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意義

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意義，無論是相對于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財政管理體制，還是在更為科學地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權關系基礎，提高財政收入占GDP、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兩個比重而言，都是值得稱道的。十余年來的平穩運行和從容調控也證實了這一點。但作為當時條件下的一種漸進改革方案，隨著實踐的進展和矛盾的累積，體制不完善之處也不容忽視。

支出調控能力仍有較大差距

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雖然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和“兩個比重”的迅速提高，徹底扭轉了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長期被動的局面，但財權的調整并不意味著事權關系也同時得到理順，通過支出體現的調控能力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

這一問題可從三個方面來比較：一是財政總支出占GDP的比例偏低。

發達國家財政支出的規模平均達到了GDP的40%左右，中東歐等轉軌國家2000年分別平均達到了42%和33%。我國財政總支出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一直呈下滑趨勢，分稅制改革后這一趨勢得到扭轉，但直到現在這一比例也只有20%多一點。二是中央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偏低。發達國家中央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平均達到了60%以上，一些轉軌國家中央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平均也達到了60%。我國中央政府占總支出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如果持續保持這種低水平的國家總財力和中央政府相對財力，就會在國家財政能力和實際需求之間出現比較大的缺口。三是預算外資金大量存在。不少地方為平衡財政收支，促進地方經濟建設，把某些財政職能轉移到其他政府部門，力求避免財政體制對地方財力的制約。這些被外移的財政職能和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威相結合，缺乏必要的財政監督，導致地方預算外資金規模急劇膨脹。

省以下財政體制有兩大矛盾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著眼于規范中央與省級財政之間的收入與支出關系，對省級以下財政體制的改革并未作明確規定。由此產生兩個矛盾：一是財政收支矛盾隨體制運行而越來越集中于基層縣和鄉，一些正常性支出無法得到保證。財力集中缺乏劃分稅種的規范性，財權上收缺乏事權調整相配套，使縣、鄉兩級支出基數和支出剛性增大，從而產生了省以下體制的矛盾和省以下各級政府的財權、事權關系不對稱問題。二是基層財政矛盾已呈現向中央財政集中的趨勢，逐漸形成支出的倒逼機制。在省以下體制無力自行調控的情況下，中央財政不得不在工資性支出、農村稅費改革等方面實施專項轉移支付，加劇了中央財政收入與實際可用財力之間的矛盾。在轉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各地由于經濟發展基礎和潛力的巨大不平衡，分稅制后省際間財力調劑和省內縣際間財力調劑的壓力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與1995年轉移支付制度剛實施時相比，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結構中，各種應急性的專項轉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已取代稅收返還等存量部分居第一位。在這些專項轉移支付在財權、事權關系不規范的情況下，它的迅速增加可能使財力增量部分的支出安排脫離分稅原則和財權、事權的匹配關系，重新陷入界定不清的狀態。

政府行政級次需要調整

我國目前仍在實行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行政體制和與之配套的財政體制，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政府行政體制和政府間關系也應當進行相應的調整。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雖然實現了“兩個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沒有觸動五級財政管理體制。過多的財政級次分割了政府間財政能力，使各級政府之間的競爭與權力、責任安排難以達到穩定的均衡狀態，并進一步加大了納稅人對政府的監督難度。

行政級次對財政級次調整的制約是分稅制改革時所未能預料到的。隨著這一問題的被關注，政府行政級次的調整正在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有代表性的建議如實行“強權擴縣”的方案，即第一步通過“放權”，賦予縣相當于地級市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審批權限；第二步是“脫鉤”，即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省直管縣，實現縣市和所在地級市“脫鉤”；第三步是“分省”，即劃小省的管轄范圍。這些無疑都需要一個較長的試驗過程。

第二篇：稅制改革感想

稅制改革砥礪前行，攜手奮進踐行使命

在稅務機構改革的澎湃浪潮中，新老稅務人又一同站在了歷史的節點。作為一名基層稅務人的我此刻感慨良多，既有見證歷史的自豪感，又有回望深耕熱土的緬懷感，更多的是一份砥礪奮進的使命感。

初聞合并，心中不無疑問，幸而一直緊跟上級組織有條不紊的部署，很快便“穩定軍心”。“干好本職”的四字真言使我很快跟上了國地合并雷厲風行卻也穩打穩扎的步伐。

回想過去幾個月，國地稅合并遠非牌子的一摘一掛那么簡單，而是稅務人一雙雙手收堆砌出來，納稅人一對對腳丈量過來，稅務部門一項項舉措落實下來的。大音希聲，大道無形。合并的進程如潤物細雨卻又不可逆轉地往前推進。早在“國地合作”階段，某某國地稅就啟動了合作黨建模式，一起學習十九大精神，一起舉行主題黨日活動；得益于緊鄰而居的“近水樓臺”，在實行互駐工作人員的同時互設辦稅終端，早早讓納稅人品嘗到“只跑一次”的“頭啖湯”；隨著省電局統一上線、聯合清稅等舉措的貫徹，組建起一個個業務微信群，線上線下高效溝通合作無間……

