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左傳》有云：“如樂之合，無所不諧。”古人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了如同音樂般美好的和諧社會。而在當今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主旋律。縮小貧富差距，從而減少由此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思想觀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經濟的空前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很容易在一定時期內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擴大。這就要求我們政府，更加強調政府的服務功能，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縮小貧富差距。

首先，我們政府應該健全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特別是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

進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殘疾人福利就業、貧困生助學貸款、農村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機制，強化對最弱勢群體救助的服務職能，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環節。由于我國有些社會保障機制還需求一個摸索和完善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優先考慮保障民政系統對最弱勢群體救助機制。特別是對老少邊窮地區的民政部門給與一定的資金傾斜。

其次，我們應當積極努力縮小城鄉差別、區域差別。

我們要積極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針，加快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困難地區的扶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資金重點用于中西部地區，盡快使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得到改善，逐步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

再有，我們應當有效減少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

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以及行業壟斷、行業不正之風等各種不合理“暴富”現象，不僅加重了社會貧富差距，同時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引進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別。各級執法機關要嚴厲打擊靠不正當手段斂取不義之財暴富的違法行為。

溫家寶總理曾經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讓每一個中國公民都不會因沒錢看病而發愁。”短短的一句話，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達了黨和政府對群眾的關懷和體貼。我國地域廣闊，現在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任重道遠。

第二篇：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淺析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

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 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 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 085億元，公款吃喝2 000億元，公費出國3 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 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 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

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

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3 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 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 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

3.3 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國家應把提高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這一方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決我國二元結構矛盾，努力減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貧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徑。解決就業與再就業問題，需要從拓寬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環境兩個方面花大力氣，下大功夫。從拓寬就業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應該是：選擇以增加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實施就業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行動計劃。具體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內部潛力，發展多種經營，盤活企業閑置資源，通過主輔分離和輔業改制，安置富余人員，減少推向社會的下崗人員；二是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扶持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三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盡可能兼顧能夠有效擴大就業的工程項目；四是拓寬國內跨地區勞務市場和國際勞務市場。

從優化就業環境角度看，主要政策應包括：一是在宏觀環境方面，各地區、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都應制定相應的就業計劃和目標，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逐步落實、實現。二是要健全完善城鄉統一、內外開放、平等競爭、規范有序的勞動力市場。

三是要為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提供及時充分的就業信息、就業培訓服務，使勞動者能夠及時得到就業機會并具備良好的就業條件。四是制定實施推動就業的優惠政策，如實施免征所得稅，鼓勵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自辦企業。

3.4 建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福利機制，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它的實質和功能都是為了解決在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中由于社會貧富差距而引起的社會貧困以及社會發展問題。因此，社會保障具有安全閥、減震器和減壓閥的作用。當前，在解決貧富差距這個難題時，我國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這些功能，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加快建設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處于社會低層的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轉型時期出現暴富者對社會財富的瘋狂掠奪和貧困階層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完善，難以保障低層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還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主要還是依靠以集體土地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當前要加快在農村建設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養老和醫療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實落實。同時，在城市居民中，應通過實行最低工資保證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線制，使失業職工、困難企業職工、退休職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參考文獻：

[1]張華琳。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及對策探討[J].理論導刊，2004（10）：24-25.[2]唐 燦。重視城市貧富分化加劇現象[J].發展，2004（9）： 28-30,32.[3]王鐵鋒。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研究綜述[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04,5（6）：112.[4]劉大權。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N].經濟日報，2001-08-30.[5]孫紅永。試析我國當前貧富差距擴大問題[J].前沿，2005（5）：189-193.[6]劉曉輝。對當代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考[J].理論學刊，2005（4）：77-78.[7]孫 輝，王傳寶。貧富差距及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論析[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3（1）：83-88.[8]吳忠民。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一個和諧社會”[N].文匯報，2004-09-30.[9]張昆侖。關于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冷思考[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8（1）：6-10.[10]劉玉瓊。我國貧富差距現狀與對策[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9（1）：37-42.[11]楊福貴。我國貧富差距現狀、成因與對策[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6（3）：3-5.[12]財政部：去年240萬名高收入者繳個稅1 294億元[N].

