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曹植詩歌看中國古代詩歌的剛與柔

科目：中國古代詩歌專題期末考查 班級：11中文A班 學號：114030034 姓名：王偉

從曹植詩歌看中國古代詩歌的剛與柔

[摘要]：曹植的詩歌既體現著陰柔之美，同時也體現著陽剛之美是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的和諧統一。本文就選取曹植的詩歌，分別各自從三個方面對“陰柔之美”和“陽剛之美”在其詩歌中的具體體現作一些簡單的探析和評價。希望對中國古代詩歌的專題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中國古代詩歌；曹植詩歌；剛柔之美

引言

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都是崇尚和遵循《易經》里提出來的“陰陽結合”、“剛柔并濟”等辯證統一的哲學觀，在審美觀念上也強調“陽剛美”和“陰柔美”的統一。直到了清代的姚鼐才第一次明確提出陽剛美和陰柔美。殊不知，曹植的詩歌就已經把陽剛美和陰柔美體現得淋漓盡致了。

鐘嶸《詩品》稱曹植為“建安之杰”，說他“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架溢今古，卓爾不群”。“骨氣”是曹植詩歌剛的一面，“雅怨”則體現了陰柔的一面。有人形象地評價到“如果說曹操的詩像一首鏗鏘有力、激昂雄渾的交響樂，曹丕的詩像一首清新淡雅的小夜曲，那么曹植的詩則如同嘈嘈雜雜、大珠小珠的多重詠唱調。”[1]他的詩歌既是一首剛毅豪邁的曲子，又是一首哀傷幽怨的小調。

一、中國古代詩歌的剛

（一）力量之剛 “陽剛”，其實就是建安文學的“風骨”所在，首先體現在有強大的力量，浩瀚的氣勢，以力量、氣勢表現其文學風格。其在形式上往往給人以一種粗獷、激蕩、剛健、雄偉、驚心動魄的感覺。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和蘇東坡的《赤壁賦》等抒發壯烈情懷之作中就恣意揮灑了這種陽剛之氣。

曹植的詩歌以曹丕稱帝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后兩期，其前期的詩歌首先展示給人的就是這種充滿力量和氣勢的場面。他前期的詩多是抒懷寄志之作，如《白馬篇》則是前期詩歌的代表。詩的前四句寫出游俠兒揚鞭飛弛的雄姿，接下來寫游俠兒的射騎技術：“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乘良弓，本苦矢何參差。才空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長馭蹈匈奴，左顧凌鮮卑”。詩中用“破”、“摧”、“接”、“散”四個充滿爆發力的動詞，生動地刻畫出游俠兒所向披靡，驍勇善戰，剛健威猛的形象，其身上也顯示出了銳不可擋的威力。

曹植前期生活是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中度過的，他青年時天天“斗雞觀閑房”。這時他寫下了的一些游戲之作，如《斗雞詩》，卻也充斥著強悍的力量，洋溢著必勝的信念，展現出一往無前的氣慨。

（二）悲壯之剛

中國古代詩歌的陽剛之美，除了體現在力量和氣勢上外，還體現在悲壯和蒼涼之美中。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和杜甫的《登高》中“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之句就在雄偉闊大中融入了悲壯、蒼涼之感從而成為不朽的典范之作而流傳至今而被反復吟詠。

曹植他雖為王室一員，后期卻卻過著“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塊然守空，饑寒備嘗”的艱辛生活。他的人生經歷決定了他后期的詩歌轉向抒發壯志不得伸的憤懣和控訴手足相殘的苦痛。因此，“曹植后期的詩作中，慷慨之氣的背后常常充溢著一股深沉凄涼、無可奈何的孤獨感。”[2]他對于遭受到厄運十分不平，自然會在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因此他后期的不少篇什就體現了蒼涼悲壯的悲劇美。

這類詩作的代表當推《贈自馬王彪》。全詩共分七章，開頭兩章寫詩人“清晨發皇邑”，渡過“廣且深”的洛水，前進道路險阻難行，那“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縱橫”的道路正是他現實生活中充滿荊棘而坎坷不平道路的象征。第三章寫兄弟被迫分散，怨恨奸佞搬弄是非，讒間骨肉，詩人憤慈地寫道：“郁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木圖相與楔，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接著寫初秋原野寒蟬測鳴，白日西匿，歸鳥赴林，孤獸索群的蕭條凄清景象。詩人觸景傷情，只能“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第五章，詩人回顧任城王之死，感到死生無常，發出“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的慨嘆。最后兩章詩人勸勉曹彪要有“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的曠達情懷，但是詩人自己卻悲從中來，“長懷永慕，憂心如醒”了。總之，全詩顯示出一種剛氣，也籠罩著一種蒼勁悲涼的壯美。

但是，應該強調的是曹植詩中的悲的意義卻顯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引起人的震動。它不等同于悲慘或死亡、不幸的同義語，不是單純的壓抑的因素，而 是振奮的因素。所以才能稱其“悲壯”為“剛”的一面，而不是“柔”的表現。

（三）進取之剛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國古代的哲學推崇的觀念滲透到文學作品中表現在這種“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陽剛之氣。從“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到“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戌輪臺”，再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積極向上、銳意進取人生態度總是主要的基調。而曹植的詩歌，也“始終表現出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愿望，其創作心理與時代的感召、家庭的影響和文化積淀密切相關。”[3]

漢末建安年間，軍閥割據，戰爭頻仍，舉目所及皆是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慘局面。“當時的社會現實使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平息禍亂，用武力統一天下，才能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置身于那樣一個特定的時代，許多文人都向往疆場的生活，想追求功名。體現在文學創作中，他們用慷慨多氣之筆充分地反映出了這種熱情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曹植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4]

從曹植的詩歌看，“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表現了高度自覺性和社會責任感；他也奉行著“入世”的積極的人生哲學，秉承著奮斗不息的人生觀，更想力求“立德、立功、求聲名”；“混同宇內，以致太和”是他的宏大志愿，為此，“爭雄于宇內，角勝于平原”表現出他想要付諸實踐的決心；他總是不改初衷，希望在戰場上追求榮耀功名，從而實現他“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理想。他的《責躬》詩中“愿蒙矢石，建旗東岳”，“甘赴江湘，奮戈吳越”之句表達了他想用武力消滅敵人，要求建功立業的設想和藍圖。

值得一提的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白馬篇》塑造的武藝高強、勇猛機智,忠貞愛國、視死如歸、富有理想色彩的“游俠兒”，就是作者對素以國事為念、經常想立功邊塞的抱負的形象體現，也是詩人理想的寄托和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的直接抒發。另一首代表作品《鰕鯤篇》也同樣表達了這種思想。他蔑視那些“不知江海流”的鰕鯤和戲于“藩紫”之中的燕雀，對那些“勢利惟是謀”的小人更是深惡痛絕。而他則自比“鴻鵠”，要“遠懷柔九州”。這種豪邁樂觀的詩句，刻畫出了一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積極進取，充滿陽剛之氣的男子漢、偉丈夫的自我形象。

二、中國古代詩歌的柔

（一）女性之柔

早在《詩經》中就有對女子精彩的細節描寫：“手如柔黃，膚如凝脂，領如蠟擠，齒如瓤犀，臻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是對女性柔美的外表的一種展示，之所以能給人以感官上的無限愉悅，是因為它展現了女性的柔美。《楚辭》里也有“既含娣兮又宜笑”，“美要吵兮宜修” 之類的對女性的粗線條、輪廓式的勾勒，寫出了女性溫柔、羞澀的的特點。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展示的美顯現了女性的一種抽象的柔美姿態。

曹植詩歌中的“女子”形象，一部分是寫實的，一部分是用來托喻的。其寫實的“女子”的形象大多出現在其前期的作品中，充分地體現了女性柔軟而美麗的綽約身姿。他的《美女篇》中描寫美女的幾句詩字面華美而濃艷：“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權，腰佩翠瑯玕。明珠交玉體，珊期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裙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該詩用“素手”、“皓腕”描寫美女肌膚的白凈，用“金爵釵”、“翠瑯玕”、“明珠”、“瑚珊”等，描寫美女裝飾的華麗，使人仿佛看見一個顧盼生姿、氣嘯如蘭的美女，采桑于冉冉柔條、翩翩落葉的歧路之間。而他《名都篇》中首句有“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這里的“妖女”是形容女子妖嬈，嫵媚多姿。曹植明顯承襲了《離騷》中“香草美人”的意象以及漢樂府中“美人”譬喻的傳統，明顯地看出是受了漢樂府民歌《陌上桑》、《羽林郎》的影響，但它的詞藻更華美，更精練，更加有力度地表現了女性柔美的特質。

（二）含蓄之柔

對于詩歌的含蓄美，今人有人有共識且有精到的見解，如“詩歌之美貴在含蓄，用極少的文字反映廣闊的社會現實和詩人內心豐富的情感世界。”[5] 《呂氏童蒙訓》云：“讀曹子建詩，皆思深遠而有余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思深遠而有余意，言有盡而意無窮”就是說曹植的詩歌講究含蓄委婉的表達技巧，這對其后的詩詞歌賦的創作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曹植詩歌中委婉曲言多見于以怨婦、棄婦為題材之作。他從美女被棄，聯想到人才被棄。他對人才的埋沒和自己的懷才不遇也頗感遺憾和惋惜，但沒有直接表達出來，而是借用含蓄“曲盡其妙”。如《美女篇》、《雜詩·南國有佳人》這些詩中，用“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之句發出“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的感嘆；用“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之句發出“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的哀傷。《種葛篇》全詩表面上全是棄婦的詠嘆，低回婉轉，實際上是“不得于文帝，借棄婦而寄慨之辭。《浮萍篇》的“棄婦”形象，塑造的生動感人，正是詩人自身境況的寫照。“其實，曹植后期詩歌中“思婦”意象大多寄托了詩人的一種期待，希望當權者能夠消除疑慮，重用自己，也希望君臣關系能像親密的夫妻一樣和諧。

《喜雨》詩明寫自然之雨露，助萬物之成長來暗示皇帝之“雨露”，資民眾之功業。對曹植來說，若皇恩浩蕩，則“慶云”就會出現在他生活的天地里，“時雨”也會降臨到“干渴”的人生旅途上。《贈王粲》中以“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之雙關語，說明當權者恩得無量，可以“滋潤”天下，廣及每一個人，是人才自然就會有被派上用場的時候。詩中既有對當權者的希冀，也有對朋友的勸勉。

