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濫用職權的檢討書

尊敬公司董事會：

我對此次以公謀私的檢討與反省：我深刻明白此次以公謀私行為的錯誤所在，我在主觀方面的認識與責任意識的欠缺，不容忽視。

首先我不應該將工作與生活搞混在一起，在平時生活中用自己的車接送朋友親人無可厚非。然而，我在工作期間或是下班之后依然擅用公車，接送家人與朋友就是一種怠慢工作、混淆工作與生活的作風，是極其要不得的。因此，在經過的工作當中，我一定要認清工作與生活，工作就是工作，我在工作中要嚴以律己，公私分明。

其次，我忘卻了工作職責，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我這樣的以公謀私行為，實在是會給單位造成了很大的負面隱患的。須知，我駕駛的車輛是要完成公司在工作業務上的接送任務。倘若我以公謀私，到了真正關鍵的時候，耽誤了重要領導的行程不說，也會給公司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隨時警示自己的工作職責，我要將自己駕駛車輛的每一滴油用于工作當中，絕不再做任何謀私的事情。

其三，我這樣的以公謀私行為，給公司管理氛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須知我這樣的以公謀私行為，一時間瞞得過領導，但逃避不了同事的眼睛，同事也會受到我的不良影響，認為“你以公謀私，我也可以以權謀私”。如此，勢必給公司的未來發展，未來管理帶來多么嚴重的危害。因此，今后工作當中我要以個人實際行動來改正我此事所犯的錯誤，用實際行動告訴自己與身邊的同事，應該為公司發展大局著想，不應該以公謀私、以權謀私。

關于此次錯誤，我可能還在其他許多主觀方面的意識與原因存在不足，我都有必要做出極其深刻的反省和改正，也希望領導同志給予我嚴肅的批評，我一定虛心接受。今后無論是在工作方面，我都要提起十分的重視。

此致！

第二篇：濫用職權辯護詞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受賄和濫用職權兩個罪名，辯護人將針對被告人涉嫌受賄罪進行有罪辯護，對被告人涉嫌濫用職權罪進行無罪辯護。

一、受賄。

認可公訴機關指控，對范8000元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提出異議（勞務和技術付出）。

二、濫用職權。

起訴書認定因為被告人在任某鎮建設指揮部常務副總指揮期間，違反《某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暫定辦法》等規定，同意某村將公房冒充村民私房進行拆遷補償安置，造成的損失300余萬元，同時因虛假拆遷補償安置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辯護人針對起訴書指控，將分別從職責、行為、損失和社會影響、因果關系四個方面進行辯護。

（一）職責：

1、辯護人認為被告人不具有任何明確的職責。2005年，我們某市制訂了《某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暫定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和《某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評估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細則），濱江新城該次拆遷的依據也是這兩個文件，關于這一點，被告人和證人的筆錄中多次反映。根據辦法的規定，某市建設局是房屋拆遷工作的管理部門，負責對本辦法規定內的房屋拆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某市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負責房屋拆遷有關的土地管理工作。規劃區內的人 民政府，應當按照法定職責，協同做好房屋拆遷工作。為了協同做好房屋拆遷工作，某鎮于05年3月發文（20號）成立了某鎮建設指揮部，被告人任常務副總指揮，同時于05年5月8日發文（24號）就協同做好濱江新城建設拆遷工作提出要求。主要體現在第一大點的第1、2小點上。其中一（1）、指揮部下設若干個工作小組，具體負責拆遷過程的相關工作。指揮部將定期召開例會，分析研究問題，督促工作進度，及時溝通情況，協調推動工作。一（2）、指揮部負責將拆遷任務分解到各條線，機關各部門。各條線的拆遷工作由分管領導負總責，機關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是這次拆遷工作的第一責任人。被告人指導某村。其實這條要求明確了建設拆遷指揮部和被告人的職責，即指揮部的職責是定期召開例會，分析研究問題，督促工作進度，及時溝通情況，協調推動工作。而被告人的職責是對條線拆遷工作負總責，同時指導某村拆遷。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負總責還是指導某村拆遷，被告人的職責必須限定在“按照法定職責，協同做好房屋拆遷工作”這條政府40文的范圍內，而對于房屋拆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是文件明確由某市建設局負責。

2、其次，根據2005年5月10日，某市某鎮人民政府和某市濱江有限公司簽訂的拆遷委托協議書。

首先這份協議書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權。規定被告人屬于從鎮機關抽調到拆遷指揮部脫產從事拆遷工作。而作為乙方的某鎮政府的責任是：

1、負責做好被拆遷戶全過程的思想工 作，確保平穩拆遷、按時結束。

2、負責做好安置區建設及乙方其他工程建設工程中的群眾工作，及時調處工程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矛盾，所涉及到的有關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

3、負責做好貨幣補償費的發放，雙方共商安置方案的制定，安置房的訂購及分配工作。

3、根據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

首先，這份協議書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權。這份協議書由三方簽字，該份協議主要規定了甲乙雙方，即拆遷人和被拆遷人的責任，而丙方濱江新城建設指揮部的職責只有一條，負責本協議的監督、執行，確保履約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監督和執行的是本協議，而不是整個拆遷過程，至于被告人及拆遷指揮部為何會被牽扯其中，辯護人剛才提問時，被告人已經做了回答。

