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肉羊新產業開發應對問題思考建議

肉羊產業是我國繼乳業之后快速起步的一個朝陽產業，目前我國肉羊產業仍處于成長階段，尚未進入成熟期。要使肉羊產業協調發展，有效運轉，必須探索和解決好該產業各個重要環節和產業鏈所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為此，筆者從肉羊產業開發的視角，對我國肉羊產業發展的幾個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制約我國肉羊產業發展的因素

改革開

放30年來，我國肉羊業進入了產業化經營階段。經過近10年的發展，我國已建成一批有較大帶動力的龍頭企業群，年出欄1000萬只以上商品羊的河南、新疆、山東、內蒙古等8個省區有一大批專業化生產、規模化經營的商品羊基地正在形成。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全國羊肉消費市場需求越來越大，羊肉的出口創匯已有了良好的開端。但與養羊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肉羊產業仍處于成長期。從產業開發方面看，其品種資源、良種化程度、個體生產性能、規模化飼養、標準化養殖、產品質量檔次、產業化程度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和不少制約因素。

專用肉羊品種短缺，良種化程度低，個體生產性能差我國是個養羊歷史悠久的國家，但長期以來受傳統觀念的束縛，未能培育出高產、優質、高效的肉羊專用品種，只是培育出烏珠穆沁羊、蘇尼特羊、呼倫貝爾羊、阿爾泰羊、小尾寒羊等地方良種，這些品種雖然具有適應性強、繁殖率高、抗逆性強、羊肉品質好等遺傳性狀，但與肉羊專用品種相比，在增重、早熟、飼料報酬等方面仍有較大差距。因長期受短缺經濟影響，注重羊毛的生產，忽略了羊肉生產，我國雖然培育出多個細毛羊品種，但均屬兼用品種，未能達到專用水平，雜種細毛羊和本地品種的雜交后代羔羊胴體重只有13.94千克，比世界平均水平14.29千克低0.35千克，比發達國家16.5千克低2.56千克，低18.7%。

未形成穩定的最佳雜交組合，多元雜交比例少我國雖然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大量引進國外肉羊專用品種進行快速繁殖，試圖扭轉我國肉羊產業缺乏良種種羊的局面。但由于政府扶持力度小，行業管理的缺失和養殖者利益驅使等原因，出現了無計劃引進、種畜生產混亂、無序炒種，使種畜的價值和價格相背離，出現了肉羊生產者買不起種畜、種羊場種畜滯銷的怪現象，導致目前肉羊商品生產中未能形成穩定的、最佳的雜交組合，這是肉羊育肥效果不佳、產品檔次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經營方式粗效，飼養水平低下目前，我國多數地區的養羊業仍處于傳統畜牧業的放牧加補飼，大小公母混群飼養，舍飼的羊以秸稈為主，粗飼料以玉米秸為主，精飼料以玉米為主，營養不平衡，飼料轉化率低，出欄周期長的粗放經營狀態。這種狀況與肉羊產業的品種良種化（包括經濟雜交）、經營工廠化、飼草料配合化、生產技術標準化、管理手段科學化的要求相差甚遠。從而，造成目前出欄羊只不達標、羊肉產品不合格、養殖效益不理想、生產加工不銜接的被動局面。

產業化程度不高，龍頭企業與基地脫節我國肉羊產業發展到今天，與乳產業相比，其產業化程度仍較低，產業關聯度仍不緊密。究其原因，除肉羊產業本身的特點外，龍頭企業不抓基地是個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出現了龍頭企業太強，商品基地太弱的現象，造成大量先進的加工設備和精良的加工能力，因原料供應嚴重不足，導致開工不足、設備閑置的浪費現象。

肉羊產業開發的對策及建議

良種推廣農業部和地方各級政府啟動“良種工程”，繼奶牛實行良種補貼之后，相繼出臺了各類家畜的良種補貼政策。作為龍頭企業，必須抓住機遇，找準位置，積極主動地配合各級政府和畜牧主管部門抓好良種推廣的落實工作。一方面幫助當地政府很好地貫徹落實中央的惠民政策，另一方面為企業建設穩定的商品羊基地做實實在在的工作。在這方面，龍頭企業不僅要拿出一部分資金投入，而且要建立自己的技術服務隊伍，進行技術服務，做到常抓不懈。

最佳雜交組合運用配合力測定挑選出最佳組合，是一種比較可行的育種方法。配合力就是種群通過雜交能夠獲得的雜交優勢程度，采用何種雜交方式，是雜交優勢發揮的技術保證。所以選擇最佳的雜交組合在肉羊生產中至關重要。從內蒙古畜牧科學院進行的配合力測定結果看，薩福克羊在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方面都是最高的，其次是德國肉用美麗奴羊。從山東農科院畜牧所進行的引進肉羊與小尾寒羊雜交對比試驗看，杜波羊與小尾寒羊的雜交一代效果最佳。該所進行的雜交后代肉色和大理石花紋最好的是杜寒f1、f2和薩寒f1為最佳。從中澳合資金峰畜牧有限公司德國肉用美麗奴羊與雜種細毛羊、蒙古羊的雜交后代的測試結果看，兩個雜交組合能夠生產出品質優良、風味極佳的羊肉產品。據此，在肉羊產業開發中，根據各地品種資源和飼養條件，選擇上述雜交組合是可行的。

