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薄一波與戰友陳原道

薄一波與戰友陳原道、劉亞雄夫婦的濃濃深情

楊建中《黨史縱橫》

薄一波和陳原道、劉亞雄夫婦是大革命時期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相識的。在戰斗中，他們結下了深深的戰友情誼。正如薄一波在為《劉亞雄紀念集》寫的序言中所說：“亞雄同志是?五四?運動后三晉婦女參加革命的先驅之一。我與她父親劉少白相識較早，同她認識并在一起工作，是在1931年2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她同陳原道同志來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順直省委組織部長，實際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亞雄同志任省委秘書長。不久，因組織遭受破壞，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稍后，新的順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壞，我也被捕，關押在這里。及至她去延安學習特別是全國解放后出任勞動部副部長，我們的接觸就更多了。她那種孜孜以求、扎扎實實地學習和工作精神，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草嵐子監獄里的“鐵窗戰友”

薄一波，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縣蔣村。1925年12月，在大革命高潮中，薄一波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組織、宣傳和群眾工作。1927年6月，他被迫轉入地下繼續進行革命斗爭。同年夏，薄一波任中共山西臨時省委委員，受組織派遣到晉北的忻縣、定襄、崞縣、繁峙一帶，從事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組織很快恢復了，但是無法和上級組織取得聯系。1929年春，薄一波只身前往天津，找到順直省委，并奉命打入天津憲兵司令部國民黨黨部政訓處。從此，薄一波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從事兵運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員會書記、順直省委軍委常委，參與組織和領導了唐山兵變和平漢線北段兵變等斗爭。由于白區工作環境險惡，斗爭復雜，他四次被捕，兩次入獄，并在獄中與陳原道、劉亞雄夫婦結識，他們在白色恐怖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

陳原道，1902年4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縣（今巢湖市居巢區）青崗鄉陳泗灣村，是我黨早期著名政治活動家。1925年，他由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被黨組織選送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蘇聯期間，陳原道研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從事革命工作特別是黨的宣傳工作構筑了堅實的基礎。在蘇聯期間，陳原道結識了劉亞雄。劉亞雄，1901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興縣黑峪口村，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劉少白之女。1926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由黨組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習期間，陳原道十分贊賞劉亞雄勤奮好學的品格，劉亞雄則佩服陳原道博學多才和質樸穩重的品格。他們經常在一起研討、切磋革命理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8年底，劉亞雄從蘇聯回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9年初，陳原道回國，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秘書長，劉亞雄任干事。這兩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在革命征程中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結為革命伴侶。1930年2月，陳原道調任河南省委，任組織部長兼秘書長，負責省委機關的日常工作。1931年1月，陳原道赴上海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后，陳原道受黨中央委托，組成以他為首的由徐蘭芝、賀昌參加的中央代表團，前往天津，解決順直省委問題。當時，順直省委陷于“混亂”之中。他根據實際情況，妥善解決矛盾，改組河北省委，于2月5日成立河北臨時省委。河北臨時省委由徐蘭芝任書記，陳原道任組織部長，陳復任宣傳部長，安子文任秘書長，實際上是在陳原道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的。同年2月，劉亞雄調河北臨時省委擔任秘書長。據她回憶：“從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兩個半月的時間里，在叛徒到處追蹤、搜尋的情況下，原道夜以繼日地奔走于各機關和各旅館之間，反復工作，有斗爭，有團結，終于初步解決了河北黨組織的混亂情況，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在極其復雜的環境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績。”但是，由于河北臨時省委沒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致省委機關駐地被敵人包圍監視都未察覺。4月8日，省委準備在招待處召開常委全體會議時，陳原道和劉亞雄等不幸被捕，被關押在天津市公安局。

陳原道等人被捕后，阮嘯仙、廖劃平、劉錫五等組成了河北臨時省委，并于4月10日后把省委機關由天津遷至北平。中共中央決定，一面立即營救被捕同志，一面派出以殷鑒為首的一批領導，迅速組建新河北省委。5月8日，新的河北省委正式成立。然而，由于省軍委負責人廖劃平被捕叛變，新組建的河北省委機關再次遭到嚴重破壞，甚至留在天津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6月26日，薄一波、劉瀾濤等一批干部相繼被捕，關押在北平東北軍憲兵司令部看守所。8月初，薄一波等39人又被送到海陸空副司令行營軍法處。在這里，薄一波被判刑8年。8月底，薄一波等“重要分子”全部被關進“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這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獄，因建在草嵐子胡同，被稱作“草嵐子監獄”。9月，陳原道、劉亞雄等被押解到北平，關押在軍法處，不久也被轉入草嵐子監獄關押。

在草嵐子監獄，對犯人實行法西斯專政，除女犯外，都帶腳鐐，大號七斤半重，小號三斤重。薄一波、陳原道等被關在南監，劉亞雄等女犯被關在北監。在這里，他們繼續進行斗爭。為了堅持長期斗爭，殷鑒、陳原道、薄一波、楊獻珍等一起研究認為，黨員必須組織起來，成立黨支部，以支部為核心，團結全體政治犯，同敵人進行頑強的斗爭。經薄一波提議，由陳原道擔任支部書記。繼陳原道之后，孔祥楨、殷鑒、薄一波等都曾擔任過支部書記。作為獄中第一任黨支部書記，陳原道想方設法把黨團員緊密地團結在黨支部周圍，形成了一個堅強的戰斗集體，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薄一波、陳原道等人抓住放風的機會，秘密碰頭，研究情況，分析被捕黨團員的政治表現、思想動態。根據實際情況，安排教育計劃，對表現堅強的同志給予有力的支持和鼓勵，一批青年團員在獄中轉為中共黨員；對少數動搖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黨員團結起來后，黨支部不僅領導難友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等的斗爭，還開展了政治性斗爭。經支部研究決定，利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開展一次爭取“無條件釋放政治犯共赴國難”的斗爭，得到了全體政治犯的響應。

