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怎樣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人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得到什么啟示?

這場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留給世人的教訓也是深刻的。中國有句古訓:前車之轍,后車可鑒。那么,這場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從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訓?

從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到引發金融危機再蔓延全球,全球金融領域存在的各種問題首先暴露出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打過形象的比喻:“漲潮的時候,把石頭都掩蓋起來了,而退潮的時候,這些石頭都會暴露出來。”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疏于監管,一些金融機構受利益驅動,利用數十倍的金融杠桿進行超額融資,在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卻把巨大的風險留給整個世界,最后以危機形式爆發出來。因而有許多學者提出,要汲取金融危機的教訓,在推動我國金融健康發展的過程中,正確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既要積極發展虛擬經濟,又要確保與實體經濟相適應;處理好金融創新與有效監管的關系,既要大力推進金融創新,又要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處理好金融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既要穩妥推進金融對外開放,又要堅持金融發展的獨立自主。

當然,正如金融危機影響正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其他領域一樣,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也不僅僅是金融領域出現了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制度根源。因而,更多的人開始從深層次上對資本主義進行反思,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利弊。美國前財長保爾森離職后,去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的課題就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及其未來”。美國《華盛頓郵報》一位專欄作家認為,目前美國資本主義體制麻煩纏身,前景不明。這些“體制麻煩”正是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

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弊端。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占據了主導地位,它極力倡導自由化,推行全面私有化,主張國家干預最小化,給經濟領域各項制度打上了“自由放任”的烙印。新自由主義的推廣,不僅導致對市場的自由放任,而且使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停滯,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更加凸顯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內在缺陷。據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統計,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公司主管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職工人平均工資的40倍,而進入21世紀擴大到了367倍。因而,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是30年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惡果,也宣告了轟轟烈烈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已經失敗。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提出,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走入了死胡同。

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弊端。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設計從根本上是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這一點在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有學者分析,美國作為金融資本最發達的地方,也正是政治制度為資本貪婪服務得最好的地方。危機爆發前,美國政府放松監管,促使金融資本無限擴張,使華爾街變成了一個瘋狂逐利的“大賭場”,金融大亨們賺足腰包;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的救市努力,又是用所有納稅人的錢去維護金融資本家利益,而陷入困難的窮人沒有得到多少救助,更有甚者,這些資本家一面出手向政府要錢,一面仍給自己發放巨額獎金。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道德體系的弊端。在某種意義上說,金融是一種信用關系,而信用關系是以社會的道德基礎為條件的。一些人見利忘義,損害公眾利益,喪失了道德底線,正是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對資本主義道德體系提出了批判,認為金融危機正是源于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貪婪以及道德淪喪。正因如此,《紐約時報》某專欄作家呼吁:“我們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們需要的是道德救援。”

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變,金融危機本質上是傳統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現代版,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根本解決的問題。這正應了我國一句古話“萬變不離其宗”,印證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論述的正確性,也更加堅定了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第二篇：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裁員是否理智

當下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國也未能幸免。中國各級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保增長，保就業的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對經濟性裁員更作了進一步的規范和限制，并號召企業不減薪、不裁員，呼吁企業要承擔起社會責任。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傳遞的信息似乎是用人單位裁員就是不負責任。我們認為對經濟性裁員應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不能忽視經濟性裁員的積極意義，對經濟性裁員應有一個客觀的評價。

一、企業的性質與經濟性裁員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商事組織，是一個為社會大眾提供商品與服務的組織。

企業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盈利，企業的設立是一種投資活動，投資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利潤回報，唯有如此，才能增加人們投資的積極性，鼓勵人們尋求財富，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如讓企業承擔過多的責任而將盈利目的放在末端，這也將使人們喪失投資的信心，阻礙人們創業的激情。

企業的任務在于提供符合社會需要的生產與服務，企業的生產與服務上去了，社會的產品與服務豐富了，企業的任務也就實現了，企業不是一個慈善機構，他的任務不在于發發善心，他必須組織生產與服務。

企業的生產與服務是由勞動者來完成的，如何安排勞動者來完成，這是一個企業的管理問題，應屬于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問題，企業有招人的自主權，當然也應有依法減員的權利，這應該是由企業來自己評判的問題，企業需要誰？企業對誰最了解？誰最適合企業，企業應對此最具有發言權，企業最能評判，作為企業之外之人，很難對誰合適作出評判。

