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司人格否認制度1就是在特定情況下

公司人格否認制度1就是在特定情況下，否定公司的法人性，使公司股東直接面對原公司債權人承擔責任。2濫用公司獨立地位和股東股東有限責任時的公司人格否定3一人公司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混同時的人格否定。公司解散的原因：主動1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2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強制1公司依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或被撤銷。2《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經營管理放生嚴重困難，繼續存在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份跟有限的區別：有限主要是中小型企業的組織形式，股份是大型企業的組織形式。2有限采取發起設立的形式，依《公司法》規定股份有發起設立和募集設立。3有限股東持有股份證明書是出資證明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有記名和不記名倆種。4有限不發行股票，是不上市公司，股份是上市公司。5法律對有限沒有分為等額股份的要求，而對股份有要求。6法律對有限要求比較靈活，而對股份要求比較嚴格，董事會，監事會是必設機構。7有限股東人數比較少（2——50），股分股東比較多只有最低人數的限制。8股份的股票可以自由轉讓，股東人數眾多，極不穩定，流動性強。有限相反。9有限的財務，會計。經營狀況不對外公開。是封閉型公司。股份必須對外公開，屬于開放性公司。10有限實行“二元化原則”即實行“一股一票”和“一人一票”，股份實行“一股一票”的資本多數決原則。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區別：1監事會由股東代表恰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且職工代表不得低于1/3，董事會成員中應有公司職工代表，但沒人人數規定。2監事會任期每屆為3年，可以連任。董事會每屆任期不得超過3年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任。3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每年度至少2次會議，提前10日。監事會每6個月召開一次。有限對股權轉讓要求：1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股權或部分股權沒有特殊限制。2向股東以為的人轉讓出資時，應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且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3其他股東自法院通日起滿20日不行使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發起人連帶責任：1債權人有權請求，全體或部分發起人對設立公司行為所產生的費用和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2《部分》承擔責任的發起人有權請求其他發起人承擔，其他發起人應按照約定的責任承擔比例分擔責任：沒有沒有約定責任承擔比例的，按照約定的出資比例分擔責任。否則按照均等份額分擔責任。3因部分發起人過錯導致公司為成立，其他發起人主張其承擔設立行為所產生的費用和債務的，法院應根據過錯情況，確定過錯一方的責任范圍。

公司人格否認制度1就是在特定情況下，否定公司的法人性，使公司股東直接面對原公司債權人承擔責任。2濫用公司獨立地位和股東股東有限責任時的公司人格否定3一人公司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混同時的人格否定。公司解散的原因：主動1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2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強制1公司依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或被撤銷。2《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經營管理放生嚴重困難，繼續存在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股份跟有限的區別：有限主要是中小型企業的組織形式，股份是大型企業的組織形式。2有限采取發起設立的形式，依《公司法》規定股份有發起設立和募集設立。3有限股東持有股份證明書是出資證明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有記名和不記名倆種。4有限不發行股票，是不上市公司，股份是上市公司。5法律對有限沒有分為等額股份的要求，而對股份有要求。6法律對有限要求比較靈活，而對股份要求比較嚴格，董事會，監事會是必設機構。7有限股東人數比較少（2——50），股分股東比較多只有最低人數的限制。8股份的股票可以自由轉讓，股東人數眾多，極不穩定，流動性強。有限相反。9有限的財務，會計。經營狀況不對外公開。是封閉型公司。股份必須對外公開，屬于開放性公司。10有限實行“二元化原則”即實行“一股一票”和“一人一票”，股份實行“一股一票”的資本多數決原則。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區別：1監事會由股東代表恰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且職工代表不得低于1/3，董事會成員中應有公司職工代表，但沒人人數規定。2監事會任期每屆為3年，可以連任。董事會每屆任期不得超過3年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任。3董事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每年度至少2次會議，提前10日。監事會每6個月召開一次。有限對股權轉讓要求：1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股權或部分股權沒有特殊限制。2向股東以為的人轉讓出資時，應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且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3其他股東自法院通日起滿20日不行使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發起人連帶責任：1債權人有權請求，全體或部分發起人對設立公司行為所產生的費用和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2《部分》承擔責任的發起人有權請求其他發起人承擔，其他發起人應按照約定的責任承擔比例分擔責任：沒有沒有約定責任承擔比例的，按照約定的出資比例分擔責任。否則按照均等份額分擔責任。3因部分發起人過錯導致公司為成立，其他發起人主張其承擔設立行為所產生的費用和債務的，法院應根據過錯情況，確定過錯一方的責任范圍。