綜合以上三點，結合辯護人對被告人的提問，辯護人認為所謂濱江新城建設指揮部的職責主要就是在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搭建一個平臺，協調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的矛盾，推進拆遷工作的開展，而不是監督被拆遷人和拆遷人之間達成協議，鑒別協議的真假。而指揮部總指揮、常務副總指揮、副總指揮和其他工作人員之間具體如何分工，并沒有任何規定，檢察機關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因此，我們認為被告人不具備成立濫用職權罪應當有的任何職責。

（二）行為

1、被告人為何會同意弄兩三戶？ 在辯護人剛才的發問中，被告人已經做了回答，即被告人認為其并沒有權利私下向姚、施表這個態，鑒于村里兩個主要領導一大早就到我家請示，而且我的駕駛員又已經到我家接我去開會，所以我就隨口說了弄兩到三戶，雖然是隨口說的，但是我心里是有底的，因為一個不違反政策，另外我事先也向總指揮請示過這個事情，另外，僅憑他們兩個也無法完成公房定私房2-3戶這個事情。

2、關于被告人表態同意了幾戶，又實際知道幾戶。被告人多份筆錄及證人筆錄反映到某村村長姚和支書施曾兩次為某村公房頂私房的事情向其請示過，第一次是在2005年5月，當時被告人沒有同意，但是事后即向領導匯報。第二次是在2005年6月中旬，當姚和施在被告人家里向其請示時，被告人表態同意弄兩三戶，補貼補貼。被告人在整個過程中，僅有這一行為。至于某村村干之間如何計議，如何實施，如何在現有公房之外虛構其他公房，如何將現有公房的面積增大，如何冒充拆遷戶簽字，如何賣房等一系列活動，某村村干既沒有向被告人請示，也沒有向被告人匯報。而且直到事發后，2006年8月鎮紀委介入調查時，某村村干也只肯承認弄了6戶，訂了11套安置房。他們之所以沒有請示和匯報，其根本原因是他們明知其行為一旦被被告人知道，一定會被制止。

3、關于被告人有無在假協議上簽字蓋章。

證人姚、陳在證言中反映，被告人曾親手在8份假協議上蓋 章并簽字。關于這一情節，首先被告人從未在筆錄中承認過，其次，剛才在庭審中，經過被告人辨認，所有印章后的代字都不是他的筆跡，而且不需要鑒定就可以看出，手寫的那個代字不是同一個人的筆跡。這幾份假協議可以直接推翻姚、陳二人的證言，并印證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并且從姚和陳兩人筆錄關于這一情節驚人的相似度，可以看出，事發后，某村村干進行過串供，而串供的目的就是將莫須有的責任推到被告人身上，借以隱瞞、推卸自己的責任。因此，辯護人嚴重質疑此二人證言的可信度，也請求法庭采信證據時，予以考慮。第三，辯護人找到濱江辦事處會計陸詢問了當時拆遷協議的蓋章情況，也印證了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

4、公房拆遷的補償標準到底是什么？

根據政府40號文件，第二十一條，拆除公益事業用房以及交通崗亭、交通標志等公共設施的，拆遷人應當依照城市規劃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給予貨幣補償。第二十五條，房屋拆遷實行貨幣補償安置方式的，貨幣補償款由房屋重置價、房屋區位補償款等組成。根據某市建設局30號文件規定，非住宅非營業性用房，如公益事業性用房等的評估原則上參照住宅用房的計算方式確定。也就是說，村里的公房應當按照住宅房的標準計算拆遷補償價格，即應當由房屋重置價、區位補償款、拆遷獎等組成。至于為何會出現公房不能拿區位價和拆遷獎這種論調，剛才辯護人在提問時，被告人已做了回答。綜上，辯護人認為，某村村干在2005年4、5月份就已經計議以公房頂私房，并以村里開支大為由，向被告人請示以公房頂私房。被告人在考慮到嚴格按照40號文的情況下，公房是可以拿區位價和拆遷獎的情況下，就同意某村搞2-3戶，補貼補貼村里的拆遷開支。而事實上，某村干并沒有按照被告人的要求搞2-3戶，而是按照購房戶的數量來虛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第一次就弄了5戶，后來又弄了8戶，并且在鎮紀檢介入調查時，也妄圖欺騙鎮紀檢，只承認弄了6套。公房頂私房得到的錢也沒有用來補貼村里拆遷開支，而是用于了農民健身中心和綠化等村里公益設施建設，可以說是完全違背了被告人的要求。從事前預謀，到事中的操作，再到事后的串供，某村村干就是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以向領導請示為名，弄虛作假為村里謀取利益，被告人也是在政府文件規定的范圍內很謹慎地同意了2-3戶，并無任何濫用職權行為。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在同意之前向領導請示過，也就是說這是這一行為是一個經過領導層討論一致的合法的組織行為，而非個人的行為。

（三）損失的計算和社會影響

1、損失的計算。起訴書中并沒有明確損失的具體數額，而是分兩個部分表述了事實。辯護人認為沒有任何損失。

首先，關于濫用職權罪的立案標準，我國先后有兩個規定，一個是1999年9月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簡稱1999年立案標準），一個是2005年12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簡稱2005年立案標準），05年立案標準附則第六條最后一款規定，對于本規定施行前發生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和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簡稱司法解釋時間效力規定）辦理。根據司法解釋時間效力規定第三條，對于新的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已有相關司法解釋，依照行為時的司法解釋辦理，但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適用新的司法解釋。在本案中，根據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時間在2005年5月左右，對照上述規定，辯護人認為應當適用1999年立案標準對被告人更加有利。而1999年立案標準中僅規定了直接損失，而沒有規定間接損失。

