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筆記--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
1115080511心本班彭溪君
淺談———《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
《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整理與評析二十世紀西方左派政治勢力的發展。作者側重法、英、德、義、瑞典五國的歷史,對於其他小國則是選擇性處理。基本上,作者將本世紀西方社會主義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擴張時期,許多地區的左派勢力以不同方式嚐試執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戰到石油危機,這段期間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社會主義也進一步落實成為各項具體的制度,細致的論述和研究20世紀西歐社會主義的興衰起落。
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社會主義者認為他們開展的社會主義運動同資本主義社會相隨并行。其馬克思主義版本的社會主義理論意味著,社會主義將是繼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的新的社會形態。但是他們意識到——部分受威納爾·桑巴特的啟示——在世界上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美國卻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運動。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有著強大的工會,但是到了19世紀末期,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才開始形成。然而在歐洲一些仍主要是農業社會的國度,諸如意大利和芬蘭,卻有著強大的、在選舉上頗有成績的社會主義政黨。這樣,就存在著一種兩難抉擇:在資本主義幾乎沒有多少發展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應該做些什么呢?
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分成兩派,就如俄國的知識分子那樣總體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認為,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在本國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提供進一步朝著社會主義發展的條件。斯拉夫派則認為,俄國將能夠跨越西方的那種資本主義。反資本主義的民粹主義者——諸如V.V.博韋弗萊洛夫斯基,他的《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得到馬克思的高度贊揚——這樣認為,俄國的米爾,即農村公社組織,提供了一種公共原則,它能夠而且應該被普及。俄國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的不公正,為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一種以全國團結和合作為基礎的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典范。這種趕超西方國家的幻想幾乎是俄國所有革命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中國,類似的辯論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比如像張君勱這樣的思想家受到孫中山的啟發,認為社會主義不僅僅是公平地分配財富,而且還包括現代化和工業化。這樣的先入之見一直是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主義者辯論的固定話題。例如在拉丁美洲,農民主義的思想就設計了一條關于農民的發展道路。
在俄國和中國,問題在于這樣的發展進程是留給資本主義去做,還是由社會主義者來掌握。那些持后種觀點的人必然傾向于這樣的信念,即為了實現社會主義者領導的工業化,有必要進行國家控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必須占有生產資料,而是存在著各種可能的選擇:國家可以代替那些顯然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可以鼓勵資本家,幫助他們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或者國家激勵一些企業家,例如在農業領域或新的、較小的企業里,為處于半市場化環境中的經理階級提供資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權被廢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國家和市場怎樣才能合理結合,從來就不是一個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的問題,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樣沒有徹底解決。總的來看,在此后蘇聯經濟發展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再到20世紀60~70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經濟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關于市場和政治之間關系的爭論。
這種版本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發展型的社會主義,可被描述為一種關于現代化或發展的意識形態。盡管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但其實際任務包括要建設工業化的社會。這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即強烈地意識到,如果社會主義者不去做的話,就沒有人去做了(這樣國家就會處于停滯狀態);或者交由外國人去做(這樣國家就會像一個殖民地)。這種社會主義,一些人試圖將其界定為資本建設的社會主義,或多或少地同共產主義及其國家社會主義變體相一致。到目前為止,發展型社會主義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認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國。在歐洲許多由資本家力量獨自完成的任務,即國家建
設和工業化,在中國卻是由共產黨完成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工業體系得以建立和發展,同時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盡管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也有著很多好處。當時中國是同世界經濟隔離的,并一直持續到“四個現代化”綱領的提出。這一綱領始于毛澤東時代,但其加速推進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這是由鄧小平推動的。這樣,中國就不必讓世界市場的繁榮和蕭條來決定自己的經濟發展。發展型社會主義并不是西歐面臨的一個選擇。在這里,社會主義政黨面對的是成熟的民族國家,相對繁榮的市場經濟,自由或半自由的社會制度,諸如民選的議會、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等。在大多數西歐國家,公民權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19世紀末期那樣始終存在著。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社會主義的任務,不管其最終目標如何,就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框架內改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體現有的生存條件。后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任務,不是發展一個工業社會,而是要對其進行改革。
盡管人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一直存在著爭議,但是只要人們需要在市場外合理配置醫療、文化、教育資源,那社會主義就不會缺少支持者。不過悖論的是,這種從第二國際開始的所謂的改良社會主義,其目的在于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但是“他們發現社會主義運動越成功,工人階級就越依賴資本主義的繁榮”。而實際上,左翼最為輝煌的30年(1945年-1975年)恰恰也是資本主義的黃金30年。
在這波詭云譎的100年時間里,薩松試圖呈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生共榮的奇妙局面。這種共生使得歐洲的社會主義面臨著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的矛盾和機遇。比如在面對兩次世界大戰時,社會主義政黨就面臨反對戰爭,主張和平,以及作為民族國家政黨,為爭取選民支持之間的矛盾。此時的社會主義政黨代表的工人階級必須與昔日的敵人資本家一起團結合作,抵御外敵。而在戰后的福利國家建設中,同樣也面臨類似的局面。社會主義政黨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與資本家們展開激烈的斗爭和談判,但是不可避免的“福利國家在提高勞動力生活水平的同時,也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得以鞏固”。
或許也正是這種必須與資本主義共生的社會主義,使得此時所謂社會主義的失敗和成功有了一層特殊的含義。比如在上個世紀的50-60年代,因為冷戰的意識形態因素,以及資本主義自身的高度繁榮,人們逐漸認為左翼政黨似乎該退出歷史舞臺了,因為時代精神在遠離左翼。但是,通過仔細研究這一時期左翼獲得的選票,其實所謂的失敗根本站不住腳。比如丹麥的社會民主黨,在1950年獲得了39.6%的選票,到了1960年,它獲得的選票上升到42.1%;又比如瑞典的社會民主黨,1952年獲得了46.0%的選票,到了1960年上升至47.8%。當然在不同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獲得的選票有高有底,但是總得來說,此時的社會主義政黨在選票上沒有失敗,反而有所上升,失敗的是意識形態。甚至在促進經濟的增長方面,社會主義也似乎很成功,比如在1955年-1960年之間,蘇聯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5.5%-5.9%。不過,或許正是這種增長,這種傾斜于巨型工業經濟的不平衡增長是其失敗的導火索。在薩松看來,此時所謂的失敗,不是指它們在獲得選票上的無能,也不是它們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無效,而是一種與時代不合的精神氣質,因為此時的人們需要的是一個消費社會,需要的是住房和洗衣機,而此時的社會主義卻依然過分緊張和呆板。正如克羅斯蘭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中對于社會主義的嘲諷:“社會主義者身上流淌的血液應該帶有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痕跡,而不是自命不凡和一本正經。”
薩松的結語寫得過分悲壯,并且充滿了怨恨。他在抱怨資本主義獸性未改,同時也在抱怨左翼知識分子過于軟弱無能。盡管他不得不承認,當社會主義政黨疲于應付日常的瑣碎政治時,當他們樂于融入資本主義體系時,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真正失敗,但他依然相信,沒有曾經的社會主義,今天歐洲的資本主義會變得像美國那樣“邪惡”,“在過去的一百年時間里,西歐社會主義的主要成就就是使資本主義文明化”。他同時也在擔憂,在接下來全球化的歷史競爭中,社會主義將進一步失勢。
《共產黨宣言》里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共產主義的確就像是幽靈,它擾亂了資產階級,乃至全世界的清夢,盡管它從來也不曾有過清晰的規劃,只是一個飄忽不定的許諾而已。這個許諾之后被無數的國家、政黨、組織和個人信以為真,付諸實踐。歐洲經歷過一百年的社會主義變革,從法國大革命的攻破巴士底獄開始,他們經歷了很多很多,也失敗了很多,無數革命先輩浴血奮斗建立了精神上的家園,但是也一個個的幻滅,有一個古老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必然意味著公正,而資本主義就必然意味著腐敗嗎?