第二篇：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案例

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案例（真實）請大家先讀案例并完成以下要求：

1.查閱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找出與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有關的規定；

《公司法》

第二十條 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人承擔連帶責任。

第六十四條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股東自己的財產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

第十八條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導致公司財產貶值、流失、毀損或者滅失，債權人主張其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因怠于履行義務，導致公司主要財產、帳冊、重要文件等滅失，無法進行清算，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上述情形系實際控制人原因造成，債權人主張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九條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以及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惡意處置公司財產給債權人造成損失，或者未經依法清算，以虛假的清算報告騙取公司登記機關辦理法人注銷登記，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條 公司解散應當在依法清算完畢后，申請辦理注銷登記。公司未經清算即辦理注銷登記，導致公司無法進行清算，債權人主張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以及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債務承擔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公司未經依法清算即辦理注銷登記，股東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記機關辦理注銷登記時承諾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條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以及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為二人以上的，其中一人或者數人按照本規定第十八條和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后，主張其他人員按照過錯大小分擔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第二十二條 公司解散時，股東尚未繳納的出資均應作為清算財產。股東尚未繳納的出資，包括到期應繳未繳的出資，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條和第八十一條的規定分期繳納尚未屆滿繳納期限的出資。

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時，債權人主張未繳出資股東，以及公司設立時的其他股東或者發起人在未繳出資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2.對照案例，對其中的法律爭議焦點進行歸納；

王某是否應承擔其成為股東前的債務連帶責任。李某是否應承擔其退股前債務連帶責任 王某，李某女應如何承擔責任。

3.對原告和被告各自有利證據與不利證據分別進行整理；

1）.對原告有利：

1，具有結算表和結算憑證

2，工商登記查詢表

3，公司正常經營但營業收入未收入公司賬戶 2)對原告不利

1，對賬單顯示無收入

2，有人證證明賬冊在李某女處

4.對法院判決認定的事實和理由進行評價（合理性與合法性），判決是否還有遺漏之處，如一方提起上訴，可能存在的理由有哪些；

1,法律指明李某女應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李某女未出席。2,李某女由于賬冊下落不明承擔責任過大上訴

5.對我國法律中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存在的不足進行調研。

1，未有針對性地指導復雜的司法實踐 2，對賠償問題規定模糊

江蘇省儀征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2)儀民初字第0705號

原告段XX

委托代理人談志全，江蘇中立信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儀征業之峰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XX，總經理。

被告王XX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鈕宏斌，揚州市邗江區潤揚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XX

委托代理人張木洋，揚州市邗江區潤揚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某女

原告段XX與被告儀征業之峰裝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業之峰公司)、李XX、李某女、王XX裝飾裝修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2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段XX及其委托代理人談志全、被告業之峰公司、王XX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鈕宏斌、李XX的委托代理人張木洋到庭參加訴訟，被告李某女經本庭合法傳喚，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段XX訴稱，自2010年起被告業之峰公司及其揚州分公司曾在花樣年華等小區承接多起房屋裝修工程，并將之轉包給原告施工，但工程款一直拖欠，截止目前尚欠原告裝修款58 446.92元。被告李XX、李某女、王XX三人為公司股東，2009年至2011年期間，三人采用營業收不入帳的方法，將公司約463萬余元的收入據為股東個人所有或轉入李XX任法定代表人的江蘇遠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賬戶，導致業之峰公司成為空殼公司;被告王XX、李某女在公司被吊銷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三人的行為侵害了債權人利益，故訴請法院判令被告業之峰公司給付工程款58 466.92元，被告李XX、李某女、王XX承擔連帶責任。

提供主要證據：

1、原告與業之峰公司工程結算表，業之峰公司揚州分公司結算憑證，證明被告業之峰公司欠原告工程款的事實;

2、業之峰公司工商登記查詢表一份;

3、業之峰現金會計沈陽證言，主要內容為2009年4月至2012年4月間，業之峰公司正常經營，但營業收不入公司賬戶，客戶交現金就由李某女拿走，刷卡就入遠景公司賬戶，公司帳冊在李某女處，現在下落不明;

4、業之峰揚州分公司建行帳戶和農行賬戶對賬單，顯示業之峰公司分公司在2010年3月至2012年1月基本無營業收入;

