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西方管理思想領導素質與能力比較分析

中西方管理思想領導素質與能力比較分析

趙渤 原創 | 2014-04-26 13:

21一、儒家的領導素質行為及能力序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國儒家思想對于領導者素質與能力發展要求是有內在規律的。他要求“修己安人、內圣外王”的發展序列。儒家強調正人先正己，由內而外，由已及人，《大學》中說：“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志；致志在格物。”這里所說的“格物、致志、誠意、正心、修身”，是追求人內心的修養完善；“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為政治民，追求理想的社會。兩者合起來就是莊子所說的“內圣外王”。

二、中西方管理基于領導能力及素質的理論比較：本質、構成特點及方法應用

1、西方能力與素質理論：本質特點評價方法及應用

第一，西方的能力與素質理論：本質特點．西方能力理論認為，能力是具有結構心理特征的總和。研究能力的結構，分析能力的構成因素，理解能力的本質，從而合理設計能力測量的手段。由于能力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特征，因而出現了研究能力的不同理論。它們的共同基礎是能力測量中不同的因素分析法。西方素質理論認為，素質是有機體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經系統、腦的特征以及感官和運動器官的特性。素質是能力發展的自然前提，離開這個物質基礎就談不到能力的發展。生來或早期聾啞的人難以發展音樂能力，雙目失明的人無從發展繪畫才能，嚴重的早期腦損傷或腦發育不全的缺陷是智力發展的障礙。

第二，西方能力與素質理論的關系：構成特點。素質是能力發展的自然基礎，但不是能力本身。素質作為先天生成的解刨生理結構，不能現成的決定能力。剛出生的嬰兒沒有能力，只是由于他生來具有一定的解刨生理特點，因而他具有能力發展的一般可能性。只是在以后的生活實踐中，解刨生理素質在活動中顯露并發展起來，才逐漸形成能力這樣的心理特征。

英國心里學家斯皮爾曼作為實驗心理學的先驅，他反對聯想理論，著有《智力的性質和認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創造的心》等”。他對心理統計的發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對相關系數概念進行了延伸，導出了等級相關的計算方法。他還創立因素分析的方法，這是他學術上最偉大的成就。

第三，西方能力理論：評價方法及應用

斯皮爾曼二因素結構理論的方法表達為：

１）斯皮爾曼認為，能力是由一般因素（g）和特殊因素（s）所構成。２）完成任何一項作業都是由g和s兩種因素決定的。

分析方式：

１）一個算術推理作業由g+s1決定，而一個言語測驗作業由g+s2決定。２）兩套測驗題的結果如果出現正相關，就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的因素g；而它們不完全相關，就是因為每種作業包括不同的、無聯系的 s因素造成的。

結論：根據這些相關，在能力結構中，第一位的和重要的是一般因素g，各種能力測驗就是通過廣泛取樣而求出g因素。

另外，美國心理學家吉爾福特提出了一種新的能力結構設想，稱為“智慧結構”學說。

１）智慧因素是由操作、材料內容和產品三個變項構成的，像一個長、寬、高三個維度的方塊。

２）每一變項由一些有關的要素組成，因此，他以排列組合的方法，提出智慧可能由120種因素組成。

2、中國人文哲學關于能力與素質理論分析：原則與本質屬性、評價結構及應用

第一，中國歷史上講究智慧才智：由品引導。所以，對人的品性及素質與能力等的論述是很多的。董仲舒認為人性有品，品有善惡，其所謂的有善有惡是指本體人。他認為，人性可以分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并認為，圣人之性，先天即是善的，無須教化；中民之性，需要教育；斗筲之性，經過教育也難以轉化為善。王充認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惡是中人以下，善惡混是中人之性。韓愈提出“性三品說”，認為上品人性是善的，下品人性是惡的，而中品人性之善惡在于引導。

第二，中國歷史人文哲學關于人才智慧構成：評價原則。儒家的“五常”“六藝”實際是人的心智的教化過程。他主張身心智的和諧，既不主張以禮（理）滅情，也不贊成順隨自然情欲的泛濫，而主張把自然的感性欲望納入禮節性原則之中去。

儒家關于心靈中知、情、意的分析，是非常全面的，即，通過教化形成自然與和諧。而“五常”“六藝”的教化結構，即是這種手段。《孟子?盡心下》云：“養心莫善于寡欲。”天理與人欲成了相互對立的兩件事。“不為天理即私俗??不為人欲皆天理。”滅一分人欲，方才存一分天理。人要成就自己，成就他人，首先就要做到以“理”改造‘欲’，形成“禮‘的自然秩序，順乎自然順應天理。由此儒家主張心靈的“中和”，使知、情、意保持和諧順適的狀態。

荀子認為，人們無法減少或去除內心的物質欲望，但人們卻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來節制自己追求利欲的行為。這就是說，“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用什么來“節求”呢？荀子引出了他的“制禮明分”的思想主張。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第三，墨家關于管理者能力的應用：基于素質要素的管理能力評價

《墨子?尚同》中云:“數千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栗，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人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

釋義：“數千里之外，有做壞事的人，他的家人還未完全知道，鄉里還未完全聽說，天子得知后就懲罰他。因此，天下百姓都恐懼、顫懾、戰戰兢兢，不敢做淫蕩、暴虐的事。都說天子的視覺、聽覺象神靈。先王說，“并不神啊，只不過是使別人的耳目幫助自己去看、去聽；使別人的嘴巴，幫助自己講話；使別人的心靈，幫助自己思考；使別人的手腳，幫助自己行動而已”。

《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即舉其事速成矣。”

釋義：幫助他視聽的人多了，那么他的所見所聞的知識就廣遠；幫助他言談的人多了，那么他的善言所安撫的范圍就廣博；幫助他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計謀、計劃就會迅速獲得；幫助他行動的人多了，那么他所辦的事就會迅速成功。

3、中國管理思想之“政之以德”之本：“仁者”“愛民”，德法兼治 儒家的德治思想對漫長封建社會的治國之道產生了深遠影響。認為，德治，需要治國者“為政以德”，同時也需要百姓民眾明理守德。要讓百姓做到明理守

