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譯學史》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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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譯學史》讀書筆記

作者：劉玲

來源：《新農(nóng)村》2011年第13期

摘要：本文主要以《中國譯學史》為研究對象，通過該書與其他同類寫史書籍的對比研究出了《譯學史》的三個主要特點，以及一些存在的不足。從這些不足中得出結論，對于翻譯學的研究應該是持一種辯證以及懷疑的態(tài)度。

關鍵詞：譯學研究方法辯證懷疑

一、概述

《中國譯學史》是由陳福康先生主編，最初是2000年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原名《中國譯學理論史稿》。該類寫史的書籍較多，比如王炳欽的《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方華文2005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翻譯史》，王宏志的《重釋“信”、“達”、“雅”》等等書籍。這些書籍都是從不同歷史發(fā)展時期來分析中國翻譯史的發(fā)展。陳福康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專門從事中國文史研究工作的專家，主要學術成果包括《鄭振鐸傳》，《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井中奇考》等等。對于該書，天津工業(yè)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趙秀明先生曾經(jīng)寫過一篇名叫《從的出版看我國的譯論研究》的論文。本文試圖通過對比《譯學史》與其他寫史書籍的不同，來找出該書的優(yōu)缺點，同時給出一些寫史研究方法的建議。

二、本書的內容與結構

該書總共四個大部分，引言，正文，附錄和后記。引言部分主要就是講述一些該書成書的經(jīng)過，以及主要的內容結構等等；正文部分一共分為四章,按照歷史發(fā)展順序，包括中國古代譯論的譯事及論說，晚清時期的譯論，民國時期的譯論，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譯論。每一小節(jié)主要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譯者所處的歷史背景，生平介紹；該譯者的重要理論主張，主要的譯學活動以及翻譯作品等；總結該譯者的地位，影響等等。從總體上來說該部分主要論述了中國譯學理論的形成、轉折、發(fā)展以及鼎盛的歷史，為學者學習和研究中國傳統(tǒng)譯學理論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發(fā)展脈絡。另外附錄部分主要列出一些參考書目。后記就是一些與本書寫作相關的話，包括對前人類似書籍的總結和該書成書的意義等等。

三、該書特點評析

通過對比陳福康的《中國譯學史》與王炳欽的《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后者是以濃縮的形式介紹了數(shù)十位古今的一些翻譯大家，不那么詳盡；而對于《中國譯學史》一書，我粗略地概括了以下三個特點：

1.從整體來看，本書是以歷史發(fā)展順序敘述，把中國的翻譯活動與歷史時期結合在一起，清晰明了；如晚清時期的西學翻譯熱潮，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翻譯熱潮等等都是和相對應時期的時代背景相結合而產(chǎn)生的；而且同一個時期的翻譯家譯論、主張相似，讀者易于明白。而且作為一部專史，該書內容詳盡，把一些很鮮為人所知的翻譯家，如古代譯論部分少數(shù)民族翻譯家，如黨項族的骨勒茂才、蒙古族的確吉敖斯爾等，包括一些國家領導人對翻譯的貢獻，如毛澤東，周恩來等。

2.從目錄結構來看，每一小節(jié)講述一個翻譯家，但是與其他譯史書籍不同的是，它同時列出該翻譯家的主要思想或者是代表作品，例如：“玄奘的五不翻”，“艾思奇的《翻譯談》”以此來作為小節(jié)標題等等。這樣的目錄結構讓人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一個翻譯家的主張，或者是地位，這樣對于一些只想粗略了解中國翻譯史的學習者來說既可以節(jié)約時間也可以了解全面。

3.從內容來看，每提及一個翻譯家，如與前面內容有聯(lián)系之處，必會結合前面的內容進行闡述，分析各自優(yōu)缺點。比如在提及鄭振鐸先生關于譯名統(tǒng)一問題的觀點的同時也總結了前人如徐繼畬，傅蘭雅，高鳳謙，嚴復等等的局限性，從而說明了鄭振鐸先生提出該問題的重要地位。同時在介紹每一個譯者的時候有褒有貶，采用辯證的眼光客觀的對待，即使是在翻譯界被視為泰斗級的人物，例如嚴復，書中評論嚴復多少流露出盲目崇拜雇人的錯誤傾向，還有就是他把雅與俗絕對對立起來，有違辯證法。所有這些作者的評論以及觀點都是有根據(jù)可循的，書中作者都給出來可靠的文獻來源，即使尊重作者也是對自己說話負責。

四、局限性

這本書無可厚非是一本極有價值的譯學理論研究的書目，而且也享有極高的聲譽，但是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有瑕疵，金無赤金，人無完人，讀過之后個人覺得有以下三點不足：

1.在該書中不應該只是單獨的闡述中國譯論史，可以在闡述某個時期時候簡單地闡述一下與之對應的該時期的西方譯論的主流思想，以及對中國翻譯家的影響等等，就正如《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上，講到中國現(xiàn)代翻譯思想時，作者就把中西翻譯思想融合起來講，通過這樣的比較研究，一則促進各自的發(fā)展，二則可以讓讀者了解更多有價值的知識。

2.前面提到該書的內容詳盡，是其他同類書籍無法比擬的，但是這讓人覺得整本書讀起來單調乏味，沒有什么重點，他們之間缺少該有的邏輯性，讓了讀完之后仍然覺得是一片散沙。

3.讀完該書之后覺得它的概括性很強，這正是譯史類書籍的一個特點，但是就像上面所講的整本書讀完之后給人的感覺是一盤散沙，沒有一根清楚的線可以貫穿每一個時期，比如在講到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時候，王炳欽先生就提出了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的發(fā)展歷程“直譯—意譯—直譯—新譯”貫穿了整個古代翻譯史，讓人讀完之后在頭腦里有個清晰的脈絡。”所以該書如果能夠有一條類似的線索那會更加的清晰明了，讓人易懂。

五、總的評價和收獲

讀完該書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個時期都存在的論爭，翻譯家之間通過文字的爭論，比如民國時期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的爭辯，就翻譯史“媒婆”還是“處女”又或者是“奶娘”進行了爭論，他們在爭論的同時更加深入的對翻譯進行研究，實踐，這無疑是對翻譯理論的發(fā)展有一個促進作用。所以我們做學問就應該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和態(tài)度來看待任何一個觀點，問題，敢于挑戰(zhàn)權威，同時應該在肯定該觀點好的方面的同時評判它的壞的方面，而不應該全盤否定。但是同時也應該力所能及，不要胡亂地去批判，應該在足夠的證據(jù)下，才去推翻別人的觀點。而且做學問應該以一種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進行，就像陳福康先生一樣具有探索精神，盡可能全面的為讀者提供一本詳盡的數(shù)目，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作者負責。

參考書目：

[1]陳福康，中國譯學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王炳欽，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第二篇：中國社會學史讀書筆記

11級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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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賢兵

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 ——讀《鄉(xiāng)土中國》有感

當我在圖書館翻閱費孝通先生所著的《鄉(xiāng)土中國》時，我發(fā)現(xiàn)人們對于這本書的評價總是用這樣的字眼：“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我想，這兩者間一定有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吧，于是我就滿懷好奇，打開《費孝通文集》，找到這篇文章細細品讀起來。

今天，我們來談“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這個話題，不時能看到歷代先賢為之孜孜不倦的身影。應該說，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4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并鋪墊好的。1947年，費先生完成了《鄉(xiāng)土中國》的分析，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訴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一個靜態(tài)的模型。同年，他遠赴歐洲對西方人談起了“鄉(xiāng)土重建”。他在這次演講中觸及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人類社會秩序建構的問題，明確指出中國文化的特性在于太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位育而忽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導致資源利用上的克己。晚年的時候，他談到了“文化自覺”：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fā)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xiàn)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問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現(xiàn)代中國人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

今天，中國的鄉(xiāng)土和文化正日益成為全球化、市場化和現(xiàn)代化規(guī)則指導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會工程”，人被這些工程剝離，家園在喪失，內心不得寧靜。現(xiàn)在，千百年來中國人憑自己的勤勞、智慧和 勇敢建立起來的現(xiàn)代國家、民族經(jīng)濟、文化體系的軀體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現(xiàn)代化潮流席卷之下，這些讓我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卻要被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們的生命周期從小到大重新來建造，這是何等的挑戰(zhàn)！當初費先生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提出并嘗試回答“作為中國基層的鄉(xiāng)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一問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鄉(xiāng)村變了很多，但沒變的東西我們似乎還能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找到。今天我們談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所面臨的時代任務就是在這個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來畸形經(jīng)濟發(fā)展觀所產(chǎn)生的鄉(xiāng)土中國社會文化失所的影響，使中國的社會發(fā)現(xiàn)道路不至于偏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文化是上層建筑，它與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程度密切相關。世界上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文化，雖然在人類發(fā)展的各個大階段中，有大致相同的核心內涵。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獨特性，或是多樣性的問題是很重要的。費先生認為，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經(jīng)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地球越來越小”。處在這樣一個國際環(huán)境下，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化將會不斷地接觸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為如此，我們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覺”，要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文化，認識其他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共同創(chuàng)造人類美好的未來。“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點和它發(fā)展的趨勢，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 環(huán)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反思當前國際上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國要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認識我們中國人的真實面貌，我們首先要自己認識自己，才談得到讓人家來認識我們和我們去認識人家，科學地相互認識是人們建立和平共處的起點。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理想，就是要實現(xiàn)一個人類和平共處并共同發(fā)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間不應互相沖突，而應相互協(xié)調。