就像我們國家現在,雖然是社會主義,但是當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單純的社會主義,單純的公有制經濟并不能使人民過上好日子的時候還是選擇了改革,改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實這就是一種向資本主義的靠攏,我們現在除了名字和資本主義不同其實其他并沒有多大的區別,反而還不如資本主義好。我們身為社會主義國家并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那種公正,反而還不如資本主義國家來的清廉。公務員公款吃喝,旅游比比皆是。《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是薩松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歐洲社會主義歷史的經典之作。薩松覺得雖然歷史證明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經濟計劃已經宣告破產,但是不可否認社會主義激發了人性的善,培養了社會的公正,乃至良好的道德——這是大多數為社會主義辯護的左翼人士都會有的陳詞濫調,從先前為社會主義辯護,變成今天為社會主義的失敗辯護。我不知道這種結論是否站得住腳,以及他對于美國的資本主義認識是否充滿了偏見。但這卻引出了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必然意味著公正,而資本主義就必然意味著腐敗嗎?當初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人們對于這個制度的道德恐懼。其實所謂的不公正并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相聯系,相反的,反對競爭的社會主義也未必就必然意味著公正。
第二篇:《歐洲中世紀史》讀后感
《歐洲中世紀史》讀后感
一位當代的智者說,對于傳統人們至少應該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歐洲中世紀史》讀后感。在我看來,由朱迪斯·M·本內特和C·沃倫·霍里斯特所著的《歐洲中世紀史》就是這樣的一本書。作者在書中對歷史盡可能地做到客觀公正的評價,但對中世紀的喜愛之情還是躍然于紙上的。這固然和作者對中世紀過于正面的評價有關--雖然作者也不時提中世紀的缺陷--更因為道德的原因,以及作者對歷史寬容的態度,使讀者在書中很容易領會到作者對歷史抱有的那種溫情的敬意。盡管作者對中世紀的一些評價我不以為然,但作者對歷史的這一態度讓我感動。現代人總是太自以為是,這使我們很容易蔑視我們的過去,失去了起碼的尊重。而這樣的一本書,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一些歷史的知識和視角,更重要的正是這種對傳統的敬意之情,讓我們明白歷史的進程不是跳躍式,我們和古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們和他們之間存在著一根紐帶。當我們明白文明的傳承是怎樣順著這根紐帶緩慢前行的時候,對傳統懷有一種溫情的敬意,這話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還成為了我們精神上的慰藉,讓我們不再是漂泊的浪子,不再孤獨徘徊。西語說,忘記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在我看來,之所以沒有未來,不正是因為現實的迷惘嗎?而歷史,正是治療這種病癥的良藥。
每天晚上睡覺前躺在床上看上十幾頁,厚厚的《歐洲中世紀史》我花了四周才看完。對這一段西方的歷史知識我是欠缺的,因為如此我以前發過不少謬論,一位網友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我推薦了這本書。感謝這位網友。匆匆讀完,很難說從中收獲到了什么或者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但在讀書過程中,我也不斷地思索,這些思索大多是和中國有關的--中西的對比一直是吸引我的話題。
比如書中談到歐洲的統一之難,自古羅馬一分為二后,歐洲就不再統一過,最多只存在名義上的統一,而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內眾多小的公國并列。即使是在一個小地方比如如今的法國境內,統一也是短暫的,更多的時候是公國之間的戰爭。他們雖然承認國王的存在,自己只是國王的臣子,但國王對他們的約束很小很小,有時候他們甚至想取而代之。國王只是一個大點的領主,或者基于血緣的關系而被承認而已,在大多數時候它都不是一個政權的首領。讀到這些,我自然想到我們的中國。小小的歐洲(不包括現在的東歐和蘇聯)統一尚且如此之難,地質差異十分明顯的大中國的統一該是多么困難啊。但中國做到了,在很早的時候就做到了,這絕對是個奇跡。當然中西差別也就突顯出來了。一方面,一種文官的治理代替了領土分封、科舉考試代替了世襲、職業分工代替等級之別;另一方面,皇權得到了加強,而在歐洲只有少數時候國王才具有這樣的權威,能讓全國政令通行,而一旦這位強人去世,國家又將恢復到各自為政的局面中。
下一個問題就是戰爭的差別。歐洲是連綿不斷領主或貴族之間的戰爭,而在中國是反復的改朝換代的戰爭,誰更讓人難以忍受一點呢?同時歐洲存在一個騎士階層,他們是為戰爭而生的人,他們只聽命于自己的主人,因為他們不用工作而靠自己的領主養活,其責任就是保護他們和為他們打仗,讀后感《《歐洲中世紀史》讀后感》。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階級劃分的設想在中世紀得以實現。在治人者(國王和貴族)和治于人者(勞動者)中間,另外還有一個戰士階層,他們的美德是忠心和勇敢。而在中國,戰士聽令于國王而不是貴族、他們的任務是保衛國家而不是保衛自己領主的土地、它也不是個階層而只是個職業。中世紀的騎士不用耕種土地,農民和農奴不僅要養活國王和貴族,還要養活騎士。而在中國當國家不需要那么多軍隊的時候,一部分戰士就離開軍隊謀求另一種職業。在很久以前我讀到柏楊的書說中國戰爭之多,以至于中國人養成不會笑的傳統,因為中國人始終生活在苦難之中。但當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想歐洲的戰爭只怕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領主和領主之間的戰爭,公國和公國的戰爭,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戰爭,再加上后來宗教組織發動戰爭,只怕歐洲人比中國人更少享有和平的機會。
提到宗教,不能不談,中世紀也離不開宗教,沒有基督教會就沒有中世紀。《歐洲中世紀史》談到了宗教的影響,包括哲學、藝術、建筑、文學等等方面直到人的精神層面。作者對教會作用的肯定,如前面提到,不單因為它承接著現代西方文明,也因為道德的原因。關于前者,作者也毫不掩飾提到中世紀未期伊斯蘭文化對西方的啟蒙,包括哲學、科學、醫學、天文等等方面,但教會人士自己對伊斯蘭文明的吸收和發揮也是至關重要的。而關于后者,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一點。理性的康德說,我們無法從理性去判斷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但為了道德的原因我們必須假定上帝的存在。對于這點,《歐洲中世紀史》的作者大概也沒有異義,所以即使教會在道德上不總是那么光彩甚至讓歐洲陷入到了黑暗之中,但作者還是持寬容的態度,總體上肯定了教會在道德層面上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在我看來這也是作者最看重的一點。而關于那些野蠻的行為,作者只是把它看成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一個過程--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但對于非西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我來說,事實就并非如此了。道德不應該來自于上帝的諭意,而是來自于人內心的感情。我們完全可以拋開宗教談論道德。后來歐洲的啟蒙時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持這樣的觀點,因此在他們看來中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之國,而歐洲的思想是貧瘠的。如果我們不是一個西方中心論者的話,那么對這樣的觀點就不會感到詫異了。
總的來說,《歐洲中世紀史》一書口味是適合于西方文化保守派的(在中國則反過來了,合適于中國的激進派),即使是中國文化的保守派的我來說,雖然對作者的一些歷史解讀不以為然,但對作者對歷史總的態度我還是欣賞甚至是感動的。當然這只一本單純地介紹歐洲歷史的書籍,作者沒把歐洲和中國拿來對比,雖然在寫中世紀時作者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伊斯蘭文明,也只是客觀的介紹而無主觀的比較。光看這本書的名字,我也不應該期望找到關于不同文化對比的論述,但對于這方面有著強烈欲望的我來說,看完此書不免有些遺憾。如果有人只是想單純地了解歐洲的那段歷史,那么這本書無疑是個很好的讀本--盡管在我看來它對自己的評價有些過于正面了,但不也至于偏頗得讓人反感。
正是因為歐洲的戰爭,其實就是中東,還有印度,這些三大宗教發源地,在這些地方,戰爭和生活的苦難都要超過中國,也正是因為這個重要的因素,產生了三大宗教,而中國卻沒有;宗教就是為了約束現世的苦難制造者而產生的!
