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轉型中的近代中國經濟

社會轉型中的近代中國經濟

（1840——1956）

——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與經濟近代化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1）掌握自然經濟解體的原因、表現。（2）識記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洋務運動的實踐；理解洋務運動發起的根本目的；對洋務運動的評價。（3）識記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東南沿海創辦的中國近代民族企業；掌握民族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影響。（4）梳理近代中國經濟近代化的線索和脈絡，特別是要掌握洋務運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與近代化的密切關系。

過程與方法：（1）結合新教材，使學生掌握自然經濟的相關特征。（2）通過課件和學生一起梳理中國經濟近代化的主要階段以及基本知識點，達到構建知識網絡結構的目標。（3）通過典型例題的分析，讓學生掌握高考出題的特征和具體做題的相關技巧。（4）通過教學讓學生掌握一些歷史學習中小專題知識的歸納和整理的思路，從而提高學習的效率。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1）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學生認識到列強入侵客觀上為中國的近代化創造了條件，但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2）近代中國大規模近代化的實踐為先進的中國人學習西方、振興中華提供了物質基礎。（3）了解中國經濟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增強愛國主義精神，珍惜來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立志為和諧社會努力奉獻。

重點：經濟結構的變動和近代化的歷程

難點：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曲折和困境階段

課時安排與方法：兩課時問題式和講解討論結合教學過程：

復習提問，導入本課。（中國近代史的主干知識？——中國的近代化。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思想上的科學化，社會生活的文明化）

授課：

一、近代社會轉型的主要特征

1、商品經濟取代自然經濟

2、法制取代人治

3、公民取代臣民

二、近代經濟結構的變動與經濟近代化

1、中國古代傳統的經濟形式

2、近代經濟結構的變動

（表現、原因、影響）

三、中國經濟近代化的歷程

經濟近代化的前奏：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19c40、50年代）

經濟近代化的開端：洋務運動的誘導（19c60、70年代—19c90年代）（復習）經濟近代化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19c60、70年代）（復習）經濟近代化的擴大：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19c末—20c初）（復習）

經濟近代化的春天：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1912—1919）（復習）經濟近代化的曲折：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艱難跋涉（1919—1937）經濟近代化的困境：戰火中民族資本主義的掙扎（1937—1949）

經濟近代化的新生：建國初民族資本主義的過渡與改造（1949—1956）

經濟近代化的新天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1953—）

四、例題選編（略）

答案：出現短暫春天，發展速度、規模空前。輕工業有顯著發展，重工業有一定增長。但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外國資本、傳統經濟形式相比，仍居弱勢地位。/曲折而艱難地發展。各資本主義國家為轉嫁危機，對華傾銷商品，日本加劇侵華，沖擊了中華民族工業發展。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國民政府采取的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使民族工業在1929年后仍能堅持下去。/處于困境。國民黨發動內戰，使社會動蕩；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利于美國經濟侵略。依靠國家權力，擴張官僚資本。實行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和繁重的稅收政策

五、啟示和明智（小結）：

中國要實現經濟的近代化，必須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實現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并結合本國國情，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六、反思：

專題復習中構建知識網絡固然重要，但同時針對高考全面撒網的多點分布要求，還是需要牢固的掌握三基。夯實基礎，才能從點、線、面等角度全面掌握知識，做到游刃有余。

第二篇：【經濟社會轉型】“十二五”中國經濟開始第三次轉型

【經濟社會轉型】“十二五”中國經濟開始第三次轉型

[摘要]國際金融危機的后果及西方國家刺激經濟的措施，使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例如，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不利于我國穩定和拓展外需；國際市場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境外熱錢會帶來沖擊；金融危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爭將日趨激烈。

（中經評論·北京）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指出，制定“十二五”規劃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征。”可以說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是當代中國經濟的第三次轉型，對于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依據和基本要求

經過前兩次經濟轉型，特別是改革開放時期，新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國家綜合實力大大增強。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出了堅實步伐。為今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奠定了雄厚的經濟、技術和物質基礎。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發展中還存在諸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主要有：

一是經濟結構不協調。三大需求關系失衡，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上世紀90年代的55%迅速下跌至最近10年的45%；資本形成貢獻率則從上世紀90年代的34%快速上升至50%；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較高，外貿增長方式粗放。三次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過低，農業基礎仍然薄弱；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過大，制造業整體素質不高；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9年僅為43.4%，而世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占比則分別超過50%和70%，我國第三產業中還存在居民消費價格和房產價格雙膨脹問題。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我國城市化率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83年的1.82?1拉大至2009年的3.33?1，幅度高于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09年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之比為2.2?1。

二是科技創新能力不強。進入新世紀，我國科技投入明顯加快，但科技創新能力仍顯不足。2009年，我國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占全部專利申請和授權總量的比重僅為23.5%、11.2%；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的企業比重僅為8.5%，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只有0.69%。我國規模以上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占制造業的比重僅為10%左右，許多核心與關鍵技術受制于人；在出口技術和產品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使我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科技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三是民生問題凸顯。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壓力仍然較大，就業結構性矛盾明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關系民生的社會事業依然滯后于經濟發展，在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還存在不少難點和焦點問題，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民生問題關乎社會和諧和社會穩定。

四是資源環境約束強化。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GDP總值的比例為8.5%，而耗費的煤、鋼、石油的比重卻分別高達46.9%、46.4%、10.4%。高消耗的結果，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國主

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持續。

五是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特別是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社會事業體制等方面。

從國外看，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于我國和平發展；但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從近20年國際金融危機暴發的歷史來看，遭受金融危機打擊嚴重的國家，其經濟發展能力的恢復，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日本自1991年開始的資產泡沫破裂引發的全面金融危機，導致近20年來長期的經濟蕭條。在金融危機暴發前的1973至1990年，日本的GDP年均增長率約為4%；但在金融危機后至今，沒有哪一年GDP的增長率曾達到過4%，1991年到2008年GDP年均增長率只有1.3%。再看1997年開始暴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受這次危機打擊最嚴重的一些國家，例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等，金融危機后經過10年的復蘇和發展，其經濟年均增長率還遠低于金融危機暴發前10年的水平。