其次，兩個規定中對直接經濟損失都有一致的定義。即 “直接經濟損失”，是指與行為有直接因果關系而造成的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本案中，被告人僅僅是同意以兩到三戶公房頂私房，沒有造成造成財產毀損和實際價值的減少。

第三，某村公房頂私房所得到的補償款，沒有被任何私人貪污或挪用，而是投入到了某村的基礎建設或者存放于某村的賬上。

第四，退一步講，即使要計算損失，被告人也只需要對其同意的兩到三戶公房頂私房造成的直接損失負責，而對于某村村干 虛增公房面積、虛設公房騙取補償款及違規使用補償款造成的損失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對于兩到三戶公房頂私房造成了多少直接損失，檢察機關提供的材料里沒有任何反應，辯護人認為沒有損失。

第五，該案于2009年8月立案，而被告人在2006年6月，就將26萬元拆遷補償款從某村劃到了濱江建設指揮部，并扣留了部分安置房的鑰匙，防止了損失的擴大。如果說被告人的行為造成了損失，那么應當扣減這26萬元。

第六，分析本案中另外幾個相關的主體有無損失，首先是購房戶，安置房是不能買賣的，購房戶本身有過錯。另外，購房戶雖然支付了購房款，但是2008年底，某村已經將這部分購房款連本帶息還給了購房戶。其次是濱江公司和濱江辦事處有無損失。首先，濱江公司拿出的23安置房的鑰匙，早在2006年，鎮紀委接入后，被告人就及時扣留，并陸續發換給了濱江公司。其次，根據案卷材料中某居委會2008年11月分別向王市長和濱江辦事處提出的關于在濱江新城一期拆遷中協調相關補償的請求，及某鎮2008年12月18日關于對原某村23戶購房戶集訪一事進行調查處理的情況報告，濱江新區辦事處和濱江有限公司應當分別支付給某村105萬元和183萬元，這是一個正常的結算程序。至于某鎮劃給某村的124.7601萬元，辯護人認為，某村隸屬于某鎮，某鎮劃款給某村可能有各種原因，但是檢察機關提供的證據里并沒有證明這筆錢與某村的損失有關。同時，辯護人認為，即某村弄虛作假所得的資金本來只涉及到購房戶和濱江投資開發公司這兩個主體，如果要有損失也只涉及到某村、濱江投資開發公司和購房戶，虹新城就拆遷補償這個問題上與濱江新城辦事處（濱江辦事處僅僅是代替濱江公司和某村結算，所有資金均由公司撥到辦事處）和某鎮并無實質意義上資金上的往來。即使是因為有群眾上訪，而需要解決矛盾，也應當由某村來償還，某村雖然沒有足夠的現金，但是其擁有多間沿街旺鋪，從2006年事發到2009年三年間，某村僅用租金及轉讓房子產權的形式即可償還所有購房款及其他款項，并且在陳在筆錄中反映，直到2007年3月，某村賬上還有1101082.5元，但是某村的新任村干一直沒有任何行動，反而在明知賬上款項系違法所得的情況下挪作他用，之后向上級政府打報告要錢。而政府為了緩解矛盾，協調資金解決了矛盾，卻把這部分資金作為損失算在當事人頭上。不管在情禮上都說不通。辯護人認為因此造成的損失，應當由某村新任村干負責。

2、惡劣社會影響。

首先有沒有惡劣社會影響。關于惡劣社會影響，卷宗有三份證據，一份是某村現任支書朱某的證言，一份是某市人民檢察院交辦信訪事項處理情況報告，一份是王市長主持協調會議時的會議紀要。根據朱某反映，2008年8、9、10月上訪者鬧得比較兇，上訪者有時有數十人，為此我們村里多次報警，當時越江派出所也多次出警解決的。我們在卷宗中只看到某市公安局越江派出所 10月21日15時35分和10月22日10時00分出具的兩份接處警工作登記表，并且處警經過及結果欄內也并沒有上訪戶人數和過激行為的反映，而且在一個村民自治組織門口鬧事不要說惡劣社會影響，連社會影響也算不上。每年市政府和公檢法都有人上訪，嚴重的堵住大門，妨礙這些部門正常工作，也沒有看到有人因此被追究瀆職罪。此外辯護人手里有一份證據可以證明朱某和被告人之間的關系非常差，其提供的證言可信度不高，請求法庭采信證據時，予以考慮。這份會議紀要非常清楚，整個會議記錄中，所有人都同意朱某但任某村支部書記，而僅有被告人持反對意見。這說明了什么問題，不言自明，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從2006年案發后至今，某村不但未有任何彌補損失的行為，反而用掉了非法所得資金，在為自己撈取政績的同時放任矛盾激化，最終導致購房戶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購房款而上訪。