據當年草嵐子監獄的難友劉武雄回憶：“在這艱苦的歲月里，獄中黨支部為團結獄中全體同志，提高黨、團員和群眾的階級覺悟和堅定的斗爭意志，粉碎敵人的?反省政策?和?高壓政策?，把監獄變成對敵斗爭的戰場和學習馬列主義的課堂，每當集體在牢房院內放風的時候，我注意原道以及安子文、殷鑒、薄一波、劉錫

五、楊獻珍、張友清等同志三三兩兩湊在一起，一面飲水，一面低聲細語，談談問題，我想他們大概是研究交談對敵斗爭的方針、政策吧！”

與此同時，薄一波還同難友們把監獄變成學習馬列主義的學校。他們克服困難，通過秘密渠道搞到許多馬列著作和共產國際的刊物及領導人的報告，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組織大家學習。正如陳原道在獄中情形的報告中所說：“這一工作我們認為是最重要的，惟有加強這種工作，才能算達到我們真實任務，這就是武裝我們思想與理論，出來時才會起更大的作用。

薄一波與陳原道、劉亞雄夫婦在草嵐子監獄斗爭的過程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手牽著手、肩并著肩，共同“迎接”敵人的皮鞭和酷刑；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他們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鐵窗戰友”。

抗日烽火中，薄一波與劉亞雄戰斗在山西前線

為了營救被捕同志，黨做了大量工作。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也設法營救被捕同志。陳原道的岳父劉少白利用曾經當過天津市商品檢驗局局長的社會關系，多方活動，最終找到了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設法使對陳原道等人的判刑減輕。1932年9月，陳原道和劉亞雄刑滿被保釋出獄。陳原道出獄后，隨即被河北省委派往直南磁縣地區巡視工作，指導農民運動。11月，中共中央調陳原道赴上海，任江蘇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會黨團書記。劉亞雄與其同行，任江蘇省委婦委負責人。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他不畏艱險，經常轉移住處。1933年2月1日，因叛徒出賣，陳原道被捕，不久被作為要犯轉押到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面對敵人的酷刑，他威武不屈；面對叛徒的“勸說”，他痛加斥責。4月10日拂曉，陳原道等19位同志被綁赴刑場。陳原道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年僅31歲。陳原道的犧牲，對劉亞雄來說是重大的打擊。她強忍著極大的悲痛，揩干眼淚，懷著身孕離開上海，繼續在白區活動。同年6月，劉亞雄再次調河北省委。此時，河北省委又遭破壞，劉亞雄接不上組織關系，而且又臨產，只好返回太原，住在母親家里，生下兒子。為了紀念丈夫陳原道，她為兒子取名“紀原”。不久，她毅然把兒子交給父母撫養，自己則踏上新的革命征程。1935年9月，劉亞雄在山西特委從事地下工作。

華北事變后，日本擴大對華北的侵略，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斗爭經驗、能夠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領導干部。1936年9月，經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議、黨中央批準，薄一波和53位同志經組織營救從草嵐子監獄出獄。10月下旬，薄一波被北方局派往山西，組成以他為書記的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他創造性地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思想，通過公開合法的方式，成功地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層統一戰線。他卓有成效地開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別是接辦、改組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建立了山西新軍，對華北抗日戰爭具有重要意義，對全國抗戰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當薄一波在太原見到劉亞雄時，高興地說：“你來了很好，這里的工作任務很艱巨，我們很需要干部。”劉亞雄當即表示：“只要是黨的需要，我沒有意見。”1937年1月，太原軍政訓練班組建了女兵連，劉亞雄任指導員，為黨培養了一批優秀婦女干部。薄一波也很關心女兵連的成長，尤其是注重政治理論教育。他在百忙中抽時間親自給女兵連講課，主要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通過教育講解，大大提高了學員的認識水平和思想政治覺悟。在戰爭環境下，薄一波還盡可能地照顧劉亞雄。11月，薄一波根據朱德總司令的命令，率決死隊一縱隊前往晉東南抗日前線。在行軍途中，薄一波考慮到劉亞雄身體虛弱、行軍步履艱難，便設法為她弄了一輛馬車。可她堅決不肯坐，戰士們硬是把她抬到車上。1938年春，決死一縱隊政委薄一波命令劉亞雄率領決死一縱隊游擊第一區隊，開赴同蒲沿線的平遙、祁縣、太谷等地發動群眾。平遙的舊縣長棄職逃跑，劉亞雄派出區隊政治工作員梁濟民出任平遙縣長，組織了黨領導下的平遙縣人民政權。同時，成立平遙大學，劉亞雄自兼校長。5月，游擊區隊發展到3個區隊，每個區隊150余人。薄一波隨即命令成立了游擊第一大隊，任命劉亞雄任大隊政治教導員，八路軍總部派老紅軍干部楊世興任游擊大隊隊長。不久，游擊大隊又奉命開赴同蒲、正太沿線，以榆次、太谷、祁縣、平遙為中心活動，打擊進犯根據地的日軍，保衛了抗日政權。1939年3月，劉亞雄調任晉東南婦女救國總會主席兼黨組書記。在抗日救國的烽火中歷經數年磨練，劉亞雄成長為一名政治素質較高、指揮能力出色、文武雙全的優秀婦女干部。1940年4月，劉亞雄被任命為太行區三專署專員，成為抗日根據地第一位女專員。

