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城鎮貧困人口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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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城鎮貧困人口問題研究

作者：趙智龍 李 釩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11期

[摘 要]貧困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消除貧困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望。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經濟成份、經濟利益、就業方式、以及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使社會群體、利益格局和分配機制發生了顯著變化。在人民群眾生活在總體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來，同時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城市貧困人口。文章對這一群體并對其所處困境進行分析，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關鍵詞]城鎮貧困人口；城市化；對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第二篇：我國的人口問題

簡要評述我國目前主要的人口問題

答：人口問題是當代中國面臨的嚴重挑戰，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下面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我國目前主要的人口問題

一、龐大的人口基數

由于我國傳統觀念的束縛和政策上的重大失誤，造成了目前我國人口數量的極其龐大和增長慣性難以控制的嚴重局面。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人口只有5億多，現如今，我國的人口已超過13億，龐大的人口壓力給我國的經濟建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二、人口總體素質不高

我國是人口數量大國，但人口總體素質不高，人力資源相對貧乏，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長期以來，由于農民受到封建思想的影響較深，他們對人口質量缺乏認識，再加上農村辦學條件偏差，教學質量稍低，因此形成了農村低質量人口沉積，低質量人口沉積造成地域性貧困，這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

三、人口分布不均

人口的增長離不開經濟基礎，反過來，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人口增長也起到了很明顯的作用。我國南方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吸引了內地大量人口向南方流動。相反，在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或者貧困地區，人口外流嚴重。雖然這些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但由于缺乏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致使勞動缺乏科技含量，造成勞動力廉價，經濟發展緩慢。

四、貧困人口脫貧困難

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計算，目前，我國有約3000萬人沒有擺脫貧困，如果標準再增加200元，農村貧困人口是9000萬，按照世界銀行統計，發展中國家由于營養不良導致的智力低下、勞動能力喪失（部分喪失）、免疫力下降等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至5%。此外，貧富差距的增大將造成人們心理的不平衡，若貧富差距嚴重，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五、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由于衛生醫療事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已由解放初期的35歲，提高到現在的71歲。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提前到來以及龐大的老齡人口規模，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六、計劃生育的成績巨大而任務艱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我國推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我國的計劃生育仍面臨巨大的困難，一方面由于人口慣性的推動，人口總數也將繼續增長。另一方面，農村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價值觀念的束縛，農村人口短期內不可能很快下降，晚婚晚育在農村阻力很大。

第三篇：我國人口問題與可持續發展綜述

我國人口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摘要】人口問題是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我國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關鍵性障礙。在對我國人口問題成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人口問題的種種表現,進而闡述我國在人口問題上采取的解決辦法。說明重新審視并處理好人與自然的矛盾,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理性選擇。

關鍵字：中國人口問題、可持續發展、計劃生育

前言

我國人口問題十分嚴重 ,人口因素很難自發地與社會其他要素相適應 ,不利于社會經濟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 ,解決了生育率與死亡率不對稱性的矛盾 ,解決了物質資料再生產與人類自身再生產不平衡性的矛盾 ,解決了家庭生育計劃與社會適度人口不一致性的矛盾 ,促進了人口因素與其他社會因素的協調與可持續性發展。但是由于計劃生育的實施也帶來了不少的問題，比如性別比例的嚴重不對等和老齡化等一系列的問題。近年來，學者和專家針對這個問題作了不少的研究和討論。

人口安全是一種新的國家安全觀。2003 年6 月12 日，在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人民大學口發展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人口、社會與SARS”學術研討會上，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不僅要關注國家經濟安全、軍事安全、信息安全，而且還要更加關注人口安全”，這是中國學者和中國政府率先提出“人口安全”這一概念，也升華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

“ 適度人口 ” 即“最優人口 ” ,指既未“過剩 ”也非“ 不足 ” 的“ 最理想 ” 的人口規模和人口增長率。一國(或地區)這樣的人口規模和人口增長率 ,可以使該國(或該地區)獲得最大(或最優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福利。

影響我國人口迅速增長的原因:

在我國建國初期為什么我國的人口會增長的如此迅速，學者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綜合起來可以分為傳統觀念因素和現代政策因素。

傳統觀念因素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耕文化在我們的思想上已經根深蒂固，尤其是一個靠精耕細作的農業大國，多一個人是相當與多一份勞動力，而其中的支出無非是多一雙筷子而已。因此產生了人多辦事好的傳統。

