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議全球金融危機下的審計作為

近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給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憂慮。國家總理溫家寶在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記者招待會表示，要正確地處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作為國民經濟的監督部門，筆者認為審計部門要在金融部門監管方面有所作為。

第一，要加大對金融部門實體經濟的監管力度。這次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金融部門監管有效缺失，促使金融創新無限夸張和擴大，儲蓄和消費比例嚴重失衡，觸發了一系列信貸危機。作為經濟監管機關，審計應充分發揮監管作用，全程介入對金融部門如銀行、證監會等涉及金融部門的監管力度，將金融部門的實體經濟發展納入監管視野，確保金融部門健康安全運行。一是要重點加強對金融部門資產、負債等的質量審計。金融部門資產質量好壞是衡量金融風險指標最重要的標準。要突出資產質量審計這一重點，結合常規審計和效益審計，不僅要注意審核反映資產、負債質量數字的真實性，還要注重分析資產質量低下的原因，提出對改善資產質量有價值的建議。二是要加大對金融部門內控制度審計。金融部門內控制度，是防范金融風險與危機的基礎性、根本性制度，是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的前提。要將對金融部門內控制度的審計單獨作為一項重要內容進行，對金融部門內控制度進行全面描述和客觀評價，并對其存在的漏洞提出改進的建議。三是要加大對金融部門經濟責任審計。特別是要注重對金融部門主要負責人履行監管職能的真實性、合規性和效益性進行檢查，監督金融部門是否履行了應當履行的所有監管職能，履行職能是否遵守有關政策法規，履行職能的效果如何等進行審計。四是要積極進行對金融部門信用審計。要建立健全金融部門信用指標，將金融部門信用情況作為審計一個重要方面，正確評估金融部門的信用度，有效規避金融風險。

第二，要加大對金融部門虛擬經濟的監管力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業、房地產業不斷發展，虛擬經濟部分日趨加大，經濟虛擬化進程加快，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對國家經濟安全的穩定作用越來越大。合理健康的虛擬經濟發展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有利的影響，起到“潤滑劑”的作用，但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又會引致泡沫經濟，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也是觸發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導火索。作為經濟運行監管部門，審計在金融部門虛擬經濟發展的監管上責無旁貸。一是要加強對國家宏觀政策的監管力度，特別是在制定刺激虛擬經濟政策以及控制性政策，防止出現政策過松或過緊。二是要加強對金融部門虛擬經濟市場的監管力度，這里只要是股票市場。要建立監管長效機制，定期了解金融市場虛擬經濟的運行狀態，促使國家正確引導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三，要加大對金融部門準確信息披露力度。高質量的信息及其充分披露是有效金融監管的基礎和前提，而目前我國虛假信息泛濫，信息屏蔽嚴重。作為審計機關，有責任要將金融部門包括涉及金融企業的準確信息予以披露，供金融主管部門以及相關信息使用者服務，供國家宏觀政策服務，使其準確判斷金融市場運行態勢，及時出臺政策和具體措施，對金融市場進行有必要的干預，促使金融市場健康穩定。一是高質量的信息是審計部門有效監管的前提。審計部門要提高對金融部門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審計質量，通過綜合分析，正確把握國家宏觀政策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準確提供高質量、有建設的審計報告，供其科學決策。二是規范的信息披露是審計監管的必要內容。信息對外披露的最大成本在于信息披露所帶來的外部效應，特別在經濟轉軌時期，準確及時披露金融部門的信息，有助于市場的穩定，從而使得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達到發展的平衡。故此，審計部門要在一定的范圍內，真實地披露金融部門資產狀況，徹底改變金融信息披露報喜不報憂的現象。通過審計，正確揭示金融的不良貸款率，使得市場參與者能獲得金融部門資本水平和風險狀況方面的準確信息，監管者能準確判斷金融部門抵御風險的能力。

第二篇：歷數全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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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數全球金融危機

每一次經濟恐慌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點，但都有一個相似之處，即它們都緊接著一段表面上的繁榮期之后發生，從而暴露出這種繁榮的空洞。這種順序屢試不爽，每當我們發現可以不必通過艱苦緩慢的實干，就能輕松大發其財之時，就可以十拿九穩地斷言，恐慌時期即將來臨。

可能過去就有人講過這樣的話。事實上，在1859年，它已被寫進1857-58年商業危機的歷史。金融動蕩感覺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數幾乎如出一轍。

讓我們從一個顯然極為相似的案例開始。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是英國自1866年歐沃倫格尼銀行(Overend Gurney)關門以來第一家倒閉的大型銀行。兩家都是久負盛名的機構，有著審慎且令人敬佩的財務歷史：北巖銀行的前身是東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會，歐沃倫格尼銀行則在東安格利亞貴格會擁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長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兩家銀行的領導權，他們急切想要迅速擴大他們的貸款規模：北巖在房價泡沫的頂峰陷在房屋抵押貸款里，而歐沃尼栽在一些顯然有問題的企業上，包括造船、谷物貿易、鐵路融資行業及許多其他行業的企業。這些企業都犯了致命錯誤，即依賴短期借款為他們快速擴張和風險越來越大的貸款賬目提供資金。與北巖一樣，歐沃尼為其有缺陷的業務模式付出了代價。一個重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英國央行讓歐沃尼倒閉了，導致其他一些企業在接著引發的恐慌中倒閉。

