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曹植詩歌的藝術特點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陳王，死后謚曰“思”，故后世稱陳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對后世影響最大，后世評價最高的一位作家。鐘嶸稱他為“建安之杰”，謝靈運曾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遭遇，是與他和曹丕的爭為太子的經(jīng)歷密切相關的。他少時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寵愛，一度曾被立為太子，但由于他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與老練，最終在與曹丕的明爭暗斗中失敗。由于有這樣一段經(jīng)歷，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過。曹丕繼位后，他位為藩侯，但曹丕對他頗多猜忌，屢屢更換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讒毀，他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名為侯王，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變自己的地位，多次上書，力圖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終郁郁而終，死時年僅四十一歲。

曹植的詩歌今存八十余首，辭賦、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來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寵愛，顯得志滿意得，昂揚樂觀，充滿自信，富于浪漫情調(diào)。《白馬篇》可說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詩中所寫慷慨赴國難的俠少年，實際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滿豪邁氣慨，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后期的創(chuàng)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所以其內(nèi)容與風格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品中那種豪邁自信、昂揚樂觀的情調(diào)沒有了，代之出現(xiàn)的則是深沉的憤激與悲涼，作品集中抒寫的是對個人命運、前途的失望，對曹丕集團的怨恨，對自己在碌碌無為中空耗生命的哀傷以及對自由生活的向往。

《贈白馬王彪》可說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詩歌的價值，除了內(nèi)容上的充實外，對后代影響最大是他的詩歌藝術。他的詩歌做到了氣骨與丹彩的完美結(jié)合，故鐘嶸說他是“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他詩歌上的創(chuàng)造性價值，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他的詩歌抒情性增強，個性更加鮮明。就詩歌體裁來看，曹植詩作中有不少樂府詩，但是他運用

樂府體裁，不是簡單地模仿，而是在詩中更多地注入了個人的感情，從而將樂府詩的以敘事為主，改變?yōu)橐允闱闉橹鳌Ｋ酝醅幭壬f：“他詩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鮮明的個性，因此獨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從形工上看是模仿漢樂府《陌上桑》。但漢樂府敘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絕太守調(diào)戲的故事，以敘事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現(xiàn)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悶，他以此美人遲暮的苦惱，寓托他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這樣就注入了詩的感情，具有了詩人自己的個性。在這一點上，他較曹丕的單純模仿民歌勝出一籌，因為曹丕的詩好象總是在替別人訴說哀腸，看不到自己的個性。

第二，他的詩在結(jié)構(gòu)上更講究，尤其是發(fā)端往往很精警。漢樂府詩往往以氣為主，自然道來，無意于工巧，而曹植詩則更注結(jié)構(gòu)的安排，他常常以帶有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開頭，渲染氣氛，籠罩全篇。如他的《贈徐干》：“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以白日西歸，星月忽至來寫時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海水構(gòu)其波。”以激烈動蕩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處境的險惡，等等。所以沈德潛說他“極工于起調(diào)”（《說詩晬語》）。

第三，他更注重詩歌的藝術技巧，尤其表現(xiàn)在注重對偶以及錘煉字句上。曹植詩歌中對偶句極多，這一特點是魏晉詩歌趨向駢偶化的開始，而曹植是將這一手法運用到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詩人。如“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緣池。”（《公宴》），“閶闔啟丹扉，雙闕耀朱光”（《五游》），再如煉字的句如“清風飄飛閣”（《贈丁儀》），“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長流”（《公宴》）等，經(jīng)過詩人的精心錘煉，便達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這為后來南北朝文人詩歌注重修辭技巧開了先河。

第四，他的詩歌中，對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寫，這也改變了樂府詩的面貌。對后代文人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以上幾點，是曹植詩歌在藝術上的特殊之處，也是他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地方。

第二篇：試論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

對曹植的詩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學術界曾經(jīng)進行過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討論。在這次大討論中，許多學者對曹詩頗多貶斥之辭，這集中體現(xiàn)在郭沫若、張德鈞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論曹植》1一文中，從批評王通、丁晏等人對曹植的評價入手，對曹植和他的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認真地說，曹子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識湊

成了他，人們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寵的曹植。

這一段話，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對曹植詩的總的見解。在他看來，曹植的詩并沒有什么藝術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過是封建文人吹噓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對曹植大加貶斥的同時，又處處以曹丕作反襯，“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對郭沫若先生的這一觀點，當時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異議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關于曹植的幾個問題》3一文中，明確表示贊成郭氏觀點。他說：

我在搜集曹植的傳記材料和閱讀曹植詩歌的過程中，越來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當時，張德鈞先生也著文參加了討論，他在《關于曹植的評價問題》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觀點。他明確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沒有出離曹植個人利益得失的情況，要說

已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恐怕結(jié)論下得早一點。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對曹植的具體評論中，當然也有他們的合理成份，但是，筆者認為，他們對曹詩的總體評價實在是有失偏頗，對曹詩還有待于我們今天重新加以認識。曹詩究竟取得了怎樣的藝術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詩壇和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人們的“封建意識湊成的”，還是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成就確定的，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粗淺的論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的高低，首先取決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的深度和廣度。我們評價曹詩的藝術成就，也首先必須以他的詩作所反映的思想內(nèi)容為依據(jù)。

曹植現(xiàn)在詩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時期的詩人中給后人留下詩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這些詩歌綜合起來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反映社會**，關心民生疾苦，這是曹植詩歌最有價值的主題。

眾所周知，曹植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那些趁鎮(zhèn)壓黃巾軍起義之機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個地方割據(jù)勢力，為爭奪地盤，控制中央權(quán)力，展開了激烈的混戰(zhàn)。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亂到265年三國鼎立局面結(jié)束，司馬炎稱帝建立西晉，其間戰(zhàn)亂頻仍不絕，致使國家殘破，人民遭殃。詩人曹植正是親身感受到了社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在自己的詩作中對它作了高度的藝術概括。他的《送應氏》一詩這樣寫道。

步登北邙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

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cè)足無行經(jīng)，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

煙。念我平生親，氣結(jié)不能言。

據(jù)《魏志·董卓傳》記載：“后漢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徒獻帝（劉協(xié)）都長安，縱兵焚燒 洛陽宮殿”，后由于連年戰(zhàn)亂，未經(jīng)收復，故洛陽城更顯荒蕪。詩人用了史詩般的筆調(diào)給我們描繪了洛陽一片蒼涼蕭條、慘不忍睹的景象。你看，宮室被焚，垣墻崩坍，農(nóng)田荒蕪，中野蕭條，荊棘參天，人煙稀少，這就深刻地揭露了戰(zhàn)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首詩反映現(xiàn)實的深度和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詩相比是毫不遜色的。曹植身為王侯，還能關心人民疾苦，把當時勞動人民在封建統(tǒng)治下的貧困生活寫進自己的作品，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雜詩·轉(zhuǎn)蓬離本根》）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封建戰(zhàn)亂游子征夫漂泊無定、千里流徙的痛苦生活，從中，讀者使人不難感受到封建戰(zhàn)亂在人民心上投下的濃重的陰影。“劇哉海邊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獸，行人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免翔我宇。”（《泰山梁父吟》）這又真實地展現(xiàn)了漢代邊地人民貧困不堪，凄苦萬狀的生活場景，令人感嘆不已。他還有不少詩篇，對勞動人民直接表示了深切的關注，表現(xiàn)了他和勞動人民息息相關的思想情感，如“朝云不歸山，霖雨或川譯，黍稷委疇隴，農(nóng)夫安所獲。”（《贈丁儀》）“嘉種澀膏壤，登秋畢有成。”（《喜雨》）等詩，既有對農(nóng)夫遭受到自然災害侵襲的擔憂，又有因雨救災，登秋有收的喜悅。詩人憂人民之所憂，樂人民之所樂，把人民的憂樂融注于筆端，從而使他的詩篇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現(xiàn)實主義傾向。應該說，作為一個封建王侯，能關心人民的疾苦，在自己的詩作中表現(xiàn)出人民的思想情感，這在建安詩人中是很少的。

婦女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也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由于四大枷鎖的束縛，勞動婦女的地位十分低微，命運非常悲慘。曹植同其他進步詩人一樣，看到了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并用詩歌形式加以藝術表現(xiàn)。如《浮萍篇》描寫一個“恪勤在朝夕”的女子，因丈夫另求新歡而無端獲罪被遣，致使郁郁寡歡、愁苦滿懷。《種葛篇》寫一個婦女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遺棄，他如墜入痛苦的深淵，“攀枝長太息，淚下沾維衿”。這些描寫棄婦的詩篇，可能也寄寓著詩人自己的身世之慨，但不可否定，他從客觀上表現(xiàn)了封建社會中廣大婦女“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的悲劇命運，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腐朽和罪惡，我們可以從這悲愴動人的詩篇中，感受到古代勞動婦女巨大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

曹植詩歌另一個重要內(nèi)容是抒發(fā)自己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和懷才不遇的怨憤心情。建安詩人，大都具有遠大的理想、美好的愿望。曹植也不例外，他“生乎亂，長乎軍”，從小接受父親的教誨，并且，年輕時曾跟隨其父轉(zhuǎn)戰(zhàn)疆場。現(xiàn)實生活的熏陶，超乎眾人的才能，致使他建功立業(yè)的理想越來越強烈。他曾在《求自試表》中說：“昔從漢武皇帝，南極赤巖，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用兵之勢，可謂神妙，而志在擒權(quán)馘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曹植這種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在其詩歌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如他的《白馬篇》一詩，以游俠兒自此，把他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表現(xiàn)得非常鮮明。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

去鄉(xiāng)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fā)摧月支，仰手按飛猱，俯身散馬蹄。……

