支配著風雪、災害、損失和收益等，因此，人們把牲畜的興旺，打獵的收獲，遠征作戰的勝利都歸功于“阿塔天神”的保佑。所以古代的蒙古族便開始祭祀阿塔天神。

薩崗徹辰祭祀：

薩岡徹辰是蒙古族三大歷史著作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蒙古鄂爾多斯萬戶巴圖洪臺吉的長子，生于1604年，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后裔。薩岡逝世后，人們經常祭奠他。現在每年的陰歷五月十六日，烏審旗群眾都要舉行祭奠盛會，表達對他的懷念之情。

拖雷伊金祭奠：

位于鄂托克旗沙日布日都的成吉思汗季子拖雷靈帳遺址，原是祭祀拖雷的地方。拖雷是繼承成吉思汗家業，傳承成吉思汗圣火(香火)的人，幾百年來成吉思汗圣火一直在這里傳承，這里的祭祀，主要是祭祀圣火，具有特點。在這里建立拖雷伊金祭祀文化點，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是鄂托克旗的一大亮點。

蒙古族祭駝：

蒙古族祭駝，是流傳于蒙古族牧駝群眾中的一種集宗教信仰、傳統生產、人文思想為一體的民間活動。蒙古族祭駝以雙峰駝為對象，較大規模的祭駝在雙峰駝的主要產區進行，非主產區以牧戶為單位舉行小型的祭祀。在雙峰駝產區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駝，由祭公駝、祭母駝、祭駝群等內容組成。

哈布圖?哈撒兒祭祀：

成吉思汗胞弟,史稱卓赤?哈撒兒,哈布圖?哈薩爾，公元1164年生,1227年春病逝。哈薩爾自幼隨其兄鐵木真,為統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建立統一蒙古汗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哈薩爾是蒙古族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名將、神射手。哈薩爾部后裔自古以來有祭奠其祖哈布圖?哈薩爾的傳統。哈布圖?哈薩爾的舍利陵隨四子部、烏拉特部、茂明安部多次西遷,終至擇落于原烏蘭察布盟的中心地帶,新寶力格蘇木境內安放至今。

青城寺祭星：

青城寺蒙古族祭星”為敖漢旗四家子鎮青城寺所獨有，每年正月初八晚，蒙古族群眾自發來到青城寺，祭祀星宿，以求來年風調雨順。

翁根毛都祭祀：

農歷七月初三，巴林右旗原人大主任恩和組織舉行了翁根毛都（神樹）那達慕大會。選定在七月初三進行神樹祭祀是有歷史依據的。據說長期以來，當地人民就在這個日子進行神樹的祭祀，祈求一年風調雨順和幸福安康。

祭泉：

祭泉，在蒙古族祭祀文化中是十分難得的珍稀現象，然而，在鄂托克旗查布蘇木的敖倫布拉格至今仍然較完整地保留著這一傳統習俗。現在祭祀神泉，選擇在農歷5月19，每年舉行一次。屆時遠近成百的牧民自動蜂擁而至，或乘騎、或趕車，帶著肥碩大尾的羊背子、餅子、鮮奶、美酒聚集到一起。祭祀在上午開始，主持人以巴扎爾嘎迪為首，率領眾人叩拜“洛素伊金”，熏香燃柏，潑散食物，繞泉祭灑白山羊奶和紅牛奶、美酒等，還有數位喇嘛在敖包旁披紅袍，執手鈴，閉目誦經。如今傳統的祭泉習俗活動，與廣大牧民的文化娛樂生活相融和，展示著新生活的風采。

駱駝祭火 ：

蒙古族祭駝，是流傳于蒙古族牧駝群眾中的一種集宗教信仰、傳統生產、人文思想為一體的民間活動。蒙古族祭駝以雙峰駝為對象，較大規模的祭駝在雙峰駝的主要產區進行，非主產區以牧戶為單位舉行小型的祭祀。在雙峰駝產區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駝，由祭公駝、祭母駝、祭駝群等內容組成。