當然，看到納稅人對合并帶來的辦稅體驗不吝“點贊”，也成為了我們日常忙碌工作中的“小確幸”。這使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機構改革承載著國富民強的希望，而我們正親手推動歷史的巨輪前進。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一廳一網”辦稅帶來的優質高效辦稅體驗將使征納關系更加和諧；稅務執法“一把尺”將使稅收執法風險更加可控；制度交易成本降低將更加有利于服務營商環境……對美好前景的暢想最終要落地為八個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牢記稅務人的光榮使命，攜手砥礪前行。

第三篇：我國稅制改革

我國1994年進行的全國稅制改革，以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理順分配關系、規范分配方式，保障財政收入為指導思想，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稅制體系，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稅制框架。但這么多年來，新稅制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我國稅制現狀

第一，流轉稅占主導地位的稅收體制。目前，我國的稅制結構中占主體稅種的是流轉稅，包括對銷售貨物進口貨物及提供加工、修理分配勞務征收的增值稅；選擇部分消費品征收消費稅；對特定行業征收營業稅等。在近10年的實施過程中，我國的稅收收入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年均增長1,400多億元。1994年全國稅收收入5126億元，1999年突破

10000億元，到了2001年全國稅收收入突破了150000億元，2003年達到20000億元。在連續增長中，流轉稅的增長一直處于主導地位，2001年流轉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69.3%。

第二，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個人所得稅法并存。1994年稅制改革時，將原先的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三稅合并成一稅，統一開征個人所得稅；將原來的國營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和私營企業所得稅合并，統一開征企業所得稅，以適用于內資企業。同時，原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繼續執行，形成了“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三種所得稅并存的現狀。將所得稅分設為內資企業所得稅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主要是考慮我國開放初期，有利于吸引外資，鼓勵外資機構來華投資。所得稅在我國稅制中處于與流轉稅并重地位。2001年，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23.9%。

第三，資源稅、財產稅、行為稅、農牧業稅為流轉稅及所得稅的必要輔助稅種。

第四，稅務征管實行分級財政管理，由中央與地方兩級稅收征管體系和金庫體系分別負責中央稅和地方稅的征收管理及收入入庫工作。

二、我國稅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稅制改革的目標包括簡化稅制、提高稅收比率、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以及建立雙主體稅制模式。可是，簡單的稅種合并，并不能代表征納制度、程序、手續的簡化；稅收比率(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仍然連年下滑；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鼓勵技術更新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有礙潛在的經濟增長；流轉稅比重過大，并沒有形成雙主體稅制，特別是增值稅一項收入就占整個稅收收入的43%(1995年)，稅收很難成為穩定經濟運行的杠桿。在所得稅會計制度尚未建立，個人收入福利化的情況下，全面實施自行申報納稅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值得懷疑。地下經濟活動猖獗，工資之外的福利分配日益普遍，逃稅行為有增無減，特別是假造、倒買倒賣增值稅發票行為屢禁不止，這些都說明了新稅制的副產品是不合意的。

首先，生產型增值稅抑制投資增長，不利于企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國內產品競爭力的提高；流轉稅中消費稅及營業稅的有關政策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變化，不利于刺激消費需求和經濟結構調整。

其次，內外兩套企業所得稅稅制造成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公平，不符合世貿規則，不利于企業公平競爭，抑制國內投資，影響企業深化改革。

再次，個人所得稅稅制與經濟發展、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很不適應，其組織收入與調節分配的功能受到抑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高收入階層調節不力；二是在個人所得稅制中，還存在著應稅所得額確定不合理，不能適應收入形式分配多元化的現實及申報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

最后，稅收法制建設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的表現是稅法立法層次低、權威性差。多數稅收法律法規是以條例的形式發布，很少有正式立法；同時，由于立法層次低、立法程序難以保證，法律漏洞問題嚴重。

三、深化稅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稅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個標準來判斷：

第一，稅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政府確立的目標。

第二，稅制改革的可持續性。

第三，稅制改革產生的合意的或不合意的副產品的程度，這些副產品是指稅制改革所產生的(可能預測到也可能沒有預測到的)主要影響，在估價這些影響時，加之判斷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稅制改革明顯地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那么，這項稅制改革是否成功，就取決于對這種收入分配狀況的價值判斷。

從這三個標準來看，我國要真正實現成功的稅制改革還需要進一步努力。我們首先應當明確一下我國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的稅制模式。根據稅收理論，一般認為商品稅有助于提高效率，所得稅有助于促進公平。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仍然是主要政策目標。