德，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治國者做到“為政以德”，二是百姓安居樂業，有“恒產”才有“恒心”，三是道德教化，導民以仁，摩民以義。在這三方面的努力中，道德教化最為關鍵，其效用在于動員人的道德情感，使人成為有道德的人，使社會成為友愛和諧的社會。

儒家認為：民貴君輕，仁者，富民；德主而刑輔；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則易治也。

三、中國管理思想之“水至柔，而利萬物” ：故幾于道

儒家有言：“水能載舟，也能。事實上這就目前我們經常說到的，管理的人性化就是對以人為中心的管理的根本點的說明。儒家強調通過管理者的道德威望的感昭示范，在無形中影響群體，每個人在感昭下“修己”激發群體社會網絡的協調和睦與創造性。

中國的老子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水造福利益人間萬物而又不爭不悔，能接納百川不分混濁污垢而自質清潔，這幾乎就是“道”了。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水柔弱至極，但咆哮泛濫起來，誰能阻擋？激水之疾，可以漂石。水“反者道之動”，“千里之堤，可以潰于蟻穴”。的確，人們所知的宇宙間又有何物能似水那樣至柔、至剛、至凈、至愛、能容、能大呢？管理者是否應該學習水那種效法自然之道的胸襟和氣度呢？

（來源整合于：王力 趙渤編著：《管理學流派思想評注圖鑒：歷史、方法、趨勢》，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3月版。---以中國人文哲學思想評注西方各主流管理思想歷史、方法及管理學科發展趨勢）

第二篇：中西方管理比較

中西方管理比較——企業管理

管理就是管理主體為了實現既定目標，在特定的環境下采用一定手段和方法合理配置各種資源的活動過程。管理是促進現代社會文明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它與科學和技術三足鼎立。

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日趨一體化，跨文化管理亦日益成為中國理論界和企業界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探究導致東西方企業管理差異的文化原因，有利于人們深入認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業管理特征，從而更好地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戰。

大致說來，東西方企業管理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東方宣揚集體主義，西方崇尚個性張揚；東方講究人際關系，西方推崇科學思想；東方重倫理，西方尚法制；東方管理意在引導，西方管理旨在防范；東方企業鼓勵以廠為家，西方企業則主張工廠只是工作的場所；等等。東西方企業管理中的種種差異，導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復雜的，但是，東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各自的歷史傳統，應當說是其管理差異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以美國企業文化管理和我國企業文化管理為例，分析中西方管理比較。

美國的企業文化在本世紀70年代出現，8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企業文化理論的最初實踐者是日本企業家，但美國人總結并建立了完善了企業文化理論。100多年來，美國一直是西方世界企業管理的領路人，泰勒的科學管理、行為科學與管理科學的發展，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70年代的挫折，日本運用的先進的管理模式使日本在許多經濟領域超過了美國。隨著美國學者的研究日本成功的奧秘及對本國的管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人過去的管理行為，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管理革命。

5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管理的發展趨勢是嚴密化、定量化和硬科學化，在管理技術上傾向于企業的戰略計劃、組織結構、制度等管理硬件，在管理中注重社會的契約化、法律化和理性化等。這樣，在企業的管理軟件方面，如技能、作風、人員、士氣、文化背景等沒有充分的重視和發展，在實際企業管理中，認為是計劃和技術至上，企業人員在生產經營中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

80年代，當日本的許多經濟領域如汽車、相機、光學儀器、家電、信息、鋼鐵、造船、通迅等方面取得領先并超過美國時，美國的企業管理學界紛紛到日本考察研究其成功的奧秘。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企業管理不僅是一門科學、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于是，一聲以“軟”化管理為特征的管理革命在美國展開了。

美國企業管理的企業文化革命開始了，隨著企業文化理論專著的出版，管理理論逐漸確立了美國企業文化體系，在美國的企業實踐中迅速得到作用。從美國的一些著名公司的管理上看，企業文化對企業本身的生存與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們的企業文化與許多相似之處，如：強調以人為中心，注重培養員工；尊重顧客；強調產品質量與優質服務；鼓勵發明創造，不斷向市場投放新的產品；領導身體力行，帶領公司員工，堅持公司的價值觀和哲學觀念；都有明確的企業目標和行為準則，全體員工都共同為之奮斗。具體地說，主要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個人主義注重績效及個人能力的發揮。

美國歷史上的“西進運動”使美國人沿承了好動好冒險的民族特點，當時美國西部土地肥沃，富有冒險精神的移民紛紛西進，尋求致富之路，多年以后，大量移民進入美國，但這一傳統特征卻被沿襲下來了，美國人明顯具有信奉個人能力主義和流動及變動性的特點。所以，在美國人心目中，能白手起家的人是社會上的英雄，美國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態要求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充分表現自我。美國企業文化學者泰倫斯.迪爾和艾倫.肯尼迪指出，若價值是文化的靈魂，那么英雄就是這些價值的化身和組織機構力量的集中體現。在美國著名企業中，塑造并涌現出了一批“英雄”企業家。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通過個人奮斗，在事業中獲取最大的成功而被企業確認為英雄模范式的人物。

美國式的個人主義，引發出美國文化中注重實用和務實以及個人能力的發揮。在美國哲學中，實用主義一度占有絕對優勢。任何一項發明或發現能否被美國人接受，關鍵在于能否在現實中加以應用，能否在社會生活中產生效應。這種務實的特點也反映在企業管理模式及企業文化模式中。美國企業用人不把職工的資歷、學歷、地位、職務等作為衡量人才的砝碼，只是注重職工的表現和個人對企業貢獻及績效的大小。、重視個人責任和權利。

美國的企業多通過激勵員工的個人主義使其與企業合作達到較好的水平，從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

在美國社會發展中，如前文所述“西進運動”使美國人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和自信信念、冒險精神和平等觀念，倡導自我控制的生活方式。個人主義的平等觀念要求同一個團體中各個分子的地位相同，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大家也不能剝奪個人的權利，同時，作為個人主義的自我保護，個人作為國家的一個公民，有強烈的法制觀念，它要求團體不能抹殺個人，只能在個人愿意交出的一些權利上控制個人。社會上權利與義務的界限非常明確，而且是客觀的、不帶有感情色彩的。

美國個人權利倍受重視，是以尊重別人的權利為前提條件的。由于美國社會是以金錢來衡量個人的實用價值的社會，也是以金錢來推動美國社會和企業運行的，因此在企業文化關系上，表現為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系是純粹金錢雇傭關系,這樣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雇員的工作積極性。