是的,苦難時人們更向往這個精神的寄托--宗教。
但是,中國也正是在最苦最亂的時候,即春秋戰國完成了去宗教化,用世俗倫理代替了宗教說教,使之后的中國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在其它地區,宗教和政治是合而為一,自然宗教自由就沒有了。而中國宗教和政治是分開的,中國人就多了許多別的地區沒有的宗教自由。
面對苦難,中國人作了一個十分特殊的選擇,它把人們的目光從天上拉到了地上,從脫離現實到更關心現實。
第三篇:《歐洲文學史》讀書筆記
緒言
古希臘文學,重點:荷馬史詩,希臘悲劇,柏拉圖《對話錄》,亞里士多德《詩學》,他們是歐洲文學傳統中最根本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中世紀歐洲文學,重點,法國。法蘭西文學吸收了日耳曼民族文學和凱爾特民族文學的精華。《羅蘭之歌》亞瑟王的故事《玫瑰傳奇》《列那狐傳奇》
中世紀過渡到文藝復興,重點《神曲》
文藝復興:英國代表,莎士比亞的戲劇和詩歌。法國拉伯雷《巨人傳》反應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精神和教育改革要求,西班牙《堂吉訶德》最早的一部歐洲現代小說
啟蒙運動時期,法國文學,法:雨果,德:萊辛,歌德,席勒,英: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歐洲近代史的積極意義,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西方歷史分為三個時期:
一、古代,阿波羅精神(the Apollonian Soul),二、中世紀,“東方賢人精神”(the Magian Soul),三、近代,“浮士德精神”(the Faustain Soul)。歌德晚年將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融合在一起,是他以前歐洲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
歐洲文學傳統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第一章,古希臘文學 第一節,概述
歐洲古代文學主要指公元前9世紀到前1世紀產生在歐洲本土上的文學,最具代表性的是希羅。
古希臘文學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一是歐洲本土的上古文化,二是埃及、亞細亞文化。上古文化:克里特—邁錫尼文化(前30-12世紀),即愛琴文化
前30世紀后期,克里特島進入青銅時代,前16世紀中葉全盛,線形文字A,前14世紀毀滅,火山地震
邁錫尼,前20世紀中葉,亞該亞人所創,他們與前20南遷,征服土著,線形文字B,前12-11世紀,北方多里安人(多利斯人)南下摧毀之。
前11-8世紀,荷馬時代/英雄時代,歐洲上古文化從此讓位于古希臘文化 第二節,希臘神話
兩部分:神的故事,英雄傳說
神的故事:關于開天辟地、神的產生、神的譜系、天上的改朝換代、人類的起源和神的日常活動。萬物都是神的身影,萬事取決于神的意志。古希臘人常在神話中嘲笑神的邪惡,指責神的不公正。荷馬史詩:“神給可憐的人以恐懼和痛苦,神自己則幸福而無憂地生活著。”
英雄傳說:對于遠古的歷史、社會生活和人與自然做斗爭等事件的回憶。英雄傳說以不同的家族為中心形成了許多系統:赫拉克勒斯的12件大功,忒修斯的為民除害,伊阿宋取金羊毛,特洛伊戰爭等。
神話中包括一部分關于生產知識的傳說。
神話是古希臘文學的土壤,此后的詩歌、悲劇等都以神話和英雄傳說為題材。第三節,荷馬史詩
荷馬年代無定論,約前10至前8、9之間。
荷馬是盲人的說法相當流行,因為古希臘賣唱者“行吟詩人”多半是盲人。
兩個時期:口頭流傳時期,文字流傳時期。史詩最初形成在前12-9前后,前6世紀,僭主庇西特拉圖命人用文字記錄下來,前3-2世紀,由亞歷山德里亞學者編訂,每部各分為20卷。
產生過程:小歌說,核心說,統一說
小歌說:荷馬史詩是由若干各自成篇的“小歌”連綴而成,并非荷馬個人成果。[德]沃爾夫:荷馬史詩中有若干前后矛盾、重復之處,很像是若干民間口頭創作的短歌集合體。
核心說:承認荷馬史詩的基礎很可能由若干短詩構成,但又進一步指出荷馬及其門徒并未停留在這一基礎之上,而是由此將短篇有機地建構,加工成長篇巨制。集體創作+和人修改補充。
統一說:荷馬的兩部史詩具有統一的藝術結構,只可能出自一人手筆。因此作者就是荷馬。
《伊利亞特》較早,24卷,15693行,背景:阿喀琉斯父母婚禮,不和女神厄里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阿弗洛狄忒,斯巴達國王墨涅拉俄斯,海倫,邁錫尼王阿伽門農,十萬大軍戰艦千艘,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帕里斯之弟,戰爭第十年,阿喀琉斯拒絕參戰,是為楔子,講述51天。帕忒洛克羅斯,普里阿摩斯(老國王),葬禮。
《奧德賽》波塞冬,第十年,斯刻里亞島,艾菲克斯人,阿爾喀諾俄斯,忘憂果之鄉,獨眼巨人庫克羅普斯,愛奧里亞,風神之袋,變豬女巫島,冥界,塞壬妖女島,太陽神島,神女卡呂浦索,奧吉吉亞島,七年,宙斯雅典娜等天神,四天造小船,斯刻里亞島,求婚者,佩涅洛佩。
荷馬史詩的主題是歌頌希臘全民的光榮史跡,贊美勇敢正義無私勤勞等美德,謳歌樂觀主義精神,肯定人與生活的價值。許多英雄人物同時是勞動能手,勞動不是卑賤之事。荷馬史詩把人的命運歸于神的意志,充滿了濃厚的宿命論思想,人的斗爭常常是神的斗爭的縮影。荷馬史詩極為生動豐富地展現了古希臘英雄們的戰斗生活及種種歷史場面。反映了政治軍事制度,反映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階級、私有制和奴隸勞動制。為父系家長制社會提供了豐富例證。荷馬史詩是古希臘人生活的百科全書,體現了古希臘人對天文、地理、歷史、宗教、社會、哲學、藝術、神話一切知識。
荷馬史詩不做價值判斷,是一種對人本身的歌頌。人物形象主次分明,詳略有度,褒貶客觀,毀譽得當,栩栩如生。
阿喀琉斯,兩次發怒。“阿喀琉斯的憤怒是我的主題” 赫克托耳,成熟的悲劇英雄:1.預知特洛伊及其整個民族、家庭的毀滅,依然肩負大任,抗爭命運。2.富于正義感,卻為了民族利益違心地義不容辭地戰斗。強烈的責任感和剛柔相濟的善良人性。
奧德修斯,荷馬史詩及整個歐洲文學的中心形象。聰明的領導者,勞動能手,勇敢的戰士,受人愛戴的奴隸主,好丈夫。
荷馬史詩的結構:重點突出,繁簡分明。開場頗具匠心(《伊利亞特》以矛盾開場,有戲劇性)。細節描寫方面非常出色。語言藝術為人稱道(善用比喻,不用連接詞的排比,固定形容詞綽號,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交相輝映)。
缺點:失實描寫,文風枝蔓,渲染過重,陳詞濫調(古典作品難以避免的現象)。第四節:古希臘詩歌和伊索寓言
赫希俄德,前8末7初,祖籍小亞細亞,荷馬之后第一為偉大的詩人。教諭詩《農作與時日》《神譜》。與其前輩大相異趣,但還是屬于傳統派。
《農作與時日》828行,六音步詩行。弟弟珀耳塞斯。具有史詩的體裁,可以看做道德格言集和農業歷書。兩種競爭:自食其力勤勞刻苦/奸詐或暴力。勸告弟弟做事要公正,不要從事充斥于市場和法庭的那種競爭。神話故事:普羅米修斯盜天火,潘多拉打開裝滿邪惡的罐子,諸神本和凡人同根。人類發展史是一部在道德上不斷墮落的歷史,黃金白銀青銅黑鐵。古希臘文學中第一個動物寓言:鷹教訓夜鶯不要愚蠢地和強者競爭。全詩以相當篇幅詠唱農夫的年歷,較詳細記載了種種宗教祭日和從事不同工作時的黃道吉日。《農作與時日》是古希臘流傳下來的第一首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詩作,風格清新自然,平易簡潔;后來成為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農事詩》范本。古希臘抒情詩:雙行體詩,諷刺詩,琴歌,牧歌。琴歌分為獨唱琴歌、合唱琴歌。雙行體(蘆管詩體)抒情詩中最早的詩體。最早的詩人,卡里諾斯(前7上半葉,以弗利所人)。最擅長者,西摩尼得斯(前6中葉-前5中葉)。前7下半葉的提耳泰俄斯(政治)、明涅爾摩斯(愛情)、梭倫(前640-558)
諷刺詩,源于民間的口頭嘲諷。阿爾喀羅科斯,最著名,尖銳有力。前6世紀之后,諷刺詩一蹶不振,逐漸衰落。
琴歌,龜殼琴伴奏。獨唱琴歌,各節音步節奏相同。合唱:首節次節末節。獨唱琴歌著名詩人:薩福(女),阿爾凱奧斯,阿那克里翁