正是因為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之間的斷裂和接續(xù)才使我們發(fā)現(xiàn)多重現(xiàn)代性發(fā)展經(jīng)驗與知識積累的不足。這種不足在人文社會科學對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層累的診斷報告上一覽無余。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傳統(tǒng)文化的式微時節(jié)，王國維對鄉(xiāng)土中國的呼告是要我們記住這個傳統(tǒng)文化是有生命的。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現(xiàn)代性追求的行動時期，費孝通提出鄉(xiāng)土中國的時候只不過是讓人們思量一下往現(xiàn)代化前進的時候不妨看看腳下的大地。今天我們在這里再一次呼喊鄉(xiāng)土中國與文化自覺的時候，不只是為了要緬懷前輩先賢，而是我們也要面對一個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根據(jù)中國當前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來看，人們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19世紀的發(fā)展模式。這個諷刺性極強的社會發(fā)展階段的對應關系毫無疑問是我們這些年來既不講歷史也不問世界埋頭拉車的必然結果。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源自農(nóng)村，禮失而求諸野，鄉(xiāng)土中國仍然保持著大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原汁，從鄉(xiāng)土中尋找中國現(xiàn)代性的智慧，是一條可能的路徑。20世紀鄉(xiāng)土中國多樣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摸索的道路上，梁漱溟先生所進行的鄉(xiāng)村建設實踐就是這方面的努力。費先生認為，在經(jīng) 濟全球一體化后，中華文化該怎么辦是社會發(fā)展提出的現(xiàn)實問題，也是談論文化自覺首先要面臨的問題，要“切實做到把中國文化里面好的東西提煉出來，應用到現(xiàn)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成為世界性的東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第三篇：《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讀書筆記

《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話》讀書筆記

光電1001

李喆勛

100150128 當前我國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是關鍵。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中國科學技術為什么古代先進而近代落后，一定有社會歷史的原因。研究和了解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歷史，探討它的發(fā)展規(guī)律，將可以起到鑒古論今的作用。本書將向讀者揭示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不僅敘述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也探索近代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中國科學技術史，是整個人類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它發(fā)展的過程中，不斷吸取了世界各民族、地區(qū)和國家的許多成果，同時也把自己的許多成果傳到國外，貢獻給全人類。關于中外科技交流，《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話》也給予了一定的注意。

盡管在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過程中吸取了許多國外成果，但是，中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道路、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卻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具有獨立性和特異性的特殊傳統(tǒng)。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有它自己的體系。一般認為，所謂“體系”是指嚴密的理論體系，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經(jīng)驗性和實用性，恰好缺乏嚴密的理論體系。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是否完全缺乏理論體系，這個問題也有不同意見，現(xiàn)在我們暫且撇開不說。但是，從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獨具一格的這一特點來看，不論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整體或者是各個分支學科，也完全稱得上是自成體系的。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特點是在封建社會初創(chuàng)的秦漢時期形成的，從建立與鞏固新的封建秩序出發(fā)，要求科學技術直接為發(fā)展生產(chǎn)服務就成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實用性的色彩。實用科學特別注重生產(chǎn)實踐和直接經(jīng)驗，注重工藝過程、工藝方法和實際操作的效益，具有實際經(jīng)驗的工匠、文人、醫(yī)生對實用科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實用科學把研究的最后落腳點放在應用上，如把天文學的研究建立在觀測的基礎上，以便解決實際問題見長的體系。各項技術的發(fā)明則直接同工程建設、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的改進、軍事工程設施、武器的改進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其實用性、應用性更加突出。由于封建社會綿延2000多年，中國在秦漢時期形成的這種特色，也就進一步固定化，幾乎成為一種前后繼承的固有模式。

我在讀完《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話》之后，對于明清之際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有一定的感想：

中國科技從領先到滯后，中間經(jīng)歷了明清之際二百多年的過渡期，時間大約從萬歷（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國一方面希望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另一方面由于內外諸多因素制約，最終未能抓住追趕世界科技的機遇，歷史經(jīng)驗及教訓值得做出總結，也值得各種認識彼此爭鳴。明朝的中國，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開放，眼界最為遠大，統(tǒng)治者階層對于傳播引進外國先進思想技術最為熱心，心態(tài)也最為良好的時期，這和明代本身經(jīng)濟的高度發(fā)展，思想的高度活躍，廣大知識分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空前高漲是分不開，而所有的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須歸源到明朝開國之初所制訂的政策。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復期，正是在明朝統(tǒng)治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階層的活躍，哲學思想的突破，使得原來開始走下坡路的中國文明挽回了頹勢，重新煥發(fā)出多樣多采的的活力，重新顯示出人性的尊嚴，個性的張揚。中國歷史上在春秋戰(zhàn)國以后再一次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現(xiàn)出對科學的空前興趣，明朝中期，統(tǒng)治者明成祖支持國家對外開放，允許外來科技傳入中國，并積極學習外來西方科學技術，但隨著國力的衰落，統(tǒng)治者害怕外來事物的大量傳入，會蠱惑國民，威脅其統(tǒng)治，開始禁止對外開放和外來事物的進入，關起國門來自守。最終由于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不堪和對百姓的無止壓榨，明朝毫無懸念的走向滅亡。此時的少數(shù)滿洲部落入主中國，取代漢人成為國家的統(tǒng)治者，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統(tǒng)治者吸取明亡教訓，統(tǒng)治初期進行各個方面的改革。

明清之際,我國和歐洲的文化交往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此時的中國社會進行了一個重要的過渡，開始由一個逐漸衰落的明王朝向強大的清王朝過渡，由漢人統(tǒng)治的國家轉而有少數(shù)名族統(tǒng)治，在思想上和對外態(tài)度上統(tǒng)治著階級的態(tài)度也明顯發(fā)生變化。然而中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經(jīng)過明清之際這一過渡時期，雖試圖迎頭追趕，整體還是逐漸落后。當時與中國進行最早和最多的的西方交流的代表并不是所謂的科學家，發(fā)明家，而是傳教士，這些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是以傳教為目的，他們的本意決非是好心好意來傳播科學的，但要想在中國真正的進行傳教活動，他們必須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級打好關系，進而結果他們不得不和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翻譯出版大量的科學書籍。西方傳教士艾儒略（1582-1649）利瑪竇進貢的《萬國圖志》和龐迪我奉命翻譯的“西刻地圖”，葡萄牙人陽瑪諾有《天文略》，湯若望有《遠鏡說》，比利時人南懷仁有《坤輿圖志》，康熙與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德理格合著《律呂正義》，反響不小，并非他們象白求恩這么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而是當時明朝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熱情和關注遠遠超出了對宗教的關注，傳教士要想為傳教開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國的知識分子士大夫，贏得他們的尊敬與看重，就必須出版科學書籍，就必須傳播西方的科學，否則他們幾乎寸步難行。當傳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國居住和旅行的資格以后，他們對翻譯傳播西方科學的熱情就極度減弱，當中國知識分子要求他們翻譯時候，往往尋找各種理由推脫搪塞，難以搪塞的時候，才勉強答應。傳教士本來到中國以傳播宗教為目的，到結果卻變成了不得不傳播科學，這種現(xiàn)象本身就意味深長。明清之際由歐洲傳教士輸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歷法，傳授天文學，數(shù)學，以及武器制造。歷法方面：中國的天文學到明代止，已有３０００年的歷史。明末清初，中國古代天文學體系逐漸走向衰落。中國古代，頒歷權始終是皇權的象征。朝廷設有欽天監(jiān)，掌管觀察天象，推算節(jié)氣，制定歷法。明代歷法一直使用大統(tǒng)歷和回回歷（元代傳自西域），因使用時間太久，誤差逐漸加大，對２４節(jié)氣和日月食的測定，與實際情況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時。萬歷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的一次日食，欽天監(jiān)未測準，于是有人提出組織翻譯介紹西法。由于阻力大，未能實現(xiàn)。當時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些知識分子，積極主張歷法改革。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立即抓住這一機會，以傳播西方天文學為敲門磚，積極參與歷法的修訂工作。以進行歷法改革擴大名譽來是宗教更容易傳入中國。天文學方面：明末則當以《崇禎歷書》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學說為主；清初則以《歷象考成后編》為集其大成者。哥白尼之日心說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蔣友仁傳入，當時中國學者猶不信其言。而這時距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發(fā)表已經(jīng)２００多年了。以及第谷的天文學體系以及刻卜勒、牛頓的觀測與計算方法，１７６０年耶穌會士蔣友仁（法國人，１７４４年來華）在其《坤輿全圖》中介紹了刻卜勒三定律。牛頓萬有引力和力學三大定律。數(shù)學方面：由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述了《幾何原本》對中國數(shù)學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利瑪竇還帶來了克拉維斯編的《實用算術概論》。與李之藻參考《算法統(tǒng)宗》，編譯了《同文算指前編》、《同文算指通編》和《同文算指別編》。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介紹歐洲筆算的數(shù)學書。羅雅谷撰寫的《測量全義》介紹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武器方面：近代西洋火器東漸既是一種技術意義上的“工具”，也是與中國固有文化極不相同的一種文化。此時傳入的歐式火炮——中國人稱之為“紅夷大炮”，該火器的技術性能遠勝于中國的傳統(tǒng)火炮，耶穌會士也出于宣揚天主教的意圖，有意將火炮技術傳入中國。于是這種迫于現(xiàn)實需要與西人弘教愿望的結合，促成了紅夷大炮在明末中國的廣泛流傳，中國火藥、火器理論的形成在明后期，徐光啟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過當時在澳門的傳教士，募購了80多門西洋大炮，從而拉開了紅夷大炮傳入中國的序幕。康熙年間，康熙皇帝積極組織生產(chǎn)大炮。