同時，在古老的中國,小農經濟與宗族制度聯姻,孕育出傳統的中國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生育文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 “家天下” 的社會, 皇權依賴于族權,國法得意于家法,統治奉行 “獨尊” 的儒學, 在 “治國” ,“齊家”兩方面都與生育文化密切相關。用孟子的話說: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 這樣, 孝也就是 “傳宗接代” , 傳宗接代, 無子不孝的倫理道德,千百年來形成了人們生育觀念的思維定勢,已不再是迫于社會群體規范成為個體的自覺要求, 這種生育觀為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提供了倫理道德基礎。

現代政策因素

在現代政策方面影響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 我國建國初期實施按人頭分配糧食住房和補貼的政策, 同時人工流產和絕育受到譴責和禁止;第二, 50年代末期馬寅初人口理論受到嚴厲批判, 從此, 人們對人口控制談虎色變, 噤苦寒蟬;第三, 60年代盛行 “人手論” 徑直鼓勵人口迅速增加,在 ‘大躍進’ 運動中,人口多被說成是好事。人口越多, 手也越多, 便越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第四,“文化大革命” 中無政府主義盛行, 人口增速失控, 從1965—— —1970年連續5年創平均增長2.6%的記錄。人多給我們帶來的挑戰

首先是人口流動和分布的挑戰。人口數量問題一直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 但目前的問題并非如何進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如何讓已經生活在國土面積上的人口擁有更好的生活。人口流動和城鎮化是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的最直接的方式。事實上,我國正在經歷著世界上最為迅速的城鎮化過程,目前城鎮化率為 43 %, 今后 20-30年時間內還將有超

過 5億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轉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無法阻止的歷史潮流, 但我國目前城鎮的公共服務體系并沒有為農村人口進城做好準備,同時,農村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之后對新農村建設所帶來的挑戰。因此, 人口的流動和重新分布是關系中國今后發展的重大問題,國家應該從戰略的角度加以考慮和解決。

其次是提高人口素質的挑戰。我國人口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但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相比,人口素質的差距仍然很大,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落后至少 4年。目前, 我國每年約有 20-30萬肉眼可見先天畸形兒出生,各種不健康人群規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明顯增加,地方病患者達 6000萬人左右, 智力殘疾人達 544萬人。2000年 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 7.85年,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僅為 4.63%。農村勞動年齡人口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達 47.6 %。重學歷教育輕勞動技能培訓問題突出。很顯然, 我國的人口素質難以滿足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的要求, 人口素質低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的文明與和諧和國家的綜合競爭能力。

第三是人口加速老齡化的挑戰。中國目前雖然還不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國家, 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 2017年, 中國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 10 %, 達到 10.42 %;2025年達到 13.59 %;2030年達到 16.59 %;2035年會 20.13 %%。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 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第四是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挑戰。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減緩,但目前仍然處在勞動年齡人口最為豐富的時期。考慮到城鎮化的影響之后,我國目前仍然需要每年為近2000萬左右的城鎮新增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到 2010年,我國勞動力總量將達到 8.3億人, 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 5000萬人,但就業崗位預計只能新增 4000萬個左右,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缺口將繼續存在。同時, 勞動力供需之間的不匹配現象日益突出, 一方面是對生產性人員的巨大需求無法得到及時的滿足, 另一方面則是高校大學畢業生越來越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結構性失業問題不斷加劇。日益加劇的結構性就業矛盾不僅是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而且也對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嚴峻挑戰。

第五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挑戰。自 20世紀 80年代以來,大多數省區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一直居高不下, 2009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高達119.45。造成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選擇性別的結果。持續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必然會對將來的婚姻和家庭形成嚴重沖擊,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要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 關鍵是要逐漸改變人們對男孩的性別偏好,消除性別不平等,提高婦女的地位。

計劃生育——人口問題的良藥？

一、政策成果

中國人口出生率在 1970年為 33.43, 2002年下降到12.86；自然增長率在 1970年為 25.83, 2002年下降到 6.45； 婦女總和生育率在 1971年為 5.4 ,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只有 1.22。盡管人們普遍認為低年齡組人口的漏報可能使這一數字低估了實際的生育水平,但考慮到漏報因素后,2000年的總和生育水平也不可能超過 1.8。

二、政策的負面影響

由以上可以看出計劃生育政策為我國的人口控制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但是在政策實施30年后的今天，我們也不難發現由于計劃生育政策而產生的一系列的問題。尤其是獨生子女的問題。