第三篇：論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論縮小貧富差距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重要基礎的內涵。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制度，只有從市場行為、稅收、就業與社會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從根本上縮小貧困差距，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貧富差距；制度安排。

貧富差距的適度存在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1]。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達10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市場經濟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影響下呈逐步拉大趨勢，其分化程度已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將收入界定為由工資、工資外收入、實物補貼、福利、資本收入與贈予等構成的話，那么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將更大[2]。學者們認為，當前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現代化發展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最不穩定時期[3]。如果制度得當，則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反之，則會出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拉美化”現象：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各階層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在該時期，妥善解決好貧富兩極分化的制度問題，對于黨提出的和諧社會建設，意義十分重大。我國貧富差距現狀的分析。

1.1 相關數據分析。

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界定分析，主要是從當前學者們比較認同的基尼系數分析與統計局的數據對比分析中反映出來。

1.1.1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總體居民基尼系數在1994年達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會學家的調查數據顯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國大陸的基尼系數約0.3,到1988年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點[4]。

1.1.2 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農村內部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鄉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從實際收入看，以2007年為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 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會發展現實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財富增長過快，政府占有社會財富過多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2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1份關于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2份報告涉及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中國30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后，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才增1.2倍。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是政府擁有的，民間只有不到25%的資產。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曾載文披露，2004年中國公車消費4 085億元，公款吃喝2 000億元，公費出國3 000億元，中國每年“三公消費”近9 000億元。因此，在政府過度占有社會財富、政府支出不受納稅人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納稅人事實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著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

1.2.2 社會財富通過權力尋租越來越集中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寫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指出：根據恩格爾系數和其他一些消費特征進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由于數據不充分，難以重新計算基尼系數，但肯定會明顯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4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這說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存在巨大漏洞和嚴重制度缺陷。縮小貧富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數據中可以看出，貧富差距充分體現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不和諧因素也在不斷增加。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達到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目標，就必須按照公正原則，形成合理的分配體系，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各個子系統協調發展的重要課題。

2.1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經濟和諧的必然要求。

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5]。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經濟和諧就沒有經濟效率，整個社會的運轉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質支撐。

在經濟系統內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必須有機銜接，順暢循環，否則，再生產過程就不能正常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會出現負增長。國外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收入差距過大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趨于緩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歷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一趨勢。首先，貧富分化必然導致需求不足、消費疲軟，容易形成經濟萎縮。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既定財富規模條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消費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趨勢[6]。其次，貧富分化影響經濟結構的優化。從產業結構變動與發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過大，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自動圍繞小部分人的需求傾向。有限的資源及資金將主要流向奢侈品生產部門及相關服務部門，并形成畸形擴張。而窮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來滿足他們生活需求的輕工業部門以及以輕工業部門發展需求為發展基礎的機電等基礎工業部門必然相對萎縮，產業結構也必然無法優化。

2.2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階層和諧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下崗失業人員也隨之增加，城市貧困人口已成為新貧困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利益關系方面講，貧富兩個階層間常常存在矛盾和沖突。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并不是由全體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也不是根據各個利益群體在改革中的獲益多寡來承擔。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別脆弱的貧困階層承擔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價，為改革發展和富裕階層的崛起換取了時間和空間[7]。和諧社會則要求社會各階層之間應該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動結構。確切而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應當具有如下標志：（1）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2）各個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3）社會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如果能夠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建設起實現互惠互利的公正規則，在不斷增進高收入階層利益的同時，使貧困階層的處境也隨之得到不斷改善，逐漸縮小兩極分化的巨大鴻溝，那么，就能夠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和有效合作，避免階層之間產生不滿、抵觸甚至是反抗的惡性互動，營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8-9]。

2.3 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有效措施。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剝奪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木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領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現象已經引發了許多沖突，如農村對非法收費的反抗，城市領域的勞動糾紛、社會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將改革的利益較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階層與受損階層之間的差距變得不可接受，整個政權的道德基礎就將發生動搖。歷史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經濟嚴重不平等下維持政治穩定。

而只有實現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融洽協調，人們的心情才會舒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整個社會才會和諧穩定。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努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建議。

從根本上說，貧富分化的擴大絕不是市場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較為平等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問題。事實表明，經濟增長本身并不能自動解決不平等問題。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擴大會妨礙市場化改革和未來經濟的長期增長。只有當政府消除貧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時，改革開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貧富分化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領域里的公平、公正問題，這一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在快速轉型時期社會優化與社會問題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并存的局面[11]。順利推進社會優化和社會轉型，研究和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降低社會代價，解決這一問題，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采取積極措施：