科學技術在宋元時代曾經(jīng)獲得重大的發(fā)展，許多部門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并建立了自己的體系。明朝統(tǒng)治時期，西方國家隨著工業(yè)革命的到來，科學技術迅速發(fā)展，許多領域都發(fā)生了重大的變革。明清時期，中國逐漸陷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受到“只重其法，不重其理”的舊體系的束縛，也日益落在西方國家的后面。但某些具有自己傳統(tǒng)的領域，仍然出現(xiàn)了一些杰出的科學家和科技著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西方的科學技術傳入后，某些領域逐漸注重科學原理的探討，得到新的進步。

總而言之，明清之際作為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此期間的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對當時的中國產(chǎn)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它在時代背景，原因，傳播途徑，傳播引領者，以及明清之際我國內部的現(xiàn)實上決定了：此時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是無法阻止的歷史潮流，但經(jīng)過此階段之后中國開始走向衰落。而另一方面衰落之中的中國并為真正認清自身的弊端所在，而繼續(xù)以天朝上國自居，蔑視一切外洋事物。

第四篇：學《中國服裝史》有感

學《中國服裝史》有感

早在之前就有關注“漢服”，所以在我領到《中國服裝史》這本書時激動萬分，很期待《中國服裝史》的開課。因為在網(wǎng)上資源有限，我雖查找了很多關于漢服的資料及圖片但還是缺乏一個完整的體系。所以十分期待課程的開始，但與網(wǎng)上不同的是網(wǎng)上普遍講的“漢服”是指漢族傳統(tǒng)民族服飾、又稱漢衣冠、華夏衣冠、漢裝、華服、唐服、衣裳。而書本是按朝代劃分書里指的是漢朝的的服飾。所以差別很大，但這并不影響我對古典服裝的喜愛。并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對其了解得越多我對其的喜愛也越深，也更加熱愛。《春秋左傳注疏》有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這華指我們衣裳美麗，這夏指我們禮儀博大，光照四舍。我國文化淵源長久，服裝隨著朝代的變遷也不斷豐富，出現(xiàn)了曲裾，襦裙，襖裙，褙子等服裝。但是相比這么多服裝我還是最喜歡曲裾。

最初接觸到的古代服裝無非是從國民經(jīng)典大劇《還珠格格》開播開始的，那時嬉皮搞笑有個性的小燕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算是我對“漢服”感興趣的啟蒙老師。長大后由于穿越劇的流行，電視里常播放著各種古裝劇并且在網(wǎng)絡上也風靡著各種古風言情小說。從那時開始，我才慢慢注意到了古代服裝的美麗與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深深的被其吸引著。從那之后我就開始收集各種古風的畫集、歌曲、服裝等有關古代的東西。因為對古代服裝的樸素大方所吸引，我常流連在百度的漢服貼吧和漢服研習制作吧。常常羨慕著有漢服穿的妹子們，學習別人的制作經(jīng)驗，買好了布，準備動手也制作一件漢服。但是一直以來都沒有動手，因為有點看不懂古代服裝的裁剪方式。但現(xiàn)在學了之后發(fā)現(xiàn)好像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難或許寒假可以嘗試下！

我喜歡曲裾雍容典雅，特別喜歡它因纏繞而形成多層疊加的裙擺，顯得大方雅致。曲裾出現(xiàn)，與漢族衣冠最初沒有連襠的罩褲有關，下擺有了這樣幾重保護就符合理并合禮得多，因此，曲裾深衣在未發(fā)明袴的先秦至漢代較為流行。開始男女均可穿著，但到后來男子曲裾越來越少，由于襦裙的流行，曲裾也退出了潮流。但如今再看曲裾，風韻猶存，美感十足。曲裾的特點是下擺繞兩圈，衣裙一體,，內穿有下裙，垂胡袖兩繞長曲。一般曲裾作為禮服，必須搭兩件中衣、一條中裙和曲裾，效果會成三重衣的效果。也正是三重衣多的效果顯得更加古雅大氣，讓我深深的入迷。

在如今任有許多淘寶商家做的古裝服飾其中，最主要的是對襟襦裙，其次就是我喜歡的曲裾。因為曲裾做工相對對襟襦裙復雜，所耗

布料也更多，價格也比普通的對襟襦裙高得多。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如夢霓裳的一剪梅系列和入塞系列。一剪梅以白紅搭配，白款彌漫著書香氣息，又沒古樸大方，而紅款顯得更加活潑年輕。而入塞系列以白配綠，古雅典致、沉穩(wěn)大方不失浩氣，故以出塞為名。當然這兩款都是如夢霓裳的當家寶貝，價格自然也不能輕視??所以喜歡漢服，想入深坑，還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僅僅有衣服不夠，發(fā)飾等也需要付出。所以我選著讀服裝設計與服裝工程的目的也在此，做自己喜歡的衣服。并開家實體店或網(wǎng)店做做自己喜歡的衣服，讓更多人開心的穿上我做的衣服。學習了《中國服裝史》使我了解了更多的，掌握了更多。讓我覺得更加有信心也覺得在網(wǎng)上開家漢服的網(wǎng)店不是一個夢。所以，學習這門課程我很開心，也學到了很多，里面的知識很豐富，我會不斷去啃的。復興漢服不是夢，現(xiàn)在有那么多的同胞們一起組織活動，這周日我也將去參加在大夫山舉行的漢服一日游活動，和我的小伙伴們交流暢談，很開心在大學有這門課程的開設，并且能和這么多的朋友一起分享一起傳播漢文化。漢文化博大精深，我相信復興漢服不是一個夢。

第五篇：史通讀書筆記

《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筆記

第一章 史的意義及其范圍

何為歷史，何為歷史學，這是我們不曾考慮過的問題，直到《史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出現(xiàn)。然后梁公告訴我們：“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xù)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xiàn)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首先，歷史是人類全體或其大多數(shù)人創(chuàng)造的，而不是個人所為，所以它的性質是社會的而非單獨的；復次，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是連續(xù)不斷的，因為社會是螺旋形的向上發(fā)展的；再次“凡活動，以能活動者為體，以所活動者為相”，所以凡是能活動的事項，能使人類的情感、理智、意志產(chǎn)生的事項都是歷史的范圍；再次，社會活動成就的取得全社會人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動之間因果關系是特別不容忽視的。最后，現(xiàn)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經(jīng)不再是為統(tǒng)治者服務，而是使國民知道現(xiàn)在的生活與過去的、未來的生活之間的休戚關系，從過去的生活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為現(xiàn)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通過這章，對中國史學的發(fā)展就會有整體的印象。

詩歌、《易》、《詩經(jīng)》是史的最初體裁。中國的各種學問中，史學最發(fā)達，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與職責之崇是分不開。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他做《史記》開創(chuàng)紀傳體。“《史記》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八書詳記政制，蛻行于《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鎖語，則《國語》之遺規(guī)也。”斷代為史，始于班固的《漢書》。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陸賈之《楚漢春秋》、荀悅《漢紀》（現(xiàn)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善鈔書者可以成創(chuàng)作。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開創(chuàng)了紀事本末體。政書有《通鑒》、《通典》。上述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千年以為目錄。梁公說：“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旬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

梁公認為史籍可分為兩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記》；二曰注事實，如裴松 之注《三國志》。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評史書者。“自有劉知幾(《史通》)、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文史通義》)，然后中國始有史學”。清代史學有數(shù)類創(chuàng)作：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黃宗羲之《明儒學案》為中國有學史之始、趙翼之《甘二史札記》。還有很多類書在清代極為發(fā)達：表志之補續(xù)；史文之考證；方志之重修；年譜之流行；外史之研究。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認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離不開貴族性”，所以現(xiàn)今的人該讀何史是歷史改造中的首要問題。他還認為改造后的歷史應該為生人而做，而非為死人古人而做；史學的范圍應以收縮為擴充；做客觀性質的歷史；人類活動相注重其情態(tài)；還應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單辭、不相聯(lián)屬。因此梁公認為今日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

第四章 說史料

史料，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jù)傳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來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請開獻書之路表》中有“書有五厄”的論述：秦始皇焚書，一厄；王莽赤眉軍入關對典籍的焚毀，二厄；東漢末年董卓遷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毀，三厄；西晉末年的“劉石亂華”，書籍散亡殆盡，四厄；南朝梁時的侯景之亂，梁元帝自焚藏書于城外，五厄。明代胡應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礎上補上五厄，為“十厄”，在《論歷代書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廣陵焚書，一厄；唐開元盛世藏書毀于安史之亂，二厄；北宋靖康之災，圖書遭毀，四厄；紹興之禍，南宋圖書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徑不外有兩種：一是在文字記錄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記錄的史料。