規模化經營，標準化生產一是發展規模化商品羊場。在產業開發進程中，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扶持、信貸支持等各種途徑發展規模化、集約化商品羊場，規

模從1000只到幾千只不等。這種模式，可采用肉羊工程技術措施，用標準化生產和集約化經營的各種技術規范和管理方法，進行工廠化生產。養殖企業與龍頭企業可形成契約關系或進行股份制合作。二是建立肉羊專業合作社，把分散的一家一戶的養殖納入到統一規劃、統一管理、統一技術措施、統一收購商品羊等合作經營軌道。在推行這一模式中，龍頭企業應協助政府技

術推廣部門，落實各種技術措施和管理辦法。在協會或合作社的配合下，把標準化養殖各種措施落到實處。龍頭企業與合作社建立松散的，但又是訂單農業的合同關系。三是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肉羊產業優勢區域或優勢產業帶。按照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的要求，在土地資源、飼草料資源及交通運輸條件較好的地區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分步實施的原則，把千家萬戶小規模的家庭經營聯合成大群體的產業帶。

科學飼養一是要解決肉羊專用飼料的入戶率問題。肉羊專用飼料是指對肉羊各個生長發育、育肥階段，根據其營養需求和經濟用途進行配合的全價配合飼料。這是工廠化養殖和生產高檔羊肉所必需的。二是要解決優質豆科牧草的供給問題。優質豆科牧草，主要是指紫花苜蓿草，在我國各地均適合種植，并有很高的經濟效益。用優質豆科牧草補飼，不僅能解決肉羊所需優質粗蛋白的來源，更重要的是能夠保證羊肉的鮮美口味及脂肪的均勻沉淀，對產生大理石花紋影響很大。三是要有一定比例的野生本科牧草，以解決優質粗纖維的需求。內蒙古呼倫貝爾堿草和東北堿草均是優質禾本科牧草，須適當購進，這對肉羊正常腸蠕動及生產大理石花紋意義很大。

產業化經營所謂肉羊的產業化經營，就是飼草料的種植加工到肉羊的生產到加工銷售一體化的問題。這種一體化是通過一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聯結起來的，只有肉羊產業的各個環節做到各負其責、各獲其利，相互依存、共同發展，才能做到協調發展，高效運轉。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一種各個市場主體參與的協調機制。有政府主管生產的部門、主管標準質量的部門、有主管價格的部門、有行業協會代表、有養羊專業合作社代表、有龍頭企業代表參與，經過行業專家對肉羊的生產成本、加工成本、銷售成本等進行詳細測算的基礎上提出商品羊的收購價格和終端產品的銷售價格等提出科學合理的指導價格。總之，本著因地制宜、公平合理的原則，可采取契約聯結和股份合作制或參股入股等各種方式，形成利益共同體，使肉羊產業各個產業鏈充滿生機和活力，使各個環節高效運轉、和諧發展。

第二篇：西部開發立法問題思考建議

一、問題及意義

據報道，在2000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代會上，至少有600多名代表聯名提交了有關西部開發或涉及西部開發立法的議案20多件。人大代表的這一舉措，表明了西部開發立法納入我國立法議程的必要性。對西部開發盡快立法并以法規制，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

在經濟開發過程中對開發行為立法、實現依法開發幾乎是世界

通例。如意大利的南方開發計劃是二戰后規模最大、期限最長的關系意大利企業全局的戰略性計劃，其在1950年通過646號法律，提出了開發南方的全方案，政府成立了南方基金局(又稱南方開發銀行)服務于南方開發，還在1977年頌布675號法律，對企業更新改造提供優惠貸款。歐共體在1957年就立法確立了“國家援助”制度，由政府通過各種傾斜政策工具和手段，扶助經濟不發達特別是經濟極端落后地區發展，40多年來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基本實現了平衡協調發展。日本在開發北海道時，于1950年制定了《北海道開發法》、并相應設置了北海道開發廳等機構。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于1980年8月26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準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明確規定“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并對特區的經濟管理機構、投資范圍、利益、優惠等問題作了規定。上述立法所涉的對象、背景等各不相同，但卻體現“經濟開發(發展)先立法”這一規律。