薩福(前612-?),萊斯博斯島,古希臘最杰出的抒情女詩人,在民主派反對貴族的政治斗爭中曾被迫流亡國外,后來在故鄉辦音樂學校,教授音樂、詩歌。九卷詩,兩卷比較完整。大都描寫愛情,詞句艷麗無比,情調感傷,感情真摯。《致阿克納托里亞》。同性戀。1703詩作于羅馬、君士坦丁堡公開焚毀,罪名是有傷風化。詩國女荷馬,柏拉圖稱之為“名列第十的繆斯”。因失戀而跳巖自殺。
阿爾凱奧斯(前620?-570?)萊斯博斯島,米蒂利尼城貴族,薩福之友,卷入政治斗爭,被放逐,戎馬一生。作品多為應酬答和詩、政治詩、戰爭詩、飲酒詩、情詩。飲酒詩最具體色,最有名,稱“輪唱體”,后成為一種固定的詩體。其詩總體上洋溢著樂觀的戰斗精神和年輕人的朝氣,不時流露出憂國憂民,緬懷故土的情思。行文流暢,自然優雅,音調和諧,他和薩福使古希臘抒情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阿那克里翁(前550?-465?)忒俄斯島,聲名不佳。傳世六卷詩,歌唱醇酒、愛情,被后世模仿,稱“阿那克里翁體”
合唱琴歌題材較為廣泛:頌神歌、日神頌、酒神頌、酒歌、少女歌、婚歌、葬歌、贊美歌和勝利歌(頌揚競技活動中勝利者)
品達羅斯(前518-前442/438),17卷,4卷勝利歌(共計45首詩)。早期成名作《皮托競技勝利者頌》第10首(前498)。品達羅斯的詩富麗堂皇,辭藻華麗,形式完美,影響后世。17世紀古典主義時期被奉為“崇高的詩歌”的典范,影響彌爾頓、歌德等人。
牧歌主要興盛于亞歷山德里亞時期。史詩體、雙行體。忒奧克里托斯,最有名。前3世紀上半期的比翁、中期的摩斯科斯曾模仿過。
《伊索寓言》前6上半葉伊索所作,現在的伊索寓言是前4-公元2世紀收集整理的,其中2世紀古希臘作家巴布里烏斯用格律詩改寫120余則伊索寓言很有名。動物寓言,短小生動。獅子與老鼠,狐貍與仙鶴,兔子與烏龜,狐貍和葡萄,披著羊皮的狼,牧羊人和狼。
第五節古希臘戲劇
公元前5世紀初,希波戰爭勝利,戰后雅典控制提洛海上同盟,古希臘文學迎來黃金時代。前5世紀登峰造極,前4世紀衰落。
古希臘悲劇,狄奧尼索斯,山羊之歌。
古希臘悲劇的變化:首先,在演出形式方面,古希臘悲劇脫胎于民間歌舞,因此最初的歌舞氣氛特別濃厚,尤其是合唱歌隊,在悲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演出者的角色作用變化。最初酒神頌歌隊提問,作者口占作答。前534年,特斯庇斯首次采用一個演員與歌隊對話,并使他輪流扮演幾個角色。“戲劇之父”。
古希臘悲劇大都取材于神話、英雄傳說和史詩,反映的事件和情調都很嚴肅。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目的是要引起觀眾對劇中人物的憐憫和對變幻無常的命運的恐懼,由此使感情得到凈化(宣泄陶冶升華)。嚴格地說,希臘戲劇所產生的悲劇效果不是悲,二十一中具有人生哲理意義的困惑與恐懼之情,一種對戲劇中人物遭受苦難的深刻同情。命運變幻莫測、報應屢試不爽,神秘主義因素。布局簡單、人物精煉、性格鮮明、語言質樸、風格雅致,詩人具有具足輕重的地位。埃斯庫羅斯(前525-前456)古希臘最偉大的悲劇作家。第一個采用故事連貫的“三聯劇”,有內在聯系又獨立成篇,唯一流傳的三聯劇《俄瑞斯忒斯》(血親復仇代之以法律)。使用具有異域風格和恐怖的服裝和面具,創造舞臺效果。“悲劇之父”。七部傳世之作:《俄瑞斯忒斯》三聯劇《阿伽門農》《奠酒人》《復仇女神》,《乞援人》(血親通婚制的瓦解),《波斯人》(反應希波戰爭,現存其唯一以現實為題材的悲劇),《七將攻忒拜》(內容與形式高度完美結合,第一演員第二演員合唱隊的關系顯出一種必然性的命運關系,古希臘悲劇中唯一做此種藝術處理的劇本),《(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影響最大,主題崇高,風格雄偉莊嚴)。他是古希臘悲劇的真正創始者。增加了第二演員,戲劇性增強。歌隊的重要地位:一推動情節發展,二自始至終保持濃厚的抒情氣氛。詩句莊嚴、雄渾,夸張;語言優美,詞匯豐富,比喻奇特,偶爾堆砌。直到19世紀才受到廣泛重視。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雅典奴隸民主國家全盛時期。“生前完滿,身后無憾。”肯定民主,反對僭主。120-130部劇作,僅流傳7部。《埃阿斯》《安提涅戈》《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特刺喀斯少女》《菲羅克特忒斯》《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俄狄浦斯王》《安提涅戈》兩部最有名,前者高超的結構技巧。“命運悲劇”繼埃斯庫羅斯之后,徹底把合唱頌歌變成戲劇,側重寫人而非寫神,個性遭遇,對照手法,性格鮮明,安排情節,演員增至3人。結構復雜、嚴密、自然,布局緊湊、完美。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成為思想的社會背景。
歐里庇得斯(前485-前406)雅典奴隸主民主國家危機時期。三大悲劇作家中反映現實生活最真實最具體的一位。信奉民主,晚年反對戰爭,反對雅典對聯邦的暴政。80-90部戲劇,18部流傳下來:《伊翁》《海倫》《赫卡柏》《美狄亞》《圓目巨人》《阿爾刻提斯》《希波呂托斯》《俄瑞斯忒斯》《厄勒克特拉》《安德洛瑪克》《酒神的伴侶》《請愿的婦女》《腓尼基婦女》《特洛伊婦女》《瘋狂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的兒女》《伊菲格涅亞在陶里斯》《伊菲格涅亞在奧利斯》。對政治現實的懷疑否定。《特洛伊婦女》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侵略戰爭后果的作品。海神:“你們這凡間的人真是愚蠢,你們毀了別人的都城,神的廟宇和死者安眠的墳墓,你們種下了荒涼,日后收獲的也就是毀滅啊!”歐里庇得斯另一主題是家庭問題,主要是婦女問題。18個劇本中,12個一婦女為主要人物,其中以《特洛伊婦女》《美狄亞》《希波呂托斯》婦女形象塑造最成功。美狄亞:“在一切有理智、有靈性的生物當中,我們女子算是最不幸的。”《美狄亞》動人的悲劇,情節集中,美狄亞具有典型化特征。接受了詭辯派的懷疑主義,攻擊神,描寫的不是英雄而是現實的人。他使悲劇接近了生活。創作手法兩大貢獻:寫實手法和心理分析。歌隊失去重要性。有的悲劇大團圓結局,有的甚至帶有浪漫情調與鬧劇氣氛。不大注重戲劇結構,有兩點遭到指責:1.“開場白”有一個劇中人先說明劇情2.往往用“解救天神”來解決臨近劇終的矛盾。
第二章,古羅馬文學 第一節,概述
王政時期,前753-前510。共和時期,前510-前27。屋大維執政,前27-14。羅馬和平時期,前27-193。公元2世紀,早期基督教流傳。395,羅馬分裂。746,西羅馬滅亡。
前3世紀,安德羅尼庫斯(前280-前204)希臘俘虜奴隸,將《奧德賽》譯成拉丁文,成為第一個羅馬詩人,并編譯了希臘悲、喜劇。恩尼烏斯(前239-前169),也改編希臘戲劇。
共和國中期,米南德式引人發笑的諷刺世俗的輕松戲劇發達起來。代表作家普勞圖斯,泰倫斯,反映羅馬現實,墨守希臘陳規。
共和國末期(西塞羅時期)。加圖首開演說文創作先河,西塞羅把古代雄辯術推到高峰,凱撒散文。詩人有盧克萊修、卡圖魯斯。屋大維時期,“麥凱納斯文學集團”,維吉爾、賀拉斯、奧維德。李維(前59-前17),大散文家。奧古斯都時期,缺乏前一時期的哲學探索精神和政治辯論熱情,文學風格不及前一時期遒勁豪放,單技巧卻更趨成熟。
共和國末期與屋大維時期合稱古羅馬文學黃金時代。屋大維死后二百年為白銀時代。宮廷趣味日趨濃重,2世紀前半葉達到高潮。悲劇作家塞內加,寓言詩人菲德魯斯,諷刺詩人馬希爾、朱文納爾,傳記文學家塔西佗、普魯塔克,希臘語散文家琉善。文藝理論作品《論崇高》作者相傳為朗吉努斯。
帝國末期文學創作進一步衰落。著名宗教作家基洛尼姆斯(340-420)、奧古斯丁等。帝國東遷后,形成拜占庭文化,混合希臘傳統、基督教和亞洲文化。教會排擠世俗文化,4世紀焚毀亞歷山德里亞圖書館。
第二節古羅馬戲劇
“黃金時代”成績寥寥,“白銀時代”有所發展。早期喜劇:普勞圖斯、泰倫斯,晚期悲劇:塞內加。
普勞圖斯(提圖斯·瑪丘斯·普勞圖斯,前254-前184),語言俏皮,風格粗獷。用序幕、尾聲解釋題材來源、作者情況等,用對話表現手法代替了古希臘的歌隊,接近近代喜劇。《吹牛的軍人》《孿生兄弟》(莎士比亞《錯誤的喜劇》取材于此)《俘虜》《一壇金子》(莫里哀《慳吝人》取材于此)《商人》《驢》《蝗蟲》。