第二，某市人民檢察院提供的交辦信訪事項處理情況報告。該報告反映一個購房戶代表到檢察機關控申科反映情況。首先該報告本身也確認這件事不屬于檢察院接訪的范圍，但是檢察機關處于關注民生的角度出發，表示將與市委分管領導進行專題研究。辯護人認為，檢察機關控告申訴檢察科本身就有接待群眾來訪的職責，但是如果僅僅因為到控申科反映一個不屬于檢察機關管轄的情況就認定為惡劣社會影響，辯護人認為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王市長主持協調會議時的會議紀要，首先該份記錄沒有蓋提取單位公章，因此不證明力。此外，該紀要只能反映由王 市長主持協調會議討論某村非法銷售拆遷安置房的情況。不能反映和被告人有何關系。因為被告人從未同意某村可以非法銷售拆遷安置房。

四、因果關系。

濫用職權是結果犯，結果犯需要犯罪行為和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我們假設重大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都成立，那么和被告人的行為有何因果關系呢。是不是被告人的行為導致的呢。被告人的行為只有一個，就是向某村村干表態同意以公房頂私房弄兩到三戶，補償補償。首先這個表態沒有任何職責依據，不再贅述。即使這個表態有職責依據，這個行為也并不必然導致某村可以弄兩三套公房頂私房，因為，根據要求，首先要由評估公司做報告，此外拆遷工作小組組長要簽字，然后指揮部派下去的工作聯絡員即后來的審、核人員要簽字，此外還需要多個部門審核并加蓋多個公章，這一點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上反映得很清楚。至于村干超越被告人的表態，虛構公房面積和虛設公房數量，以及后來私買安置房，完全是村干的行為，與被告人沒有任何關系。也正是這些介入因素導致了所謂的損失。2006年鎮紀檢介入后，某村村干在明知賬上款項系違法所得的情況下，不但未有任何彌補損失的行為，反而揮霍了部分非法所得資金，甚至在2007年3月，檢察院介入調查后，某村賬上余額1101082.5元也繼續被其挪作他用，從而放縱矛盾激化，最終導致購房戶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購房款而上訪。有觀點認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村干就不會弄 這么多戶，所以被告人就必須對村干所有的13戶負責。辯護人認為這種用結論倒推前提觀點是錯誤的，且沒有法律依據。首先，村干是如何想的，誰也不知道，如果被告人不同意，他們會不會弄，會不會就弄少一點，沒有人知道。但是從其事前計議，到尋找多名購房戶等一些列行為可以看出，其根本從一開始就是有預謀的，不管被告人是不是同意，還是僅僅同意一戶，他們的行為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次，這個觀點否認了犯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件。如果該觀點成立，那么是不是說，甲唆使乙去打丙兩拳，結果乙將丙打死，甲也構成故意殺人罪？甲叫乙挪用100萬公款，結果乙在沒有告知甲的情況下，挪用了1000萬元，甲也需要對這1000萬元負責呢。這明顯是違背法律常識的。因此，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能導致所謂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

綜上，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受某村村干的蒙蔽，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作出了同意以公房頂私房的表態，其并沒有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更沒有造成所謂惡劣社會影響，請求法庭認定被告人濫用職權罪不成立。

第三篇：論行政濫用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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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行政濫用職權

作者：陳筱筱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12期

【摘要】“濫用職權”作為行政行為撤銷標準之一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遭遇了適用的“瓶頸”，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國《行政訴訟法》對“濫用職權”的定位不科學。對于“濫用職權”的審查應秉持一種客觀的立場，從目的、手段等諸因素出發進行判斷。

【關鍵詞】行政濫用職權；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

一、兩則公報案例引發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別登載了如下兩則典型案例，其一為張曉華訴磐安縣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財產行政案；[1]其二為黃梅縣振華建材物資總公司訴黃石市公安局扣押財產及侵犯企業財產權行政上訴案。[2]兩個案件的相關事實大致相同，即公安機關借刑事偵查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財產自由，然而法院對上述事實卻做出了不同的認定。對于案例1，初審的義烏市人民法院認為：“磐安縣公安局越權干預經濟糾紛，以刑事偵查為名，限制原告張曉華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財產，侵犯了張曉華人身權利和合法權益，屬《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4目規定的?超越職權?的行為，”據此撤銷了被告的行政行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其（1994）鄂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中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5目即“濫用職權”撤銷了公安機關的行政行為。相同的案件事實為何法院適用了不同的撤銷標準，導致濫用職權撤銷標準適用混亂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濫用職權標準適用混亂的原因解析

筆者認為濫用職權標準在司法實踐中適應混亂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所確立的整個司法審查體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各撤銷標準之間缺乏內在邏輯上的連貫性，相互之間存在交叉、重復。法院對某個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時往往是從三個方面加以考慮的：事實問題、法律問題及程序問題。那么相對應《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所規定的5個撤銷標準，證據不足屬于事實問題，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屬于法律問題，違反法定程序屬于程序問題，而剩下的濫用職權、超越職權又屬于哪個范疇？且在事實、法律適用和程序三個審查標準可以周延的情況下，濫用職權標準和超越職權標準就可能被前三個撤銷標準所涵蓋，而不是與之相并列。

其次，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合理性審查處于虛置狀態。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條確立了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原則，也就是說我國的法院一般只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審查只存在于行政處罰領域。該條的規定直接導致了司法實踐中法官只重視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對于合理性審查則往往將其忽略。而屬于合理性審查范疇的“濫用職權”標準自然也得不到應有的待遇。