這次2008年由美國開始暴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發達國家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雖然從2009年下半年已開始復蘇，美歐修復經濟的能力可能強過日本，但由于面對持續動蕩的金融市場、低迷的住房市場、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費不振以及不勝負擔的主權債務，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要使經濟發展勢頭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也將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緩慢復蘇的過程中，還存在再度暴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國際金融危機的后果及西方國家刺激經濟的措施，使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例如，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不利于我國穩定和拓展外需；國際市場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境外熱錢會帶來沖擊；金融危機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爭將日趨激烈。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就是為主動適應現階段國內外環境變化，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這也是我國發展實踐的深化和經濟的總結。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總量中的含量，促進整體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1995年中央關于“九五”計劃的建議，針對經濟發展面臨的制約因素，首次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黨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任務。“十二五”規劃建議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五個堅持”的基本要求，即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這“五個堅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內涵，它指明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點，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的，我們一定要全面深刻理解，在今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認真貫徹落實。

“十二五”發展的主要目標和主要任務是規劃主線的具體體現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十二五”規劃要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重大部署緊密銜接，與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緊密銜接。“建議”綜合考慮未來發展趨勢和條件，今后5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建議”還提出了“十二五”時期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等方面的主要任務。“建議”提出的“十二五”發展的主要目標和主要任務，是“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具體體現。在“十二五”時期，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奮斗，要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抵御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更加牢固。

國外有媒體對中國“十二五”規劃建議評論說：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再過分強調國內生產總值，而轉向追求擴大內需、縮小差距的均衡發展。沒有提出具體數字指標是“建議”一大特征。新五年規劃不再提及具體指標，意在強調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量向質”轉變。這種評論是一種誤解，把“十二五”規劃“建議”與“十二五”規劃“綱要”混為一談了。“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今后5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和主要任務時，充分體現了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的要求，既為編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供依據，也留下空間。“十二五”規劃作為5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總是要有數字指標的，不僅有經濟總量增長等預測性數字指標，還會有節能減排等約束性數字指標，由多項具體指標構成一個完整的指標體系。

“十五”計劃把GDP年均增長率定為7%，實際完成為9.8%；“十一五”規劃綱要把GDP年均增長率定為7.5%，實際完成約為11%。有的研究人員預測，“十二五”規劃綱要把GDP年均增長率可能定為7%～

7.5%。從“十二五”開始，為了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堅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會更好，發展速度可能比“十五”、“十一五”減慢，但仍會保持較高的增幅。

“十二五”開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繼中國前30年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近30年改革開放經濟管理體制之后的第三次經濟轉型。

第一次轉型：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開始實行工業化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逐步建立起來。一是廢除帝國主義控制中國海關和外貿的特權，管制或收購帝國主義在華企業，成為國有經濟的組成部分。二是沒收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資本（包括工業、交通、金融、貿易等企業），變為國營經濟。三是廢除封建經濟制度，全面開展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四是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集體經濟和國營經濟。由于受當時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和經濟管理體制認識的局限，私營經濟被完全取消，個體經濟亦微乎其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有待完善。十七大報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第二次轉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對外開放，逐步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同時，就著重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片面強調計劃和集中統一管理，否定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由于否定市場的作用，權利高度集中，利益格局一元化，使微觀經濟喪失活力，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物資的普遍短缺。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里的市場不單指國內市場，也包括國際市場；實行對外開放，就是要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對外開放，也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完善，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第三次轉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全面、協調、可持續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中提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戰略舉措，是非常及時、非常重要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已經進入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從對經濟社會發展作用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是“重量級”相當的轉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就過程來說，“十二五”時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起始階段和攻堅時期，以后還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將與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并前行。

第三篇：鴉片戰爭對近代中國經濟的影響

鴉片戰爭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內容摘要：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隨著《中英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鴉片戰爭；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商品經濟。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隨著《中英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美、法、俄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權益盡失。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 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一、戰前中國的經濟狀況

﹙一﹚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以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為基本特征的。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來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作用”。???

這種經濟結構的實質是小農經濟不是單純的自給自足,而是有商品經濟成份的經濟結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是為滿足自身的消費需要,主要是自然交換,微小的社會交換不影響其實質,這種牢固的結合方式到戰前更為明顯。由于這種生產方式本身具有對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異它性”,???所以當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清出現的時候,就與幾千年來形成的這種生產方式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對于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作用當然地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相對于封建制度的優越性上。那種在封建經濟基礎上產生的“重農抑商”、“重本輕末”、厚農寶谷”的經濟思想也顯然落后了,然而這種生產方式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保證了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一是財政收入,封建財政收入。主要靠農業。二是在兵源上,主要來自于農民。三是在勞役的征發上,封建統治者每年都要求征調成千上萬民工為他們修宮殿、陵、墓、挖河、筑堤等,他們為統治階級無償地服務。﹙二﹚閉關鎖國政策制約社會的發展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時,清政府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國勢力的人侵,但最終還是影響了我們本國的經濟發展。乾隆帝給英王的救諭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表貨物以通有無”。???嘉慶的上諭也說,“天朝富有四海,豈需爾等小國些貨物哉”。???封建的自然經濟使統治者固步自封,虛矯自大,閉關自守。這種消極的落后的保守政策既不能阻擋住兇惡的歐美侵略者,也不能減輕侵略的禍患,反而嚴重地阻礙中國自身的發展,窒殺了中國的生機和進取精神導致航海業的衰落喪失對外貿易的主動權阻礙了中國手工業者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妨礙了中國人學習世界先進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使知識界閉目塞聰,只能眼看著歐美諸國日新月異。而封建的中國停滯不前,到了瀕臨滅亡的邊緣。