當企業的外部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如當前發生金融危機時，企業受到沖擊時，企業該不該裁員，這應該由企業來作出判斷，在金融危機的情形下，為了應對危機，企業的人員需要調整以應對危機，應對外部變化了的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允許裁員或不合理的限制企業裁員，導致企業無法應對危機，企業有可能由于沉重的負擔，喪失市場競爭力，更嚴重者，甚至導致企業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已不是企業裁員的問題，而是企業的全部勞動者失業，因此，當外部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應允許企業裁員，使其能適應變化了的外部世界。

二、企業裁員中的利益衡量

企業裁員涉及了企業、投資者、勞動者、政府等各方面的利益，而且各個利益主體之間，有不同的利益。如何平衡這些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這是一個需要權衡的問題，我們認為應以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為原則。因為，企業不存在了，相關的利益就無從談起。

對于企業來說，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其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生存，確保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的情況能生存。確保生存的方式有很多種，譬如進行企業內部的結構調整；進行業務方向的調整等等。在企業業務萎縮的情況下，如何降低企業的各項成本，包括人力資源成本，這些都需要企業進行綜合考慮。

當然企業如果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變“危”為“機”，在危機中企業逆勢而行，進一步發展這當然是再好不過。現實是殘酷的，能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能變“危”為“機”的企業肯定不是大多數。如果企業不得以通過裁員的方式，使自己獲得生存，這完全符合企業的利益，也符合社會的利益。如果企業都死了，勞動者的利益也就無從談起。

在金融危機下，企業會隨便裁員嗎？一般來說不會。在市場上尋找一個合格的符合企業自身需要的勞動者并不容易，這需要付出招聘的物質成本搜尋的時間成本。另外，按照我國法律的規定，經濟性裁員還需要支付勞動者經濟補償金。

因此，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非到迫不得以不會隨隨便便裁員。當然，也不排除個別企業以金融危機為名不公平的對待勞動者，這才是政府需要特別關注的。

對于企業的投資者來說，其開辦企業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利潤。投資者不是慈善家，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投資者追求獲利最大化的原則是不會改變的，如果企業要虧損，那么也要使虧損最小化，對投資者來說最壞的結果就是投資血本無歸，讓企業破產。企業的重大決策權在投資者手中，投資者肯定要維護其投資利益，投資者可以通過股東會，董事會的方式為企業作出決策，如果裁員能使投資者的利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化，投資者考慮通過裁員的方式來實現也無可厚非。如果由于企業由于無法裁員，企業經營困難，資不抵債，對投資者來說，申請企業破產，使其損失最小化也是選擇。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更需要通過投資來創造就業化解危機。如果政府對企業的自主經營設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不利于經濟的復蘇，這對社會的發展也是有害的。

對勞動者來說，工資性收入是其生活的主要來源。企業裁員影響最大的是無疑是勞動者。勞動者被裁掉了，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因此，企業裁員必須考慮勞動者的利益，但是企業裁員在某種程度上來講，企業裁員受益最大的也是勞動者。如果企業破產了，是該企業的全體勞動者失去了飯碗，如果通過裁員使企業生存下來，那么失去了飯碗的只是部分勞動者，這也是一個整體和部分的關系，而且如果企業發展好了也可以重新招用勞動者。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是自由的，企業成千上萬，這個企業有問題，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企業有問題，勞動者可以重新尋找工作，在新的企業中發揮自己的價值，勞動者在流動中也會不斷創造新的價值。當然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并不是所有的被裁的勞動者都能找到工作，如果勞動者失業了，可以向政府部門領取失業救濟金以度過難關。

在金融危機下，政府一再強調企業不裁員、不減薪，甚至發起千萬企業不裁員倡議活動，為什么？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政府不僅要促進經濟發展，還要保障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如有大量勞動者被裁員，造成失業人口大量增加，勢必增加政府負擔，甚至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在此種情況下，政府當然不希望企業裁員，增加自己的負擔。

企業、投資者、勞動者、政府在經濟性裁員中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企業尋求的生存與發展，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投資者尋求的是投資利益的最大化，勞動者要保住飯碗，政府要尋求社會穩定，解決失業，于是政府希望企業不裁員，少裁員，企業要生存與發展，又必須裁員，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政府不應但過分限制企業裁員，應在各方利益中尋求一個平衡，只有企業得到發展，勞動者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如果企業不能生存下去，都破產倒閉了，那么勞動者的利益也就無從談起。