三、濫用職權標準的判斷

理論上對于濫用職權的判斷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對“濫用職權”的判斷應采用主觀標準。正如有學者指出，行政濫用職權的成立，要求行為主體主觀上必須是故意過錯。[3]第二種觀點則主張對“濫用職權”的判斷應采用客觀標準，也就是說“濫用職權的判斷可以不問主觀動機如何，只要在客觀上看來武斷專橫，同等情況不同等對待，應該考慮的因素沒有考慮，就可以判定濫用職權”。[4]

筆者認為在整個合法性審查標準體系還未修正前，如果采用主觀判斷標準在實踐中會陷入相對困境。首先，在司法審查過程中，如何認定行政機關的主觀故意缺乏明確的操作規則，“濫用”一詞本身就帶有濃重的主觀否定評價色彩，行政機關在行政裁量權限范圍內對此否定不會欣然接受，甚至常常會產生抵觸情緒，這對于法院判決的權威性會產生一定影響。其次，從保護行政相對方的角度而言，如果僅在行政機關主觀上存在故意過錯時才構成濫用職權，那么當行政機關主觀上并不存在“濫用”的非法意圖，但客觀上卻產生了侵害相對人的結果，此時行政相對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濟則存在困難。因為按照主觀判斷標準，由于行政機關主觀上并沒有故意為之，那么就不構成濫用職權，即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遭到損害也無法以“濫用職權”為由將其予以撤銷。在上述情況下，法院可能有兩個選擇：第一，法官可以放棄“濫用職權”的審查路徑轉而適用其他撤銷標準，且在審判實踐過程中法官也傾向于此種做法。而這種選擇所產生的問題就是“濫用職權”標準在行政審判實踐中很少得到適用，往往被束之高閣，即使適用也與其他撤銷標準相混淆。第二，如果是在行政處罰案件中，法官就可以以“顯失公正”為由做出變更判決。而該選擇的缺陷在于它的適用范圍有限，只適用于行政處罰領域。由此可以看出對“濫用職權”采用主觀判斷標準存在著一定的審判風險。從現代行政法的價值理念看，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乃是行政訴訟核心價值。撤銷標準作為行政訴訟重要的制度設計自然也應充分體現這種價值精神。主觀標準的選擇顯然無法適應這一點。因此對“濫用職權”的判斷采用客觀標準才更為妥當。

而具體來說，如何判斷“濫用職權”，其判斷要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是否違反法定目的；（2）其結果是否顯失公正；（3）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4）是否能夠平等對待。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以上四個方面綜合考量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涉及“濫用職權”，而其主觀上是否故意則可以在所不問。

參考文獻：

[1]最高人民法院.張曉華不服磐安縣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財產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4，（4）.[2]最高人民法院.黃梅縣振華建材物資總公司不服黃石市公安局扣押財產及侵犯企業財產權行政上訴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6，（1）.[3]關保英.論行政濫用職權[J].中國法學，2005，（2）.[4]胡建淼.行政訴訟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3-214.

第四篇：崔建河濫用職權一案

崔建河濫用職權一案

（2010）睢刑初字第40號

公訴機關睢縣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崔建河，男，×年×月×日出生。2009年9月7日因涉嫌濫用職權被睢縣人民檢察院決定刑事拘留，因涉嫌濫用職權于2009年9月21日經商丘市人民檢察院批準，由睢縣公安局執行逮捕。現押于睢縣看守所。辯護人汪繼華，河南華豫律師事務所律師。

睢縣人民檢察院以睢檢刑訴（2010）28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崔建河犯濫用職權罪、報復陷害罪于2010年2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睢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員鄭傳峰、馬夢薇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崔建河及其辯護人汪繼華等到庭參加了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崔建河在擔任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車站派出所所長期間，于1996年10月9日指派本所協警王一X、王二X、陳X等人，對涉嫌投機倒把（販賣文物）的轄區居民王三X的住宅進行搜查。王一X等人對王三X住處進行搜查時，又對王三X的哥哥王四X位于商丘市第一造紙廠家屬院的住處進行了搜查。在搜查時，沒有依法制作搜查筆錄、邀請見證人到場、如實制作扣押物品清單。崔建河在沒有查清案件事實不能認定王四X實施了非法買賣文物的情況下，將所扣押物品上繳有關部門，導致所扣押物品至今未能返還，王四X長期上訪，發生王四X跪國旗事件，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1996年10月10日王四X在得知自己的物品被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車站派出所扣押后，到派出所詢問情況，遭到留置盤問達80余個小時和收容審查79天，后王四X在刑拘未捕取保候審后，向有關部門對崔建河提出控告。被告人崔建河為報復王四X，親自到王四X工作單位，讓其單位出具王四X偷盜單位防毒面具的虛假證明，導致王四X被錯誤勞動教養一年。1999年10月12日該勞動教養決定被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公訴機關提供了相應的證據，認為被告人崔建河的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和報復陷害罪，提請依法判處。