二、戰后中國的經濟狀況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破壞

1、自然經濟的解體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立即開始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從中國大量掠奪原材料，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對中國原料的掠奪。特別是英國資本家，為了滿足日益發展的絲織業和其他紡織業對原料的要求，并進一步擴大對本國工人階級的剝削，大量從中國輸入絲茶。中國絲的出口，鴉片戰爭以前，每年一般只有幾千包，而鴉片戰爭后，“1847年達二萬二千余包”。以后繼續增加，“1852年四萬四千余包。1856年七萬九千余包，增長十幾倍。茶的出口，鴉片戰爭以前，每年大約五千多萬鎊。鴉片戰爭以后，歷年逐漸增長，咸豐三年已超過一億鎊，咸豐六年已達一億三千余萬鎊，增加一倍半”。???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西方大量棉紡織品的傾銷，對中國傳統手工業最重要的部門棉紡織業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東南沿海地區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出現了解體的征兆。

外國商品對中國手工業帶來很大的威脅。中國東南海地區的手織棉布在國內市場開始受到排擠。江蘇松江、太倉一帶，棉紡織業歷來比較發達。但隨著上海開埠西方機器棉紡織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減大半。大量洋紗充斥，不少以棉紡織為業的村莊，已經無紗可紡。外國的洋紗洋布成本本來就低，加之不少英國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價百分之二三十的價格傾銷，嚴重沖擊了棉布市場。“福建漳州府及同安縣的土布，曾經布販子運銷到寧波、上海、天津、遼東及臺灣。廈門開市后，洋紡洋布充積于廈門。布販棄土布而運銷洋布，致使土布難以出口”。廣州附近的情況，也大體類似。

茶和絲的大量出口,刺激了國內茶、絲的生產。湖南、福建、浙江等地種茶業發展,還設立茶廠專門加工制作適合外國人口味的茶葉。在絲業方面，“浙江縣種桑養蠶的人日益增多”。湖州輯里絲在鴉片戰爭以前，銷路限于國內，僅供織綢之用。鴉片戰爭后，“輯里絲首先經廣州，后經上海，大量輸出國外。這時常年的出口數，自二千擔曾到三千五百擔左右”。在茶方面，茶樹的種植和茶業經營都有擴展。“湖南原來為生產綠茶的地方，如安化，平江等地，為了適合出口需要，多該制紅茶。由于紅茶價高利厚，其他各縣也競相仿制，產額日益增多”。在茶葉擴大出口的刺激下，內地茶葉的經營迅速發展，并且出現了一批較大規模的手工工場。茶商在上海設立茶廠，按照外國產品改制。當時中國出口的生絲，幾乎全部操在英國人的手里。英國人經手供給法國絲織業以生絲原料。英國人又幾乎獨占紅茶貿易。由于外國資本獨占了絲茶的國外貿易，在國內市場上也不能不受外國資本的控制。一方面，中國商人在資本上依賴外國商人；另一方面，外國商人又在市場上壟斷絲茶價格。中國茶絲的出口幾乎全部操縱在外商手里。這樣,從事小生產的中國農民就被卷人了他們完全不理解的市場—國際市場。他們不得不忍受當地小商販,中國大商人和外國商人的重重盤剝,這是中國封建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的一個重要標志。

2、白銀外流

正常的貿易沒能獲取他們想要得到的高額利潤，他們便對中國采取直接的經濟原料的掠奪和罪惡的鴉片貿易手段。白銀大量外流，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的災難，1844年兩廣總督香英曾寫信給英國駐香港總督德庇時，公開建議鴉片貿易應在雙方默契之下進行。德庇時承認“自從漢和以后，中國從沒發布禁煙文告，這是符合這一默契的。”在這種“默契”之下，鴉片走私成為公開、暢行無阻的貿易，輸入的數量日益增多，使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的問題日益嚴重，勞動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代表英國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的璞鼎查,回到倫教后在國會上帶著醉意宣布說,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是那么廣闊，傾蘭開廈全部工廠的生產也不夠供應她一省的衣料的”。美國總統泰雷在給國會的咨文中說“今若能將數個連貫該帝國各部分口岸，為過去歐美人士所未曾進入者，予以開放，對于美國產品的需求之擴大，必無疑義。”他們把大量的商品運到中國來，甚至把中國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鋼琴也大批運來。據統計，英國輸華商品總值，“1837年為90多萬英鎊，1843年增加到差不多145．6萬英鎊，1845年竟達239．4萬英鎊。在英國輸華商品中，棉紡織品占比較大比重，從1842年的70多萬英鎊增加到1845年的173英鎊。”與此同時美國輸華的商品也有顯著增加。

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等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中英《南京條約》規定：英商進出口貨物繳納的稅款，中國必須與英國商定。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元，其中600萬元賠償被焚鴉片，1200萬元賠償英國軍費，300萬元償還商人債務。其款分4年交納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則酌定每年百元應加利息5元。《五口通商章程》又規定主要進出口貨物的稅率為百分之五左右的低稅率。這些規定不但使清政府成為世界上海關稅率最低的國家，使清政府的海關失去了保護本國工農業生產的作用，更嚴重的是中國關稅主權和貿易主權遭到了嚴重破壞。大大便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材料，損害了中國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二﹚鴉片戰爭對中國經濟的促進

1、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使中華帝國關閉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門，從此被英國的尖兵利炮打開。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大量輸出后，中國手工業日趨破產。中國牢固的經濟體系—封建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1899年全國進出口貨值264748千海關兩，出口貨值195785千海關兩，兩筆共達460533千海關兩。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已基本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中規定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城市對外通商，外國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東義市場。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輸入的的商品主要是棉紡織品。隨著上海的開埠，外國棉布棉紗源源輸入中國。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棉紡織品為主，約占總值的百分之七十。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工業品，棉布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國輸出的茶，絲等農產品的數量增加很快。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中國絲，茶的出口額迅速增長。“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萬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萬斤。絲的出口從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多包。”湖南，福建的農民開始大量種植茶葉，他們將茶葉“賣與收購商販，收購商販或將茶運到通上口岸去出賣，或在當地買與茶商，洋商又從茶商之手購買”。自五十年代中期起，上海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