三、企業裁員與社會責任

在金融危機條件下，政府及社會各界號召企業不要裁員，要負起社會責任來，似乎企業只要裁員就是企業不承擔社會責任，應予以道德上的譴責，我們認為這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誤解。企業與政府都有各自的責任，在我國現階段企業本職就是在金融危機的條件下如何確保生存與發展，這是企業最大的責任。如果企業無法正常經營、甚至倒閉了其社會責任也就無從談起。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除追求股東的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之外，還應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特別是和跨國巨型公司的出現相關。在我國現階段廣大中小企業連生存都無法解決，甚至連基本的法律都沒法遵守，在這種情況下談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否過于時尚。我們認為在現階段企業的責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創造利潤的最大化。也許有人說照你這么說，企業就可以完全憑自己的好惡隨便解雇員工，這當然不是。企業解雇員工當然要遵守勞動法，但這不是企業社會責任，這是企業的法律責任。我們不能在企業法律責任都不能完全遵守的情況下奢談企業的社會責任。

有人說企業裁員造成員工失業就是企業沒有承擔社會責任，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企業裁員只要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即可。如果勞動者失業，他應有權領取失業救濟金，勞動者在失業的情況下應能得到社會的保障，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們不能大談企業的社會責任，而忽視甚至忘記政府的責任。我們更不能把政府的責任推給企業，政府收了稅，收了社會保險費，就應該負起自己的責任來。“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企業作為商事主體，其主要責任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為股東創造利益，而不是社會責任。企業向政府繳納了稅收，繳納了社會保險費，他就已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失業問題應由政府解決，政府不能用限制裁員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四、我國現行經濟性裁員的規定及其評價

2008年1月1日我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對企業經濟性裁員作了規定，根據該法的規定，用人單位進行經濟性裁員的實質條件為：

1.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

2.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

3.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或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后，仍需裁決人員的；

4.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

裁員的程序性要件為：

1.人數二十人以上或者不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2.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

3.聽取工會或職工的意見；

4.裁員方案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

5.支付經濟補償金。

裁員中必須優先留用的人員為：

1.與本單位訂立較長期限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人員；

2.與本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人員；

3.家庭無其他就業人員，有需要撫養的老人或未成年人的人員。

禁止裁減的人員為：

1.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未進行離崗前職業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人在診斷或醫學觀察期間的；

2.在本單位患職業病或因公負傷被確認喪失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

3.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

4.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

5.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

從以上對我國《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的分析歸納，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性裁員的實質性條件比較狹隘，程序性條件比較復雜，禁止裁減老弱病殘人員，優先留用的也是就業能力相對比較的弱的人。裁員程序的復雜過多的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把不該由用人單位承擔的義務也由用人單位來承擔，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更強化了裁員的條件，使裁員更加不容易。

我們認為企業裁員的目的是為了降低成本，增強企業的應對能力，裁減的人員應是能力相對弱的人員，而我國《勞動合同法》要求企業將老弱病殘留在企業，這與企業裁員的目的背道而馳。試想：一個老弱病殘占員工大多數的企業如何能應對金融危機，如何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

企業的老弱病殘人員應通過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這是政府的責任。在裁員中將企業的老弱病殘人員留給企業是政府推卸責任的方法，不利于企業擺脫困境。

當然裁員應注意公平性，對于企業利用裁員惡意解雇勞動者或者對勞動者進行打擊報復，那么應對用人單位進行懲罰，對勞動者進行保護，而我國《勞動合同法》對這方面恰恰沒有規定，在以后的修訂中應予以完善。

綜上，企業作為一個市場經濟下的商事組織，在金融危機下要解決的是生存與發展問題，裁員是在金融危機下企業不得以采取的自救措施，有助于企業早日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我國《勞動合同法》對裁員的規定不能實現企業裁員的目的，他不恰當的規定了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與企業裁員的目的相背，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加劇了裁員的難度，應予以糾正。

第三篇：在罕見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時

在罕見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時，備受全球關注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在北京召開了。亞歐首腦會議45個成員的領導人及其代表悉數聚首北京。

在此之前，從引發次貸危機、進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美國開始，幾乎世界各國都在尋求應對危機的良方。在各種拯救措施仍不能扭轉困境的時刻，世界在同時把目光再一次聚集中國。從各國首腦到各相關國際和地區組織領導人，都紛紛表示，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將起到重要作用。

幾乎全世界都在問：這次金融危機是否會導致未來國際經濟秩序重建？

外匯儲備超過加拿大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中國會不會出手“拯救世界”？

中國自己會怎么辦？中國會對“別人”怎么辦？

中國會“救”誰？怎么“救”？

在此之前的歐美峰會分歧重重，在此之后將于11月15日由美國主持的全球峰會前景未卜，這次亞歐峰會對克服金融危機起什么作用？

人們在猜測、在疑問、在期望。

毫無疑問，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將中國推向世界舞臺的中心。有西方媒體說，與會的其他國家領導人都希望中國能起到“領導”作用。與會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表示，他將利用此次北京之行希望中國能夠支持金融新體系，東盟有關國家領導人希望中國能夠支持東盟地區救市基金計劃，東亞有關國家領導人表達出盡快推進中、日、韓800億美元救市基金計劃的愿望……因此，中國似乎被看作是“每一個全球救市計劃的關鍵角色”。