在晉東南抗日烽火中，薄一波和劉亞雄在各自的崗位上辛勤工作，后又相繼赴延安學習和參加黨的七大，在寶塔山下增進了革命友誼。1942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劉亞雄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薄一波于1943年11月初到達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后由于七大

推遲召開，他到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并擔任第一支部干事。

1945年4月黨中央決定召開七大，并要求對經過整風的原七大代表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劉亞雄的七大代表資格是原山西地區黨組織推舉并呈報黨中央的，尚未正式通知劉亞雄本人。晉冀魯豫代表團是由劉伯承、薄一波率領，劉亞雄擬為代表團成員之一。但是不久，由于托派問題一時說不清楚，劉亞雄的正式代表資格被降為候補代表。政治上的不公平對待，使劉亞雄心情很沉重。劉伯承、薄一波很快了解到了這一情況，他們相信劉亞雄，立即指示她：放下包袱，參加七大。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劉亞雄和全體代表、候補代表一起，滿懷喜悅地步入莊嚴、樸素的會場——延安中央大禮堂。會上，薄一波當選為中央委員。

抗戰勝利后，薄一波和劉亞雄這兩位戰友來不及細細體味勝利的喜悅，又踏上了新征程。薄一波重返太行山，戰斗在晉冀魯豫，劉亞雄則開赴東北，開展新的工作。

耄耋之年，薄一波與戰友情深意長

新中國成立后，薄一波和劉亞雄相繼走上了領導崗位。薄一波先后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等職，為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貢獻。劉亞雄先后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61年6月，薄一波與劉亞雄等部分獄中難友重返草嵐子監獄，共敘當年鐵窗戰斗的情形。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薄一波和劉亞雄都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迫中斷了聯系。薄一波因康生等人捏造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遭受殘酷迫害，先后被關押12年之久。在被關押期間，他仍然孜孜以求地閱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充分表現了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崇高信念和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1978年12月，黨中央為薄一波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薄一波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1979年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82年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文革”中，劉亞雄未能幸免，也遭到了殘酷的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她和丈夫唯一的兒子劉紀原也被牽連。1970年，68歲高齡的劉亞雄被遣送到敦化干校“勞動改造”。粉碎“四人幫”以后，組織上為她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并被任命為交通部部級顧問，并連任全國政協第五、第六屆常委。

平反后，薄一波和劉亞雄兩位老戰友才得以相見。劉亞雄晚年整理撰寫了陳原道的生平傳記，送到薄一波那里審閱，恰逢他生病，為不影響其身體健康，她囑咐薄一波的秘書不要催。1987年5月，劉亞雄在北京帶病主持“紀念山西女兵連成立50周年史料座談會”。期間，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見了劉亞雄等原山西女兵連67位戰士。他在講話中高度贊揚了女兵連，并特地向大家介紹了劉亞雄“不平常的、坎坷的一生”，評價她：“真不容易呀！”

1988年2月21日，劉亞雄在北京逝世。3月3日，劉亞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廳隆重舉行。80歲的薄一波懷著沉痛的心情，前來向老戰友告別。他邁著沉重的步伐，緩緩來到劉亞雄遺體前，靜靜地默哀、三鞠躬，然后含著淚水離去。次年，山西省委、吉林省委、國家勞動部、交通部等聯合編輯出版《劉亞雄紀念集》，薄一波親筆題寫了書名并作了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劉亞雄的一生，說：“在革命和人生的征途中，亞雄同志經歷了不少磨難，可以說是坎坷叢生，飽經憂患……但是，在這些磨難和冤屈面前，她沒有消沉，她對黨對革命始終初衷不改，矢志不移，而且愈挫愈奮，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薄一波還回顧了他與陳原道、劉亞雄夫婦的交往，說：“1932年秋，國民黨準備遷都，對?政治犯?實行所謂大赦，原道、亞雄同志都獲釋。隨后，亞雄同志和她的愛人原道同志，一同去江蘇省委工作。不久，原道同志又被反動當局逮捕，1933年犧牲在南京雨花臺。面對這一

打擊，亞雄同志堅強不屈。她一如既往，以百折不撓的革命毅力，戰勝困難，頑強地為黨工作，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把遺腹子撫養大。”

對于英年犧牲的陳原道，薄一波一直念念不忘，時隔近70年仍然動情地說：“陳原道，一個很好的同志。”1988年3月24日，為紀念陳原道烈士犧牲55周年，薄一波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生忠貞，風范長存——紀念陳原道同志英勇就義55周年》的文章，回顧了陳原道短暫而光輝的一生。他說：“陳原道同志是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他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為黨的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勛，已彪炳史冊。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風亮節，永遠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薄一波還把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回憶文集《領袖元帥與戰友》一書中，以表達對陳原道的懷念之情。2003年1月，在陳原道英勇就義70周年前夕，95歲高齡的薄一波揮毫寫下：“一生忠貞，風范長存。”這是一位世紀老人對革命戰友的深深懷念，濃濃的戰友之情躍然紙上。