2、鴉片戰爭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戰后，中國茶、絲出口大量增加，刺激了國內茶、絲生產的發展和商品化。南沿海地區的農產品日趨商品化，這就在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然經濟的解體，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使中國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鴉片戰爭以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強迫近代中國對外開放。西方資本主義用槍炮打開國門后,在中國投資設廠、謀取暴利,同時在客觀上也給中國帶來了近代工業的種子,中華民族工業正是受此刺激才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盡管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一直都在極力限制和壓迫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然而,被過分壓制的生產力,一旦獲得發展的時機,就會迸發出任何力量也無法扼制的活力,鴉片戰爭后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就說明了這一點。

戰后使用機器的近代工礦企業陸續出現。據統計，“1895年全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達200家，資本總額5004萬元，工人總數91350～98060人”。近代交通運輸業陸續出現，近代輪船公司約20家，擁有大小輪船約300艘，噸位總數約10萬噸。已筑成的臺灣鐵路及京奉鐵路天津至山海關段共364公里，蘆漢鐵路已開始興筑。電報及郵政等事業，已通達全國主要行省。近代商業也陸續出現。外資在華開設的洋行總數達400余家。中國舊式商業，正在適應外資洋行經營進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漸出現經營洋布、西藥、生絲、茶葉等新興行業。以上海為例，19世紀末，“上海在舊有商業的土布、米、木材、糖、綢緞等行業的基礎上，又新興起洋廣什貨、五金、西藥、紙業、棉紗等四五十個行業。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業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鋼鐵業58家，絲棧、絲號100家左右”。近代金融業也應運而生。外國在華的銀行保險業已近20家，包括總行設在中國、資金較為雄厚的英國匯豐銀行。中國本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也于1897年設立。舊式線莊業也開始轉向近代化。

總之，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傷害，把中國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使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從客觀上說，它打破了閉關自守的沉悶局面，瓦解了牢固的，落后的經濟體系，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天朝皇帝放下威風與世界接觸。鴉片戰爭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必須從兩方面認識，既要反對列強的侵略，又要認識到自己的落后；同時既要反對“洋奴主義”，全盤西化，又要反對盲目排外，自高自大。

參考文獻：

《鴉片戰爭檔案史料》 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 李炳清：《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人民日報》1981年5月29日 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陳旭麓 主編.《近代中國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第四篇：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在華資本輸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在華資本輸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中國,甲午中日戰爭之后,帝國主義不但繼續進行商品傾銷,而且擴大對華資本輸出。各國對華進行資本輸出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前就已經存在,但規模不大,數量不多,主要集中在航運業、銀行業、船舶修造業以及一些出口產品的加工業等方面。當時各國對華資本輸出,主要是為商品輸出服務,在華外國銀行業的業務也局限在進出口貿易和國際匯兌方面。甲午中日戰爭之后,帝國主義各國為把中國變成它們各自獨占的市場,對華資本輸出大量增加，不僅包括以上全部，還包括中國的防紡織、面粉、煙草的方面。同時，中國關稅的征收權、保管權、支配權均有外國銀行控制。這對中國的近代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對近代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在華的資本輸出，阻斷了中國的原始資本主義的自主發展的可能性和機會性，一開始就把中國原始資本主義扼殺在出生的搖籃里。它們憑借雄厚的資本，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節省了運費，又享有免納種種苛捐雜稅的特權，不僅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且迅速發展為具有壟斷性的企業，嚴重排擠了中華民族工業的產品。同時，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在華資本輸出、進行投資設廠使得作為中國先進生產力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明顯的革命性與妥協性并存的尷尬局面，對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的不利影響。并且，對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起到了加速瓦解的作用，同時期形成了中國封建自然經濟、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外國帝國主義三者并存的局面，極大地破壞了中國自然經濟正常發展的規律。最后，帝國主義在華資本輸出通過各種投資的利潤，各種貸款利息和回扣，通過貨幣經營直接積聚資金，極大地占有了中國的資金，導致中國資金大量外流。并且，不斷蠶食著中國的資源以及豐富的勞動力，這極大地破壞了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致使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形成“先天不足”的局面。給近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多不利的影響。

雖然，它對中國的經濟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瓦解了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并且，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刺激和促進，同時也為落后的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思想和技術，使中國經濟朝著半封建和近代化的方向發展，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當然，西方列強在侵華的時候只是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其主觀動機是不希望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近代化國家，因此千方百計壓制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阻撓和破壞中國社會進步。但是，它對中國近代經濟的破壞嚴性是不容置疑的，它給中華民族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各階級對中國出路的探索及其歷史啟示。

中國近代史，既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封建統治者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抗本國的封建統治的抗爭史；同時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探索國家出路的探索史。這種抗爭與探索，對外以反侵略、捍衛民族獨立為旗幟；對內以反專制獨裁、爭取社會進步為核心，抗爭與探索互相交織，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1．地主階級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張：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一些地主階級的愛國知識分子從“天朝上國”的夢幻中驚醒，開始注目世界、關心時局、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其主張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結果：因清政府腐敗、閉關政策和地主階級的局限性而沒明顯實效 評價：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的提出使中國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激勵著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亡積極探索強國御侮之道。由于實踐有限，沒有產生實際的效果。2．地主階級洋務派

背景和主張：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雙重打擊下，面對內憂外患，清政府統治集團在如何解決內政外交上的眾多危機時發生分歧，形成了洋務派和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技術維護清朝統治，即“師夷長技以自強”。

結果：由于外國阻撓，封建頑固勢力的破壞、力量分散等導致洋務運動破產。

評價：洋務運動由于以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為目的，沒有從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決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但是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第一次把學習西方的思想主張具體實踐化。它引進了西方近代科學和生產技術，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并誘導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舉辦新式學堂，開始了中國的近代教育；促進了西方政治學說、民主思想的傳播；民用企業的創辦對外國經濟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農民階級

背景和主張：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后，為了調動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頒布《天朝田畝制度》。通過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結果：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戰爭環境的緊張和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圣庫等規定，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而使這一方案沒有真正實行過。