胡錦濤主席在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上的致辭，因而被看著是中國政府應對世界難題的基本表態。胡錦濤主席的致辭很簡短。但有三句話讓人印象十分深刻。

一、“堅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這次金融危機與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同，亞洲金融風暴主要發生在亞洲的部分地區，而這次金融危機被看著是1929年經濟危機以來最廣泛、更復雜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在此時不回避這場危機，而且果斷地把金融危機議題列為這次亞歐峰會的主要議題，這充分表明了中國政府的負責任態度。

而面對這場“罕見的嚴重危機”，首先需要的是堅定的信心。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鄭重承諾：“中國將繼續本著負責任的態度，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維護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這本身就是充滿信心的宣示。中國人歷來都有不為困難所懼的傳統。無論是在克服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起到的獨特作用，還是眾志成城抗擊今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還是克服干擾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都充分證明了“堅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的“中國式”世界觀的正確性。

二、“亞歐攜手、合作共贏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這次峰會的主題就是：“對話合作，互利共贏”。這個主張是胡錦濤對“和諧世界”理念的再一次實踐。面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對話合作，攜手努力，是我們“堅定信心”的基礎。在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時，對話合作更是我們應對一切困難的基本策略。

胡錦濤說：“我們的先輩曾經開拓出古?絲綢之路?，在亞歐關系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今天，我們更應該以超越前人的遠見卓識，開創亞歐合作新局面，造福亞歐各國人民。”“絲綢之路”既是古代中國人留給世界的物質遺產，更是中國人對世界精神遺產寶庫的重大貢獻，其核心價值就在于溝通、合作、雙贏，這也應當是我們處理金融危機的基本準則。

三、“我們首先要把國內的事辦好。”中國有很多名言體現出堅強的民族品格，比如“自立更生，艱苦奮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以及“自食其力”、“自強不息”等等。立足于自己，一直是我們的立身之本。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說：“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本身就是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

這是充滿辯證法的“中國式”思維，為我們如何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定了基調。更何況，中國不可能置身于全球金融危機之外，而且，這場危機已經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不確定因素，使中國經濟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國內的事辦好”就顯得尤其重要。一個穩定的中國，一個健康發展的中國，必然會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論語》里記載了孔子的這樣一個思想：“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孔子是從君子的品格的角度解釋“不憂不懼”的。我為此想到了胡錦濤主席的一句名言：“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這應當既是對古代中國“君子”智慧的升華，也是對當代中國人智慧的詮釋。胡錦濤主席在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上的致辭，正是這種智慧的寫照。

第四篇：對外漢語教師席卷全球

讓對外漢語教師席卷全球

據不完全統計，世界上擁有“國際注冊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書”的教師只占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教師的五分之一，合格的漢語教師告急。通常人認為漢語教師只要漢語標準就能勝任，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對專業水平有相當高要求的職業，它要求教師必須具備語言學知識、漢語言文字學知識、外語知識、中國文學和文化知識、教育學和心理學知識。

京師環宇國際教育科技中心指出，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對外漢語教師都采用“雨刷式教學”。所謂“雨刷式教學”，是指老師以翻譯為主的教學方法，老師講課時如同在做法漢、漢法講演，“就好像一支左右搖擺的雨刷，左邊法語，右邊漢語，不停地擺動”。

那么該如何擺脫“雨刷式教學”呢？京師環宇國際教育科技中心的老師指出在國外教漢語，大環境不是在中國，學生們不可能一直沉浸在漢語中。所以就要盡量在課堂上使用漢語，甚至“在中文課上只說漢語！”“這種觀念和習慣從學生接觸漢語的第一堂課開始就要慢慢培養，用圖畫、肢體語言、動畫幻燈片等方式，語言氛圍很快就能營造出來。”

現在，全球學習漢語的人數已逾4000萬，不同國家、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背景的漢語學習者有著各自的特點，要想教好漢語，就要勤于思考，了解具體情況，分析實際問題，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當然，由于所面對的問題千差萬別，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一定不是唯一的。京師環宇國際教育科技中心希望每一位從京師環宇國際教育科技中心走出去的對外漢語教師能根據實際情況，針對自己的教學對象，在把握教育的普遍規律的基礎上，研究教育的特殊規律，并設計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京師環宇國際教育科技中心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漢語教學的隊伍中，各種新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會不斷涌現。只要海外漢語教師不墨守成規，勇于探索創新和總結，就一定可以在教學實踐中創造良好效果，同時也為海外漢語教學的大花園增添一朵嬌艷的花。