第二篇：讀《新原道》有感

品中國哲學之精神

——讀《新原道》有感

馮友蘭先生所著的《新原道》一書，是“貞元六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本書中按照歷史的順序對古今之中國哲學加以評判。判斷或評價就要有其標準，馮友蘭先生用以評價和判斷孔孟老莊等的標準就是所謂中國哲學的精神。這個中國哲學的精神，是先生認為的中國哲學的精神。即極高明而道中庸。最后，他以自己所創立的“新理學”體系為結，闡述了“新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繼往開來的地位。讀《新原道》的過程，可以說是品中國哲學之精神的過程。

在自序中。馮友蘭先生講到，“此書并非哲學底書，而是講哲學底書。此書之作，蓋欲述中國哲學主流之進展，批評其得失，以見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的地位。所以先論舊學，后標新統。異同之故名，斯繼開之繼顯。”本書主要是貫穿著馮友蘭先生對于古今中國哲學的評判，彰顯中國哲學之精神。著書的目的是敘述中國哲學主流的進展，批判主流哲學的得失，以顯示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的地位。

馮友蘭先生經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新原道》一書評判各時期中國哲學的得失優劣所依據的標準。這是借用《中庸》的說法，《中庸》說: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來是說君子人格養成的，馮友蘭先生借用它來表示中國哲學所追求的一種境界。所謂“道中庸”，因為它是入世的，而“極高明”則說明它又是出世間的。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即世間而出世間，這種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離乎人倫日用的。這種生活既是理想主義的又是現實主義的。它把高明與中庸對立統一起來。如何統一便是中國哲學所求解決的問題。對于它的追求便是中國哲學之精神所在。而能夠到達這種境界的人即使馮友蘭所說的“圣人”。圣人超世間而不離世間，他的人格就是所謂“內圣外王”的人格。“內圣”是就個人修養來說，“外王”是就其在社會上的功用來說的。所以馮先生也說哲學所講的精神就是中國哲學家所謂的內圣外王之道。他是以這一基本的精神來評點和論說儒道墨名等各家哲學，以揭示其對這一基本精神的追求中所有的得與失。以此標準衡量，雖然中國哲學各家各派都認為自己在講“內圣外王之道”，但并不是每家所講都合乎“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有些哲學偏于高明，有些哲學偏于中庸，但總的來說，都在致力于“極高明”和“道中庸”的統一。從中國哲學的發展演變來看，這個問題解決得越來越完善，體現了中國哲學的進步。當然馮友蘭先生認為自己的新理學體系是后來居上，繼承了中國哲學好的傳統，同時也吸收了西方哲學的優點，真正實現了“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統一。

本書中，馮友蘭先生以歷史為順序，具體評判了他認為代表著中國主流精神的各家哲學，共分為十章。

從孔孟講起，儒家是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與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與自然境界的不同。分別就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此孟子所講的“四端”，亦是孔子所常講的）進行判定闡述。其中儒家關于“義利之辨”主張求義，即是求社會的公利，然后達到仁的境界。儒家雖常說仁義，但并不限于仁義。其所說的最高的境界同樣不限于道德境界，而是在人的一生中逐步有一個境界的變化實現過程。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馮友蘭對于儒家之道的評判是儒家于實行道德中，求高的境界。不過以“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來說，儒家于高明方面尚未達到最高的標準。

然后講到楊墨。楊朱一派的人，就是早期的道家。主張“輕物重生”。人重生，需要不自己傷害自己，并且不使他人他物傷害自己。而達到“輕物重生”的方法有三種境界。“避世”“避名”是最初的方法。能只帶宇宙間事物變化的通則并且可以加以應用來趨利避害是道家學說的第二重進展。莊子能“同人我，齊死生。”不以利害為利害，于是利害就真的不能傷害到自身。這便是道家學說第三步的進展。在此境界中“物物而不物于物”，真正能夠“免乎累”，對于一切皆是主動。然后講到墨家對于儒家的批評。兩者主要的區別在于墨家主張愛無差等，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是功利主義的，儒家則不追求利。墨家只講到功利境界。照“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墨家的學說不合“高明”之標準。

再次是名家。先秦名家出于“辯者”主要大師有惠施和公孫龍。但是一般辯者只“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但名家的大師惠施，公孫龍，則已經進步到有對于超乎形象者的知識。這是名家對于中國哲學的貢獻，他們從批評形象以得到超乎形象。惠施從“天地一體”推到“泛愛萬物”，公孫龍“欲推是辯以正名實。”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哲學史上名家是最先講到超乎形象的哲學，但是他們尚未能以他們的哲學得到一種生活，所以他們的哲學雖然“經虛涉曠”，可以說比較“高明”，但在“中庸”的方面比較欠缺。

老莊道家經過了名家對于形象世界的批評，而又超過了這些批評，以得到一種“極高明”的生活。老莊道家清楚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的分別，但對天地境界和自然境界卻不甚分別，對生活有方內和方外的區分，就“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來說，其哲學是“極高明”的，但尚不能全符合此標準。

