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草原文化與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與特點

草原文化與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與特點

[摘 要]蒙古族道具舞屬于草原舞蹈文化系列。自古以來，內蒙古一直是諸多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縱馬馳騁的天地。自春秋戰國時代來，匈奴、東胡、女真、鮮卑、突厥、黨項、契丹、蒙古等民族在這廣闊的土地上勞作游牧，打下了“草原文化”的基礎。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繼承者，他們的民間舞蹈中，保存著草原文化的諸多因素。

[關鍵詞]

草原，蒙古，形式，特點

正文：

蒙古族舞蹈的種類大概分為以下幾種，安代舞、頂碗舞、筷子舞、盅碗舞、浩得格沁舞、娜若卡吉德瑪。其中筷子舞、盅碗舞和頂碗舞是屬于蒙古族道具舞。下面來說說草原文化與這幾個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與特點。

1、草原文化與筷子舞的形式與特點。

筷子舞發源于鄂爾多斯草原，因舞者手執筷子相互敲擊而得名，現風行于各地。

筷子舞是鄂爾多斯人民具有代表性的傳統民間舞蹈形式之一。其形式為：表演者兩手各握一把筷子，手持筷子的細頭，擊打筷子的粗頭。動作有雙手胸前交叉擊打筷子，也可擊打雙肩；雙手腹前交叉擊打筷子；雙手胸前擊打筷子，接一手打肩一手交叉打腿；一手打肩一手轉圈打擊地面蹲轉；雙手胸前打筷子接一手順著打腿，再雙手胸前打筷子接一手交叉打肩等。腳下舞步有平步行進與后退，亦有點地步行進后退，或各種轉和跳躍動作隨舞者即興而做。慢舞穩 重深沉，快舞則飄灑矯健。情緒高昂時筷子繞身飛舞，可在各種動作上擊打身體的各部位，場面輕松熱烈。筷子舞凝結著蒙古族人民熱愛生活的情意和美化生活的智慧，也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組成部分。

筷子舞最鮮明的風格特點就是節奏明快，舞步輕捷，造型端莊穩重，,生活氣息和草原文化氣息都十分濃郁，在一揮手、一揚鞭、一跳躍之間洋溢著蒙古人的純樸、熱情、勇敢和粗獷，表現了他們開朗豁達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氣質，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筷子舞是在婚禮、喜慶節日上，在弦樂及人聲的伴唱中，由男性藝人單獨表演的舞蹈形式。舞者須右手滿把握筷，用腕部的力量上提下壓，首先擊手、擊腿、擊肩，然后擊腳擊地，隨著腕部翻繞的變化，有時肩部活潑地聳動，有時腿部靈活地跳躍，有時擰身左前傾，面向左下方，有時擰身右前傾，面向右下方。造型端莊穩重，各種動作基本上保持著半蹲的舞蹈姿態，表現了他們自由、新穎、變化多樣的舞蹈風格特點，在熱烈歡快和優美抒情間錯交插，展顯出一幅廣闊而動人的草原生活畫卷。

2、草原文化與盅碗舞的形式與特點。

盅碗舞亦稱打盅子，流行于鄂爾多斯草原，最初由男子表演，后轉化為女子舞蹈。傳說起源于古代打仗時獲勝利的人們在慶典宴會，拍掌擊節，擊酒盅助興。表演者一手持兩個酒盅疊在一起，大拇指肚托下邊的盅底，中指按住上一個盅的里邊，食指和無名指的內側夾住上一個盅的外側緣，兩個酒盅擊打時，用上邊的盅嗑打下邊的盅，發出清脆悅耳的響聲。隨著盅碗銀鈴般的響聲，舞者慢慢站起，兩臂伸展，屈收，在胸前環繞，前進后退或繞圈行走。

盅碗舞的特點是肩部動作多。生活在大草原的蒙古族白天騎馬、套馬、剪羊毛、擠奶、摔跤等動作都要動肩，所以形成盅碗舞的動作多以上半身為主。技藝精湛者，亦能雙手各托燃燈，邊快步奔走邊作流星般盤繞動，此時燈焰飄忽搖曳，舞姿輕盈流暢，富有獨特魅力。盅碗舞體現了蒙古婦女勤勞、樸實、純潔、活潑的性格和喜悅心情。現發展成為集體舞，深受群眾的喜愛。盅碗舞的表現內容十分豐富,表現力強,它是草原生活的藝術寫照；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藝術寶庫的瑰寶。

盅碗舞在跳的同時，有一歌者領唱，眾人伴唱，邊敲擊盅子、盤子、筷子為舞者助興，充分體現了草原文化之豪邁灑脫，大氣不拘謹。

3、草原文化與頂碗舞的形式與特點。

頂碗舞是鄂爾多斯蒙古族從元代承傳下來的傳統民間舞蹈。形式新穎，動作優美，氣質高雅，風格獨特，具有濃郁的民族特點。在整個蒙古族民間舞蹈發展史上占居重要的位置。能歌善舞的鄂爾多斯蒙古人在婚宴和喜慶佳節的聚會上1人或2人頭頂茶杯或碗狀小油燈或碗，碗里盛滿清水或奶酒；雙手各拿兩個酒盅或一束竹筷在歌聲和樂聲中翩翩起舞。頂燈、頂碗舞的動作沒有固定的套數、掌握好基本動作和擊盅、打筷子的規律之后，舞者現場即興發揮，情緒越激昂，動作、舞姿的變化越豐富多彩，充分展現出舞者的技藝、智慧和民間舞蹈豐富、靈活、多變的特性。

這類舞蹈奇就奇在技與藝的交融性上，對舞蹈演員的要求極高，往往需要長時間的訓練。演員們不但要練就過硬的舞藝，更要具備高超的頂技，而正是這兩者完美和諧的結合與展示，帶給人以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

4、結語

伊克昭盟地處內蒙古農業區的河套平原，其民間舞蹈自然會受到農耕文化的影響。筷子舞、盅碗舞、頂碗舞使用的道具筷子、盅碗、碗，都是農區常用的生活用具。這說明筷子舞、盅碗舞與頂碗舞和農耕文化有關，然而舞蹈的技巧與表演風格，卻不失草原文化的特色，是別具一格的蒙古族民間舞蹈類型。蒙古族繼承了北方草原古代民族的文化并使之得以發展，在元代草原文化中曾閃爍過耀眼的光華，舞蹈方面有過卓越的成就。然而明清以來種種原因，草原文化的發展受到阻礙，許多古代舞蹈也失傳，只見諸于文獻資料記載。游牧民族“居無常所”的生活習慣，雖然是造成一些舞蹈失傳的原因，但又有利于保存舞蹈中一些古老形式。若以文獻記載為線索，從牧民們簡單的表演找到一些古代舞蹈的遺存，對現實生活的藝術創作十分有益。

人的形體運動是因情而發、因情而生、因情而動，所以，舞蹈形態就是情感的動態外化。蒙古族道具舞蹈的呼吸特點是快吸慢呼，即空拍和弱拍上快吸氣、重拍上慢吐氣。如“趟步”加“柔臂”的動作里呼吸就是隨著手臂下壓而下沉，隨著上步而快吸，以呼吸帶動踏步、拖步的起伏，表現出蒙古族道具舞蹈粗獷剽悍、豪邁矯健、穩重端莊的舞蹈形態特點。