（一）獨生子女政策及其現狀

學術界也廣泛展開對獨生子女現象的不同領域、不同程度的研究：風笑天教授曾根據統計數據把我國獨生子女人口的發展經歷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9 年到1984年，這六年是獨生子女人口增加最快的時期，年均增加獨生子女約440 萬，1979 年時為610 萬，1984 已達2817 萬；第二階段從1985 年到1989 年，這五年是獨生子女人口增加最慢的時期，年均增加獨生子女僅為150 萬左右，遠遠低于前一階段；第三階段是從1990 年到1994 年，這五年年均增加獨生子女約220 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指出，未來的家庭將是倒置的金字塔型。截止到1995年，我國累計獨生子女數達到8000 萬人；到1997，累計獨生子女數達到8800 萬。城市多一點，農村少一點。今后，中國沒有兄弟姐妹的獨生子女人群會越來越多。按照中國現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未來的中國城市會形成相當多的“421”家庭：四個老人，一對父母，一個子女。

（二）獨生子女比例過高給人口安全帶來的隱患

中國疾病監測和傷害流行病學調查指出，全國每年大約四千萬中小學生遭受各種意外傷害，因意外傷害造成的兒童死亡占兒童死亡總量的26.1%，并且這一數字在以每年7%

~10%的速度上升；翟振武根據1990 年的全國生命表推算認為全國獨生子女家庭中至少有432 萬家庭的孩子在25 歲之前夭折，有968 萬家庭的孩子在55 歲之前死亡；桂世勛教授認為至少有8%~9%的獨生子女在55 歲之前因患病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 個人建議與意見

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時也給我們的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一下負面的影響，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那么我們就必須讓這些滯后的因素盡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圍之內，那么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做一些什么是來控制或者彌補它產生的負面影響呢？

第一，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發展規律。任何政策都應遵循客觀規律，人口政策也不例外。我們在制訂人口政策時，既要考慮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也要考慮人口自身的協調發展，使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口結構合理，比例協調。年代實行的“一孩化” 政策，不僅沒有達到進一步控制人口增長的目標，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人口結構的不協調。作為一個人口高速增長的國家，要在短時期內扭轉這種趨勢，必須考慮人口增長的慣性，考慮國民的可承受能力，使之 “軟著陸” 才是最佳選擇。

第二，人口政策要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我們在制訂人口政策時，首先應關注所有人的全面發展，在此基礎上正確處理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口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人口與資源發展的關系、人口與環境發展的關系。但是，我國 年代以來實行的人口政策，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只有人口生育政策的內容，沒有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要求。人口政策的這一缺陷，給隨后出現的生育以外的人口問題的解決帶來了困難。

第三，人口政策要有科學的人口理論為指導。沒有科學的理論，就沒有科學的政策，就沒有科學的行動。在我國，人口理論的研究受政策的影響較大，在理論與政策的關系上，不是政策依據理論來制訂，而是理論為現行政策服務，為現行政策找根據。獨立的、理性的理論研究和思考較少。馬寅初的 《新人口論》 受批判以后的很長一段時期，人口理論從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銷聲匿跡，很少有人研究或發表人口理論的文章。馬寅初和《新人口論》平反后，人口理論研究得以繁榮，但又基本上形成了一邊倒的傾向，不同的聲音很少。有的文章脫離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不負責地宣稱中國的適度人口是 9億，甚至 6億，好像中

國的人口問題就是控制生育問題，而且越少越好。— 年間實際工作中出現的 “一孩化” 政策，與這種理論氛圍不無關系。

參考文獻

1、黃宏，郭鳳海，“50年代以來我國解決人口問題得失的再評價_兼評一種流行的人口問題歷史觀”，《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陳雯，何雨，“獨生子女_我國人口安全視野中不容忽視的焦點”，《青年探索》

3、穆關宗，“我國人口政策應如何走”，《中國社會科學報》

4、李紅梅，“中國的人口問題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導報》

5、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年第一期

6、楊桓國，“歷史地看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政策及其演變”，《江西社會科學》

7、王晶，師吉，“論計劃生育政策對實現福利適度人口的意義”，《人口學刊》2010年第1期

8、金小桃、周海煒，“治理理論視角下的新時期人口問題綜合治理”，《人口學刊》2007年第3期

9、唐兆明、吳紹禮、謝正峰，“21世紀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前沿論壇》

10、王國強，“關于完善我國人口政策的思考”，《人口與計劃生育》2005年1月 第1期

11、賈景梅，“人口老齡化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文化商業--學術探討》2009年第4期