3.1 建設健全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

仔細分析公眾對貧富分化的心態，可以發現，大多數公眾不滿或仇恨的并不是貧富的分層現象，更多的是對富人致富的途徑和方式的質疑。“富人的錢，干凈嗎”成了公眾普遍的疑問。而一個個“問題”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證了公眾心中的疑問。權力尋租、裙帶資本主義、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眾強烈不滿，并且使現存的貧富差距在大眾心理上進一步放大，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心理。這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建設起來，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違法經營以及權力市場化，導致經濟秩序混亂造成。因此，要嚴厲打擊以各種非法方式獲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堵塞各種非法收入的來源渠道；要完善和規范生產要素市場，使按資本、技術等要素分配的行為趨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場，包括經營者市場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既要加強立法，健全經濟法規，避免法律漏洞，又要嚴格執法，加大對擾亂市場經營秩序、違規經營、偷稅漏稅、假冒偽劣、金融犯罪等的打擊力度；既運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運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以此來規范市場經營秩序，縮小貧富差距。

3.2 合理運用稅收制度，加大調節力度。

稅收系統是國家執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礎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稅收行為，一方面可以對先富階層實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為各項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采取通過對高收入者征收調節稅，來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稅支付方法的調節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稅收系統的征稅能力和效率相對低下。盡管我國實行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但在征管過程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過低，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片收、處罰等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偷逃稅現象極為普遍，導致對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調節。鑒于這種狀況，目前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設居民收入監測制度。建設居民收入監測體系，一方面可利用納稅信息，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相關信息，如社會平均工資、個人賬戶金額、統籌賬戶金額等。通過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絕對額。同時，還應利用價格指數、工資指數、實物耗費指數等來監測居民收入的相對變動狀態。建設相對科學、全面的居民收入監測體系的重要作用，還在于為我們準確劃定調節對象提供基礎資料。

其次是要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起征點。目前我國執行的個人所得稅2 000元起征點偏低，要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同時，目前應下大力氣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在個人存款實名制基礎上，對個人金融資產、房地產及汽車等重要消費品也實行實名登記制度；建立健全海關、工商、勞務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駐外機構以及公檢法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有關人員經濟往來和收入情況信息的制度等，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才能順利推進[12]。

再次是要改革稅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設新的稅種。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辦法是由稅務部門直接向納稅人征收，這樣收稅人和納稅人之間缺乏監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稅現象。

應改革稅收制度，建設和推行個人應征稅收入申報制和稅務代理制，逐步建設起由企業、個人申報，審計和稅收代理業務，形成納稅人、代理人和收稅人三方相互制約的機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同時，適時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奢侈消費稅以及壟斷企業特權經營企業特別稅等，以加大收入調節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階層的收入過快增長，防止兩極分化。

第四篇：縮小貧富差距應成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

縮小貧富差距應成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任務

“和諧社會”自被提出之日起，就成為流傳于我國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之一。眾所周知，構建和諧社會是國人追求的目標，也是目前我國政府的工作重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并將其正式列為我黨全面提高執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應當說，“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既順應民意，也符合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基本要求。和諧社會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前者又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之所在。然而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和諧現象。其中國民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一問題已成為我國社會的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當前國人尤其是廣大人民群眾異常關注的問題之一。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它就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會加劇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混亂，甚至會威脅到社會政治的穩定、危害到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老子曰：“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目前我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危害性，并從戰略的高度把縮小貧富差距作為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的首要任務。理由如下：

1、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

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中，發展生產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20多年來，我國的生產力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共同富裕的目標卻遠未實現，相反，我們還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對此，我們必須盡快著手解決，以防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實際上，鄧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就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決這個問題。”

2、是改革繼續順利進行的保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部分人先富”的政策，實踐證明該項政策是有效的。否則，我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然而問題是，20多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拉得過大，如果不對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很難保證貧富兩極分化的出現。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徹底失敗了。”因此，堅決阻止兩極分化的出現，事關我國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順利進行的大局。

3、是“以人為本”的要求

筆者認為，“以人為本”首先應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為本，黨和國家做出每一項決策都必須首先考慮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改革開放伊始，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事實證明，我們執行的“效率優先”、“部分人先富”等項政策是有效的，它們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但在經濟獲得迅猛發展、實現了總體小康后的今天，我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根據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要求，我們應把縮小貧富差距作為當前工作的重點，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和諧社會。