令人遺憾的是，2000年3月成立了國務院西部開發辦，但在該辦的若干中心任務中，并沒有反映出與立法有關的內容。在2000年九屆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上，只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常委會將圍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而沒有將西部開發的法律問題列入立法議程。實踐證明，經濟類法的動態特質決定了這類法是否及何時具備了一個成熟的條件是難以在時間上界定的，即使條件相應成熟了也不可能制定一個盡善盡美，永遠有效的法。條件不成熟，反向證明了西部開發更需要以法規制，西部的民眾更需現代法治思想的啟蒙。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只要有這種必然性，法就應產生。

由于在西部開發問題上缺乏相應立法，已經造成了一些認識上的混亂，如對西部范圍問題，是從地理意義上劃分，還是用經濟實力劃分，進而西部到底指哪些省市，還有許多混亂的認識，說明對此還缺乏統一的法律規定。所以，“西部”不應僅是一個經濟地理意義上的概念，應是一個法律化的概念，這將有助于國家對西部宏觀政策的制定，也有助于西部開發地位提高，更有助于避免將“西部”這一概念形式化、庸俗化，現在媒體上只要涉及與西部有關的問題，都打上“西部××”的招牌，如教育、計劃生育等屬基本國策。本應在東西部都應得到貫徹執行，不應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有差別，但也打上了“西部教育、西部計劃生育”等招牌，似乎只要有些招牌就能獲某種特殊利益或產生某種特別效應。這多少反映了缺憲法法律規制而出現的形式化、庸俗化傾向。

二、西部開發立法的基本原則

(一)法治原則

法治思想應是西部開發立法中的基本思路，西部法律基礎薄弱，公民法律意識淡漠不能成為弱化法治的理由。法治思想在西部立法中的核心是要體現代價意識，“人類的一切行為在為他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使他付出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講，西部開發立法的過程，也是一個改善這些地區民眾依利益而非依法律作為行為動因的反現代法治習慣樹立法治至上的過程，即當立法中現實的經濟利益與法治精神抵觸時，是利益至上還是法律規定至上，是否愿為法治的權威而付出物質代價，如果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局部經濟利益而忽視環境生態保護以致生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的事實作一檢討性反思，那么結論是非常肯定的。同時有學者講：“當前世界秩序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實施公平(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失敗是毀滅性的。”為了我國的西部不致有這種悲哀，西部應盡快立法堅決制止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與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相悖的行為。

（二）可持續性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作為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思想理論成果之一，已被世界各國的政府和學界所認可。其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與理論模式，已體現于法學領域中的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中。以法規制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協調發展，將生態保護與可持續性發展聯系起來，是西部開發的價值之一，就是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環境生態保障，所以西部開發不是西部開墾，而是要向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講的：“要切實搞好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為此要將“退耕還林(草)、封山綠化”的措施法律化，要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作為西部開發立法的核心，以法律手段將發展的負面效應和代價降低到最低程度，使西部的資源和環境免遭破壞。而這一思路將直接關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試想，如果西部生態環境繼續惡化，北京沙塵暴肆虐而變成了“西部”，長江黃河斷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又能持續多久。

（三）立法權合理配置原則

立法權的合理配置，即中央立法權與地方立法權的權力劃分問題，目前我國的總趨勢是中央向地方逐步放權，地方立法的范圍必將進一步擴大。西部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地區廣，中央除對根本性制度的專屬立法權外，應給西部地方更多的立法權。

西部應以開發中的立法熱為契機。促進西部法治觀念提高和法律結構的現代化構筑。西部地方在行使立法權時，應注重科學性、效益性、前瞻性，不能在低層次上將地方立法變成中央立法的翻版，進行“重復立法”。這實際等于放棄立法權。在中央考慮擴大西部地區立法權時，可借鑒1981年全國人大授權廣東省、福建省，1988年授權海南省人大及常委會制定特區法規，及1992年、1994年、1996年先后授權深圳、廈門、珠海、汕頭等市人大常委會制定法規權的成功經驗，可考慮給西部某些省市自治區授予這種立法權，以東西部經濟發展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等重要的角度講，這種授權是非常必要的。

三、西部立法的模式

西部開發立法，將是對我國目前的立法觀念、立法理論、立法經驗的大挑戰，因為對一個涉及人口達2.85億，土地面積達6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地區的開發發展立法，是古今中外罕見的，無前例經驗可循。從西部開發涉及內容的復雜性來看，很難用一部法來涵蓋西部開發中的所有法律問題，所以我們認為應先制定《西部開發發展法》來作為基本法，規定西部開發的法定范圍，西部開發的戰略地位，西部開發的基本制度、西部開發的戰略規劃、西部開發中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關系，西部開發的宏觀管理機構等問題。在基本法下制定相關“子法”：

（一）《西部生態環境保護法》，有學者已將生態問題提高到與政治、軍事等國家安全等同的地位，提出了“生態安全”的概念。而廣闊的西部是我國生態最脆弱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青海為0.35%、**為0.79%、寧夏為15.4%、甘肅為4.33%。該法應將封山綠化、保護植被；嚴禁大江大河源頭上游森林砍伐；生態保護建設專項基金。監督執法部門的權限等問題中心任務，同時還應將退耕的地區范圍(今年國家確定西部174縣)，退耕戶的經濟補助措施(這是西部生態建設動源泉)等作更權威的規定，并應鼓勵開展西部生態經濟法學的研究。