被告人崔建河庭審中辯稱：自己在從事公安工作中多次立功受獎，正是由于政績觀和榮譽感使自己頭腦過熱，偏面追求破大案，加之當時正搞嚴打，只重視案件數量，不重視案件質量，手下工作人員工作中有瑕疵，自己工作有失誤，至于自己的行為能否構成犯罪，聽從法院的判決。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辯護人認為起訴書認定崔建河構成報復陷害罪不能成立，崔建河確實在工作中有失誤行為，該失誤行為是構成玩忽職守罪還是濫用職權罪確屬疑難，但辯護人認為上述兩個罪名不能成立，崔建河的行為應當構成玩忽職守罪，但情節輕微，危害不大，建議法庭對其適用免刑。被告人崔建河及其辯護人當庭沒有提供證據。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崔建河在擔任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車站派出所所長期間，于1996年10月9日指派本所協警王一X、王二X、陳X等人，對涉嫌投機倒把（販賣文物）的轄區居民王三X的住宅進行搜查。王一X等人對王三X住處進行搜查時，又對王三X的哥哥王四X位于商丘市第一造紙廠家屬院的住處進行了搜查。在搜查時，沒有依法制作搜查筆錄、邀請見證人到場、如實制作扣押物品清單。崔建河在沒有查清案件事實不能認定王四X實施了非法買賣文物的情況下，將所扣押物品上繳有關部門，導致所扣押物品至今未能返還，王四X長期上訪，發生王四X跪國旗事件，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1996年10月10日王四X在得知自己的物品被原商丘市公安局汽車站派出所扣押后，到派出所詢問情況，遭到留置盤問達80余個小時和收容審查79天，后王四X在刑拘未捕取保候審后，向有關部門對崔建河提出控告。被告人崔建河為報復王四X，親自到王四X工作單位，讓其單位出具王四X偷盜單位防毒面具的虛假證明，導致王四X被錯誤勞動教養一年。1999年10月12日該勞動教養決定被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

上述事實有以下當庭出示、宣讀、質證的證據予以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一、被告人崔建河的供述和辯解。

被告人崔建河作了7次供述和辯解，綜合如下：1996年10月3日汽車站派出所人員傳喚倒賣文物人員，發現有一個叫王三X的，10月9日王一X等人去王勝利家搜查，搜查到文物19件、還有匕首3把、子彈20發、防毒面具2個、槍支部件12件，造槍圖紙2張，防毒面具是王三X的哥哥王四X的，防毒面具是王四X在其單位拿走的，11日王四X到派出所，經詢問，王四X參與作案了，我們到王四X志所在的單位出證明，廠里人說王四X平時表現不好，與廠里的女同志打過架，廠里的人員膽小怕事，不想出具材料，經協調，廠里出具一份證明，后來經審查，我們認為王四X的行為已構成犯罪，提請逮捕，但檢察機關不予批捕王四X等人。公安局經研究對王四X、王三X勞動教養，后來王四X不服，一直告狀。

二、證人證言，1、證人王四X2009年6月5日陳述：1996年10月9日晚上，我回到家發現門被撬開，我所收藏的文物全部沒有了，我就向南郊派出所報警，經詢問鄰居，才知道是被汽車站派出所的人拿走了，10月10日我到派出所去問我弟弟王三X的事和我文物的事，所長崔建河指示其工作人員王一X、王二X等人強行把我銬在桌子腿上，直至1996年10月13日晚上7點對我宣布收容審查，他們對我刑訊逼供，主要是讓我承認偷廠里的東西和購買文物兩個問題。在他們的刑訊逼供下，我違心的承認了在廠里制氯車間外拾了兩套防毒面具，承認了在虞城縣、商丘縣購買文物。1996年12月31日轉刑事拘留到原商丘市看守所，1997年1月16日不批捕被釋放。1998年我因為被勞動教養打行政官司。我多次上北京上訪控告，多次被商丘市公安局、信訪局強行接回，回來后又不給我處理，2004年5月24日下午5點左右，我就在臉上、胸前寫下“冤”字到天安門廣場國旗警戒線外，準備跪下喊冤，被武警拉走，有一個外國人扛著攝像機進行攝像，第二天接訪的人把我帶回商丘關進商丘市第一看守所，2004年11月17日梁園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我有期徒刑兩年。2008年1月4日我去北京上訪，被接回關進商丘市看守所到2008年7月18日，被取保候審至今。

2、證人王一X共作過11次陳述，綜合為：1996年10月7日根據劉雙英的材料，崔建河帶著我去法制室辦理了對王三X家搜查手續，手續是我填寫的，10月9日和陳X、王五X帶著王勝利去他家搜查，搜查過程中有王五X填寫搜查清單，搜查完后我讓王三X簽字，他不簽，我就代王三X在搜查證上簽了字，在見證人一欄中，其他人不簽，我們辦案人員就簽了字，帶著人和東西回到所里，崔建河在所里等著，第二天知道搜查錯了，崔建河讓我問王四X的材料，我對崔建河說：“咱們搜查錯了，有點不妥，王三X已經被收容審查過了，再把王四X收容審查是不是有點過分。”崔建河沒有采納我的意見，還是堅持讓我上報收容審查王四X，這個責任應該有崔建河來承擔，不應有我來承擔。

3、證人王六X2007年10月19日證言：1996年10月9日在商丘汽車站派出所看到大哥王四X被銬在桌子腿上，10月11號、12號、13號三天去派出所給王四X、王三X送飯，13號下午6點去送飯時，王四X已被送到審查站。

4、證人閆XX2000年7月14日證言：1996年10月10日上午八、九點鐘，王四X告訴我家被派出所搜查了，其古董被扣，便讓王四X去派出所問問。上午12點，王四X的妹妹王六X過來說王四X被扣在派出所里了。便和王六X一起到了車站派出所，在車站派出所看到王四X被銬在桌子腿上。在11 號、13號兩天去派出所仍然看到王四X志被銬在桌子腿上。