然后是易庸。馮友蘭先生認為，《易傳》和《中庸》的作者都受到老莊道家的影響更進于高明，又接著儒學的傳統比較注重“道中庸”，達到了“高明”和“中庸”的統一，方內方外的統一。但《易傳》和《中庸》的哲學只是認識到“有名”是可以超乎形象的，尚未認識到要完全講超乎形象必須要講到“無名”，因此其哲學尚不十分合乎“極高明”的標準。

接下來是漢儒，玄學，禪宗，道學。他們都不能完全合乎“極高明而道中庸” 的標準。最后以新統作結。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精神的進展，在漢朝受了逆轉，經過三四百年，到玄學又走入了正路。中國哲學精神的進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轉，又經過二三百年，到現在才開始又進入了正路。新理學便是中國哲學最新的進展。宋明道學家的哲學已經統一了高明和中庸的對立，但尚未達到極高明的標準。馮友蘭先生認為自己的“新理學”利用了西方新邏輯學對于形而上學的批評，重建了一個完全“不著實際”的新形上學，此之謂“新”。“新理學”是接著中國哲學各方面的最好的傳統，而又經過了現代的新邏輯學對于形上學的批評而建立的全新的形上學。它是最玄虛的哲學，他講的仍舊是“內圣外王之道”，而且在馮友蘭先生看來還是中國哲學精神最精純的要素。

《新原道》把整個中國哲學看成一個發展的系統，注重各時期哲學的承續流變，這是它的獨到之處，也是它的深刻之所在。所以我們認為在“貞元六書”中《新原道》一書有著獨特的價值，是“貞元六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哲學的主題是內圣外王之道，所以學哲學不單是要獲得這種知識，而且是要養成這種人格。哲學不單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體驗它。中國哲學的主流所追求的是“內圣外王之道”，是成為圣人之道，在入世與出世之間“盡人之所以為人”。

李慎之先生才說：“馮先生說天地境界，對我啟發最大。據說，先生認為自己生平立說，其他什么都可丟，唯有天地境界說不能丟。先生叫世人要認識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確乎是究竟至極之論，將永遠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動科學思維的發展。”這就是中國哲學所體現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統一，超乎世間又見于日常倫理之中。在中國哲學之發展演進中品悟中國哲學之精神，在入世與出世間找尋中國哲學的獨特價值內涵。

第三篇：《原道M80上手體驗》

《原道M80上手體驗》

原道M80不僅自帶屏幕保護膜，而且后蓋也貼了保護膜。這樣就可以免去自己貼保護膜的費用和麻煩。現在如果單獨去貼膜，感覺還是蠻貴；如果自己買來自己貼，老感覺貼不好，弄不好還會浪費一張保護膜。個人認為最好保留后蓋的保護膜。不過，屏幕保護膜和后蓋保護膜的質量都很一般，厚度也是如此，非常容易留下劃痕。原道M80的下面板雖然沒有做按鍵，但還是比較寬，不懂為什么，難道是把部分元器件做在那個位置？單手只能說可拿，還是要雙手才好操作，畢竟屏幕是8英寸的。

原道M80的 TF擴展接口有保護蓋，但這個保護蓋有點小，很容易丟失。

購買后到手，發現一般手機、平板等產品的標配耳機（不管質量怎樣）和充電器都沒有，不配耳機倒還能理解，但連充電器也不配（就只一根數據線），有點難接了。雖然家里的充電有很多，但輸出電流電壓什么的不盡相同，我想輸出電流和機子不匹配的話，應該多少會影響電池的使用壽命。

原道M80的屏幕屬于暖色屏，色彩比較鮮艷，沒有我想要的那種自然真實。因為屏幕尺寸比較大，所以1280x800的分辨率，189的像素密度不可能帶來很好的屏幕清晰度。

剛到手時，可用內存僅約775MB。

第四篇：馬原6道大題

1:結合實際，闡述如何在實踐中做到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辯證統一？

答：大學生作為未來國家發展的中堅力量，肩負著許許多多的重擔，為了中國的發展，為了全人類的進步我們得不懈努力，這是我們不能推卸的義務，所以前方的道路任重而道遠。作為大學生的我們首先應該全面正確的認識世界，在此基礎上才能改造世界，而認識世界是從實踐出發的，實踐的兩大基本尺度是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故大學生必須理性的看待真理尺度、價值尺度及其關系。

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的關系是哲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也是個爭議性很大的問題．。通常有兩種主要的觀點：一種觀點重在強調二者的統一，另一種觀點重在強調二者的對立。其實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點片面。因為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是人類活動的兩大基本尺度。二者既相互對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相互統一的，并不是簡簡單單的相互獨立或者是相互聯系，所以正確理性的認識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是實現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的最完美的的方法。故準確地把握二者的辯證關系．對于人們的認識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類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最為寶貴的兩種精神。二者之間有著共生互補的關系。在人類社會的改造建設中，只有將二者并重，才能保證發展實踐的正確取向和成功。我們應以人文精神來理解和把握科學的價值,有助于把握科學的經濟性，技術性，文化性等各個方面，有效的發揮科學精神帶來的財富。但社會的發展并不僅僅追求表面的利益，真正的追求意味著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觀念等在內的社會的全面進步，因此,人們在突出強調科學的技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應當高度重視科學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學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資源,從而促進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的全面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