這里，詩人給我們刻刻的一個武藝高超、勇敢機智、捐驅(qū)赴難、奮不顧身的游俠少年英勇形象，正是詩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意志的形象體現(xiàn)。在曹植的其他詩篇里，這種“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雄心壯志時有表露。如：“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雜詩》）“高念翼皇家，遠懷柔九州。”（《魚 篇》）“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薤露行》）都表現(xiàn)了他的理想和抱負。當然，曹植作為一個封建文人，在這些詩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文人所固有的個人主義的烙印，我們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建功立業(yè)的功名思想中所含的個人主義因素，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斷定他的詩作“沒有出離個人得失的情況”，郭茂倩在闡發(fā)《白馬篇》的主旨時曾這樣說：《白馬篇》“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5這是頗為中肯的評價。總之，曹植這些抒發(fā)自己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的詩篇，充分體現(xiàn)了曹植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反映了詩人積極用世、奮發(fā)向上的精神風貌。

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曹植縱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無從施展。在曹丕繼立以后，由于有爭立太子的前嫌，他備受曹丕的迫害。首先，他的好友丁儀、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殺害，給了他以沉重的打擊。接著，他又被曹丕責令離京，并處處受到監(jiān)察官的密切監(jiān)視。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長逝本根逝，宿夜無休閑，東西經(jīng)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遷都賦序》），真是轉(zhuǎn)徙飄泊，饑寒備嘗。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下，曹植的建功立業(yè)的理想不過是空想而已。于是，這種貧困不堪的現(xiàn)實處境和遠大的抱負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銳的矛盾，這種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使詩人產(chǎn)生的苦悶、怨憤的心情，積郁于胸中，發(fā)之于筆端，就使他的詩歌具有怨憤不平之氣，金石擲地之聲：“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魚 篇》）這一聲長嘆，人不我知的感慨、壯志難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對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的信念盡含其中。曹植這種“抱利劍而無所施”的怨憤在《美女篇》、《贈白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這種抒發(fā)個人怨憤的作品，從本質(zhì)上看，它和表現(xiàn)詩人建立立業(yè)的雄心壯志的詩篇在思想內(nèi)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詩作流露出的怨憤之情，由于植根于當時社會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

詩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經(jīng)歷中，親身體驗到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冷酷、兇殘，看到了社會政治的 黑暗和腐敗，因此，曹植的詩作也有直接和間接地反映這一現(xiàn)實的。如在《贈白馬王彪》一詩中，詩人通過對其回國途中和白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憤心情的描寫，反映了封建集團對有志之士的迫害，詩人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的黑暗現(xiàn)實。在《野田黃雀行》中，詩人感嘆“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形象地展現(xiàn)了當時險惡、恐怖的政治環(huán)境。對曹植這種揭露現(xiàn)實社會政治黑暗的詩篇，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視為詩人政治上失意而發(fā)出的牢騷，而應該把它看成是對黑暗政治壓迫的控訴。鐘憂民先生在《關于曹植評價的幾個問題》中指出：“在爭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別是曹丕黃袍加身，君臨天下后，他們之間也不是處于平等地位的兄弟關系，而是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迫害與被迫害的君臣關系，怎么還能一成不變地繼續(xù)用相互競爭的集團之間的關系去觀察他們的矛盾性質(zhì)呢？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統(tǒng)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尋常的個人得失。”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

曹植還寫了不少游仙詩，這些游仙詩描寫的雖然和現(xiàn)實相去甚遠，但細加體味，它無一不是社會現(xiàn)實的曲折的映照。詩人在黑暗的政治環(huán)境中，對社會、對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間力量的形式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擺脫塵世間的煩惱，求得精神的暫時寬慰，正如朱乾所說：“游仙諸詩嫌九州鋦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騷人才士不得志于時，藉此以寫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6如《五游泳》、《遠游篇》等詩，寫詩人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以尋求理想境界之所在。《掛之樹行》等詩篇，又描寫了瑰麗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這些詩篇，頗有一種“列仙之趣”，然而，這種“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相對立的，它實際上是對當時黑暗現(xiàn)實的否定和批判。有的評論者沒有領會到詩人寫游仙詩的主旨，認為“曹植所寫的游仙詩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他想當神仙這一思想實際的反映”。這種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創(chuàng)作游仙詩的真正意圖，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實際。應該說，曹植對封建迷信之類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辯道論》一文中說：“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嬴州，……棄六驥而美飛龍哉？”可見，詩人對道術是持有否定態(tài)度的。至于他的詩中出現(xiàn)“飛龍”，乃是詩人為了尋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詩看成是作者要當神仙思想的反映，這實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詩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詩中，也頗有一些“憂患之辭”。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仙人篇》）“昆侖本吾宅，中州非我家”。（《遠游篇》）應該說，這種“憂患之辭”正是詩人執(zhí)著于自己的理想的體現(xiàn)，這和屈原的“悲時俗之迫承諾厄兮，原輕舉而遠游”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曹植這種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來求得精神上的寬慰，也有其消極的因素，這是他作為一個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他的身份，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別的途經(jīng)來吸取精神力量，改變黑暗的環(huán)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淵明、李白等都無不如此。我們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更何況，詩人在憂患之中并沒有厭世輕生，也沒有沉湎于夢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寫過一些贈答詩，這些詩的感情是健康、真誠的。如《贈徐干》、《贈丁儀王粲》等詩，大多含有勸勉之意。“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 番 美，積久德愈宜。”“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jīng)。”這些詩，都充滿著真摯的情誼和人生的樂趣，表現(xiàn)了詩人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和豐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寫的慨嘆人生行止無定，宣揚及時行樂的贈答詩實在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綜上所述，曹植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是極為豐富的。詩人用他那蒼勁有力的大筆，給我們勾畫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圖畫，使詩歌更具豐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奮發(fā)向上的精神。有人無視曹詩所反映的客觀內(nèi)容，認為曹植很少描寫現(xiàn)實的詩篇，這不免有失偏頗。在曹詩中，社會的**、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實而又深刻的反映。即便是那些游仙詩、贈譽詩也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當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詩人未經(jīng)世事，志滿意得，寫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雞詩》這些思想內(nèi)容極為平庸的作品，但這不是曹植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流，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成就。

二

曹植的詩歌藝術成就除了表現(xiàn)在它具有深廣的思想內(nèi)容以外，還表現(xiàn)在它具有與其內(nèi)容相適應的完美的藝術形式上。曹植在藝術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樣是他得以成為“建安之杰”的重要標志。

每一個成熟的作者的藝術創(chuàng)作，由于其思想、經(jīng)歷、個性等等的差異，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鮮明的個性特色。曹植和建安時代的作家處于同一個社會環(huán)境中，當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個時代精神的影響，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時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劉勰所說的“志深而筆長”、“慷慨的任氣”。但就曹植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來說，他的風格往往和其他詩人的風格又是同中有異的。比如曹植沉雄古樸、氣勢豪放，曹丕清麗明朗、細膩委婉，而曹植意厚詞瞻、氣勢雄渾，顯示了明顯的個性特色。

曹植詩歌風格是和他的詩歌內(nèi)容密切相關的。那昂揚激奮的豪情、建功立業(yè)的壯志、懷才不遇的怨憤，形諸筆端，就使他的詩具有一種富有氣勢的慷慨情調(diào)和骨氣奇橫的藝術風格。請看他的《雜詩·飛觀百尺余》：

飛觀百余尺，臨牖御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 自閑。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望，思

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fā)，聆我慷慨言。

此詩可稱為曹植詩歌風格的代表作品。他抒發(fā)了作者甘心赴難、為國立功的雄心壯志，同時，也表達了壯志被壓抑的憤激之情。作者處逆境而壯志不滅，這就使他的詩歌表現(xiàn)出了一種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氣。在曹植的詩集中，這種詩篇俯拾皆是。如“時俗薄朱顏，誰為發(fā)浩齒。”（《雜詩》）“拔劍捎羅網(wǎng)，黃雀得飛飛。”（《野田黃雀行》）“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 篇》）這些詩同樣也是剛勁有力、令人振奮的。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詩，依然保持著詩人這種獨詩的藝術風格。“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馳轡遠行游，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游仙》）詩人凌清風，奮六翮，游太空，對自己的理想進行著不懈的追求。這種峻潔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強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遠遠超脫于流俗和現(xiàn)實之上，所以，前人指出：曹植的游仙詩“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8

曹植還有一些詩，貌似柔和素雅，但細細玩味，卻又覺得勁健慷慨。如《種葛篇》、《浮萍篇》、《七哀》、《雜詩》等。或?qū)懣臻|愁婦思戀丈夫的柔情蜜意，或?qū)懕徽煞蜻z棄的婦女的哀怨愁苦。表面上纏綿排惻，婉約柔和，但字里行間，我們又不難感受到作者的塊壘不平之氣。在“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嘆聲中，我們又不難體味到一股沉郁渾厚的力量。因此，在曹植的詩里，柔和素雅和剛健慷慨是和諧地統(tǒng)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藝術風格只不過是曹植剛健慷慨性格的一種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詩的語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建安時期的詩人中，曹植對詩歌語言的要求最為嚴格。“質(zhì)素也如秋蓮，擒藻也如春葩。”（《前錄自序》）這是他對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提出的語言標準，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也確實達到了這一標準。歷代的一些評論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詩“詞采華藻”的一面，而忽視了他“質(zhì)素也如秋蓮”的一面。事實上，曹植詩歌既具有漢樂府民歌《陌上桑》的綺麗優(yōu)美的語言，又具有《東門行》率直樸素的語言。他的大多數(shù)游仙詩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詩的語言屬于前者，文彩繽紛、流麗富瞻；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黃雀行》等詩的語言則屬于后者，不假修飾、樸實如話。詩人正是從內(nèi)容表達的實際需要出發(fā)，采用與詩歌內(nèi)容相諧和的語言風格。《游仙詩》大多描寫瑰麗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詩人在描寫中付之以華艷的詞語，使神仙境界更為令人陶醉。這種語言風格與詩歌內(nèi)容和諧地得到統(tǒng)一，正是曹植運用語言技巧的高妙之處。