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的性質可分為：現(xiàn)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這其中包括(甲)現(xiàn)存之實跡，(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fā)現(xiàn)者，如意大利龐貝古城、我國直隸巨鹿縣發(fā)現(xiàn)的古城，(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xiàn)者，如高昌一壁的發(fā)現(xiàn)，另外殷周間禮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鏡屬、貨幣、玉石、陶瓷、瓦磚、地層中之石器。(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像。

文字記錄的史料有：(甲)舊史，(乙)關系史跡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xiàn)，(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之學在晚清達到極盛，(庚)外國人著述。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對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舉了幾個他親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研究六朝唐造像，記錄每次讀到的“也可里溫”字樣。他每次都將腦筋練純熟，使之有銳敏的感覺，再加上耐心，這樣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邁、趙翼都是這樣做的，這種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其中還得特別注意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它是指某時代無某種現(xiàn)象，反之則稱積極的史料。

正誤辨?zhèn)危侵^鑒別，對于鑒別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中國佛教起源的問題，上海托始于戰(zhàn)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的問題。其中當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時，從原則上是以最先、最近的為最可信，有時也得根據(jù)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前清乾嘉諸老的嚴格的考證法，也就是近代科學家所倡用的歸納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別真?zhèn)蔚孟缺鏁俦鎮(zhèn)问隆Ｊl辨別偽書的公例，六條證明真書的條例，七條偽事的種類，七條辨別偽事的態(tài)度，對我們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對待史料的真?zhèn)螘r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 史跡之論次

梁公認為史跡的論次首要是著眼于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先生在講解的同時告誡我們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實之間的關系。對于自然科學與歷史的區(qū)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點見解：其一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復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常為個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學的事項是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是恒以時間空間關系為主要基件。對于史界因果的劈頭一大問題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其中有“歷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眾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對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態(tài)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條意見，在第八條觀察所緣中，梁公對當時義和團運動的爆發(fā)的緣由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當時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緣、間接緣分析到位，綜合類當時的社會形勢：日本的大陸政策，俄國的東侵政策，德國的遠東發(fā)展政策，清朝的宮廷問題等。還講出了義和團運動的三項業(yè)報。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這可分為總論、分論兩部分，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在總論中梁公對史家的四長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劉知幾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后來章學誠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對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先史德、次史學、次史識、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認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正因為魏收心術不端，《魏書》才被大眾認為是穢史。在這方面應極力鏟除夸大、附會、武斷的毛病。

史識，講的是歷史學家的觀察力，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觀察的程序可分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兩種。要養(yǎng)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要注意不要為因襲傳統(tǒng)的思想所蔽，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史才，即文章構造的技術，這都體現(xiàn)在文章的組織與文采方面，組織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簡潔、是否文采飛動。如何養(yǎng)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讀、少作、多改。分論中詳述了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的做法。

人的專史即舊史的傳記體、年譜體，專以一個人為主，偉大人物是人的專史的主要對象。大概可分為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五種形式。其中專傳是以一部書記載一個人的事跡，列傳是以一部書記載許多人的事跡；專傳一篇即是全書，列傳一篇不過全書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專史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專以重大事情為主。

文物的專史即舊史的書志體，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為主。文物的專史主要按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類來做。

地方的專史即舊史的方志體，因中國幅員太廣，不能再以帝都為中心，而應分為若干區(qū)域，以觀其各時代發(fā)展的痕跡。

斷代的專史即舊史的斷代史體，專以一個時代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興亡來劃分。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讀書筆記，從梁公的論述中感受到了他豐富的史學，對中國的史籍都有所涉獵，這是令我們十分汗顏的，作為一位學歷史的同學，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讀，多讀，多讀，多思。篇二：《中國史學史》讀書筆記.doc 從遠古傳說到馬克思主義史學

——讀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看中國史學發(fā)展 文學院中文系08級1044408029 徐衛(wèi)明 [摘 要]白壽彝主編，瞿林東、陳其泰、吳懷祺、施丁、顧誠等五位教授撰寫的《中國史學史》，于2004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史》是歷史學專業(yè)基礎課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遠古時代神話傳說，下迄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馬克思主義史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通史性質的史學史教本。這本書匯注了白壽彝及他的學生兩代人的心血，是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的智慧結晶，是推動中國史學史發(fā)展的強勁動力。

[關鍵詞]白壽彝 《中國史學史》 著作特色 啟示與反思

史學史是一門還在樹立中的學科，還處于發(fā)展期。“史學史的任務是闡述史學發(fā)展的過 [1]1程及其規(guī)律，闡述史學在發(fā)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

在整個史學史領域，我們須照此推演中國史學史的梗概。

中國史學史是研究中國史學本身發(fā)展過程與及其規(guī)律的學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國史學史》出版，標志著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啟超便第一個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專著的設想，而后，此領域學者前赴后繼。我們一般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中國史學史初現(xiàn)雛形。而作為史學史學科豐碑式的人物白壽彝，其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及建設貢獻巨大，影響不言而喻。1964年2月29日，白壽彝先生在《人民日報》發(fā)表論文《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確提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在闡明中國史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同時，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要批判地總結我國史學成果。闡明規(guī)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個經(jīng)常任務。”基于此，寫好教本又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學專著的、具有通史性質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讀《中國史學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國史學史》內容上起遠古的傳說時代，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史學。全書共8章，43萬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時期：中國史學的童年；第二章，秦漢時期：中國史學的成長； 1 / 5 第三章，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中國史學的發(fā)展；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fā)展；第五章，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衰老時期的史學；第六章，近代史學(上)；第七章，近代史學(下)；第八章，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本書總結和借鑒中華民族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成果，闡明了中國史學發(fā)展的歷程、特點與規(guī)律。白壽彝先生深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影響，十分注重將中國史學史發(fā)展放入中華民族文化系統(tǒng)中來考察，使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過程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參加本書編寫的成員，都是在史學研究領域內有很深厚功力的專業(yè)工作者，還是具有豐富教學經(jīng)驗的教師。該書文筆流暢，敘述清楚，說理深邃而又不顯枯燥，對于非歷史學專業(yè)的我來說，其也具有很強的可讀性。1.遠古的神話傳說是中國史學的起源

中國史學的起源，是研究中國史學史分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認為史學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認為史學開端于史官。而本書首章第一節(jié)即遠古的傳說，這就意味著白壽彝先生把中國的史學起源定格在遠古神話傳說。他說，“中國史學的歷史起源，可以從遠古的傳說說起。無論從歷史意識來看，還是從傳述歷史的形式來看，追本求源，中 [1]1國史學還是要從遠古的傳說說起。”所以本書開篇便談遠古的神話傳說，這體現(xiàn)著白壽彝

先生的獨特見解。

在我看來，本書利用神話和傳說來說明歷史，探

索史學發(fā)展的淵源，是極具開創(chuàng)性的。從書中我們知

道，遠古的神話傳說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戰(zhàn)勝自然

災害和在生產(chǎn)中取得成功的傳說，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媧補天、后羿射日、農(nóng)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棄等；一類是氏族由來和氏族、部落間原始戰(zhàn)爭的傳說，如禹、契、棄、公劉的傳說，黃帝、蚩尤大

戰(zhàn)等。遠古的傳說不僅反映氏族社會人們的歷史意

識，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實的歷史內容，包含

更多的歷史真實性。依據(jù)這些神話傳說，我們可以了

解到遠古時期的神意史觀。在這些零零散散的神話傳

說資料中，有關于遠古時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關于

氏族神的傳說，有關于朝代更替原因的傳說，“在具 體事件上這些傳說不一定完全真實，但作為當時人們的一種意識的存在卻是真實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們反映了遠古時期人們的歷史觀念。”白壽彝先生告訴我們，應透過神話傳說的表象而

注意其內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們來探討氏族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社會、神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的原始意識，這種意識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著文明時代史學家的歷史觀點的發(fā)展和史學的面貌。

在對待整個歷史分期上，本書共八個章節(jié)，即八個分期，白壽彝先生既考慮到史學自身所表現(xiàn)出來的階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顧到史學發(fā)展與當時社會的關系這一橫面；既突出了史學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國史學發(fā)展大的趨勢，使中國史學史的脈絡清晰明朗。2.注重史學發(fā)展脈絡的整體性，同時在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學術生活和成就

本書以時間順序來闡述史學發(fā)展的整體脈絡，以歷史朝代為線索，貫通古今；同時注意史學家在歷史發(fā)展潮流中的思想變化，把史學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及時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層次地揭示史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如著者在介紹劉知幾和《史通》時，不忘提及其所處時代背景。在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形成和發(fā)展起來，代替了前一時期的世家地主，成為政治 2 / 5 上占據(jù)主要統(tǒng)治地位的階層，有不少皇朝重視以皇家力量組織官書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績，劉知幾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書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在時代發(fā)展潮流中，著者還提到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理論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xiàn)在他一方面提倡直書精神，認為直書產(chǎn)生“實錄”，其社會影響是“令賊臣逆子懼”；另一方面，他始終維護“名教”觀念，認為“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實錄直書”理論便在徹底性上大打折扣，強烈的“激揚名教”意識，也和直書原則“唱反調”。著者在分析劉知幾的理論思想時，結合時代背景，闡明了隋唐時期極重的門閥觀念是體現(xiàn)在劉知幾思想和著作上的時代印記，從而，我們也能在時代大潮中把握史學家劉知幾的思想變化。