曹植正是通過這種含而不露的獨到方式，從而達到了含蓄蘊藉的藝術效果，形成了“柔情麗質”又兼有“肝腸氣骨”的詩歌風格。

（三）哀嘆之柔

由于曹丕父子的猜忌、排擠，使曹植的豪情壯志不能實現，對曹植來說這確是極大悲哀之事。曹植前期境遇順暢，后期卻遭遇坎坷，“故其詩歌前期多具慷慨之氣，后期時雜幽怨之音。”[6]

1、一方面是對骨肉相殘的控訴和哀嘆。《吁嗟篇》用“轉蓬”自喻，對“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動蕩生活表示不滿。詩中寫道：“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愿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愿與林芳連。”詩人對這種飄泊不定的生活感到比“野火燔”還要痛苦，這種呼號，充分地反映出統治階級內部骨肉相殘的殘酷性。

2、另一方面是同情黎民百姓的疾苦。曹植的作品中響徹的最強音是心憂天下、志欲報國、追求功名事業和對當權者使他的這種愿望和要求的毀滅的反映。他的思想意識有著愛曹魏之國的成份，希望在漢室滅亡后，曹魏能夠統一天下，為此他自己也極愿輔助皇家，安定九州。但在他的愛國成份中還包含有“憂民”的成份，對民事予以關心。他認為要“拯世濟民” ,“救世濟民”、“尊主惠民”，并認為古之明君，必棄國為百姓”。他曾向明帝陳述“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的情況。他也體察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等民情，提出了“省搖役、薄賦斂、勤農桑”，從而使民休養生息的主張。曹植后期的不幸生活，使他對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多次遷徙，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氏，寄身于草舒。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隊。朵門何蕭條，孤兔翔我宇。”這首《泰山梁甫行》用白描的手法,為我們描繪一了一幅人民貧困生活的凄慘畫面，目不忍睹。它以悲憤的歌喉唱出了人民生活的疾苦之聲，發出了關心民瘼的呼吁。然而不幸的是，不管他有什么樣的思想和主張，也不管其思想、主張是否合理、正確，他都沒有得到機會去實踐。因此，他后期創作中體現的情緒是抑郁悲哀的，體現了一種憐憫、哀傷而怨艾的情調。

結語

我國古代詩歌既有“文質彬彬”的一面，又有剛健有力的一面。曹植的詩歌既充滿了力量與氣勢，又顯得悲壯和寥廓，更有一些詩篇彰顯了奮發進取的精神，因此充滿陽剛之氣；然而，他的一些詩作中兼有女性的陰柔，輔以含蓄與委婉的表現方式，發出了哀怨和感傷的情調，因此也具有了陰柔之美。他的詩歌使中國古代詩歌達到了陰柔之美和陽剛之美的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

[1]裴登峰.曹植詩歌的陰柔之美[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2(2)：91—92 [2]趙 菲.試析曹植后期詩歌中的孤獨感[J]，工會論壇(山東省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5）：147 [3]梁祖蘋.曹植詩歌創作心態初探[J].寧夏社會科學,2001(1)：96 [4]裴登峰.曹植詩歌的陽剛之美[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2(2)：103 [5]孫達時.論曹植詩歌中的“女子”意象[J],文學界(理論版)，2012(6)：10 [6]李曙光.曹植詩歌研究[D].陜西：陜西師范大學，2007：2

第二篇：曹植詩歌研究 畢業論文

曹植詩歌研究

——創意是手段，創“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要

曹植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詩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詩歌藝術成就非常高。從東漢時期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五言詩，經過他多數量、高質量的努力創作，不僅詩歌藝術更加覺醒、獨立，題材范圍擴大，而且詩歌藝術風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發展，對于建安時期開拓出文人詩歌藝術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漢魏風骨”作出了突出貢獻。具體來說其詩歌創作的影響在三方面：曹植長于五言古體，對五言詩在中國詩壇上的牢固地位影響深遠；曹植詩歌抒情味濃厚，對中國文人詩歌的抒情傳統影響深遠；曹植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對中國詩歌壯美的美學風格和文質彬彬的發展道路影響深遠。同時給詩歌藝術的發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詩歌創作。

關鍵詞：曹植；詩歌研究；五言詩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Key words: Cao Zhi;Poetry study;Five-character poetry

目錄

引論................................................................1

一、曹植簡介........................................................1

二、建安時期的文化背景..............................................2

三、曹植的文學思想及其詩歌創作......................................3

四、曹植詩歌中矢志不移的功業訴求....................................5

（一）曹植前期詩歌..................................................5

（二）曹植后期詩歌..................................................7

五、曹植詩歌的影響..................................................9

（一）曹植五言詩對中國詩壇的影響...................................10

（二）曹植詩歌對中國文人詩歌抒情傳統的影響.........................10

（三）曹植詩歌對中國詩歌文質彬彬發展道路的影響.....................11

六、結束語.........................................................11 注釋...............................................................12 參考文獻...........................................................12 謝辭...............................................................13

引論

詩歌作為人類吟詠性情的產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態的詩歌基本上是一種自然的詩歌，帶有較大的自發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群情等功能占有較大的地位，詩歌藝術尤其是詩歌的語言藝術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處于蒙昧的、不自覺的狀態，原始的發展很緩慢。

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中，大概到《詩經》時代，就取得了對詩歌的初步自覺。但《詩經》和漢樂府與音樂、娛樂、祭祀等功能復雜地聯系在一起，存在于歌樂舞三位一體的狀態中，不能算是純粹的詩歌藝術，沒有真正的獨立與自覺。詩歌藝術的真正發展，是在它走上自覺的發展道路之后，這時的詩歌不但遠離了原始的詩歌狀態，而且也擺脫了音樂的母體，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學體裁而存在。這種自覺的詩歌藝術，具體地說萌芽于《詩經》，初現于屈宋的楚辭，而最終成立于中古時期的文人詩歌藝術。中國古代文人詩歌系統的確立，以及從自然的詩向自覺的詩的轉變，是由以五言詩為主要體裁的魏晉詩人來完成的，而處于魏晉最前沿的建安詩人，尤其是以“三曹”為中心的建安諸子則自然而然地肩負起了詩歌發展過程中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向著文學的覺醒與獨立而發展，為詩歌的自覺而努力。

一、曹植簡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與父親曹操、兄長曹丕被后世稱為“三曹”。以“三曹”為中心，“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和蔡琰等人為羽翼，共同構成建安文學的代表，是中國文學進入自覺時代的先鋒文學家。他們創造出來的“建安風骨”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典范和永遠風流。“三曹”作為建安文學的奠基人備受關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視，這固然與他詩歌創作成就更為突出有關，“鄴中諸子，陳王最高”，其人生遭遇使歷代讀者為他灑一掬同情之淚，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宋敖陶孫《詩評》論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1]將青年曹植才情非凡、風流倜儻、志得意滿的個性及精神風貌概括無遺。曹植自幼穎慧，出言為論，落筆成章，深得曹操寵愛，甚至曹操曾認為曹植在諸子中“最可定大事”，“吾欲立為嗣”，幾次想要立他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觀感情強烈、行為放任、屢犯法禁、任性而為，缺乏政治家應有的成熟與穩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長曹丕則頗能矯情自飾，最終在立儲斗爭中漸占上風，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繼魏王位，不久稱帝。從此，曹植生活狀況也因此一落千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一個過著優游宴樂生活的貴族公子，變成處處 受限制和打擊的對象，基本上被剝奪了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根本無從發揮個人政治才能，建功立業的壯志落了一場空。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繼位（即魏文帝），曹叡對他仍嚴加防范和限制，其處境并沒有根本好轉。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遷封過多次。曹植《遷都賦》中寫道“余初封于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號，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得不到信任和處處被折磨的艱難處境躍然紙上，嘗盡世間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說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體味了生命的無限尊貴，又遭遇了極度卑微，可謂豐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陳郡，于公元232年逝世，卒謚思，故后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

二、建安時期的文化背景

在整個漢代，文人寫作詩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行為，直到漢末文人群體的文學意識才日益覺醒，詩歌創作風氣日益興盛，開始出現了一些追求審美意蘊，作風較多越出經學與經世之學范疇的五言詩人，初步形成詩人群體。魏晉時代，雖然已經形成了群體的詩歌創作風氣和一定規模的詩人群體，但還不普及，即使在“五言騰踴”的建安時期，寫作詩歌也還只是曹魏士人集團中以“三曹”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吳蜀兩國基本上還沒有進行五言詩創作的風氣。

漢末社會的急劇變化，結束了漢代大一統和思想大一統，文人從僵化的社會秩序中解放出來，思想產生劇烈震蕩，開始以積極進取、求真務實的姿態追求建功立業、拯濟天下，希望贏得人生的不朽。漢代經明行修的選士標準因之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兩漢的政治權威與思想權威不復存在，文人脫卸了舊有的道德信條和禮教規范的重壓，有感于社會的離亂，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暫，兼之沉浮于風云變幻，目睹人間種種悲劇，深感到事功難以盡憑，命運不可逆料，興衰榮辱難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漢人“天人合一”理論的規范，在奮進樂觀的同時，不免對人生悲劇、內心體驗和生命價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認識與發現自我，儒學之外的思想（玄學）因之興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學的功利束縛又相對松弛，詩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達自己的真實感情。

建安時期，思想上由漢末經學和子學向魏晉玄學轉化的過渡，也是樸學向思辨哲學、浪漫哲學發展的過渡，詩歌藝術受到時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悲涼的美，兼之漢末文章漸趨華麗，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廢，文學的美學特征開始受到自覺的重視，文學也因此獲得獨立于經學的地位，出現了飛躍式發展。當然建安詩歌的發展也遵循著詩歌藝術內部的發展規律,既吸收漢樂府 “緣事而發”和《古詩十九首》無名氏詩人單純抒情的特點，又吸取漢末名士以氣節志望為詩為文的特點,使詩歌在內容和藝術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七子”等人在學術傾向上，儒學自然是他們的學問基礎和思想上的重要淵源，但他們看重的不是傳統的經學和禮學，而且子學范疇也不局限于儒學，他們重視博涉多通，善于表達和表現，關注現實，主張學術和文學應有經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奮發有為之外，兼有務本尚用的特點，企圖通過學術和文章培養思想能力和從事政治事務能力。這是一種務本尚用的治學主張。