第四篇：我國城市貧困成因的研究綜述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08（2）班錢雯霞040803022

關于我國城市人口貧困成因及對策的研究綜述

摘要：

貧困問題作為各國理論界研究的重點，其研究額歷史已有幾百年之久。而前期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農村貧困展開，很少關注到城市人口的貧困問題。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特別是最近幾年，由于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多，城市貧困問題日益突出起來。本文所指的貧困是溫飽型貧困，即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衣、食、住、行、醫、教等）的缺乏。本文由城市人口的結構分布、貧困的范圍，深入分析了城市人口貧困的成因，并根據成因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以便更好地解決我國的貧困問題。

關鍵詞：城市人口，貧困，特征，成因分析，對策

一、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結構分布

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結構大致可分為四個類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文化程度和從業結構。

(1)年齡結構

在城市貧困群體中，不同年齡階段的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貧困。其中，高齡特困老年人的比例大大高于低齡特困老年人。據一項調查結果表明，500名城市特困老年人平均年齡為76.2歲，其中60～70歲的占15.8%；70～80歲的占32.4%；80歲以上的占51.8%。這是由于在退休后的老年人中，一方面，低齡老年人往往能夠從事一定的再就業活動，從而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從時間上說，由于工資調整及通貨膨脹等因素，退休時間越早，退休金水平越低，盡管政府給予了一定的價格補貼，但從總體上看，退休金的增加幅度低于物價與工資的變化幅度，這樣，退休年份越早，老年人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水平就越低。所以，在年齡上，必然會呈現出年齡越增長，低收入的特困老年人的比重就增加。此外，由于物價上漲，一些依賴退休金的老人也處于相對貧困狀態。

(2)性別結構

在城市貧困人口中，女性貧困人口的比例往往高于男性。據全國各地對失業下崗職工調查顯示，在下崗職工中女性一般超過50%，在紡織行業甚至達到70%以上。而從老年人總體上看，女性老年人的退休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男性老年人；即使是女性老年人再就業的收入水平也普遍低于男性老年人。而在特困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也高于男性老年人。在無收入老年人中，女性比例高達89.3 %；而在低收入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85.4%。不難看出，在低收入的老年人群體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明顯高于男性老年人。這不僅是女性老年人中存在的問題，而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就業者中，這種男女收入上的差距，也是普遍存在的。

(3)文化程度

據全國各地對失業和下崗職工調查表明，下崗職工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初中和初中以下的至少占60%。另據昆明市1997年對數十個國有企業13785名下崗失業職工的調查顯示，小學、初中、高中學歷的各占14.7%、44.7%和30.6%，大專以上學歷的僅占10%。（注：該數據摘自《昆明市總工會關于市屬企業下崗職工及再就業的調查報告》）。

(4)從業結構

在不同的行業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這是無可非議的，而在同一行業中，同樣存在由于從業者角色不同，而導致的收入差距。以一組數據為例：1994年企業管理人員平均工資為6737元，國有經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4141元，兩者相差2596元，其中處級管理人員比職工平均工資高4577元，科級高3399元，科員高2044元；與集體經濟單位企業平均工資3212元相比，則總計平均高3525元，其中處級高5506元，科級高4328元，科員高2973元。1996年國有經濟單位經營人員收入為5519元；集體經濟單位為16248元；其他經濟單位為51129元；而同期其相應的職工收入為6280

元；4302元；8261元；兩者相差分別為：2.5倍；3.8倍；6.2倍。由此可以得出，在企業管理人員的工資收入明顯高于職工工資收入，兩者差距接近40%。（注：于祖堯主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個人收入分配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版。）

在個體和私營企業數量多的地區，私營企業主與雇工之間的收入差距相當懸殊，而且隨著雇工人數的增加，其收入差距也相應拉大。雇工規模在10～30人，雇主與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約65～130倍。（注：于祖堯主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個人收入分配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版。）據浙江省溫州市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注：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在國有、集體、還是其他經濟單位，在同一行業中，由于其職位不同，或扮演的角色不同，也會致使收入差距拉大，進而導致貧困產生。

二、我國城市人口貧困的范圍

城市貧困人口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線和低收入的貧困人口。目前主要包括以下三類人群。