在我看來，從時代潮流中把握史學家的理論和思想，從而看到時代潮流對其理論和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也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史學家的思想理論的進步性和局限性。站在這個角度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章學誠的史學和方志學尚屬封建文化的范疇，在其方志學的理論表述中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tǒng)思想和道德。我們也就不能強求章學誠以新史學批判封建的舊史學，在時代潮流中，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學誠所能承擔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本章編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見解是獨到的。3.注意史學發(fā)展同社會現(xiàn)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lián)系 在第二章第一節(jié)中，著者特別提到“尊儒和陰陽五行說、讖緯說的流行”這一內容，旨在說明社會現(xiàn)象、社會思想對史學發(fā)展產(chǎn)生不可忽略的影響。著者在書中提到“儒學國教化，也就是儒學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統(tǒng)治者所能承認的教義為準則，必須頂禮膜拜，[1]3刻板地服從，這對于史學的演進當然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禁錮了史學

家思想，鉗制了史學發(fā)展多元化趨勢。在論述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迷信思想的盛行對史學演進的影響時，書中分述兩方面：一方面，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對包括史家在內的學者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對學術的發(fā)展帶來不利影響，如劉向、劉歆父子著書宣揚陰陽五行說為封建政治服務；但另一方面，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得到了考驗，有識見的史家和學者在唯心主義思想泛濫的困難條件下，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以來不妄災異、重視人事、重視總結政治成敗經(jīng)驗的傳統(tǒng)，對唯心迷信的邪說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譚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來，把握史學同社會現(xiàn)象、社會思想的內在聯(lián)系，有利于我們理解史學思想產(chǎn)生的影響因素和史學思想的時代印記。以第四章第二節(jié)中“理學對宋元史學思想的影響”為例，本書著者探討了史學思想發(fā)展與理學間的相互關系。理學的產(chǎn)生，使這個時期的史學思想打上了的鮮明的時代印記，理學家關于天人問題的探究，左右著宋代史學求通的觀點，同時，理學家把史學作為“格物窮理”的一種手段，求歷史盛衰之理，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史學思想的發(fā)展對理學體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把社會思想同史學發(fā)展緊密地結合起來，我們能明晰史學發(fā)展的內在機制和規(guī)律，從而在橫向上把握史學發(fā)展的方向和動機。

4.體現(xiàn)對史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和學術傳承

史學發(fā)展規(guī)律體現(xiàn)在諸多方面。在史書編撰體例上，白壽彝先生致力于史學在每個階段的發(fā)展情況，描繪其發(fā)展線索。如司馬遷開創(chuàng)“紀傳體”史書編撰體例后，便一發(fā)不可收拾，陳壽《三國志》、范曄《后漢書》、“二十四史”相繼繼承和發(fā)展“紀傳體”體例，白壽彝先生將其體例一一道出，以尋求著史書的規(guī)律性，同時，每談及一部著作，必說明其體例，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都作論述。在史學思想的傳承性上，白壽彝先生將每位史家的史學思想單作論述，如第二章第三節(jié)“劉氏父子的史學思想”、第三章第五節(jié)“杜佑的史學思想”、第四章第七節(jié)“馬端臨的史學思想”、第五章第三節(jié)“王夫之的史學思想”等，注重史 3 / 5 學思想發(fā)展的脈絡和前后的內在聯(lián)系。在歷史文獻學的發(fā)展上，白壽彝先生同樣是采取類似論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節(jié)“歷史文獻學的成長”，其后對鄭樵、馬端臨在歷史文獻學上的造詣也多加論述。這種一脈相承的寫法，很好的體現(xiàn)了著者對史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和建樹。

在我看來，《中國史學史》的這種編寫方式很好地體現(xiàn)了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研究領域著書的思想。以線條的方式將屬于一個系統(tǒng)的知識很好地穿起來，邏輯性強，呈現(xiàn)一個完備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又反映發(fā)展的全過程和發(fā)展特點及內在規(guī)律性，給讀者一個清晰的系統(tǒng)和明朗的概念體系。在前后對比對照中，找尋史學時代特點和運動規(guī)律。5.著作內容豐富，細致入微，點面結合對每一位編者來說，《中國史學史》都是他們智慧的結晶。該書內容翔實，引證豐富，細致入微。該書在整體上勾勒出中國史學發(fā)展的框架和脈絡圖，同時又對每個時期的史學發(fā)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詳細的論述。我們來看

書中第四章“宋元時期：中國史學的繼續(xù)發(fā)

展”，開頭兩節(jié)，綜述宋元時期史學、史學思

想和歷史文獻學的發(fā)展，在這其中包括六個

小點來佐證宋元時期的史學發(fā)展的總體特

點。在每一小點中，著者善于運用原始史料

來論證其觀點，讓讀者甚覺踏實。如著者直

接采用《進<資治通鑒>表》中“每患遷、固

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

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來闡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意圖。

本書點面結合可謂匠心獨運。“點”，最明顯的體現(xiàn)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單獨論述；“面”即是指史學發(fā)展的整體概貌。作為教本，該書十分注意史學史知識的全面性；作為學術著作，該書又在寬的基礎上有重點地深入論述。通過“面”的論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們對該時期的史學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過“點”的分節(jié)或分目對重要史家、史著、史學現(xiàn)象或史學思想進行細致剖析。通過對典型史著或史學現(xiàn)象的評述，精雕細琢般把史學發(fā)展的水平具體而微地展現(xiàn)出來。

總的來說，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是高水準的中國史學史著述，有自己獨特的體系、風格和規(guī)模，讀后我們在感嘆之余更多的應該是一份思考。

二、讀《中國史學史》，我的幾點認識

中國史學的發(fā)展和中國歷史的演進，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中國這片土地是中華民族的 [3]1古代先民生息并創(chuàng)造了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的環(huán)境和舞臺。”同樣，我們回顧中國史學的

發(fā)展，也不應該忽視這片孕育了幾千年文明的中華大地。中國史學的起源是遠古的神話傳說，我想，神話傳說是離不開這塊土地，離不開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創(chuàng)造和探索。史學史知識的兩塊內容是過去的史學發(fā)展的狀況和今天對那些史學面貌的理解，過去發(fā)生的史學正是我們民族智慧的體現(xiàn)，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學。歷史在演進，史學在成長，史學史記錄著史學的演進，環(huán)環(huán)相扣，中國史學發(fā)展的系統(tǒng)，在《中國史學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現(xiàn)。

/ 5 《中國史學史》極具教本特色。我們知道史學論文的表達方式有4種，即專著、論文、綜合體史書和教材。教材區(qū)別于其他三種表達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統(tǒng)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統(tǒng)地陳述該領域盡可能全面的知識。教材的編寫不要求對知識的創(chuàng)新，也不要求對已采納的觀點進行論證，至于論證，是讀者需要做的思考，讀者要懂得教本為什么這么說而不那么說；同時，教本旨在給讀者一種總述方式上的一點啟示和引導，這是《中國史學史》編寫所秉承的一些準則。當然“那種教本中只能寫大家公認的有結論的東西的說法和做法，對 [1]2于新興的學科只能是一種阻礙”，所以本書在編寫上也謀求一些變化，比如在編排體例（章

節(jié)體，注意歷史時期的階段性）和編寫內容（遠古神話、史學思想、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史學著作）上都有一些創(chuàng)新。

當然，《中國史學史》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有些章節(jié)在論述過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內容有些過多。在第五章第六節(jié)“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大段引用章學誠原話，不利于本書著者的觀點表達，同時給讀者造成不便，有損教本的傳播旨意。另外，書中對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論及較少，我們只能從“皇朝史撰述的興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內容中初見修史機構、史官制度的端倪。當然，沒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盡管有一些缺點存在，我們卻不能忽視《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所謂瑕不掩瑜。

一本《中國史學史》雖不能囊括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全貌，但作為大學教本，其價值卻不言而喻。讀罷，寫下一些東西，以饗勞自己。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薛瑩.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散記[j].史學史研究：1987，01.[3]趙毅，趙軼峰.中國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篇三：周大璞《訓詁學初稿》讀書筆記 13級漢語言文字學 王昆 20130589 《訓詁學初稿》讀書筆記

摘要：

訓詁學就是研究訓詁的學問，屬于漢語言文字學的一個分支，其任務是對零散的、感性的訓詁現(xiàn)象作理論上的歸納和總結，解釋規(guī)律，闡述義例，在此基礎上探求研究規(guī)律，總結方法手段，用以指導訓詁實踐。

周大璞先生的《訓詁學初稿》將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相結合，溫故知新，開拓創(chuàng)新，融會貫通，在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是一部富含基礎性、理論性和啟發(fā)性的著作。全書共七章，全面介紹了訓詁學研究目的與方法、訓詁體式、訓詁條例、訓詁的運用、讀注和作注、訓詁源流等方面的內容。