從前面對蒙古族筷子、盅碗、頂碗舞的來源及發生到形成一系列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從整體大的方面總結來說，蒙古族舞蹈用頭、軀干、下肢構成梯形傾斜狀態是蒙古族的舞蹈形態，它記錄一個民族最本真的舞蹈“族性”，以形體舞動標識本族與他族的族際區別，并且強化了本民族的群體凝聚力，傳承、鏈接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散播著本民族的文化內容。其表現內容十分豐富,表現力強,它是草原生活的藝術寫照；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藝術寶庫的瑰寶。

參考文獻

[1] 舞蹈欣賞/金秋編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2005重印)[2] 舞蹈藝術淺談/孫景琛著.-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7.11

第二篇：蒙古族舞蹈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與發展

蒙古族舞蹈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與發展

薩仁圖雅

09級教育1班

40940113

以草原文化為背景、以游牧生活為依托的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藝術與蒙古族舞蹈藝術，是一個值得系統研究的、為草原文化增色生輝的課題。

從我國舞蹈歷史的發展進程上看，它主要由三大源泉匯聚而成：一是以黃河流域為代表的中原農耕型舞蹈文化；二是以北方草原、森林、戈壁為代表的游牧型舞蹈文化；三是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漁獵型舞蹈文化。從藝術起源的角度分析，這三大舞蹈文化體系，特別是農耕民族舞蹈與游牧民族舞蹈之間，歷來就不存在什么孰先孰后的統屬關系問題，而是由分別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古代人民，各自按照自己的經濟形態和文化歷史發展軌跡獨立創造而成的。其后，才在長期交流融匯、互動發展的過程中，構成了中華民族舞蹈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文化歷史發展格局。我們站在草原文化的角度，分別對這種既保持著水乳交融的必然聯系，又各自沿著不同歷史文化軌跡自成體系發展的舞蹈藝術，進行分門別類地探討和闡釋，將對促進中華民族舞蹈文化的共同進步，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自古以來，蒙古高原便是一個自成世界的、獨成體系的游牧文化圈。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浩瀚的蒙古高原，曾經是眾多北方游牧民族成長的搖籃和馳騁的舞臺。他們不僅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創造了文明，傳承了文化，對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作出過輝煌貢獻，同時也創造出了具有縱深的歷史性、鮮明的民族性和獨特的地域性的獨具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質的舞蹈藝術。以蒙古民族為代表的我國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藝術，作為表達游牧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感情的藝術載體，草原文化生態鏈中的重要一環，既是對傳統游牧舞蹈文化類型的傳承，也是對當今時代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草原文化的形象詮釋。

考古發現與當代舞蹈實踐和國內外研究成果均已證實，生活在蒙古高原，以狩獵、游牧或以“牧且獵”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氏族、部落和民族，歷來就是一個希望通過跳舞來給自己的生命健康、生殖繁衍和實際生活帶來希望和樂趣的群體。歸根結底，在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人文情懷中，馬背上的瀟灑浪漫，生活中的豪放不羈、聚宴時的熱情好客，宗教祭祀中的虔誠祈禱，畜牧業勞動中的與動物為伴，以及慶典禮儀、節令習俗中的禮儀規范、行為舉止、服飾裝扮......都是他們可以借舞抒懷，或寫意或寫實的最直接、最本能的藝術體現。這就如同美國著名音樂舞蹈史家庫爾特〃薩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所說：“受動物舞蹈影響的民族有多種形式的舞蹈動作，而且跳起舞來非常熱情。”惟其如此，才有了以蒙古民族為代表的各游牧民族皆能歌善舞，且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之美譽。

在新的世紀里，我們從草原文化的角度，整合各種舞蹈文化信息，努力發掘、研究游牧民族舞蹈的文化資源，探究其歷史的成因與藝術的特質，尤其是對蒙古族舞蹈的藝術存在、藝術生成、藝術本質、藝術發展、藝術演變、藝術價值、藝術屬性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并從凝聚其間的各種生活要素和藝術元素中，探索發現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了解它的根在哪里，美在何處，傳揚、展示蒙古族舞蹈獨特的藝術魅力和風采，當是我們努力探究的向度。

近現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已經對這種由我國眾多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創造的，由蒙古民族所秉承的既具有游牧舞蹈文化特質又具有時代新質的藝術模式和美學范式，各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作了大量研究，業已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與此同時，我們也關注到這樣一種現象，即至今未見有學者對其從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探索向度、草原藝術的研究深度，將蒙古族舞蹈藝術這種集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之大成的特質、因素、屬性、概念等等，予以一以貫之的、觸類旁通的進行整合性的研究與闡釋。有鑒于此，筆者耗時三年，即將面世的名為《中國蒙古族舞蹈藝術論》一書，似可從舞蹈理論的層面填補此項研究之不足。

在這樣一個正值舞蹈本體化、本土化等文化復歸情結方興未艾之際，我們有責任在這復雜交織的多元文化時代，對我國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與蒙古族舞蹈之間，于承傳遞嬗中所發生的，有如遺傳基因般的文化秉承現象，用歷史的眼光和科學的態度，滿懷民族的情感，用民族的話語權予以重新認識、重新分析并作出盡其所能地闡釋，使其在變單項舞蹈學科研究為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在學術層面上建立起適合國際間平等對話的語境體系，用中華民族的話語權，結合大量的舞蹈實證，解讀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和蒙古族的舞蹈文化，竭力促使它在全球化、多元化、多樣化的舞蹈格局中，增添一份理所應當的文化份額。再從理論的層面來說，在這話語紛爭的時代，任何一個民族的舞蹈藝術，只有將蘊含其間的文化精神、藝術的本質與特征、藝術的品格和元素等等，用自己的話語權和研究成果走向社會，被社會所接受，它的影響力才會擴大，才有可能拓展跨文化對話的空間，在國際舞苑上占有一席之地。

總而言之，民族舞蹈藝術的歷史原本就是民族文化的歷史，保護民族舞蹈文化遺產，弘揚民族舞蹈文化，就是保護和弘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由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創造，由蒙古民族承續下來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點的舞蹈文化，足以給我們留下許多想像的空間和深入探討的話題。以現代的視角和理念審視解讀我國北方游牧民族舞蹈和蒙古族舞蹈的起源與發展、傳承與演進、拓展與延伸，將會給我們帶來許多超乎藝術之外的遐想和啟迪。草原文化：是指自古以來，在大草原上過著游牧、狩獵、漁獵以及林業經濟生活的民族，由他們所共同創造的文化整體。其博大與深邃，足可和農耕文化相媲美，只不過未得到充分地發掘與研究。中國是以農為本的國家，過去以封建正統思想為主導，重農輕牧，古文獻中，有關農耕文化的內容記述比較詳盡，對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的記載較少，還常帶有貶低之意，這就給草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許多困難。

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迭中，以農耕民族掌握政權的時候居多。當農耕民族建立政權后，從不敢輕視游牧民族，為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擾與掠奪，建造了長城防御之后，仍極重視邊關貿易，互通有無。即便在漢唐盛世，仍采取和親政策，以增強農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友好往來，像漢代與匈奴、唐代寫突厥都曾如此。從而保持了一定時期內的和平與安定的生活，使兩類文化得到不斷地融合發展。