3、具有典型的西方價值觀。

價值觀是一個企業的基本概念和信仰，它為企業員工規定出成功的標準和方向。許多著名的企業在個人主義的前提下，都講究公私分明、公平合理、自由民主、平等競爭、自覺守法、尊重人權、突出個性、富于進取、講究實效、不安現狀、勇于創新和富于冒險精神等。

4、實施制度化管理。

制度是美國企業的精髓，不論做什么事，一定要先建立好制度及標準化的作業流程，一旦有問題，先考慮是否是制度有弊端，然后在考慮人為因素。一般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如崇尚企業做大，強調規模效益；盡量降低成本；把所有的業務都進行細致的分析；開除擾亂秩序的人，做任何事都要進行控制，認為只要加薪，給獎金，生產力就會提高，大方重賞表現杰出者，監督品質管制，仔細認真地準備財務報表，等等。

5、強調重視顧客，一切為了顧客的觀念。

重視顧客的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要在公眾心目中樹立起企業良好形象。具體做法：尊重顧客，不厭其煩地跟顧客建立長久的聯系；企業對顧客負責，樹立對質量精益求精的精神等等。

我國企業文化，近20年來，隨著企業文化的發展，我國的企業文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企業文化的重大價值，許多企業也開始有意識的培育企業文化。但從總體來看，目前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時間較短，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企業文化建設相對滯后，不少企業以市場經濟文化為背景，以企業價值觀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尚不成熟，在與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文化的溝通與競爭中顯的乏力。主要表現在：從企業文化的內涵上看，缺乏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價值觀，企業核心理念尚未形成；從表現形式上看，注重公關形象的運作程

序目標和結果，但尚未形成良性循環；從企業文化的結構上看，尚停留在表層和中間層，對企業文化的三個主要層次——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和企業形象之間還缺乏全面的考慮，沒有形成一個整體。不少企業家對企業文化的認定上雖然認為越來越重要，但對其內涵卻不十分清楚。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我國學術界和企業界的有識之士預測到中國的企業文化將會再度升溫。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前后，一段時間，研究企業文化火熱但后來又逐漸平靜下來了，說明研究企業文化只停留在表層或照搬國外的企業文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建設的發展和進入21世紀全球信息化、跨國公司的兼并與進入等等緊迫形勢下，本來我國企業文化建設就比較滯后的今天，若再不加強研究和進行建設，我們就可能會喪失發展機遇，影響我國的企業文化的發展。

江澤民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精辟論述中，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先進的文化的前進方向的科學論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指明了方向，企業文化作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要始終堅持先進的文化前進方向，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創新是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是建設企業文化生命力的源泉。具體而言，加強企業文化建設，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要在選擇性的吸收國外的先進文化的同時，注意要與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相結合，以期形成本國的企業文化。

隨著WTO的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推進，中國和世界的交流日益廣泛而深入，從文化的角度上看，文化也必將趨向多元化。但企業文化是一定的民族文化的體現，它從屬于民族文化并由民族文化所決定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如重視仁愛，以人為本的傳統；團結一致，儒家文化的重教育、啟發和強化感化作用的傳統；中華民族具有的自強不息的傳統和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的傳統等等要注意繼續保持和發揚，同時也要注意摒棄傳統文化中不適應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不利的部分，吸納國外的優秀文化為我所用。

2、企業文化貴在創新。

只有創新的企業文化才有生命力，才能使企業文化出現活力，在企業文化創新方面要注意不斷吸收容納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各種新的文化要素，不斷融匯現代科學與教育的新質內涵，形成具有現代意識、現代知識、現代內容的新企業文化。不妨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要致力于企業價值觀的創新；二是要確定企業文化創新的機制，并以企業精神為統帥，指導企業不斷創新。

3、注重企業家文化建設，以期帶動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

企業家擔負著企業文化倡導、示范、整合、變革責任，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推動者，因此，一定意義上講企業文化就是企業家文化。企業文化的建設程序是由上而下的，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對企業文化建設而言，企業家的重要貢獻和責任，應該是為企業培育一種使企業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企業文化。因此要加強各類企業的企業家文化建設，以期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為企業文化的建設真正起到指導和領導作用。

4、開放思想，摒棄陳見，不斷加強學習。

學習是企業長期的戰略任務，需要具有開放性的頭腦，不斷向成功者學習，善于分析和總結，將其成功之處善于用到本企業中去。同時，也要加強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研究和學習，加強對國際規范的了解，瞄準世界科技的發展，針對本行業的特點加強企業文化建設。

第三篇：中西方悲劇特點比較與分析

中西方悲劇特點比較與分析

■鄒紅

人總是處于不斷的追求中，在這個追求過程中人必然要經歷苦惱、不幸、哀痛甚至毀滅，這就是人類的悲劇。一個民族文化的成熟與否與這一民族是否有著深刻而理性的悲劇精神密切相關。中西方對悲劇和悲劇精神的探討淵源已久，現代意義上的悲劇源于西方，古希臘的悲劇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悲劇體系，并且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形成一個系統的悲劇美學體系。中國歷代文藝理論的著述中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悲劇這一概念，卻也有明確的悲劇意識。中西民族由于文化傳統和歷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悲劇審美體系。邱紫華曾指出：“與西方悲劇沖突中那種尖銳的、不可退讓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國悲劇作品表現沖突的方式很難體現激揚高蹈的悲劇精神，而這正是中華民族性格的一種表現。”中西方民族的悲劇意識產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這種差異是本質的，具有深遠的歷史傳承性。