關鍵字：訓詁 訓詁學 注釋

一 作者簡介

周大璞精于古漢語，并把音韻、文字、訓詁等方面的學問，用到箋釋、校勘、辨?zhèn)巍⑤嬝⒖脊诺确矫妫趯W術界名望頗高。他一生貫注全部精力從事教學和研究所工作，以古漢語為主，成果出得早、出得多，價值亦高。建國前，著有《荀子札記》、《法言校釋》、《傳注通論》、《論語撰人考》等。建國后，撰寫過《語言學概論》、《現(xiàn)化漢語》、《漢語語法史綱要》等教材。在報刊上發(fā)表過《釋儂》、《釋底》等論文三十多篇。1980年他的專著《訓詁學要略》一書正式出版，在國內外頗獲好評。接著，他又受教育部委托，編撰一本高等學校文科通用的訓詁教材，即后來的《訓詁學初稿》。該書自1987年出版以來，已先后重印20余次，已發(fā)行近二十萬冊。

二 讀書筆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jié) 訓詁與訓詁學

（一）訓詁

訓詁就是解釋，即用易懂的語言解釋難懂的語言，用現(xiàn)代的語言解釋古代的語言，用普通話解釋方言。訓詁這個詞很早就有，最初本是兩個經(jīng)常連用的單音詞。前人把它們分別加以解釋，各家說法略有不同，可以有如下概括： 1.“訓”和“詁”散言時，都是“解釋”的意思，析言時才有區(qū)別。“詁”是釋故言，“訓”是道物之貌。2.由于散言無別，所以對語言的解釋可以單言“詁”，或單言“訓”，也可以連言為“訓詁”或“詁訓”。“訓詁”也叫做“故訓”，詁、故，古字通用。3.“詁”和“訓”兼具動詞、名詞兩種用法，“訓”“詁”連稱也兼具動詞、名 1 詞兩種用法。《爾雅》的“釋詁”、“釋訓”篇，“詁”“訓”是名詞，《毛詩詁訓傳》中，“詁”“訓”是動詞。

（二）訓詁學

訓詁學就是以詞義解釋為主要對象的一門學問。它通過訓詁實踐的總結和現(xiàn)存訓詁資料的分析歸納，研究訓詁的理論和常用的體式、方法、條例，揭示語義系統(tǒng)，推求詞語根源，探索語義發(fā)展的內部規(guī)律，用以指導訓詁實踐。

第二節(jié) 訓詁的任務及其目的（一）指導訓詁實踐，培養(yǎng)繼承文化遺產(chǎn)的人才。

（二）指導語文教學，提高語文教學的水平。

（三）辨析詞義，增強人們運用詞語的準確性。

（四）溝通方言，促進漢民族語的統(tǒng)一。

（五）研究漢語詞義系統(tǒng)和詞義發(fā)展的規(guī)律，建立科學的訓詁學。

第三節(jié) 訓詁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及其與語言學相關學科的關系

（一）訓詁學在語言學中的地位

傳統(tǒng)訓詁學是一門以研究語言意義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的具有實用意義的學問。訓詁學是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中成果最為豐富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涉及的范圍非常廣，除語音、語法外，還與文字學、詞典學、修辭學、語源學、方言學等有關。

（二）訓詁學與語言學相關學科的關系 1.與語義學的關系

訓詁學與語義學的關系最為密切。訓詁學屬于語義學的范疇，它研究的重點是語義。語法、語音等專門知識的運用，服從于解釋語義這一基本目的。訓詁還要闡明名物制度、史實等，這些解釋仍應看做釋義的范疇。

訓詁學與語義學的主要區(qū)別在于：訓詁學經(jīng)常要涉及語法結構、篇章大意和修辭手段等，而語義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語言的涵義及其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2.與語源學的關系

語源的研究離不開訓詁學。

同源詞的研究更是與訓詁學密不可分：其一，研究語源的實質就是研究語義變化發(fā)展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新訓詁學的一項任務。其二，研究語源必須掌握大量的訓詁資料，熟悉音變音轉的各種知識。3.與語音學的關系

訓詁學與語音學也是緊密結合的，不懂語音學就無法進行訓詁。因為語言的音和義是同時產(chǎn)生、同時存在，相互依存、不能分離的。詞語的孳乳演變，有著明顯的語音線索，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詞，往往是從同一個詞分化出來的。這為 2 因聲求義提供了可能性。

音韻學的發(fā)展能使訓詁方法更臻完善，而音韻學本身也須借助訓詁學研究成果來逐步建立系統(tǒng)。在訓詁釋義及訓詁專著中大量的訓詁資料，特別是聲訊資料，都為歸納語音系統(tǒng)及其變化提供了依據(jù)。4.與語法學的關系

訓詁離不開語法分析，詞的具體意義是由語言環(huán)境和語法決定的。語法分析越周密，對句義的解釋就越準確。5.與修辭學的關系

訓詁要講明文意，就要涉及各種修辭手段。用典和引用古訓是一種修辭手段，而指出典故出處及其含義，是訓詁的任務之一。6.與文字學的關系

訓詁的目的是弄清古語含義，而古語又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來。宋代王圣美所謂“右文說”，清代段玉裁提出的“諧聲巵之偏旁多與字義相通”的論斷，都主張根據(jù)聲符尋求字義。7.與詞典學的關系

詞典學的發(fā)展離不開訓詁學，又為訓詁學增添了新內容，促進了訓詁學的發(fā)展。8.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訓詁學與文、史、哲、法學、經(jīng)濟學、校勘學、版本學也有密切聯(lián)系。

第四節(jié) 信息時代訓詁學存在的理論依據(jù)和現(xiàn)實意義

第五節(jié) 研究訓詁學的方法

（一）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二）緊密結合社會生活理解語言

（三）要把語言的共時性研究和歷時性研究結合起來

（四）擺脫經(jīng)學附庸地位，古為今用

第二章 訓詁體式（上）

訓詁體式，即訓詁的體制和形式。包括“駙經(jīng)”，文獻正文里的訓詁，通釋語義的專著和考訂書中的訓詁。四者之中，以注疏和專著為主。

第一節(jié) 文獻正文里的訓詁

文獻正文里的訓詁，從內容上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解釋詞語

解釋詞語是訓詁學最核心、最常見的內容。

傳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儀禮.喪服》）

（二）串講句意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韓非子.五蠹篇》）

（三）說明章旨（較少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乎？”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乎？”（《孟子.公孫丑上》）

第二節(jié) 隨文釋義的注疏（駙經(jīng)）

（一）注疏的名稱

1.傳 傳有內傳、外傳、大傳、小傳、補傳、集傳之分。

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其書雜引古書古語，證以詩詞，與經(jīng)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

②內傳就是與經(jīng)義相比附的注解。

③所謂“大傳”，就是大義的意思。3 ④“小傳”是“不賢識小”的意思，是一種謙詞。猶言“裨傳”或“稗傳”。2.說 即說明、解釋的意思，引申為用以解說的詞語。《墨子》有《經(jīng)說上》、《經(jīng)說下》。3.解 本意是分析，訓詁就是分析語義，所以也叫做解。

集解 ①通釋經(jīng)傳，如杜預的《春秋經(jīng)傳集解》。②集各家解說，如范寧的《春秋谷梁傳集解》。4.詁（故）漢人注書，多名為故，也叫做故訓或訓詁。6.箋 注書叫箋，始于漢代鄭玄。7.注（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后來，“注”字成為訓釋的通稱。8.釋 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9.詮 解釋書中事理。10.述 陸績《周易述》、王尚《老子述》。11.學 宋.李燾《易學》

12.訂 對所注的書進行評議。13.校 考核古文叫做校，一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如正考父的校商頌；一是校對文字，改正脫誤，如子夏讀“三豕渡河”。14.證 征驗的意思，如劉芳的《毛詩箋音證》。15.微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左氏微》。16.隱 《隋書,經(jīng)籍志》有郭象《論語隱》。17.疑 18.義 19.疏（義疏）兼取疏通與疏記的意思。皇侃《論語義疏》。20.音義 以變音釋義為本，往往也從事校勘。陸德明《周易音義》。21.章句 分析古書的章節(jié)句讀。漢.趙歧《孟子章句》。

（二）注疏的內容

1.解釋詞義 注疏的主要內容 2.串講文義

《衛(wèi)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3.分析句讀 《周禮.天官.官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玄注：“鄭司農(nóng)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 4.校勘文字 《詩.邶風.綠衣》鄭玄箋“綠當為禒：故作禒，轉作綠，字之誤也。” 5.闡述語法 《詩.周南.麟之趾》“于嗟麟兮！”傳：“于嗟，嘆辭。” 6.說明修辭手段 《毛詩故訓傳》里，凡言“興也”的地方，都是說明修辭手段的。7.詮釋成語與典故 《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8.考證古文音義 《周禮.天官.醢人》“豚拍魚醢。”鄭玄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 9.敘考史實 10.記述山川

11.發(fā)起凡例 《春秋左氏傳》中就有不少凡例。12.釋義和敘事

（三）注疏的分類

1.注和疏（按注疏對象分類）

注只釋經(jīng)，疏兼釋注。

2.他人所注或自注（按注疏作者分類）3.補注和集注（按注解之間的關系分類）補注：①補原文闕略，劉知幾《史通.補注篇》所謂的補注。

②補舊注的遺漏，這是通常所說的補注。

集注：①杜預《春秋經(jīng)傳集解》，兼解經(jīng)和注。②何晏《論語集解》，采各家解說為一書，以便讀者閱讀。

（四）注疏的駙經(jīng)