“建安”是一個有作為的時代，無論是實際的政治，還是思想、學術都顯示出質樸、明朗、剛勁、大氣、有為的特色。建安詩人的思想風貌，尤其是他們所具有的銳氣以及自覺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歷代文人少有的，正是這種良好的素質，使得士人們面臨劫亂仍能關注文化，而且正因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壞的景象所刺激，激發起復興文化，建設文化的熱情，這種熱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學發展的原動力，這種刺激而生的熱情毫無疑問是建安詩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大**大憂患的時代和曹操統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發士人建功立業的直接動力，此時士人生命意識的覺醒又導致了其悲嘆歲月不居，人生無常的思緒，使建安文人普遍產生了一種慷慨悲涼的情調。因此，建安文人盡管個性有異，風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涼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們流露出的慷慨悲涼的情思，既是這樣一個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種感情的自我滿足。故這一時期的文學，既有直面現實人生積極進取的樂觀精神，又有產生于命運無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悶。總之，建安文人對生命短暫的感慨，最終導向及時建立功業、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極。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詩歌藝術的覺醒與獨立，以及建安時期詩歌藝術的繁榮和發展。

三、曹植的文學思想及其詩歌創作

《與楊德祖書》是曹植較為全面地表達其文學觀點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對詩文的愛好，提出了文人之間應有正確的批評觀。同時他也表露了一些輕視文學的傾向：“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重談揚雄所謂辭賦是“篆蟲雕刻，壯夫不為”之論，并強調自己意在“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遠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聲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講文章可以“經國”，是從“文武之道，備隨時而用”（《典論·自序》）出發；曹植不屑作辭賦君子，是因為他志在建功立業。曹丕強調的是文章的體用，曹植強調的是人生最高理想，兩人側重 不同。曹植的文學創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矣。”志在建功立業，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詩還更明白地表達了致力于政治功業的想法：“??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愿得展功勛，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于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燦已分。騁我寸逕翰，流藻垂華芬。”表白他即是用筆創作，也要為“王業”效力，所謂“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

這些詩文流露出來的思想都可確切地證實，曹植與曹丕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環境中，文學思想有較大的差異。很明顯，曹丕文學思想開放而灑脫；曹植則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與政治功利觀念的羈絆。曹植《與楊德祖書》也開了文學批評的風氣。關于文學的美學特征方面，曹植《前錄序》說：“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暠暠，與雅頌爭流可也。”由此，可以見出，從文學的批評、文學的美學特征方面，曹植都有較為自覺的認識。這一自覺認識，為文學由漢而魏的漸尚華麗，建安文學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為詩歌創作主體，曹植本人更是富于詩人的氣質，他才思敏捷，性格外向，善交友，好表現，善言談，“任情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他受到的思想影響也是紛繁復雜的，最主要的還是儒家學說和道家思想。曹植理想是建不朽功業，志在政治。強烈的詩人氣質，使曹植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繼嗣的資格，更失去了實現理想的機會。但天然地，曹植是一個天才詩人，他和許多文人一樣心高氣傲。黃初以后，曹植成為權力斗爭中被猜忌與迫害的對象，“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愿望理想就此破滅，“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心理承受能力差，難以接受挫折和失敗，無可奈何的閑愁之外，更頻添了幾多恐懼。不得不面對后半生窮苦困頓的生活時，他文人的高傲無處安置，他脆弱的心靈也就不堪一擊。現實的困境無法改變，只好求得精神解脫，于是他的熱情、才華和不幸遭遇促使他傾注大量精力于詩歌創作。他兼善各類文體、詩體，尤長于五言，又精通音律，通曉佛經，能注意追求詩歌的音律和諧之美，這些都成為曹植本人詩歌產生不可或缺的主體因素。

對于詩歌藝術的新變，曹氏父子的接受程度與創作表現也有所不同。曹植緊跟詩歌發展時代潮流，主要是從事五言詩的創作，五言占他現存完整詩篇的70%，雖然多是樂府歌辭，但五言是其主要形式。《古詩十九首》在五言興起的時代，[2]尚屬鳳毛麟角之杰作，曹植已使五言杰作成為洋洋大觀，鐘嶸《詩品》屢稱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警策”，在現存的63首五言詩中的確比比皆是，他為五言詩的發展并走向藝術的成熟做了突出的貢獻。同時在“五言騰踴”的時代，曹植詩歌之體又突破《詩經》的四言體和帶“兮”字的楚辭體而兼有六言、七言和雜言體，在詩歌發展史上有劃時代意義。

就“五言騰踴”的文人詩歌自覺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來看，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從其創作成就上，曹植都遠遠高出其父其兄，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給五言詩奠定了基礎并創作了大量抒情詩的一代大家，鐘嶸稱為“建安之杰”（《詩品序》），其詩歌被鐘嶸《詩品》推崇為“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并列為上品。由此可見，曹植在這個特定的詩歌歷史發展階段上對詩歌發展貢獻尤為卓著，具有鮮明的代表意義，是魏晉時代文人五言詩歌自覺創作蔚然成風的一個縮影。

四、曹植詩歌中矢志不移的功業訴求

曹植一生以公元220年（這時曹操去世，曹丕稱帝）為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的奮發進取與后期的失意痛苦，所以他的思想也相應地從前期的積極樂觀、奮發有為轉變為后期的抑郁痛苦，無可奈何，甚至悲觀消極。無論哪一時期的思想傾向，都主要是由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及他的人生遭遇決定的。當然這也就造成他的生活狀況的前后不同，從而見出詩歌題材內容的前后差異。

（一）曹植前期詩歌

在建安時期昂揚向上、奮發有力、大氣磅礴、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激勵下，建安文學顯示出了無與倫比的陽剛霸氣，折射出了以曹操為核心的軍事集團雄才偉岸的氣魄。因此，受此風氣影響熏陶的曹植，把政治事業作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學創作排在次要位置。加之由于曹植少年時代就表現出的聰穎才華，讓曹操在太子的人選上也想打破“立長不立幼”的常例，考慮立曹植為嗣，這也更增強了曹植施展政治才華的斗志和期待。有了這樣的有利背景，就更激起“生于亂長于軍”的曹植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數也是吐露這種志趣和抱負。于是，曹植作為一個天才人物在整個建安文學中橫空出世，卓然不群，透射出他深受儒家思想及任俠時代潮流的影響。前期體現這種思想和抱負的作品有《白馬篇》、《鰕鱔篇》、《名都篇》等。

《白馬篇》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詩中正面塑造了一位英姿颯爽、慷慨赴國難的俠少年，這樣一位武藝精湛、忠勇愛國、勇于犧牲，以身報國的“幽并游俠兒”，正是曹植青年時期理想的人生形象寫照。詩歌以“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領起，又以“借問誰家子”十二句來補敘“西北馳”的原因。詩人說，健 兒立功揚名于邊陲已非一日，連翩西北而馳當然也非第一次，描寫了健兒的武藝高強，背景廣闊遼遠，由近及遠，先馬后人，輪廓漸漸清晰，“游俠兒”馳騁疆場、建功立業的英雄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繼而又倒敘“名編壯士籍”，告別家人時的心情；最后策馬“赴國難”的一幕則與開首重合。使白馬英雄的形象漸次深化，憂國去家，捐軀濟難的主題得到了鮮明突出的表現。最后幾句贊揚人物“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道出了“游俠兒”的思想底蘊和壯烈情懷，寫的聲沉闊遠，蕩氣回腸。這樣豪壯的詩句所表現出的積極進取精神正是曹植前期思想的真實反映。《鰕鱔篇》中曹植以“鰕鱔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駕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六句詩用了三組鮮明對比，最終引出“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服。”仕宦之徒唯勢謀，壯士撫劍志在報國，構思別出心裁。詩人以豪邁氣勢登五岳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以居高臨下之勢藐視那些“泛泊徒嗷嗷”的小人，表達了自己愿“高念翼皇家，遠懷柔九州。” 撫劍雷音，猛氣縱橫，建功立業的強烈追求，充滿英雄氣概，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名都篇》表面寫戰亂之后洛陽城市終于恢復昔日的繁華，貴族子弟斗雞走馬、射獵飲宴、尋歡作樂的情景，詩人選取少年游樂的片段來概括名都繁盛，而少年的游樂又集中選取馳騁來表現、極力描寫馳騁少年身手的輕捷、射技的精湛，繪聲繪色。同時也寫出了都市富貴子弟游手好閑、終日斗雞走馬，飲宴嬉戲，日復一日，月復一月，雖然也有高強的騎射技藝，“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但止于佚樂，無益于國家，表達了一種對世俗的輕蔑，以及高行遠志而不被人理解的思想感情。結尾四句“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流露出了作者對盛年不在、人生易老、壽命不長的憂懼，以及居安思危的家國意識。也表現了作者對高超的騎技和精湛的射技的欣賞，以及不甘于像其他貴族子弟一樣終日游樂，沉湎于享樂，希望利用青春生命和時間積極進取、建功立業，以利于國家。

游俠在史學家司馬遷的筆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惜其軀的化身，不管是《白馬篇》中的“游俠”，還是《鰕鱔篇》中的“壯士”，《名都篇》中的“少年”，身上都凝聚著一股俠氣。曹植借用其來形容馬上健兒，主要著眼于不惜其軀而為國立功這一點上，以及漫漫滋生出的俠情結上。俠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精彩紛呈的一面。而俠文化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既非天然地屬于儒家文化，亦非天然地屬于道家文化，而是在這兩個文化體系中分別注入了屬于自己的特質。于是就產生了儒家之俠和道家之俠。從古至今，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 文化的支柱和核心，他的影響遍及社會方方面面，從而使俠儒有著鮮明的儒家人格：一是強烈的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關心現實世界；二是“以天下為己任”；三是“自我”的犧牲精神。而道家之俠更注重自然本性和個體智慧，個性鮮明而不容于世。顯然，曹植的俠偏重于儒家之俠。結合《白馬篇》、《鰕鱔篇》和《名都篇》，可以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人生在世，講究立功、立德和立言，并把立功放在首位這一思想對曹植的深刻影響，以及曹植身上瀟灑自由、重情尚義的游俠氣質和游俠情結，結合起來的表現就是為國建立不朽功業的迫切愿望及為此而愿不惜一切的豪邁氣概和英雄精神。

（二）曹植后期詩歌

黃初（公元220年）曹丕稱帝以后，即逐年收殺曹植集團的重要成員，如以“私受西域貨賂” [3]殺了孔桂，有“以市不豐樂” [4]冤死楊俊。對于曹植及諸王，曹丕令他們回歸封地，并派監國使者對其進行監視。曹植因有爭太子之嫌，更遭罪貶，朝廷不讓他久任在任何一地方，常常改換他的封地，“十一年中而三徙都”，也不許他和親戚來往，不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備受精神折磨。加上曹丕部下多方讒毀，他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名為侯王，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得咎，形同囚徒，他曾說自己是“圈牢之養物”（《求自試表》）。其物質生活也很匱乏，曾自謂“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遷都賦序》），“塊然守空，饑寒備嘗”（《社頌序》）。他的權力也是有限的，“僚屬皆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許多的艱辛在詩中都有反映。由此其詩歌創作也就轉入了第二個時期。