第五篇：歷數全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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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數全球金融危機

每一次經濟恐慌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點，但都有一個相似之處，即它們都緊接著一段表面上的繁榮期之后發生，從而暴露出這種繁榮的空洞。這種順序屢試不爽，每當我們發現可以不必通過艱苦緩慢的實干，就能輕松大發其財之時，就可以十拿九穩地斷言，恐慌時期即將來臨。

可能過去就有人講過這樣的話。事實上，在1859年，它已被寫進1857-58年商業危機的歷史。金融動蕩感覺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數幾乎如出一轍。

讓我們從一個顯然極為相似的案例開始。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是英國自1866年歐沃倫格尼銀行(Overend Gurney)關門以來第一家倒閉的大型銀行。兩家都是久負盛名的機構，有著審慎且令人敬佩的財務歷史：北巖銀行的前身是東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會，歐沃倫格尼銀行則在東安格利亞貴格會擁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長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兩家銀行的領導權，他們急切想要迅速擴大他們的貸款規模：北巖在房價泡沫的頂峰陷在房屋抵押貸款里，而歐沃尼栽在一些顯然有問題的企業上，包括造船、谷物貿易、鐵路融資行業及許多其他行業的企業。這些企業都犯了致命錯誤，即依賴短期借款為他們快速擴張和風險越來越大的貸款賬目提供資金。與北巖一樣，歐沃尼為其有缺陷的業務模式付出了代價。一個重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英國央行讓歐沃尼倒閉了，導致其他一些企業在接著引發的恐慌中倒閉。

最近，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馬里蘭大學的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學的肯?羅格夫(Ken Rogoff)發表了一份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分析報告，在文中他們找出了二戰以來發生在工業國家的前18次銀行業危機，把當前的金融危機放到了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們發現了把單個事件轉化成金融繁榮和蕭條的整體圖景的共同主題，他們稱之為“諸多標準金融危機指標上驚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點”。他們重點對美國進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觀察相關數字，他們分析中的大部分內容也適用于英國。

在每次重大金融動蕩之前，住房價格都會快速上漲，股票價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機發生的前夜，資本流入加速，經常賬盈余迅速擴大。公共債務上升是戰后危機中一個幾乎普遍的前兆。當問題隱約浮現時，總體經濟增長開始逐漸放緩。此外，以往的金融沖擊發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時期。

作為一位見識頗多的記者，我見證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級銀行危機，我們最強大的金融機構險些被拖垮。現在，我還仍然保留著由四大清算銀行之一發布的否認它們身處困境的新聞稿。那次事件有幾個不同的觸發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開始實施的《競爭與信貸管理條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開了貸款的上限，降低了對銀行的流動性要求，并終結了利率同盟。之后的兩年里，對英國居民的信用墊款總額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著角色。引用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的話，過去25年間“我們從一個以商業銀行為中心的、高度監管的金融體系，轉變為一個經過了高度設計、復雜得多的體系。今天，眾多金融中介發生在有效的官方監管和監督之外的市場，全都裝在不知有多少萬億規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個共同特征是，資產價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時期的價格穩定后發生，最近英國《金融時報》一篇由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維納什?佩爾紹德(Avinash Persaud)撰寫的文章指出了這一點。他們引用了1929年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亞洲，以及2007-08年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危機作為案例。低通脹導致低利率和真實資產的積累，繼而導致投資者為了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而去冒更大風險。20世紀70年代就有一個經典案例，當時石油美元涌入國際資本市場并推動利率走低。銀行流動性充足，正四處尋找新的出口。他們在中歐和拉美的發展中經濟體找到了正在找尋的東西。但當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暫停償還外債時，這種情形便戛然而止。

過去數年中發生了很多同樣的事件。甚至羅格夫和萊因哈特大膽地暗示，這一次大量資金事實上已被再循環至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但這回這個經濟體存在于美國境內。逾一萬億美元被導入由最窮、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構成的美國次級房貸市場。

此處的共同特征就是對風險的誤判，對風險的定價錯得離譜。1929年，問題出在投資資金被過度利用；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則是與錯配的貨幣敞口有關；互聯網熱潮時期，當時的想法就是互聯網將導致永不休止的經濟增長。在最近這次信貸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債務分開拆碎，然后分發到世界各地，垃圾債券能就這樣奇跡般地轉變為3A級投資對象。