（二）《西部投資法》、西部缺乏投資而吸引投資者的就是政策，在市場經濟中政策傾斜的價值超過了任何單一的物質行為，政策傾斜遠比資金傾斜要長遠可靠。投資的利益取向決定了只有當西部的投資政策更優惠于東部，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投資，所以西部投資的優惠措施要大于東部這是西部投資法的基點。西部目前投資立法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教育開發投資。

（三）《西部人才培養法》，有專家指出，東西部人才比例是10∶1。有專家研究表明，東部人均受教育時間為10年零8個月，西部為3年零6個月。在從業人員中受大專以上教育的比例東部平均是6.0%，西部是3.05%。教育程度決定發展水平是一個世界性規律。所以應將西部人才培養制度、人才引進制度納入法制化軌道，采取特別措施鼓勵國內優秀人才、高新技術人員，出國留學人員到西部進行科技開發。

（四）《西部發展援助法》根據有關國際義務，發達國家應承認貧困國家的發展權并有義務對其提供幫助并與其合作。將這一義務延伸到國內的具體表現就是東西部互助合作。東部發達地區對西部援助的重要性，可從印度最高法院高級法官喬德赫瑞的《代與代之間的公平：可持續發展權的基礎》一文中看到，他寫到：“貧窮是生態惡化的首要原因。貧窮不堪的社區……不得不過分開采已有的資源以便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隨著生態系統開始惡化，貧窮地區受到最大損害，因為它們無力負擔采取必需的措施來控制生態惡化……”。我國生態逐年惡化固然有多種原因，但貧窮是根源，對西部援助的意義在于這樣才能保證中國永久享有可持續發展權

第三篇：西部開發立法問題思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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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開發立法問題思考建議2010-06-29 19:15:18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西部開發立法問題思考建議西部開發立法問題思考建議(2)

一、問題及意義

據報道，在2000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代會上，至少有600多名代表聯名提交了有關西部開發或涉及西部開發立法的議案20多件。人大代表的這一舉措，表明了西部開發立法納入我國立法議程的必要性。對西部開發盡快立法并以法規制，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

在經濟開發過程中對開發行為立法、實現依法開發幾乎是世界通例。如意大利的南方開發計劃是二戰后規模最

大、期限最長的關系意大利企業全局的戰略性計劃，其在1950年通過646號法律，提出了開發南方的全方案，政府成立了南方基金局(又稱南方開發銀行)服務于南方開發，還在1977年頌布675號法律，對企業更新改造提供優惠貸款。歐共體在1957年就立法確立了“國家援助”制度，由政府通過各種傾斜政策工具和手段，扶助經濟不發達特別是經濟極端落后地區發展，40多年來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基本實現了平衡協調發展。日本在開發北海道時，于1950年制定了《北海道開發法》、并相應設置了北海道開發廳等機構。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于1980年8月26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準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明確規定“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并對特區的經濟管理機構、投資范圍、利益、優惠等問題作了規定。上述立法所涉的對象、背景等各不相同，但卻體現“經濟開發(發展)先立法”這一規律。

令人遺憾的是，2000年3月成立了國務院西部開發辦，但在該辦的若干中心任務中，并沒有反映出與立法有關的內容。在2000年九屆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上，只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常委會將圍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而沒有將西部開發的法律問題列入立法議程。實踐證明，經濟類法的動態特質決定了這類法是否及何時具備了一個成熟的條件是難以在時間上界定的，即使條件相應成熟了也不可能制定一個盡善盡美，永遠有效的法。條件不成熟，反向證明了西部開發更需要以法規制，西部的民眾更需現代法治思想的啟蒙。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只要有這種必然性，法就應產生。

由于在西部開發問題上缺乏相應立法，已經造成了一些認識上的混亂，如對西部范圍問題，是從地理意義上劃分，還是用經濟實力劃分，進而西部到底指哪些省市，還有許多混亂的認識，說明對此還缺乏統一的法律規定。所以，“西部”不應僅是一個經濟地理意義上的概念，應是一個法律化的概念，這將有助于國家對西部宏觀政策的制定，也有助于西部開發地位提高，更有助于避免將“西部”這一概念形式化、庸俗化，現在媒體上只要涉及與西部有關的問題，都打上“西部××”的招牌，如教育、計劃生育等屬基本國策。本應在東西部都應得到貫徹執行，不應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有差別，但也打上了“西部教育、西部計劃生育”等招牌，似乎只要有些招牌就能獲某種特殊利益或產生某種特別效應。這多少反映了缺憲法法律規制而出現的形式化、庸俗化傾向。