最近，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馬里蘭大學的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學的肯?羅格夫(Ken Rogoff)發表了一份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分析報告，在文中他們找出了二戰以來發生在工業國家的前18次銀行業危機，把當前的金融危機放到了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們發現了把單個事件轉化成金融繁榮和蕭條的整體圖景的共同主題，他們稱之為“諸多標準金融危機指標上驚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點”。他們重點對美國進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觀察相關數字，他們分析中的大部分內容也適用于英國。

在每次重大金融動蕩之前，住房價格都會快速上漲，股票價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機發生的前夜，資本流入加速，經常賬盈余迅速擴大。公共債務上升是戰后危機中一個幾乎普遍的前兆。當問題隱約浮現時，總體經濟增長開始逐漸放緩。此外，以往的金融沖擊發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時期。

作為一位見識頗多的記者，我見證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級銀行危機，我們最強大的金融機構險些被拖垮?，F在，我還仍然保留著由四大清算銀行之一發布的否認它們身處困境的新聞稿。那次事件有幾個不同的觸發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開始實施的《競爭與信貸管理條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開了貸款的上限，降低了對銀行的流動性要求，并終結了利率同盟。之后的兩年里，對英國居民的信用墊款總額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著角色。引用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的話，過去25年間“我們從一個以商業銀行為中心的、高度監管的金融體系，轉變為一個經過了高度設計、復雜得多的體系。今天，眾多金融中介發生在有效的官方監管和監督之外的市場，全都裝在不知有多少萬億規模的衍生品工具里?！?另一個共同特征是，資產價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時期的價格穩定后發生，最近英國《金融時報》一篇由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維納什?佩爾紹德(Avinash Persaud)撰寫的文章指出了這一點。他們引用了1929年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亞洲，以及2007-08年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危機作為案例。低通脹導致低利率和真實資產的積累，繼而導致投資者為了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而去冒更大風險。20世紀70年代就有一個經典案例，當時石油美元涌入國際資本市場并推動利率走低。銀行流動性充足，正四處尋找新的出口。他們在中歐和拉美的發展中經濟體找到了正在找尋的東西。但當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暫停償還外債時，這種情形便戛然而止。

過去數年中發生了很多同樣的事件。甚至羅格夫和萊因哈特大膽地暗示，這一次大量資金事實上已被再循環至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但這回這個經濟體存在于美國境內。逾一萬億美元被導入由最窮、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構成的美國次級房貸市場。

此處的共同特征就是對風險的誤判，對風險的定價錯得離譜。1929年，問題出在投資資金被過度利用；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則是與錯配的貨幣敞口有關；互聯網熱潮時期，當時的想法就是互聯網將導致永不休止的經濟增長。在最近這次信貸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債務分開拆碎，然后分發到世界各地，垃圾債券能就這樣奇跡般地轉變為3A級投資對象。

這一次確實有什么不同之處嗎？

然而，最近的這次事件與歷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個特征是，其性質是真正的國際性的。幾個世紀來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機讓世人明白一個道理，即樂觀、貪婪、狂熱和絕望是不分國界的。早在互聯網之前，不斷變化的市場情緒就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價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這一幕，簡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場里同步發生的。用套利、資本流動或資金轉移遠不能解釋這一現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關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蘭及法國的強力貨幣擴張助長了泡沫。緊跟泡沫發生的危機波及到了荷蘭、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國北部。此類國際性震蕩的名單一眼看不到頭。

當然，世界各地國家經濟體之間總有著實體的聯系，如國際貿易商品和金條、出口和進口、資本和資金流動，等等。但我發現，讓我著迷的卻是純心理方面的聯系，像是某國投資人的情緒在什么時候影響另一國投資人的情緒，有時候是距離非常遠的兩個國家。我們在考慮金融快感和恐懼時始終要牢記的是，理性行為總是不在考慮之列。歷史上最偉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機，結果輸慘了。正如他沮喪地感言：“我能計算天體的運動，卻不能計算人類的瘋狂。”

重大金融震蕩的結果是什么？

關于這個問題，大量知識來自于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發表了經典著作《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爾伯格用相當沒有把握的方式所表達觀點是，得到正確運用的最后貸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緊接著金融危機之后發生的商業滑坡縮短的關鍵。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機作為證據。這幾次危機中，沒有一次最后貸款人能真正出現。之后發生的蕭條比之其他幾次時間更長、程度更深。19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兩次危機，均被稱為“大蕭條”。

最后貸款人角色的經典定義是由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偉大著作《倫巴第街》(Lombard Street)發表于1873年，書中闡述的一個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機時刻的指導格言：憑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貸，也是從那本書開始的。自由放貸，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沒人可以不經過慎重考慮、用很低的代價就借到錢”。無限度地憑所有良好的銀行業證券放貸——因為“造成驚恐的方式，就是拒絕持有優質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簡單。首先，央行官員們并不總是把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人們普遍認為，英國央行在干預1825年恐慌時沒起什么作用。城市歷史學家戴維?基納斯頓(David Kynaston)說明了英國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滿和過于劇烈的信貸緊縮之間急劇轉向的。70多家銀行倒閉了，據傳，英國央行自己也是僥幸逃過一劫。正當5英鎊和10英鎊的紙幣全部用光之際，有人發現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庫里的1英鎊的票