中國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中，鮮卑建立過北魏、契丹建立了遼朝、女真建了金等政權，而蒙古族和滿洲族，則建立了震撼世界的元朝和有近300年歷史的清朝，都創造了不同時代特征的草原文化，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如果說農耕文化是以土地為根本，在沿江河流域的平原上創造了著稱于世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的話，那么，草原文化則是在遼闊無垠藍天下的綠野上，不斷孕育出耀眼的文明之光，閃爍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之中。舞蹈文化是不受語言文字局限的，在探索草原文化型民間舞蹈中，定會發現許多過去文字記載中所沒有的重要收獲。……178

2、貝〃比依勒：舞蹈一詞在蒙古族方言中有不同的稱謂：新疆蒙古族稱自娛性民間舞蹈為“貝.比依勒”，稱表演性舞蹈為“勃吉克”，而在內蒙古地區“孛吉克”則是舞蹈的通稱。“孛吉克”一詞最早出于元明時期，之前稱“迭布色”，有“頓足、踏足、足蹈之意”。尚無統一的規范，保持著游牧歌舞隨意性與靈活性的特征。“貝.比依勒”是在民間樂器托布秀爾伴奏中進行，托布秀爾音色渾厚、優美，演奏曲調活潑、旋律即興、節奏性強，適于舞蹈者表演和即興發揮。蒙古族舞蹈家稱此為“托布秀爾樂舞”。另一方面，托布秀爾所演奏的樂曲以沙吾爾登命名較多，表演時多以沙吾爾登一曲作為開始，又稱這種舞蹈為“沙吾爾登舞”，并以它作為“新疆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舞蹈”。……183

3、安代：是載歌載舞的民間舞蹈，流傳于內蒙科爾沁草原哲里木盟，以庫倫地區最為盛行。安代是由薩滿“唱安代”“唱白鷹”(查干額利葉)跳神治病發展而來的舞蹈形式。過去以唱為主，后逐漸發展為今天自娛性的群眾舞蹈。古代科爾沁草原上的牧民們遇到病痛或天旱不雨時盛行請薩滿跳神，這是安代流傳不斷的群眾基礎。過去“唱安代”治病的活動，要擇吉日在一定場地上按程序進行。開始前幾個人把病人扶進場內，坐在事先準備好的長凳上。旁邊有兩個男青年隨時攙扶。病人(女)要把頭發向前披散開，遮住臉面，雙手合掌拈一灶香。眾人圍成大圓圈(少則數十，多則數百人)，面向里圈，這時歌手到場中心唱傳統的安代歌詞，如“唱白鷹”開始。眾人隨著她唱和，揮帕、頓足，沿圈起舞，接著歌手們又用歌聲勸慰病人…… ……185

4、筷子舞：屬表演性道具舞蹈，流傳于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是婚禮、喜慶節日歡宴時，在弦樂及人聲伴唱下，由男性藝人單獨表演的舞蹈形式。舞者右手握一把筷子敲擊手掌、肩部、腰部、腿部等處。擊打時肩部環繞聳動，腕部翻繞靈活，敲打的聲音清脆，節奏鮮明，情緒熱烈歡快。舞者時而轉身打地，時而蹲跳打腳，各種動作基本上保持半蹲的舞蹈姿態。筷子舞的伴奏樂器有三弦、四胡、笛子、揚琴等，伴唱的歌曲多用伊克昭盟地區流傳的民歌，以4/4拍、2/4節拍居多，表演往往是由慢轉快，或原地、或行進，最后在快速表演的高潮中結束。現在已經有了女子集體或男女集體的編排。……186

5、盅碗舞：同屬表演性道具舞蹈，亦稱“打盅子”，是喜慶節日里單人表演的舞蹈形式。過去由男藝人表演。表演者雙手各持盅子一對，用食指、無名指夾住上面盅子的邊緣，中指扣于盅內，大拇指托住下面的盅子。兩盅之間有空隙，可以碰擊作響。表演開始時，藝人坐于地毯上緩緩起舞，盅子隨著音樂節拍發出規律的響聲，或輕抖雙腕，使盅子碰擊，發出細碎清脆銀鈴般美妙的聲音。然后舞者慢慢站起，兩臂伸展、屈收，在胸前環繞，進退或繞圈行走。盅子美妙的聲音隨表演者舞動而繚繞不絕。伴奏樂器有三弦、揚琴、四胡、笛子等。樂曲多采用伊克昭盟地區民歌，如《金盅》(敖門代萊》等。1950年代以后，盅碗舞多由女子表演，動作舒展流暢，柔美端莊，高潮時多作“板腰”“旋轉”等技巧，技藝高超者還頭頂燃燈或燃燭起舞，光影隨搖曳，引人人勝。經專業舞蹈工作者加工，技巧與造型上都有了新的發展，成為典雅優美的女子獨舞節目。……187

6、烏蘭牧騎：1957年在內蒙古蘇尼特右旗誕生了“烏蘭牧騎”，這支草原文藝輕騎兵隊伍，掀開了草原舞蹈文化新的一頁。烏蘭牧騎人員少、組織精干、節目多樣的特點，非常適合草原文化生活的需要。烏蘭牧騎可以把歌舞送到偏僻地區、村落，在那里開展文藝宣傳活動，同時又可以了解牧民們的需要，并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汲取創作的養料，及時編排新的節目，不斷提高演出的藝術水平，豐富牧民們的文化生活。在烏蘭牧騎建立以來的數個春秋里，他們始終活躍在邊遠牧區、農村，給文化生活貧乏的地區送去歌舞，作出了卓越的功績。這正體現了草原牧民們堅韌不拔、勇于為草原繁榮獻身的精神，即使是現代文化生活日益普及的今天，烏蘭牧騎這種精神仍然是值得贊頌和學習的。

第三篇：與蒙古族傳統文化

論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姓名：羅超

經濟與管理學院

市場營銷10-1班

1065123107

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流，蒙古族傳統文化是草原文化及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是蒙古族民族的性格的集中體現。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對該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世界觀、價值觀、心理特征、現實態度等諸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因此研究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著日益廣泛的影響。

關鍵詞：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內容

意義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 “開拓進取精神”、“英雄樂觀精神”、“自由開放精神”、“崇信重義精神” 和“務實實用精神”。蒙古族傳統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無疑就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維系的紐帶，生存發展的動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開拓進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如東胡系統的鮮卑人，總結歷史經驗，認為 以戰爭手段獲取經濟補償，損失太大，得不償失。史載：拓跋鮮卑“遷于定襄之盛樂。……始祖乃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烏桓首領—引者注)之徒，茍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其死傷不足相補，更招寇讎，百姓涂炭，非長計也”[1]。統治者不再將權利空間局限于草原，開始將入主定居民族地區，與定居民族上層聯合，直接控制和占有農耕社會物資作為政權建設的目標。