泰倫斯(普布留斯·泰倫提烏斯·阿非爾,前190-前159)生于迦太基的奴隸六部喜劇《婆母》《兩兄弟》《佛爾繆》《安德洛斯的婦女》《自責者》《閹奴》,前三部占有重要位置。站在貴族立場,認為窮人不干壞事是因為沒錢,富人有錢,所以免不了要干荒唐事,應該原諒。
塞內加(魯齊烏斯·安奈烏斯·塞內加,前4-65),羅馬最重要的悲劇家。做過一任元老,公元41年因為同情共和理想被流放科西嘉島八年,期間致力于斯多葛派哲學(勸導人們用內心的寧靜克服生活中的痛苦)研究,表現了帝國時期羅馬貴族的柔弱與悲觀。其作品充滿了悲愴的絕望情緒和令人畏懼的恐怖場面,作者注重表現人物內心的痛苦,常常采用鬼魂和巫術渲染悲劇氣氛。塞內加的劇作不僅詩的格律嚴格,而且模仿一些希臘劇,把劇情的時間限制在24小時之內,把地點限制在一個地方。影響了后來英法古典戲劇家倡導的“三一律”。《變瓜記》《特洛伊婦女》(詩體寫成,不分幕,宣揚斯多葛派哲學,女人們雖然命運悲慘,但卻是精神上的勝利者)。
第三節古羅馬散文
后三頭: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
古羅馬散文發源于加圖(前234-前149)的演說文,繁榮于黃金時代。
西塞羅(馬爾庫斯·圖留斯·西塞羅,前106-前43)主張元老派的“賢人政治”,恢復共和政體。哲學上的折中主義,綜合希臘田園學派、斯多葛學派、伊壁鳩魯學派,并加以通俗化,對希臘哲學在歐非亞的傳播做出貢獻。主要成就是演說詞和書信。900封信,58篇演說詞(法庭演說、政治演說)。其演說注重材料程式組織,句法考究,詞匯豐富,段落對稱,音調鏗鏘,稱為“西塞羅句法”。善于通過設問、駁對等手段調動感情,增加說服力和鼓動力。演說主要是打動聽眾情緒而非訴諸理性判斷。西塞羅使拉丁散文達到極高藝術水平,確立了拉丁文“準確、流暢、清新、雄渾”的原則,成為歐洲散文的楷模。凱撒:“你的功績高于軍事將領,擴大知識領域比之于擴大羅馬帝國的版圖,在意義上更為可貴。”
凱撒(蓋尤斯·裘里斯·凱撒,前102?-前44)《高盧戰記》七卷《內戰記》三卷。凝練簡潔樸實無華,是與西塞羅判然有別的另一種拉丁文散文典范。
琉善(魯齊阿努斯,125-200)約80篇,希臘語,《諸神的對話》《死者的對話》《伯列格林努斯之死》《一個真實的故事》。諷刺宗教、哲學流派、希臘諸神。歐洲古代文學最后一位重要作家。風格輕快,機智,引用古希臘,雕琢。
第四節,古羅馬史詩
古羅馬文學成就最高的是詩歌。
盧克萊修(提圖斯·盧克萊提烏斯·喀魯斯,前99-前55)共和國末期。《物性論》六卷,每卷千余行,1473年出土。“無物能由無中生,無物能歸于無”,宇宙一切皆由原子構成,基本的唯物論觀點。史詩,哲理詩。詞語新穎,比喻生動,規模宏大,風格崇高。
維吉爾(普布留斯·維吉留斯·馬羅,前70-前19)“麥凱納斯文學集團”。30多歲《牧歌》一舉成名,打開了通往奧古斯都周圍上層社會的大門。前26左右,受奧古斯都建議,為羅馬創作史詩。《農事詩》。
《埃涅阿斯紀》最后杰作,12卷,近萬行,成于詩人最后的11年。歌頌羅馬祖先建國的功績和羅馬的光榮,埃涅阿斯的兒子尤魯斯是凱撒和屋大維的祖先,確定新統治者出身“神統”,“遵命文學”。從《埃涅阿斯紀》開始,歐洲文學出現了所謂愛情與責任相沖突的主題。流露出哀傷的情緒,同情失敗者。
模仿荷馬史詩,但有不同:1.情調不同,前者樂觀勇武蓬勃向上乃至兇狠,后者嚴肅哀婉悲天憫人乃至多愁善感;2.創作方式和形式特點,后者是世界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詩”,六步音英雄體,流暢簡練,音節響亮;3.前者注重英雄毛冒險本身,后者重在寫英雄的使命感、責任感,是“遵命文學”典范;4.前者人物形象生動鮮明,個性顯著,后者缺乏個性和生氣。5.語言特色,藝術手法,前者語言樸實,后者辭藻華麗,前者富戲劇性,有敘事技巧,后者平鋪直敘,略顯呆板,但首創運用夢幻、象征、暗示、諷刺等手法,重視心理刻畫。
包羅萬象,注重細節,修辭韻律,影響巨大。《神曲》中地獄和煉獄的向導。斯賓塞《仙后》彌爾頓《失樂園》模仿他。
伊泰利克斯(25-101)白銀時代。《布匿戰爭》17卷12000行,第二次布匿戰爭,拉丁文學中最長的史詩。
第四篇:歐洲文明史 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歐洲文明史基佐著
10300700042周博言
第一講
在第一講中,他說:“法國是歐洲文明的中心和焦點。”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制度,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在法國接受新的預習,才能從法國出發,征服歐洲。(下劃線為引用原文)雖然這么說有夸耀法國之嫌,但從地理上看也確實如此,法國基本處于歐洲中部,我雖不完全贊同地理環境決定論,但無疑,法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注定他將要在歐洲文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他花了一些篇幅以一種極為誠懇的方式來討論什么是文明,“我們要注意不要陷入純粹哲學中,不要定下某種推理原則,并由此演繹出文明的本質??我們研究的是這個詞一般的通俗的意義。??通常意義來自普通見識??一個詞的通常意義是逐漸發展的,在事實的不斷出現中形成的。當一個看來是屬于某一詞的意義范圍內的事物出現時,它好像被自然而然地收納進去了。詞語的詞義會逐漸伸展??”我非常贊同他的看法,現在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某個事物時,經常會陷入糾結于定義的怪圈,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看法。即大多數時候,我們需要的只是普通含義,而普通含義就是我們腦海中的普通見識,我們不必每次都要用哲學的邏輯來討論其普通含義(雖然有時仍然需要,但那是哲學范疇的),否則那會非常地累。他同時也提出了一個發展的觀點,及一個詞語的普通含義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它不斷吸納進新的事物(有可能也會去除一些舊的事物),我們在討論不同時期的同一詞語時,不能簡單地認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含義,這點我也是比較贊同的。
他通過四個假設,提出文明的第一個概念: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然后進一步提出第二個概念:人性的發展與進步。社會的發展未必會立刻帶來人性的發展,我總是聯想起中國古代的社會(盡管我對古代歷史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取得巨大的成就,還有那些看似光鮮亮麗的文化藝術品。但人性的發展似乎并不是如此,遠遠落后于社會發展(也并不總是停滯不前),甚至有些時候還不如先秦時期。作者認為,人的內心的一切巨大發展都給社會帶來了利益,而社會狀況的一切巨大發展都給個人帶來了利益??也許它們之間已經間隔幾百年。如果真的隔這么久,還能夠充分證明它們之間確有較為緊密的聯系嗎?我對作者這點略有懷疑。但也不是全無道理,畢竟如果縱觀整個人類歷史,幾百年也許也只是彈指一瞬。(恕我沒有精力與篇幅徹底研究這一巨大的問題,只能隨便說兩句看法)
第二講
作者認為,古代社會,一種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種強大的勝過一切的勢力支配著、決定著一切??絕大部分戰爭以某一特殊原則的統治而告終??而近代歐洲文明不是這樣,各色各樣的勢力處于一種互相不斷斗爭的狀態,然而沒有一個能消滅其他勢力而占有整個社會。單一性可能會使社會迅猛發展,但也有可能迅速走向衰落。因為單一的社會統治勢力總能最大限度地調用社會各方面的資源,但當他們做出錯誤的抉擇或是不再適應時,滅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作者在這里列舉了古希臘的文明。單一性還可能導致另外一種社會結果,那就是社會陷入停滯狀態,用作者的話說就是“仿佛凍僵了”。雖然沒有舉出中國的例子,但我覺得,中國社會似乎就是這樣,當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確立后,當思想上獨尊儒術確立后,雖然不斷出現新的社會勢力或社會思想,但都不夠強大,難以動搖它們的統治地位。中國文明在經歷了突然的早熟后,陷入了建立王朝和再推翻的循環(雖然不完全是這樣)。