一、中西方悲劇概念及其分類

悲劇是以劇中主人公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及其悲慘的結局構成基本內容的作品，它的主人翁大都是人們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劇以悲慘的結局來揭示生活中的罪惡。魯迅在論及悲劇社會性沖突時指出，“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而激起觀眾的悲憤及崇敬，達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世界最早的悲劇是希臘悲劇，如著名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的《普羅米修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戲劇家們，把悲劇藝術推向了高峰。中國古典戲曲中也曾涌現出很多杰出的悲劇作品，如雜劇《竇娥冤》、《桃花扇》，傳統劇目《梁山伯與祝英臺>等，都是屢演不衰的優秀悲劇作品。悲劇，素來被譽為藝術的“最高階段”，以其深沉激昂的藝術精神和藝術魅力震撼和感召著世人。悲劇一詞在西方文化用語中包含三層意思：(1)作為戲劇的一個種類；(2)人類生活中的悲劇性；(3)對悲劇性進行文化觀念把握的悲劇意識。在西方戲劇史上，悲劇往往描述主人翁所從事的事業，由于惡勢力的干擾迫害和主人翁自身性格的弱點或過失而導致事業失敗乃至毀滅，表現出較強的個體自主意識。而在中國戲劇發展過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是。哀曲”、“怨情”和慘絕悲極的內容情節，苦、哀、怨是中國古代悲劇的特質，個體自主意識較弱。在抗爭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劇。中西方悲劇的不同是因為不同的文化根源所致。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一書把悲劇分為復雜情節悲劇、性格悲劇(或命運悲劇)、情景悲劇和苦難悲劇等四種類型。之后西方文論界出現了諸多悲劇理論，有的是對亞氏思想的堅持，有的是對亞氏思想的修正和發展，關注的議題和理論活動的空間并沒有越出《詩學》的理論格局。黑格爾在《美學》中提出了三種類型的悲劇：命運悲劇(古希臘悲劇)，性格悲劇(文藝復興時期悲劇，尤其是莎士比亞的悲劇)和倫理沖突悲劇(近代悲劇)。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悲劇分為三種類型：主人公性格缺陷導致的悲劇，盲目命運導致的悲劇和社會地位相互對立導致的悲劇。后來也有人把悲劇的類型概括為四種：命運悲劇(神秘力量左右現實人生)；性格悲劇(性格內在矛盾沖突)；社會悲劇(社會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人生悲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歷史悲劇(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的矛盾沖突)。對比西方悲劇，中國悲劇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古典高悲劇，包括《趙氏孤兒》、《精忠旗》、《精忠譜》，主要描述主人翁的英雄主義精神和斗爭氣概。第二類是變異的古典高悲劇，典型的有《漢宮秋》，主要從悲劇氣氛上加以考察。第三類是市民悲劇，也可以叫做社會悲劇，反映個體與社會的矛盾，人的悲劇情懷，包括《竇娥冤》、《琵琶記》、《桃花扇》；表現愛情、相思及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如《嬌紅記》、《長生殿》、《雷峰塔》等，主要從情感的平民化、個人與社會的對立主題上加以對比。

二、中西方悲劇外在形式的差別比較

(一)不同的悲劇主人翁

按西方觀眾的審美心理，悲劇，是“對最重要最偉大的人物的一種模仿”。傳統西方悲 1

劇都是以皇家貴族和英雄豪杰為主角。在西方人眼中悲劇的主人翁和英雄是同義詞，英雄本人是時代驕子，但卻遭受深重不幸，其身份和境遇形成強烈對比，因而具有震撼力量。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普羅米修斯，索福克羅斯描寫的俄狄浦斯，歐里庇得斯筆下的美狄亞等都屬于西方悲劇中的英雄人物。最典型的是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與西方悲劇相反，中國古典悲劇的主人翁一般是弱小善良、無辜受害的小人物，尤其是出于社會最底層的婦女。如《竇娥冤》中的竇娥就是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弱小女子，她3歲失去母親，7歲到蔡婆家做媳婦，17歲成親，不久丈夫去世。面對接二連三的不幸，她只能被動地忍受，把痛苦看做命運的安排，是前世的報應。像竇娥這樣的弱女子還有很多，《琵琶記>中的趙五娘、《桃花扇)ee的李香君，還有杜十娘、秦香蓮等。這些薄命女子越是嬌小、柔弱、溫順、和善，當她們備受摧殘、遭受苦難時，就越發顯得無辜、凄慘和可悲，令人同情和憐憫。觀眾從她們的遭遇中所獲得的悲劇美，不是由于其地位的高貴和命運慘痛的比照，而是因為善良本性和悲苦結局的反差。

(二)不同的悲劇性格

中西悲劇主人翁不同的性格弱點直接導致各自悲劇的形成，這種差異也是中西民族的性格差異：中國人重克己的認同人格，強調家庭本位，突出家庭乃至國家的利益；而西方人重揚己的獨立人格，奉行個人本位，以自我為中心，注重個人的人格尊嚴。具有獨立人格的西方悲劇顯得獨立而崇高。而具有認同人格的中國古代悲劇人物則顯得悲苦凄怨。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以群體為本位的社會，強調向內調和，宗法制的國家形式、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僵化統一的思想教育、溫柔敦厚的道德說教等，造成了個人服從社會、個人認同社會的克己思維模式。在中國悲劇中，強大的社會力量往往支配著悲劇主人翁的性格，不允許他做出個人的獨立判斷，過于濃厚的群體意識使得個體人格趨于依附認同，把個人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整合同化到群體中去，他們只能放棄尋求和實現自身價值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按照群體意愿行動，如果執意要追求個體的人格獨立，結果只能是被社會吞噬，在現實中被毀滅。因此中國的悲劇主人翁只能犧牲個人的追求，在不幸中隱忍，把自由與幸福寄托于來世。梁山伯與祝英臺不得不為了家族安寧，用殉情來成全來世的愛情；《漢宮秋》中的王昭君，為了解除國家危難，不得不出塞和番，最后投江自盡；《長生殿》中的楊貴妃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不得不命喪馬嵬坡；<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面對愛情與家庭、倫理的激烈沖突，不得不以犧牲自己的愛情作為化解矛盾的籌碼。這些都是中國克己人格的體現。克己思維導致中國悲劇講究情感抒發的適度，把最初的矛盾化為最終的和諧。而西方社會是一個以個體為本位的社會，強調向外擴張。在西方性格悲劇中，主人翁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他們具有獨立判斷性，能夠做出毫不妥協的選擇，甚至把個人的判斷力凌駕于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之上，這種過于獨立的判斷往往帶有濃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斷，從而產生不理智的舉動。走向意志的反面。美狄亞為了報復伊阿宋的忘恩負義，竟然親手殺死自己與伊阿宋的孩子；李爾王性情暴戾，聽信讒言，驅逐愛女及朝臣；《熙德》中的貴族老臣杰葛僅為了報高邁斯的一耳光之仇，竟然與其子決斗并殺死了他。卡斯特爾維特洛這樣描述西方悲劇主人翁及他們的行為：“悲劇里的人物地位顯貴，意氣風發，心性高傲，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標，倘使受到傷害或是將要受到傷害，他們絕不到衙門告狀，也絕不忍氣吞聲，而是聽從自己情感的驅使，把自己的行為當法律，為了復仇殺死他人或近親，甚至在絕望之余，殺死自己。”