評價：廢除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張小私有制，廢除商品經濟，具有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與生產、生活資料統歸圣庫等都是無法實施的，有空想性。4．資產階級維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張：早期維新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民族危機的加深刺激了這一思想的產生。主張君主立憲來救國，具體為：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擺脫民族危機；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主張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文化。

實踐效果：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政治運動到百日維新失敗，說明資本主義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其最大功績在于起了資產階級思想啟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思想。

評價：維新變法思想是當時中國社會最進步的思想，因為它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是愛國的，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但是其思想主張沒有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內容，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這必然導致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推行維新變法主張依靠的階級基礎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失敗是必然的。5．資產階級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主張：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學說作為革命的思想武器，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三民主義的理論綱領。其基本主張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結果：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和中外反動勢力勾結，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統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篡奪。

評價：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表達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權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義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也沒有徹底的土地綱領。辛亥革命的最終失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6．資產階級激進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維新派和革命派沒有徹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軍閥政府在思想領域推行尊孔復古逆流；一戰期間，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主張方案為“民主”“科學“。具體為：資產階級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西方的民權、平等思想和達爾文進化論為指導思想，大力宣傳資產階級的新文化，主要內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學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它同時引發了各種新思潮進入

中國，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圍繞如何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29年的艱苦探索，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同志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十七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繼往開來, 與時俱進,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大踏步前進。啟示四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這一新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這一新的革命理論的武裝下，在社會主義這一新的中國發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得以真正實現。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

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團結奮斗。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驅的從指導思想來看。“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思想的集中體現，他所倡導的“民族”、“民權”、“民生”是從時代背景出發，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想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真切體現。另一方面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是無產階級政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根本上說，共產黨的“民本”思想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都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種一脈相承源于“民”

從民族主義來看，其核心目標就是實現民族獨立團結。而在中國，這個目標的實現，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完成的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帶領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進一步鞏固了民族關系。從民權主義來看，其核心目標就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從根本上確保了國家權利掌握在中國人民手中，真正實現了人民當家做主。從民生主義來看，其核心目標就是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走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中國人民真正走上了幸福美滿的康莊大道。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先生關于建設人民享有民主權利和幸福生活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開展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奮斗，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譜寫了中國發展的輝煌篇章。當前，全國各族人民正滿懷豪情為全面建美好憧憬，今天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對比材料1、2、3，分析伴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的變化說明了什么？

說明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全民族抗戰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黨經受了兩次嚴峻考驗：一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斗爭中，黨依靠自己的力量，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實現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政策的轉變，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全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解決土地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的實踐進行科學的結合,分別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制定了不同的土地路線,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抓住了中國革命的關鍵,最終把中國引向革命的勝利。本文就我黨在不同時期制定的土地政策的變化及其歷史作用,談一下粗淺的看法。土地問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共八七會議通過《最近農民斗爭的決議案》,決定用革命手段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從此,土地制度的革命進人實施階段。各個革命根據地建立以后,都開展了土地革命斗爭。而井崗山根據地進行的土地革命是各個根據地的典范。井岡山根據地建立之初,是發動群眾打土豪,為分田地做準備。在總結斗爭經驗的基礎上。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分配給農民耕種。1929年4月制定了《興國土地法》規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及公共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到1931年,在總結土地革命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土地革命路線,即;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本文共計2頁在歷史課教學中，有關土地政策演變的學習，學生往往不能把握主要矛盾與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演變之間的關系，理不清頭緒，認識上也模模糊糊。實際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正是認真分析了國情，抓住了主要矛盾，制定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土地政策，調動了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把革命和建設事業步步推向前進的。本文擬以國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與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演變之間的關系為突破口，談談自己的一些認識。

國民大革命運動失敗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經歷了國內階級矛盾、中日民族矛盾、國內階級矛盾的變化過程。不同時期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也隨之發生變化。

1927年，隨著國民大革命運動的失敗，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中國人民與北洋軍閥的矛盾轉變為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正是主要矛盾的這種變化，1927年中共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針，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與債務為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1931年制定了“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民，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線。土地革命滿足了農民獲得土地的愿望，調動了他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鞏固了根據地，鞏固了紅色政權。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侵華步步加深，至華北事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動員、組織全民族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成為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和中心任務。由于中日民族矛盾尖銳，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這一政策減輕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改善了農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農民抗日的積極性，團結了開明地主，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決，但由于國共兩黨階級性質的不同，代表利益的差異，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階級矛盾，即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全面內戰爆發后，為了解決這一主要矛盾，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調動農民革命積極性，使解放戰爭獲得最廣泛、最堅實的群眾基礎，1947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確立了“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土改總路線：規定了“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

從新中國成立至1956年底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從總體上來講，過渡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在不同的時段，側重點有所不同。

建國初期，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任務以鞏固政權、恢復發展國民經濟，成為中國共產黨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了以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為核心內容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完成后，作為剝削階級的地主階級在農村基本被消滅。為了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改變小農經濟這一制約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因素，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農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根據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采取了由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方式，實現包括土地在內的生產資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實行集體經營。到1956年底，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改變了個體經濟的分散性和落后性，為工業化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的完成，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下降到了次要地位。

文革結束后，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決策，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改變過去“集體勞動、集體經營，統一分配”的模式，把土地的使用權交給農民，實行分戶經營、自負盈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綜上所述，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演變的根本原因，對土地政策的制定起著決定作用，是制定土地政策的依據；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演變在總的趨勢上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決。土地政策演變說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中的影響？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的光輝一頁。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殲滅日軍150多萬，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到了決定性作用，為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巨大犧牲和實質上的巨大貢獻。