5、業之峰代理人張木洋調查筆錄，主要內容為業之峰帳冊在李某女處。

證據4-5證明被告業之峰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但被告王XX、李某女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事實及被告李XX、李某女、王XX采用營業收不入帳的方法，將公司收入個人所有或轉入關聯公司從而侵害原告債權的事實。

被告業之峰公司辯稱，原告證據不能證明我公司欠他的裝修款，原告的訴訟請求應予以駁回。未提供證據。

被告王XX辯稱，原告稱我將業之峰公司財產混同個人財產不屬實，公司債務與我無關，我不應承擔連帶責任。未提供證據。

被告李XX辯稱，原告所稱我將業之峰公司財產混同個人財產不屬實，公司債務應由公司在其財產范圍內償還，與我個人無關;且原告對我的訴訟請求與對業之峰的訴訟請求是兩個不同案由，應分案處理。未提供證據。

被告李某女書面辯稱，是李XX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挪用公司資金，拒絕歸還，我僅是業務總監，原告所稱我將業之峰公司財產混同個人財產不屬實，為維持公司經營，我還從自家借了幾十萬給公司，原告對我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依據，應予以駁回。未提供證據。

經審理查明，自2010年起，被告業之峰公司及其揚州分公司曾在花樣年華等小區承接多起房屋裝修工程，并將之轉包給原告施工，但工程款一直拖欠，截止目前尚欠原告裝修款58 446.92元。業之峰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5日，公司注冊資本為人民幣10萬元，原股東/發起人為李某女、李XX，認繳出資額分別為4萬元、6萬元，實際出資4萬元、6萬元。2011年5月25日，公司股東變更為李某女、王XX，認繳出資4萬元、6萬元，實際出資4萬元、6萬元，法定代表人也變更為王XX。2011年6月21日，被告王XX曾以業之峰公司和李某女為被告向本院起訴，要求解散業之峰公司，本院立案受理后，王XX申請保全公司帳冊，但本院在其提供的地點未能找到，2011年9月19日本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判決駁回王XX的訴訟請求。2008年12月5日至2012年3月31日被吊銷營業執照之前，業之峰公司正常營業，但自2012年3月31日至今一直未進行清算。

上述事實，有原告與業之峰公司工程結算表、業之峰公司工商登記查詢表、業之峰現金會計沈陽證言、業之峰揚州分公司建行賬戶和農行賬戶對賬單、業之峰代理人張木洋調查筆錄以及原、被告雙方當庭一致陳述等證據予以證實。

本院認為，對被告李XX所持原告對業之峰的訴訟請求與對被告李XX、王XX、李某女的訴訟請求為兩個不同的案由，應分案處理的主張，本院認為被告李XX的主張沒有法律依據，同時從減少原告訟累、節約司法資源的角度考慮，對該主張不予以支持。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本院認為，首先，債務應當清償，原告提供的工程結算表及本院對業之峰公司現金會計沈陽的調查等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業之峰公司欠原告段XX工程款58 446.92元的事實，被告業之峰公司負有清償義務，原告要求被告業之峰公司給付工程款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應該予以支持。其次，被告王XX、李某女作為股東，應在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及時進行清算，但二人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致使原告債權無法實現，違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故應對該筆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第三，原告提供的現金會計沈陽的證言、業之峰揚州分公司建行賬戶和農行賬戶對帳單、原告本人和強貴明等人的結算單等證據已能證明業之峰有營業收，但公司帳冊掌握在被告李XX、李某女手中，現因二被告的原因，公司帳冊下落不明，應推定原告主張的被告李XX、李某女將業之峰經營收入混同于個人財產或關聯公司財產的，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公司債務的事實成立，被告李XX、李某女的行為已嚴重損害了原告的利益，因此二人應對該筆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對原告所持被告王XX將公司財產混同于個人財產，要求其承擔連帶責任的訴訟請求，因原告的債權產生于王XX接受李XX股份成為股東之前，與其不能實現債權之間無因果關系，故不予支持。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百八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儀征業之峰裝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給付原告段XX工程款58 446.92元，被告李XX、李某女、王XX承擔連帶給付責任。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1261元，公告費300元、保全費620元，合計2181元由被告儀征業之峰裝飾工程有限公司負擔;此款原告已墊付，則被告儀征業之峰裝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償付給原告，被告李XX、李某女、王XX對此承擔連帶給付責任。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同時預交上訴費1261元，上訴于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馮 軍