(三)不同的悲劇沖突

西方悲劇所揭示的是人與無法制伏的異己力量的抗爭與沖突。《俄狄浦斯王》中，異己力量表現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運；在《哈姆雷特》中，異己力量是主人翁性格中的弱點(軟弱和猶豫)；在《人民公敵》中，異己力量是某種與主人翁為敵的社會勢力。在這些矛盾中，人是主動出擊的，沖突逐步升級。個體的人努力地想擺脫冥冥中的宿命，想通過自己的進取和拼搏把握自己的生命航程，然而他們越是努力越接近置他們于死地的泥潭，越是艱辛和痛苦地走路，就越來越深地陷在沼澤中。俄狄浦斯為了擺脫殺父娶母的宿命而流浪，卻在逃離的路上殺害了自己的親生父親，娶了自己的親生母親；當瘟疫在國內橫行的時候，他決定親自找出那個殺父娶母的人，但他越是真誠地為民除害，就越被逼近自我毀滅。這種針鋒相對的斗爭，把悲劇沖突推向高潮。

而中國古典悲劇描寫的主要是主人翁悲慘的遭遇，不是劇烈的沖突。《竇娥冤》是個典型的例子。竇娥缺乏斗爭意識，把自己的不幸看做命運的安排，既然命運決定了她的不幸，只好安分地修來世。她拒絕嫁給張驢兒為妻，主要是囿于封建禮教。她為救婆婆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在整個過程中，竇娥步步退讓，直到上了刑場，她也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無辜，只有靠上天為她作證，因此，她的抗爭顯得被動而沒有力度。不僅如此，中國戲劇的悲劇沖突還帶有倫理評判性質。作家總是以奸害忠、惡毀善、邪壓正、丑貶美的故事呼吁人們制伏奸、惡、邪、丑，伸張忠、善、正、美。如《趙氏孤兒》中，奸臣搜孤步步緊逼，忠臣救孤處處設防，一個個忠義之士凜然獻身。在慘烈的悲劇氣氛中，表達了聲討奸惡、頌揚忠良的道德批判主題。

(四)不同的悲劇結局

中西悲劇的結局也有著根本的區別。西方悲劇的結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爭，以證明斗爭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義，是沖突的自熱化。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悲劇結束時，充分體現了一種毫不后悔的自我犧牲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來證明斗爭的徹底性及其重大意義。哈姆雷特悲壯地死去，他的敵人也化為烏有。他的人文思想，通過這場毀滅性的斗爭得到了升華，顯得更加不可戰勝。與哈姆雷特一樣，《雅典的泰門》中的泰門、《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都是這類人物。有的悲劇人物雖然沒死，但也遭受到巨大的苦難，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例。

與西方悲劇相反，中國的苦戲往往以喜劇形式結尾，所謂先苦后甜，苦盡甘來，是沖突的和解。如《琵琶記》中苦命的趙五娘，在歷經磨難之后，終于得到身為高官的丈夫的承認，忠孝兩全，以合家大團圓收場。有的戲劇為了表現團圓的大結局，不惜把現實中不能兌現的“團圓”搬到陰曹地府或天界仙境。但是，這種令人高興的結局一般不是主人翁自己爭取的，而是借助一種外在力量實現的。如《雷峰塔》、《精忠旗》、《長生殿》等，便是類似結尾的典型例子。

三、中西方悲劇差異的文化根源分析

西方社會從古希臘開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業文化的特征，崇尚個性和自由，富于冒險和開拓，講求力量和技術，具有批判精神、懷疑態度和否定勇氣。圣經中亞當和夏娃偷吃知識樹上的禁果便是西方人敢于懷疑、敢于探索的象征，所以，西方悲劇產生的直接原因是他們的懷疑與判斷能力。在西方人看來，和諧不是產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問的協調同一，而是相反，產生于對立面的斗爭，通過斗爭達到的和諧才是真正的和諧。在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的認識上，他們都強調以斗爭求和諧。西方悲劇意識的作用是：暴露人的生存困境，超越人的生存困境。命運悲劇集中表現了人類對人生意義的積極探索和自身價值實現中所顯現的堅強性格和意志。從西方悲劇的結局看，其一方面向人們預顯了命運之神的強大，似乎是說命運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顯示了人類對命運的不屈抗爭。在這種痛苦和慘烈之中，宣揚了一種精神：人可以被打倒，可以被毀滅，卻不能被征服。因此觀眾不會因為主人翁的犧牲而絕望，而是被他們不朽的斗爭精神所感染。物質世界對人類的異化，使現代人在多元的現實中，只能自己設定自己。現代主義悲劇把古典悲劇意識中的暴露生存悲劇性，演變為暴露人生存的荒誕性，人的自然本真和被異化的現實出現了最撼人的沖突。《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控訴了這個理性和機械統治的世界，生命找不到突破口，愛情找不到歸宿。現代主義的反傳統精神，雖然把人的生存的悲劇性演變為荒誕性，但無法完全擺脫傳統悲劇的影響，人們仍能從其荒誕中體會到對人生存的憂慮。

中國傳統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天人一體”的宇宙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融合，重視對立矛盾之間的相互滲透、彌補、轉化和自行調節，以保持整個機體、結構的動態的平衡、穩定。作為中國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持中貴和，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發展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是內陸型的，是一種保守型的文化，缺乏懷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國人往往對不合理的東西采取容忍態度，反對矛盾沖突。由于懷疑和否定能力的缺乏，中國古典悲劇便將本是血淋淋、殘酷的人生悲劇“轉化”為相安無事，團團圓圓的太平景象。雖然也曾在劇中揭示人生的悲劇與危機，如忠良仁義之士蒙冤受屈，柔弱善良之女受盡苦難，但揭示之后便要轉化，要么讓受盡磨難的戀人在虛幻的仙境相會，要么讓受害人的后代報仇雪恨，要么讓清官為受害人申冤等。這種處理方式讓悲劇的色彩大大降低。