曹植非常講究詩歌語言的韻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語言的音樂美。他喜用對仗這種整齊勻稱的形式使詩歌具有優(yōu)美的節(jié)奏和韻律。如“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音調(diào)明朗，聲韻諧和，讀來自有意趣。詩人還十分重視煉字煉句，使詩歌語言精煉簡約。如在“俯身散馬蹄”、“嘴落輕毛勢”句中，作者用“散”寫馳馬之狀，“輕”狀斗雞之勢，十分貼切傳神。還有如“樹木發(fā)春華”、“清池激長流”、“綠葉搖縹青”中的“發(fā)”、“激”、“搖”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貼。這些精煉而又傳神的語言，增添了詩歌的韻味。

曹植詩歌語言的另一個特點是“工于起調(diào)”。詩人特別重視詩的起句的運用。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開首突兀非凡，著意表現(xiàn)了詩人對現(xiàn)實世界的不滿、憤懣和決心擺脫黑暗現(xiàn)實羈絆的雄心，氣勢磅礴，全篇為之振起，同時，超現(xiàn)實的描繪為全詩奠定了浪漫的基調(diào)。“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用形象的語言渲染了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從而使全詩蒙上了一層暗淡的悲劇色彩，正是“興家自然，無限深意，橫著頓注”。9詩人巧妙的起句，能緊緊地扣住讀者的心弦，讓他們不自覺地進入詩歌的藝術境界中去。這種出手不凡的起句的運用，同樣也表明了詩人遣詞造句的藝術功力。

由此看來，曹植詩歌語言頗有自己的特色，體現(xiàn)了詩人很高的語言素養(yǎng)。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詩“雕琢詞藻”，并認為他“開出了六朝駢驪文字的先河”。對此，我以為值得商榷。曹植的“錘煉詞句”和“雕琢詞藻”是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的。“雕琢詞藻”是指不顧及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片面地追求詞藻的華艷，一味地雕琢文詞，這樣的作品一般是華外而虛內(nèi)的，斧斧雕鑿的痕跡十分明顯。但曹植詩歌的語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暢，并無斧雕琢之痕跡，且又飽和著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所以，不能簡單地把曹植對詩歌語言的錘煉和“雕琢詞藻”混為一談。至于曹植詩中的一些駢驪文字，也不能武斷地把它說成“開了六朝駢驪的文風”，因為在曹植以前，漢賦固不必說，就是在清新流麗的漢樂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駢驪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詩作中，駢驪的句子也時有可見。如果把“六朝的駢驪文風形成的原因一味歸諸曹植，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諸詩人中是學習漢樂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善于吸取漢樂府民歌的藝術表現(xiàn)進行藝術表現(xiàn)，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比興手法的運用方面。在曹詩中比興的手法運用非常的圓熟。“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隨水飄蕩的“浮萍”比喻漂泊無定，無所依托的人生；“初秋涼氣發(fā)，庭樹微銷落”（《贈丁儀》），則用涼氣初發(fā)，樹葉凋零比喻天下肇亂，令人悲涼的社會現(xiàn)實，都非常恰切生動。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對漢樂府民歌的比興手法不只是繼承，而且還有發(fā)展。在漢樂府民歌中，雖然也有通篇用比興來構(gòu)成完整形象的，然而這類作品極少見，而且比興所顯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顯得很為單純。但曹詩卻不同，他不僅有許多詩篇用比興來構(gòu)建形象，而且比興所構(gòu)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單一形象，而是一個相互有密切聯(lián)系的完整意象。如《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云飛。渺渺

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jié)，今日白露晞。游者嘆黍離，處

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凄愴內(nèi)傷悲。

此詩借遙役思婦之情，喻詩人憂讒畏譏、進退維谷之意。“微陰”喻文帝，“陽景”喻武帝，“清風”喻進讒的群小，“客行士”喻詩人自己，“徭役”喻詩人被貶異鄉(xiāng)，“久不歸”喻詩人長期不被重用，“嚴霜結(jié)”、“白露晞”均喻政治環(huán)境之險惡。這里的比喻是互有聯(lián)系的有機整體，作者的壓抑而又憤激的心情正是在這些完整的比興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此外還有如《美女篇》、《白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構(gòu)筑形象、表達感情的。這種成功獨特的比興手法的運用，使曹詩收到了含蓄蘊藉、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大大地加強了詩歌表達的形象性、生動性。

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還表現(xiàn)在他的藝術形式的運用上、詩人善于采用多種形式加以藝術表現(xiàn)。胡應麟評述說：“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11這是符合實際的。而在多種形式中，五言詩的成就最大。“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涌，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jié)，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qū)”。12詩歌發(fā)展到建安時期，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fā)展，五言詩這種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膽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五言詩中溶進入深廣的社會內(nèi)容，從而，使它獲得了強盛的生命力。除了五言詩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詩也寫得很好，如《矯志》一詩，情事崎嶇，語脈參差，而氣甚高古。詩人還特別注意學習模仿漢樂府民歌的創(chuàng)作；雖然他模仿的痕跡還略有顯露，但不可否定他的樂府詩也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女篇》雖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敘述的方法、描寫的重點、藝術表現(xiàn)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們只要從兩者的對比分析中，就可以窺見曹植創(chuàng)作樂府詩的嫻熟的技巧。

對曹植詩歌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沒有加以肯定，他在《論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貶斥，他說：曹植詩“幾乎無篇不模仿，無句不模仿，可謂集模仿之大成。”這可能是郭老全盤否定曹植詩的一個重要證據(jù)，但事實上，這個看法似乎特別強調(diào)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創(chuàng)新的一面。郭老的這種評價全盤否定了曹植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和鮮明的個性特點，因此，我們不敢茍同。事實上，從以上對曹植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表現(xiàn)手法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難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曹植的詩不只是簡單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創(chuàng)新。這種創(chuàng)新的結(jié)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詩早已失去存在的價值了。

三

通過以上對曹詩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jié)論，曹詩確實達到了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形式的統(tǒng)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在建安詩壇上，可請冠冕群英，首屈一指。如果我們把建安時期的其他詩人同曹植進行對比，就更能印證這一觀點。

曹操是建安時代的一位重要詩人，他以樂府舊題寫時事，《魏書》說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在樂府詩中注入了豐富的內(nèi)容，使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成分有所加強。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當時重大的社會生活，是曹操詩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從曹操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來說，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論的。但是，曹操在詩歌形式上似乎沒有更多的突破，他現(xiàn)有的二十多首詩中，大多是四言詩、雜言詩，且全系樂府歌辭。雖然曹操也寫過一些五言詩，但數(shù)量太少，和曹植眾多的五言詩相比，就顯得太單薄了。且就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圓熟，因此，從詩歌形式建樹的角度來看，曹操的功績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時代的另一位重要詩人，現(xiàn)有詩四十余首。他的詩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在詩歌形式上也曾作過大膽的嘗試，其七言詩《燕歌行》是現(xiàn)有最早的七言詩，在詩歌發(fā)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道路，致使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存在明顯的差異。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處廊廟，養(yǎng)尊處優(yōu)，嚴重脫離現(xiàn)實社會，生活圈子十分狹窄，缺乏對現(xiàn)實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詩歌創(chuàng)作的激情，因而，雖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敵的才氣，也難免使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受到影響。劉勰曾指出：“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14這是不無道理的。就曹丕詩歌的實際情況來看，它們大多寫的是身邊瑣事，題材狹隘，現(xiàn)實主義成分不夠充分。他還有的詩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詩反映了他對人生無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詩歌所反映的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他的詩作頗多婉約纏綿之辭，“建安風骨”似表現(xiàn)不夠明顯，因此，客觀地說，就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來看，曹丕是明顯遜色于曹植的。

王粲是建安時代的又一位著名詩人。劉勰稱他是“七子之冠冕”。可見他在建安詩壇上的重要地位。他前期的創(chuàng)作，由于親身經(jīng)歷過戰(zhàn)亂和流離的生活，對戰(zhàn)爭的殘酷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災難有著深切的感受，所以寫出了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七哀詩》這樣的作品，但是，由于他后期投身曹植幕下，政治地位、生活境遇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對社會生活缺少親身的體驗和深切的感受，故他后期的詩作，現(xiàn)實主義的內(nèi)容大為減少。如這一時期他創(chuàng)作的《太廟頌》、《公宴詩》等，主要都是歌頌曹魏功德，反映鄴下文人生活，缺乏深刻的現(xiàn)實內(nèi)容，這就大大降低了他詩歌的藝術創(chuàng)作成就。同時，王粲的詩歌“體弱”、“質(zhì)羸”，缺乏曹植詩歌雄渾的意象和壯盛的氣骨。這只要我們將王詩和曹詩作一比照，便可見他倆在詩風上的差異。

劉楨是被稱為可和曹植差可比擬的重要人物，鐘嶸曾稱譽他的詩歌“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16他的《贈仁弟》三首確也反映了這種詩風。但鐘嶸 把他和曹植并稱為“文章之圣”，這對劉橫來說，實在是過譽了。劉楨現(xiàn)存十二首詩，大多反映的只是他個人的思想情感，社會生活面貌沒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外，辭采也不精警秀出，誠如鐘嶸所言：“氣過其文，雕潤恨少”。其風格也不如曹植多樣，詩歌成就自然不能和曹植相抗衡。

至于建安詩壇上的孔融、阮禹、陳琳、應湯、徐干諸人，不可否定，他們在文學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不能出于曹植之上。孔融在文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創(chuàng)作，詩歌創(chuàng)作并不多，現(xiàn)存作品僅八首，內(nèi)容多為抒發(fā)自己不得用世的不平之氣。阮 禹、陳琳以章表符檄稱譽當時，雖各有《駕出北郭門行》、《飲馬長城窟行》傳誦于世，但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當時并未受到人們的注意，鐘嶸的《詩品》將阮 列為下品，陳琳未曾提及。至于應、得干的地位，又較阮 禹、陳琳為次，更不能和曹植同日而語。