（二）英雄樂觀精神

英雄主義也是草原文化一以貫之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濃縮，是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崇尚英雄，倡導英雄樂觀精神，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和價值取向之一。漢文史學家稱蒙古人“俗以貪生為恥，以捐生為把都(華言好漢也)”[2]，“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眾”，在戰斗中舍命營救他人者“惟欲稱雄虜中，為名高，不為厚利也”[3]。“英雄”在蒙古民族中已經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范疇。在古代漢文典籍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突厥人“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4]。是說匈奴人、突厥人對于戰死者十分敬重。烏桓人也有同樣的習俗，史稱“俗貴兵死”[5]。但文獻中沒有對“重兵死”、“貴兵死”習俗的內在原因做出解釋。實際上，草原人敬仰是的在危難之際視死如歸者——英雄。在古代草原民族中，英雄被視為個體價值與社會責任的統一體，是公共道德的化身。所以英雄在草原社會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受到人們的普遍擁戴。蒙古族傳統文化是孕育英雄 2 的文化，也是英雄輩出的文化；英雄樂觀精神是蒙古族傳統文化最具意義的精神品格。

（三）自由開放精神

向往自由，追求開放，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萬式，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對寬闊的生活天地和自由開放的環境，這種人們在空間上的自由行動為其內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過程中自由開放的因子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深熔鑄于其民族性格之中，體現在民族文化的各個萬面。例如在語言上，有學者統計“中期蒙古語中借用的中期突厥語以及畏兀兒語(中期畏兀兒語)的詞匯總量，不下一千個”[6]。語言的融匯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結果，因為每一個詞匯的傳遞和接納，都與該詞匯所表達的生產技術、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系，各語族共用詞匯在蒙古語中的大量積淀，說明與之相關的多民族文化要素也自然融匯于蒙古族文化之中，這很好體現了蒙古人的開放心態，對與其他文化不排斥。還有成吉思汗所提出的“一切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規、忽必烈創造能夠“譯寫一切文字”的拼音文字(八思巴文)的構想、合贊汗組織編寫世界歷史的行為，都是采用的開放包容原則，這不是自由開放的很好體現么？一位學者認為：“忽必烈平大理國中表現出的軍事、政治、經濟和人文智慧，看似屬于他個人，然其建樹的頑強生命力直接與現代社會相連接，能夠超越民族，能夠超越國界，能夠超越信仰，能夠超越時間，實屬對人類智慧寶庫的一種非凡 3 貢獻”[7]。毫無疑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吸收其他民族經驗、其他文化精華而實施的，這也是開放自由另一方面的表現。

（四）崇信重義精神

誠實和守信都是一種做人的品質，是人類最難得的文化資源，也是人類最可貴的文化資本。蒙古族作為草原文化的創造者和實踐者，他們極力推崇以誠立命、以誠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價值，視內誠于心、外信于人為最大光榮，視輕諾寡信、背信棄義為最大恥辱。“雖有風雪，也不失約；雖遇大雨，也不誤期。”（8）成吉思汗的這句話時刻教育著其子孫后代：為人要誠信。誠信精神構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務實實用精神

對于古代蒙古人來說，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動蕩的社會現實，可以說，這種務實實用精神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夠極好地適應自然環境，從而為自己的生存選擇了一種最為恰當的方式；使得他們為自己找到了雖原始粗糙但最為實際的精神寄托。如東漢時期的“……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污盧維，乃相慕以遷善，款塞內附。……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9）]柔然“社侖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兇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10）]，等等，有的學者將其概括為“行國體制”[（11）]。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顯然與游牧生 產生活是相適應的。這也是蒙古人務實實用的集中體現。

研究蒙古族傳統文化基本精神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當前國內國際新形勢下，競爭日益激烈，我們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以開拓進取為主要內容的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無疑為我們提供了直接的動力源泉。蒙古族自由樂觀的民族性格，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追求，有利于我們進一步增強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培養健康積極的民族心理，營造和諧普惠的小康社會，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性。以自由開放的心態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曲解、不貶低任一民族，讓我們學會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風俗習慣，正視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質的特殊性，進而關心、關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積極投身于民族團結進步事業。

參考文獻：

（1）《魏書》卷一，帝紀第一。序紀。

（2）[明]蕭大亨：《北虜風俗》。見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二輯，第253頁。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

（3）[明]岷峨山人：《譯語》。見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一輯，第237頁。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4）《北史》卷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突厥鐵勒傳。（5）《后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烏桓鮮卑傳。（6）匈奴 卡拉著，陳弘法譯：《畏兀兒—蒙古文學交流》，《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7年第1期，第20—21頁（7）杜玉亭：《忽必烈平大理國與人類智慧》。載《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第21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8）《成吉思汗箴言》箴言三十九

（9）《三國志》卷三十，魏書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10）《魏書》卷一〇三，列傳第九十一。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車傳。

（11）肖愛民：《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第3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篇：蒙古族飲茶文化與禮儀思考論文

煮茶的過程中還可以加各種佐料。不同地區蒙人奶茶制作的方法有差異，各地愛喝的茶的味道也不同，所加入的佐料也就不同。一般來說，加小米、奶皮子、黃油渣、稀奶油、黃油或綿羊尾油等調料。要想把茶煮好，關鍵是將稀奶油、黃油渣、奶皮子、熟奶豆腐等調料攪拌好，才能煮出別有風味的奶茶。有的人在奶茶中加鹽，有的人喜歡甜而加糖，要根據各人的口味添加。至于鮮奶可分牛奶、羊奶、馬奶和駝奶，一般以牛奶為上品，羊奶次之，也有的地區用馬奶和駝奶。蒙古族制作奶茶是用熬的方法，而熬煮之法又是中國古代的飲茶藝術。早在唐朝，《茶經》序言的作者皮日休就描寫過煮飲茶的方法。元人楊維禎《煮茶夢記》記載“:鐵龍道人臥石床，命小蕓童汲白蓮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為飲供。”[3]可見這種方式是有一定文化繼承的。

奶茶的功效

奶茶中放的炒米是脆炒米，是用糜子米炒制而成：先將干凈的糜子米倒入鐵鍋內，加適當的水煮，并不斷攪翻鍋內的米，米泡脹后，使米皮層中的水性維生素滲透到米粒中去，增加米中的維生素含量。把泡脹的米撈出涼曬，然后把干凈的細沙子倒入鐵鍋內，將沙子炒紅，把泡脹的米倒入，進行快速炒，使米開花，即可出鍋，色黃不焦，米粒質堅而脆。這種炒米泡在奶茶中，吃起來酥脆香甜。也有糜子米不用水泡，也不用沙子炒，而直接將糜子米放入鍋內炒。這樣的炒米較硬，被稱為硬炒米。然后用碾子碾糜子米，去其皮，將糠簸出，即可食用。這種炒米不發霉變質，便于保存和攜帶。用炒米泡奶茶喝了解饑餓。在不同季節所喝的奶茶也不完全相同，如夏季鮮奶多，奶茶是用鮮奶煮。但在冬季鮮奶就極少，主要用奶制品代替，特別是黃油茶在寒冷的冬天，受寒凍僵時，飲黃油茶能很快得到恢復。蒙族人除飲奶茶外，還飲嘎仁薩面茶。這是用綿羊脊骨湯煮茶，飲后可以提高視力和聽覺。飲杏仁寶日湯煮茶，可以通宣理肺。飲酸棗茶能健身補血，治療失眠。蒙人還有喜歡將野生植物的果實、葉子、花用于煮茶，煮出的茶，風味各異。一些入茶的植物已經被證明有一定的藥用價值[5]。東部蒙人對興安嶺南麓地區生長的各種茶樹，制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茶。如在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阿巴哈納爾旗、烏珠穆沁旗以及察哈爾、克什克騰旗等地區的蒙人，飲一種阿巴嘎茶。阿巴嘎學名為地榆，屬薔薇科，是草本植物，生于草甸草原的林緣附近，葉為橢圓形，秋后采集葉、莖、根放在陰涼處，可以和青磚茶煮，味道香，加入鮮奶及其他佐料，即是阿巴嘎茶。