人們的實踐活動總是受著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的制約。實踐的真理尺度是指人們在實踐中所必須遵循的反映了實踐對象的客觀規律和本質的真理。人們只有按照真理辦事，才能在實踐中取得成功。實踐的價值尺度是指人們在實踐中所必須遵循的以滿足人們需要為內容的特定的價值目標。任何實踐活動都是上述真理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

2：“不登高山。。。。指導意義”

答：“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的意思是不登上高山，不知道天是多么高遠；不走進深谷，不知道地是多么深厚。啟發我們要注重實踐，實踐出真知。就是凡事要自己經歷了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這句話體現出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辯證統一，堅持認識與實踐的統一，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真理和價值辯證統一的原理，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認識與實踐的統一，獲得行動的自由

這句話對于時間的現實指導意義是：㈠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辯證統一

⒈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創造歷史的兩種基本活動。

⑴人類所面臨的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

⑵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活動的兩種基本形式。

認識世界是人們從觀念上把握世界，把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變成自己的知識和智慧。

改造世界是人們現實地把握世界，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客觀事物的結構和形式，使其滿足自己的物質和文化需要。⒉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互相促進

⑴改造世界是認識世界的根本目的和基礎。⑵正確地認識世界是有效地改造世界的先導。

⒊自覺地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統一起來，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正確地認識世界，在正確認識的指導下有效地改造世界，實現真理和價值的統一。

大學生在校期間尤其應該注意參加教學實踐和社會實踐，通過實踐更加牢固地掌握書本上的知識，更加深入地了解社會，提高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這實際上是把行當作知的基礎。由此可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中國傳統哲學都要求我們把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統一起來，結合起來。在干中學，在學中干。不斷地解決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從這個事例當中還可以看出，雖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理論，而中國傳統哲學是直觀的經驗描述，但它們是悉悉相通的。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致的。

3社會發展動力理論是指研究社會的發展動力由哪些因素組成和如何發揮作用的理論，是理論界始終關注和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要在新的實踐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改革開放。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以往理論界探求社會發展動力的思想成果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造，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發展動力理論。馬恩指出，社會發展是由生產力最終決定、由社會基本矛盾內在推動、并由社會“合力”共同作用的，從而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斯芬克斯之迷，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的基石。江澤民用創新的方式推動改革在新的起點向縱深發展。胡錦濤則強調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在生產力層面，毛澤東指出，解放生產力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并提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鄧小平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江澤民把生產力思想融入黨建理論，提出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并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胡錦濤則把發展、主要是經濟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在社會全面發展層面，從毛澤東的“工業化”到實現“四個現代化”，從鄧小平“兩個文明”到江澤民“三個文明”，再到胡錦濤“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從鄧小平“總體小康”到江澤民“全面小康”，再到胡錦濤“全面小康社會新要求”，都體現了繼承與發展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思想不僅是一個理論體系，更對推動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全面審視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正確理解和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對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的價值觀體系，是一個國家的立國價值之本，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有序發展的思想條件。只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樹立適應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才能抵制各種愚昧、腐朽的價值觀的侵蝕，使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合乎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推進人與社會的自由、全面、和諧發展。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整體工程中的一項基礎工程和生命工程。自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命題起，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成了社會廣為關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幾年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層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基本內容、功能與作用、建設途徑等方面形成了社會思想共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得到彰顯。隨著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理論認識的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逐漸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自身完善的著力點，聚焦著思想理論界諸多學者的研究視線。馬克思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其主旨就在于追究理論的徹底性，從價值理念的視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本內容進行抽象概括。它要求我們不僅要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及其特點和功能，而且要從價值理念層面對其進行哲學分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奠定價值觀基礎。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完善、更具理論邏輯魁力，也才能使其更好地為社會、為群眾所把握。黨中央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吸納社會方方面面的意見和建議，融匯哲學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理論智慧，概括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理念，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凸顯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的科學解答，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和發展，也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5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觀點，也是我們黨的基本政治觀點，是否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是判斷一個政黨是否真正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人類社會的主體，是人類歷史活動的主要承擔者和體現者，是決定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列寧指出，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毛澤東同志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鄧小平同志提出：“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歸根結底地說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群眾力量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群眾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江澤民同志也說過：“要在全黨批判各種否定、貶低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牢固樹立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是人民群眾的科學觀點。”

黨的十八大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藍圖。十八大之后，總書記代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戰略思想。完成十八大確定的各項任務，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必然要求，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強保證。同時，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也是推進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對于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6人的發展是當代社會發展的核心和基礎,也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提出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課題。尤其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正確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人類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人的發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的重要內容,也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觀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是一個多層次的系統理論。從一般意義上說,人的發展包括人的自由發展、全面發展和人的和諧發展三重內涵;從主體角度看,人的發展包括人的個體發展和人的類整體發展;從歷史維度看,人的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轉化的辯證過程。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觀確證了人在物質世界中的主體地位和價值,強調了人與社會、自然發展的和諧統一;人的發展觀確立了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突出了人的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和基礎地位。

第五篇：復旦大學原校長陳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復旦大學原校長陳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摘 要：復旦大學原校長陳望道先生不僅是一位教育學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在語言學、修辭學等眾多領域的學者氣質讓他在學界備受矚目。履職復旦大學校長后，他全心全意為學校師資、教學、科研等工作殫盡竭慮，形成了豐富的高等教育思想。