二、西部開發立法的基本原則

(一)法治原則

法治思想應是西部開發立法中的基本思路，西部法律基礎薄弱，公民法律意識淡漠不能成為弱化法治的理由。法治思想在西部立法中的核心是要體現代價意識，“人類的一切行為在為他帶來

收益的同時，也使他付出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講，西部開發立法的過程，也是一個改善這些地區民眾依利益而非依法律作為行為動因的反現代法治習慣樹立法治至上的過程，即當立法中現實的經濟利益與法治精神抵觸時，是利益至上還是法律規定至上，是否愿為法治的權威而付出物質代價，如果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為局部經濟利益而忽視環境生態保護以致生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的事實作一檢討性反思，那么結論是非常肯定的。同時有學者講：“當前世界秩序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實施公平(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失敗是毀滅性的。”為了我國的西部不致有這種悲哀，西部應盡快立法堅決制止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與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相悖的行為。

（二）可持續性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作為20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思想理論成果之一，已被世界各國的政府和學界所認可。其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與理論模式，已體現于法學

領域中的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中。以法規制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協調發展，將生態保護與可持續性發展聯系起來，是西部開發的價值之一，就是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環境生態保障，所以西部開發不是西部開墾，而是要向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講的：“要切實搞好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為此要將“退耕還林(草)、封山綠化”的措施法律化，要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作為西部開發立法的核心，以法律手段將發展的負面效應和代價降低到最低程度，使西部的資源和環境免遭破壞。而這一思路將直接關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試想，如果西部生態環境繼續惡化，北京沙塵暴肆虐而變成了“西部”

第四篇：民勤縣肉羊產業發展的思考及建議

民勤縣肉羊產業發展的思考及建議

作者：民勤縣統…文檔來源：本站原創點擊數：1031更新時間：2009-6-1文字控制：[小][大]

一、肉羊產業發展的現狀

民勤養羊歷史悠久，早在東漢就有蘇武牧羊的傳說，如今，蘇武牧羊的精神已做為民勤精神被傳承發揚，而養羊業做為畜牧發展的龍頭，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支柱產業之一，尤其石羊河流域治理工作開展以來，民勤縣肉羊產業得到快速的發展。

（一）養羊總量和經濟效益快速上升。2008年，民勤縣羊飼養量達到119.8萬只，其中羊存欄達到81.8萬只，較2006年增長1.2%，年均遞增0.6%，出欄達到38萬只，較2006年增長5.6%，年均遞增2.8%，養羊增加值達到5722萬元，占畜牧業增加值2.11億元的27.1%，農民來自養羊的人均收入達到308.5元，占農民人均牧業收入的36.8%。

（二）規模化養殖發展快。隨著農業內部的調整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實施以及人們對羊肉產品的需求增長，舍飼養羊生產日益得到重視。民勤縣養羊由分散飼養向相對集中飼養方式逐漸轉變，生產規模化程度不斷提高，養殖小區和適度規模養殖場蓬勃發展。至2008年民勤縣累計建成規模養殖小區141個，建成高標準的溫室棚舍8096座，規模養殖戶達到6926戶，占民勤縣養殖戶的11.9%。肉羊的舍飼育肥快速發展，使肉羊產業作為畜牧業生產的新型產業正在逐步形成。

（三）民勤羊肉的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顯著提高。隨著民勤養羊業的不斷發展，一些外地客商特別是回族客商大量涌入，民勤活羊及其羊肉產品大量外銷，每年有80%的活羊銷往陜西、寧夏、青海及省內蘭州等各市州，民勤羊肉的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顯不斷提高，同時也帶動了商貿等其他產業經濟的發展。

二、民勤縣肉羊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

經過近幾年的發展，民勤縣肉羊養殖做為一個產業已經基本形成，但與養羊業發達地區相比，民勤縣肉羊產業仍處于成長期，還未進入成熟期。從產業開發的層面看，其品種資源、良種化程度、標準化養殖、產品質量檔次、產業化程度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制約因素。

1、生產水平低，發展相對滯后

近年來，盡管民勤縣投入了大量資金改建暖棚圈舍、發展養殖小區，推廣綜合配套養羊技術，但大部分群眾養羊還沿襲著傳統的生產方式，飼養管理粗放，科技含量不高，發展速度緩慢，養羊效益偏低。

2、羊群結構不合理，品種老化

由于市場羔羊肉走俏，大部分羔羊被農戶育肥出售，后備母羊選留率低，造成適齡母羊比例失調，而且地方品種占相當大比例，繁殖率低，周轉速度較慢，出欄率低，商品率不高。

3、專門化肉羊品種數量與養羊需求不相適應

近幾年，民勤縣雖然先后從臨夏、山東、永昌等省內外引進了體型大、生長發育快，產肉性能和繁殖力高的薩福克、無角陶塞特、特克塞爾、小尾寒羊等專門肉用綿羊品種，但由于引種費用高，引進數量有限，目前還沒形成專門的種羊場作純繁擴群，遠不能滿足民勤縣規模化肉羊生產的需求。