這一次確實有什么不同之處嗎？

然而，最近的這次事件與歷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個特征是，其性質是真正的國際性的。幾個世紀來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機讓世人明白一個道理，即樂觀、貪婪、狂熱和絕望是不分國界的。早在互聯網之前，不斷變化的市場情緒就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價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這一幕，簡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場里同步發生的。用套利、資本流動或資金轉移遠不能解釋這一現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關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蘭及法國的強力貨幣擴張助長了泡沫。緊跟泡沫發生的危機波及到了荷蘭、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國北部。此類國際性震蕩的名單一眼看不到頭。

當然，世界各地國家經濟體之間總有著實體的聯系，如國際貿易商品和金條、出口和進口、資本和資金流動，等等。但我發現，讓我著迷的卻是純心理方面的聯系，像是某國投資人的情緒在什么時候影響另一國投資人的情緒，有時候是距離非常遠的兩個國家。我們在考慮金融快感和恐懼時始終要牢記的是，理性行為總是不在考慮之列。歷史上最偉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機，結果輸慘了。正如他沮喪地感言：“我能計算天體的運動，卻不能計算人類的瘋狂。”

重大金融震蕩的結果是什么？

關于這個問題，大量知識來自于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發表了經典著作《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爾伯格用相當沒有把握的方式所表達觀點是，得到正確運用的最后貸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緊接著金融危機之后發生的商業滑坡縮短的關鍵。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機作為證據。這幾次危機中，沒有一次最后貸款人能真正出現。之后發生的蕭條比之其他幾次時間更長、程度更深。19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兩次危機，均被稱為“大蕭條”。

最后貸款人角色的經典定義是由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偉大著作《倫巴第街》(Lombard Street)發表于1873年，書中闡述的一個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機時刻的指導格言：憑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貸，也是從那本書開始的。自由放貸，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沒人可以不經過慎重考慮、用很低的代價就借到錢”。無限度地憑所有良好的銀行業證券放貸——因為“造成驚恐的方式，就是拒絕持有優質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簡單。首先，央行官員們并不總是把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人們普遍認為，英國央行在干預1825年恐慌時沒起什么作用。城市歷史學家戴維?基納斯頓(David Kynaston)說明了英國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滿和過于劇烈的信貸緊縮之間急劇轉向的。70多家銀行倒閉了，據傳，英國央行自己也是僥幸逃過一劫。正當5英鎊和10英鎊的紙幣全部用光之際，有人發現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庫里的1英鎊的票

子。這些紙幣是得到政府許可發行的，并“創造了奇跡”。接著發生的蕭條持續了幾年時間：根據一份報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幾乎人人都仍舊感覺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給他們的損失所造成的傷痛——并且直到現在，由于害怕風暴后持續很長時間的洶涌波濤，甚至現在都遠離海邊”。

另一個問題是，過度熱情的央行干預可能給未來造成實際麻煩。關于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來的經濟攤子的熱議，背后體現的就是這個問題。2006年1月，艾倫?格林斯潘卸任美聯儲主席。美聯儲的經典角色一直是逆風而行，在艱難時期放松信貸，在局面失控之前緊縮信貸。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擔任過18年的美聯儲主席，直到尼克松總統時代，用他的話說：“美聯儲的功能，就是在聚會漸入佳境的時候，端走賓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聲稱，他非但沒有端走賓治盆，而且在聚會快結束的苗頭初步顯露時，他又喝了一瓶白蘭地，高興得不想離場。

他們還說，不論出了什么問題，格林斯潘執掌的美儲儲總會通過創造足夠多廉價貨幣收買的方法來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場崩盤后，美聯儲在六周內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復。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遠還是有限制的。隨著時間推移，廉價貨幣和負的實際利率導致帶來泡沫的投機和通貨膨脹。這是央行行長們警告道德風險的危險時所要表達的意思，這種道德風險指的是，把銀行家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只會鼓勵他們將來更加不負責任。當應該讓一家機構倒閉時，試圖把個人過失和可能導致極嚴重后果的系統性失效清楚地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的。

出于這個原因，多年來，常常是這樣一個情況，銀行當局下決心不干預，最終卻發現自己被迫屈服于壓力。利物浦勛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脅說，如果投機者得到拯救，他將辭去財政大臣的職務，但最后投機者還是得救了。金德爾伯格發現類似的例子發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紐約時。現任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也對道德風險多次發出強有力的警告，直到幾個月前英國央行準備進行一次看上去象經典白芝浩式的干預為止。

在給投機者一個教訓和系統性失效之間取得平衡相當困難。只有歷史才能夠對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評判。

在對最近這場危機的反應中，美聯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比他們的前輩們走得更遠。華爾街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證券化貸款市場上的巨大敞口而面臨倒閉危險。面對這種情況，再次引用保羅?沃克爾的話，美聯儲判斷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權利用到極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準則和慣例”的措施。