除章炳麟《國故論衡.明解詁上》“駙經(jīng)之書，則當句為釋者”外，還包括： 1.馬融說 2.劉歆說 3.費直說

第三章 訓詁體式（下）

第三節(jié) 通釋語義的專著

（一）單解語義的專著

一是總釋群書語義的，如《爾雅》等；二是只釋一書語義的，如《毛詩傳義類》；三是解釋部分詞語的，如《通俗文》；四是解釋方言的，如《方言》；五是解釋少數(shù)民族語言或外國語言的，如《羌爾雅》。

在體例、價值、不足等各方面分別舉例介紹 1.《爾雅》 2.《小爾雅》 3.《釋名》 4.《廣雅》《廣雅疏證》 5.《拾雅》《比雅》 6.《經(jīng)籍籑詁》《故訓匯纂》 7.《轉文》《文始》 8.《讀書雜志》《經(jīng)義述聞》 9.《群經(jīng)評議》《諸子平議》 10.《毛詩傳義類》《說雅》《選雅》 11.《通俗文》《訓俗字略》《恒言錄》《通俗編》 12.《常用字訓》《難字》《雜字解故》《異字》《錯誤字》 13.《埤雅》《爾雅翼》《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14.《石藥爾雅》《本草爾雅》 15.《駢雅》《疊雅》《別雅》《辭通》 16.《果裸轉語記》《釋大》 17.《語助》《虛字說》《經(jīng)傳釋詞》《詞詮》《古書虛字集釋》《文言虛字》《虛詞歷時詞典》 18.《方言》《續(xù)方言》《新方言》《蜀爾雅》《吳下方言考》 19.《羌爾雅》《番爾雅》《佛爾雅》

（二）音義兼注的專著（分單注一書的音義和注釋群書的音義）1.《經(jīng)典釋文》 2.《群經(jīng)音辨》

5篇四：讀書筆記

讀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第一章 史的意義及其范圍

在此章，梁公首先對“史“和“中國史“下了定義：史者何？論述人類社會賡續(xù)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xiàn)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其專述中國先民之活動，供現(xiàn)代中國國民之資鑒者，則曰中國史。梁公對此定義加以分析說明，包括四方面的含義： 其一，活動之體相：人類為生存而活動，亦為活動而生存。此所謂相者，復可細分為二：一曰活動之產(chǎn)品，二曰活動之情態(tài)。凡史跡皆人類過去活動之僵跡也，史家能事乃在將僵跡變?yōu)榛罨蚱浣Y果以推得其情態(tài)，使過去時代之現(xiàn)在相再現(xiàn)于今日也。

其二，人類社會賡續(xù)活動之體相：是人類社會之活動，非一個人或一般人，史跡必要以社會為范圍，其活動力必能影響及于全社會；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是連續(xù)不斷的，人類社會之生命極長，社會是螺旋形的向上發(fā)展的，前代人恒以未完成之業(yè)遺諸后代。史也者，則所以敘累代人相續(xù)作業(yè)之情狀者也。

其三，活動之總成績及其因果關系：活動必有成績，然后可記，不待言也。此成績非一個人一事業(yè)成功失敗之謂，乃薄錄全社會之作業(yè)而計其總和。

其四，現(xiàn)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今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史之目的，乃為社會一般人而作。

今世之史的觀念，有異于古所云也。彼時所需之史，亦與今日不同，故史之范圍廣漠無垠，積年愈多為書愈多，馴至為一人畢生精力所不能殫讀。舊史因專供特殊階級誦讀，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樞，遂致今日所認為重要史跡類往往反闕不載，如巴蜀滇黔諸地其次第同化之跡為治史者亟欲聞也，古代史上有兩大役載于史書不過幾言；元明間雜劇小說，為文學界辟一新紀元，史書記載亦寥寥無幾。由此觀之，彼舊史者，一方面因范圍太濫，卷佚浩繁，使一般學子望洋興嘆；一方面又因范圍太窄，事實闕略，不能予吾輩以圓滿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國史，以供現(xiàn)代人資鑒者。這就需要新史家的努力。

新的中國史需要滿足以下四點：

第一，說明中華民族成立發(fā)展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征。

第二，說明歷史上曾活動于中國境內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和沖突之跡何如？其所產(chǎn)

結果何如？

第三，說明中華民族所產(chǎn)文化，以何為基本，其欲世界部分文化相互之影響何如？ 第四，說明中華民族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性，與其將來對于人類所應負之責任。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中國最初之史是以詩歌、《易》、《詩經(jīng)》為體裁記述。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fā)達，史官建置之早與職責之崇或亦為其一因。

古代史官所作史，蓋為文句極簡之編年，以《竹書紀年》為代表；同時復有一種近于史類之書，其名曰“書”。或曰“志”，或曰“記”，今現(xiàn)存者有《尚書》二十八篇；《春秋》、《尚書》皆可稱為古代正史，除此外，尚有《瑣語》、《雜書》、《穆天子傳》等之類正史之外史籍。此三類，或為形式的官書，或為備忘的隨筆，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為春秋戰(zhàn)國間兩書：一曰左丘之《國語》；一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國語》將周、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分篇敘述，無所偏畸，《世本》為《史記》之藍本，宋時已佚，梁公觀其與前史大異者兩點：其一，開后此分析的綜合的研究之端；其二，特注重于社會的事項，而前史純以政治為中心。

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史記》開創(chuàng)紀傳體。遷實欲建設一歷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fā)明。舊史官紀事實而無目的，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懷抱深遠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實，惟遷而兼之。《史記》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八書詳記政制，蛻行于《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鎖語，則《國語》之遺規(guī)也。司馬遷之前，無所謂史學也，自其之后，史學開放。

漢以后私人作史興盛原因有三：其一，世官之制，至漢已革，史官專有之智識已漸為社會所共有；其二，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鈔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收集；其三，遷書美善，引起學者研究興味，社會靡然向風。

斷代為史，始于班固的《漢書》。劉知幾推尊，鄭樵則低之，梁公偏于鄭樵之觀。遷固兩體之區(qū)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意義：《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yōu)榈弁跫易V矣。斷代史之根本謬誤在于此。章學誠曰：“后世失班史之意??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取”此言班書以下，作者皆陳陳相因，無復創(chuàng)作精神。

二十四史良穢不齊，同在以體裁中，其價值固有高下。有一明顯分野最當注意：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一人之手，唐以后書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官撰合撰之史最大流弊在著者無責任心。著者之個性湮滅，而其書無復精神。我國古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極發(fā)達，近代史學因置史官而漸衰微，其原因在于史官性質今古有異。

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紀傳體利弊：長處：內容繁復；短處：事跡分隸凌亂，年代重復）。陸賈之《楚漢春秋》為編年體之祖，已佚；荀悅《漢紀》（現(xiàn)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為時際本位。之后有張璠袁宏之《后漢紀》、孫盛之《魏春秋》等，現(xiàn)僅存荀袁兩家。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位編年通史，別裁之力甚強，其書斷制有法度，其所經(jīng)緯規(guī)制，確為中古以降一大創(chuàng)作。吾國史界，稱前后兩司馬。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開創(chuàng)了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紀事本末體于梁公之理想新史最為相近；專紀文物制度之類亦與梁公新史理想相近，但有統(tǒng)括史志之必要，應此求者，有唐杜佑之《通典》。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上述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皆于創(chuàng)作之人加以評騭，而踵效者略焉。梁公認為史籍可分為兩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史籍既多，則注釋考證，自然踵起，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記》；二曰注事實，如裴松之注《三國志》。

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評史書者。批評史跡者，對于歷史上所發(fā)生之事項而加以評論，如王夫之《讀通鑒論》、《宋論》：批評史書者，則所評即為歷史研究法之一部分，史學所賴以建設。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不過三人：劉知幾《史通》、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文史通義》。劉氏事理縝密，識力銳敏，勇于懷疑，勤于綜核，鑒別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鄭氏“精要在乎義例”。論史學且自著一史；章氏較其短長以自出機杼，自更易為功，融會貫通，與西方史家言多有冥契。

梁公認為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旬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

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后中國始有史學。

清代史學尚有數(shù)類創(chuàng)作：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黃宗羲之《明儒學案》（中國有學史之始）、趙翼之《甘二史劄記》（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還有很多類書在清代極為發(fā)達：表志之補續(xù)；史文之考證；方志之重修；年譜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認為，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三通》等浩瀚古籍不可得遍讀，遍讀亦不能養(yǎng)其欲給其求，但亦不能不讀，首要解決之問題在于史之改造，現(xiàn)今的人該讀何史。

言史之改造，須明要改造什么史，此史有何弊病？應如何改造？要改造成什么樣的史？ 其一，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讀，蓋屬疑問；私家之史，自是為供讀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讀者各各不同。《春秋》蓋以供當時貴族中為人臣子者之讀，《資治通鑒》其目的在于供帝王之讀，《史記》自言蓋以供后世少數(shù)學者之讀，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讀者皆求諸祿仕之家與好古績學專門之士。諸作家必針對讀者以求獲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緣讀者不同而書之精神及其內容組織亦隨而不同。然而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離不開貴族性，由此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fā)達。此類之史，在前代或為其所需要，在今日早已過去。舊史家多為死人作史，于今人無益。史跡為人類所造，史家之責，惟在認取“歷史人格者”及其周遭情狀之相互因果關系而加以說明，是故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本位的歷史，實史界改造一要義也。其二，梁公認為史學范圍當重新規(guī)定，應以收縮為擴充。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智識之記錄，無不叢納于史，然經(jīng)兩千年分化，史中重要部分漸漸與史分離。今之舊史，實以年代記與人物傳兩種糅合而成，然衡以嚴格的理論，則此兩種者實應別為兩小專傳，曰年代學，曰人譜學，即人名詞典學，而皆可謂在史學的范圍以外。今后史家，宜將其舊領土劃歸各科學之專門，使為自治的發(fā)展，一面則以總神經(jīng)系——總政府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史學者可節(jié)省體力而善用史。