自1937年中國開始全面抗戰，一直到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中國戰場始終抗擊著日本陸軍的主力。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為34個師團，其中，中國本部24個、中國東北8個、朝鮮1個、日本本土1個，可見，僅在中國本部作戰的日軍就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70.5％，如果再加上在中國東北的日軍，則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94％。毫無疑問，中國抗擊著日本在國外作戰的全部兵力。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為51個師團，其中，中國本部22個、中國東北13個、朝鮮2個，東南亞10個，日本本土4個，在中國本部作戰的日軍，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43％，而用于太平洋戰場的兵力，僅占日本陸軍總兵力的19.6％，也就是說，中國戰場抗擊的日軍，占日本在國外作戰的陸軍總兵力的69%。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盡管在中國本部的日軍，有一部分被調往太平洋戰場，但也不斷地得到補充。到戰爭結束時，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不包括關東軍）陸軍總兵力為2343483人，其中，日本中國派遣軍為1049700人，占45％。可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中國依然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決定的因素是它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九一八”事變前，中國是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國，中國能夠堅持抗戰14年之久，這本身在世界反侵略戰爭史上就是一個偉大的奇跡。中國在中日戰爭初期失利了，但這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特有的現象。在法西斯國家發動戰爭初期，從德波戰爭、德蘇戰爭到太平洋戰爭，英法蘇美等大國無一幸兔，全部失利。中國是一個弱國，它的反法西斯戰爭是以游擊戰爭為主要形式進行的，它不象其它世界強國那樣，進行大規模戰役，成數萬、數十萬地殲滅敵人。但是，中國抗日戰爭以獨特的游擊戰爭形式，開展持久的人民戰爭，零敲碎打，不斷消耗著日軍的有生力量。中國人民以血肉之軀同強大的日本法西斯血戰14年之久，贏得了世界各國和人民的尊敬。戰爭期間，中國由一個被帝國主義任意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弱國，成為世界公認的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中國國際地位的迅速上升，是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結果，是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巨大貢獻的重要標志。

中國的抗戰對美英的支援也是巨大的。首先，它是美英先歐后亞戰略的一個重要前提。如果沒有中國戰場拖住日本的百萬大軍，日德就可能在中東會師、那將給美英歐洲第一，亞洲第二戰略以毀滅性的打擊。其次，中國抗戰牽制了日軍西進，保護了印度及中東。中國戰場拖住了日本陸軍主力，使日本沒有余力越過緬甸，進攻印度，而且中國軍隊直接參加緬甸作戰，成為日軍西進的最大后顧之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是印度、中東的屏障，由此，英國才能從印度、中東等地獲得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在歐洲發動一系列作戰。第三，中國戰場是太平洋戰場最有力的支持者。中國的持久抗戰，延緩了日本南進的時間，沒有中國戰場的牽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時間將會大大提前。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用于南方作戰的兵力僅10個師團，還不到日軍在華兵力的一半。盡管10個師團能橫掃東南亞和西南太平羊，但它兵力過少，要占領這塊比本土大若干倍的地區，兵力是遠遠不夠的，這就導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戰略相持中迅速失利，從而大大縮短了太平洋戰場戰略轉折的時間。在太平洋戰爭反攻期間，中國戰場不僅一直牽制著日本陸軍的重兵，而且承受著戰爭后斯日最后一次大反撲（所謂一號作戰）的巨大壓力，使盟軍在太平洋的反攻得以順利進行。在日本投降前夕，中國戰場的大反攻，打破了日本將中國作為本土防御屏障的計劃，在加速日本敗降中起了重要作用。關于這些，在太平洋戰場奮戰的主要國家——美國，最理解、最清楚中國戰場的重要性。1943年10月1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會發表關于廢除排華法的講話中，對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中國是我們的盟國。多年來，她為反對侵略而孤軍奮戰。今天，我們和她一起戰斗。它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始終堅持英勇斗爭。”1945年1月，羅斯福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又懇切指出：“我們也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長時間里怎樣頂住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

中國的抗日戰爭，尤其是敵后游擊戰爭，對亞洲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亞洲許多國家的武裝抗日斗爭都受到中國抗戰的鼓舞，也有不少國家得到中國的幫助和支持，這不僅對亞洲各殖民地國家在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發揮重大作用，而且也為這些國家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給予了巨大支持。

第五篇：社會轉型中的老年婚姻問題

社會轉型中的老年婚姻問題

徐勤

原載：中國社會工作，1998，3中國正在處在社會經濟轉型階段，改革開放政策引起社會經濟領域的深層次變化。與此同時，人口形勢也在發生深刻轉變。人口年齡結構即將進入老年型。家庭結構由多代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的演變，代際分離。生育率的下降與壽命的延長，夫妻兩人共同生活的時間不斷伸展，空巢期日益成為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階段。研究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成為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社會課題。

一、老年婚姻的現狀

1、婚姻對老年人家庭生活及對社會的意義

老年人的婚姻狀況對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安排、收入來源、生活服務、精神慰藉等均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僅在城市中建立。對于一些沒有退休金的城市老人和廣大農村老人來說，尤其是老年婦女，配偶的收入是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

配偶是老年人生活上的主要依靠對象。成年子女的工作忙，又有第三代需要照料，老年父母很難依靠他們照顧，因此，多數老年人生病時，配偶往往扮演了照料者的角色，其中，大多數情況下是低齡老年婦女照料較高齡男性老人。

良好的夫妻關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進入老年期，家庭的經濟收入、環境、個人的生理及心理均發生了變化，影響夫妻之間及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需要夫妻兩人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創造溫馨的家庭小環境。在空巢階段，老年夫妻間的感情變得具有特殊的價值。夫妻恩愛，感情融洽，相互勉勵，有利于身心健康。

現代化過程中，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增大，流動頻繁，子女難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照料老年父母。老年夫妻之間的相互照料提高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自立程度，減輕了子女養老的負擔，使年輕一代以更飽滿的精力與充裕的時間投入緊張的社會工作之中，無疑有助于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2、老年婚姻具有喪偶多、關系穩定的特點

據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60歲以上人口中，從未結過婚的人占1.7%，有配偶的占67.3％，喪偶者占30.4%，離婚者占0.7％。與成年人相比，老年人婚姻特點是：從未結過婚的人少，離婚者比率低，喪偶率高。

進入老年期，人口的死亡率升高，造成許多老年人由此失去配偶。老年人中，終身未婚的人很少，離婚者的人數也寥寥無幾，表明中國老年人在年輕時普遍結婚，婚后夫妻關系穩定，這具有傳統文化的特點。多數老年夫妻的關系比較好，夫妻恩愛，生活幸福。1988年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調查表明，有配偶的老年婦女中，夫妻關系一直很好的占84%，沒有很好時期的盡占2％。