劉大杰曾說過：“中國人生命的危險和心靈的苦悶，無有過于魏晉。” [6]這種危機和苦悶往往來自社會現實。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環境由于處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曹植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所以其內容與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品中那種豪邁自信、昂揚樂觀的精神消失了，代之出現的則是深沉的憤激與悲涼，對曹丕集團的怨恨，對自己在碌碌無為中空耗生命的哀傷，人生短促、命途多舛、禍福無常的感慨，以及對自由生活的向往。思想深度上來說，更高地則是以個人生命的悲劇來理解整個社會的苦難，其建功立業的渴望和志向，表現得更深刻、更執著。這一時期的作品有《贈白馬王彪》、《野田黃雀行》、《薤露行》、《當墻欲高行》、《仙人篇》和《升天行》等。《贈白馬王彪》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全詩氣魄宏偉，章節蟬聯，結構嚴謹。這首詩的題目是“贈白馬王”而不是“吊任城王”，但這“贈”是贈別，為臨別歧路而作。曹植不免回想起黃初四年五月他和任城、白馬諸王一同朝京師會節氣時的情景，來時大家一起來，歸去時卻少了曹彰。對曹植來說，和曹彪是生離，和曹彰是死別，生離是這首詩的主線，然而寫生離卻又不能不帶出死別，從更深的層次看，詩人寫與任城

[5]王的死別，意在點醒這與今日和白馬王的生離實無二致，與曹彰的死別很悲痛，而與白馬王彪的生離無異死別，更是悲痛。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說“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使全篇籠罩著一層濃郁的悲劇氣氛和悲憤之情。中間“欲濟川無梁”，“中途絕無軌”，“欲還絕無蹊”的“三無”把作者當時走投無路、悲憤交加的痛苦境遇和心情連結起來，文氣貫通，使全詩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情感表達上，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比興寄托，都是“悲”、“憤”兩字的不同表現，富于變化的表達方式，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

《贈白馬王彪》詩序中的“大別在數日”似乎是對自己的命運唱挽歌，沉痛之及，令人聞之顫栗。殘酷的社會現實和詩人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詩人為國效力的宏志不僅得不到實現，而且還感受到生命的恐懼和生命的悲哀。這種生命之悲既是詩人的自覺在情感形式上的體現，更是苦難現實與自己苦難處境的共鳴音。但是這種對死亡的強烈感受和巨大悲哀只是詩人的弦外音，而表現出來的是超脫生命的悲哀。其中飽含著哀傷、憤慨和悲懼，但又顯出慷慨激昂的格調。曹植的“知命復何憂”就是一種生命理想的追求，是一種對未來生存滿懷信心的憧憬中的苦惱。表現出的情感基調是富有追求精神和抗爭力量的建功立業之曲，這才是其生命之歌的主旋律。“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飄塵，愿得尺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薤露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詩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悲哀之中升騰起一股忿爭的激情，深沉、激昂，具有非常強悍的生命強度。這正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建安時期具有普遍意義的慷慨之情。這種感情以一貫之于曹植生命的始終，同時也是曹植情感思想的本質特征。抓住了這一本質，曹植后期創作的兩種很重要的題材內容的詩就可以得到順理成章的解釋了。那就是游仙詩和飲酒詩，其中無盡的惆悵和深沉的悲哀，鏤心刻骨的悲涼，只是一種表面化的情感現象，深層次上是假游仙詩、飲酒詩以寄慨，以表現建功立業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對遭受嚴重壓抑的不滿和“冷”反抗。詩人蒙受著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迫害，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一再幻滅，苦悶與彷徨無法解脫，于是精神的安慰變得異常迫切。假詩歌希望自己的精神得到一點安慰，苦悶得到一些解脫，心靈得到一絲慰藉。

“曹植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詩人，但在黃初、太和時期，他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的發展的機會。這使得曹植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心靈陷入矛盾痛苦之中。力求恢復平衡正是曹植后期生命活動的一個基本主題。” [7]，“其實這是一種對于現實生活的反抗精神。” [8]曹植后期的作品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出現了較多的游仙詩，這主要是受到當時詩歌創作風起的影響使然，游仙詩名為游仙實為詠懷，以此作為安慰自己痛苦靈魂的一種選擇和方式，通過虛幻的時間和空間意象使自 己解脫。曹植后期局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致“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余悲”，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現了封建上層統治的當權者對他的壓制與防范，以及對他自己在失勢后所遭受的嚴重壓抑的不滿與反抗。《當墻欲高行》借用“鼎湖飛龍”的神話傳說來作起句，將“龍”比作躍躍欲試的自己，把“天”比作施展抱負的舞臺，把“浮云”比作“讒巧令親疏”的監國使者，進而感到骨肉讒間，真偽莫辨，流露出一種心事難言的痛苦和受盡壓抑的憤懣之情。還有《仙人篇》的“乘龍出鼎湖”和《升天行》的“愿得行阻轡，回日使東馳。”對天上神仙世界熱烈贊美，實際是對人間的否定，對曹丕一伙人一再迫害的憤怒控訴，也是對自由生活的熱切向往。都深切地表現了他愛國忠君的高尚品格，以及強烈地希求待時而動，徘徊天上、轉日回天的積極進取精神。尤其是《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一首，曹植自喻為高達千丈的扶桑神木，傾心向日，守護天涯海角。紅日西頹如國家衰敗，想將象征著權力的疆轡抓在手中，把裝載太陽的車子扭轉，使之轉日回天。而《野田黃雀行》則很特別，采用比興手法，以一個很感人的寓言故事，寄托自己愿“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奮身拔劍，捎破落網，挽救丁氏兄弟。可惜“利劍不在掌”，有負于朋友，雖然很無奈，但還是表現了作者積極進取、有所作為的精神和對險惡政治環境的反抗。

同時，這種假詩寄慨，釋放自己的情感狀態，也是曹植儒道互現的豐富多彩的思想體系中的一個側面。曹植被譽為“建安之杰”，一生用力在儒，儒家傳統文化賦予其固有的道德規范及價值取向，志在立功濟世，可理想與現實的強烈沖撞使得其理想志向幻化成了一場迷夢，且帶來了恒久的痛苦。為了化解人生的痛苦，平衡內心的矛盾與沖突。曹植心靈中的道家思想開始奏效，以詩歌為媒介，向著藝術想象世界的空間開掘。在道家思想中，沒有絕對對立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沖突，而是互相依存，曹植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亦是如此，是道家思想給曹植指出了一條實現精神自由的道路，給其無拘無束的想象思維提供了藝術淵藪和廣闊無垠的伸展空間，也給其傷痕累累的心靈開出了一劑拯救的良藥。而根本上，道家追求超越現實和自然規律的終極目的，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超脫，成為曹植解構精神與肉體雙重痛苦壓迫，在詩歌面貌上的一種外在情感表現。

總之，無論曹植詩歌題材內容、思想情感多么豐富復雜，但都不過是其在理想、志向、追求支配下激烈的建功立業旋律的一個個符號，真正的思想感情是潛意識中終生奮斗不息的建功立業和報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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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曹植詩歌的影響

曹植是一個有著強烈的自覺意識的天才詩人，他在詩歌創作方面有著多方面 的努力和貢獻。為我國古代詩歌在建安時期的發展，后世詩歌藝術的承繼和新變，以及在唐朝發展為顯赫的“一代之文學”有著深刻的影響。

（一）曹植五言詩對中國詩壇的影響

建安時期，“群彥蔚起”[10]、“門戶各立”[11]掀起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高潮，建安詩歌“五言騰踴” [12] “彬彬之盛，大備于時” [13]更是開創了我國五言詩的黃金時代。曹植正是這一時代詩歌領域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他長于五言古體，大力創作五言詩歌。“據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曹植五言詩在數量上占整個建安五言詩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個建安詩人的五言 [14]詩。”因此，我們可以說曹植才是詩歌藝術史上第一個大力創作五言詩的詩人。從題材范圍上來看，有詠史詩、詠懷詩、詠物詩、寄贈詩、山水詩、田園詩、游仙詩、邊塞詩等等，極大地開拓了五言詩的題材領域，真可謂“備諸體于建安者，陳思也” [15]，對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淵明、郭璞、謝靈運、李白、杜甫惠澤甚遠。在藝術上，由于精通音律，曹植詩對仗工整、平仄調諧、音節鏗鏘，對五古到五律的規范有著重要影響；而其詩深于取象，善為比興，也是一大創舉，如《野田黃雀行》、《美女篇》等。詩歌語言清麗，出語自然，渾然天成。吳喬《圍爐詩話》云：“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為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與并者。子美言‘詩看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后，元、白、韓、孟嗣出，杜詩始大行，后無出其范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雖不免溢美，但確實道出了曹植于五言詩方面的重要貢獻。

（二）曹植詩歌對中國文人詩歌抒情傳統的影響

建安文學是在繼承和創新兩漢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兩漢時期，抒情因素在詩歌中只是一股流于內層的潛流，但這股潛流反映了詩歌的本質特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沖擊力。隨著詩歌的不斷發展和文人詩歌創作意識的覺醒，抒情遂被確立為中國詩歌的一個傳統。漢樂府在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很少超脫出事件和具體感受去表現某種情感，事件為漢樂府的基本要素，抒情依附于敘事過程進行。到漢末“古詩十九首”等文人無名氏古詩中，在某種程度上則擺脫了單純的“緣事而發”的創作觀念，更加趨向了抒情性的寫作原則，“事”被提煉為詩歌抒情活動的主要元素，這也是詩歌藝術由民間向文人變化的一個標志和里程碑。曹丕的“文氣”論的詩歌理論探索，詩歌藝術方才覺醒，以情為本，但以創作實踐確立中國文人詩歌抒情傳統的詩人當為曹植，他既吸取了漢樂府“緣事而發”和無名氏詩人趨向抒情的特點，使詩歌在內容和藝術表現上都超越了前代。其詩“本乎性情”[16]，慷慨高歌不減乃父，“柔情麗質，不減文帝” [17]，無情不可抒，無意不可達。庾信《傷心賦序》謂曹植詩“千悲萬恨”。張戒《歲寒堂詩話》謂“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洶涌而后發者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也說“真切情深，子建所長”，方東樹《昭昧詹言》稱曹植“情至之語，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王世懋《藝圃擷余》云：“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較為中肯地概括出了子建詩對于中國詩歌抒情傳統確立的影響和貢獻。