4、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在中國人逐步富裕起來的過程中，不排除一些人采取不正當途徑甚至非法手段發家致富的情況，而這也正是廣大人民群眾對貧富差距深惡痛絕的主要原因。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相反，還可能激化社會矛盾，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危害社會治安甚至危及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因此，一個和諧社會必然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

5、是經濟繼續增長的需要

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效率與公平逐漸變成國人討論的熱門話題。不少人認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其他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執行了效率優先的政策。殊不知，除了做大蛋糕之外，分好蛋糕也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實際上，效率與公平兩者是和諧統一的整體，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相互脫節。一方面，效率提高了，我們才有更多的社會財富供大家分配，從而提高大家的富裕程度。另一方面，只有社會財富得到了公平的分配，大家才有更大的積極性，使效率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否則，效率遲早會受到影響，從而使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統籌協調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

6、是國家（經濟）安全的保證

眾所周知，投資、消費、進出口被稱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內向型經濟。然而，從各年的數據來看，我國的經濟增長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進出口，而消費這駕馬車的貢獻明顯偏低。與之相比，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在70%左右。過多地依賴進出口難免使得我國經濟增長受制于人，從而使得我國經濟安全無法得到保證。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擴大內需，這就要求我們盡快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

那么，城鄉間拉大到什么程度？1984年我們城鄉間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是1.7：1，到1997年擴大到2.4：1，2003年擴大到3.23：1；2004年進一步擴大3.3：1，如果按照今年總理的報告講，我們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0493塊錢，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3255塊錢，那么現在的差距又回落到3.22：1，城鄉差別已經看出來在不斷的拉大。

區域間的差距也在不斷的拉大，1978年東、中、西部的差距是1.7：1.2：1，那么，到2002年變為2.6：

1.2：1，這就可以干處區域間的差距也是在不斷拉大。

企業職工間的差距也在拉大。2004年我們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行業收入都是很高的。跟我們的農、林、牧、漁業的4.63倍，其中遼寧高7.65倍，從所有制來看，2004年外商投資企業職工收入是城鎮集體單位職工收入的2.08倍，其中北京的外商投資企業的職工工資收入是股份合作制企業職工收入的3.56倍。

這說明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我們調查，從2002—2004年，調查了10個省的20個城市萬名職工低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人數占81.8%，低于社會平均工資一半的占到34.2%，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占12.7%，這萬名職工平均工資只有10901塊錢。僅為全國平均工資16024塊錢的68%。據我們調查，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已經擴大到8.8倍。職工對收入分配差距的看法認為差距很大，差距較大的占90%以上，我看到的世界公布《2004年全球的財富報告》我們國家有百萬美元以上的人是23.6萬人，他們掌握9690億美元的資產，那么，這部分人相當于我們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一點八三，人均410萬美元，相當于3000多萬人民幣。在亞洲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個人財富聚居地。在全球是僅次于香港、印度、韓國排在第四位上的增長的人群，這個群體是以年均的12%的速度提升。

當然，這是《全球財富報告》公布的情況，總之，值得我們認真來研究、分析我們這個分配差距擴大的態勢。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要肩負起他應該肩負的職責：

一、肩負正確理念和輿論引領的職責。

主要是解決現在分配當中理念混亂問題，最重要的是研究勞動如何參與分配的問題。在參與分配的要素中，勞動、資本、技術、管理都可以參與分配，當然我認為最重要是勞動和資本。勞動不能進入分配領域不能左右分配格局實現分配的公平、正義就比較困難。

二、政府要肩負明確分配原則的職責。

這里面重要的是一定要立推勞資共決原則。要立推公開、公正的原則、立推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立推調高保低的原則。重要的是要把中收入低收入的收入提上去。使低收入者特別是一些弱勢群體有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政府要肩負執法見制和監督的原則。主要市解決缺位問題。

這里面要抓緊出臺《工資法》、《最底工資法》、企業工資法等，規定企業工資規范的機制，參與企業的收入，要研究如何逐步來適合農民工工資分配的狀況和制度，是溫家寶總理提出“支持工會代表職工、工會和企業進行工資談判、支持企業簽訂工資協議逐一提出規范企業的定額標準，用時標準，要扭轉勞動和資本在參與收入分配當中一弱一強的局面，還要研究怎么樣來治理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的問題。研究如何加強國有企業經營者收入的監督問題”。對沒有市場化配置的經營者的國有企業我的意見是暫不適合使用年薪制，國家要采取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態勢。特別要重視的企業離退休的職工，他們收入很低。我根據國統局的資料，現在的退休職工的工資4400多萬，離退休職工是3400多萬占77.9%，企業退休職工是退休職工的主體，1990年、2000年、2004年、職工的退休金分別是在崗職工的75%、65%、48%，是逐年下降的趨勢；1990年，企業的退休職工是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職工是退休金的93%和90%。到2000年，降為65%和63%，到2004年又變為49%和53%，也是逐年下降的。其中海南已經機關和事業單位31%和28%。還有職工的工資增長從國統局2000—2004年五年間，職工工資的增長年均13.93%，機關的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長的13.45%。事業單位的退休職工退休金年均增長11.67%。而企業的退休職工的年均退休金增長只有6.31%。