祭火：

祭火，也叫“祭灶”。蒙古族的一種古老傳統習俗。因為蒙古人特別崇敬火神，認為爐灶是火神所在地，是家道或家族興旺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

所以不準往灶口倒水，不能用利鐵器捅火，不往火中吐痰，不準焚燒污穢的東西，忌諱用腳蹬在鍋灶或在火上烤腳。平時蒙古包和房屋里的爐灶，火盆和篝火堆等，都被視為火神而加以崇拜，每逢年節、遷居或婚禮時，都要舉行祭祀。各地形式略有差異。一般是將牛羊肉、奶酒、黃油、奶食品等投入火中或供在爐灶旁進行禱告，吟誦祭火祝辭或請喇嘛念經。

木華黎祭祀：

木華黎：公元1170～1223年，蒙古名將、攻金統帥。成吉思汗“四俊”開國元勛之一。蒙古札剌亦兒部人。沉毅多智略。輔佐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戰功卓著。每逢農歷五月十一，位于成吉思汗陵西南近百公里的烏審旗白音敖包變得格外熱鬧。接受人們頂禮膜拜的是一桿蘇立德。人們都說，它是國王木華黎的化身。木華黎是蒙古帝國杰出的統帥，他與孛爾術、孛爾呼、赤老溫號稱四杰，是能夠給成吉思汗以重大影響的少數幾個人物之一。與莊嚴神圣的祭祀活動一起進行的，還有蒙古族傳統的娛樂項目：摔跤和賽馬。隆重的祭祀程序結束之后，蘇立德要在日落之前，由專人護送，離開這里。

察干蘇力德祭祀：

察干蘇力德漢譯名叫九鼎白徽（漢文史書稱九斿白纛），由原鄂爾多斯烏審察哈爾哈然圖克欽（護旗手）戶設壇祭祀守護，位于今烏審旗無定河鎮毛布拉格村陶高圖灘北側叫阿拉布爾的地方。察干蘇力德祭壇由主鼎蘇力德、游使蘇力德及護衛蘇力德神戟三部分組成。

第四篇：蒙古族文化

蒙古高原及其周邊地域，自古以來就是阿爾泰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間，歷史上曾經涌現出大大小小數十個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產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之間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從而使他們創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價值取向、審美尺度為基礎的文化類型——以游牧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并成為他們相互認同和交流的天然紐帶，為他們奠定了相互之間文化交融和繼承的基礎。從草原區域的歷史發展進程看，草原文化的傳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間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完成的：一是相互間的文化傳播。一些曾經占統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對于弱小、落后民族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匈奴人的制度文化在草原上延續數千年，柔然人發明的可汗稱號，成為此后所有草原政權最高首腦的稱謂，而突厥人的基督教信仰、回鶻人的摩尼教信仰在蒙古族文化中得到積淀，回鶻文字母成為蒙古文字模版??。

13世紀蒙古高原的統一，徹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區域之間的封閉，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結束了蒙古高原數千年民族、部族紛爭的歷史，同時也促進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個草原文化的發展成為一個整體，使之發展趨于平衡。這種融合雖然伴隨著戰爭和民族壓迫，但在客觀上代表了一種歷史發展的趨勢。在統一和睦的環境中生產生活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也代表了廣大民眾的愿望。蒙古族由最初的一個弱小部族，就像滾雪球一樣，將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體之中與此同時，也將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為一體，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華，濃縮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形態。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時期內，沒有再次出現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沒有發生新的變化。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原因是十分復雜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13世紀所形成蒙古族文化吸納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歷史積淀和精華并給草原文化未來的發展以明確的昭示，形成了較強的凝聚力。正是因為蒙古族在草原歷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紀之后的“蒙古”一詞，已經成為國際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間、動植物種屬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種以及數百種“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名稱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觀念中已成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詞。

制度文化是檢驗一個地區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歷史歲月里，根據自身生產生活方式、民族結構的情況，創建了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制，形成了極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