（三）曹植詩歌對中國詩歌文質彬彬發展道路的影響

縱觀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史，建安以前，《詩經》天然古拙，《楚辭》華美壯麗，到了《漢樂府》則剛健質樸，《古詩十九首》則平易淡遠。建安時曹植“檃栝《風》《雅》，組織屈宋”，吸取樂府詩精髓，“法《十九首》意象” [18]而開始著意于煉字造句。鍛煉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品質，而且“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 [19]如“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鰕旦篇》)，“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閑情》）；“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公宴》），這類詩句或悲壯宏闊，或凄惻委婉，或清麗工致，無不氣韻流注，意象相生，都充分顯示了詩人把觀察事物、體驗情感與選擇詞藻、鍛煉字句相結合的用心，“意厚詞贍，氣格雄渾”（方東樹《昭昧詹言》），總體上呈現出壯美的風格和文質彬彬的總體特征，后世的阮籍、左思、乃至鮑照、庾信等，受曹植“骨氣奇高”、文質彬彬的影響，詩歌創作有風有骨、重文存質，到了唐代的陳子昂更是高舉“漢魏風骨”，為唐詩開創了一條情文并茂的發展道路。

總之，曹植以五言體式、抒情為本、情文并茂為詩學品格，對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同時也做出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和貢獻。

六、結束語

本文在前人關于曹植詩歌研究的基礎上，對曹植本人生平經歷做了簡單介紹，從時代文化背景、學術文化風貌和曹植的人格理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曹植詩歌藝術的產生、發展和形成的原因，討論了曹植的文學思想，并以具體作品為例，論述了其前后期詩歌的不同題材內容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觀念，以及貫穿始終的情志旋律。最后，簡單地概括出了曹植志在“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但建功立業的理想愿望難以實現，于是退而立言，“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最終被后人垂范并師法千秋，開創了我國五言古詩的黃金時代，為后世詩歌藝術的健康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故曹植被譽為“詩歌隋珠”[20]、“五言圣境”[21]、“百代宗工”[22]，正如余冠英在《漢魏六朝詩論叢》中說曹植是“第一個以詩為事業的人，詩終于使他不朽”。

注釋

本文所引用的曹植詩文均來自傅亞庶注譯的《三曹詩文全集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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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曹植詩歌的藝術特點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陳王，死后謚曰“思”，故后世稱陳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對后世影響最大，后世評價最高的一位作家。鐘嶸稱他為“建安之杰”，謝靈運曾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悲劇遭遇，是與他和曹丕的爭為太子的經歷密切相關的。他少時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寵愛，一度曾被立為太子，但由于他放縱不羈，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與老練，最終在與曹丕的明爭暗斗中失敗。由于有這樣一段經歷，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過。曹丕繼位后，他位為藩侯，但曹丕對他頗多猜忌，屢屢更換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讒毀，他受到了嚴厲的迫害，名為侯王，行動卻不得自由，動輒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變自己的地位，多次上書，力圖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終郁郁而終，死時年僅四十一歲。

曹植的詩歌今存八十余首，辭賦、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創作經歷來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寵愛，顯得志滿意得，昂揚樂觀，充滿自信，富于浪漫情調。《白馬篇》可說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詩中所寫慷慨赴國難的俠少年，實際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滿豪邁氣慨，洋溢著自信自負的少年意氣。后期的創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所以其內容與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品中那種豪邁自信、昂揚樂觀的情調沒有了，代之出現的則是深沉的憤激與悲涼，作品集中抒寫的是對個人命運、前途的失望，對曹丕集團的怨恨，對自己在碌碌無為中空耗生命的哀傷以及對自由生活的向往。

《贈白馬王彪》可說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詩歌的價值，除了內容上的充實外，對后代影響最大是他的詩歌藝術。他的詩歌做到了氣骨與丹彩的完美結合，故鐘嶸說他是“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詩歌上的創造性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他的詩歌抒情性增強，個性更加鮮明。就詩歌體裁來看，曹植詩作中有不少樂府詩，但是他運用

樂府體裁，不是簡單地模仿，而是在詩中更多地注入了個人的感情，從而將樂府詩的以敘事為主，改變為以抒情為主。所以王瑤先生說：“他詩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鮮明的個性，因此獨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從形工上看是模仿漢樂府《陌上桑》。但漢樂府敘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絕太守調戲的故事，以敘事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現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悶，他以此美人遲暮的苦惱，寓托他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這樣就注入了詩的感情，具有了詩人自己的個性。在這一點上，他較曹丕的單純模仿民歌勝出一籌，因為曹丕的詩好象總是在替別人訴說哀腸，看不到自己的個性。

第二，他的詩在結構上更講究，尤其是發端往往很精警。漢樂府詩往往以氣為主，自然道來，無意于工巧，而曹植詩則更注結構的安排，他常常以帶有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寫開頭，渲染氣氛，籠罩全篇。如他的《贈徐干》：“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以白日西歸，星月忽至來寫時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海水構其波。”以激烈動蕩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處境的險惡，等等。所以沈德潛說他“極工于起調”（《說詩晬語》）。

第三，他更注重詩歌的藝術技巧，尤其表現在注重對偶以及錘煉字句上。曹植詩歌中對偶句極多，這一特點是魏晉詩歌趨向駢偶化的開始，而曹植是將這一手法運用到詩歌創作中的詩人。如“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緣池。”（《公宴》），“閶闔啟丹扉，雙闕耀朱光”（《五游》），再如煉字的句如“清風飄飛閣”（《贈丁儀》），“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長流”（《公宴》）等，經過詩人的精心錘煉，便達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這為后來南北朝文人詩歌注重修辭技巧開了先河。

第四，他的詩歌中，對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寫，這也改變了樂府詩的面貌。對后代文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以上幾點，是曹植詩歌在藝術上的特殊之處，也是他最具創造性的地方。

第四篇：試論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

對曹植的詩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學術界曾經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討論。在這次大討論中，許多學者對曹詩頗多貶斥之辭，這集中體現在郭沫若、張德鈞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論曹植》1一文中，從批評王通、丁晏等人對曹植的評價入手，對曹植和他的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認真地說，曹子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識湊

成了他，人們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寵的曹植。

這一段話，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對曹植詩的總的見解。在他看來，曹植的詩并沒有什么藝術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過是封建文人吹噓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對曹植大加貶斥的同時，又處處以曹丕作反襯，“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對郭沫若先生的這一觀點，當時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異議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關于曹植的幾個問題》3一文中，明確表示贊成郭氏觀點。他說：

我在搜集曹植的傳記材料和閱讀曹植詩歌的過程中，越來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當時，張德鈞先生也著文參加了討論，他在《關于曹植的評價問題》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觀點。他明確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沒有出離曹植個人利益得失的情況，要說

已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恐怕結論下得早一點。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對曹植的具體評論中，當然也有他們的合理成份，但是，筆者認為，他們對曹詩的總體評價實在是有失偏頗，對曹詩還有待于我們今天重新加以認識。曹詩究竟取得了怎樣的藝術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詩壇和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人們的“封建意識湊成的”，還是他的詩歌創作的實際成就確定的，本文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粗淺的論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的高低，首先取決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內容的深度和廣度。我們評價曹詩的藝術成就，也首先必須以他的詩作所反映的思想內容為依據。

曹植現在詩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時期的詩人中給后人留下詩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這些詩歌綜合起來考察，不難發現，反映社會**，關心民生疾苦，這是曹植詩歌最有價值的主題。

眾所周知，曹植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那些趁鎮壓黃巾軍起義之機發展起來的一個個地方割據勢力，為爭奪地盤，控制中央權力，展開了激烈的混戰。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亂到265年三國鼎立局面結束，司馬炎稱帝建立西晉，其間戰亂頻仍不絕，致使國家殘破，人民遭殃。詩人曹植正是親身感受到了社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在自己的詩作中對它作了高度的藝術概括。他的《送應氏》一詩這樣寫道。

步登北邙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

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足無行經，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

煙。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據《魏志·董卓傳》記載：“后漢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徒獻帝（劉協）都長安，縱兵焚燒 洛陽宮殿”，后由于連年戰亂，未經收復，故洛陽城更顯荒蕪。詩人用了史詩般的筆調給我們描繪了洛陽一片蒼涼蕭條、慘不忍睹的景象。你看，宮室被焚，垣墻崩坍，農田荒蕪，中野蕭條，荊棘參天，人煙稀少，這就深刻地揭露了戰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首詩反映現實的深度和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詩相比是毫不遜色的。曹植身為王侯，還能關心人民疾苦，把當時勞動人民在封建統治下的貧困生活寫進自己的作品，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雜詩·轉蓬離本根》）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封建戰亂游子征夫漂泊無定、千里流徙的痛苦生活，從中，讀者使人不難感受到封建戰亂在人民心上投下的濃重的陰影。“劇哉海邊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獸，行人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免翔我宇。”（《泰山梁父吟》）這又真實地展現了漢代邊地人民貧困不堪，凄苦萬狀的生活場景，令人感嘆不已。他還有不少詩篇，對勞動人民直接表示了深切的關注，表現了他和勞動人民息息相關的思想情感，如“朝云不歸山，霖雨或川譯，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贈丁儀》）“嘉種澀膏壤，登秋畢有成。”（《喜雨》）等詩，既有對農夫遭受到自然災害侵襲的擔憂，又有因雨救災，登秋有收的喜悅。詩人憂人民之所憂，樂人民之所樂，把人民的憂樂融注于筆端，從而使他的詩篇具有深刻的現實內容和現實主義傾向。應該說，作為一個封建王侯，能關心人民的疾苦，在自己的詩作中表現出人民的思想情感，這在建安詩人中是很少的。

婦女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也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由于四大枷鎖的束縛，勞動婦女的地位十分低微，命運非常悲慘。曹植同其他進步詩人一樣，看到了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并用詩歌形式加以藝術表現。如《浮萍篇》描寫一個“恪勤在朝夕”的女子，因丈夫另求新歡而無端獲罪被遣，致使郁郁寡歡、愁苦滿懷。《種葛篇》寫一個婦女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遺棄，他如墜入痛苦的深淵，“攀枝長太息，淚下沾維衿”。這些描寫棄婦的詩篇，可能也寄寓著詩人自己的身世之慨，但不可否定，他從客觀上表現了封建社會中廣大婦女“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的悲劇命運，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腐朽和罪惡，我們可以從這悲愴動人的詩篇中，感受到古代勞動婦女巨大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