5、證人喬XX2009年5月26日證言：1999年1月29日出具過證明，證明內容是王四X在工作期間無任何違法行為，關于盜竊防毒面具一事，純屬誣陷。因為沒有聽過廠里人反映王四X盜竊防毒面具的問題。

6、證人呂XX（原商丘市第一造紙廠廠長）2009年5月27日證言：其在1968年至1986年12月在紙廠工作，1996年3月又回到紙廠任廠長。王四X在廠里表現一般。廠里制氯車間有防毒面具，當時有三種型號，最好的百十來塊錢，胸前帶罐的七、八十塊錢。在其任廠長期間沒有聽說過廠里有防毒面具丟失過。

7、證人沙XX2009年5月26日證言：1997年9月10日崔建河告訴他說王四X偷了廠里的防毒面具，讓保衛科出個證明，然后把廠辦主任王七X叫來，由崔建河口述，王清湘執筆寫下了“我廠職工王四X在廠工作期間表現不好，并且有偷盜嫌疑，在制氯車間盜竊防毒面具兩套，多次追查不交”的證明。當時派出所的人沒有

拿防毒面具，說是一會兒送過來，當天等到天黑也沒有送.其自1987年在保衛科工作，直至廠破產也沒有聽說廠里防毒面具丟失和被盜的情況。

8、證人王七X2009年5月31日證言:其在1997年或1998年任紙廠辦公室主任期間，曾應派出所和沙XX的要求代筆寫了一份“我廠職工王四X在廠工作期間表現不好，并且有偷盜嫌疑，在制氯車間盜竊防毒面具兩套，多次追查不交”的證明。原來寫了一份，派出所的說不行，這份材料是派出所和沙XX讓寫的。

9、證人閆XX2009年5月26日證言：1986年任廠保衛科長，聽派出所的說王四X偷了廠里的防毒面具，說在王四X家翻出來兩套防毒面具。廠里制氯車間曾反映過丟失過防毒面具，具體什么時間記不清了。1997年10月1日的筆錄里說“王四X在消防班拿過兩套防毒面具，廠里發現后多次找他要，他都說沒有拿，推脫不交，現在你們公安機關拿來的防毒面具正是他在消防班里偷廠里的”。當時廠里的防毒面具經常丟，但是不是王四X偷過，沒有處理過，聽說他拿過廠里的防毒面具，派出所的說防毒面具是從王四X家翻出來，才認為是王四X偷的，當時那樣記不是很恰當，應該以今天說的內容為準。

10、證人周XX和張X2009年7月16日證言：商地價估（1997）第110號鑒定書是其二人作的，委托單位是商丘市公安局車站派出所，辦案人員在委托書上注明防毒面具是新的，并注明了型號，防毒面具上沒有型號，是按新防毒面具作的鑒定，當時沒有聯系生產廠家，也沒有找到市場上經營防毒面具的商戶，走訪了原商丘市消防隊一個姓金的，金同志說531克的防毒面具價值380元、580克的防毒面具價值350元。依據金同志說的，作出了價格鑒定。

11、證人劉XX2009年8月18日證言：1996年下半年汽車站派出所破獲了文物案，與文化局的劉XX、博物館的孫X去崔建河的辦公室看過文物，當時文物比較多，具體多少件不知道，哪個案件的文物也不知道。當時文物部門的人對文物沒有登記。后來省文物局又來人了，在梁園分局東樓三樓辦公室劉XX、孫X和文物局的專家一塊看過文物，看的文物比較多，一間辦公室都擺滿了。

12、證人陳X2009年9月25日證言：1996年9、10月份，受所長崔建河的指派和王一X、王二X一起去搜查過王三X家。后來王四X開始告狀，才知道搜查的是王四X家，不是王三X家。

13、證人王二X2009年9月25日證言：1996年10月份，當時王一X作為這個案件的主承辦人，一天他通知我說，所長崔建河安排去王三X家搜查，王一X讓我和他一塊去，去的還有陳X，除我們仨外還有其他人，但記不清是誰了，當時王一X拿著搜查證，去之前王一X向王三X宣讀了搜查證，我們開車在王三X的帶領下，趕到原商丘市民主路東頭包河橋附近路南一排民房那（具體地點就是現在的商運集團七公司所在地），搜查前我們也找了圍觀的群眾做見證人，但沒人愿意給見證，當時在無見證人的情況下我們就開始了搜查，王一X他們負責具體搜查，我負責對搜出扣押的物品進行登記并現場制作提取單，并由王三X本人簽字。

三、書證

1、崔建河任職證明、戶籍證明；

2、2007年王四X、王三X控告材料。

3、王四X、王三X2008年上訪材料，4、商丘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文件；原商丘市汽車站派出所所長崔建河在辦理王四X案中有以下違法行為：

（1）、非執法主體辦案；（2）無任何手續對王四X限制人身自由；（3）、無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對王四X家進行搜查；（4）、超期收容48天；（5）、錯誤使用勞教手續。