眾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會制度的基本形態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從草原民族的歷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時代的民族對國家的建構模式做過不同的嘗試和探索，從公元四世紀開始，由草原向周邊的擴張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并且一浪高過一浪。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了另一點，一直到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游牧王朝以氏族、民族為中心的國家政權構建體制從未改變，征服與被征服民族之間的沖突始終伴隨著每一個草原帝國，往往成為其崩潰的重要原因。匈奴等民族雖借一時之強盛，曾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但未能妥善解決內部的民族、部族之間的矛盾，一旦出現大的自然災害、君主的更替，貌似強大的政權便會瞬間分崩離析.歸根結底，從匈奴帝國到遼王朝，絕大多數草原政權都是以氏族、民族為中心建立起來的王朝，國家形態未能完成從血緣型向地域型的歷史跨越。

“因俗而治”制度是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一大創舉，是中國古代處理民族問題的成功范例之一。受游牧經濟的單一性的制約，在手工業品和農業產品方面，草原民族對定居民族有較強的依賴性。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就必須處理好與定居民族的關系。經過長期的磨合，一些的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權，針對中國多民族并存的社會格局，采取了入主中原、統而分治的政策。13世紀崛起的蒙古人秉承并發展了草原文化的這一制度。隨著版圖的擴張，被征服區域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更加復雜。蒙古統治者提出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分治政策，一是沿用被征服民族傳統的社會結構；二是維持各民族文化，利用其傳統觀念羈縻其思想。如在中原地區實行“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策略，在西藏實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云南地區推行土司制度，在蒙古地區則沿用傳統制度，等等。然其建樹的頑強生命力直接與現代社會相連接，能夠超越民族，能夠超越國界，能夠超越信仰，能夠超越時間，實屬對人類智慧寶庫的一種非凡貢獻”。毫無疑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歷代草原民族歷史經驗基礎之上，他們的智慧濃縮了草原文化的精華，是草原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標志著草原制度文化已經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疇，已經具備了世界性品質，具有進步意義。

由于人們不能將草原文化看作一個持續發展的整體，自然會對13世紀蒙古族所創造的歷史產生很多困惑，一個歐洲人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從未建過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統治一半世界的帝國；以狩獵、放牧為生的人打垮了三個文明古國的軍隊；而不會寫字的野蠻人居然為50個民族制定了法律”。如果我們能夠正確認識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數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的話，類似的感慨就不應當出現。

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由匈奴到蒙古的形成、發展和演變，尤其是自魏晉南北朝“五胡”民族，到遼—契丹、蒙古—蒙元的國家觀的發展，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我們在看到其擴張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同時，還應當注意到其積極的一面。以中國古代歷史為例，草原民族跨不同經濟形態、不同民族文化形態建立統一國家政權觀念的形成及其實踐，為各民族之間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兩種經濟形態下游牧農耕民族之間長期對峙的局面，使雙方由經濟互補關系延伸到政治、文化的依存關系，這種認同感的確立，在歷史上為中華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創造了堅實的基礎，其意義和貢獻是巨大的。

第五篇：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文化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集中體現，也是成吉思汗八白宮能夠長期延續的基礎，是鄂爾多斯地區乃至全體蒙古族家喻戶曉的祭祀活動。八百年以來鄂爾多斯蒙古族達爾哈特部肩負守護、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宮及蘇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以世襲制的形式傳承成吉思汗祭祀，成為蒙古民族當中唯一直接傳承成吉思汗祭祀的特殊群體，他們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在鄂爾多斯地區完整地保留至今。

什么是成吉思汗大祭

成吉思汗大祭，是保存在伊金霍洛祭典成吉思汗的一項重要祭祀活動。成吉思汗祭祀繼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信仰崇拜文化的精髓，屬于蒙古族帝王祭祀的主要內容，是蒙古貴族最高規格的祭祀活動。成吉思汗祭祀包括八白宮祭祀和專項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與孛兒帖哈屯宮帳為核心的八白宮祭祀和蘇勒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種類多，除每日、每月的例行祭典外，一年舉行數十次專項祭典，其中“四時大祭”更為典型。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尊其祖父為元太祖，并欽定成吉思汗四時大祭，明確了祭祀的議程及內容，建立和完善了守護成吉思汗八白宮的達爾哈特人的組織機構和職責分工。此后，成吉思汗祭祀一直依此而行，時至今日成吉思汗陵仍然較完整地保留了13世紀以來的祭祀方式。