而近代歐洲則是君主政治政體、神權政治政體、共和政體、貴族政體等共存或是輪流占
有絕對優勢。這種差別同樣呈現在思想感情上。這種多樣性既是一個不利條件,因為它在早期使歐洲發展極為緩慢;同時也是一個優越性,它使歐洲的發展從未停止過。構成社會諸階層的有各色各樣的因素,同時他們又處于不能相互排斥的狀態,這就產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這是我剛剛接受的觀點,既然大家都無法使除自己以外的人服從于自己,不如大家相互尊重對方的意愿,這便形成了自由,作為個人如此,作為社會各階層,各勢力也是如此。我想雖然這未必是自由唯一的起源,但至少也是起源之一吧。
羅馬帝國的形成:一個城市→諸城市的聯盟,羅馬的擴張史是征服與建立城市的歷史。地方自治的形式和精神占主導地位,這樣一種制度極為松散,不像中國的中央集權,最后只能走向分裂與解體。
(下面并非是按原書一講一講來寫的,有所忽略與跨越。)
宗教
與此同時,羅馬內部形成了基督教教會團體。分為三個時期:1.最早時期表現為一個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單純的團體;2.一批教義、教規、戒律和官吏開始出現;3.教士階層的產生,是與人民截然不同的一個教士團體??總之是一個完整的政府。
教會促進了文明的發展,它引入了一種精神力量,一種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條和情操的力量。這是一種可以用來對抗物欲的力量,貪婪是人類的本性之一,但給我們印象似乎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對物欲的渴求似乎是少一點的(我也不知是否正確,但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用宗教信仰的力量來對抗貪欲,也是方法之一,但也僅僅是之一而已。它支持和傳播了一種關于規則、一種高于一切人類規律的規律的思想。記得有人從邏輯上證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一般我們所理解的上帝只是那種高于一切的存在的擬人化形態。可能作者這里所指的正是那種“無與倫比”的存在。但關于邏輯,關于上帝,我仍還是沒有一種清晰而具象的理解。同時,宗教開始與世俗勢力分離。
但在5世紀時,教會還是產生了一些不健康原則。統治者想獨立于被統治者,試圖奪取世俗權力,實行專制統治。
宗教代表的不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宗教感情,還意味著一個宗教的社會,一個宗教的政府會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權力則不例外地落到最能干的人手中。
在這里,作者簡單討論了政府。政府不是靠高壓手段成立的,也不應該依賴于高壓手段維持,而是要探索出每種情況的“真理”——最合適的處理方法,使人們愿意接受,即使不再需要采取高壓手段,政府的必要性和它的實際存在還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們的國家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想“專政”一詞是否意味著作者所提出的這個理念,并沒有為我們的政府完全接受呢?雖然政府似乎正在努力做出改變,但不可否認高壓手段從來也沒有消失。而良好政府的第二個條件則是對自由的重視。
門閥這個詞不適用于基督教教會,因為它基本不存在世襲的情況。教會選擇掌權人的兩個原則:1.上級選擇下屬;2.下屬選擇上級。教會在這個時代里,由于尊重平等、尊重合格的優秀人士,取得了很大的勢力。這也是教會受歡迎并取得較大發展的原因之一。然而,壞的原則也如影隨行:1.否認個人理性的權力;2.擅自采取的強迫權。我覺得這是由其宗教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宗教總是有向外擴張的趨勢,總是希望更多的人成為信徒,宗教有權威性,無所不能的上帝是不能懷疑的,因此它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的理性的發展。它會告訴你某個事實就是那樣,而不是為什么會那樣。而那些懷疑者或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則會遭到無情的打擊。這種對自由的抑制其實是違反宗教的原始準則的,其最后也會對宗教本身造成負面影響。
5到6世紀面對新來占領者時,宗教曾試圖轉變他們的信仰,但暴力最后占了上風,宗教提出:與世俗勢力分離和相互獨立的原則(客觀上為思想獨立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修
道院制度得到發展。君主有時會嘗試摧毀宗教的獨立性,而宗教也在嘗試取得對世俗社會的支配權。而當他們站在統一戰線時,就產生了糟糕的結果——迫害異端。
野蠻時代即將結束時,查理曼做了一次恢復羅馬帝國的嘗試,但卻沒能成功。隨著查理曼帝國的崩潰,宗教也陷入了混亂狀態,雖然教會內部努力尋求統一,但卻加劇了分化。
在12世紀前,教士完成了與基督教普通民眾的合法分離。但人民在教會中的影響仍然是存在的,因為教士與各種身份的人均有聯系,且作為封建組織的一員,難免與世俗社會不斷接觸。
教會的管理方式以及它對人民的影響
關注對人內心的發展,以溫和的思想感情啟發權勢者,使他們與弱者之間的關系更合乎正義。同時關心教士團體的發展和教士個人的教育。而對于社會發展,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奴隸解放,禁止一些野蠻習俗,改善了刑法、民法。教會的悔罪制度也是有其合理性與先進性的。但僅僅靠這樣一種道德上的約束還是很難維持社會的穩定。
對其作一個概括性的論斷:宗教對近代歐洲的道德界和知識界,對公眾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發揮巨大影響,總體來看對人的心智還是有益的但在政治秩序上則不然。
十字軍東征
始于11世紀,持續到12、13世紀,這是一個全歐洲的事件,具有廣泛性與自發性。精神上的原因是宗教情感與信仰沖動,社會方面的原因:國家、生活、思想都局限在狹窄的天地里,而人們對游動生活帶來的刺激和驚險的愛好依然存在。
其最初的目的只是與伊斯蘭教的斗爭,在第一次東征時,伊斯蘭還只是痛恨的對象,但后來則不把他們當做是妖魔一樣的存在,毫無疑問,這其中經歷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文明的交流也許最初是以沖突的形式,但十字軍的參加者在途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們的眼界、思想更加開闊(一些重大發明如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可能是十字軍戰士帶回歐洲的),有利于他們擺脫偏見,心智成熟。可以想象,一個與自己所處社會情況完全不同的文明與世界給人內心帶來的沖擊有多么的大。同時,許多教眾目睹了教廷的政策和生活方式,了解了在宗教爭議中私人利益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宗教信仰不再是思想活動的唯一領域。到13世紀末,發動十字軍的精神原因已不復存在。而歐洲則向著思想自主、自由邁出了一大步。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化之間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正如我們的國家,不必將所謂的西方的價值觀當做洪水猛獸,只有更多的交流才能使相互之間更加了解,才更有利于民眾心智的發展,更何況現在的交流也比當初更文明、方便得多。我們要做的不是告訴民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是應該盡量客觀地向他們展示一切,讓民眾自己做出選擇。組織神權政治的嘗試
但在一開始就碰上了阻礙:基督教靠單純的精神力量,沒有管理事務的實權。