第一、以老弱病殘和“三無”人員為主體的城鎮脆弱者群體。這是目前城鎮居民中最困難的群體。包括無固定職業、無固定收入、無生活來源的城鎮居民；無勞動能力、無法定扶養或贍養人的老弱病殘孤等城鎮居民；退休人員群體，以及政府管不上，企業靠不上，家庭顧不上的“三不管”人員群體，如失業期滿而無法重新就業者，已領失業保險而不能保障家庭基本需求者，沒有參加失業保險或不夠失業保險條件而生活困難者。

第二：下崗、失業人員群體。這是目前我國城鎮貧困人口中最為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群體，是城鎮貧困人口的主體。另外還有一部分群體屬于隱性失業者，如企業效益差或虧損企業，長期拖欠職工工資，或職工長期拿不到全工資，僅靠企業所發的微薄生活費維持生計。如果再考慮他們所贍養的人口，則貧困人口還要增大。

第三：城鎮外來“打工仔”群體。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城鄉差別的利益驅動，使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鎮，加之現行戶籍制度的限制，外來勞動力在當地城鎮很難受到平等對待，他們在入戶、入單、購房、就業等許多方面受到各種人為的限制。

三、城市人口貧困的成因分析

我國城市貧困問題出現的原因，一是企業方面的因素，二是家庭方面的因素，三是國家政策方面的因素。

第一，企業方面：目前虧損和雙停企業主要集中在：①軍工企業，由于歷史原因，它們大多地理位置差，產品特殊，進入市場相對困難，轉產難，經濟效益普遍差，虧損嚴重，資產負債率高。②輕工、紡織、機械、建筑、煤炭等企業，由于受市場競爭沖擊，這些企業被一些無負擔，又具有強烈的市場競爭機制和適應能力的企業，個體和私營企業所沖擊，加之企業本身人口多、負擔重、設備老化、原有體制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改制難度大，導致企業的生產經營極度困難，處于停產、半停產、破產、倒閉的狀態。③另有一些中小企業，由于企業領導人經營決策失誤，重復投資，管理差，經營不善，加之一些領導人濫用權力，以各種方式貪污、侵吞企業資產，導致企業破產。

現階段，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虧損、雙停企業和破產倒閉企業中，因此，企業效益下降，虧損增大，破產倒閉是城鎮貧困人口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工資性收入是絕大多數企事業單位職工的最主要來源，一旦工資得不到保障，生活就難以為繼，而且下崗、失業人員群體的出現，加劇了城鎮貧困人口的增加，成為貧困人口的主體。

第二，個人和家庭方面的因素對城市貧困有重要影響。在虧損和雙停企業中，特別是那些煤炭、輕工、紡織等行業常常是一家幾代人在同一企業工作，拖欠工資對這類職工家庭影響更大，其生活尤為困難，甚至出現因生活無法維持而吃野菜、撿破爛、賣血等現象。不難理解影響城鎮貧困的個人和家庭方面的諸多因素，如家庭規模、家庭年齡結構、勞動適齡人口的文化素質、專業技能、競爭能力和適應能力，就業者的身份（全民、集體、個體等），職業性質（固定工、臨時工）、職工種類、行業、就業者的平均收入等等。

就貧困結構看，人口越多，就業人口越少的家庭，其貧困程度遠高于其他家庭，換句話說貧困率與家庭人口成正比關系。未成年人和老齡人多的家庭，會使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增加，從而加重了家庭的生活負擔。家庭適齡人口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也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家庭勞動者的文化素質低，無專業知識和操作技能，其擇業渠道狹窄，即便就業也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作業、收入較低，相反，文化素質高，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家庭成員極容易找到工作，且收入也較高。第三，客觀政策因素影響。宏觀政策對城鎮貧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社會保險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就業政策和物價控制。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表現在一是社會保障能力滯后，目前的社會養勞和失業保險主要集中在城鎮，但由于各地勞動保險部門普遍采取的是統籌費用差額收繳和差額撥付的方式，因而普遍存在企業拖欠或無力支付職工的全額退休金的現象。現階段的社會保障不僅覆蓋面小，而且對貧困戶救助的能力十分薄弱。二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滯后。我國許多地區現有的城鎮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是一種多部門交叉分管、企業自管、條塊分割的分散管理體制。勞動、人事、財政、衛生、保障等部門及一些行業主管部門都參與管理，但缺乏一個綜合協調部門來統一組織和領導。尤其是隨著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應亟待建立相關的制度加以規范。

在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尚不高，可供分配的資源還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人們收入差距的全面擴大，高收入階層的形成，必然會導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和貧困。