成吉思汗祭典，一般分為季祭、月祭和奉祭。季祭為四季之祭，每年四次分別為：農歷三月二十一日為查干蘇魯克祭（也叫馬奶祭）;農歷五月十五為夏季淖爾祭;農歷九月十二為秋季的禁奶祭；農歷十月初三為冬季的皮條祭。月祭是在每月的初

一、初三舉行的固定祭典。奉祭是平時擇日進行的經常性祭典。此外還有守陵人按家族每年在固定的時間里舉行的一些祭典，多達十幾次。這樣成吉思汗祭典每年固定的有三十多次，舉行奉祭者更是每日絡繹不絕。

查干蘇魯克大祭

查干蘇魯克大祭的來歷，據說是在成吉思汗五十歲那年的春天，草原上遇旱成災，成吉思汗為逢兇化吉，選擇了春節后的第八十一天，用九十九匹白馬之乳，向上蒼九天祭灑，又將一匹白馬點化為神駿加以供奉。認為可以消除災難，查干蘇魯克就可以安然無恙地歸來。從此，便有了這個祭典，成吉思汗去世后仍然沿襲查干蘇魯克祭來祭灑蒼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

明清以來，成吉思汗八白宮供奉在鄂爾多斯部的各個地區，每逢查干蘇魯克大祭時都要回到伊金霍洛，集中在一起進行祭祀。大祭之日由總管鄂爾多斯事務和負責成陵祭典的濟農主祭。1956年，分布于鄂爾多斯各地的成吉思汗八白宮及其他祭祀圣物集中到成吉思汗陵供奉。

三月二十一日，是查干蘇魯克祭典中最大的祭祀。當天辰時，主持祭典的濟農率領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王公臺吉們，在達爾哈特八個牙門圖德的引導下為溜圓白駿獻上一只全羊、一尊白酒，再將二十七條白緞條給溜圓白駿戴上。然后步入成吉思汗宮帳，敬獻神燈、圣香，又來到拴馬駒練繩(吉拉)跟前，向“寶日溫都爾”奶桶供上一只全羊，一尊圣酒，將八十一匹白馬之乳(約三百斤)斟滿寶日溫都爾，在距奶桶二十七步遠的地方，豎起金馬樁(阿拉騰嘎達斯)。該馬樁雖稱作金馬樁，在這里由人代替，據說其原因是對當年偷竊真的金馬樁者的懲罰，后以其后裔相延世襲代替金馬樁，每年一次象征性地站立，并不把溜圓白駿真正拴在他身上。

在金馬樁西北八十一步長的距離上，栽著被稱作代表“天座”的“翁嘎日勒”。濟農首先用一種“楚楚格”的酹奶容器，從寶日溫都爾中將鮮奶三舀三祭。然后率領黃金家族的王公臺吉手持“楚楚格”，舀起鮮奶，赤腳跑步繞著寶日溫都爾、阿拉騰嘎達斯、溜圓白駿向蒼天酹灑鮮奶。在祭灑馬奶的同時，誦頌《九十九匹白駿之乳祭灑贊》。

濟農諾顏拉開了灑祭鮮奶的序幕后，便來到金殿。金殿已準備好所有的供品和祭器。殿內備有一只牲羊，先用圣水拍打羊的耳朵，再由濟農將其抓住，讓守陵者中的嘎勒其宰殺。這時格赫慶牙門圖吟誦祝詞。

牲羊宰殺后，濟農率領眾人，跪在成吉思汗靈柩前，開始祭灶，同時誦讀《成吉思汗金殿香煙大祭詞》。祭灶后，以濟農為首的王公臺吉向成吉思汗靈柩獻哈達、獻神燈、獻全羊。同時吟誦相應的祝詞。