曹植詩歌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和懷才不遇的怨憤心情。建安詩人，大都具有遠大的理想、美好的愿望。曹植也不例外，他“生乎亂，長乎軍”，從小接受父親的教誨，并且，年輕時曾跟隨其父轉戰疆場。現實生活的熏陶，超乎眾人的才能，致使他建功立業的理想越來越強烈。他曾在《求自試表》中說：“昔從漢武皇帝，南極赤巖，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用兵之勢，可謂神妙，而志在擒權馘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曹植這種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在其詩歌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如他的《白馬篇》一詩，以游俠兒自此，把他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表現得非常鮮明。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

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按飛猱，俯身散馬蹄。……

這里，詩人給我們刻刻的一個武藝高超、勇敢機智、捐驅赴難、奮不顧身的游俠少年英勇形象，正是詩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意志的形象體現。在曹植的其他詩篇里，這種“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雄心壯志時有表露。如：“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雜詩》）“高念翼皇家，遠懷柔九州。”（《魚 篇》）“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薤露行》）都表現了他的理想和抱負。當然，曹植作為一個封建文人，在這些詩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文人所固有的個人主義的烙印，我們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建功立業的功名思想中所含的個人主義因素，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斷定他的詩作“沒有出離個人得失的情況”，郭茂倩在闡發《白馬篇》的主旨時曾這樣說：《白馬篇》“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5這是頗為中肯的評價。總之，曹植這些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的詩篇，充分體現了曹植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反映了詩人積極用世、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

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曹植縱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無從施展。在曹丕繼立以后，由于有爭立太子的前嫌，他備受曹丕的迫害。首先，他的好友丁儀、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殺害，給了他以沉重的打擊。接著，他又被曹丕責令離京，并處處受到監察官的密切監視。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長逝本根逝，宿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遷都賦序》），真是轉徙飄泊，饑寒備嘗。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曹植的建功立業的理想不過是空想而已。于是，這種貧困不堪的現實處境和遠大的抱負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銳的矛盾，這種難以調和的矛盾使詩人產生的苦悶、怨憤的心情，積郁于胸中，發之于筆端，就使他的詩歌具有怨憤不平之氣，金石擲地之聲：“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魚 篇》）這一聲長嘆，人不我知的感慨、壯志難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對理想的執著追求的信念盡含其中。曹植這種“抱利劍而無所施”的怨憤在《美女篇》、《贈白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種抒發個人怨憤的作品，從本質上看，它和表現詩人建立立業的雄心壯志的詩篇在思想內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詩作流露出的怨憤之情，由于植根于當時社會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詩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經歷中，親身體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冷酷、兇殘，看到了社會政治的 黑暗和腐敗，因此，曹植的詩作也有直接和間接地反映這一現實的。如在《贈白馬王彪》一詩中，詩人通過對其回國途中和白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憤心情的描寫，反映了封建集團對有志之士的迫害，詩人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的黑暗現實。在《野田黃雀行》中，詩人感嘆“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形象地展現了當時險惡、恐怖的政治環境。對曹植這種揭露現實社會政治黑暗的詩篇，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視為詩人政治上失意而發出的牢騷，而應該把它看成是對黑暗政治壓迫的控訴。鐘憂民先生在《關于曹植評價的幾個問題》中指出：“在爭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別是曹丕黃袍加身，君臨天下后，他們之間也不是處于平等地位的兄弟關系，而是統治與被統治，迫害與被迫害的君臣關系，怎么還能一成不變地繼續用相互競爭的集團之間的關系去觀察他們的矛盾性質呢？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統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尋常的個人得失。”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

曹植還寫了不少游仙詩，這些游仙詩描寫的雖然和現實相去甚遠，但細加體味，它無一不是社會現實的曲折的映照。詩人在黑暗的政治環境中，對社會、對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間力量的形式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擺脫塵世間的煩惱，求得精神的暫時寬慰，正如朱乾所說：“游仙諸詩嫌九州鋦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騷人才士不得志于時，藉此以寫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6如《五游泳》、《遠游篇》等詩，寫詩人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以尋求理想境界之所在。《掛之樹行》等詩篇，又描寫了瑰麗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這些詩篇，頗有一種“列仙之趣”，然而，這種“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會現實相對立的，它實際上是對當時黑暗現實的否定和批判。有的評論者沒有領會到詩人寫游仙詩的主旨，認為“曹植所寫的游仙詩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他想當神仙這一思想實際的反映”。這種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創作游仙詩的真正意圖，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實際。應該說，曹植對封建迷信之類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辯道論》一文中說：“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嬴州，……棄六驥而美飛龍哉？”可見，詩人對道術是持有否定態度的。至于他的詩中出現“飛龍”，乃是詩人為了尋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詩看成是作者要當神仙思想的反映，這實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詩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詩中，也頗有一些“憂患之辭”。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仙人篇》）“昆侖本吾宅，中州非我家”。（《遠游篇》）應該說，這種“憂患之辭”正是詩人執著于自己的理想的體現，這和屈原的“悲時俗之迫承諾厄兮，原輕舉而遠游”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曹植這種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來求得精神上的寬慰，也有其消極的因素，這是他作為一個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他的身份，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別的途經來吸取精神力量，改變黑暗的環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淵明、李白等都無不如此。我們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更何況，詩人在憂患之中并沒有厭世輕生，也沒有沉湎于夢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寫過一些贈答詩，這些詩的感情是健康、真誠的。如《贈徐干》、《贈丁儀王粲》等詩，大多含有勸勉之意。“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 番 美，積久德愈宜。”“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這些詩，都充滿著真摯的情誼和人生的樂趣，表現了詩人積極的人生態度和豐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寫的慨嘆人生行止無定，宣揚及時行樂的贈答詩實在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綜上所述，曹植詩歌的思想內容是極為豐富的。詩人用他那蒼勁有力的大筆，給我們勾畫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圖畫，使詩歌更具豐富的現實內容和奮發向上的精神。有人無視曹詩所反映的客觀內容，認為曹植很少描寫現實的詩篇，這不免有失偏頗。在曹詩中，社會的**、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實而又深刻的反映。即便是那些游仙詩、贈譽詩也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當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詩人未經世事，志滿意得，寫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雞詩》這些思想內容極為平庸的作品，但這不是曹植詩歌創作的主流，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詩歌的現實主義成就。

二

曹植的詩歌藝術成就除了表現在它具有深廣的思想內容以外，還表現在它具有與其內容相適應的完美的藝術形式上。曹植在藝術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樣是他得以成為“建安之杰”的重要標志。

每一個成熟的作者的藝術創作，由于其思想、經歷、個性等等的差異，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鮮明的個性特色。曹植和建安時代的作家處于同一個社會環境中，當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個時代精神的影響，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時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劉勰所說的“志深而筆長”、“慷慨的任氣”。但就曹植詩歌創作的實際來說，他的風格往往和其他詩人的風格又是同中有異的。比如曹植沉雄古樸、氣勢豪放，曹丕清麗明朗、細膩委婉，而曹植意厚詞瞻、氣勢雄渾，顯示了明顯的個性特色。

曹植詩歌風格是和他的詩歌內容密切相關的。那昂揚激奮的豪情、建功立業的壯志、懷才不遇的怨憤，形諸筆端，就使他的詩具有一種富有氣勢的慷慨情調和骨氣奇橫的藝術風格。請看他的《雜詩·飛觀百尺余》：

飛觀百余尺，臨牖御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 自閑。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望，思

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此詩可稱為曹植詩歌風格的代表作品。他抒發了作者甘心赴難、為國立功的雄心壯志，同時，也表達了壯志被壓抑的憤激之情。作者處逆境而壯志不滅，這就使他的詩歌表現出了一種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氣。在曹植的詩集中，這種詩篇俯拾皆是。如“時俗薄朱顏，誰為發浩齒。”（《雜詩》）“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野田黃雀行》）“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 篇》）這些詩同樣也是剛勁有力、令人振奮的。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詩，依然保持著詩人這種獨詩的藝術風格。“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馳轡遠行游，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游仙》）詩人凌清風，奮六翮，游太空，對自己的理想進行著不懈的追求。這種峻潔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強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遠遠超脫于流俗和現實之上，所以，前人指出：曹植的游仙詩“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8

曹植還有一些詩，貌似柔和素雅，但細細玩味，卻又覺得勁健慷慨。如《種葛篇》、《浮萍篇》、《七哀》、《雜詩》等。或寫空閨愁婦思戀丈夫的柔情蜜意，或寫被丈夫遺棄的婦女的哀怨愁苦。表面上纏綿排惻，婉約柔和，但字里行間，我們又不難感受到作者的塊壘不平之氣。在“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嘆聲中，我們又不難體味到一股沉郁渾厚的力量。因此，在曹植的詩里，柔和素雅和剛健慷慨是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藝術風格只不過是曹植剛健慷慨性格的一種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詩的語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建安時期的詩人中，曹植對詩歌語言的要求最為嚴格。“質素也如秋蓮，擒藻也如春葩。”（《前錄自序》）這是他對自己的詩歌創作提出的語言標準，而他的詩歌創作的實際也確實達到了這一標準。歷代的一些評論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詩“詞采華藻”的一面，而忽視了他“質素也如秋蓮”的一面。事實上，曹植詩歌既具有漢樂府民歌《陌上桑》的綺麗優美的語言，又具有《東門行》率直樸素的語言。他的大多數游仙詩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詩的語言屬于前者，文彩繽紛、流麗富瞻；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黃雀行》等詩的語言則屬于后者，不假修飾、樸實如話。詩人正是從內容表達的實際需要出發，采用與詩歌內容相諧和的語言風格。《游仙詩》大多描寫瑰麗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詩人在描寫中付之以華艷的詞語，使神仙境界更為令人陶醉。這種語言風格與詩歌內容和諧地得到統一，正是曹植運用語言技巧的高妙之處。

曹植非常講究詩歌語言的韻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語言的音樂美。他喜用對仗這種整齊勻稱的形式使詩歌具有優美的節奏和韻律。如“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音調明朗，聲韻諧和，讀來自有意趣。詩人還十分重視煉字煉句，使詩歌語言精煉簡約。如在“俯身散馬蹄”、“嘴落輕毛勢”句中，作者用“散”寫馳馬之狀，“輕”狀斗雞之勢，十分貼切傳神。還有如“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綠葉搖縹青”中的“發”、“激”、“搖”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貼。這些精煉而又傳神的語言，增添了詩歌的韻味。