關鍵詞：陳望道；高等教育思想；復旦大學

陳望道是我國當代著名教育學家、語言學家，民盟中央副主席。1891年生于浙江義烏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陳望道早年曾在金華中學求學，后赴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主修文學、哲學等課程。回國后，陳望道執教復旦大學，執教足跡遍布中文系、新聞系、文學院，為復旦大學乃至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獻出了一生的精力。此外，陳望道還擔任過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復旦大學校長，是這所百年名校名副其實的最大功臣之一。

一、鉆研修辭學，歸國執教印

當后輩研究陳望道的高等教育思想時，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他不僅是一位教育學家，他還是一位真正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有著極高的造詣和豐碩的成果。二十世紀初期，年紀輕輕的陳望道就完成了《修辭學發凡》、《美學概論》、《因明學》、《作為法講義》等高水平的著述。從學術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陳望道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包括修辭學、美學、邏輯學等多個學科都是他所擅長的，這在上世紀初的中國學界是十分罕見的。尤其是陳望道于1932年完成的《修辭學發凡》，這是一部對中國漢語言學而言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專著，是漢語言學中修辭學研究發展最重要的理論依據。憑借這部宏著，陳望道一舉奠定了他在我國語言學、修辭學領域崇高的學術威望。

陳望道的學養與他從小喜愛讀書有很大的關系。《論語》、《大學》、《中庸》等傳統典籍在少年陳望道手中早已翻舊。而他的兩位舅舅對他的影響更為深遠。其中一位文筆流暢、簡潔、清麗、明了，偏向于用最樸實無華的語言表達深奧的古籍理韻。另一位則剛好相反，其文筆華麗、濃墨重彩、注重韻律、講究修辭，尤其是喜歡在酒后創作意境豪放的詩詞。在這兩位文采極佳又文風各異的舅舅的熏陶下，陳望道逐漸悟出了漢語言修辭學的魅力。即便是不喜修辭、喜簡潔明了行文的那位舅舅，在陳望道看來也是修辭學的高手，他只是在修辭上表面上很消極，但實際卻具有非同一般的修辭效果。

上世紀初，陳望道曾獲得了留學日本的機會，他絲毫不想放過如此難得的機會，在入讀早稻田大學后更加勤于學術研究。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文學、修辭學是最負盛名的學科之一。諸如坪內逍遙、島村龍太郎、五十嵐力等當時日本最著名的幾位修辭學家都在早稻田大學執教。分別出自上述三位的專著《美辭論稿》、《新美辭學》、《修辭學講話》在日本修辭學界被視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最具學術代表性。盡管陳望道在這所世界級名校沒有以修辭學為專業，但他本人深厚的學術功底、學校濃烈的學術氣氛與優質的學術環境，讓他對修辭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吸引他在專業學習之外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用于修辭學研究。從日本留學歸國后，陳望道進入復旦大學任教。剛成為大學教師，他便為復旦大學開設了一門新課程――修辭學，并專心致志創作完成了《修辭學發凡》。1923年，這部著作就已經通過油印面世了，但直到快十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出版。在出版前，《修辭學發凡》的油印稿曾經歷了五次大的修改，并被馮三昧、熊昌翼、田漢、章鐵民等修辭學學者在課堂上試教過。可以說，這本著作是在一邊試教、一邊修訂、一邊油印、再一邊試教的過程中不斷被完善的。

在談到對修辭學的興趣來源以及主張推廣修辭學課程的原因時，陳望道說道：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特殊歷史環境下，西學東漸的潮流一直沒有停止過，于是出現了不少以西學為綱人，他們身上總或多或少有一些崇洋媚外的影子，對中國文化、文學、文字大放批評言辭，說中文根本比不上英文；與此同時，雖然八股文已經被徹底否定，但是白話文體系尚未健全，很多白話文方面的東西還在探索建設當中，毋庸說學生，就連老師都不一定能將白話文使用準確。有鑒于此，陳望道堅信，在那個“青黃不接”的特殊時期，修辭學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向學生傳授如何在文章創作中正確運用修辭是修辭學課程亟需解決的重任。陳望道在該領域的開創性貢獻不僅是對修辭學這門學科而言的，更是填補了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空白，讓學界高度認可了他的學術地位和學術涵養。1952年，他走上復旦大學的校長之位，在此后二十多年生涯中無怨無悔地致力于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進步。

二、教育顧國情，平易求團結

陳望道也是最早的一批參加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堅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最堅強的領導，也是中國建設事業的頂梁柱，因此教育事業也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深入開展。自從承擔起復旦大學的行政管理工作，陳望道便始終堅持黨對高等教育的正確領導，并對黨的領導無限忠誠。他履職校長一職開始，復旦大學就堅決施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作為校長的陳望道只要遇到重要的人事任免、教育大政方針、學校辦學政策等問題或事務，都會將其提交至校黨委會集體討論、集體決定，自己從不搞一言堂。在陳望道的領導下，復旦大學始終沿著正確的教育方向發展，高等教育成就有目共睹。