隨后濟民等眾人開始獻酒，他們來到金殿門前，濟農雙手捧著查古(一種特制的敬酒器)，走進金殿，將圣酒敬獻給圣主成吉思汗，然后依次由王公臺吉們敬獻。在敬灑時有兩個達爾哈特洪晉牙門圖分列兩旁，一個拉馬頭琴，一個敲馬頭板演唱十二支馬頭板歌。這首十二支歌，是一首神奇的歌，是神圣的成吉思汗祭典中最神秘的內容，至今任何人都無法破譯其歌詞里的真正含義，只能由專司此職的守陵人一代一代依其調，依其詞繼承傳唱。

大歌唱畢，由專門的守靈人誦《成吉思汗大祭文》。祭文誦畢，由芒賴牙門圖德呼喚著四位守護圣主達爾哈特的職銜，將圣酒敬給他們的后裔，這時格赫慶牙門圖德在宮殿外面吟誦《殿外祝詞》。

接著，格赫慶牙門圖德又誦起了《殿內祝詞》。贊頌一番后，便開始分發殿內祭祀的有“福份”的全羊祭肉。濟農和達爾哈特的八個牙門圖德均按規定得到相應的份子。殿內外祭祀至此結束。這時，濟農等又重新回到祭灑鮮奶的地方，此刻祭灑鮮奶已接近尾聲。隨后，濟農出面挪開“金馬樁”。接下來濟農便走到溜圓白駿跟前，將一只金杯臵于它的臀部，任其自由落地，審視金杯落地時口兒朝上或朝下的情況。最后濟農又來到“巴圖吉勒”（永固的練繩）前，用鮮奶抹畫巴圖吉勒和繩上練著的許多小馬駒，格赫慶牙門圖要誦《巴圖吉勒》祝詞。這番抹畫、祝頌之后，二十一日的所有祭祀全部結束。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舉行的招福儀式和二十三日祭祀黃車，二十四日八白宮起程祭等，都屬于查干蘇魯克大典的收尾儀式。

1、招福儀式。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中舉行珠太滲酒、抹畫呼圖克、招福致祥儀式。當濟農進金殿的時候（多半由繼位臺吉代表濟農參加），圖利將酒灑在牲羊四褶的腸子、肥腸、胃之中，使其滲透，這叫作珠太滲酒，為祭香火（灶）所準備。當圖利將珠太和阿木蘇（五谷）一起拿上，走到火撐跟前的時候，格赫慶亞門特吟誦《珠太贊》。

在吟誦《珠太贊》時，圖利將珠太和阿木蘇一起投放火中，進行祭奠。這一儀式，是以腸肚為祭品祭香火（灶）的簡便形式。接著抹畫成吉思汗靈柩跟前的圣主呼圖克（招福吉祥物，同第十章第三節“抹畫呼圖克儀式”），舉行招福（達拉拉嘎）儀式。將牲羊的左前腿跟蹄子一起煮熟，將肥尾、胃、肥腸等裝入招福桶里，由格赫慶亞門特唱《成吉思汗招福歌》。唱時，揮動羊前腿，表示招福致祥之意。這樣，二十一日的祭奠全部結束。

二十二日沒有公祭，由個人自由祭奠。

2、黃車祭。在查干蘇魯克大祭期間，請運成吉思汗與孛兒帖格勒真哈屯靈帳的黃車，一直停放在吉格上的成吉思汗金殿后面。從各地來的不少蒙古族群眾，看見這吉祥的黃車，便去膜拜。施主們叩頭時紛紛向黃車扔小錢，這些錢孩子們可以搶走。孩子們為了多得些錢，便念誦《黃車小孩祝詞》。三月二十三日，用四只全羊、四尊圣酒供奉黃車，準備將成吉思汗靈帳運回原地。

3、八白宮返回祭。三月二十四日辰時，八白宮離開吉格，返往原地。起程之前，要各用一只全羊、一尊圣酒供奉。成吉思汗與孛兒帖格勒真哈屯靈柩，要從吉格上的金殿中請出，放入弓箭宮帳，然后再抬到黃車上，由兩至三峰白色神駝拉著，像十八日請來吉格時的禮節一樣，形成護送儀仗隊，請回大伊金霍洛原來的宮帳中安放。安放后，用三只全羊、三尊圣酒祭奠。延續近半個月的查干蘇魯克大典，于這一天結束。