同樣，這種救援肯定必定導致美國證券監管的徹底重塑。如果美聯儲將來站到這些機構背后，那它需要的監督程度要遠比當前規則下允許的要直接地多。難怪沃克爾言語之間有些擔心。

經濟低迷時間跨度可能有多長，影響可能有多深？

當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變數。關鍵之一是最后貸款人的存在和表現。但還有許多其他變數，因為繁榮和蕭條鮮有單一觸發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機的觸發因素有：鐵路狂熱、馬鈴薯病害、一年小麥歉收和第二年豐產以及歐陸接著發生的革命。1857年華爾街恐慌通過內戰變成了一場持續很長時間的衰退。關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成因，著有眾多的教科書，而《大崩潰》(Great Crash)絕不是其唯一的貢獻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價格在飚升，正好在這個時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銀行突然驚現一個十分巨大的漏洞──這再次說明：造成麻煩的不只是金融沖擊，這樣的事實令當今的經濟挑戰更加使人生畏。通貨膨脹上升加上需求減緩意味著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臨嚴峻的問題。因此歐洲央行最近調升利率以保持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而這偏偏又是在需求減緩的時刻，通常需要來一次減息。

盡管存在所有這些變數，但歷史確實也為重大金融事件的潛在經濟影響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萊因哈特和的羅格夫分析的那樣，二戰后最具災難性的五個例子中（芬蘭、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產出增長率從頂峰到谷底的跌幅超過5%，甚至三年后，增長率仍維持在比危機前趨勢增長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沖擊放在一起評價，實際人均產出增長率平均跌幅結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兩年時間恢復到趨勢增長率水平。

經濟學家保羅?奧默羅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個西方國家在1871年和2006年間的255次衰退案例。他發現，其中164次只持續了一年時間，大多數在兩年內結束。

由此，作為一個憑經驗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規律，在最后貸款人做了它該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來金融沖擊后的經濟低迷時期持續長達兩年左右時間的情形屢見不鮮。在那基礎上，鑒于當前金融事件的規模之大，美國和英國財政部看上去總是在預計中相當樂觀，他們預計2007年夏季后出現短暫、劇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復蘇將會初露端倪。而從目前情況來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會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國是這樣。

金融創傷多大程度上導致經濟低迷？

首先，金融危機導致人們大規模損失資產和財富，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銀行的股東如今感覺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錢。沖擊對于銀行資產負債情況的影響也對他們的放貸能力有著直接的影響。最驚人的例子就是大蕭條時期嚴厲的信貸限制。美國汽車銷量從1929年時的450萬輛下降至1932年的110萬輛，在20年時間里沒能超過先前的頂峰水平。

此外，從繁榮到蕭條的轉變完全改變了公眾對于金融和承擔風險意愿的觀點。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惡棍。投資的時間長度縮短了。如J.K.?加爾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偉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里評述的那樣，在經濟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東西變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懷疑的東西”。

金融震蕩也頻繁暴露出欺詐和犯罪，加強了一種不安的總體感覺，并讓公眾叫嚷著要復仇。南海公司的董事們的勉強保住了性命。當時，一位議員堅決主張，這些人應該被判弒長犯上罪，并受到古羅馬對于此罪的刑罰——即把他們跟一只猴子和一條蛇一起縫在麻袋里，并把他們溺死。當情況變得不太對勁時，要留意那些從不休假的雇員。在倫敦，當聯合銀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參加葬禮時，一樁巨大的挪用資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資產負債表上捅了個大窟窿的違規交易員杰洛米?科維爾(Jerome Kerviel)同樣也不想離開他的辦公桌。

立法機構在這種金融狂熱的時刻并不總是能作出最英明的決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經皇家許可狀授權的股票發行，這使得一個多世紀時間里里，在英國要開辦一家合法企業都變得很困難，直到該法最終被廢除情況才有了變化。1929年華爾街崩潰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這部法律對國際貿易產生了破壞性影響。本世紀初商業網絡泡沫之后，美國出臺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國上市公司的經濟負擔。

正如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本報評論的那樣：“人人都牽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監管者——都過于頻繁地被過度興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會犯錯。那是監管很少逆經濟周期而動的原因之一：監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歷史記錄說明，我們應對于去年的事件審慎地作出監管反應，但這并不是說監管者應該袖手旁觀。

我們應該怎么辦？

一個建議是，我們應建立某種機制，可能是一個重新設定焦點的國際貨幣基金，賦予它在視野里尋找問題的職責。聽上去這個主意不賴。但歷史上充斥著這樣的情形，在狂熱的氛圍里，當局有關泡沫即將來臨的警告被完全無視。1996年年底，艾倫?格林斯潘談到了“非理性繁榮”，股價短暫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數時間里