代理審判員 王學寶

人民陪審員 田 勇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書 記 員 王 妍

附相關法律法規(筆者添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八十四條 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享有權利的人是債權人，負有義務的人是債務人。

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履行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第二十條 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第一百八十四條 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而解散的，應當在解散事由出現之日起十五日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有限責任公司的清算組由股東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組由董事或者股東大會確定的人員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組進行清算的，債權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有關人員組成清算組進行清算。人民法院應當受理該申請，并及時組織清算組進行清算。

第一百八十一條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

(二)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或者被撤銷;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的規定予以解散。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七十五條 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

第十八條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導致公司財產貶值、流失、毀損或者滅失，債權人主張其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因怠于履行義務，導致公司主要財產、帳冊、重要文件等滅失，無法進行清算，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篇：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認

一、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產生和概念

公司法人人格獨立是指公司以其自己的名義享有民事權利和獨立承擔民事義務的主體資格。公司的股東以其出資額對公司債務承當責任，這就是有限責任。法人獨立原則與股東有限責任原則是法律賦予公司獨立的法人身份，并給予股東享受有限責任的權利，目的是鼓勵社會公眾踴躍投資，充分利用和發揮公司組織形式的優勢，為自身尋求利益。但是股東往往利用其優勢地位，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及有限責任，損害債權人及社會公共利益。所以當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公司法人格與股東有限責任的濫用所打破時，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就應運而生了。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在英美法中稱為“揭開公司的面紗”，在大陸法中稱“直索責任”，是指為阻止公司獨立人格的濫用和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就具體法律關系中的特定事實，否認公司與其背后的股東各自獨立的人格及股東的有限責任，責令公司的股東(包括自然人股東和法人股東)對公司債權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負責，以實現公平、正義目標之要求而設置的一種法律措施。

我國2005年10月27日重新修訂并于2006年1 月1 日實施的《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了理論界討論已久的法人格否認制度，從而使這個制度有了立法上的依據。我國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條對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予以了明確：“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補充，是以矯正公司法人制度在具體運作中出現的不公平為己任的。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特征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法理作為在特定情形下對股東有限責任的修正和維護，作為一種事后救濟手段出現，是對公司、股東與債權人一種風險的與權利的平衡，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法理以承認公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為前提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不是對法人人格獨立原則的否認，而恰恰是對法人人格獨立原則的恪守。因為如果一個公司未取得合法獨立人格，它就不能行使法人的權利，也不能直接獨立地承擔法律責任，因此也就不存在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必要性。因為只有具有獨立人格的法人才有公司獨立人格被濫用的可能。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法理的法律效力，只適用于個案中的特定法律關系，而不具有普適性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不是對公司法人人格的全盤否定，而是在具體個案中，出現公司獨立人格濫用，損害債權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情況下使用。它不影響該公司作為一個獨立實體合法的繼續存在。待公司消除股東的濫用行為后，公司獨立法人人格依然為法律所承認。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法理是對法人人格被濫用后的一種事后補救

它通過追究法人人格濫用者的責任，使濫用公司人格者對公司債務負無限連帶責任，以體現法律所要求的將利益和負擔公平、合理的分配于當事人。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適用情形

近年來，在社會經濟運行中濫用法人人格，規避法律、法規，逃避債務履行的現象屢見不鮮。歸納起來，當事人濫用法人人格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利用假破產行為甩掉債務包袱，將優良資產剝離給一個新公司，企業輕裝上陣，令債權人叫苦不迭

國有企業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破產。按照我國《破產法》的規定，當企業資不抵債的時候，企業可以選擇破產，以其債權沖抵債務后，余下債務企業不再償還。一些企業就用這一獨門招術，結合企業的獨立人格制度，以逃避債務。有這么一個國營酒廠，欠了他人幾百萬的貨款，但有一天政府發現酒廠欠債太多了，企業負擔沉重，于是一紙文件就讓它破產了。但是原本的企業廠房還是存在，只不過換了一塊牌子，原本的企業就變成了一個新的企業。由于老的酒廠已經破產，所以所有債務一筆勾銷。可憐的債權人明明知道新企業還是在用原來的企業的錢進行生產，而這些錢中就有自己的錢，可是由于新的酒廠和老的酒廠是兩個法人，而老的酒廠已經破產，它們是兩個不相干的企業。于是債權人在這種七葷八素的轉變中成了真正的犧牲品。