夏季淖爾大典

淖爾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時大典”之夏季大祭。夏季的淖爾大典，于每年農歷五月十五日舉行。“淖爾”，蒙古語，意為“湖泊”。“淖爾大典”有“盛奶大典”之意。五月的草原，水草豐美、牛羊肥壯，是畜群盛產鮮奶的季節。蒙古人，迎接奶水象湖海（淖爾）一樣涌流豐盛吉祥的季節時，到處舉行“珠拉格”（淖爾）、“馬駒節”等“馬奶節”。在節上首先向蒼天、向圣主祭獻，祈求蒼天、圣主保佑大地，使草原五畜興旺，鮮奶象湖一樣豐盛，牧人過上幸福安康的日子。“淖爾大典”是成吉思汗時期開始舉行的“盛奶節”。在淖爾大典中，原為成吉思汗獎賞功臣，這一習俗，一直延續下來。淖爾大典中的祭祀程序，所念誦的祭文、祭詞、祭歌等，與查干蘇魯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程序相同。即獻哈達、獻神燈、獻全羊、獻圣酒，舉行祭香火（灶），念誦祭文、祭詞。只有一點不同的儀式是，這次祭奠中要念誦《圣主伊克芒賴圖格勒》（圣主大福份之份子詞）給六十個亞門分份子。

在淖爾大典中的念誦《圣主伊克芒賴圖格勒》，獎賞有功之臣后代儀式，在野外的草灘舉行。這一儀式稱之為“淖爾拉忽”（享受淖爾之福），體現出當年成吉思汗在客魯倫河畔草灘上舉行的儀式。

秋季斯日格大典

斯日格大典為成吉思汗“四時大典”之秋季大祭。秋季的斯日格大典于每年農歷九月十二日舉行。“斯日格”，為馬駒嘴上戴的禁奶叉。“斯日格大典”即“禁奶大典”。從這一天開始，母馬禁奶，人們不再擠母馬的奶，盤收練繩，將馬駒從練繩上解放出來，使馬駒自由地吃母馬的奶了，對馬駒而言，是“開奶節”。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大祭，與查干蘇魯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基本相同。在斯日格大典中，首先祭灑九十九匹白母馬鮮奶，摘掉馬駒嘴上的禁奶叉和頭上的籠頭，把它們從練繩解放出來，盤收練繩。然后舉行圣主祭祀活動。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祭祀，用全母馬一匹、全羊九只，圣酒九尊。關于斯日格祭祀的祭品，各時期實際用量有所不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新修訂的《金冊》中說：“斯日格典禮用一尊白酒，九十五尊奶酒，一只綿羊”。1815年（嘉慶二十一年）記載：“斯日格典禮上敬獻酸奶、白酒八十尊”。

冬季大典——達斯瑪大典 達斯瑪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時大典”之冬季大典。冬季的達斯瑪大典，于每年農歷冬初十月初三舉行。“達斯瑪”，蒙古語，是“皮條”的尊稱。“達斯瑪大典”即“皮條大典”之意。文獻資料《十福經典白史》中記載：“冬季中月初三，由于曾向成吉思汗表示祝福，故放置達斯瑪之典禮于這天舉行”。在《寶貝念珠》中記載：“十月初三，浴圣主成吉思汗神明身體之臍帶的祝福之日”。鄂爾多斯人也傳說：達斯瑪大典是“紀念成吉思汗出生后用達斯瑪包扎其臍帶之事”，“成吉思汗出生的那年冬天，將他放在一個新作的暖襁褓里，外面用領了牲的山羊皮條包扎起來并加以祝福，達斯瑪祭就是為了紀念此事”，所以祭典定于冬初月。小孩出生后，選擇吉祥之日，用鮮奶點祭，舉行祝福慶典的習俗，從古以來在蒙古民族中普遍盛行。達斯瑪大典，是成吉思汗出生后舉行祝福慶典的紀念活動。忽必烈時期，將此慶典列入為“四時大典”，每年按規定程序進行。