子。這些紙幣是得到政府許可發行的，并“創造了奇跡”。接著發生的蕭條持續了幾年時間：根據一份報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幾乎人人都仍舊感覺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給他們的損失所造成的傷痛——并且直到現在，由于害怕風暴后持續很長時間的洶涌波濤，甚至現在都遠離海邊”。

另一個問題是，過度熱情的央行干預可能給未來造成實際麻煩。關于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來的經濟攤子的熱議，背后體現的就是這個問題。2006年1月，艾倫?格林斯潘卸任美聯儲主席。美聯儲的經典角色一直是逆風而行，在艱難時期放松信貸，在局面失控之前緊縮信貸。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擔任過18年的美聯儲主席，直到尼克松總統時代，用他的話說：“美聯儲的功能，就是在聚會漸入佳境的時候，端走賓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聲稱，他非但沒有端走賓治盆，而且在聚會快結束的苗頭初步顯露時，他又喝了一瓶白蘭地，高興得不想離場。

他們還說，不論出了什么問題，格林斯潘執掌的美儲儲總會通過創造足夠多廉價貨幣收買的方法來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場崩盤后，美聯儲在六周內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復。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遠還是有限制的。隨著時間推移，廉價貨幣和負的實際利率導致帶來泡沫的投機和通貨膨脹。這是央行行長們警告道德風險的危險時所要表達的意思，這種道德風險指的是，把銀行家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只會鼓勵他們將來更加不負責任。當應該讓一家機構倒閉時，試圖把個人過失和可能導致極嚴重后果的系統性失效清楚地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的。

出于這個原因，多年來，常常是這樣一個情況，銀行當局下決心不干預，最終卻發現自己被迫屈服于壓力。利物浦勛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脅說，如果投機者得到拯救，他將辭去財政大臣的職務，但最后投機者還是得救了。金德爾伯格發現類似的例子發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紐約時?，F任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也對道德風險多次發出強有力的警告，直到幾個月前英國央行準備進行一次看上去象經典白芝浩式的干預為止。

在給投機者一個教訓和系統性失效之間取得平衡相當困難。只有歷史才能夠對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評判。

在對最近這場危機的反應中，美聯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比他們的前輩們走得更遠。華爾街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證券化貸款市場上的巨大敞口而面臨倒閉危險。面對這種情況，再次引用保羅?沃克爾的話，美聯儲判斷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權利用到極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準則和慣例”的措施。

同樣，這種救援肯定必定導致美國證券監管的徹底重塑。如果美聯儲將來站到這些機構背后，那它需要的監督程度要遠比當前規則下允許的要直接地多。難怪沃克爾言語之間有些擔心。

經濟低迷時間跨度可能有多長，影響可能有多深？

當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變數。關鍵之一是最后貸款人的存在和表現。但還有許多其他變數，因為繁榮和蕭條鮮有單一觸發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機的觸發因素有：鐵路狂熱、馬鈴薯病害、一年小麥歉收和第二年豐產以及歐陸接著發生的革命。1857年華爾街恐慌通過內戰變成了一場持續很長時間的衰退。關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成因，著有眾多的教科書，而《大崩潰》(Great Crash)絕不是其唯一的貢獻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價格在飚升，正好在這個時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銀行突然驚現一個十分巨大的漏洞──這再次說明：造成麻煩的不只是金融沖擊，這樣的事實令當今的經濟挑戰更加使人生畏。通貨膨脹上升加上需求減緩意味著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臨嚴峻的問題。因此歐洲央行最近調升利率以保持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而這偏偏又是在需求減緩的時刻，通常需要來一次減息。

盡管存在所有這些變數，但歷史確實也為重大金融事件的潛在經濟影響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萊因哈特和的羅格夫分析的那樣，二戰后最具災難性的五個例子中（芬蘭、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產出增長率從頂峰到谷底的跌幅超過5%，甚至三年后，增長率仍維持在比危機前趨勢增長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沖擊放在一起評價，實際人均產出增長率平均跌幅結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兩年時間恢復到趨勢增長率水平。

經濟學家保羅?奧默羅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個西方國家在1871年和2006年間的255次衰退案例。他發現，其中164次只持續了一年時間，大多數在兩年內結束。

由此，作為一個憑經驗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規律，在最后貸款人做了它該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來金融沖擊后的經濟低迷時期持續長達兩年左右時間的情形屢見不鮮。在那基礎上，鑒于當前金融事件的規模之大，美國和英國財政部看上去總是在預計中相當樂觀，他們預計2007年夏季后出現短暫、劇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復蘇將會初露端倪。而從目前情況來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會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國是這樣。