股價加速上漲。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時候就曾談到過錯誤定價的信貸風險和艱難時局即將到來。但當市場上漲時，沒人把那些災難預言家的話當回事。

那就是與當今流行的觀點相反的論點。如今的普遍觀點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時，應該考慮資產價格通貨膨脹和貨幣通貨膨脹。當住房價格在到2006年的3年內越飚越高時，我正在貨幣政策委員會任職。我能記得當時的想法：“如果我們的使命是抑制住房價格上漲（當然那時還沒發生），那么利率將何去何從？”要弄清楚是什么構成了可以長期維持的住房價格非常困難。僅僅因為感覺到住房價格太活躍，我們是不是就準備徹底打跨這個行業呢？我不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爾紹德提出了一個更有趣、更進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監管框架，提高銀行資本金要求，用一個比率將之與一個同銀行資產價格增長率掛鉤。其目的是遏制過度的放款，并在繁榮時期擴充銀行準備金。

一些監管是無可避免的，拯救貝爾斯登的行動使得一場改革在美國勢在必行。在英國，今年稍晚時候政府將推出立法，以解決一些在北巖事件期間浮現出來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進行更多微觀經濟層面的改變，例如信貸評級機構的工作等。沒完沒了且最終沒有什么成果的爭論——關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獎金的，關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將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業銀行的年報將繼續以每年多出20至50頁的速度變厚。

顯然有必要使銀行體系里雇員和股東的經濟利益更加一致，以減少交易商去肩負巨大短期風險的誘因。但無論如何，未來幾年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謹慎和節制成為主基調。銀行在考慮把錢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時，將謹慎得多。灰暗乏味將統治地球，浮華的繁榮將被視為庸俗。這或許是歷史的最后一個教訓，對此，沒人比白芝浩說得更好了：“在英格蘭，一場巨大災難后，人們相互猜忌。一旦災難被遺忘，人們再次互相信賴。”

理查德?蘭伯特是英國工業聯合會(CBI)主席，《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前任總編輯。本文是根據他在牛津大學坦普頓學院演講基礎上經編輯的講稿。

1866年歐沃倫?格尼銀行

歐沃倫?格尼銀行的破產引發了英國最著名的銀行擠兌。當該銀行從核心業務（交易匯票）向外擴張進入到如船廠等風險更高的投資領域時，問題就發生了。當幾家債權人破產時，該銀行的股票驟然暴跌。沃爾特?白芝浩稱其政策“過于輕率，人們會覺得小孩來放貸也會比這做得好”。英國央行拒絕提供支持的那天，歐沃尼停止現金支付，擠兌變成了一場騷亂，之后又有10家銀行暫停支付，200家公司無力償債，“倫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擁擠，跌跌撞撞”。

2007年北巖銀行

去年9月12日，當信貸緊縮加劇時，北巖被迫求助于英國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貸款人角色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關于貸款的新聞引發了擠兌。接下來的兩個月里，因多個援救方案失敗，該銀行2007年2月曾一度漲到12.14英鎊歷史高位的股價重挫至90便士。北巖銀行估計欠英國央行250億英鎊，于2月17日被政府國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贏得對南美貿易的壟斷，附帶條件是承擔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造成的國家債務。但西班牙對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貿易范圍很小，甚至在1718年戰火重燃前情況也沒有改觀。然而，由于擁有皇家特許狀，并且董事們四處散布編造的國外貿易大獲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價在1720年頭6個月里，從128英鎊飚升至1050英鎊。當泡沫破滅時，價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鎊，成千上萬的人因此破產。

1997年亞洲危機

在經歷數十年強勁經濟增長后，該地區贏得了“亞洲虎”外號，資本從發達世界快速流入這些自由化的市場。1997年7月，泰國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的決定引發了金融危機，很快傳播到該地區其他經濟體。不久，“亞洲傳染病”危機擴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羅斯也受害。

1929年華爾街崩盤

20世紀初，股票市場投機還被限于專業人士，到了20世紀20年代，就有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美國人”在紐約股票交易所進行投資。到了1929年8月，小投資人用保證金所購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經紀人的借款——借款超過了85億美元。到了10月，這種情況難以為繼，股東出現恐慌。就在一天時間里，股票交易量超過了1200萬股，人們拼命兌現他們的資產。“大蕭條”開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經歷了史上最大單日下挫（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22.6%，而富時100指數下跌10.8%）。崩盤的確切原因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將之將富時指數的暴跌歸咎于10月16日的倫敦颶風。

譯者/紅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