我國的勞動就業制度改革嚴重滯后。地區性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入城鎮，而在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低，還不能有效吸納外來勞動力的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大量的城鎮貧困人口。同時，傳統的“低工資、高就業”的就業體制已無法發揮原有的作用。國家對新增剩余勞動力難以全面安置，由于沒有收入來源，使一部分人生活陷于貧困。

在通貨膨脹條件下，人們高水平的消費中，需求得到低水平的滿足，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絕對增加，人們的生活水平下降。由于日用消費品中的食品類占更大比重，導致城鎮貧困戶食品類開支的增大，貧困問題更為突出。

四、解決城市人口貧困問題的對策

城鎮貧困事關社會穩定，國家對此更應給予相當的關注和幫助。由于城鎮貧困因素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又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需要從多角度，多方面進行研究和探討。

1、大力實施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證城鎮貧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項寵大的系統工程，決非短期內能完成。所以，為貧困者提供直接的生活保障，是短期內改善貧困者生活狀況的有效手段。在實行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時，形成以財政投入為主體，以社會捐助為補充的貧困補給制度，采取發放救濟款、救濟物、食品券等形式。建立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為重點，以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和補充的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明確國家、用人單位和職工的權利與義務，規范三者共同籌措的保障金，使養老、醫療、下崗、失業都有社會保障，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得到應有的補償，逐漸解脫貧困。

2、轉變觀念，立足勞動就業制度改革，解決好失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在為貧困人口提供直接生活保障的同時，應加強對城鎮貧困人口的發展援助力度，努力增加就業，提高貧困者的自身發展能力。發揮居委會、街道辦的積極作用，再就業應優先考慮貧困戶，盡可能給予優惠條件。再就業辦公室或再就業服務中心應積極鼓勵貧困者自謀出路，充分發揮其特長。條件許可時可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貧困者參與建設，以擴大收入來源，也可發展社區服務等第三產業，拓展就業渠

道，擴大就業面。形成一個以政府引導，職工自主選擇和自求發展為主，個體和私營企業為補充的再就業體系，從而最終解決其生活貧困問題。

3、建立相應的就業培訓引導機制，培養和提高貧困人口的專業技能和文化水平，提高他們的擇業觀念、競爭上崗能力和適應能力。要著力提高貧困家庭成員的文化素質，包括學生上學，就業者的崗位技術培訓等，提高技術水平和業務能力，增強自身脫貧致富能力。有關部門應根據擇業實際組織貧困人口進行相關的培訓，并引導他們實行跨系統，跨行業就業，鼓勵他們到非公有制就業，以達到勞動力資源的優勢互補和自由流動。

4、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提高企業效益，妥善安排下崗分流人員。現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就是讓虧損企業起死回生，重新煥發生機，讓微利企業提高市場競爭能力，提高經營效益。由于虧損企業境況不同，就必須充分考慮職工群眾的承受力，考慮到政策的連續性，顧及到企業歷史形成的困難。政府部門應對困難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給予更多、更實在的關心和支持，在涉及到有關經濟政策、貸款、債權債務清償等諸多問題上，應充分發揮行政職能作用，為企業排憂解難。

5、嚴格控制市場物價大幅度上漲。市場物價是人民群眾密切關心的問題，物價上漲，導致人們的預期收入下降，實際生活水平下降。嚴重時會使居民恐慌，搶購風潮席卷而來，對社會安定構成威脅。據統計，物價漲幅超過1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將受到很大影響，對貧困家庭影響更為嚴重。因此，在物價政策上，要兼顧貧困人口的承受能力，以保證價格變動不會使貧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與此同時，應加強市場物價管理，防止亂漲價、欺詐行為等。

五、總結

城市貧困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應該予以足夠重視。一方面，它會造成勞動力資源浪費和GDP的損失。無業所導致的貧困，實際上是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不能被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與一般的物質資源不同點在于其不能被儲藏，且可開發利用的時間約為30-40年，不及時開發利用不僅會浪費這一寶貴的資源，而且，為維持勞動力資源的生存，還可能要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城市貧困問題的存在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加會拉大收入差距，引發一些社會問題，進而影響經濟發展。同時，貧困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增加，不僅會影響該群體的消費，還會影響其他群體的消費預期，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

所以提出解決中國的城市貧困問題，要“兩手抓”：一手抓生活保障，另一手抓促進就業。促進就業是積極的、根本的脫貧手段。對貧困的無業人員來說，生活的壓力使他們再就業的積極性高過其他群體，在享受“低保”與就業之間，他們寧愿選擇后者。因此，城市政府要重視為貧困人口主動參與反貧困創造條件，并采取積極的就業政策，幫助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參考文獻】