老年人的婚姻狀況存在性別差異。由于男性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女性老年人口的喪偶率（41.7%）高于男性老年人口（18.5%）。結果，男性老年人的有配偶率（77.4%）明顯高于女性（57.8%）。喪偶對老年婦女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老年婦女問題伴隨著配偶的離去而突出。一般來說，配偶的收入是女性老人的主要經濟來源。當配偶去世，她們就不得不依靠子女。然而，子女對她們的幫助往往不同與配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子女的覺悟。在感情方面，配偶的作用也是子女無法替代的。

3、老年再婚的崛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老年人再婚增多，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人們稱老年人再婚為“黃昏戀”。老年人再婚在西方社會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而在中國，考慮到老年人婚姻的背景，就不能理解這卻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中國這一代老年人出生在舊社會，不少人是包辦婚姻。據中國五城市調查，1937以前結婚的婦女，由父母包辦婚姻的高達54.7%，而1977年－1982年結婚的年輕婦女的這一比例只有0.9%。老年人再婚是老年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社會觀念轉變的結果，是老年人生活質量提高的標志。如今再婚使老年人真正享受婚姻自由，可稱得上是第二次解放。再婚是許多單身老人的理想。老年人再婚后增添了生活的樂趣，增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不少老年人感覺精力倍增，心情舒暢，有“返老還童”之感。通過重建家庭，再婚夫婦可以解決雙方的某些實際困難，滿足生活需要。老年再婚于社會也有益，它不僅可以減輕子女對父母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負擔，同時也可以解決一部分孤寡老人的社會問題。老年人再婚對家庭與社會的特殊作用使得這一問題受到社會的積極肯定與支持。

二、老年婚姻生活中的問題

老一代人的生育率高，平均有四、五個孩子，甚至更多。如今子女已經長大成人，離開父母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父母的壽命日益延長，以親子為重心的家庭生活模式正在向夫妻重心轉移。然而多數老年人對不斷延長的夫妻生活缺乏足夠的認識，面對婚姻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束手無策，難以應付，產生了許多煩惱。

1、夫妻關系中的不穩定因素

盡管中國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具有濃厚的傳統色彩，比較穩定，但是，是否屬于高質量的生活就很難說了。在老年期，夫妻各自的性格、心理、生理、愛好、以及生活習慣均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夫妻關系既存在正面影響，也存在負面影響，對夫妻關系產生離心力的作用。

(1)男女不平等

目前，許多大城市的年輕夫婦的夫妻關系趨于民主型。夫妻雙方共同承擔家務勞動的很普遍，從買菜、做飯、到給孩子洗尿布、喂牛奶、抱孩子等傳統上認為是女性的事務，如今男士們也承擔起來。夫妻之間相互關心，相互體貼，有事共同商量，彼此自由、平等。老一代的夫妻關系則多數還是屬于服從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走來的一些男性老人頭腦中“大男子主義”思想還很強，他們在家庭中處于主導地位，女性老人處于服從地位。家庭大事多由男性老人一個人說了算，很少與妻子商量。在“男主內、女主外”傳統思想指導下，認為家務勞動都是婦女干的。擔負過重家務勞動的老年婦女失去了大量的休閑活動時間，有的甚至操勞過度。還有男性老年人認為自己過去賺錢養家有功，家庭生活以自我為中心，只關心自己，不顧妻子的利益和要求，經濟上對自己大手大腳，而妻子用錢則斤斤計較。他們要求妻子完全服從自己的意志，稍不如意或有不同意見就大喊大叫。這種男尊女卑的封建主

義思想殘余嚴重影響了老年婦女的生活質量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往往是夫妻之間發生沖突或矛盾的根源。

(2)婚外戀擴展到老年人領域

一提到婚外戀，人們總把眼光投向年輕一代，如今，婚外戀也闖入了老年人的生活領域。盡管為數不多，但很值得注意。大量事實表明，婚外戀對家庭生活具有很強的破壞性。家庭一旦出現婚外戀，夫妻關系受到威脅，嚴重的導致夫妻離異。婚外戀往往有家庭內部原因。

·由于工作環境、政治地位、經濟條件的不同，夫妻兩個人在文化、思想、觀念等方面差距不斷擴大，相互間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不斷發展的社會需求使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值升高，滿意度下降。

·夫妻雙方的閑暇生活沒有什么內容，夫妻生活單調，家庭生活缺乏活力。

·大多數老年婚姻穩定，這就導致人們對老年婚姻關系產生誤區，以為老夫老妻了，一切無所謂，忽視愛情的繼續培育，因某些小事出現裂痕，發展成危機。

·夫妻之間缺少感情交流，心理上逐漸疏遠，產生隔閡，使雙方都感到壓抑，致使一方到外面尋找精神寄托。

·夫妻的性生活失調。許多老年婦女認為性生活是年輕人的事，往往忽視丈夫的需要，引起丈夫的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所謂的“婚外戀”純屬無中生有。現代化社會人們的生活內容豐富多彩，人與人的交往頻繁，異性接觸也隨之增多。個別老人出于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嚴格限制配偶與異性的正常交往，動不動將懷疑對方有婚外戀，結果影響了夫妻感情。

(3)離婚現象初露彌端

近幾年，伴隨著青年離婚的增多，老年離婚案件也出現增多趨勢。離婚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有的家務事處理不好，夫妻雙方不能協調合作，矛盾發展下去，最后破裂，分道揚鑣。

·有的人因為退休、疾病等原因心理沒有調整好，與對方發生沖突，為擺脫煩惱而要離婚。

·有的婚姻基礎薄弱，屬于維持婚姻。由于外來各種誘惑，愛情轉移，夫妻感情惡化。·有些人趕時髦，后悔當初思想太保守，想趁有生之年，盡快彌補年輕時沒有浪漫情調的缺憾。他們在家中無事生非，制造事端，迫使對方離婚。