這說明，企業退休職工的退休金過低。所以，溫家寶總理要加以調整。我們堅決擁護的。

中國大陸第一高樓——上海金茂大廈日前舉辦了一場“百萬婚禮”。

婚場布置耗費50萬元，所有墻面用閃光片鋪設，每一桌酒席上都有一個碩大的鮮花球吊頂，每隔3米設有一個電腦搖頭霓虹燈，婚場內還有一面特制的水晶墻。婚慶設計公司負責人說，百萬婚禮只是一個統稱，實際上的花費遠不止百萬。

100萬元，對于居住在中國農村的數億農民而言，可能是他們一生不可企及的財富。

蘿卜纓子一盆菜，這是安徽省壽縣大順鎮仇集村李多友一家5口人的中飯。內房里，李多友得了腦炎的兒子坐在床上，因為沒錢看病，發病時父母只好忍痛捆住他的手腳。

遇到刮風下雨村里停電時，李多友也舍不得買一支3毛錢的蠟燭。“沒電就只好早些吃飯睡覺嘍。”在田里忙碌了30多年的李多友說。

上海和壽縣的直線距離不足500公里，奢侈與貧困共存的現狀及其深層次原因，成為對中國追求和諧社會目標的巨大挑戰。

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日前在一份研究報告中稱，未來10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可能會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二。

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近日發表的研究報告卻指出，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自從2003年以來急劇加大，目前已達到第二嚴重的“黃燈”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內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將惡化到“紅燈”危險水平。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劉奇說，中國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而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消除不和諧因素的過程。目前構建和諧社會面臨的最不和諧因素，就是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沒有城鄉和諧就沒有中國社會和諧。

貧富差距擴大并不僅僅會威脅中國社會的穩定，還會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目標的實現。

上海社會科學院李建博士說，目前在投資、出口、消費的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中，消費增長常年成為“短腿”，這與大多數民眾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沒有與GDP增長同步增長有很大關系。

“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可能光依靠富人們買游艇、買跑車來推動。”李建博士說。

截至今年7月，中國農村目前還有絕對貧困人口2610多萬人、低收入人口4977萬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難群眾有2200多萬人。上周舉行立法聽證會的中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透露出強烈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信號。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修正案草案中只做了兩處改動：將個稅起征點從月收入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納稅。

民政部官員日前表示，中國要保證到年底之前在90%的省區、70%的縣份初步建立起城鄉特困群眾社會救助體系基本框架，同時還將大幅度提高重點優扶對象撫恤補助標準。今年中央財政列支撫恤補助經費74.6億元，比去年增加35.3億元

第五篇：減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專業：電氣工程 班級：電研103 學號：201001319 姓名：劉聰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摘要: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結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長達二十多年的“共同貧窮”狀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國民財富增長的同時卻出現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并已經成為導致社會矛盾與不和諧的因素。“縮小貧富差距”或為民眾的共同呼聲。我們要動員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平等、團結互助、幫困濟貧、和睦相處的氛圍,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關鍵詞:貧富差距;共同富裕;和諧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和歷史任務。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當前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表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公成就,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下來了一不和諧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貧富差距擴大。