1、合理調整直接稅和間接稅，建立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

(1)優化流轉稅體系

第一，改革增值稅。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將固定資產購入時所支付的增值稅納入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抵扣范圍，并允許一次性全部扣除，這樣不僅有利于企業加速更新設備和積極采用新技術，也有利于減少資源配置中的稅收扭曲、公平稅負。目前，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八個行業已經開始試行消費型增值稅，待總結經驗和時機成熟后，便可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同時，要拓寬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將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并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使增值稅的抵扣鏈條能夠順利連接。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稅率，以充分發揮稅收中性的作用。

第二，改革營業稅。調整營業稅的征收范圍，按照新的《三次產業劃分規定》，將第三產業(主要是單環節經營的服務業)，全部征收營業稅。同時簡化稅目稅率，以促進從事第三產業的各類企業平等競爭。但為了保持對某些行業的特殊稅收調節，可以對這些行業實行幅度比例稅率，其中奢侈性消費項目稅率還應當從高。

第三，改革消費稅。調整征稅范圍。對酒精、汽車輪胎、護膚護發品等普通消費品停止征稅；對一些收入一般的消費者極少問津的高檔消費品、奢侈品和不利于資源、環境保護的消費品征稅，并課征高稅率，這不僅符合優化商品稅理論的原則，也能加強消費稅的調節力度。

(2)優化所得稅體系，增強其經濟調控功能

首先，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適當降低稅率，減輕企業稅負，使企業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地展開競爭。稅收優惠應按照產業性優惠政策為主、區域性優惠政策為輔，間接優惠方式為主、直接優惠方式為輔的原則，把優惠的重點放在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環保產業，并采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特定扣除、虧損彌補等多種優惠方式，以促進企業技術改造和產品的升級換代，實現經濟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其次，改革個人所得稅。一是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二是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調整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將納稅人界定為中等以上收入者。費用扣除項目應綜合考慮納稅人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的情況，以及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同時適當考慮納稅人配偶收入的情況，并設置費用扣除隨物價變動而相應調整的規范方法，以便更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效率。三是健全個人收入監測辦法，逐步擴大征收范圍，拓寬稅基，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同時簡并稅率檔次，并適當調低最高邊際稅率，適度降低稅收負擔，更好地體現稅收的公平和效率。

再次，開征社會保障稅。徹底取消各種社保的統籌收費，設立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障項目，以雇員的工資總額為計稅依據，由單位和單位雇員按同一比例稅率共同承擔，個體經營者以其收入總額計稅。社會保障稅的開征，為財政實施轉移支付提供了穩固的資金來源，是配合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良好工具。

2、規范稅費改革，進一步優化我國稅制

名目繁多的收費，嚴重侵蝕了稅基，不僅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而且對經濟產生了極強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稅收公平和效率兩大目標的實現。因此，必須取締一切不合理的收費。對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為稅的費，可繼續采取收費形式，但管理辦法和制度一定要加以完善，而且要盡可能轉為預算內的規費形式。對具有稅的性質的合理性的收費，加快創造條件改為開征新的稅種。

3、建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稅收制度

高新技術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支柱，它以知識、技術、智力等無形資產的投入帶動經濟高速發展，而中小企業則是個人創新和創業活動的主要載體。但現行的科技稅收政策不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各個階段的發展要求，也無法有效地調動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因此，在稅制改革時，對高新技術的發展和中小企業的創建必須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如中小企業創辦高新技術企業投資的稅收抵免；允許企業設立科研開發費用和風險準備金，并可在稅前扣除；加速先進設備的折舊等等，其實這些優惠政策的制定與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的改革方向是不謀而合的。另外，要大力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制定企業對科研人才培訓投入支出方面的優惠政策。對個人的專利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對因科技創新所獲得合法的個人高收入不采取稅收歧視，適用低的邊際稅率，這也是符合優化所得稅理論最高收入邊際稅率應下降的理論。

4、建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制度

稅收制度如何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在我國尚處于摸索階段，可考慮建立綠色環保稅，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控制污染，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環保稅在設計上要充分發揮稅收的引導和激勵作用，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鼓勵企業減少污染，進行綠色產品生產，提高環保生產技術，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此外，在我國稅制改革配套措施方面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稅權。劃分稅權必須先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使稅權與事權相適應。稅權的劃分和下放也必須通過憲法或建立相關法律加以固定，并制定健全的監督約束機制。

(2)加強征收管理。稅務機關的征收管理能力對稅制改革能否順利推行十分重要，因此，強化征收管理能力也是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抓住改革機遇，大力推進依法治稅。完備的稅收法律體系是依法治稅的前提條件，因此，稅制改革為依法治稅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我們要充分把握這一機遇，把促進依法治稅的要求貫穿改革始終和改革的各個方面，以帶動全面的體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努力構建依法治稅的監督制約和保障體系，從體制和制度上徹底解決依法治稅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四篇：稅制改革