金融創傷多大程度上導致經濟低迷？

首先，金融危機導致人們大規模損失資產和財富，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銀行的股東如今感覺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錢。沖擊對于銀行資產負債情況的影響也對他們的放貸能力有著直接的影響。最驚人的例子就是大蕭條時期嚴厲的信貸限制。美國汽車銷量從1929年時的450萬輛下降至1932年的110萬輛，在20年時間里沒能超過先前的頂峰水平。

此外，從繁榮到蕭條的轉變完全改變了公眾對于金融和承擔風險意愿的觀點。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惡棍。投資的時間長度縮短了。如J.K.?加爾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偉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里評述的那樣，在經濟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東西變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懷疑的東西”。

金融震蕩也頻繁暴露出欺詐和犯罪，加強了一種不安的總體感覺，并讓公眾叫嚷著要復仇。南海公司的董事們的勉強保住了性命。當時，一位議員堅決主張，這些人應該被判弒長犯上罪，并受到古羅馬對于此罪的刑罰——即把他們跟一只猴子和一條蛇一起縫在麻袋里，并把他們溺死。當情況變得不太對勁時，要留意那些從不休假的雇員。在倫敦，當聯合銀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參加葬禮時，一樁巨大的挪用資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資產負債表上捅了個大窟窿的違規交易員杰洛米?科維爾(Jerome Kerviel)同樣也不想離開他的辦公桌。

立法機構在這種金融狂熱的時刻并不總是能作出最英明的決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經皇家許可狀授權的股票發行，這使得一個多世紀時間里里，在英國要開辦一家合法企業都變得很困難，直到該法最終被廢除情況才有了變化。1929年華爾街崩潰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這部法律對國際貿易產生了破壞性影響。本世紀初商業網絡泡沫之后，美國出臺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國上市公司的經濟負擔。

正如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本報評論的那樣：“人人都牽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監管者——都過于頻繁地被過度興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會犯錯。那是監管很少逆經濟周期而動的原因之一：監管方也被潮流席卷?！彼詺v史記錄說明，我們應對于去年的事件審慎地作出監管反應，但這并不是說監管者應該袖手旁觀。

我們應該怎么辦？

一個建議是，我們應建立某種機制，可能是一個重新設定焦點的國際貨幣基金，賦予它在視野里尋找問題的職責。聽上去這個主意不賴。但歷史上充斥著這樣的情形，在狂熱的氛圍里，當局有關泡沫即將來臨的警告被完全無視。1996年年底，艾倫?格林斯潘談到了“非理性繁榮”，股價短暫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數時間里

股價加速上漲。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時候就曾談到過錯誤定價的信貸風險和艱難時局即將到來。但當市場上漲時，沒人把那些災難預言家的話當回事。

那就是與當今流行的觀點相反的論點。如今的普遍觀點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時，應該考慮資產價格通貨膨脹和貨幣通貨膨脹。當住房價格在到2006年的3年內越飚越高時，我正在貨幣政策委員會任職。我能記得當時的想法：“如果我們的使命是抑制住房價格上漲（當然那時還沒發生），那么利率將何去何從？”要弄清楚是什么構成了可以長期維持的住房價格非常困難。僅僅因為感覺到住房價格太活躍，我們是不是就準備徹底打跨這個行業呢？我不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爾紹德提出了一個更有趣、更進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監管框架，提高銀行資本金要求，用一個比率將之與一個同銀行資產價格增長率掛鉤。其目的是遏制過度的放款，并在繁榮時期擴充銀行準備金。

一些監管是無可避免的，拯救貝爾斯登的行動使得一場改革在美國勢在必行。在英國，今年稍晚時候政府將推出立法，以解決一些在北巖事件期間浮現出來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進行更多微觀經濟層面的改變，例如信貸評級機構的工作等。沒完沒了且最終沒有什么成果的爭論——關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獎金的，關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將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業銀行的年報將繼續以每年多出20至50頁的速度變厚。

顯然有必要使銀行體系里雇員和股東的經濟利益更加一致，以減少交易商去肩負巨大短期風險的誘因。但無論如何，未來幾年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謹慎和節制成為主基調。銀行在考慮把錢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時，將謹慎得多?；野捣ξ秾⒔y治地球，浮華的繁榮將被視為庸俗。這或許是歷史的最后一個教訓，對此，沒人比白芝浩說得更好了：“在英格蘭，一場巨大災難后，人們相互猜忌。一旦災難被遺忘，人們再次互相信賴。”

理查德?蘭伯特是英國工業聯合會(CBI)主席，《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前任總編輯。本文是根據他在牛津大學坦普頓學院演講基礎上經編輯的講稿。

1866年歐沃倫?格尼銀行

歐沃倫?格尼銀行的破產引發了英國最著名的銀行擠兌。當該銀行從核心業務（交易匯票）向外擴張進入到如船廠等風險更高的投資領域時，問題就發生了。當幾家債權人破產時，該銀行的股票驟然暴跌。沃爾特?白芝浩稱其政策“過于輕率，人們會覺得小孩來放貸也會比這做得好”。英國央行拒絕提供支持的那天，歐沃尼停止現金支付，擠兌變成了一場騷亂，之后又有10家銀行暫停支付，200家公司無力償債，“倫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擁擠，跌跌撞撞”。