從以上對曹植和建安諸作家的對比分析中，不難看出：曹植的詩是有突出成就的，它超越于建安諸子之上，獨步詩壇，出類拔萃。所以，鐘峙稱曹植為“建安之杰”是毫不過分的。

正因為曹植詩歌的實際成就超越建安諸子之上，所以，他在詩歌發(fā)展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對后代的詩人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曹植繼承了古典文學中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并使之得到了發(fā)展。遠在西周、春秋時期出現(xiàn)的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十分鮮明地表現(xiàn)出了“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為我國文學的發(fā)展開了現(xiàn)實主義的先河。漢代樂府民歌繼承了《詩經(jīng)》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感，使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得到了發(fā)展。但是，《詩經(jīng)》、《漢樂府民歌均屬于民間文學，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真正在文人的詩歌中得到運用，還是建安時期的事情，曹植和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一樣，或借樂府舊題寫時事，或擺脫舊題自創(chuàng)新題，以反映深廣的社會內(nèi)容。這不僅使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有了充分的發(fā)展，而且為以后的文人采用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作樹立了榜樣，積累了經(jīng)驗。正是曹植等人詩歌的現(xiàn)實主義成就，吸引了后代的不少詩人，激發(fā)了他們描寫現(xiàn)實，反映世事的創(chuàng)作熱情。從曹植等人的樂府詩寫作到杜甫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和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間密切的繼承關系。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對曹植詩極為推崇，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章”（《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子建文章壯，河間經(jīng)術存”（《別李義》），杜甫并自覺地效法曹植的詩歌創(chuàng)作。可見曹植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對后人的影響，他對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發(fā)展是具有重大貢獻的。

其次，曹植以他大膽的創(chuàng)新精神，對詩歌的形式進行了革新，對五言詩的發(fā)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詩經(jīng)》大多采用四言形式，隨著社會生活的發(fā)展，這種古老的四言形式已經(jīng)不能容納日益豐富的生活內(nèi)容，也不能盡情抒發(fā)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別是到了建安時代，時代的風云變幻，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懷，已經(jīng)很難用固有的四言詩來反映。這樣，詩歌形式方面的革新就勢在必行了。這時的建安詩人，吸取了漢樂府民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在詩歌形式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曹操一方面用樂府舊題寫時事，另一方面又嘗試著進行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從他現(xiàn)有的幾首五言詩來看，可見他在詩歌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曹操的五言詩寫得畢竟太少了，他沒有使五言詩得到更大的發(fā)展。是曹植，以他那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對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反復的嘗試。經(jīng)過他的不懈努力，五言詩這種始自西漢歌謠，樂府民歌的新形式才逐漸臻于成熟。作者能成功地運用五言詩體反映現(xiàn)實生活，抒發(fā)詩人情感，而且表現(xiàn)手法靈活多變，詞采豐贍質(zhì)樸，使五言詩呈現(xiàn)出多彩多姿的景觀。曹植成功的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不僅為后代詩人反映社會生活，抒情述志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且還為后代詩人從事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益的經(jīng)驗，曹植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可謂有功之臣。

另外，曹植詩歌創(chuàng)作還為后代詩人積累了寶貴的藝術經(jīng)驗。后代的諸多詩人都自覺地模仿學習曹植的詩，從中吸取藝術養(yǎng)料，以豐富他們各自的詩歌創(chuàng)作技巧。有的學習曹植謀而布局的章法，如嚴滄浪的《從軍行》、杜公的《出塞》起承轉(zhuǎn)合，全都借鑒曹植的《白馬篇》。謝惠連的《西陵遇風獻康樂》、謝靈運的《酬從弟惠連》、杜子美的《游何將軍園》都本于曹植的《贈白馬王彪》。有的詩人甚至借用或化用曹植詩句，將之融合在自己的詩作之中。謝玄暉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起調(diào)極似曹植，王維的“勸君更進一杯酒”、杜甫的“異方驚會面，終宴情征途”都化用曹植“今日同堂，出門異鄉(xiāng)，別易會難，各盡杯觴”的詩句。杜甫“乾坤萬里內(nèi)，莫見客身畔”、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化用了曹植詩句“四海一河局，九州安所知”的詩意。僅此數(shù)例，足以說明曹植對后代詩人的影響之大。

綜上所述，曹植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確實有著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的確立，完全是詩人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成就所決定的，并非如有的論者所說的是“封建意識湊成的”。可以相信，曹植的詩歌將在中國的詩歌發(fā)展史上熠熠生輝，光耀千古。

注釋：1947年出版的《歷史人物》（52年再版）1955年第6期《文史哲》刊載的賈斯榮先生《關于〈論曹植〉》貝《文學遺產(chǎn)》增刊第七輯1957年第2期《歷史研究》郭茂清《樂府詩集》朱乾《樂府正義》卷十四1982年第2期《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刊載的黃盛陸《曹植和曹植的游仙詩》《詩藪》內(nèi)編卷一方車樹《昭味詹言》卷一1947年出版的《歷史人物》（52年再版）《詩藪》外編卷一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魏書·武帝紀注引》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

第三篇：曹植詩歌研究 畢業(yè)論文

曹植詩歌研究

——創(chuàng)意是手段，創(chuàng)“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要

曹植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詩歌藝術成就非常高。從東漢時期開始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五言詩，經(jīng)過他多數(shù)量、高質(zhì)量的努力創(chuàng)作，不僅詩歌藝術更加覺醒、獨立，題材范圍擴大，而且詩歌藝術風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發(fā)展，對于建安時期開拓出文人詩歌藝術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漢魏風骨”作出了突出貢獻。具體來說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在三方面：曹植長于五言古體，對五言詩在中國詩壇上的牢固地位影響深遠；曹植詩歌抒情味濃厚，對中國文人詩歌的抒情傳統(tǒng)影響深遠；曹植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對中國詩歌壯美的美學風格和文質(zhì)彬彬的發(fā)展道路影響深遠。同時給詩歌藝術的發(fā)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詩歌創(chuàng)作。

關鍵詞：曹植；詩歌研究；五言詩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Key words: Cao Zhi;Poetry study;Five-character poetry

目錄

引論................................................................1

一、曹植簡介........................................................1

二、建安時期的文化背景..............................................2

三、曹植的文學思想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3

四、曹植詩歌中矢志不移的功業(yè)訴求....................................5

（一）曹植前期詩歌..................................................5

（二）曹植后期詩歌..................................................7

五、曹植詩歌的影響..................................................9

（一）曹植五言詩對中國詩壇的影響...................................10

（二）曹植詩歌對中國文人詩歌抒情傳統(tǒng)的影響.........................10

（三）曹植詩歌對中國詩歌文質(zhì)彬彬發(fā)展道路的影響.....................11

六、結(jié)束語.........................................................11 注釋...............................................................12 參考文獻...........................................................12 謝辭...............................................................13

引論

詩歌作為人類吟詠性情的產(chǎn)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態(tài)的詩歌基本上是一種自然的詩歌，帶有較大的自發(fā)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群情等功能占有較大的地位，詩歌藝術尤其是詩歌的語言藝術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處于蒙昧的、不自覺的狀態(tài)，原始的發(fā)展很緩慢。

我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史中，大概到《詩經(jīng)》時代，就取得了對詩歌的初步自覺。但《詩經(jīng)》和漢樂府與音樂、娛樂、祭祀等功能復雜地聯(lián)系在一起，存在于歌樂舞三位一體的狀態(tài)中，不能算是純粹的詩歌藝術，沒有真正的獨立與自覺。詩歌藝術的真正發(fā)展，是在它走上自覺的發(fā)展道路之后，這時的詩歌不但遠離了原始的詩歌狀態(tài)，而且也擺脫了音樂的母體，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學體裁而存在。這種自覺的詩歌藝術，具體地說萌芽于《詩經(jīng)》，初現(xiàn)于屈宋的楚辭，而最終成立于中古時期的文人詩歌藝術。中國古代文人詩歌系統(tǒng)的確立，以及從自然的詩向自覺的詩的轉(zhuǎn)變，是由以五言詩為主要體裁的魏晉詩人來完成的，而處于魏晉最前沿的建安詩人，尤其是以“三曹”為中心的建安諸子則自然而然地肩負起了詩歌發(fā)展過程中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向著文學的覺醒與獨立而發(fā)展，為詩歌的自覺而努力。

一、曹植簡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與父親曹操、兄長曹丕被后世稱為“三曹”。以“三曹”為中心，“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和蔡琰等人為羽翼，共同構(gòu)成建安文學的代表，是中國文學進入自覺時代的先鋒文學家。他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建安風骨”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典范和永遠風流。“三曹”作為建安文學的奠基人備受關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視，這固然與他詩歌創(chuàng)作成就更為突出有關，“鄴中諸子，陳王最高”，其人生遭遇使歷代讀者為他灑一掬同情之淚，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宋敖陶孫《詩評》論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1]將青年曹植才情非凡、風流倜儻、志得意滿的個性及精神風貌概括無遺。曹植自幼穎慧，出言為論，落筆成章，深得曹操寵愛，甚至曹操曾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吾欲立為嗣”，幾次想要立他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觀感情強烈、行為放任、屢犯法禁、任性而為，缺乏政治家應有的成熟與穩(wěn)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長曹丕則頗能矯情自飾，最終在立儲斗爭中漸占上風，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不久稱帝。從此，曹植生活狀況也因此一落千丈，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一個過著優(yōu)游宴樂生活的貴族公子，變成處處 受限制和打擊的對象，基本上被剝奪了參與政治生活的權(quán)利，根本無從發(fā)揮個人政治才能，建功立業(yè)的壯志落了一場空。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繼位（即魏文帝），曹叡對他仍嚴加防范和限制，其處境并沒有根本好轉(zhuǎn)。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遷封過多次。曹植《遷都賦》中寫道“余初封于平原，轉(zhuǎn)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號，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得不到信任和處處被折磨的艱難處境躍然紙上，嘗盡世間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說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體味了生命的無限尊貴，又遭遇了極度卑微，可謂豐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陳郡，于公元232年逝世，卒謚思，故后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