一、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現狀

(一)城鄉發展不協調,城鄉貧富差距逐年擴大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公報顯示,2007年全年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扣除價格上漲因比上年實際增長9.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3786元,實際增長12.2%。盡管農產品價格上快,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仍快于農民,城入差距繼續擴大:1984年為1.71:1,即19892.28:1,即1997年為2.47:1,2003年達到了:1,到了2007年城鄉收入差距又上升到∶1。絕對額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8172.5元。有關資料顯示,如果僅考慮貨幣收入,剔除農民中的實物部分,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將擴大為多,如果考慮到城市社會福利方面因素的差異,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到6倍左右。從消費能力來看,總數占20%的“非農業人口”就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1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36個國家的統計資料,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二)區域發展不協調,地區貧富差距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對東部及沿海地區實行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很好的發展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不僅犧牲了自己的環境和消耗有限的資源,還“無賞”的向東部地區提供其發展所需的原材料,使東部地區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同時也使東西部地區的差距逐步拉大。據統計,2007年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達到65473元,北京第二,為57431元,天津為47972元。而最低的為貴州6742元。城鄉收入差距已接近10倍。中國東部沿海五六個省市GDP超過全國GDP總量的50%以上,并且發展速度和富裕程度的差距在逐漸擴大。

二、貧富差距過大危害社會和諧,不利于發展

貧富差距過大激發社會矛盾,不利社會穩定，貧富差別過大會導致對社會公平的破壞,從而引發一種強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對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沖動,易引發**和暴力,甚至將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定和健康發展。)貧富差距過大不利于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貧富差距過大對經濟發展也會帶來不利影響。我國現在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除了結構不合理、拼消耗的低水平擴張,就是社會消費拉動無力。另外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中還隱藏著腐敗、權錢交易、行業不正之風和行業壟斷。這些情況的存在也會嚴重危害市場秩序和經濟生活。而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本身就是改善經濟環境和消除社會隱患。

三、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考

(一)要牢固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思想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歸根到底就是人們合理地利用各種資源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著的物質文化需要。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真正的和諧是發展中實現的和諧。沒有發展,就沒有社會財富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就沒有保障,共同富裕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在物質匱乏和生活貧困的狀態下,不可能出現社會的和諧,只會導致社會的紛爭和**。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才能構建和諧社會。

(二)要堅持依法行政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依法行政就是要依照法律程序辦事,保障社會次序有序運轉,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保障。堅持依法行政,當前最主要的是要毫不動搖地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給予非公經濟以國民待遇,要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鼓勵民間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投資;要創造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和諧環境,積極營造創造社會財富的良好環境,讓一切積極因素參與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來。

(三)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幾乎沒有的狀況,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因而解決分配不公,盡快確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一是要盡快提高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趨向合理化。改變片面強調效率優先而不顧公平的傾向,轉到兼顧效率與公平上來,使勞動力的價值得到應有的體現。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每一個崗位的勞動對價值形成的貢獻提取必要的社會扣除后,勞動者的所得越是接近他的貢獻價值,越體現出財富分配的合理性。現在我國的工人工資只有美國的1/40,由于勞動力的過剩,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與真實的勞動價值形成很大的距離。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工人工資的成本支出與老板的收入比例不合理,企業的利潤大部分被老板獲得。由于工資水平太低,在珠江三角洲的許多地方出現了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二是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農村傾斜,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增加農民收入,徹底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加大對下崗失業職工的失業救濟,安排

下崗職工就業和提高下崗職工收入。三是要對國有壟斷部門和國有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加強監管,適當降低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防止法理上歸全體公民所有的壟斷利潤轉化為小集團的利益和少部分人員的薪酬福利。四是應當調整過高收入,反對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應當提高所得稅,擴征遺產稅。在政策上適當向困難群體傾斜,千方百計壯大中等收入者階層的比例。通過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頓和規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逐步理順分配關系,努力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

(四)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實行城鄉就業一體化

《自然辯證法》結業論文

我國貧富差距的核心問題不是富人太富有,而是窮人太窮太多,主要是下崗職工多;失業人員多;無業人員多;困難企業的職工多和貧困地區的剩余勞動力多等等。因此,通過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鼓勵以上各類人員積極創業,自主就業,緩解就業矛盾,提高就業率,減少失業人數。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本途徑。

(五)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提高農民素質

這是解決“三農”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保證。城鄉最大的差距是教育,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教育。國民受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郝如玉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教育才是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因此只有發展教育,給窮人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應教育的機會,才能使他們從根本上擺脫貧困,消除貧困,這也是發達國家注重使用的行之有效的縮小貧富差距的主要手段。

總之,出現貧富差距過大,與政策有關,與市場機制有關,與新舊體制的轉換有關,它是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各個階層和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縮小貧富差距,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它一方面要強化國家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也要動員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平等、團結互助、幫困濟貧、和睦相處的氛圍,以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 肖景華，洪向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25個理論熱點.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5-07-01 [2] 劉志英．社會保障與貧富差距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