2007年北巖銀行

去年9月12日，當信貸緊縮加劇時，北巖被迫求助于英國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貸款人角色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關于貸款的新聞引發了擠兌。接下來的兩個月里，因多個援救方案失敗，該銀行2007年2月曾一度漲到12.14英鎊歷史高位的股價重挫至90便士。北巖銀行估計欠英國央行250億英鎊，于2月17日被政府國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贏得對南美貿易的壟斷，附帶條件是承擔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造成的國家債務。但西班牙對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貿易范圍很小，甚至在1718年戰火重燃前情況也沒有改觀。然而，由于擁有皇家特許狀，并且董事們四處散布編造的國外貿易大獲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價在1720年頭6個月里，從128英鎊飚升至1050英鎊。當泡沫破滅時，價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鎊，成千上萬的人因此破產。

1997年亞洲危機

在經歷數十年強勁經濟增長后，該地區贏得了“亞洲虎”外號，資本從發達世界快速流入這些自由化的市場。1997年7月，泰國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的決定引發了金融危機，很快傳播到該地區其他經濟體。不久，“亞洲傳染病”危機擴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羅斯也受害。

1929年華爾街崩盤

20世紀初，股票市場投機還被限于專業人士，到了20世紀20年代，就有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美國人”在紐約股票交易所進行投資。到了1929年8月，小投資人用保證金所購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經紀人的借款——借款超過了85億美元。到了10月，這種情況難以為繼，股東出現恐慌。就在一天時間里，股票交易量超過了1200萬股，人們拼命兌現他們的資產?！按笫挆l”開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經歷了史上最大單日下挫（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22.6%，而富時100指數下跌10.8%）。崩盤的確切原因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將之將富時指數的暴跌歸咎于10月16日的倫敦颶風。

譯者/紅嶺

第三篇：全球金融危機演講稿

經濟危機早已籠罩全球。中國雖不像歐美那樣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們面臨的問題卻絕不是那么簡單的。

其實我很慶幸，歐美在這一時刻發生了這樣一場經濟危機，這不但使中國經濟在擠掉自己泡沫的時候在國際上不會太被動，也使中國的很多問題有機會盡早暴露出來，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國經濟有自己的問題，這不管歐美是否陷入次貸危機，它總是要爆發的，而且時間就在近年。中國的問題表面上看是房地產價格過高，熱錢涌入等等，但這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這一系統各個環節的問題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我深知這一方案很難實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實行，必然能夠解決中國的經濟困境。歡迎大家參考、指正。

1、先從房地產說起。中國的房地產過熱，不僅僅是開發商的問題，開發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陣子網上流傳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講話稿，對我深有啟發，由此也產生了許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發言，中國的房地產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開發商哄抬物價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場上有大量的資金注入房地產行業。這些資金的來源，有政府投資，有銀行投資，但是，更重要的是從制造業流入的資金。制造業的資金怎么會大量的流入房地產呢？為什么他們不用于自己的擴大再生產呢？按照資本運作的理論，資本只會流向利潤更高的行業，正是制造業近些年的低迷、虧損以及房地產的超額利潤，吸引大量的資金從制造業轉移到房地產，其結果，一方面推高了房價，另一方面，使制造業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斬斷工商業鏈條”這一概念，對中國來說，這就要通過引導、限制等種種措施，使制造業的資金留在制造業。只有這樣，房地產行業才會失去最大的熱錢來源，才會有真正調整的動力。

此外，這還會造成一種好處。近期，國家開始收緊房地產政策，于是，有相關利益者就出面恫嚇：房地產下跌會嚴重的拖累中國的gdp——一般認為，中國的gdp增長如果低于7%，將會嚴重影響就業和全國的生活水平，從而造成社會動蕩。但是，如果房價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業資金的撤回，那制造業的增長將會抵消掉房價下跌的損失，中國的經濟不會出現滑坡。

當然，即便房價的下跌是由于危機或者政府的調控，即便制造業的資金陷在房地產市場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認為“嚴重拖累經濟增長”的情況會出現。因為，雖然房地產的低迷會拖累經濟增長，但社會在房地產市場省下的資金會投入消費市場以及其他行業的投資，從而帶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增長，這些增長，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產下滑的損失。

2、制造業是這個鏈條上的第二個環節。前面說到，如果能將制造業的資金從房地產市場撤出，這會對中國的經濟帶來最大的好處。但是，制造業的資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過一些手段將制造業的資本剝離房地產市場，等經濟好轉以后，它們還會回去，這又會造成另一個死循環，治標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將制造業的利潤和房地產市場的利潤加以平均，只要投資制造業能夠獲得不少于房地產的利潤，那制造業的資金就沒有理由不留在本行業內了。

但是，提高制造業的利潤并非簡單的事。中國制造業，雖然也是由面向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部分組成，但是，面向國際市場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業。如此，中國制造業就很難保證利潤。

這條道路雖然極難，但并非絕不可行。

4、消費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國的消費水平是很低的，這有兩條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們不敢或不能消費；b、過高的稅收使消費萎縮。