黑格爾有一段名言：西方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體系包含對道德本質的規定，所以道德表現并發揮在法律的領域里，不是單純獨立存在的東西。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道德是一種很高的修養，道德義務的本身就是法律、規律、命令的規定。中華文明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之上，家國同構的社會形態賦予封建文化體系鮮明的倫理特質，宗法制度的約束和宗法觀念的長期影響鑄就了中國人重血緣、重道德的倫理品質，使古代悲劇中的倫理價值判斷表現出以道德評價取代審美分析的趨向。在中國古典悲劇中，悲劇人物的內心常常被一些封建教條所占據，只有一些片面的忠、孝、義等，不敢向傳統觀念挑戰，他們的外在行為不能和西方悲劇人物一樣大刀闊斧。小人物充當悲劇主角也是中國人對不合理現象容忍的結果，因為這些善良弱小的小人物像路邊的小草任人踐踏，沒有意識到要積極地創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國悲劇只好依賴外在力量實現結尾的大團圓，即中國人所說的“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這種快樂結局從表面上看是受苦人的希望，實際上卻是受害者的精神鴉片，大大削減了人們積極進取的欲望。總之。中國悲劇偏重于因果報應，明顯地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劇強調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動，突出了行為的自律性。產生這種分歧的原因是中西方人們對幸福和道德的不同態度。西方文化是突出個體的，注重個人的幸福，他們不會恥于談論個人利益，有時甚至為了個體的自由去挑戰現存的道德。中國古人把道德與幸福的關系稱為義與利的關系，基本上是重義輕利的，中國悲劇之所以離不開善惡報應，其關鍵原因就在于古人過于重視德行，中國悲劇人物過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卻不太用行動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那么一個善良的人在現實中卻屢屢遭到無情的打擊，人們面對這樣的困惑，除了通過因果報應來獲得慰藉之外，似乎難以找到別的出路。中西方民族的悲劇意識產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西方的“壯美”與中國的中和之美，是由深層次的民族特點和文化背景決定的，因此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悲劇審美意識。

【參考文獻】

【1】張法．中西芙學與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2】程孟輝．西方悲劇學說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3】藍凡．中西戲劇比較稿論【M】．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4】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參考文獻(4條)

第四篇：中西方體育賽事文化的比較分析

中西方體育賽事文化的比較分析

姓名：賈曉璐年級：12級產業三班

摘要：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體育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觀看體育賽事更是成為每個人生活的樂趣與愛好。體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已逐漸成為社會文化的一個分支。而中西方國家的體育賽事文化有什么差異呢，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下，中西方體育賽事文化是如何融合促進全球發展呢。下面我將對中西方體育賽事文化進行簡單的比較分析。

1.體育的產生與發展

體育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以發展體力，增強體質為主要任務的教育，通過參加各種運動來實現。事實上，隨著社會發展，目前體育的主要任務早已超出了僅僅是發展身體（發展體力，增強體質）的范疇。目前體育的主要任務是：促進身心（身體和精神）健全發展，培養終身體育能力。原始社會時期, 不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出現了利用勞動工具進行狩獵的活動, 這要求人類增大力量作用, 提高速度、耐力和主動性的技能。體育作為獲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活動之外的一個社會活動的特殊范疇, 出現在原始社會晚期。這一點, 已經通過在中國出土的新舊石器時代的石球、石錘、石鏈等物和西方考古發現的投擲武器和齒狀魚叉上得到了證實。在東方和西方體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 雖然各自的物質基礎不同, 但是都承認體育文化中所蘊涵的養生思想、軍事體育思想、體育教育思想、娛樂體育思想等。

2.中西方體育文化差異的原因

說起中西方體育文化，就必須先了解中西方的歷史發展。從中國古代，華夏文明開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具有深厚底蘊的古文化的演變．它是人類社

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經過長時間歷史淘汰精選存留下來的文化，雖然就體育文化的本質特征和內在價值上來說決定了世界體育文化具有內在趨同的性質．但中國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受儒家思想的深久影響例如，春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子為讓學生全面發展而提倡“六藝”。“六藝”中的射、御都是當時人們所承認的體育技能。但由于“仁”學的核心地位，而最終把以競技為主的體育也限制在“禮”的規范內。這對后來的體育有巨大的影響。

中國多個民族所創造的多元體育文化，在歷史上表現出較好的并存溝通和相互促進的發展趨勢。當前中國傳統體育文化表現出以下發展趨勢，首先中國傳統體育的獨特價值被世界各國充分肯定包括其健身娛樂及文化價值；其次在中國傳統體育主體保持非競技化的同時一部分項目將發展成為國際競技項目與現代西方體育接軌；最后，與世界各國的橫向體育交流更趨頻繁，中國傳統體育的文化特質及其特點決定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完全能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借鑒吸收西方體育文化的優秀內容，并使其成為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使中國傳統體育在內容上更充實表現形式更多樣。

西方體育文化以整個西方文化為背景，西方文化以古希臘文化為源頭，經歷文藝復興、產業革命，逐步形成了以宗教為核心，以追求個人自由、崇尚個人奮斗為特色的海洋型文化。古希臘、羅馬的西歐文化發展歷史中，古希臘科學發達占重要地位，古希臘成果比較多的產生于數學、物理方面，力圖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的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西方體育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可能性，最終出現以物理量的變化為表現形式，以物理量最終確定評價成果的體育，它是西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的延伸，因此與中國體育的入文觀完全不同。