[1] 徐勇《城市特困老人生活及最低生活保障機制》載《上海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2] 關信平《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01-01

[3] 蘇勤 林炳耀 劉玉亭 《面臨新城市貧困我國城市發展與規劃的對策研究》載《中國報刊雜志大全》2003年： 17-21頁

[4] 張翠芳《我國城市貧困人群的成因與對策分析》載《計劃于市場探索》2003年第06期

[5] 錢林 《當前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研究》載《經濟與社會發展》2007年第01期

[6] 姚雪萍《轉型期我國城市貧困的特點、成因以及反貧困的對策探析》載《改革與戰略》2007年第12期

[7] 王春萍 《可行能力視角下城市貧困與反貧困研究》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8-12-1：168-177頁

[8] 高云虹 《中國轉型時期城市貧困問題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9-1 ：40-107頁

第五篇：淺談我國人口問題與可持續性發展

淺談我國人口問題與可持續性發展

人口問題是當代人類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多、增長快、可耕地少、國家底子薄，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人口增長過快，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進程，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質的提高。從而造成社會再生產投入不足，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認真分析研究我國目前的人口發展現狀和特點，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長,提高人口的整體素質，已成為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一、我國人口的主要特征

1.人口眾多，絕對增長量大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是中國國情最顯著的特點之一，2008年末我國人口已達到13.28億，占世界人口的20﹪、亞洲人口的33﹪。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還未公布，預計十二五期末，我國人口總量將達到13.9億左右，城鎮人口將首次超過農村人口突破7億，人口城鎮化率超50﹪，城市人口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總人口54167人。由于當時社會不穩定、生產發展的需要、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以及對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致使人口迅速增長，1969年已達到80671萬人。面對嚴重的人口問題，從七十年代開始，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到2003年，已下降至12.41‰。目前，中國已基本實現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雖然下降，但因為基數太大，所以人口總數還在不斷增加，比如說平均年齡是70歲，25歲結婚生子后也會是三代同堂，因此，人數是在增加的，一般要先進入老齡化后，人數才會慢慢減少。

2.地區分布不均，城鄉結構倒掛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較高的國家之一，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為 1

137人。但分布頗不均衡：東部沿海地區人口密集，每平方公里超過400人；中部地區每平方公里200多人；西部高原地區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從城鄉分布來看，2004年末全國城鎮人口達到54283萬人，占總人口的41.76％，鄉村人口為75705萬人，占58.24％。

3.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

嬰幼兒性別比居高不下，未來婚姻擠壓會日趨嚴重 ：人口出生性別

比正常值一般在103到107之間。但我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卻迅速攀升。大多數省區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高達119.45。

4.老齡化加劇

中國目前雖然還不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國家，但老齡化速度

已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8811萬，占總人口的6.96﹪,2008年的抽樣調查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已占總人口的8.3﹪，與五普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國家行列。預計，2017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達到10.42%。

二、我國人口目前面臨的安全隱患

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過人口關,既要解決人口

數量對發展的制約,又要迎接人口對發展的挑戰。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質量是在人口數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質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的。人口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既有數量問題,也有質量問題,但現階段數量制約是主要的。我國人口過快增長表現為四大顯著特征,即人口基數大、凈增長量大、持續增長慣性大、人口對生活資料的絕對消耗量大。人口基數龐大成了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約因素。

1.人口基數巨大且繼續保持增長勢頭

中國人口總量早已超過最優規模（7億到10億之間），正逐步向安全

警戒線（15億到16億）逼近。

2.人口素質亟待提高

出生缺陷發病率處在較高水平，普通人群面對傳染病和慢性傳染病雙

重挑戰，且人口文化素質不高，整體受教育水平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1994年，發達國家嬰兒死亡率為33.8％，我國到2024年才可能降到目前發達國家的水平。

3.人口結構凸現新的安全隱患

一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常；二是人口的城市化越來越嚴重，大批農村

人口逐漸向城市轉移；三是老齡人口比例訊速上升。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2000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到6.96％。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7％，即為老年型人口結構類型，那么2000年我國已經開始邁入老年型社會的門檻。