第一條前面已經說過，這里主要講第二條。

近年上半年國家的稅收又是新高，而財政盈余更是達到10000億人民幣以上。這個數字讓我看著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對于國家來說，只要資產還在國內流動，無論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誰，其最終所有者都是國家。因此，國家的資產就是在領土以內的所有資產。這就意味著，一國沒必要將過多的資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滿足日常開銷的數字而已（除非有一個很可怕的觀念產生，即政府和國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這樣）。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體現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長率，而是體現在半年萬億以上的財政盈余。這萬億資產，既然是盈余，便說明它沒有被利用，這對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浪費，試想，如果這萬億資產投入消費領域，將會產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會福利領域，又會解放多少消費能力？最終，這筆錢躺在了國庫里……

換個思路，即便這筆錢得到了應用，比如說投入高鐵、核電站的建設等等，它的效益還是不如留在民間。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投資過熱，政府投資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業、道路、房屋之類，這產業的利潤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潤的輕工業、服務業卻是國家投資無法顧及的，這無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筆資產產生的效率。

政府的稅收，在夠用的基礎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萬億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對社會資源的如此浪費，希望在日后不會看到……

通過以上幾條，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一切都處于一個閉合的鏈條之中，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我們不能簡單的通過調整其中的一兩個方面來解決當前經濟中遇到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市場的主動調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資源。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30年前的問題早已不再困擾我們，可以說，我們站在一個新的起點，面臨著新的矛盾，只希望當權者能夠迅速轉變觀念。目前我們能夠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號，希望它們能夠發揮作用，真正改善中國的經濟。

人們常說，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亞洲四小龍，都在做著和現在的中國差不多的事。但是，現在的日本，是一個技術高度發達，自主研發型的經濟體，亞洲四小龍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創新型經濟的道路上。我們不能因為領先者曾經與我們一樣而沾沾自喜，我們當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們如何確保中國在20年后，經濟的“質”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

第四篇：全球金融危機演講稿

全球金融危機演講稿

經濟危機早已籠罩全球。中國雖不像歐美那樣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們面臨的問題卻絕不是那么簡單的。

其實我很慶幸，歐美在這一時刻發生了這樣一場經濟危機，這不但使中國經濟在擠掉自己泡沫的時候在國際上不會太被動，也使中國的很多問題有機會盡早暴露出來，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國經濟有自己的問題，這不管歐美是否陷入次貸危機，它總是要爆發的，而且時間就在近年。中國的問題表面上看是房地產價格過高，熱錢涌入等等，但這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這一系統各個環節的問題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我深知這一方案很難實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實行，必然能夠解決中國的經濟困境。歡迎大家參考、指正。

1、先從房地產說起。中國的房地產過熱，不僅僅是開發商的問題，開發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陣子網上流傳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講話稿，對我深有啟發，由此也產生了許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發言，中國的房地產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開發商哄抬物價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場上有大量的資金注入房地產行業。這些資金的來源，有政府投資，有銀行投資，但是，更重要的是從制造業流入的資金。制造業的資金怎么會大量的流入房地產呢？為什么他們不用于自己的擴大再生產呢？按照資本運作的理論，資本只會流向利潤更高的行業，正是制造業近些年的低迷、虧損以及房地產的超額利潤，吸引大量的資金從制造業轉移到房地產，其結果，一方面推高了房價，另一方面，使制造業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斬斷工商業鏈條”這一概念，對中國來說，這就要通過引導、限制等種種措施，使制造業的資金留在制造業。只有這樣，房地產行業才會失去最大的熱錢來源，才會有真正調整的動力。

此外，這還會造成一種好處。近期，國家開始收緊房地產政策，于是，有相關利益者就出面恫嚇：房地產下跌會嚴重的拖累中國的gdp——一般認為，中國的gdp增長如果低于7%，將會嚴重影響就業和全國的生活水平，從而造成社會動蕩。但是，如果房價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業資金的撤回，那制造業的增長將會抵消掉房價下跌的損失，中國的經濟不會出現滑坡。

當然，即便房價的下跌是由于危機或者政府的調控，即便制造業的資金陷在房地產市場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認為“嚴重拖累經濟增長”的情況會出現。因為，雖然房地產的低迷會拖累經濟增長，但社會在房地產市場省下的資金會投入消費市場以及其他行業的投資，從而帶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增長，這些增長，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產下滑的損失。

2、制造業是這個鏈條上的第二個環節。前面說到，如果能將制造業的資金從房地產市場撤出，這會對中國的經濟帶來最大的好處。但是，制造業的資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過一些手段將制造業的資本剝離房地產市場，等經濟好轉以后，它們還會回去，這又會造成另一個死循環，治標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將制造業的利潤和房地產市場的利潤加以平均，只要投資制造業能夠獲得不少于房地產的利潤，那制造業的資金就沒有理由不留在本行業內了。

但是，提高制造業的利潤并非簡單的事。中國制造業，雖然也是由面向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部分組成，但是，面向國際市場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業。如此，中國制造業就很難保證利潤。

對外，歐美發達國家對產品的高要求顯著地增加了成本，各種貿易保護政策使中國企業處處受制，且產品的多數利潤被擁有技術的外商剝走，加上人民幣的升值，中國企業只能慘淡經營。美國的金融問題從XX年初露端倪，XX年、XX年逐漸顯現，至XX年全面爆發，并波及世界，使得世界對于消費品的需求顯著下降；再加上不合時宜的三鹿奶粉事件，使得中國制造的形象蒙受損失，可以說，近些年來，中國的制造業一直處于寒冬之中。