·夫妻性生活不和諧。有的老人為了保持自己的性功能，過量服用性興奮劑，引起夫妻性欲差異擴大。因男方要求過高，女方難以接受，導致感情破裂。

·再婚老人婚后的夫妻感情不錯，但由于雙方子女的利益發生沖突，老人解決有困難，協調無效，夫妻生活受到子女的嚴重影響，難以為繼，不得不分手。

2、老年人再婚

(1)再婚阻力

家庭和睦、夫妻恩愛是多少喪偶老人所盼望的生活。但是，當無配偶老年人邁向再婚道路時，普遍感到這一步障礙多，難度大，以至于單身老人實際尋找伴侶的不多，而猶豫徘徊的不少。千百年來“從一而終”、“女不嫁二”的封建傳統思想，對老年人再婚形成巨大精神壓力。在農村，老年人再婚的阻力更大。如果老人提出再婚，便會遭到各種議論，評頭評足，甚至流言蜚語，壓得老人抬不起頭來。老年人再婚不僅遇到來自社會的阻力，也還遇到來自自身的阻力。許多老人，特別是老年婦女認識不到婚姻自由是他們的權利，對自己的再婚舉動是否會得到家人和周圍鄰居的理解與支持而憂心忡忡。他們有懾于外界輿論的壓力，不到萬不得已，不敢公開自己的想法。目前，子女反對構成老人再婚的最大障礙，其中既包括認識問題，也包括考慮個人利益的得失。例如，有的人懷念已故的父親或母親，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有的人認為父親或母親再婚外人會笑話，丟自己的臉面；有人擔心家庭財產外流，失去或減少遺產繼承；有人不愿意失去一個廉價勞動力或可觀的收入來源，甚至再增加一份供養負擔。

(2)“短、平、快”現象

人們發現，在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老年人出現再婚熱之后，隨即在老年再婚中出現了“短、平、快”現象，即：認識時間短、婚后感情平淡，離婚快。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婚前雙方了解不夠，感情基礎不深。

·老年人再婚比青年人新婚難度大得多。老年人長期形成的性格成為定勢，難以調適。·雙方結婚目的不一，也是造成離婚快的原因之一。喪偶老年婦女再婚會更多考慮對方的經濟狀況，如收入、住房等。男性老年人中，以“找個老伴照顧我”為婚姻目的的大有人在。由于雙方的目沒有實現，引起矛盾和沖突。

·再婚老人的經濟關系比較復雜，處理不好導致離婚。

·作為愛情基礎的性愛問題常常被忽視，老年人本身也難于啟齒。結婚后，當一方對方性愛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不再愿意將婚姻再維持下去。

·還有一些因素干擾老年人的再婚后的婚姻生活，如有的人不能正確處理對方子女關系等。

三、建立新型的婚姻生活

1、轉變夫妻關系模式

建立良好的夫妻關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追求的目標，也是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新型的夫妻關系強調自由、平等、民主。這一特征由現代化生活方式所決定。婚姻和家庭的道德強調愛情和婚姻關系中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強調男女平等原則。夫妻兩人在家庭生活中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雙方應共同承擔家務勞動，相互尊重，相互體貼，相互協調。提高對夫妻關系不良因素的認識和心理承受力。對婚外戀，應采取積極的措施，及時調整雙方的關系，努力消除產生婚外戀的原因。

2、家庭的重建

再婚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一個現實需要，但是，老年人再婚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究竟是再婚好，還是不再婚好，不能一概而論。社會對老年人再婚應采取的態度是，一切取決于老年人自己。老年人愿意尋找新的伴侶，家庭和社會都應給予老年人再婚以支持，創造條件

為單身老年人牽線搭橋，消除對老人再婚中阻力。老年人不想再次結婚，社會也不勉強。對待老年人再婚，基本原則是：積極、謹慎、穩妥。

中國老年父母的婚姻受到來自子女的巨大影響，源于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獨特的代際關系。中國老年人對子女的高度依賴性決定了子女對父母再婚的高度相關性。可以預料，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老年人的經濟自立程度逐步提高，下個世紀的老年人解決再婚問題要比現在的老年人容易得多。

3、正確對待婚外戀和離婚

毫無疑問，婚姻要講道德，反對那些喜新厭舊，另找新歡的婚外戀。然而，婚外戀是一個感情問題，對此只能因勢利導和軟處理，簡單地進行道德評判是不適當的。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把離婚看作是不道德的行為。離婚難造成了大量低質量、高穩定、湊合型的婚姻模式。改革開放促使人們的婚姻觀念發生變化，人們要求通過離婚的方式盡快結束“湊合型”婚姻，尋找有真正愛情的婚姻生活。1980年9月，中國新《婚姻法》公布為離婚提供了寬松的社會環境。不容忽視的是，離婚中存在不道德現象。有些人個人主義思想嚴重，將生活的困難和感情的痛苦留給他人。這種離婚對家庭和社會的安定都是不利的。因此，離婚現象具有兩重性，任何簡單肯定或否定的論斷都是偏頗的。

4、迎接挑戰

社會急劇轉型期間，老年婚姻生活既要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成份，又要接受當代的新思想、新觀念。一方面，老年人要繼續加強自身的修養、提高道德水平，提高家庭的責任感，另一方面，也要用新的價值觀對待夫妻關系，建立新型的夫妻關系。現代的婚姻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道德觀念來維系，需要通過愛情、性愛和文化修養增加夫妻之間的向心力。老年人需要繼續社會化，需要不斷的學習，學會處理夫妻之間的問題、矛盾和沖突，處理再婚中的問題。夫妻之間的有些沖突或矛盾是由老年期生理及心理變化引起的，因此，老年人應掌握一些老年學的知識，了解并適應這些變化。當代中國老年人經歷了傳統與現代不同的社會模式，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碰撞給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帶來種種問題。時代向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提出新挑戰，如何調整自己的行為，提高對社會轉型的適應能力，這不僅是老年人的課題，也是社會的課題。探索新型的老年婚姻生活有待于個人、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展望21世紀，中國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將更加美好、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