蒙古族人熬制茶和飲茶的茶具

蒙人熬制茶和飲茶的茶具也是很考究的，以下就六個方面做簡單介紹：①裝奶桶：裝鮮奶的有木桶，主要是柏木、松木或柳木制品，后來的桶多是金屬制品。②攪茶桶：將熬制的奶茶佐料放在桶內攪拌，攪拌出油為止，然后把攪拌好的佐料倒入燒開的茶水攪拌。③蒙古刀：削磚茶或切磚茶的蒙古刀，刀身是以優質鋼打制的，刀刃鋒利，把磚茶切開研碎。④茶壺：盛茶的茶壺各地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一般的茶壺嘴小，底大，銅質，也有鋁質的。有的呈圓形，有的呈橢圓形，也有的呈六邊形或四邊形，容積比普通茶壺稍大。鋁壺和銅壺的壺嘴和壺蓋都非常講究，刻的花紋。有的銀壺，清代制的鳳嘴龍紋銀壺十分精致，并配以各種卷草、蓮花瓣和各種幾何紋樣，形成了極為精巧的富有裝飾性的民間工藝品。⑤高筒茶壺：蒙語為溫都魯，意即高的，壺形為圓錐形，壺口呈半圓形，約二尺左右高，帶把。一般用樺木制作，上面有四道或五道金屬制作的箍，箍上刻有各色花紋，也有用紫銅和黃銅制作的，紫黃相間，色澤奪目。溫都魯是盛奶茶、奶酒的必要器皿。⑥茶碗：蒙古族所用的茶碗是木制的，稱“翠花碗”。“蒙人胸次所拎之木碗以樺木制成，貴者以札批野(樺木根有翠色花紋)制之。曰翠花碗。制時，須以核桃油擦摩使潤。鑲以銀。碗中鑲銀三錢許，佳者值銀廿余兩。樺木者值數兩。”[6]這種木碗是用樺樹根旋挖成型，再用裝飾薄銀片包鑲而成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大的木碗鋪是瑞恒永，價格最低的是樹身制作的木碗。木碗便于蒙牧民隨身攜帶，藏于懷內，使用時拿出來。蒙古族王公貴族使用的木碗，是用銀片包鑲而成，包鑲的圖案多種多樣，八寶圖案最多，非常講究，是美麗的裝飾品，充滿著濃郁的民族特色。雖然器具不如中原飲茶所用的復雜，但簡單實用又極富民族特色。

蒙古族人的飲茶禮儀

奶茶是蒙古族重要的待客食品，“至必善遇之，不問知與不知，供以煙茶……”[1]“來客用是饗之，是謂非常之優待……”。[2]但是敬茶者與客人都要遵循一些禮儀。蒙人敬茶，各地也不相同，有的敬茶是用銀邊木碗，碗內盛八分茶水，以雙手獻給客人，表示對客人的尊敬。客人應欠身雙手去接，若一只手遞茶，或把茶碗放在桌上碰出聲音，即為失禮。客人不接茶也為失禮。如果主人不以茶招待客人，是對客人的不敬。主人真心真意以茶待客，客人一味不喝，是對主人的不敬。要煮新鮮的茶待客，用舊茶水待客，是對客人的不尊敬。茶壺裝茶前要把壺用熱水暖一下，然后裝茶。如果來的客人多，把茶碗盛滿后，把壺內的茶添滿水，放在桌上，以便客人添茶。有的地方以滿茶待客，不能坐著敬茶，必須站起來獻茶。客人喝茶，有時主人還端上奶皮子、奶豆腐，讓客人食用。蒙人中還有以茶會友風氣。有的地方在喜慶日，兒媳給婆婆遞茶，要下跪，舉右手伸開手掌，向頭部右側擺動3次，表示叩拜請安，婆婆接茶，并說祝詞。女兒給父母敬茶，雙膝下跪叩3個頭，然后給父母遞茶，父母接茶給女兒祝福。有的地方蒙人在舉行婚禮或新娘離家前，擇一吉日舉行茶會。這天新郎家要送禮品獻給女方，同時女方親友亦需要送禮品給新娘。雖然舉行的是一次簡單的宴會，飲奶茶，吃奶食品。白色的奶食象征著豐富和吉祥。蒙古族牧區有的地方娶親，喜車到達蒙古包，男方家出4名婦女，向車上人問安，敬酒敬茶，女方的兩位嫂子接過后，將酒向東南西北敬神，用茶水灑向車輪，表示洗塵，然后進屋。新娘嫁到男方的第三天清晨，要煮茶，做飯，開始承擔家務勞動。茶葉在蒙古族往往作為禮品，有的以茶葉為定親禮。又如春節期間拜年，往往贈送一小包磚茶，其意是帶珍品回家。雖然這與漢人的茶道禮儀相比相對簡單，但其獨特的民族性特征是不容忽視的。總之，蒙古族的飲茶文化具有其獨特性，也有一些與中原茶文化的相似性，具有特色鮮明的文化內涵。從另一方面反映了蒙古族的生活飲食習慣和文化傳統。

第五篇：草原文化與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草原文化與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摘 要：在文化根脈及地理意義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態，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決策個體的意識形態從而影響城市建設形態；或者滲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礎從而影響城市建設效果。在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時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發揮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設要突出發揮草原城市的作用。

關鍵詞：草原文化；城市建設；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這一特定的自然環境中的族群、民眾共同創造的文化3）

［1］（P。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著悠久的建設歷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確認識草原文化與呼和浩特城市建設的關系，對于推動二者步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與城市建設的互動演變史

城市的歷史文化、發展變遷、功能地位、社會結構、人口構成、文化產品、精神風貌，還有市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人格類型、價值準則及其人際間的交流等都可歸入城市文化的內涵之中。從理論層面看，城市文化是一個價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共同創造的具有城市特點的文化模式。而從實踐層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質、大眾文化、歷史文化遺產、建筑文化等編織而成的城市圖景。城市文化可劃分為互動共生、有機聯系的三個層次：一是表層的物質文化；二是中層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層的精神文化。國家以文化比強弱，城市以文化論輸贏。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紀城市化的必然趨勢。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競爭中搶得一定先機，就必須下大力氣進行城市文化建設。“歷史是根，文化是魂”。進行城市文化建設，首先應追尋其“根”——歷史根脈，然后再結合現實條件，明確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陰山山脈南麓。約在百萬年前，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舊石器時代早期，這里就有原始人類活動。現今已考古發掘出近百處史前人類文化遺跡，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窯文化遺址（位于現今新城區保合少鄉大窯村），它的面積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場面之宏觀是世界罕見的。它對研究呼和浩特地區原始文化的起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考古價值。