對內，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的壓迫，使全國百姓的消費能力降到了最低，人們再沒有什么能力去購買除生活必須以外的產品和服務。即便有（往往是一些中高收入者），隨著進口商品的平民化，人們也更愿意購買質量更好，技術含量更高的進口商品。于是，中國的制造業也很難在國內求得發展。

那么，問題如何解決呢？我認為，一下兩條線應該并重！

a、政府出面建造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重建醫療保障，改善教育，徹底消滅新三座大山，使居民的消費能力得到解放，這是重中之重。

b、提高制造業的研發能力，增加效率和利潤率。

不過，這兩條的實現，都面臨極其巨大的困難。首先，三座大山的消滅需要與利益集團做艱苦的斗爭，這里面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多數已經脫離經濟的范疇，這里不再多說。而提高企業的研發能力，需要教育科研體制的巨大變革，這個后面再談?？傊?，無論哪個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說，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面臨的挑戰，實際上剛剛開始。

3、科研、教育、用人體制是困擾整個中國經濟的病根之一。中國的人才資源目前處于嚴重的錯配狀態。正常來說，學習理工科的各類人才應該被放置在生產、研發的第一線，這樣，他們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價值，并取得與自己價值相稱的高額收入。比如說，研發人員必須緊貼市場，研發市場需要的技術，技術工人應該站在生產第一線，利用自己的技術和經驗創造價值。但是，中國由于有工農兵當干部的傳統，這些生產上的人才往往被提拔當官，結果呢？他們既當不好官，又浪費了自己的技術，降低了勞動生產率。技術人員當官了，那么，原先應該從事社會管理和行政工作的社會學的專業人才當然的被擠了下來。他們擁有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專業知識，卻得不到施展的機會，不但浪費了資源，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水平，還無形中增加著社會矛盾。

那么，正確的資源配置應當怎樣，障礙又何在呢？

首先，生產和技術人員應該全面進入企業，從而使技術和社會需求真正結合。這其中有兩個障礙：a、現行的教育科研體制將專家捆在學校和科研院所中，他們從事著與社會脫節的研究，揮霍者大量的資源。b、企業研發能力太低，對研發的投入也不夠（或者沒有能力進行這些投入）。

第二，第一點實現，才能空出社會管理職位給那些有專業知識的研習社會學的人們，他們顯然能夠制定出比理工科的管理者們更加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制度，從而進一步提高效率。這里的障礙同上，理工科出身的人還將長期占據領導崗位，除非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得到顯著地提高。

我的方案是：第一，國家在短期內組織力量，集中在個別行業進行創新能力的集中培育和研發，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在少數幾個產業取得領先于世界的研發能力，并轉讓給企業。這是一個提振信心和士氣的舉動，讓人們對

madeinchina具備信心，并摸索適合的模式，積累經驗。第二，將國防科工委和中科院、大專院校的技術人員下放，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安于企業內的工作。第三，調整政策，使創新能力與收入絕對掛鉤，從而激勵創新。這條道路雖然極難，但并非絕不可行。

4、消費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國的消費水平是很低的，這有兩條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們不敢或不能消費；b、過高的稅收使消費萎縮。

第一條前面已經說過，這里主要講第二條。

近年上半年國家的稅收又是新高，而財政盈余更是達到10000億人民幣以上。這個數字讓我看著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對于國家來說，只要資產還在國內流動，無論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誰，其最終所有者都是國家。因此，國家的資產就是在領土以內的所有資產。這就意味著，一國沒必要將過多的資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滿足日常開銷的數字而已（除非有一個很可怕的觀念產生，即政府和國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這樣）。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體現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長率，而是體現在半年萬億以上的財政盈余。這萬億資產，既然是盈余，便說明它沒有被利用，這對社

會是一個巨大的浪費，試想，如果這萬億資產投入消費領域，將會產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會福利領域，又會解放多少消費能力？最終，這筆錢躺在了國庫里??

換個思路，即便這筆錢得到了應用，比如說投入高鐵、核電站的建設等等，它的效益還是不如留在民間。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投資過熱，政府投資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業、道路、房屋之類，這產業的利潤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潤的輕工業、服務業卻是國家投資無法顧及的，這無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筆資產產生的效率。

政府的稅收，在夠用的基礎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萬億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對社會資源的如此浪費，希望在日后不會看到??