二、建安時期的文化背景

在整個漢代，文人寫作詩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行為，直到漢末文人群體的文學意識才日益覺醒，詩歌創(chuàng)作風氣日益興盛，開始出現(xiàn)了一些追求審美意蘊，作風較多越出經(jīng)學與經(jīng)世之學范疇的五言詩人，初步形成詩人群體。魏晉時代，雖然已經(jīng)形成了群體的詩歌創(chuàng)作風氣和一定規(guī)模的詩人群體，但還不普及，即使在“五言騰踴”的建安時期，寫作詩歌也還只是曹魏士人集團中以“三曹”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吳蜀兩國基本上還沒有進行五言詩創(chuàng)作的風氣。

漢末社會的急劇變化，結(jié)束了漢代大一統(tǒng)和思想大一統(tǒng)，文人從僵化的社會秩序中解放出來，思想產(chǎn)生劇烈震蕩，開始以積極進取、求真務實的姿態(tài)追求建功立業(yè)、拯濟天下，希望贏得人生的不朽。漢代經(jīng)明行修的選士標準因之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兩漢的政治權(quán)威與思想權(quán)威不復存在，文人脫卸了舊有的道德信條和禮教規(guī)范的重壓，有感于社會的離亂，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暫，兼之沉浮于風云變幻，目睹人間種種悲劇，深感到事功難以盡憑，命運不可逆料，興衰榮辱難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漢人“天人合一”理論的規(guī)范，在奮進樂觀的同時，不免對人生悲劇、內(nèi)心體驗和生命價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認識與發(fā)現(xiàn)自我，儒學之外的思想（玄學）因之興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學的功利束縛又相對松弛，詩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發(fā)揮，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達自己的真實感情。

建安時期，思想上由漢末經(jīng)學和子學向魏晉玄學轉(zhuǎn)化的過渡，也是樸學向思辨哲學、浪漫哲學發(fā)展的過渡，詩歌藝術受到時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悲涼的美，兼之漢末文章漸趨華麗，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廢，文學的美學特征開始受到自覺的重視，文學也因此獲得獨立于經(jīng)學的地位，出現(xiàn)了飛躍式發(fā)展。當然建安詩歌的發(fā)展也遵循著詩歌藝術內(nèi)部的發(fā)展規(guī)律,既吸收漢樂府 “緣事而發(fā)”和《古詩十九首》無名氏詩人單純抒情的特點，又吸取漢末名士以氣節(jié)志望為詩為文的特點,使詩歌在內(nèi)容和藝術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七子”等人在學術傾向上，儒學自然是他們的學問基礎和思想上的重要淵源，但他們看重的不是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和禮學，而且子學范疇也不局限于儒學，他們重視博涉多通，善于表達和表現(xiàn)，關注現(xiàn)實，主張學術和文學應有經(jīng)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奮發(fā)有為之外，兼有務本尚用的特點，企圖通過學術和文章培養(yǎng)思想能力和從事政治事務能力。這是一種務本尚用的治學主張。

“建安”是一個有作為的時代，無論是實際的政治，還是思想、學術都顯示出質(zhì)樸、明朗、剛勁、大氣、有為的特色。建安詩人的思想風貌，尤其是他們所具有的銳氣以及自覺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歷代文人少有的，正是這種良好的素質(zhì)，使得士人們面臨劫亂仍能關注文化，而且正因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壞的景象所刺激，激發(fā)起復興文化，建設文化的熱情，這種熱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學發(fā)展的原動力，這種刺激而生的熱情毫無疑問是建安詩歌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大**大憂患的時代和曹操統(tǒng)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發(fā)士人建功立業(yè)的直接動力，此時士人生命意識的覺醒又導致了其悲嘆歲月不居，人生無常的思緒，使建安文人普遍產(chǎn)生了一種慷慨悲涼的情調(diào)。因此，建安文人盡管個性有異，風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涼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們流露出的慷慨悲涼的情思，既是這樣一個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種感情的自我滿足。故這一時期的文學，既有直面現(xiàn)實人生積極進取的樂觀精神，又有產(chǎn)生于命運無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悶。總之，建安文人對生命短暫的感慨，最終導向及時建立功業(yè)、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極。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詩歌藝術的覺醒與獨立，以及建安時期詩歌藝術的繁榮和發(fā)展。

三、曹植的文學思想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

《與楊德祖書》是曹植較為全面地表達其文學觀點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對詩文的愛好，提出了文人之間應有正確的批評觀。同時他也表露了一些輕視文學的傾向：“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重談?chuàng)P雄所謂辭賦是“篆蟲雕刻，壯夫不為”之論，并強調(diào)自己意在“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遠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聲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講文章可以“經(jīng)國”，是從“文武之道，備隨時而用”（《典論·自序》）出發(fā)；曹植不屑作辭賦君子，是因為他志在建功立業(yè)。曹丕強調(diào)的是文章的體用，曹植強調(diào)的是人生最高理想，兩人側(cè)重 不同。曹植的文學創(chuàng)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矣。”志在建功立業(yè)，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詩還更明白地表達了致力于政治功業(yè)的想法：“??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愿得展功勛，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于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yè)燦已分。騁我寸逕翰，流藻垂華芬。”表白他即是用筆創(chuàng)作，也要為“王業(yè)”效力，所謂“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

這些詩文流露出來的思想都可確切地證實，曹植與曹丕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環(huán)境中，文學思想有較大的差異。很明顯，曹丕文學思想開放而灑脫；曹植則受到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與政治功利觀念的羈絆。曹植《與楊德祖書》也開了文學批評的風氣。關于文學的美學特征方面，曹植《前錄序》說：“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質(zhì)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暠暠，與雅頌爭流可也。”由此，可以見出，從文學的批評、文學的美學特征方面，曹植都有較為自覺的認識。這一自覺認識，為文學由漢而魏的漸尚華麗，建安文學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詩歌創(chuàng)作主體，曹植本人更是富于詩人的氣質(zhì)，他才思敏捷，性格外向，善交友，好表現(xiàn)，善言談，“任情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jié)”,他受到的思想影響也是紛繁復雜的，最主要的還是儒家學說和道家思想。曹植理想是建不朽功業(yè)，志在政治。強烈的詩人氣質(zhì)，使曹植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繼嗣的資格，更失去了實現(xiàn)理想的機會。但天然地，曹植是一個天才詩人，他和許多文人一樣心高氣傲。黃初以后，曹植成為權(quán)力斗爭中被猜忌與迫害的對象，“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愿望理想就此破滅，“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心理承受能力差，難以接受挫折和失敗，無可奈何的閑愁之外，更頻添了幾多恐懼。不得不面對后半生窮苦困頓的生活時，他文人的高傲無處安置，他脆弱的心靈也就不堪一擊。現(xiàn)實的困境無法改變，只好求得精神解脫，于是他的熱情、才華和不幸遭遇促使他傾注大量精力于詩歌創(chuàng)作。他兼善各類文體、詩體，尤長于五言，又精通音律，通曉佛經(jīng)，能注意追求詩歌的音律和諧之美，這些都成為曹植本人詩歌產(chǎn)生不可或缺的主體因素。

對于詩歌藝術的新變，曹氏父子的接受程度與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也有所不同。曹植緊跟詩歌發(fā)展時代潮流，主要是從事五言詩的創(chuàng)作，五言占他現(xiàn)存完整詩篇的70%，雖然多是樂府歌辭，但五言是其主要形式。《古詩十九首》在五言興起的時代，[2]尚屬鳳毛麟角之杰作，曹植已使五言杰作成為洋洋大觀，鐘嶸《詩品》屢稱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警策”，在現(xiàn)存的63首五言詩中的確比比皆是，他為五言詩的發(fā)展并走向藝術的成熟做了突出的貢獻。同時在“五言騰踴”的時代，曹植詩歌之體又突破《詩經(jīng)》的四言體和帶“兮”字的楚辭體而兼有六言、七言和雜言體，在詩歌發(fā)展史上有劃時代意義。

就“五言騰踴”的文人詩歌自覺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來看，無論是從數(shù)量還是從其創(chuàng)作成就上，曹植都遠遠高出其父其兄，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給五言詩奠定了基礎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抒情詩的一代大家，鐘嶸稱為“建安之杰”（《詩品序》），其詩歌被鐘嶸《詩品》推崇為“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并列為上品。由此可見，曹植在這個特定的詩歌歷史發(fā)展階段上對詩歌發(fā)展貢獻尤為卓著，具有鮮明的代表意義，是魏晉時代文人五言詩歌自覺創(chuàng)作蔚然成風的一個縮影。

四、曹植詩歌中矢志不移的功業(yè)訴求

曹植一生以公元220年（這時曹操去世，曹丕稱帝）為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的奮發(fā)進取與后期的失意痛苦，所以他的思想也相應地從前期的積極樂觀、奮發(fā)有為轉(zhuǎn)變?yōu)楹笃诘囊钟敉纯啵瑹o可奈何，甚至悲觀消極。無論哪一時期的思想傾向，都主要是由他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及他的人生遭遇決定的。當然這也就造成他的生活狀況的前后不同，從而見出詩歌題材內(nèi)容的前后差異。

（一）曹植前期詩歌

在建安時期昂揚向上、奮發(fā)有力、大氣磅礴、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激勵下，建安文學顯示出了無與倫比的陽剛霸氣，折射出了以曹操為核心的軍事集團雄才偉岸的氣魄。因此，受此風氣影響熏陶的曹植，把政治事業(yè)作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學創(chuàng)作排在次要位置。加之由于曹植少年時代就表現(xiàn)出的聰穎才華，讓曹操在太子的人選上也想打破“立長不立幼”的常例，考慮立曹植為嗣，這也更增強了曹植施展政治才華的斗志和期待。有了這樣的有利背景，就更激起“生于亂長于軍”的曹植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數(shù)也是吐露這種志趣和抱負。于是，曹植作為一個天才人物在整個建安文學中橫空出世，卓然不群，透射出他深受儒家思想及任俠時代潮流的影響。前期體現(xiàn)這種思想和抱負的作品有《白馬篇》、《鰕鱔篇》、《名都篇》等。