3.中西方體育賽事文化的影響

從上述中西方體育文化的差異原因看來，由于不同的環境背景下，體育本身的性質上就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從側重于強身健體，武力保家，原始祈福，娛性怡情的作用轉變為側重“自娛”“娛人”以及增添了不少的表演性。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的部分民族傳統項目已經因西方文化的沖擊。消滅或走上消滅的道路。然而，在與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一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民族性也逐漸削弱，竟而成為多民族共有的項目，如賽龍舟、舞龍舞獅、游泳、射擊、武術等已成為國際性民族項目。同樣西方競技體育的傳人也對我國各族人民產生巨大的影響，世人對諸如籃球、排球、網球等運動的愛好也與日俱增。以西方新經濟觀念為載體的體育消費觀已進入民族文化氛圍當中。民族傳統優育的產業發展已成為當今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行列。進行產業化不僅是當前時代的需要．而且也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身發展的需要。但我們不可把發展與同化這兩個概念混淆，這是因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各少數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成果和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高度的社會歷史研究價值。是不可多得的保存完美的精英民族文化。其具有的健身性、娛樂性、競技性、觀賞性等仍舊影響著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生活。所以積極主動地適應當今社會經濟形勢．深入、全面、系統地分析研究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積極地對其采取開發與保護的措施，以保證其完全健康的發展，是我們當今十分緊迫的任務。

4.中西方體育賽事文化的融合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歷史都是不斷擺脫民族性、地區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過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體育文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交流與融合，越來越呈現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統一的形

式，融入世界體育文化的主流。因此，中西方體育文化具有必然性的匯合與互補。中國體育文化與西方體育文化同樣是優秀的，沒有絕對的孰優孰劣之分，中國體育強調修身養性，把體育價值觀定位于行為的主體作用性，中國體育與大自然和平相處，和諧統一。西方體育則要戰勝自然、征服自然，以運動技術為中心，西方體育強調更快、更高、更強的體育思想，在一定條件下與真正意義上的體育目標產生背離。

民族體育文化的和合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不僅要求我們對民族體育文化的精髓有深刻地認識，而且要求對西方體育文化有全面地了解。在切實的和合過程中，我們接受、吸納西方體育文化決不是要民族界墻拆掉或是。全盤西化’。對西方體育文化的吸納必須昂揚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主體性，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根據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內在要求來選揀、吸納西方體育文化；要將西方體育文化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改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體育文化。

5.結束語

文化是時代精神的反映，當前世界進入現代化已成為時代的主流，我國也進入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時期。毫無疑問，文化也要現代化，要建設與現代化進程相一致的現代文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要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更要通過與西方文化的接觸。通過創新，逐步向現代化方向發展。在政府相關政策的扶持下，對于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應進行必要的保護、引導、調控，做到既抓住西方文化沖擊的歷史機遇，又協調發展不使其走上滅絕的道路。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習慣性、民俗性、健身性、娛樂性以及群眾性 也顯示了巨大的社會文化價值，可以借此文化融合的機遇走向世界。讓世界人民

認同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

參考文獻 [1] 周詠松，中西方體育文化的比較 [D] 2006.9

[2] 程志理，人文奧運與希臘精神[ C].體育科學研究,2003(3).[3] 李哲峰，論中西方體育文化之差異、變化與發展[D]社會科學論壇2004·11

[4] 孟凡強，中國傳統體育文化與現代西方體育文化的融合[C] 唐山師范學院學報第28 卷第2 期 2006.3

[5] 孔繁敏，文化的多元交融與競爭[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2,16

第五篇：中西方數字文化的比較分析

中西方數字文化的比較分析

摘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數字不僅僅表達記數概念,而且能夠反映使用數字的民族的衍變歷史、生態環境、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審美情趣和思維方式等。文化的差異，導致人們對同一組數字賦予不同的情感和意義，產生不同的觀念。比較分析中西方文化對數字的理解，探討中西方數字文化的差異，在跨文化交際中具有一定的意義.關鍵詞：數字文化差異比較分析

一、前言

“語言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語言的使用離不開人，而人又離不開某個特定的社會文化。”數字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符號，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都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從中西方對數字不同的傳統觀念,英漢兩種語言中數字蘊涵的不同意義等方面來探討英漢數字文化的差異，可以消除交際中的理解障礙。“在跨文化交際活動中，參與的各方不僅要熟悉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而且要充分了解對方的語言和文化，特別是本民族文化與他民族文化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使交際順利進行下去。”

二、中西方數字文化內涵的異同

“人類的文明始于創造文字，文字的創造始于數字（趙世開，1999）”。數的概念，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探索而得來的，它是人類通過對物質世界的認識而總結出來的，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而變化的。“數字是語言學中的一個特殊的領域。在科學的數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計算，秩序嚴謹，職司分明，是實數；而在人類心靈的數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義，許多數字經過‘神化’后成為‘玄數’、‘虛數’、‘天數’。它們有著極其豐富的外延和內涵。”（王秉欽，1998）數字的觀念在各個民族中都滲透在它傳統文化的不同層面，比如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藝術、政治與習俗、神話傳說與巫術迷信等。漢語中就有許多帶數字的成語：“一心一意”、“心無二用”、“三顧茅廬”、“四面八方”、“五光十色”、“六親不認”、“七步之才”、“八面玲瓏”、“九九歸一”等。英語中也有一些此類詞語，比如“Holy Trinity”, “the Three Fates”, “Five points of Calvin”, “Seven against Thebes”, “the Nine”, “baker’s dozen”等，另外西方 1

文化中還有“一”表示至高無上，“二”表示愛情，“三”表示等量齊觀，“六”表示非凡，《舊約》中有“七年”與“七日”，《新約》中有“七雷”與“七印”。（趙世開，1999）。由于受民族心理、宗教信仰、語言崇拜等文化差異的影響，英漢數字文化的內涵和外延，雖有共同的規律，但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一）中西方文化對個別數字的青睞

1.數字“3”與“9”

在中國，3是一個很吉祥的數字。中國的道教有三清之說，即玉清、太清、上清；佛教中有天、地、人三尊之說。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古人認為，數字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可見3在中國文化中被賦予了很大的意義。中國古代與數字3有聯系的重要思想觀念是很多的，如：日、月、星為三元；前生、今生、來生為三生；君臣、父子、夫婦三種關系為三綱；父、子、孫為三族等等。數字“3”在西方國家同樣受到尊重。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稱3為完美的數字；古埃及人認為它代表父、母和子；基督教有三位一體之說，即圣父、圣子、圣靈；在古希臘神話中，宇宙被認為是由三位神靈統治著：主神朱庇特、海神尼普頓、冥神普路托（杜學增，1999）。