通過以上幾條，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一切都處于一個閉合的鏈條之中，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我們不能簡單的通過調整其中的一兩個方面來解決當前經濟中遇到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市場的主動調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資源。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30年前的問題早已不再困擾我們，可以說，我們站在一個新的起點，面臨著新的矛盾，只希望當權者能夠迅速轉變觀念。目前我們能夠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號，希望它們能夠發揮作用，真正改善中國的經濟。

人們常說，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亞洲四小龍，都在做著和現在的中國差不多的事。但是，現在的日本，是一個技術高度發達，自主研發型的經濟體，亞洲四小龍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創新型經濟的道路上。我們不能因為領先者曾經與我們一樣而沾沾自喜，我們當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們如何確保中國在20年后，經濟的“質”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

第五篇：金融危機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審計對策

為了摸清國際金融危機對縣中小企業的影響狀況 ,近日，河南省舞陽縣審計局對該縣中小企業開展了專項審計調查。審計調查結果表明，金融危機致使企業銷售不暢，貨款難以回籠，銀行惜貸心理加重，中小企業貸款更加困難，資金瓶頸成為更加突出的制約因素。突出表現在：

1.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貸款比例下降。從五家

中小企業調查情況反映：一是貸款規模有所下降。2008 年10 月至12月，貸款規模為23850萬元,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0%。二是新增貸款所占份額減少。2009 年2月，企業新增貸款1800萬元，僅占全部貸款規模的7.2%。

2.中小企業貸款渠道較少，融資成本高。經對5戶中小企業的抽查表明，2008 年有3戶中小企業獲得了貸款，其融資來自于國有商業銀行，2戶企業貸款來自企業之間拆借。據統計，國有商業銀行對上述中小企業平均貸款利率為5.48%;企業拆借平均利率更是達到10%,超過銀行貸款基準利率近5個百分點，加大了企業成本。值得關注的是，大多數中小企業只能辦理抵押擔保貸款，而金融機構在選擇抵押物時以土地房產等不動產為主，通常不接受設備特別是專用設備作抵押，已成為大多數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制約因素。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應從國家、銀行和中小企業三個方面采取具體措施加以解決。

一、國家方面

（一）國家應制定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實市場流動性。央行需要根據危機的發展情況適時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保持銀行的貸款發放和盈利水平，提高銀行的放貸能力，以降低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提高投資需求，刺激經濟增長；政府應出臺更多的財政政策，通過更有效手段來刺激內需，同時還要加大服務業改革的力度，帶動服務業的發展，擴大就業，調動居民消費。并針對外向型企業在貨幣政策上擴大對出口企業的信貸額度，調整出口退稅率；大規模減稅，尤其是企業稅，增加中小企業利潤。中長期看，企業利潤率提高可提升投資者的信心，達到為中小企業融資的目的。

（二）短期內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地方政府應發行中小企業集合債，有效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緩解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的融資難、擔保不足的矛盾。除此之外，還應積極籌備成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和中小企業創新投資基金，幫助企業應對融資發展等問題。

（三）充分發揮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的作用。一要建立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推進中小企業投融資市場的完善，協助主管部門與財政等部門管理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二要協調聯系相關部門和機構，推進構建為中小企業提供創業扶持、融資擔保等多方面、多層次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三要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輔導，以選出最適合本企業的融資品種。

（四）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擔保貸款業務。國家對于擔保貸款從政策上應予以引導與支持。一要進一步放開擔保公司準入門檻，簡化審批程序；二要加大對擔保公司實施減免稅政策的范圍。達到一定條件的擔保機構，國家減免所得稅；三要提高風險準備金提取比例，30%比率可適度提高；四要進一步建立擔保公司風險分散補償機制。包括建立國家再擔保機構、政府從專項資金中提供一定補貼、銀行對擔保公司的壞賬分擔、通過風險基金提供補償等等。

二、銀行方面

（一）開拓適合中小企業的融資產品。銀行應針對中小企業資產分布特點，設計新形式的融資工具，解決企業擔保不足的問題。向市場推出“優先貸”融資系列，創新貸款擔保抵押方式，具體包括“商用物業貸”、“大宗商品貸”、“合同訂單貸”和“應收賬款貸“四種產品。對于中小企業發掘自身擔保資源，增強融資能力起到積極作用。

（二）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服務質量，降低各種貸款門檻。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銀行需要建立新的機制。首先，針對中小企業特點，銀行應專門設置面向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管理部門，設立“中小企業授信業務操作中心”，使客戶經理專職為中小企業服務。其次，在提高貸款審批效率方面，應簡化審批手續，把中小企業貸款關系建立、評級、授信審批和抵押物作價審批流程四合一，提高服務質量。

三、中小企業方面

（一）拓寬融資渠道。中小企業應根據自身特點，拓寬融資渠道，選擇多種融資形式。如風險投資、典當等。風險投資最適合于產品或項目科技含量高、具有高發展空間和高市場前景的中小企業。典當是以實物質押、抵押，不涉及信用，且期限短，周轉快，因此十分適合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特點，但融資成本高于銀行貸款，提請中小企業予以注意。

（二）加強財務管理，提高信用等級。中小企業要健全財務制度，加強內部管理。要避免使用現金結算方式；要集中帳戶管理，增強現金統一管理意識，把資金和業務集中在一兩個銀行帳

戶。不但能提高自身在銀行的地位，也可大大降低財務成本。

（三）樹立品牌意識，提高競爭力。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關鍵還要提高企業實力，使銀行自愿為中小企業貸款。面對目前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中小企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但也是企業升級換代的一個非常好的時機。面對困難中小企業要守住陣地、擴大份額，要在更新產品、創新管

理模式、打造品牌、增值品牌等方面綜合地做好應對之策，要不斷開拓，樹立品牌意識，提高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