《白馬篇》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詩中正面塑造了一位英姿颯爽、慷慨赴國難的俠少年，這樣一位武藝精湛、忠勇愛國、勇于犧牲，以身報國的“幽并游俠兒”，正是曹植青年時期理想的人生形象寫照。詩歌以“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領起，又以“借問誰家子”十二句來補敘“西北馳”的原因。詩人說，健 兒立功揚名于邊陲已非一日，連翩西北而馳當然也非第一次，描寫了健兒的武藝高強，背景廣闊遼遠，由近及遠，先馬后人，輪廓漸漸清晰，“游俠兒”馳騁疆場、建功立業(yè)的英雄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繼而又倒敘“名編壯士籍”，告別家人時的心情；最后策馬“赴國難”的一幕則與開首重合。使白馬英雄的形象漸次深化，憂國去家，捐軀濟難的主題得到了鮮明突出的表現(xiàn)。最后幾句贊揚人物“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道出了“游俠兒”的思想底蘊和壯烈情懷，寫的聲沉闊遠，蕩氣回腸。這樣豪壯的詩句所表現(xiàn)出的積極進取精神正是曹植前期思想的真實反映。《鰕鱔篇》中曹植以“鰕鱔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駕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六句詩用了三組鮮明對比，最終引出“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服。”仕宦之徒唯勢謀，壯士撫劍志在報國，構(gòu)思別出心裁。詩人以豪邁氣勢登五岳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以居高臨下之勢藐視那些“泛泊徒嗷嗷”的小人，表達了自己愿“高念翼皇家，遠懷柔九州。” 撫劍雷音，猛氣縱橫，建功立業(yè)的強烈追求，充滿英雄氣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名都篇》表面寫戰(zhàn)亂之后洛陽城市終于恢復昔日的繁華，貴族子弟斗雞走馬、射獵飲宴、尋歡作樂的情景，詩人選取少年游樂的片段來概括名都繁盛，而少年的游樂又集中選取馳騁來表現(xiàn)、極力描寫馳騁少年身手的輕捷、射技的精湛，繪聲繪色。同時也寫出了都市富貴子弟游手好閑、終日斗雞走馬，飲宴嬉戲，日復一日，月復一月，雖然也有高強的騎射技藝，“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qū)上南山。左挽因右發(fā)，一縱兩禽連。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但止于佚樂，無益于國家，表達了一種對世俗的輕蔑，以及高行遠志而不被人理解的思想感情。結(jié)尾四句“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流露出了作者對盛年不在、人生易老、壽命不長的憂懼，以及居安思危的家國意識。也表現(xiàn)了作者對高超的騎技和精湛的射技的欣賞，以及不甘于像其他貴族子弟一樣終日游樂，沉湎于享樂，希望利用青春生命和時間積極進取、建功立業(yè)，以利于國家。

游俠在史學家司馬遷的筆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惜其軀的化身，不管是《白馬篇》中的“游俠”，還是《鰕鱔篇》中的“壯士”，《名都篇》中的“少年”，身上都凝聚著一股俠氣。曹植借用其來形容馬上健兒，主要著眼于不惜其軀而為國立功這一點上，以及漫漫滋生出的俠情結(jié)上。俠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中精彩紛呈的一面。而俠文化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既非天然地屬于儒家文化，亦非天然地屬于道家文化，而是在這兩個文化體系中分別注入了屬于自己的特質(zhì)。于是就產(chǎn)生了儒家之俠和道家之俠。從古至今，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tǒng) 文化的支柱和核心，他的影響遍及社會方方面面，從而使俠儒有著鮮明的儒家人格：一是強烈的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關心現(xiàn)實世界；二是“以天下為己任”；三是“自我”的犧牲精神。而道家之俠更注重自然本性和個體智慧，個性鮮明而不容于世。顯然，曹植的俠偏重于儒家之俠。結(jié)合《白馬篇》、《鰕鱔篇》和《名都篇》，可以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生在世，講究立功、立德和立言，并把立功放在首位這一思想對曹植的深刻影響，以及曹植身上瀟灑自由、重情尚義的游俠氣質(zhì)和游俠情結(jié)，結(jié)合起來的表現(xiàn)就是為國建立不朽功業(yè)的迫切愿望及為此而愿不惜一切的豪邁氣概和英雄精神。

（二）曹植后期詩歌

黃初（公元220年）曹丕稱帝以后，即逐年收殺曹植集團的重要成員，如以“私受西域貨賂” [3]殺了孔桂，有“以市不豐樂” [4]冤死楊俊。對于曹植及諸王，曹丕令他們回歸封地，并派監(jiān)國使者對其進行監(jiān)視。曹植因有爭太子之嫌，更遭罪貶，朝廷不讓他久任在任何一地方，常常改換他的封地，“十一年中而三徙都”，也不許他和親戚來往，不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備受精神折磨。加上曹丕部下多方讒毀，他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名為侯王，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得咎，形同囚徒，他曾說自己是“圈牢之養(yǎng)物”（《求自試表》）。其物質(zhì)生活也很匱乏，曾自謂“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遷都賦序》），“塊然守空，饑寒備嘗”（《社頌序》）。他的權(quán)力也是有限的，“僚屬皆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shù)不過二百人”，許多的艱辛在詩中都有反映。由此其詩歌創(chuàng)作也就轉(zhuǎn)入了第二個時期。

劉大杰曾說過：“中國人生命的危險和心靈的苦悶，無有過于魏晉。” [6]這種危機和苦悶往往來自社會現(xiàn)實。這一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由于處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曹植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所以其內(nèi)容與風格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品中那種豪邁自信、昂揚樂觀的精神消失了，代之出現(xiàn)的則是深沉的憤激與悲涼，對曹丕集團的怨恨，對自己在碌碌無為中空耗生命的哀傷，人生短促、命途多舛、禍福無常的感慨，以及對自由生活的向往。思想深度上來說，更高地則是以個人生命的悲劇來理解整個社會的苦難，其建功立業(yè)的渴望和志向，表現(xiàn)得更深刻、更執(zhí)著。這一時期的作品有《贈白馬王彪》、《野田黃雀行》、《薤露行》、《當墻欲高行》、《仙人篇》和《升天行》等。《贈白馬王彪》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全詩氣魄宏偉，章節(jié)蟬聯(lián)，結(jié)構(gòu)嚴謹。這首詩的題目是“贈白馬王”而不是“吊任城王”，但這“贈”是贈別，為臨別歧路而作。曹植不免回想起黃初四年五月他和任城、白馬諸王一同朝京師會節(jié)氣時的情景，來時大家一起來，歸去時卻少了曹彰。對曹植來說，和曹彪是生離，和曹彰是死別，生離是這首詩的主線，然而寫生離卻又不能不帶出死別，從更深的層次看，詩人寫與任城

[5]王的死別，意在點醒這與今日和白馬王的生離實無二致，與曹彰的死別很悲痛，而與白馬王彪的生離無異死別，更是悲痛。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說“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使全篇籠罩著一層濃郁的悲劇氣氛和悲憤之情。中間“欲濟川無梁”，“中途絕無軌”，“欲還絕無蹊”的“三無”把作者當時走投無路、悲憤交加的痛苦境遇和心情連結(jié)起來，文氣貫通，使全詩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情感表達上，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比興寄托，都是“悲”、“憤”兩字的不同表現(xiàn)，富于變化的表達方式，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

《贈白馬王彪》詩序中的“大別在數(shù)日”似乎是對自己的命運唱挽歌，沉痛之及，令人聞之顫栗。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和詩人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詩人為國效力的宏志不僅得不到實現(xiàn)，而且還感受到生命的恐懼和生命的悲哀。這種生命之悲既是詩人的自覺在情感形式上的體現(xiàn)，更是苦難現(xiàn)實與自己苦難處境的共鳴音。但是這種對死亡的強烈感受和巨大悲哀只是詩人的弦外音，而表現(xiàn)出來的是超脫生命的悲哀。其中飽含著哀傷、憤慨和悲懼，但又顯出慷慨激昂的格調(diào)。曹植的“知命復何憂”就是一種生命理想的追求，是一種對未來生存滿懷信心的憧憬中的苦惱。表現(xiàn)出的情感基調(diào)是富有追求精神和抗爭力量的建功立業(yè)之曲，這才是其生命之歌的主旋律。“天地無窮極，陰陽轉(zhuǎn)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飄塵，愿得尺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薤露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詩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悲哀之中升騰起一股忿爭的激情，深沉、激昂，具有非常強悍的生命強度。這正是我們經(jīng)常所說的建安時期具有普遍意義的慷慨之情。這種感情以一貫之于曹植生命的始終，同時也是曹植情感思想的本質(zhì)特征。抓住了這一本質(zhì)，曹植后期創(chuàng)作的兩種很重要的題材內(nèi)容的詩就可以得到順理成章的解釋了。那就是游仙詩和飲酒詩，其中無盡的惆悵和深沉的悲哀，鏤心刻骨的悲涼，只是一種表面化的情感現(xiàn)象，深層次上是假游仙詩、飲酒詩以寄慨，以表現(xiàn)建功立業(yè)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對遭受嚴重壓抑的不滿和“冷”反抗。詩人蒙受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迫害，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一再幻滅，苦悶與彷徨無法解脫，于是精神的安慰變得異常迫切。假詩歌希望自己的精神得到一點安慰，苦悶得到一些解脫，心靈得到一絲慰藉。