4、秸稈飼料開發應用滯后，制約著羊產業的發展

隨著民勤縣“關井壓田”政策和水權水價制度的落實，農民耕地相對減少，留作種植飼草的用地嚴重不足。同時由于民勤縣調入的飼草加工機械種類少，質量差，特別是沒有專門加工棉稈的機械，秸稈青貯氨化技術推廣難度大，致使大部分秸稈飼草浪費嚴重，利用率不高，影響羊產業超常規、跨躍式發展。

5、資金投入匱乏，發展后勁不足

近幾年，盡管民勤縣每年都投入一定數量的扶持資金用于養殖小區和暖棚建設，但由于投入數額小，群眾有錢修圈無力買羊，規模化養殖涵蓋面較小，特別是一些優質肉羊品種無法大量引進，高新技術難以實施，發展潛力和后勁不足。

6、有產品優勢，無產品品牌，市場競爭力不強

民勤縣羊肉膻味輕，蛋白質含量高，以其獨特的品味享譽省內外，但是精深加工落后，市場交易主要以出售活羊和胴體肉為主，羊肉產品單一低檔，產業鏈不長，打造品牌、對外開拓市場力度不大，無公害畜產品認證滯后，市場競爭力弱，有數量優勢，無品牌特色，產業優勢難以發揮。

三、發展肉羊產業的對策建議

發展肉羊產業，就要充分挖掘民勤縣肉羊產業優勢，發展潛力，提升產品質量，打造肉羊強縣，推動民勤縣畜牧業生產再上新臺階。

（一）以養殖小區建設為重點，推進多層次多格局規模養羊

要把農業內部結構調整和畜牧業內部結構調整作為主攻方向，擴大飼草種植面積，擴大肉羊飼養比重，大力發展種草養羊，堅持走“小規模、大群體”的路子，在建小區，抓大戶的基礎上，普及推廣整村整社暖棚養羊的發展層次和格局，全面普及推廣整村整社暖棚養羊，積極引導集體、個體農林場轉變經營方式，發展種草養畜，實行以井定草，以草定畜，以畜建棚，集體農林場發展養殖小區、個體農林場發展養羊大戶，作為節水基地和發展養殖業的示范基地，逐步實現農林場向牧業養殖場的生產轉型。

（二）以飼草料資源開發利用為重點，夯實肉羊產業發展基礎

以退牧還草項目建設為契機，加大人工種草和天然草地改良力度，提高草原植被覆蓋度

和產草量，落實草原休牧、輪牧、禁牧制度，轉變傳統放牧方式，推行牧區舍飼圈養，提高牧區養羊數量。大力調整種植業內部結構，推行糧、經、飼三元種植結構和糧草、林草間作技術，充分利用退耕地和集體、個體農林場種植牧草和利用夏收閑田復種一年生牧草，不斷擴大人工種草面積。立草為業，以草促牧，以草帶羊，夯實養羊業發展的飼草料基礎。鼓勵群眾發展節水農業，把節約的灌溉用水用于種植飼草料。扶持養殖小區、養殖大戶和整村整社推進的養殖戶修建青貯、氨化池，購置青貯袋和鍘草機械，大力推廣農作物秸稈青貯、氨化技術，開發利用棉花稈、茴香稈等秸稈新資源，實行秸稈過腹還田，實現增殖轉化。

（三）以品種改良為重點，提高肉羊良種覆蓋率

堅持引種和自繁、本品種選育和雜交改良相結合的原則，大力推廣肉羊雜交改良技術，不斷擴大肉羊雜交改良覆蓋面。以勤鋒灘畜牧科技示范園種羊場、大壩鄉城西村肉羊示范小區和正在籌建的紅沙梁上王化縣級高新技術示范區種羊場為依托，引進適合民勤縣飼養的小尾寒羊、薩福克、無角陶賽特、特克賽爾等優質種羊，逐步建立縣級純種繁育，鄉級改良擴繁，農戶雜交育肥的三級雜交改良體系，加快良種進小區，進大戶工程建設步伐。以鄉鎮畜牧站為依托，村級防疫員為骨干，培訓一批綿羊人工授精員，重點服務養殖小區，輻射帶動千家萬戶，開展常溫人工授精工作，切實提高肉羊良種覆蓋率。

（四）推進產業化經營，提高組織化水平

積極推行以“公司+基地+農戶”、“協會+基地+農戶”、“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為主的產業化肉羊發展模式，按照扶優、扶強的原則，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帶動作用大、技術水平高、市場競爭力強、發展前景好的龍頭企業。形成龍頭企業、專業協會帶動千家萬戶發展肉羊產業的格局。充分發揮民勤縣畜禽養殖協會的作用，組建各鄉鎮養羊專業合作社，提高群眾養羊的組織化程度。