哈日蘇勒德年大祭

哈日蘇勒德大祭亦稱“哈日蘇勒德達斯瑪祭”、“哈日蘇勒德添纓祭”。成吉思汗陵旅游區管委會全體干部職工參加了祭典活動。最奪人眼球的是，身著民族盛裝的祭祀群眾們帶著羊背子、美酒、奶食等祭祀貢品，不遠幾十公里前來告慰圣靈、祈求吉祥。祭典活動由專門守護供奉蘇勒德的達爾扈特人主持，祭祀群眾們紛紛將貢品交到達爾扈特手中后跪拜接受祝福。“蘇勒德”蒙古語的意思是徽標，是成吉思汗統率軍隊的戰旗、蒙古民族的守護神、戰無不勝的精神象征。成吉思汗哈日蘇勒德，農歷春初月（正月）初三祭典為“入春祭”，夏初月（四月）初三祭典為“入夏祭”，秋初月（七月）初三祭典為“入秋祭”，冬初月（十月）初三祭典為“入冬祭”。即每個季度的第一個月初三祭典為“季祭”。

成吉思汗哈日蘇勒德，由一柄主蘇勒德和四柄陪蘇勒德組成。因而亦稱“四斿哈日蘇勒德”、“鎮遠哈日蘇勒德”，漢語曾稱黑神矛，黑纛。哈日蘇勒德，是成吉思汗的戰神，是成吉思汗大軍所向無敵的旗幟。哈日蘇勒德的祭典，分平日祭，小祭，年大祭，龍年威猛祭，特殊祭等。哈日蘇勒德的祭典，集中體現了蒙古民族戰勝邪惡，渴望平安的心理，祈禱圣主之戰神保佑百姓。

阿拉騰甘德爾敖包傳統祭祀

2015年的阿拉騰甘德爾敖包傳統祭祀于6月28日（農歷五月十三日）8:30在成吉思汗陵園阿拉騰甘德爾敖包舉行。阿拉騰甘德爾敖包，是蒙古人為紀念成吉思汗掉馬鞭而設立。當年，成吉思汗率軍路過鄂爾多斯，目睹這里水草豐美，是一塊風水寶地，留戀之際，失手將馬鞭掉在地上。人們為紀念此事，便設立了阿拉騰甘德爾敖包。

圣主“五百兩” 祭祀

3月22日（農歷二月初三），一年一度的圣主“五百兩”祭祀在成吉思汗陵舉行。圣主“五百兩”祭祀，是指農歷二月初三舉行的撤“五百兩”供品的祭祀。據記載，清代，重新組建五百戶達爾扈特（守陵人）時，清政府授予他們不服兵役、不納稅賦的權利，并且規定了每年每戶達爾扈特籌措一兩銀子的義務，共五百兩，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現代的“五百兩”祭祀，每年臘月中旬開始準備供品。那些天里，成陵旅游區祭祀文化辦公室的全體達爾扈特用150斤白面炸出新鮮的馓子一層層整齊地壘在一起，晾干后再作進一步加工裝飾。達爾扈特人制作的羊油馓子別有特色，是長方形網柵狀，這種特殊的形狀跟成吉思汗有淵源，象征著蒙古大軍渡黃河時用的筏子、象征著勝利。臘月二十七，把晾干好的馓子抬到陵宮祭祀大殿。首先，在專門準備好的長方形祭祀銀盤里擺放6層馓子，然后在上面順著外邊擺放一層酥皮餅，酥皮餅上面又擺放一層空殼餅。接著把準備好的紅棗倒入馓子上面，再把拌好的黑棗、蜜棗、核桃、冰糖、紅糖、水果糖、葡萄干和奶酪等繼續倒入上面，上面再擺放一些奶食品。最后把這個精心準備好的供品擺放在圣主白宮前的供桌上，這樣，專門用于成吉思汗新春大祭的“五百兩” 祭祀供品正式制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