“曹植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詩人，但在黃初、太和時期，他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的發(fā)展的機會。這使得曹植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心靈陷入矛盾痛苦之中。力求恢復平衡正是曹植后期生命活動的一個基本主題。” [7]，“其實這是一種對于現(xiàn)實生活的反抗精神。” [8]曹植后期的作品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出現(xiàn)了較多的游仙詩，這主要是受到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風起的影響使然，游仙詩名為游仙實為詠懷，以此作為安慰自己痛苦靈魂的一種選擇和方式，通過虛幻的時間和空間意象使自 己解脫。曹植后期局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致“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余悲”，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現(xiàn)了封建上層統(tǒng)治的當權(quán)者對他的壓制與防范，以及對他自己在失勢后所遭受的嚴重壓抑的不滿與反抗。《當墻欲高行》借用“鼎湖飛龍”的神話傳說來作起句，將“龍”比作躍躍欲試的自己，把“天”比作施展抱負的舞臺，把“浮云”比作“讒巧令親疏”的監(jiān)國使者，進而感到骨肉讒間，真?zhèn)文妫髀冻鲆环N心事難言的痛苦和受盡壓抑的憤懣之情。還有《仙人篇》的“乘龍出鼎湖”和《升天行》的“愿得行阻轡，回日使東馳。”對天上神仙世界熱烈贊美，實際是對人間的否定，對曹丕一伙人一再迫害的憤怒控訴，也是對自由生活的熱切向往。都深切地表現(xiàn)了他愛國忠君的高尚品格，以及強烈地希求待時而動，徘徊天上、轉(zhuǎn)日回天的積極進取精神。尤其是《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一首，曹植自喻為高達千丈的扶桑神木，傾心向日，守護天涯海角。紅日西頹如國家衰敗，想將象征著權(quán)力的疆轡抓在手中，把裝載太陽的車子扭轉(zhuǎn)，使之轉(zhuǎn)日回天。而《野田黃雀行》則很特別，采用比興手法，以一個很感人的寓言故事，寄托自己愿“拔劍捎羅網(wǎng)，黃雀得飛飛。”奮身拔劍，捎破落網(wǎng)，挽救丁氏兄弟。可惜“利劍不在掌”，有負于朋友，雖然很無奈，但還是表現(xiàn)了作者積極進取、有所作為的精神和對險惡政治環(huán)境的反抗。

同時，這種假詩寄慨，釋放自己的情感狀態(tài)，也是曹植儒道互現(xiàn)的豐富多彩的思想體系中的一個側(cè)面。曹植被譽為“建安之杰”，一生用力在儒，儒家傳統(tǒng)文化賦予其固有的道德規(guī)范及價值取向，志在立功濟世，可理想與現(xiàn)實的強烈沖撞使得其理想志向幻化成了一場迷夢，且?guī)砹撕憔玫耐纯唷榱嘶馊松耐纯啵胶鈨?nèi)心的矛盾與沖突。曹植心靈中的道家思想開始奏效，以詩歌為媒介，向著藝術想象世界的空間開掘。在道家思想中，沒有絕對對立的矛盾和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而是互相依存，曹植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亦是如此，是道家思想給曹植指出了一條實現(xiàn)精神自由的道路，給其無拘無束的想象思維提供了藝術淵藪和廣闊無垠的伸展空間，也給其傷痕累累的心靈開出了一劑拯救的良藥。而根本上，道家追求超越現(xiàn)實和自然規(guī)律的終極目的，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超脫，成為曹植解構(gòu)精神與肉體雙重痛苦壓迫，在詩歌面貌上的一種外在情感表現(xiàn)。

總之，無論曹植詩歌題材內(nèi)容、思想情感多么豐富復雜，但都不過是其在理想、志向、追求支配下激烈的建功立業(yè)旋律的一個個符號，真正的思想感情是潛意識中終生奮斗不息的建功立業(yè)和報效國家。

[9]

五、曹植詩歌的影響

曹植是一個有著強烈的自覺意識的天才詩人，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有著多方面 的努力和貢獻。為我國古代詩歌在建安時期的發(fā)展，后世詩歌藝術的承繼和新變，以及在唐朝發(fā)展為顯赫的“一代之文學”有著深刻的影響。

（一）曹植五言詩對中國詩壇的影響

建安時期，“群彥蔚起”[10]、“門戶各立”[11]掀起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高潮，建安詩歌“五言騰踴” [12] “彬彬之盛，大備于時” [13]更是開創(chuàng)了我國五言詩的黃金時代。曹植正是這一時代詩歌領域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他長于五言古體，大力創(chuàng)作五言詩歌。“據(jù)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曹植五言詩在數(shù)量上占整個建安五言詩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個建安詩人的五言 [14]詩。”因此，我們可以說曹植才是詩歌藝術史上第一個大力創(chuàng)作五言詩的詩人。從題材范圍上來看，有詠史詩、詠懷詩、詠物詩、寄贈詩、山水詩、田園詩、游仙詩、邊塞詩等等，極大地開拓了五言詩的題材領域，真可謂“備諸體于建安者，陳思也” [15]，對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淵明、郭璞、謝靈運、李白、杜甫惠澤甚遠。在藝術上，由于精通音律，曹植詩對仗工整、平仄調(diào)諧、音節(jié)鏗鏘，對五古到五律的規(guī)范有著重要影響；而其詩深于取象，善為比興，也是一大創(chuàng)舉，如《野田黃雀行》、《美女篇》等。詩歌語言清麗，出語自然，渾然天成。吳喬《圍爐詩話》云：“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為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與并者。子美言‘詩看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后，元、白、韓、孟嗣出，杜詩始大行，后無出其范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雖不免溢美，但確實道出了曹植于五言詩方面的重要貢獻。

（二）曹植詩歌對中國文人詩歌抒情傳統(tǒng)的影響

建安文學是在繼承和創(chuàng)新兩漢文學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在兩漢時期，抒情因素在詩歌中只是一股流于內(nèi)層的潛流，但這股潛流反映了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沖擊力。隨著詩歌的不斷發(fā)展和文人詩歌創(chuàng)作意識的覺醒，抒情遂被確立為中國詩歌的一個傳統(tǒng)。漢樂府在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很少超脫出事件和具體感受去表現(xiàn)某種情感，事件為漢樂府的基本要素，抒情依附于敘事過程進行。到漢末“古詩十九首”等文人無名氏古詩中，在某種程度上則擺脫了單純的“緣事而發(fā)”的創(chuàng)作觀念，更加趨向了抒情性的寫作原則，“事”被提煉為詩歌抒情活動的主要元素，這也是詩歌藝術由民間向文人變化的一個標志和里程碑。曹丕的“文氣”論的詩歌理論探索，詩歌藝術方才覺醒，以情為本，但以創(chuàng)作實踐確立中國文人詩歌抒情傳統(tǒng)的詩人當為曹植，他既吸取了漢樂府“緣事而發(fā)”和無名氏詩人趨向抒情的特點，使詩歌在內(nèi)容和藝術表現(xiàn)上都超越了前代。其詩“本乎性情”[16]，慷慨高歌不減乃父，“柔情麗質(zhì)，不減文帝” [17]，無情不可抒，無意不可達。庾信《傷心賦序》謂曹植詩“千悲萬恨”。張戒《歲寒堂詩話》謂“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洶涌而后發(fā)者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也說“真切情深，子建所長”，方東樹《昭昧詹言》稱曹植“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王世懋《藝圃擷余》云：“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tài)，此一變也。”較為中肯地概括出了子建詩對于中國詩歌抒情傳統(tǒng)確立的影響和貢獻。

（三）曹植詩歌對中國詩歌文質(zhì)彬彬發(fā)展道路的影響

縱觀中國古代詩歌的發(fā)展史，建安以前，《詩經(jīng)》天然古拙，《楚辭》華美壯麗，到了《漢樂府》則剛健質(zhì)樸，《古詩十九首》則平易淡遠。建安時曹植“檃栝《風》《雅》，組織屈宋”，吸取樂府詩精髓，“法《十九首》意象” [18]而開始著意于煉字造句。鍛煉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品質(zhì)，而且“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粲溢古今，卓爾不群” [19]如“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鰕旦篇》)，“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閑情》）；“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公宴》），這類詩句或悲壯宏闊，或凄惻委婉，或清麗工致，無不氣韻流注，意象相生，都充分顯示了詩人把觀察事物、體驗情感與選擇詞藻、鍛煉字句相結(jié)合的用心，“意厚詞贍，氣格雄渾”（方東樹《昭昧詹言》），總體上呈現(xiàn)出壯美的風格和文質(zhì)彬彬的總體特征，后世的阮籍、左思、乃至鮑照、庾信等，受曹植“骨氣奇高”、文質(zhì)彬彬的影響，詩歌創(chuàng)作有風有骨、重文存質(zhì)，到了唐代的陳子昂更是高舉“漢魏風骨”，為唐詩開創(chuàng)了一條情文并茂的發(fā)展道路。

總之，曹植以五言體式、抒情為本、情文并茂為詩學品格，對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發(fā)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同時也做出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和貢獻。

六、結(jié)束語

本文在前人關于曹植詩歌研究的基礎上，對曹植本人生平經(jīng)歷做了簡單介紹，從時代文化背景、學術文化風貌和曹植的人格理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曹植詩歌藝術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形成的原因，討論了曹植的文學思想，并以具體作品為例，論述了其前后期詩歌的不同題材內(nèi)容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觀念，以及貫穿始終的情志旋律。最后，簡單地概括出了曹植志在“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但建功立業(yè)的理想愿望難以實現(xiàn)，于是退而立言，“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最終被后人垂范并師法千秋，開創(chuàng)了我國五言古詩的黃金時代，為后世詩歌藝術的健康發(fā)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故曹植被譽為“詩歌隋珠”[20]、“五言圣境”[21]、“百代宗工”[22]，正如余冠英在《漢魏六朝詩論叢》中說曹植是“第一個以詩為事業(yè)的人，詩終于使他不朽”。

注釋

本文所引用的曹植詩文均來自傅亞庶注譯的《三曹詩文全集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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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曹植名言精選

第一部分：

1，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

2，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3，孤魂翔故城，靈樞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

4，人生一世間，忽若風吹塵。

5，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diào)笑，不信之矣。

6，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

7，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

8，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9，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10，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人如浮萍

第二部分：

1，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2，形影忽不見，翩翩?zhèn)倚摹?/p>

3，今日樂相樂，別后莫相忘。

4，飛觀百余尺，臨牖御木需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

5，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難。

6，立功立事，盡力為國。曹植名言

7，皇佐揚天惠，四海交無兵。

8，隱然長寢，其樂無逾。

9，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

10，棄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

11，慷慨對嘉賓，凄愴內(nèi)傷悲。

12，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13，儻終顧盼恩，水副我中情。

14，弦急悲聲發(fā)，聆我慷慨言。

15，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16，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