呼和浩特地區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是從戰國時代開始。戰國晚期，匈奴日漸強盛。趙武靈王以“胡服騎射”開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長城，在黃河北岸屯兵墾殖，并在這一時期興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縣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稱始見于史冊。云中城是中國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個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開端。秦朝建立后，實行郡縣制治理天下，將原來趙國的云中郡定為全國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稱云中郡。西漢武帝時期是呼和浩特歷史上建城最多的一個時期，至今存有遺址的西漢古城仍有三十余座，這些古城的建筑風格相仿，大部分有內外兩城，建有官署、廟宇、民居、作坊、糧倉、街道等。東漢末期之后，該地區行政建制出現空缺。公元2－3世紀，原居住于黑龍江、嫩江流域大興安嶺附近的鮮卑族拓跋部西遷到該地區游牧，并建立鮮卑人的第一個都城——盛樂城（位于現今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鄉土城子村）。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權的敕勒族在此地長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區便有了“敕勒川”之稱。隋唐時期，突厥族逐漸強大。公元六世紀中葉，以沙缽略可汗為首的東突厥歸順唐朝，經白道川，駐牧于本地區。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區的黃河北岸修筑了三座軍事城堡——東、中、西“受降城”。其中，東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縣城關鎮西北，俗稱“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獨具特色，高大雄偉，沒有甕城和其它守備設施，這緣于當時“兵貴進取、不求退守”的指導思想。五代十國時期，呼和浩特地區被稱為“哈羅川”，為契丹族所占據。公元10世紀初，契丹人建立遼國，在此設豐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東南郊太平莊鄉白塔村附近）、東勝州和云內州。豐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區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內由四大坊區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觀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內。城市四面設城門，并筑有甕城。公元12世紀初，女真滅遼建金，豐州成為當時的軍事重鎮。從云中城時期到豐州城時期，由于這一地域處于游牧文化板塊和農業文化板塊過渡交界帶，戰亂頻繁，軍事防御和進攻便成為城市文化的主題，進而造就了整齊劃一的城墻和便于集權控制、等級劃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響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則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題，其遺存現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現今賽罕區的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是我國現存最精美的遼塔之一。元朝建立后，豐州的經濟文化發展迅速，再加上“草原絲綢之路”帶來的人口流動和貿易通商，豐州封閉的街坊逐漸被開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劉秉忠詩曰：“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平明城上樓。車馬喧闐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寫的就是當時的熱鬧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領導的起義軍推翻，蒙古貴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與對其構成威脅的蒙古政權開始了連綿的戰爭。明朝嘉靖年間，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萬戶首領阿拉坦汗(又稱“俺答汗”)率部駐牧于陰山南麓豐洲灘（今呼和浩特地區），于是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統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和人民對和平的渴求的雙重推動下，積極謀求與明朝和平通貢與互市。1571年（明隆慶五年），蒙明雙方結束了對立，開設了東起宣府、西迄甘肅的十一處互市場所。在此之前，現今山西、陜西一帶的農民就開始陸續遷入土默特地區墾地種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語稱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隨著土默特地區漢族農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現了大片的定居村落。從公元1572年（明隆慶六年）開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歷時四年，在今呼和浩特舊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語稱之為“庫庫和屯”（后譯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賜其名為“歸化城”。這一時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關系，引藏傳佛教（喇嘛教）入蒙，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黃教）在蒙古族中的影響日益擴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庫庫和屯”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個多世紀里，呼和浩特地區興建了大量的召廟。對此，民間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個免名召”之說。據《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記》記載，由札薩克喇嘛掌權的大召、席力圖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齊召、班革達召和乃莫齊召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權的東喇嘛洞、西喇嘛洞、烏素圖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壽寺、廣福寺和巧爾齊召為“八小召”。來自17世紀的游記，都異口同聲地稱贊這些召廟的華美，稱呼和浩特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繼續保持當地安定、團結、發展的形勢。

到十六世紀末，土默特地區的漢人約有十萬左右，農業、手工業、商業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納入了后金帝國的版圖。清朝建立后，實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對各等級封建主的依附關系。1693年，聚居在歸化城的回回商販和回族官兵在今舊城北門外修建了清真寺，這里從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動的中心并沿襲至今。1697年，康熙帝將恪靖公主嫁給敦多布多爾濟。隨公主來到歸化的滿族家仆、包衣大約有千人左右，在北郊興建了公主府，府興營和小府村等村莊也隨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墾荒等原因，山西一帶的大批漢族工匠、商人、農民來到塞外，“走西口”成為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漢人逃難、謀生的途徑。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國締結了《恰克圖條約》，清朝許可內地商人做蒙古貿易。因此，在北亞草原上，沿著隊商的路途出現了眾多的“買賣城”，歸化城內的“買賣城”就是其中的代表。“買賣城”是在歸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間結構的基礎上見縫插針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區原原本本地搬來，而是以疊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層面。在此建造的茶館、酒店、車馬大店，以及供駝商卸貨、住宿和轉賣商品的客店等設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為多），不講究中軸對稱。“買賣城”的空間結構和歸化城的空間結構有以下幾點繼承關系：其一，“買賣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廟寺院為各個核心展開的，商業街都是以召廟寺院為起點，向南、向東、向西延伸。通過考證，發現了這些商業街本是蒙古人轉召巡禮的路徑。其二，“買賣城”里召廟寺院的門前都有一個三角形的廣場，這里是舉行蒙古宗教儀式、召開夏季摔跤大會等的節日空間場所。所以，這也是對游牧都市的廣場空間的繼承。其三，游牧都市時的商業空間不是店鋪，多是露天市場。這一點在“買賣城”中也得到了體現。“買賣城”的街道都很狹窄，但擁擠的街道的出頭之處卻會突然出現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過考證得知，這些空地本是駝橋、羊橋、牛橋、騾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場。這樣，“游牧”和“定居”這兩種文化形態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間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跡，構成重層的空間結構。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為鎮守邊疆，進一步鞏固對西北地區的統治，在歸化城東北五里處修建了一座供八旗軍駐扎的城池，命名為“綏遠城”。當時人們稱綏遠城為“新城”，而把歸化城稱為“舊城”。綏遠城修建后，滿、蒙等族的八旗調撥綏遠駐防，其家屬也隨軍居住于此。清代歸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業作坊、店鋪、商號和娛樂場所，蒙、滿、漢、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區不斷擴展和繁榮。現今舊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當時熱鬧的商業街。因交通發達和商業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號在這里設立總號。到清代末期，綏遠、歸化這兩座姊妹城形成了東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兩城并為歸綏縣。1921年，平綏鐵路開通，火車站附近形成獨立的居民區，與“綏遠城”、“歸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態，這一格局也最終奠定了后來呼和浩特市的發展框架。1928年（民國十七年）建綏遠省，設歸綏市。新中國成立后，獨立的三片地區逐漸連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并恢復為原有的蒙古語名字——呼和浩特。