（五）加強動物疫病防控，保障肉羊生產安全

在規模養羊由于飼養密度較高、容易造成應激。在認真做好重大動物疫病強制免疫的前提下，加強羊痘、羊腸毒血癥、羊疥癬等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同時要加大引進種羊的同時疫病監測力度，防止新病病源引入，確保產品質量、生態環境、人類健康條件的安全和全面改善。

（六）加快實用技術推廣步伐，用先進技術裝備養羊業

以設施技術為基礎，良種技術為核心，飼草料技術為支撐，大力推進實用技術的組裝配套和推廣應用。推廣養殖小區和暖棚建設技術，提高肉羊養殖基礎設施的科技水平；推廣以肉羊常溫人工授精為重點的品種改良技術，提高肉羊良種率和生產性能；推廣優質牧草裁培和秸稈青貯氨化技術，擴大種草，開發資源，奠定肉羊發展的飼草料基礎；推廣動物保健及免疫技術，確保養羊業健康發展；推廣畜產品安全技術，加強投入品管理，確保肉羊健康養殖。整合縣內外科技培訓資源，從圈舍建造入手、重點對群眾加強品種改良、疫病防控、飼養管理和市場營銷等知識的培訓，提高科技在肉羊生產中的貢獻率。

（七）增強品牌意識，提高羊肉市場競爭力

實施畜牧業規模化、標準化、生態化生產，加強投入品的監管，加快無公害、綠色和有機畜禽產品的命名認證，提高產品質量。樹立和強化畜產品品牌意識，依托縣域周邊大中城市區位優勢，堅持走以質取勝、自主創新的路子，指導農民和企業按標準生產，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專業協會的主體作用，依靠、扶持和引導他們，立足市場，增創優勢，打造品牌，下大力氣培育、整合和打造民勤縣羊肉產品精品品牌，提高民勤縣羊肉市場競爭力。

第五篇：關于網絡輿情應對的思考建議

關于網絡輿情應對的思考建議

當前，縣級處于矛盾的第一線，輿情均處于高發易發態勢，網絡成為社會輿論的重要發源地和聚散地，網絡輿情占比重，多為舉報投訴類、民生訴求類、突發事件類，究其原因，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民眾維權意識提高，利益訴求增多，導致引發輿情產生的熱點因素增加。

一方面，由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加大了對交通、工業園區、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對民生的投入也不斷增加，財政資金對鄉鎮、村的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加大，客觀導致涉及征地拆遷、補償安置、涉農資金補貼、社會救助等涉民切身利益的事務增多。在政策落實過程中，由于一些具體辦事部門和經辦人員工作不到位或公開透明度不夠導致民眾不理解、不滿意、不配合。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開放，信息的透明，群眾眼界逐步拓寬，群眾在社會生活中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責任意識、監督意識在不斷提升，對黨委、政府公共管理水平有了更高的期待，對關乎公共利益的事務有了更多的關注，遇到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受調整時，不再沉默，而是敢于表達。

二是媒體格局在變化，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互動在加強，導致輿情發酵的可能性增大。

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媒體格局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微博客等新載體和手機上網平臺的迅猛發展，更加快了網絡輿情的急速升溫，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利用網絡這一便捷平臺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參與社會事務的監督，希望借助海量網民的力量，制造更大的輿論影響力，最后通過輿論的壓力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的相互融合與呼應進一步強化。越來越多的平面媒體通過網絡搜索線索，然后進行實地采訪印證。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的信息互享和交換成為推動輿情迅速傳播和熱點輿情事件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是媒體監督意識增強，部分非主流媒體濫用新聞監督權，導致輿情處置的行政成本增大。

隨著媒體監督的意識越來越強，媒體視角已經遍布社會的各個層面，對群眾關心的民生問題、環保問題、社會公平公正問題、政府服務水平問題的監督性報道也越來越多，推動了輿情不斷上升。

輿情應對工作中發現的問題

（一）實體部門存有工作漏洞，給媒體實施新聞輿論監督提供了事實依據。

實施新聞輿論監督是《新聞法》賦予媒體的權力，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能拒絕、阻止記者的采訪報道。如果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媒體報道最終依據的是事實和法律。但從媒體記者到我縣實地采訪進行輿論監督和監測到的網絡輿情的案例分析，我們實體部門的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不足，容易被媒體關注：一是惠民政策落實不到位；二是執法不公；三是管理缺位；四是公共利益與部分公眾利益矛盾；五是干部作風問題。