其他障礙:封建貴族的抵抗;宗教的獨身主義,使其不能完全同化繼承者(因為不是世襲);教士集團內部也存在紛爭。
其最光輝的時代是11世紀末期,教皇格列高利掌權期間。他的主要思想是:教士掌管世界,教皇掌管教士,一個龐大的正規的神權政府掌管歐洲。雖然直到13世紀中葉,神權思想依然興旺,但大規模的群眾反教會行動在歐洲的大片土地上發生了。
15世紀精神領域的變革
15世紀前,未見除宗教外真正影響人民大眾的普遍而有力的思想,教會所排斥的思想未能在人們頭腦中普遍而長久地扎根下來。而然到15世紀初,出現了公開要求改革的呼聲。
一方面,宗教會議尋求合法改革,一種明智而又羞羞答答的改革;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教會外的,兇猛而熱烈的改革。隨著東羅馬帝國的覆滅,希臘難民給意大利帶來了更高深的古文化知識和大量文稿。我覺得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藝復興,產生了一批自由的思想者。這也為16世紀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宗教改革
首要效果即是將歐洲國家分為兩類: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這一對抗從16世紀初一直延續到17世紀中葉。
作者并未對這一過程進行詳細記述,但給予這一運動相當高的評價。
我認為這是歐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當然這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耶穌會取代了原有的教會勢力,宗教漸漸被驅逐出政治,神權不再具有世俗的權力。民族意識隨之覺醒,以民族為基礎的國家逐漸形成,這是政治上非常關鍵的一步。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人類心靈爭取自治權的一次嘗試,廢棄了精神霸權,實行心靈的自主。以法國為例,思想獨立和自由的原則得以確立。這是向著人類心靈的解放邁出的一大步。這也是我們的國家到現在也沒能完成的事業。
雖然不可避免,宗教改革存在許多矛盾與弱點,但還是向所有信徒敞開了宗教的禁區。當信徒重新成為宗教的主人時,宗教也就離開了統治社會的地位。
野蠻時代
開始于5世紀,羅馬帝國覆亡后,歐洲文明諸成分不斷斗爭,但沒有一個能成功統治社會,直到9世紀左右。政治上正統的原則就成了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在一切權力的起源上,我們遇到了武力。作者指的是一切權力,即使起源不是武力,也必然會受到武力的影響。但所有的制度都否認武力是權力的起源,因為他們知道,憑借武力建立的權力不是穩固的,某一天,其他制度也會憑借武力取而代之。所以他們才會自稱:他們憑借古老的歷史獲得了一個不同的資格(建立權力的資格)。這便是政治上的正統性:否認物質力量是權力的根源,而把政治上的正統與公理、正義與理性聯系在一起。
個人的狀況:四個階級的人——自由人、leudes(通過伙伴與首領關系承擔義務與獲得土地)、獲得自由的奴隸、奴隸。各階層的人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會相互轉換。
社會狀況:貴族、王權與自由政體的并存。
野蠻狀態產生的原因
物質上:連續不斷的入侵,法蘭克人的王朝更迭,東北方向的入侵逼迫著日耳曼人向西,同時阿拉伯人開始了對地中海的征服。
精神上:沒有為大部分成員所接受的核心思想。
野蠻時代結束的四個原因
1.歐洲試圖從這種狀態中擺脫出來的本能
2.輝煌的羅馬帝國留下的回憶
3.基督教會的努力
4.偉人的出現
隨著南方和北方入侵活動被制止,各族移民居有定所,財產固定,野蠻時代達到了它的終點。
封建時代
10世紀初,作為野蠻狀態的第一個產物,封建制度控制了歐洲。是必要的、唯一可能的社會狀態,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它已被普遍地建立起來(這似乎是存在即合理的邏輯)。
封建制度改變了人口在地面的分布,領地所有者和居住在這片領地上民眾構成了一個小的社會,所有者在他周圍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具有驚人的重要性,而這種重要性不同于古代貴族,它完全來自于他本人,這將產生一種高傲與自負。五六個人處境優越而又疏遠社會中其余的人,這就是封建家族。
作者認為:婦女地位方面的進步應歸功于家庭生活方式在封建制度內的發展和必然優勢。乍一看與我印象中,中國的封建社會婦女地位低下十分矛盾,其實細想后也不難理解。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的封建社會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其實中國的“封建”社會只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與歐洲意義上的封建只是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而無內在的聯系。再加上社會風貌、文化的截然不同,婦女地位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兩種封建有一點似乎是相似的——世襲的觀念。
封建制度還是引起了廣泛的痛恨,因為它是個人對個人的控制權力,是一個人意志的統治。一旦他看出他的主人也僅僅是一個人,壓迫他的意志純粹是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凡人的意志,他便感到憤慨而強壓住怒火忍受這種桎梏。
封建制度中即不存在高過一切的意志和權力,也不是公眾意志和權力的體現,這樣很容易產生反抗。
在我看來,歐洲的封建似乎是向君主制的一種過渡,人們由那種極為松散的野蠻狀態,一點一點走向集中,先是集中于小的封建領主,下一步即是集中于大的君主,可以說也是為君主埋下了伏筆。
君主制度
幾乎與十字軍運動發動的同時,君主制開始了它的發展過程。這里的君主制,與我之前腦海中的君主制還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國古代,君主制幾乎意味著個人意志的統治。但這里的君主制雖然以個人意志的面目出現,然而卻是人格化的共同意志。這一意志基本上是合理的、開明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超越個人意志之上的,正是以這種名義,個人意志才取得統治的權利。君主把自己描繪成絕對統治者的代表,因為他們在表面上有著極大的相似。君主制有時能加速社會的形成,因為它比起其他形式更強大地代表并行使了絕對統治權。君主制具有高度的靈活性,5到12世紀,蠻族君主、帝國君主和宗教君主同時出現。當封建制度盛行的時候,出現了第四種君主制度——封建君主制,然而此時的實權都存在于地方,國王有名而無實。自12世紀始,歐洲的君王以一種公共秩序的維護者的面目出現。而君王只有以一個英明的執政官的面目出現,才能成為為人民所支持的力量。
到17世紀,歐洲大多國家都實行了君主制。作為社會統一的象征和核心,君主制確實促進了了歐洲統一國家的形成。
后記
看完這本書,心中還是有不少感想。首先,如果懷著想了解歐洲具體歷史的心態來看這本書,可能會覺得失望。但這本書似乎是從一個很“遠”的地方來看歐洲文明的歷史,還是給我展現了一幅宏偉壯闊的歐洲文明景象。它的立足點非常大,只描寫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對于細枝末節的問題則相對提到較少。
這本書讓我對歐洲文明的各因素,如宗教、政治制度、人的精神發展,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和總體的印象。其中有很多內容和我原先腦海中的印象截然不同,由于對歐洲的歷史確實了解不多,只能是從本國的一些概念去想象,但實際上歐洲的封建、君主制和中國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宗教帶來的影響也并不總是消極的,在一段時期內也發揮相當積極的作用。這也給我一些啟示,認識事物不能僅從它們的名稱,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同樣的名詞含義也許具有相當大的區別。