陳望道一心撲在教育上，并有意識地定期考察國家的教育發展實情，再回頭根據實際情況為學校訂立規章制度。履職復旦大學校長沒多久，陳望道便遭遇了一個十分為難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對待蘇聯在教育經驗。究竟是不顧中國國情照抄照搬蘇聯經驗，還是一切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辦出有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這個問題不僅是復旦大學才面臨的問題，而是全國所有教育系統及其他社會主義事業都面臨的重要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初，高等教育經驗還十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借鑒蘇聯的高等教育辦學經驗是必要的。然而，把與教育相關的蘇聯經驗不假思索地一味搬到中國顯然是不符合教育規律的。以蘇聯學校作息制度為例，蘇聯的做法是六節一貫制，即一個上午學生要連續學習六節課，期間的休息時間非常短。這種作息時間引入中國后，陳望道指出，它顯然與中國國情是相悖的。“中國與蘇聯兩國的學生們，無論是身體素質還是作息習慣，抑或是用餐規律都有很大不同，如此不顧中蘇差別的照抄照搬，是非常錯誤的。”陳望道將自己的想法通過教育部門向上反映，很快得到了答復：教育部門要立即糾正六節一貫制。

復旦大學于1952年做出院系調整。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及華東其他地區的十余所大學融入復旦，它們要么整體融入，要么按專業融入，在此過程中，很多原本在各自研究領域享有盛名的專家學者也成為復旦的一員。在調入調整涉及人員多、訴求廣的復雜情況下，陳望道積極應對，多次親自出馬做新調入專家學者的工作，充分調動他們的教學科研積極性，維護整個學校教師隊伍的團結穩定。陳望道為了請一位著名的外語系教授擔任學術帶頭人，曾多次拜訪這位教授，根本不像一位大學校長，而像一位拜請長輩的學生。在他的多次努力下，這位原本準備提早退休的教授接受了陳望道的邀請。對學術界的老前輩，陳望道可以放下校長的身段，對學術界的年輕新星，陳望道同樣可以沒有校長的架子，而是對他們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陳望道想盡各種方法，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為的就是能夠讓這些學術新星們盡快成長、獨當一面。如果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取得了學界公認的成就，身為校長的陳望道一定會上門給予嘉獎。陳望道一心一意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從教育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規章、團結教師、關懷后輩、迎難而上，贏得了復旦大學所有師生員工的愛戴。他們安心教學與科研，在各自的教育崗位上為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各盡其能。對此，陳望道的個人作用和個人魅力功不可沒。隨著陳望道領導下的復旦大學逐漸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大標桿，海內外不少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紛紛向復旦大學提交了加入申請，師資力量得到迅速提升，學校躋身國內高校教育水平前列有了堅實基礎。

三、教研兩手抓，老驥仍伏櫪

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教學與科學研究，陳望道不僅注重教學，對科研事業也十分重視。作為復旦大學的校長，陳望道認為教學是高校教育主要任務，同時，科學研究也必不可少。如果只重視教學忽略科研，將直接導致學校教學水平下降，難以培養出具有較高專業水平的人才。因此，陳望道鼓勵教師進行科學研究。他常常組織師生開展科研工作，強調科研的重要性。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陳望道的積極努力下，每年復旦大學都會組織科研報告會，集中討論當年重要的科研項目報告，討論完成后還要大力進行宣傳。陳望道倡導的這一做法一方面總結梳理了廣大師生的科研活動及成果，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增強了廣大師生對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同時也使師生認識到科研之于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望道創建的科研報告會模式由于特殊的時局而一度關停，直到數年之后才在小范圍恢復。然而今天，復旦大學的科研報告會不僅是該校一年一度的大事，同時也是國內高等教育界、科學界的一大盛事。參加科研報告會的除了科研主力軍――各個專業系部的師生之外，復旦大學的行政部門也可以參加。根據陳望道曾經提出的要求，科研報告會不僅要體現復旦大學的高等教育辦學特色，更要堅決落實我黨的教育大政方針，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陳望道還堅持將復旦大學的科學殿堂向各種學派、持不同見解者敞開自由的大門，歡迎他們在其中自由研討。這不僅有利于教學科研工作者能力的提升，更有利于繁榮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和教育事業。復旦大學今天的成功就足以證明陳望道當年所思、所做的正確性。

在很多人看來，陳望道在高等教育中強調科研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遠見卓識，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本人也是一名酷愛科學研究的學者。如前文所述，陳望道將很多精力都用在了中文語言學的研究上。而且，在他履職復旦大學校長時，他還同時受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學部擔任委員、國務院高等教育學科規劃委員會的語言組副組長、上海市語文學會的會長。在出任這些社會兼職期間，他在中文修辭學、中國文化研究、語文教育等領域的科研貢獻讓海內外學者同行矚目。就連毛澤東主席都曾對陳望道主編的《辭海》、撰寫的《修辭學發凡》給予了高度評價，說：“這些寶貴的文化財富不僅是智慧的全中國人民的心血，也突出凝聚了陳望道先生的力量。”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陳望道的健康狀況每日愈下，然而他總是不放心復旦大學的教學科研，放不下國家的教育事業。他以崇高的使命感、高度的責任心、驚人意志品質，在病床上撰寫完成了《文法簡論》，再次為中文語言學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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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B（1982～），女，河南鄭州人，河南工程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研究。

項目課題：2014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資助課題《河南省高等教育在全國的地位研究》，課題編號：2014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