縱觀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文化根脈及地理意義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態，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決策個體的意識形態從而影響城市建設形態；或者滲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礎從而影響城市建設效果。在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時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發揮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設要突出發揮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個多因素、多層次、多側面的復雜動態系統。政治、經濟、歷史、環境、地理、科技、資源等諸多因素都同時發生作用。基于對這些因素的考慮，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實質上是一個多種地域文化類型、多種經濟文化類型、多種民族文化類型、多種時代文化類型碰撞、交融的過程。伴隨這一過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漸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傳承、演進與積淀。近代以來，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緣、親緣的廣泛交織，多樣性文化的積聚融合，以及時代變革對城市文化的沖擊與洗禮，使呼和浩特市成為一個文化的大熔爐。今天，呼和浩特市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大力保護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卻的文化“記憶”，并創造條件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兼收并蓄、推陳出新、自我調節、與時俱進，使其從內涵到形式不斷增強現代性，成為傳統與現代有機統一、各類文化交織演進、內容和形式不斷豐富創新的活態文化。此外，各種社會力量也積極吸納、弘揚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許多現代企業將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愛護自然的生態觀、行為準則和價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華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業文化和經營管理中，既注重綠色環保，又注重效率與效益。呼和浩特市經濟形態上的城市品牌——“中國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與循環經濟、環保經濟的接軌。

（二）以蒙古族文化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在歷史進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較強的吸納性和開放性，大量吸收漢、突厥、畏兀兒、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種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創新最多、影響最大、譜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現代社會，雖然游牧生產方式早已終結，但蒙古族文化卻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揚光大、再續傳奇。

（三）以“和”文化為主要內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著民族和睦、顧全大局、交流合作、傳播文明，對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祖國統一、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區域交流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昭君墓被譽為“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昭君文化節的舉辦，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動經貿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等作用。黨政機關、廣大市民、企事業單位、專家學者和支持媒體在這一平臺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為主題的城市景觀、藝術作品、企業品牌應運而生。昭君文化豐富的“和”文化內涵，成為構建和諧首府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著隨和、合作、好客、熱情的集體性格，以和為貴的價值標準，注重誠信、和氣生財的道德風尚，“天人合一”的信仰體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風貌，和衷共濟的思想意識；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飲業、旅游業、工藝品業等行業廣泛應用，這緣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與自然和諧、團圓平等、禮賓好客等文化內蘊及風情體驗；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種地域文化類型、多種經濟文化類型、多種民族文化類型、多種時代文化類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稱本身就有一個“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強大的輻射性。作為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統地集聚了高層次的文化機構設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產品和服務，而且以自治區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中國乳都、中國衛生城市、中國北方地區沿邊開放中心城市等“品牌”，發揮其巨大的輻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體與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設應該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導下進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歷史與現實，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異性原則，對城市整體和局部的文化發展模式、方向及布局進行宏觀規劃的過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須承載歷史，反映城市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積淀；其次要多層次、多側面、多角度地反映現實文化；其三要昭示未來。如果城市文化定位準確，符合其資源狀況和發展需求，就能成為絕大多數決策者、管理者、規劃設計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價值，進而對其行為、形象、素質產生導向和優化作用。2000年，經過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專家的多次深入論證，最終形成了市委〔2000〕22號文件，確定了“以草原文化為底蘊，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為特色，以先進文化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體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轄“四區”（玉泉區、新城區、回民區、賽罕區）的文化定位還需要進一步探索，這也是下文所要進行的嘗試。

（一）玉泉區文化定位——弘揚召城古都之文化、彰顯魅力青城之風采

玉泉區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歸化城”。在層巒疊嶂大青山的輝映下，當時的“歸化城”顯露出一派蒼郁的生機，于是，蒙古族居民為其取了一個美麗的名字——“庫庫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簡稱“青城”。玉泉區曾是呼和浩特召廟古跡最為集中的地方。但現在完整遺留下來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圖召。大召是呼和浩特歷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廟，是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活動中心和中國北方最有名氣的佛剎之一，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召的珍藏品極為豐富，堪稱大召“三絕”的銀佛、龍雕、壁畫和佛殿內的各種彩塑、金銅造像、晾佛節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爾》經卷、宗教活動使用的各種法器、面具等都是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和藝術珍品。位于大召南側門前的“御泉”（后演變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爾丹時“御馬刨泉”的傳說，清代文人曾題“九邊第一泉”詞并刻匾懸掛在大召寺山門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區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燈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毀，僅剩背后的“金剛座舍利寶塔”。因該塔由五座小塔構成，故俗稱五塔寺。被譽為“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漢時期，是由人工積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綠如茵，故有“青冢”之稱。2006年，五塔寺遺址復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擴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設重點項目。此外，玉泉區還有保存較為完整的明清老街、晉商文化遺存和大量傳統民居。

作為文化遺產富集區，玉泉區文化定位應是“弘揚召城古都之文化，彰顯魅力青城之風采”。其文化建設的重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進行整體性文化保護。玉泉區的歷史地段、傳統街區是物質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存在和延續的空間環境，也是核定歷史文化名城的標準之一。因此，應實行“跳出舊城，發展新區”的城建策略，廢除“舊城改造”的錯誤方針和口號，按照保護歷史的真實性、保護傳統風貌的完整性、維護傳統民俗的延續性的原則，對玉泉區實施整體保護和有機更新；二是挖掘豐富的文化內涵，開發卓越的資源稟賦，改變旅游部門、文化部門、建設部門、文物部門、林業部門和環保部門對旅游景區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現象，全面提升旅游業的管理和服務水平，高起點、高品位、高質量設計開發具有草原文化內涵和藏傳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實現由“門票經濟”向“產業經濟”的轉變，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的轉變；三是把建設“生態玉泉”作為城區規劃發展的目標，積極實施空氣潔凈、飲水放心、環境安全、生態恢復四大環保工程，并高標準招商，吸納技術含量高、環保標準高的企業落戶，打造生態工業區。

（二）新城區文化定位——保護傳統文化、打造蒙元文化、發展商業文化、建設生態文化

新城區早為清代“綏遠城”。區內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大窯文化遺址、和碩恪靖公主府、綏遠城墻和將軍衙署。和碩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國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國家投資修繕。綏遠城墻是負載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構的標志性建筑之一，但現已殘破不全。自治區已初步投資600萬元，在保持與原構造規制不變、與原規格尺寸模數不變、與原材料質地品種不變、與原傳統工藝做法不變的原則下，對綏遠城東、城北兩段698米的殘墻進行保護性維修。將軍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當時綏遠城的主體建筑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將軍衙署的產權歸屬于一些單位而不是國家，從而造成“重利用、輕保護、被商業店鋪四面夾擊”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積極與有關單位協商，以盡快將東跨院的產權收回。

新城區近幾年注重提煉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將其滲透、熔鑄、升華、移植、物化、體現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觀中。例如，投資3億多元重點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設蒙元文化特色景觀區。景觀承建單位組織了包括經濟、歷史、文化、城市設計、城市規劃、交通、生態、燈光等方面的專家團隊，進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項目考察和專題研討，結合城市發展需求，確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發展前景：一條特色鮮明突出、民族風情濃郁的蒙元文化國際走廊；一個文化底蘊深厚、品位品質俱佳的商業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場所。新城區集中了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部分黨政機關、火車站以及中山路商業街，商業網點密集、消費氛圍活躍、生活服務設施便利、交通通訊暢通，宜于發展商業文化。