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關于分稅制 分稅制是指在國家各級政府之間明確劃分事權及支出范圍的基礎上,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結合稅種的特性,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管理權限和稅收收入,并輔之以補助制的預算管理體制模式。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以及改革的不斷深入，還需要根據新形勢的不同進行探索和完善分稅制改革。

一、我國分稅制改革基本概況

(一)主要內容

1993年12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同年12月18日，財政部下發了《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有關預算管理問題暫行規定》，12月25日，財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費稅和增值稅資金費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8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 配套措施有：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進行了工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相應改進預算編制辦法；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規范國債市場等。

(二)現行分稅制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結合我們學習的相關知識和近期內稅制改革的有關新聞報道。總結出了以下中國現行分稅制改革中出的問題。

第一，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夠清晰合理。事權劃分上出現越權操作的現象，一些應當完全由中央承擔的支出責任，地方也承擔了一部分，比如氣象，地震，防洪等管理職能；而完全屬于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也承擔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和基礎教育等。

第二，轉移支付不當，監管力度有待加強。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財力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體系。但是東部地區擴大的基數規模及能力遠大于中西部地區，導致雙方的財政收入差距加大，地區間的財力收入兩級化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管力度不夠，轉移支付資金無法及時到位，轉移支付資金的效益評估有限。

第三，沒有建立一項完善地方稅收體系。地方稅收的稅基窄，稅收潛力小，主體稅種較少，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導致地方稅權受限制，地方沒有被授予相應的稅收立法權、稅收減免權。導致稅收的操作缺乏靈活性，反應遲緩。

第四，分稅制體制的立法層級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國目前尚未一部能夠統領、協調

各種稅收關系的基本法。從真正關系納稅主體的權利、義務的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消費稅法等，只是由國務院通過的暫行條例，采取行政法規的形式，停留于試行階段。缺乏各種有效的稅收基本法，使得地方稅收無法可依，稅收行政管理越發困難。

二、中國分稅制與國外分稅制的比較

美國，分稅制的辦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的。美國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國家憲法的地位，其中，不僅詳細的規定了聯邦政府的指責(國防，貨幣發行，郵政等)，而且，各級政府間以及各級政府于非政府團體及企業間“分工協作”的事項，也都通過法律的形式落實到可準確操作的程度上。另外，與財政法律體制有關的《反赤字法》、《國會預算法》等等，法律的層級都很高。日本地方稅立法，除了在憲法第84條規定了地方稅，還專門制定了《地方稅法》更加詳盡地做了規定。

簡析造成我國現行分稅制改革弊端的原因：

第一，分稅制核心內容是要做到分權、分稅、分征。沒有“分權”就不算處于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根據各自的職權范圍劃分稅種和管理權限，收支掛鉤的一種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屬于不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常常出現越俎代庖的現象。

第二，劃分財權是分稅制的核心。分稅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分權制度。然而，我國屬于***，多黨派合作的國家結構形式，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大一統思想鮮明。這樣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分稅制“稅權”的劃分一直以“集權”為核心，部分權力無法準確落實到地方稅收部門，導致無法可依，無權可施的情況。

稅收改革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稅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國用行政權力的國家機關來制定稅收法，擴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執行都存在著任意性。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集權”的觀念很深，顯然地，法被政治主宰著，法制過于集中化。

二、有關完善我國分稅制的對策

（一）明確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

第一，將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的決定權、調整權從中央政府轉到立法機構。

第二，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劃分原則性問題，有必要在憲法中或憲法性文件中規定：(1)明確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事權范圍；(2)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標準內容；(3)明確規定各級立法機構稅收立法權限，立法原則，立法程序。

第三，盡快制定關于分稅制的法規。

（二）縮減預算級次，簡化財政層級

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一個原因在于財政層級過多，從而加重財政負擔。我國現有財政分級為“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國際經驗表明，較普遍的財政分稅分級制度安排是不超過三級的。

當前我國加快推進包括“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在內的財政體制改革，正是體現了政府簡化財政層級的意圖。

（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制定科學的費用標準的基礎上，以確保政權正常運轉、履行公共福利承諾、提供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力度。同時，減少項目類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和數量，逐步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推動落后地區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總的來說，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財政體制的改革要標本兼治，安穩民心，安定官心，積極穩妥，治本為上，實現制度創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前進。

第五篇：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下一步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1.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作出了營改增擴容的決定，并要求力爭“十二五”期間全面完成營改增改革。

2.房地產稅改革。下一步應及時總結上海、重慶房產稅改革試點的經驗，研究完善房地產稅費改革的方案，逐步擴大試點。

3.個人所得稅改革。4．資源稅和環境稅費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也就是說，稅收制度要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