在中國，人們把“9”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數”和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數字，因為“9”這個數字的象征意義，在我國歷時最久，涉及面也最廣。漢語詞匯中也常用“9”來形容帝王將相的稱謂，如“九五之尊”；稱官位僅次于皇帝的王爺為“九千歲”等。劉師培在《古書疑義舉例補》一書中寫道：“凡數指其極者，皆得稱之為‘九’”。《素問》中說：“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九。”因此，漢語中有“九九歸一”或“九九歸原”之說。在西方，數字“9”也是人們心目中的“神數”之一。對西方人來說，“9”的象征意義是“神性”、“神圣之至”。數字“9”及其倍數在西方也被廣泛運用于文娛和體育活動中。如保齡球中的瓶狀木柱數為“9”，跳子棋的棋板上各方均為9個孔，古時英國還有一種9個男人一起跳的舞蹈等。由此看來，數字“9”也倍受西方人的青睞。

2.數字“6”與“7”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崇尚“6”的傳統觀念。如先秦時期六部儒家經典稱為“六經”或“六藝”，諸子中最著名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總稱為“六家”，周代兵書現存六卷稱為“六韜”，政區分為“六鄉”，周禮有“六典”（治典、教

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官制設有“六部”，漢代官職有“六曹”，隋唐政制設“六部”，朝廷軍隊統稱“六軍”，皇后的寢宮稱“六宮”。古代把親屬關系歸納為“六親”，婦女懷孕也稱為“身懷六甲”，天地四方合稱為“六合”。中醫將人的心、肺、肝、腎、脾、膽稱為“六神”，佛教認為凡人有“六欲”，古代作畫講“六法”、“六要”、“六彩”，古典詞牌名有“六丑”、“六州歌頭”。（包惠南，2001）。民間也有“六六大順”的吉語，農歷初六、十六、二十六被視為舉行婚禮的吉日。

中國習慣于運用“7”這個數字的民族心理，歸源于“7”在人體及天地萬物中的客觀存在及其規律性。《易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孔穎達疏：“天之陽氣絕滅之后，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許多人體及自然現象都與“7”有關。太陽的光線有七色，人還有七竅。地球分成七塊大陸。道家將人體分成七魄。七巧板拼圖形變化無窮。在西方國家中，人們看重數字“7”，認為它吉祥有力。它對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數字“7”又具有很濃厚的宗教色彩，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西方信仰基督教，他們認為上帝用7天時間完成了創造世間萬物的壯舉，主禱文分為七個部分等等。西方宗教和文化常用數字“7”來規范人的道德行為或歸納人文景物、社會團體、宗教儀式等。如，七大美德（信任、希望、仁慈、公正、毅力、謹慎、節制）、七宗罪（驕傲、發怒、嫉妒、肉欲、貪吃、貪婪、懶惰）、七重天（純銀天、純金天、珍珠天、白金天、銀天、紅寶石天、極樂天）；人有七感（生機、感情、語言、味覺、視覺、聽覺、嗅覺）；世界有七大奇觀（埃及金字塔、巴比倫空中花園、摩索拉斯陵墓、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廟、羅得島的巨像、菲底亞斯的丘比特神像、亞歷山大的燈塔）（包惠南，2001）。這些足以說明，數字“7”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人們對“7”情有獨鐘。

（二）中西方文化對個別數字的忌諱

數字“4”與“13”

在中國“4”被視為一個不吉祥的數字，但在古代人們對于“4”并無特別的忌諱。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生活中越來越多地使用到數字，如門牌號、手機號碼、車牌號等。而因為“4”的發音與“死”諧音，所以車牌號碼、電話號碼等尾數有4的就不受歡迎。在英語國家中，人們基本沒有關于“4”的忌諱。有的民族反而對“4”極為崇拜，認為“4”是公平、正義、力量的象征。

在不少西方人眼中，13是個不吉利的數字。這一忌諱源于兩種傳說：其一，傳說耶穌受害前和弟子們共進了一次晚餐。參加晚餐的第13個人是耶酥的弟子猶大。就是這個猶大為了30 塊銀元，把耶穌出賣給猶太教當局，致使耶穌受盡折磨。參加最后晚餐的是13個人，晚餐的日期恰逢13日，“13”給耶酥帶來苦難和不幸。從此，“13”被認為是不幸的象征。其二，西方人忌諱“13”源于古代希臘。希臘神話說，在哈弗拉宴會上，出席了12位天神。宴會當中，一位不速之客—煩惱與吵鬧之神洛基忽然闖來了。這第13位來客的闖入，招致天神寵愛的柏爾特送了性命。這類的傳說很多，特別是關于《最后的晚餐》的傳說，在西方已經深人人心，達·芬奇還畫了名畫《最后的晚餐》，流傳甚廣。因此“13”成了西方世界最為忌諱的數字。此外，西方人把“13”看成是頭號大忌，也有其文化淵源。中古時代的西方，絞人的絞環有13個繩圈，絞臺有13個臺階，鄶子手薪金是13個錢幣。因此，西方人千方百計避免和“13”接觸。在荷蘭，人們很難找到13號樓和13號的門牌。他們用“12A”取代了13號。在英國的劇場，你找不到 13排和13座。法國人聰明，劇場的12排和14排之間通常是人行通道。此外，人們還忌諱13日出游，更忌諱13人同席就餐，13道菜更是不能接受了。當西方人千方百計地避開13，以免觸犯大忌時, 中國的老百姓卻樂于接受13。北方的戲曲和曲藝的押韻都定為“十三轍”；儒家的經典有《十三經》；明朝皇帝的陵墓有十三座，統稱“十三陵”；北京同仁堂藥店有十三種最有名的中成藥，號稱“十三太保”。

三、總結

綜上所述，數字除了其本身的計算意義外，還有豐富神秘的文化蘊涵。中西方數字的研究是一種綜合性的比較文化研究。英漢數字文化意義因產生于兩種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差異，通過比較分析，闡釋數字的文化內涵和發生機制，了解中西方數字文化的異同，有助于我們在對外交流中相互尊重，減少誤會與磨擦，達到交際或溝通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周志培.漢英對比與翻譯中的轉換[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

[2] 趙世開.漢英對比語法論集[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3] 王秉欽.語言與翻譯新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4] 杜學增.中英文化習俗比較[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5] 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6] 宋柏年，施寶義.中國文化讀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平章起.禮貌、禮節、禮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