最后,我還是隱隱約約感覺到本書存在著一些片面性和時代的局限性。這也需要我通過更全面地了解歐洲文明去填補腦海中的空白。
第五篇:近代中國留學史-歐洲留學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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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留學史-歐洲留學之始
歐洲留學以沈葆禎于光緒元年派遣福建船廠學生,隨法人日意格去法為最早,李鴻章于光緒二年派天津武棄卞長勝等七人隨德人李勵協去德次之。同治六年,閩督左宗棠奏設船廠于福建,保沈葆禎為船政總理,前后五年造成輪船三艘,兵輪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并創立拉鐵、打鐵、鑄鐵、輪機、水缸諸廠,聘法人日意格為監督,同治十二年來,即籌備派遣閩廠學生去英法兩國學習,適臺灣事起,中途停止.光緒元年日意格返國.沈乃遣學生數人同赴法國學習船政。當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因定購新式后膛槍炮,并托德國克鹿卜炮廠代雇德國都司李勵協為教習,以三年為期;光緒二年三月期滿返國,李鴻章遣卞長勝、朱耀彩 等七人同赴德國學習陸軍,以三年為期。〔”此為中國學生去法德兩國之始,但均為大員所遣,非政府正式派送,故學生監督,學習科目均無一定規章,光緒二年十二月李鴻章等奏準派遣福建船廠學生及藝徒三十名,去英法兩國學習海軍與制造,并派監督兩人管理其事,管理經費等事均有詳細章程,茲錄如下:
1.奏派華洋監督各一員不分正副,會辦出洋肄業事務。俠拿 帶生徒到英法兩國時,由監督公同察看大學堂、大官廠應行學習之處,會同安插.訂請精明教習指授。如應調赴別廠或更換教習,仍須會商辦理。其督課約束等事亦貴成兩監督不分珍城.如遇兩監督分駐英法之時,則應分投照顧。其華員及生徒經費歸華監借支發,洋員洋教習及華文案經費.歸洋監督支發。每年底由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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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將支發各數會街造報。凡調度督率,每事必會同認真探討.和衷商榷,期于有成。萬一意見不合。許即據實呈明通商大臣、船政大臣察奪選派制造學生十四名、例造藝徒四名,交兩監督帶赴法國學習制造。此項學生即宜另延學堂教習課讀,以培根抵,又宜赴廠習藝,以明理法,傅可兼程并進,得收速效,以備總監工之選。其藝徒學成后,可備分廠監工之選。凡所習之藝,均須極新極巧,俏仍習老樣,則惟兩監督是問。如有他廠新式機器及炮臺、兵船、營疊、礦廠、應行考訂之處.由兩監督隨時酌帶生徒I給。其第一年除酌帶里給外,其余生徒,可以無須游歷,第二第三兩年,約以每年游歷六十日為率,均不必盡數同行,亦不必拘定時日。
I.選派駕駛學生十二名,交兩監督帶赴英國學習駕駛兵船.此項學生應赴水師學堂先習英書,并另延教習,指授槍炮、水雷等法,俠由兩監督陸續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院肄習其間.并可帶赴各廠及炮臺兵船礦廠游歷,約共一年,再上大鐵甲船學習水師各法.約二年.定可有成。但上兵船傾可提日本派送肆業之例陸續拔尤,分班派送五六人,其未到班者,仍留大學堂學習。既上兵船,須照中國水師規制,除由留辮發外,可哲改英兵官裝束。其費由華監督歸經費項下支給。內有劉步姍林泰曾二名,前經出洋學習,此次赴英,即可送入大兵船肄業。
1.制造生徒赴法國官學、官廠學習,駕軟學生赴英國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學堂并鐵甲大兵船學習,應請總理銜門先行分別照
會駐京之英法公使,咨會本國外務院,準照辦理。其英國學習各事,或再由中國駐英欽差大臣,就近咨商辦理。兩項學生每三個月由華洋監督會同甄別一次,或公請專門洋師甄別。并由華監勢酌量調考華文論說。其學生于閑暇時,宜兼習史鑒等有用之書.以期明體達用。所有考冊,由兩監督匯送船政大臣,轉咨通商大臣備核。其駐洋之期以抵英法都城日起,計滿三年為限。未及三年之前四個月,由兩監督考臉學成者送回供差。其中若有數人將成未成,須續學一年或半年者,屆時會同寨候裁奪。總以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機及全船應需之物,駕駛者能營駕鐵甲兵船.回華調度布陣,并有專門洋師考取給予確據者,方為成效。如一切辦無成效,將監督議處。
1.制造駕駛兩項學生之內.或此外另有學生愿學礦務化學及交涉公法等事者,由監督會商挑選。就其才質所近,分別安插學習,支給教習修金。仍由兩監譽隨時抽查功課.令將逐日所習詳記送核,亦以三年為期。學成后公訂專門洋師考臉確實,給有底據,送回供差。
I.兩監督及各項生徒自出洋以迄回華,凡一切肄習功課游歷 見聞,以及日用晉接之事,均須詳注日記,或用藥水印出副本.或設循環薄.遞次互換,總以每半年匯送船政大臣,查核,將薄中所記,由船政抄咨南北洋大臣搜核。或別國有便益新樣之船身輪機及一切軍火水陸機器,由監督隨時探明,覓取圖說.分別繪譯。務令在洋生徒,考究精確,實能仿效。一面將圖說匯送船歡衙門察核,所需各費,作正開銷。
1.各項生徒如遇所訂教習不能認真指教,或別有不便之處,應隨時訴明華監督會同洋監督察看確實,妥為安置。若該生徒無故荒廢.不求進益.有名無實.及有他項啥好者,均由兩監督會商分別
留遣產究,其員生每月家信二次,信資以及醫藥等費,作正開銷。或延洋醫,或延駐洋公使之官醫,或應另請派撥醫生,均于到洋后的定。萬一因攻苦積勞,致有不測之事,則運回等費,作正開銷。并
給薪費一年半;仍酌量情節,案請附奏.以示優恤。如有聞訃丁憂 者,學生在洋守制二十七日,另加恤賞,飾該家屬具領。
I.此次選派生徒,應由監督溯查考跡,詳加臉看。如有不應出洋,濫收帶往,不能在官學官廠造就。以致別回者,其回費由監任自給。生徒赴洋后有藉詞挾制情事,因而劇回者,即將挾制實在情形,案請抵華后查明懲究。如咎不在監督者.仍開報回費。實系因病遣回者,不在此例。
i.兩監督和衷會辦,當互相覺察。萬一華監督有嫩衍塞責等 情弊,而洋監督不行舉發,或洋監督有數衍塞貴等情弊,而華監督不行舉發者,咎各相等。查有扶同確據,即分別照會咨行,隨時撤換,不必俊三年期滿。如果事事實際,生徒多優異者,將兩
監督專折奏請獎敘。
I.此次所議章程,總以三年學有成效為限。若三年后或從此 停止,或另開局面,均由船政大臣、通商大臣會商主裁,外人不得干預。洋師補教以充根抵;一面偕同洋監督面商英法部臣,將在英之駕駛生先派三名登鐵甲船,九生入格令尼次官學,續將官學八生調入鐵甲船學習,歷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堅、阿非利加、印度洋等處學習操防排布迎御之法.迫離船后,又專延教習補授電氣、槍炮、水雷各法,具有船主憑單給執,并照章酌量游歷上廠以廣見識。是駕駛諸生在船學習不止原定章程分班五六人上鐵甲船已也。其在法之制造生先送四生入削浦官學,五生入多廊官廠,其余派入汕答佃官礦學及科備蘇民廠,分習開采、烹煉、銘鑄等事.旋經商明部臣將汕答等處五生入巴黎官礦學其制造。藝徒初派民廠,補習工藝,續經分送賽隆及向海士登官藝學,該生徒等各照官學所定章程,專門洋師,按年甄別,給執官憑,并酌量游歷英法比德各國新式機器船械各廠,以資考訂。凡有傳習各生徒。俱已竟功.”
此次學生之成績優異者有習制造之魏瀚、陳兆翱、鄭清廉、林怡游,習開采鉻煉之羅臻祿、林慶升,習駕駛之劉步蟾、林泰曾、蔣超吳、方伯謙、薩鎮冰諸人。光緒七年并由李等奏請續派船廠學生十名去英法學習,以后即停止。直至光緒十六年四月由總理衙門奏準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國大臣每屆酌帶學生二名,共計十名,均以三年為期。光緒二十一年再奏準派學生分赴
俄、英、法、德各四名,共計十六名,惟所派學生
均以襄贊使署公贖為務,無暇求學.實不能謂為留學生,不過閩廠學生回國,西洋留學以此使署學生相續耳,此二十年間可算為西洋留學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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