其四，今日之所求，在得一近于客觀性質的歷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例如文學，歐人自希臘以來即有“為文學而治文學”之觀念，我國則曰“文以載道”，道其目的，文為其手段。自孔子《春秋》始、《新五代史》、《通鑒綱目》等為代表，將 主觀思想摻于歷史中，將歷史作為表現(xiàn)自己思想的手段，這有違為史作史之真諦。今日之史家宜于可能的范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史家應作近于客觀性質的歷史，而不應摻以他項目的，做到為歷史而治歷史。其五，下功夫搜補考證。舊史存于今者，史文闕佚、史跡湮亡者多。蓋一切舊跡，大半借舊史而傳，然舊史著作之目的，與今日之所需求多不相應。梁公所認為極寶貴之史料，為舊史摒棄乃至湮滅者不知凡幾。對于此等史跡，殆有一大部分須對之進行重新評價，這須費很大勞作，一曰搜補，一曰考證，此勞作雖大，但不可不做。

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單辭，不相聯(lián)屬，應以改革。如《春秋》、《世本》、《竹書紀年》等皆是如此，《左轉》、《史記》等書雖有長篇記載，首尾完具，仍不過百數(shù)十篇之文章匯成一帙。凡此種種，不免將史跡縱切橫斷，于史如得肉遺血、得骨遺髓。人類活動狀態(tài)其性質為整個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故事實之敘錄與考證不過以樹史之軀干，而非能盡史之神理。善為史者馭事實也，橫縱交叉，不能僅以敘述畢乃事。梁公認為今日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專門史如哲學史、美術史、天文史、歷史地理等。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作專門史者，不僅須有史學的素養(yǎng)更要有各該專門史學的素養(yǎng)。作普遍史者須別具有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乎其間。聯(lián)合國史有史學意味之學者，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逐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數(shù)年之后，渴望之理想的新史學或可望出現(xiàn)。

第四章 說史料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搜集、整理和鑒別史料,以及史學研究者自身的素質，是影響史學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公在這一章中主要闡述了他的史料觀以及對治史者的要求。

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學者，蓋得其資料之道，視他學為獨難。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jù)傳留至今者也。史料喪失極易：或由有意藏匿，如清廷之自改實錄；或由有意蹂躪，如秦燒列國史記；或由新著出，舊著沒；或由經(jīng)喪亂淪沒；或孤本孤證散落，偶不注意，即便散亡（即牛弘論“書有五厄”）。往古來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濤濤代逝，蓋幸存至今者，殆不逮所需求之百一也。時代愈遠，史料遺失愈多，可信者愈少。亦不能謂近代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如甲午史料，梁公求諸記載而不可得。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徑不外有兩種：一是在文字記錄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記錄的史料。

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的性質可分為：現(xiàn)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這其中包括：（甲）現(xiàn)存之實跡及口碑。此所謂實跡，指其全部現(xiàn)存者。質言之，現(xiàn)代史跡——現(xiàn)在日日所發(fā)生之事實，其中有構成史料價值者之一部分也。；（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本條所謂實跡者，其人與相皆不可得見，所留者僅活動制成品之一種委蛻而已，如埃及之金字塔、文藝復興時代遺物等；（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fā)現(xiàn)者，如意大利龐貝古城、我國直隸巨鹿縣發(fā)現(xiàn)的古城；（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xiàn)者，如高昌一壁的發(fā)現(xiàn)，另外殷周間禮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鏡屬、貨幣、玉石、陶瓷、瓦磚、地層中之石器；（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影，如殉葬制品及遺留保存至今的書畫等物。文字記錄的史料有：（甲）舊史。舊史專以記載史事為職志，是正當?shù)氖妨希蛑髂甏⒅髡咧愿駥W識、所著書之宗旨體例等種種差別，其所含史料價值亦不同；（乙）關系史跡之文件。我國既無公眾收藏之所，私家所蓄為數(shù)有限，又復散布不能稽其跡，湮滅甚易。此等史料，收羅當自近代始，其最大宗，則檔案與案牘也。私家之行狀、家傳、墓文等類，亦為極重要之史料；（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舊史作史讀，則現(xiàn)存數(shù)萬卷之史部書，皆可謂非史，以舊史作史料讀，則豈惟此數(shù)萬卷者皆史料，舉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如《尚書》、《左傳》、《詩經(jīng)》等皆含史料；（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古書累代散亡，百不存一。類書者，將當時所有之書分類鈔撮而成，其本身原無以后甚價值，但閱世以后，彼時代之書多佚，而其一部分附類書以幸存，類書乃可貴矣；（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xiàn)；（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為最可寶之史料，如阿育王之豐碑。金石之學在晚清達到極盛，其發(fā)達先石刻，次金文，最后為甲骨文；（庚）外國人著述。我國史跡，除我先民躬自記錄外，未嘗有他族能為我稍分其勞，最近則改觀矣，其于中國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國與外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不可不觀。

中國公共收藏機關之缺乏，為學術不能進步之極大原因。每經(jīng)喪亂，史料必有所毀，私家之藏也多蕩佚，這是梁公所痛心的，也是我們所心傷的，中華文化浩瀚，損毀者不知凡幾，每每想起總是令人扼腕。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今日所求之史料并非能夠具見于舊史的普通史料，而是匯集同類能觀一時代之狀況的史料，用此種方法搜集史料第一須將腦筋操練純熟，有銳敏的感覺，第二要耐煩。

對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舉了幾個他親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研究六朝唐造像等，有銳敏的感覺，施特別的觀察、再加上耐心，這樣能從常人不認為史料中得出可貴的史料，很多大家如宋代的洪邁、清代的趙翼都是這樣做的。其中還得特別注意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它是指某時代無某種現(xiàn)象，反之則稱積極的史料。消極性的史料亦甚為重要，其重要程度不讓于積極史料，以無史跡為史跡。

第二，鑒別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誤；一曰偽。正誤辨?zhèn)危侵^鑒別。史料的“正誤辨?zhèn)巍敝饕谟凇扒笳妗薄?/p>

第一種誤，不是史料的誤，是史學家自身的誤，即梁公所言局部的幻覺，如萬里長城為秦時物、道教教祖為老子等流俗致誤。對于鑒別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中國佛教起源的問題和上海托始于戰(zhàn)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的問題。其中當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時，從原則上是以最先、最近的為最可信。但此原則有時尚須分別觀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若過信此原則，有時亦可陷于大誤，如明末大探險家徐霞客墓志銘之誤及玄奘出游之年考證，這就提醒我們篇五：讀書筆記及心得 *田單復國:齊王遠親田單，善用兵。樂毅攻齊，田單命令手下用鐵皮包扎車兩。故在戰(zhàn)發(fā)之時得以逃脫。樂毅攻陷七十城。百姓隨田單一起努力總收復齊國。*送來了縷縷的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此出運用了通感的修辭手法

——《荷塘月色》 *如坐春風：最初的意思是“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風里面”后來比喻與品德高尚、有學問的人一起并受其熏陶。和孔圣人一起生活真是如坐春風啊。*普希金只活了三十八個春秋，可他卻愛書如命。他不僅讀了俄羅斯的書籍而且還涉獵了中國的孔子，孟子的著作，讀了《三字經(jīng)》。總之他的日子是在書中度過的，他十分向往中國； “一同走吧，我準備好了，無論你到哪里，朋友，只要向往之地，我都愿結伴而行，哪怕是到遙遠的中國萬里長城”

《致大海》中：

你那藍色的浪頭翻滾起伏，你的驕傲的美，閃爍壯觀。

我全心渴望的國度呀，大海！

多想常常在你的岸上，我靜靜地惆悵地徘徊，回答我珍愛的愿望?? * 我的失戀

魯迅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太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低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么：冰糖葫蘆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發(fā)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jīng)衰弱

我的所愛在豪宅

想去尋她沒汽車

歪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

時值1924年左右，北京報刊常現(xiàn)些“阿呀，艾呀，我要死了”之類無病呻吟的愛情詩。魯迅先生故寫此詩予以批評。語言詼諧幽默，不愧為時刻關心年青一代的偉大作家。愚認為真正的愛情并不在于送多貴重的禮物，一份真摯的心足以代表一切。整日的沉迷于情感更是表現(xiàn)得無病呻吟，以及齷齪。* 劉知幾開先河著《史通》

劉知己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在世61年 劉知己，唐代(武則天時期)杰出史學家。

劉之前對史學著作進行評論的文章微乎其微，劉著 《史通》對中國史學進行了系統(tǒng)而具體的評價。劉認為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這三長。“才”指才華，學指“學識”，“識”是指人必須有嫉惡如仇、正直的風范，能如實記錄史實，從而使昏君奸臣有所顧忌。

少時父親令其讀《尚書》（難）；劉好讀《左傳》其父便讓讀，遂后遨游史書，終成大家。*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