曹植詩歌語言的另一個特點是“工于起調”。詩人特別重視詩的起句的運用。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開首突兀非凡，著意表現了詩人對現實世界的不滿、憤懣和決心擺脫黑暗現實羈絆的雄心，氣勢磅礴，全篇為之振起，同時，超現實的描繪為全詩奠定了浪漫的基調。“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用形象的語言渲染了險惡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全詩蒙上了一層暗淡的悲劇色彩，正是“興家自然，無限深意，橫著頓注”。9詩人巧妙的起句，能緊緊地扣住讀者的心弦，讓他們不自覺地進入詩歌的藝術境界中去。這種出手不凡的起句的運用，同樣也表明了詩人遣詞造句的藝術功力。

由此看來，曹植詩歌語言頗有自己的特色，體現了詩人很高的語言素養。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詩“雕琢詞藻”，并認為他“開出了六朝駢驪文字的先河”。對此，我以為值得商榷。曹植的“錘煉詞句”和“雕琢詞藻”是有本質的區別的。“雕琢詞藻”是指不顧及作品的思想內容片面地追求詞藻的華艷，一味地雕琢文詞，這樣的作品一般是華外而虛內的，斧斧雕鑿的痕跡十分明顯。但曹植詩歌的語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暢，并無斧雕琢之痕跡，且又飽和著豐富的思想內容。所以，不能簡單地把曹植對詩歌語言的錘煉和“雕琢詞藻”混為一談。至于曹植詩中的一些駢驪文字，也不能武斷地把它說成“開了六朝駢驪的文風”，因為在曹植以前，漢賦固不必說，就是在清新流麗的漢樂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駢驪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詩作中，駢驪的句子也時有可見。如果把“六朝的駢驪文風形成的原因一味歸諸曹植，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諸詩人中是學習漢樂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善于吸取漢樂府民歌的藝術表現進行藝術表現，這突出地表現在比興手法的運用方面。在曹詩中比興的手法運用非常的圓熟。“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隨水飄蕩的“浮萍”比喻漂泊無定，無所依托的人生；“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贈丁儀》），則用涼氣初發，樹葉凋零比喻天下肇亂，令人悲涼的社會現實，都非常恰切生動。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對漢樂府民歌的比興手法不只是繼承，而且還有發展。在漢樂府民歌中，雖然也有通篇用比興來構成完整形象的，然而這類作品極少見，而且比興所顯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顯得很為單純。但曹詩卻不同，他不僅有許多詩篇用比興來構建形象，而且比興所構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單一形象，而是一個相互有密切聯系的完整意象。如《情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云飛。渺渺

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日白露晞。游者嘆黍離，處

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凄愴內傷悲。

此詩借遙役思婦之情，喻詩人憂讒畏譏、進退維谷之意。“微陰”喻文帝，“陽景”喻武帝，“清風”喻進讒的群小，“客行士”喻詩人自己，“徭役”喻詩人被貶異鄉，“久不歸”喻詩人長期不被重用，“嚴霜結”、“白露晞”均喻政治環境之險惡。這里的比喻是互有聯系的有機整體，作者的壓抑而又憤激的心情正是在這些完整的比興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此外還有如《美女篇》、《白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構筑形象、表達感情的。這種成功獨特的比興手法的運用，使曹詩收到了含蓄蘊藉、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大大地加強了詩歌表達的形象性、生動性。

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還表現在他的藝術形式的運用上、詩人善于采用多種形式加以藝術表現。胡應麟評述說：“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11這是符合實際的。而在多種形式中，五言詩的成就最大。“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涌，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12詩歌發展到建安時期，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五言詩這種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膽的創新精神，在五言詩中溶進入深廣的社會內容，從而，使它獲得了強盛的生命力。除了五言詩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詩也寫得很好，如《矯志》一詩，情事崎嶇，語脈參差，而氣甚高古。詩人還特別注意學習模仿漢樂府民歌的創作；雖然他模仿的痕跡還略有顯露，但不可否定他的樂府詩也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女篇》雖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敘述的方法、描寫的重點、藝術表現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們只要從兩者的對比分析中，就可以窺見曹植創作樂府詩的嫻熟的技巧。

對曹植詩歌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沒有加以肯定，他在《論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貶斥，他說：曹植詩“幾乎無篇不模仿，無句不模仿，可謂集模仿之大成。”這可能是郭老全盤否定曹植詩的一個重要證據，但事實上，這個看法似乎特別強調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創新的一面。郭老的這種評價全盤否定了曹植在詩歌創作中勇于創新的精神和鮮明的個性特點，因此，我們不敢茍同。事實上，從以上對曹植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表現手法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曹植的詩不只是簡單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創新。這種創新的結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詩早已失去存在的價值了。

三

通過以上對曹詩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曹詩確實達到了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統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在建安詩壇上，可請冠冕群英，首屈一指。如果我們把建安時期的其他詩人同曹植進行對比，就更能印證這一觀點。

曹操是建安時代的一位重要詩人，他以樂府舊題寫時事，《魏書》說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曹操在樂府詩中注入了豐富的內容，使詩歌的現實主義成分有所加強。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當時重大的社會生活，是曹操詩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從曹操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來說，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論的。但是，曹操在詩歌形式上似乎沒有更多的突破，他現有的二十多首詩中，大多是四言詩、雜言詩，且全系樂府歌辭。雖然曹操也寫過一些五言詩，但數量太少，和曹植眾多的五言詩相比，就顯得太單薄了。且就五言詩的創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圓熟，因此，從詩歌形式建樹的角度來看，曹操的功績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時代的另一位重要詩人，現有詩四十余首。他的詩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在詩歌形式上也曾作過大膽的嘗試，其七言詩《燕歌行》是現有最早的七言詩，在詩歌發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道路，致使兩人的詩歌創作存在明顯的差異。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處廊廟，養尊處優，嚴重脫離現實社會，生活圈子十分狹窄，缺乏對現實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詩歌創作的激情，因而，雖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敵的才氣，也難免使他的詩歌創作受到影響。劉勰曾指出：“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14這是不無道理的。就曹丕詩歌的實際情況來看，它們大多寫的是身邊瑣事，題材狹隘，現實主義成分不夠充分。他還有的詩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詩反映了他對人生無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詩歌所反映的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他的詩作頗多婉約纏綿之辭，“建安風骨”似表現不夠明顯，因此，客觀地說，就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來看，曹丕是明顯遜色于曹植的。

王粲是建安時代的又一位著名詩人。劉勰稱他是“七子之冠冕”。可見他在建安詩壇上的重要地位。他前期的創作，由于親身經歷過戰亂和流離的生活，對戰爭的殘酷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災難有著深切的感受，所以寫出了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七哀詩》這樣的作品，但是，由于他后期投身曹植幕下，政治地位、生活境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社會生活缺少親身的體驗和深切的感受，故他后期的詩作，現實主義的內容大為減少。如這一時期他創作的《太廟頌》、《公宴詩》等，主要都是歌頌曹魏功德，反映鄴下文人生活，缺乏深刻的現實內容，這就大大降低了他詩歌的藝術創作成就。同時，王粲的詩歌“體弱”、“質羸”，缺乏曹植詩歌雄渾的意象和壯盛的氣骨。這只要我們將王詩和曹詩作一比照，便可見他倆在詩風上的差異。

劉楨是被稱為可和曹植差可比擬的重要人物，鐘嶸曾稱譽他的詩歌“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16他的《贈仁弟》三首確也反映了這種詩風。但鐘嶸 把他和曹植并稱為“文章之圣”，這對劉橫來說，實在是過譽了。劉楨現存十二首詩，大多反映的只是他個人的思想情感，社會生活面貌沒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外，辭采也不精警秀出，誠如鐘嶸所言：“氣過其文，雕潤恨少”。其風格也不如曹植多樣，詩歌成就自然不能和曹植相抗衡。

至于建安詩壇上的孔融、阮禹、陳琳、應湯、徐干諸人，不可否定，他們在文學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不能出于曹植之上。孔融在文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創作，詩歌創作并不多，現存作品僅八首，內容多為抒發自己不得用世的不平之氣。阮 禹、陳琳以章表符檄稱譽當時，雖各有《駕出北郭門行》、《飲馬長城窟行》傳誦于世，但他們的詩歌創作在當時并未受到人們的注意，鐘嶸的《詩品》將阮 列為下品，陳琳未曾提及。至于應、得干的地位，又較阮 禹、陳琳為次，更不能和曹植同日而語。

從以上對曹植和建安諸作家的對比分析中，不難看出：曹植的詩是有突出成就的，它超越于建安諸子之上，獨步詩壇，出類拔萃。所以，鐘峙稱曹植為“建安之杰”是毫不過分的。

正因為曹植詩歌的實際成就超越建安諸子之上，所以，他在詩歌發展史上有著突出的地位，對后代的詩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曹植繼承了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并使之得到了發展。遠在西周、春秋時期出現的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十分鮮明地表現出了“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為我國文學的發展開了現實主義的先河。漢代樂府民歌繼承了《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感，使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得到了發展。但是，《詩經》、《漢樂府民歌均屬于民間文學，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真正在文人的詩歌中得到運用，還是建安時期的事情，曹植和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一樣，或借樂府舊題寫時事，或擺脫舊題自創新題，以反映深廣的社會內容。這不僅使現實主義的傳統有了充分的發展，而且為以后的文人采用現實主義傳統進行創作樹立了榜樣，積累了經驗。正是曹植等人詩歌的現實主義成就，吸引了后代的不少詩人，激發了他們描寫現實，反映世事的創作熱情。從曹植等人的樂府詩寫作到杜甫的新樂府創作和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間密切的繼承關系。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對曹植詩極為推崇，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章”（《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別李義》），杜甫并自覺地效法曹植的詩歌創作。可見曹植的現實主義精神對后人的影響，他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是具有重大貢獻的。

其次，曹植以他大膽的創新精神，對詩歌的形式進行了革新，對五言詩的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詩經》大多采用四言形式，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這種古老的四言形式已經不能容納日益豐富的生活內容，也不能盡情抒發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別是到了建安時代，時代的風云變幻，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懷，已經很難用固有的四言詩來反映。這樣，詩歌形式方面的革新就勢在必行了。這時的建安詩人，吸取了漢樂府民歌的創作經驗，在詩歌形式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曹操一方面用樂府舊題寫時事，另一方面又嘗試著進行五言詩的創作。從他現有的幾首五言詩來看，可見他在詩歌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曹操的五言詩寫得畢竟太少了，他沒有使五言詩得到更大的發展。是曹植，以他那勇于創新的精神，對五言詩的創作進行了反復的嘗試。經過他的不懈努力，五言詩這種始自西漢歌謠，樂府民歌的新形式才逐漸臻于成熟。作者能成功地運用五言詩體反映現實生活，抒發詩人情感，而且表現手法靈活多變，詞采豐贍質樸，使五言詩呈現出多彩多姿的景觀。曹植成功的五言詩的創作，不僅為后代詩人反映社會生活，抒情述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且還為后代詩人從事五言詩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曹植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可謂有功之臣。