（二）不善于與媒體打交道，缺少應對突發輿情的技巧和方法。

一些輿情發生地（單位）的領導干部面對記者采訪，認識有誤區，態度不積極，接待不熱情，方法不得當，缺乏技巧。具體表現：一是“躲逃”。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少說為佳，不說為妙”，對媒體采取能躲則躲、能拖則拖的辦法，只顧撇清自己，不顧黨委、政府形象受損。二是“敷衍”。不管是正面宣傳，還是負面報道，采用敷衍塞責的辦法，態度上漫不經心，話語上模棱兩可，行動上拖拖拉拉，偶有回應也是避重就輕，抓不住關鍵，導致媒體不滿，不利輿論引導。三是“麻痹”。對媒體記者在轄區內采訪報道，缺乏責任心和敏銳性，既不對輿論進行正確的引導，又不及時上報，聽之任之，給后期工作帶來被動。

（三）應對處置機制不夠順暢，制約了涉縣輿情的及時有效化解。

具體表現為：一是缺乏科學應對輿情的網絡平臺，工作手段跟不上新媒體發展的速度。二是缺少人手和工作經費，保障力度跟不上輿情發展態勢。三是少數單位執行力欠佳，多部門聯動處置機制有待加強。

加強和改進輿情應對工作的對策建議

當前，互聯網世界已成為新聞傳播的重要載體和社會輿論的 “加速器”、“放大器”。科學應對輿情已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內容，是各級黨委、政府提升執政能力、維護地域形象的重要手段。作為承上啟下的縣級政權，處于基層工作的第一線，是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協調各類利益關系的前沿陣地，面對復雜多變的網絡輿論和全媒體發展態勢，我們必須自覺增強新聞意識、媒體意識和輿情意識，重視加強縣本級應對輿情的平臺建設、隊伍建設和制度建設，自主增強正面宣傳能力、輿情應對能力以及與媒體打交道能力。

（一）教育各級干部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強化輿情危機意識，提高輿情應對本領。

一是善于從縣內外發生的典型輿情事件中得到警醒，把握社會心態走勢、網民關注熱點、輿情分布特征和處置技巧。二是應以包容心對待網絡民意，正確對待輿論監督，鼓勵和保護公民理性表達意愿，規范網民在法律框架內合理提出訴求，而不是一味地刪除、封堵網帖，刺激網民，激化矛盾。三是著力提升黨委、政府公信力，改進政府工作方式，推進黨務、政務、警務、村務公開，擴大黨政機構新聞發布的透明度，最大程度實行信息公開。四是積極開展網絡問政。應努力提升網絡應對技巧，綜合運用官方網站、媒體網絡、網民留言板、官方機構和個人微博等新媒體手段，主動出擊，引導和化解輿情危機，建立健全“網絡問政”的體制機制，傾聽民意，疏導民怨，及時有效處置熱點事件，切實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最大程度促進社會和諧。

（二）加強縣級網絡平臺建設。一是建設“新聞網”。

必需搶占互聯網宣傳陣地，在第一時間正面權威發布主流聲音，力求全面匯集東至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最新資信，把自辦的新聞網站打造成為對外宣傳推介東至的最具權威性、最快捷、最全面的網絡信息平臺。二是建設 “政務微博群”。為構造展示黨委、政府機構形象的新平臺，更近距離與民眾溝通互動，更及時、全面地發布最新政令新聞，正面回應網民個人微博訴求，黨政機關必須適應形勢發展需要，開設自己的官方微博。三是加大對政府網站等官方、民間網站特別是網民留言板的管理力度，強化論壇發帖審核制，從源頭防止負面敏感事件傳播發酵。

（三）加強應對輿情的專業隊伍建設。

一是充實加強外宣、網宣和網監隊伍，強化業務培訓，重點提高涉縣輿情收集、分析和應對處置能力。二是加強新聞發言人隊伍建設，各鄉鎮各部門要選拔培養綜合素質高、語言能力強、熟悉新聞媒體工作的干部作為本單位新聞發言人，負責政務微博運營、媒體接待與輿情應對事宜。三是加強網絡評論員隊伍建設，進一步優化評論員能力結構，加強日常網絡發帖、跟帖、回帖和撰寫網評文章工作，做好正面宣傳、負面輿情引導。四是夯實鄉鎮輿情應對工作基礎，明確鄉鎮黨委副書記、宣傳委員作為基層一線力量，面對面開展工作。

（四）加強配套制度建設。一是完善輿情預判預警機制。

包括突發事件信息收集制度、突發公共事件信息評估機制、突發公共事件預警信息發布機制和突發輿情處置聯席研判機制。二是完善信息公開發布和輿情引導機制。重點是針對突發事件，利用好信息公開黃金2小時，規范新聞發言人或政府公職人員的言論、態度和處理問題的方式，改變對互聯網 “不理、不用、不管”的現象，做到盡早講、持續講、準確講、反復講，提高輿論引導水平。三是建立及時問責和查處責任官員制度。重點對輿論關注的事件處置不力、不作為的官員，及其背后存在的貪污腐敗、違法亂紀的人作出處理，通過及時的行政問責，有效平息危機和輿情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