4.環境污染日益加重

我國環境的現狀是“局部改善，整體惡化”，主要原因是人口過多、經濟發展中的短期行為和落后的生產方式造成的。1998年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世界上1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我國就占了7個。因為人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人的發展必須同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同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長，人們從自然環境中攝取的物質和能量不斷增加，而且在許多地區已經超過了自然環境的承受量。濫墾濫伐，毀林開荒，土地荒漠化、鹽堿化現象嚴重；過度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并引起地面下沉；工業和農業排放出來的“三廢”嚴重污染環境；城市人口的不斷膨脹，造成交通擁擠、汽車廢氣、噪聲的污染不斷加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

近年來，強沙塵暴在我國發生率呈急速上升趨勢，發生次數由20世

紀50年代平均每年5次增加到現在的23次。由于圍湖造田、圍海造地，我國沿海地區灘涂濕地已經減少了1/2，三江平原的濕地已經減少了3/5；酸雨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1/3，七大水系1/3以上河段被嚴重污染；全國農田污水灌溉面積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城市大量垃圾僅有少數經過無害處理，“白色污染”嚴重。人口的過量增長和對生態資源的掠奪性開

發，導致自然生態環境繼續惡化，自然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被淹沒，這導致了生態環境惡化的惡性循環。如此下去，將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5.人口的流動性增強

我國人口的發展在不同的地區呈現不同的特點，總的說來，農村地區人口發展的速度高于城市，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高于東部地區。由于人口發展的地區差異，造成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嚴重，大批農村富余人口涌進城市。隨著城市人口數量的急劇膨脹，人類消耗的各種生活資料會越來越多，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6.人均資源越來越少

雖然我國耕地、森林、草場等資源的絕對數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資源的數量較低。如我國人均耕地僅為0.09公頃，相當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國森林覆蓋率為13.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國多種礦產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僅為世界的1/3。眾所周知我國是世界上生產糧食、棉花最多的國家，油菜籽、豬牛羊肉的產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糖料、大豆、茶葉、花生的產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擁有量卻都很低。

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污染嚴重，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

20世紀以來，伴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甚至開始危及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首選必須合理控制人口規模。如果人口盲目地膨脹，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相適應，不僅難以滿足當代人的生活需要，而且勢必破壞資源與環境，危及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人口、資源、環境三者中，人口是關鍵，必須把人口問題擺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首要位置。鑒于人口在持續發展問題上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國人口的現實態勢及其在制約我國持續發展諸因素中的作用,決定了現階段實現我國的持續發展必須以控制人口數量、平抑人口的過快增長趨勢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保持適度的人口規模,將為我國人口素質的逐步提高創造必要的條件,進而從整體上為緩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增強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內涵發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礎。

我國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巨系統,由于人口過快增長,導致系統不同程度地呈現出無序狀態,要使這個巨系統由無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級有序向高級有序演化,其基本條件是各子系統之間要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協調這個巨系統各子系統發展的戰略,因為這一戰略從人類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的全過程中全面、系統、綜合地考慮了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實現這一戰略,可以使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四者協調發展,獲得最佳的社會、經濟、生態效益。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中,人口問題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控制人口數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政府將關系到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中華民族未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基本國策。在一定的社會發展時期，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社會各項事業所需要的勞動人口數量總是一個可以計算的有限數量。而人口數量的過快增長，導致資源匱乏、環境惡化、社會負擔加重、就業率降低等，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黨的十六大，總結了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寶貴經驗。強調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穩定低生育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使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因此，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長，是協調我國人口與環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的首要問題。加強計劃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數量的工作納入國家和各級政府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和計劃,并置于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2.提高人口素質。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就已指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才資源的開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著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發展教育和

科學，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基礎。堅持用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統一人們的思想，深入持久地開展社會主義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紀律教育，引導人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更多的高素質的有用人才。” 只有全面提高人口素質，社會、經濟得到較大的發展,人民才能自覺地降低生育率。這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只有全面提高人口素質，才能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遵循客觀發展規律，在自然規律及經濟規律指導下，合理地利用資源，保護環境，保證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使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真正落到實處。

3.增強憂患意識。向全體公民宣傳全球環境與發展形勢和中國持續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前景和基本對策,增強憂患意識,樹立人類與共生、環境與發展協調共進的整體觀念,明確持續發展的目標,增強全社會對持續發展的信心和責任感。逐步改變人們對男孩的性別偏好，消除性別不平等，提高婦女地位。

綜上所述，只有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使人的自身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使人的素質水平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并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田方,林發棠.中國人口遷移.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

[2]《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

[3]徐效波等.控制人口是改善中國持續發展環境的關鍵。“21世紀中國的環境與發展研討會”論文選集.北京: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