17，炎光再幽。殄滅無遺。

18，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

19，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20，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nèi)傷。

21，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22，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雖高大，不逆垢與塵。

23，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24，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

25，愿為西南鳳，長逝人君懷。

27，君若揚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28，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29，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0，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霞。

31，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32，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第五篇：陸游詩歌的藝術特點

《唐宋詞選》讀后感

陸游詞的藝術特點

摘要：陸游是我國著名愛國主義詩人，因此愛國題材是陸游創(chuàng)作的中心題材，抗敵復國是他詩歌反復強調(diào)的主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他晚年留下了一首《示兒》其中一句“北定中原”也表現(xiàn)出了，他一生做為愛國詩人對國家的牽掛。陸游詩歌中所表現(xiàn)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有他鮮明的特點，而他詩篇的思想內(nèi)容大致也可以分為五個方面。他的大量詩篇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陸游的一生寫了很多詩，他自稱“六十年間萬首詩”。關鍵詞：陸游、愛國主義、創(chuàng)作分期特點、思想特點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南宋越州山陰人，是我國著名愛國主義詩人，因此愛國題材是陸游創(chuàng)作的中心題材，抗敵復國是他詩歌反復強調(diào)的主題。少年時即受家庭中愛國思想熏陶，高宗時應禮部試，為秦檜所黜。孝宗時賜進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軍旅生活，官至寶章閣待制。晚年退居家鄉(xiāng)，但收復中原信念始終不變。陸游一生都在致力于抗金報國的偉大事業(yè)中，但是當權(quán)者貪戀偏安小朝廷的私利，一味求和，致使國家統(tǒng)一的歷史任務遲遲不能實現(xiàn)，因此現(xiàn)實中既然無法實現(xiàn)自己的壯志豪情，詩人便常常借助夢境一吐胸懷。陸游的詩中有許多這樣意味深長的夢境，或許，連他自己也未必清楚夢境中的圣主親征到底是他的理想還是夢想，每一首記夢長詩的背后總會有一個同樣漫長而不真實的世界，他將自己所有的希望的一切傾注進這個不真實的世界里，似乎這樣才能宣泄內(nèi)心得失望。雖然他滿心的失望，但是他沒有放棄作為一個愛國詩人，他自身所附有的使命。

陸游的詩集中現(xiàn)存詩有9300余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是從少年到中年（46歲）入蜀以前。這一時期最長但留存的詩僅200首左右，作品主要偏于文字形式，尚未得到生活的充實。第二期是入蜀以后，到他64歲罷官東歸，前后近20年，存詩2400余首。這一時期是他充滿戰(zhàn)斗氣息及愛國激情的時期，也是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成熟期。第三期是長期蟄居故鄉(xiāng)山陰一直到逝世，亦有20年，現(xiàn)存詩約近6500首。詩中表現(xiàn)了一種清曠淡遠的田園風味，并不時流露著蒼涼的人生感慨。“詩到無人愛處工”，可算是道出了他此時的心情和所向往的藝術境界。另外，在這一時期的詩中，也表現(xiàn)出趨向質(zhì)樸而沉實的創(chuàng)作風格。不過即使詩風前后轉(zhuǎn)變了三次，但是他詩中還是充滿強烈的愛國情感，這也是他最大的特色與傳頌千古的原因。愛國情感在中年入蜀以后表現(xiàn)尤為明顯，不僅在同時代的詩人中顯得很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陸游的詩可謂各體兼?zhèn)洌瑹o論是古體、律詩、絕句都有出色之作，其中尤以七律寫得又多又好。在這方面，陸游繼承了前人的經(jīng)驗，同時又富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所以有人稱他和杜甫、李商隱完成了七律創(chuàng)作上的“三變”。

陸游的詩歌，不僅包含著崇高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同時通過優(yōu)美的形式，表現(xiàn)了巨大的藝術力量。他的詩在體裁方面應有盡有。清代學者趙翼說他“使事必切，屬對必工。”各種詩體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有人稱他“小李白”。在語言方面，陸游的詩曉暢平易，精練自然，“無語不天成”。他才氣豪邁，議論精辟；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艷詞而無淫詞；看似花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他的“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直被人們頌為佳句。陸游的藝術手法流滿現(xiàn)實主義，他的絕大多數(shù)篇章，都是南宋時社會現(xiàn)實的真切反映。因此有人把他的詩譽為“史詩”。他在總結(jié)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時也曾說過“功夫在詩外”，“道向虛中得，文從實處工”；又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就是強調(diào)社會實踐的意思。他重視寫實，也富于浪漫主義色彩。在他的詩詞中，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張。他幻想抗金戰(zhàn)爭的勝利，就寫道：“三軍甲馬不知數(shù)，但見動地銀山來！“他寫自己武藝超群，竟作了這樣的夸張：”十年學劍勇戰(zhàn)成癖，騰身一上三千尺。“他常借助夢境描述在現(xiàn)實中無法實現(xiàn)的理想，抒發(fā)對現(xiàn)實的不滿。作為一名杰出的詩人，陸游一生創(chuàng)作詩歌9300余首。

他在晚年時為我們留下了一首家喻戶曉的古詩——《示兒》。《示兒》這首詩是他的臨終之作，只說“北定中原”，正是他的愛國情懷的抒發(fā)。這首詩只是對兒子說話，不是什么遺疏遺表的，用不著裝腔作勢，他盡可以說些別的體貼的話；可是他只說了“北定中原”。詩里說“元知萬事空”，萬事都擱得下；“但悲不見九州同”，只這一件擱不下。他雖說“死去”，雖然“不見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師”終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囑他兒子“家祭無忘告乃翁”！教兒子“無忘”，正見自已的念念不“忘”。這是他的愛國熱誠的理想化；這理想便是我們現(xiàn)在說的“國家至上”的信念的雛形。從過去的詩人里來看，或許只有陸游才配稱為愛國詩人。

陸游詩詞中所表現(xiàn)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有他鮮明的特點：第一，對封建士大夫來說，愛國和忠君是不可分的，而陸游的愛國思想則包含更多更為廣泛豐富的內(nèi)容。他認為：“食粟本同天下責”，“神州未復土堪羞。”著眼點不限于一朝一代，一君一姓，他在詩中還常常贊美祖國的大好河山，“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更為可貴的是，他將祖國命運和人民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三軍不征戰(zhàn)，比屋困征賦。捶楚民方急，煙塵虜未平。”他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詩篇，同樣不能與其熱愛祖國的思想分開。人民的生產(chǎn)勞動，生活習俗都是祖國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他認為人民最愛國，“忠言乃在閭里間。”他的許多詩贊頌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給南宋軍人提供情報的北方人民，就是本于這種認識，他熱情頌揚宗澤的聯(lián)合農(nóng)民起義軍；“君不見昔日東都宗大尹，意感百萬虎與狼。”第二，對保衛(wèi)祖國的正義戰(zhàn)爭，他不僅熱情歌頌，而且要投身其中。他的詩不只抒寫愛國憂國的情緒，以及表示救國、衛(wèi)國的膽量和決心，而且聲明要把生命交給這場正義戰(zhàn)爭，“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鋒鏑”他的這種精神在歷史上的其他愛國詩人中都更進一步，因此反侵略戰(zhàn)爭在他筆下就表現(xiàn)得豪邁，雄壯。第三，陸游較少有狹隘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和單純報復情緒，而這是當時許多愛國者都很難避免的。他力主抗金是從正義的立場出發(fā)反對侵略，只要求恢復“黃河與函谷，四海通舟車，士馬發(fā)趙燕，布帛來青徐”的國家統(tǒng)一安定，而不是為了“開邊、擴張”。他希望各族政權(quán)互不侵犯，各守疆界，和平共處，使百姓安居樂業(yè)。他說：“不須絕漠追敗亡，亦勿分兵取河皇，”他也不主張民族報復主義，只要求趕出入侵者。

在陸游的愛國主義詩篇中，或言征伐事，或?qū)y(tǒng)治者進行譴責和揭露，或反映人民生活的艱難，或抒發(fā)自己難以抑止的悲憤，這些思想內(nèi)容無不滲透著詩人的愛國情思。他一方面懷著火熱的感情，強烈的愿望，大聲疾呼，用激動人心的語言和藝術形象宣傳愛國思想，歌頌愛國斗爭，抒發(fā)豪情壯志，同時又以飽滿的熱情在幻想中寄托愛國理想，激昂慷慨、樂觀自信。但是，詩人對客觀現(xiàn)實又有清晰的認識、冷靜分析形勢，深入而真實地反映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表現(xiàn)自己對現(xiàn)實的關心，抒發(fā)了深沉的憂憤。

陸游愛國主義詩篇的思想內(nèi)容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方面：第一、在他的愛國主義詩篇中，最突的特點就是：“多言征伐恢復事。”他在詩篇中突出反映了當時的民族矛盾，洋溢著收復中原，統(tǒng)一祖國的愿望，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陸游生活在南宋時期，南宋統(tǒng)治者屈辱賣國，激起了陸游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陸游的志向不僅僅作為一名詩人，而是作為一名戰(zhàn)士．投身抗會戰(zhàn)場上。第二，在陸游的愛國主義詩篇中還表現(xiàn)了對投降派的堅決斗爭。第三，在陸游愛國詩篇中，對淪陷區(qū)人民的苦難寄予無限深切的關注與同情。第四，由于詩人反對投降．要求抗戰(zhàn)，使他一再遭到投降派的排擠和打擊。第五、由于詩人破敵衛(wèi)國的宏偉愿望在現(xiàn)實中難以實現(xiàn)，所以他常常通過夢境或醉酒的幻化境界來寄托他的報國理想。

陸游的一生寫了很多詩，他自稱“六十年間萬首詩”。他的大量詩篇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晚年留下了一首《示兒》其中一句“北定中原”也讓后人對更加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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