新城區地處呼和浩特市東北部，總土地面積105萬畝，其中林業用地64萬畝，占總面積的60％，林業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1999年開始，新城區先后承擔了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等一系列國家林業重點工程建設任務

［2］，不僅改善了生產生活環境，也為沿山人民帶來發家致富的希望。隨著生態效益的初步顯現，區內的大窯文化遺址、丈房片水庫、神水梁、老爺廟、紅山口巖畫等景點也開始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設施也已建成或正在興建，生態旅游業在這里顯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三）賽罕區文化定位——發揮教育科研優勢、發展文化產業集群、提升城區文化品位、營造社區和諧文化

賽罕區地處呼和浩特市東南部，位于城市發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輕的城區，現已逐漸發展成為首府的科教中心區、行政中心區和經濟核心區。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單位和高技術機構，賽罕區可按照“專家論證、政府扶持、科學決策、市場運作、滾動開發”的模式，發展高技術含量和創意創新型文化產業集群。作為“共生效應”的產物，文化產業集群包括各類關聯企業、互補產品的供應商、專業基礎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訓、教育、信息、研究、技術支持的其他機構）等。這種集合了產業價值鏈在內的產業集群能夠形成規模經濟，在激發創意創新、積累知識、共享資源、提高效率、節約資金、減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然后，依托產業集群的擴散效應、關聯效應、極化效應和外溢效應，形成一個呈網狀結構的文化產業園區，其內部實行特有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享受優惠的文化經濟政策。

近年來，針對居民整體素質和文化品位較高的特點，賽罕區把社區文化作為社區建設的切入點來抓。形成了以樓院文化、廣場文化、節慶文化、家庭文化為框架的社區文化格局。學府社區開設了內蒙圖書館分館，地北社區的活動中心成為自治區老年人書法協會的活動基地，師大社區的老年蒙古服飾表演隊參加了全國比賽，廣場、公園到處活躍著社區文化隊伍。2005年，賽罕區采取政府組織、群眾參與、市場運作的手段，在全區十幾個社區內舉辦了賽罕區首屆社區文化節，營造了和諧、歡樂的社區文化氛圍

［3］。

（四）回民區文化定位——凸顯濃郁的伊斯蘭風情、發展景區旅游和生態旅游 回民區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內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頂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講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樓等建筑，有歷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蘭經》。為凸顯濃郁的伊斯蘭風情，政府著力進行了伊斯蘭特色街的打造，并徹底改變了過去景區周邊臟、亂、差的環境。現在這里已成為呼和浩特市標志性景觀區。

回民區、新城區所轄的部分大青山山區有良好的森林資源和豐富的農牧業資源，現已開發建成哈德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2A級旅游景區）、烏素圖森林公園（國家3A級旅游景區國家級森林公園）、蓯蓉山莊、太偉高爾夫度假村、奧淳生態園、哈德門高山牧場、大青山野生動物園等景點。在此基礎上，這兩個區可進一步開發采摘園、休閑農場、度假農莊、市民農園等，發展以放牧、喂養、騎馬、狩獵、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療養、特色餐飲、民俗表演、園藝勞作等為活動項目的生態旅游業。

四、體現草原文化底蘊，彰顯草原文化特色

進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戰略為指導，按照“以草原文化為底蘊，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為特色，以先進文化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進城市文化建設。

在城市基本建設方面，已經完成和即將完成的工程有：內蒙古會展中心、博物館、大劇院、體育館等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觀區、成吉思汗大街、伊斯蘭特色街等特色景觀區（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號如哈納墻、云圖、盤腸、穹頂等裝飾大街兩側建筑物的街區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綜合整治、城市綠化等優化環境工程；觀音廟、大召、阿吉納、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齊召、席力圖召、大東街、將軍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綏遠城遺址、烏素圖召、白塔等文化景點（區）的保護和開發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碩恪靖公主府博物館、五塔寺博物館、中國乳文化博物館、和林格爾盛樂古遺址博物館、中國馬文化博物館、中國旅蒙商博物館、匈奴文化博物館、和林格爾剪紙博物館、走西口民俗博物館等特色博物館（院）的建設工程

［4］

；公主府北公園、成吉思汗公園、扎達蓋公園、舒雅拉公園、北郊公園、仕奇公園、野生動物園的興建工程；南湖濕地公園、游樂園、新華公園、蒙古風情園的續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綜合治理環城河等水體景觀建設工程；賽罕區雕塑公園等公共藝術景觀的建設工程；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生態恢復工程。這些工程既體現了呼和浩特市現代景觀建設對草原文化底蘊、鮮明地域特色、濃郁民族風情的強烈追求，又體現了“開發與保護統一”、“建設性保護與保護性建設并進”的先進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現代景觀的規模與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與魅力彰顯。

在文化產業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藝演出、文化娛樂、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博會展、音像圖書等產業為重點門類和主導產業，以廣告、文化信息服務、文化藝術培訓、文化工藝品生產銷售為新興行業的文化產業體系，以及以國有文化企業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參與，投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渠道社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項目建設市場化的文化產業發展新格局。與我國東部發達城市相比較，呼和浩特市文化產業的發展存在著認識不足、準備滯后、運作分散、企業和產品競爭力偏低、產業鏈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興產業比重小、創意創新能力差、文化產業人才嚴重匱乏、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步伐較慢、政策供給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欠佳等問題和制約因素。對此，呼和浩特市應以豐厚的草原文化資源為依托，以產業化、市場化運作為主要途徑，以科技創新為提升競爭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導、體制機制創新為基本保證，以打破地區、部門、行業、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約化經營水平和產業集中度為根本戰略舉措，重點發展有比較優勢的項目、企業和行業；應繼續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出臺扶持性財政政策、投融資政策、稅收政策、土地政策、資產管理和經營政策、工商管理和價格政策、人員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優化文化體制和政策環境；應大力培養、引進、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產業人才，優化人力資源環境；應確立學術界、教育界與公民應盡的草原文化傳承、認知與保護義務，提高整個社會對發展文化產業的集體認知程度，優化觀念環境；應進一步提升文化節慶活動的品位、規模和效益，加強與外界的文化貿易往來與合作，發展文化經紀、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組織，實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戰略。

在草原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實行整治性的“減法和加法”保護。“減法”是指整治古跡周邊環境，拆除影響、遮擋古建筑景觀魅力的低檔現代建筑設施，拆除已無保留價值的危舊房，遷出不適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設與文物古跡保護無關的工程項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邊控制地帶建設格調、品味、特色、體量與古建筑風貌協調一致的博物館、廣場、綠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務設施，恢復老字號，重建傳統文化空間，按照“整舊如舊”和可逆性原則堅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繕，在古建筑周邊控制地帶以外建設中高檔住宅區，改善人居環境，解決以往舊城區“矮房子、窄巷子”、基礎設施簡陋以及市政管網不完善等問題。

在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的時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設的根脈、靈魂、精髓和品牌，是彰顯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資本，是提升城市競爭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礎，是可以借助創意創新多層次、多側面、多角度地物化、滲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盡的無形財產，是發展文化產業的源頭活水和巨大財富。放眼未來，草原文化必將是呼和浩特市綜合實力函數中一個逐漸增大的自變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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