5、商丘市梁園公安分局2000年5月31日答復。

6、王四X勞動教養卷宗、王四X收容審查相關法律文書、呈請拘留報告書、提請批捕書、不批準逮捕決定書、取保候審決定書、文物、防毒面具照片、河南省文物鑒定書、車站派出所證明。（1999）商行終字第33號行政判決書。

7、物品估價鑒定書、一紙廠保衛科證明、移交文物清單。

8、（2002）豫法行再字第19號行政判決書、（1997）商刑初字第90號刑事判決書、（2004）商梁刑字第152號刑事判決書。

9、撤銷案件決定書（商梁公刑撤字（2009）10001號）。

四、鑒定結論：文件檢驗鑒定書。

以上證據經過當庭質證，被告人崔建河部分提出異議，經查各證據系公訴機關提供，證據取證程序合法，內容客觀真實，能證實庭審中查明的事實，據此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關于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崔建河不構成報復陷害罪的觀點：經查，1996年10月9日，王一X等人在王四X家搜出防毒面具，10月10日，王四X志到派出所索要被搜走的文物，派出所對王四X做了詢問筆錄，王四X陳述兩個防毒面具是其在紙廠制氯車間內拾的，是放在家中玩的，派出所去紙廠調查，符合一般辦案規則，但是取證的方式方法不對，取證行為不是去憑空捏造事實，再者王四X本人又在保衛科工作，保衛科證明該防毒面具不能拿回家中和確實丟失過，上述證據足以說明王四X確實有盜竊和其他違法嫌疑。因此辯護人不構成報復陷害罪的觀點，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被告人在取證的方式方法上，有濫用職權的行為。

關于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崔建河不構成濫用職權罪的觀點：本案中，被告人崔建河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王志文物案中，作為基層辦案單位負責人，沒有按照有關法律規定行使職權、故意不履行應當履行的職責，明知王一X、王二X等人沒有獨立行使搜查權的主體資格，而放棄職責，指派王一X、王二X對王勝利家進行搜查，導致王一X等人在沒有辦理對王四X搜查證、不制作搜查筆錄、沒有邀請見證人到場的情況下，對王四X志家進行了搜查。濫用留置盤問權，對王四X留置在車站派出所長達80余小時，侵犯了王四X的人身權利；1996年10月13日在對王四X收容審查后，違反1996年6月13日《公安部關于貫徹執行刑事訴訟法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收審期限，不履行轉刑拘、報捕、延期等程序，將王四X超期收容審查至1996年12月31日，超期收容審查48天。上述被告人崔建河濫用職權的行為導致王四X長期上訪，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因此被告人崔建河的行為應當構成濫用職權罪。其辯護人的辯護觀點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關于本案的量刑問題，根據刑法第397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被告人崔建河的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應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進行量刑，鑒于此案發生在新舊刑法實施期間，結合當時的司法環境、司法理念、執法人員的基本素質，在對王四X家搜查時，被告人崔建河沒有直接參加，在對王四X非法留置盤問時，被告人崔建河在外出差，但是被告人崔建河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和指揮責任，綜合影響量刑的各個因素，因此對被告人崔建河的量刑在基準性以下量刑較為適宜。被告人崔建河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罪行，悔罪表現明顯，情節顯著輕微，可免予刑事處罰。并建議公安機關對被告人崔建河予以行政處分。

本院認為：被告人崔建河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對與案件無關的人違法留置盤問、收容審查、非法處置扣押物品，致使王志長期上訪、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已構成濫用職權罪。公訴機關指控濫用職權罪罪名和事實成立，本院依法予以確認。公訴機關指控報復陷害罪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鑒于此案發生在新舊刑法實施期間，結合當時的司法環境、司法理念、執法人員的基本素質，在對王志家搜查時，被告人崔建河沒有直接參加，在對王志非法留置盤問時，被告人崔建河在外出差，綜合影響量刑的各個因素，因此對被告人崔建河的量刑在基準性以下量刑較為適宜。被告人崔建河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罪行，悔罪表現明顯，情節顯著輕微，可免予刑事處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十二條、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崔建河犯濫用職權罪，免予刑事處罰。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阮傳超 審判員張鳳禮 審判員趙慧敏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八日

書記員趙 琳

第五篇：濫用職權犯罪立案標準

(一)濫用職權案(第三百九十七條)

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超越職權，違法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或者違反規定處理公務，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5人以上的;

2、導致10人以上嚴重中毒的;

3、造成個人財產直接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1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財產或者法人、其他組織財產直接經濟損失20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2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100萬元以上的;

5、雖未達到3、4兩項數額標準，但3、4兩項合計直接經濟損失20萬元以上，或者合計直接經濟損失不滿20萬元，但合計間接經濟損失100萬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業等單位停業、停產6個月以上，或者破產的;

7、弄虛作假，不報、緩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緩報、謊報情況，導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結果繼續、擴大，或者致使搶救、調查、處理工作延誤的;

8、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

9、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構成要件的，按照該特殊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主體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的主體要件，但濫用職權涉嫌前款第1項至第9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397條的規定以濫用職權罪追究刑事責任。

濫用職權行為與造成的重大損失結果之間，必須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濫用職權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錯綜復雜，有直接原因，也有間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領導者的責任，也有直接責任人員的過失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則是指濫用職權行為與造成的嚴重危害結果之間有必然因果聯系的行為。否則，一般不構成濫用職權罪，而是屬于一般工作上的錯誤問題的，應由行政主管部門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