另外，曹植詩歌創作還為后代詩人積累了寶貴的藝術經驗。后代的諸多詩人都自覺地模仿學習曹植的詩，從中吸取藝術養料，以豐富他們各自的詩歌創作技巧。有的學習曹植謀而布局的章法，如嚴滄浪的《從軍行》、杜公的《出塞》起承轉合，全都借鑒曹植的《白馬篇》。謝惠連的《西陵遇風獻康樂》、謝靈運的《酬從弟惠連》、杜子美的《游何將軍園》都本于曹植的《贈白馬王彪》。有的詩人甚至借用或化用曹植詩句，將之融合在自己的詩作之中。謝玄暉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起調極似曹植，王維的“勸君更進一杯酒”、杜甫的“異方驚會面，終宴情征途”都化用曹植“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的詩句。杜甫“乾坤萬里內，莫見客身畔”、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化用了曹植詩句“四海一河局，九州安所知”的詩意。僅此數例，足以說明曹植對后代詩人的影響之大。

綜上所述，曹植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確實有著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的確立，完全是詩人自己的詩歌創作的實際成就所決定的，并非如有的論者所說的是“封建意識湊成的”。可以相信，曹植的詩歌將在中國的詩歌發展史上熠熠生輝，光耀千古。

注釋：1947年出版的《歷史人物》（52年再版）1955年第6期《文史哲》刊載的賈斯榮先生《關于〈論曹植〉》貝《文學遺產》增刊第七輯1957年第2期《歷史研究》郭茂清《樂府詩集》朱乾《樂府正義》卷十四1982年第2期《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刊載的黃盛陸《曹植和曹植的游仙詩》《詩藪》內編卷一方車樹《昭味詹言》卷一1947年出版的《歷史人物》（52年再版）《詩藪》外編卷一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魏書·武帝紀注引》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

第五篇：曹植詩歌的創作成就1

曹植詩歌的創作成就

曹植的五言詩創作在文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是建安詩壇上最杰出的詩人。一．他的詩歌內容豐富充實。舉凡軍旅政事，宴游送別，詠史游仙，抒情抒志，無不發之于詩。曹植用他的筆描繪了廣闊的社會人生，表達了自己豐富的思想感情。二．曹植的詩歌被譽為“骨氣齊高，辭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就是說他的詩歌內容充實豐富，多慷慨悲憤之氣，在藝術表現上又生動形象，注意辭藻華美、對仗工整和音韻流暢，達到了建安詩歌的最高峰。三．曹植詩歌語言華美主要表現在濃烈的感情色彩和鮮明的聲色。如《盤石篇》生動再現了大海的宏闊氣象。曹植在文人有意為詩方面，有一個大跨度質的飛躍。

四．注重對稱回環之美，注意語言錘煉方面。如《贈丁儀》均是對偶工整、聲韻對稱和諧的精工之句。《贈徐干》“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寫時光易逝。他還善于起調，工于發端，往往在全篇之首用一警策之語，振起全詩。如《野田黃雀行》開頭用驚風險浪的情景和畫面預示了環境的險惡，起到強烈的烘托作用。

五．曹植的詩歌對后世影響很大，博得極高的評價，被謝靈運譽為“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

建安七子的藝術成就

“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籍《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于低沉感傷，如阮籍《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后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游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后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于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于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干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于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陶淵明的田園詩和散文詩的藝術成就

（一）平和散淡的心境是形成陶淵明田園詩沖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之一。

(二)摒棄雕飾，質樸無華，極盡語言純凈之美，是形成陶淵明田園詩沖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之二。

（三）情理渾融的內容是形成陶淵明田園詩沖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之三。

（四）陶淵明田園詩意境藝術的境界——沖淡自然之美。

陶淵明的詩最突出的特點便是平淡自然與深厚醇美的統一.他的田園詩寫的是平淡的田園風光和日常的農村生活,反映的是歸隱后恬淡的心境與情趣.在表現方法上,這些詩歌多用白描手法,語言樸素自然,少見華麗,但這并不意味著平淡無味.在田園詩平淡的描寫中蘊含著陶淵明對生活的熱愛和對自然的熱愛,表現出他美好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同時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富有意境,所選的景物多具有鮮明的特征,且飽含著詩人的感情,體現了詩人的個性特征.陶詩還善于將深刻的哲理融入詩歌的形象中,使平凡的素材表現出不平凡的意境,這種情,景,理交融形成的意境十分和諧,往往令人神往.陶淵明長于詩文辭賦，詩多描繪自然景色及其在農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優秀作品寄寓著對官場與世俗社會的厭倦，表露出其潔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揚“人生無常”，“樂安天命”等消極思想。其藝術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勝，語言質樸自然，而又極為精煉，具有獨特風格。是我國第一位田園詩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為主題。《桃花源記》周新國先生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之一，約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繪了一個世外桃源。以武陵漁人進出桃花源的行蹤為線索，描繪了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自食其力，自給自足，和平恬靜，人人自得其樂的社會

賈島詩的練字練句的特點

苦吟 求字之雋永及幽僻孤峭

文天祥詩的特點

其詩具有崇高氣節、悲壯情懷和血性精神他的《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么沉痛又多么激昂，那樣多情又那樣無畏，生之眷戀與死之坦然盡在其中，家國情懷與中華氣節激蕩其間，以至于敵人看后，也不禁贊嘆：“好人好詩！”

王實甫西廂記的社會影響

《西廂記》最突出的成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鶯鶯傳》的主題思想和鶯鶯的悲劇結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愛情上堅貞不渝，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并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得到美滿結果的一對青年。這一改動，使劇本反封建傾向更鮮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主題思想。在藝術上，劇本通過錯綜復雜的戲劇沖突，來完成鶯鶯、張珙、紅娘等藝術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動鮮明，加強了作品的戲劇性。

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有鮮明、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題。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已經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沒有把“夫貴妻榮”作為婚姻的理想。他們否定了封建社會傳統的聯姻方式，始終追求真摯的感情，愛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祿之上。《西廂記》結尾處，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達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美好愿望，表達了反對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級制度的進步主張，鼓舞了青年男女為爭取愛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爭

馬致遠漢宮秋的特點

<一>題材特點

《漢宮秋》雖然描寫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但是卻與歷史上昭君主動請求和番的故事有很大不同。據《漢書》的《元帝記》和《匈奴傳》記載，昭君確有和親，嫁給了呼邪單于。但在此劇中，馬致遠根據自己的現實感受和個人情感，添加了一出“帝妃戀”，這一戀情是真實歷史中聞所未聞的。此劇中對漢元帝有較多夸張的美化，他對王昭君有著深厚的感情，昭君也愛戀著元帝，這樣的題材，是顛覆了傳統歷史的。正如我們所知，在昭君出塞前，元帝與昭君素未謀面，又何來雙雙的深墜愛河呢？可以說馬致遠的這種通過顛覆歷史來創造題材的方法對于讀者來說，是極具視覺沖擊力和心理挑戰力的。《漢宮秋》題材如此大膽和新穎，這應該是它能夠成為中國古代十大悲劇之一的原因之一吧。正因為題材如此另類，所以這出戲劇才能經久不衰，日益煥發奪目風采。

（二）語言特點

（1）詞曲優美動人。《漢宮秋》有元劇之冠的美稱，日本人青木正兒《元人雜劇概論》指出：馬致遠的曲辭，雖然富于文采，而極清奇，和王實甫、白仁甫相比，則別為一派，宛然居于文采派與本色派之間。（2）曲辭具有意境和音律美。（3）對仗、頂真

【南呂.一枝花】中，“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無憂”等句，運用了對仗手法，不僅豐富了文采，而且增強了文章的閱讀性，使得曲調更見氣勢。

【梅花酒】】呀！俺向著這迥野悲涼。草已添黃，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槍，馬負著行裝，車運著糇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墻；過宮墻，繞回廊；繞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螀；泣寒螀，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此處用了頂真的手法，用上句的結尾作下句的開頭，首尾遞接，語氣連貫，形成回環相生的氣勢，節奏抑揚頓挫，增強了氣勢。（4）口語和典故并用，雅俗共賞

此曲中大量運用了“這搭兒”“一頭地”等方言，此外還有“眉頭一縱，計上心來”等來自民間的語言，使詞曲充滿了生活氣息。

水滸傳人物塑造的突出成就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點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實的歷史環境中，扣緊人物的身分、經歷和遭遇來刻畫他們的性格。誠然，全書幾乎沒有什么具體的社會環境的介紹，但通過對各階層人物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的描繪，一幅北宋社會生活的圖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在人物塑造上，《水滸傳》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對比中，突出他們各自的性格。這種對比方法，不僅表現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運用得很成功。

此外，《水滸傳》有時也通過富有特征性的細節來塑造人物個性。如武松打虎時，借哨棒打斷的細節，充分表現了他全神貫注的緊張神態，渲染了這場惡斗的氣氛，也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從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金瓶梅的藝術創新

一、打破往昔小說題材因襲傳統的思維模式

二、改變了古典現實主義塑造形象類型化的格局

三、情節結構上由單線串聯的版塊變為經緯交錯的網絡型

四、創作觀念上改寫了傳統的宣傳與說教意味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儒林外史》最真實地描繪了一代儒林的真相，在冷靜如實的敘述中，使人物形象自身的言行構成諷刺。對哭貢院的周進，中舉發瘋的范進，宣揚舉業的馬二先生等，作者均未顯出任何褒貶，做出任何評價，但這些形象本身，無不產生諷刺效果。當然，在真實的基礎上，《儒林外史》也并不排除夸張，但這夸張也是委婉而含蓄的。另外，《儒林外史》也通過人物性格發展變化所構成的前后對比形成諷刺。例如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前后的變化等，在對比中取得了諷刺的效果。

朱自清《背影》、冰心《寄小讀者》對現代白話散文的貢獻

《寄小讀者》用書信體形式向少年讀者報道自己身處國外的生活和心態。這兩部集子的共同之處是，大多通過對過去和當前的景物描寫，抒發作者內心的情思，表達對自然、母愛的贊美，所以這些作品實為抒情散文，筆調輕盈、文字雋麗、感情細膩，既發揮了白話文流暢的特點，又兼有文言文凝煉簡潔之長。以文體與語言的形式而論，都具有開創的性質，語言清麗、自然并夾雜著古漢語韻味，是一種具有鮮明藝術特點與個人敘述風格的文體，文筆清新，簡潔卻富有韻味，勇于實踐，在促成我國的文學從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上做出了特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