(二)有些二級法人名義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但實際上卻在各方面依附或取決于集團公司

但是，一旦二級法人單位不能清償外債，集團公司便主張其為獨立法人，不能追究集團公司的民事責任。

(三)利用公司的獨立人格，逃避債務

有些個人利用公司的獨立人格和有限責任，將公司的財產和自己的個人財產相混淆，損害債權人的利益。有這么一個人，下崗后和丈夫以擺攤賣菜為生。由于生活實在太貧困了，他們決定賣掉自己居住的房子，搬到農村去住。于是將房子委托給了中介，沒有想到中介賣了她的房子以后竟然以公司沒有錢為理由，拒絕將錢給她。再看看這個老板，卻還是豐田照開，館子照上，因為錢是公司欠的，和他個人無關。可憐這個下崗工人，丟了房子卻得不到法律的妥善保護。

(四)關聯公司間通過內幕交易進行資產、利潤轉移，詐害不知情的債權人

關聯公司內幕交易，即指兩家不同的公司之間或者具有控制與從屬的關系，或具有相互投資關系，或具有特殊的合同關系，它們之間進行資產利潤的轉移，損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五)利用“夫妻公司”、“兄弟姊妹公司”逃避債務

有些公司名義上為數個公司，實際上是一個人格，如有的一個人擔任幾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各公司財務混同，一旦發現可能要承擔經濟責任，就將財產轉移到其他的公司中，然后以沒有財產償還、其他公司都具有法人資格為等為由逃避債務。這種“夫妻公司”、“兄弟姊妹公司”，享有實際上的連帶債權，卻逃避了法律上的連帶債務。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法律效果

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認所解決的是濫用公司法人格的問題，包括利用公司規避法律、利用公司逃避合同義務和其他債務以及公司形骸化。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目標則是否認已有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其財產、責任、存續、訴訟主體資格、人事和業務的獨立性，使其控制股東對其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認不會導致公司法人格的一般否認，而只是針對特定事件，否認公司獨立于享有控制權的股東，從而將因此特定事件所產生的債務歸于公司股東身上，而對于此特定事件之外的公司其他事務來說，公司仍具有法人的獨立地位，公司的股東也僅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

五、結語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否認了股東的有限責任，而股東的有限責任是股東設立公司的重要動機，也是公司法的基石。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認作為世界上一種先進的理論與制度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矯枉不能過正，對一種權利濫用的規制不能導致另一種權利的濫用。公司法人格否認只能作為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一種特別例外情況來對待，在適用時一定要謹慎再謹慎。關鍵詞: 刺破公司面紗；反向刺破；內部人反向刺破；外部人反向刺破 內容提要: 反向刺破公司面紗是對傳統刺破公司面紗理論與實踐的延伸。反向刺破包括兩種基本類型，即內部人反向刺破與外部人反向刺破。同傳統刺破一樣，反向刺破構成法人獨立人格和有限責任之公司法基本原則的例外，并且其例外程度較之傳統刺破更為突出。因此，對反向刺破的適用必須極為審慎，一個核心考量是相互沖突利益的平衡。

一、“反向刺破”的背景及內涵

“刺破公司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是美國對于公司人格否認理論的形象化表述。該理論由桑伯文（Sanborn）法官在1905年的美國訴密爾沃基冰柜運輸公司（U.S.v.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it Co.）一案中首創，并通過其后的一系列案例得以確立，成為美國公司法上的重要理論。其他公司制度較為發達的國家，無論是普通法系國家如英國，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也在借鑒美國經驗的基礎上各自構建起類似的理論。雖然稱謂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內涵和所欲達成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在具體個案中，對公司法人的獨立人格及特定股東的有限責任特權不予承認，將公司與股東視為同一，要求股東以其個人財產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借以遏制對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的濫用。

刺破公司面紗是公司法人人格獨立原則的例外。作為一項例外，其適用情形、適用條件和適用標準必須加以嚴格限定，當屬毋庸置疑。然而，對于在何種情形下、遵循何種標準、依據何種條件來“刺破公司面紗”，即使在公司人格否認理論出現最早，運用也最為廣泛的美國，也并無定論。可資為例的是，在涉及刺破公司面紗的案件中，法庭大量使用比喻和形象化的語詞，用以表達公司人格實質上的不獨立，如“另一自我”（alter ego）、“手段”（instrumentality）、“贗品”（sham）、“詭計”（subterfuge）、“工具”（tool）等等，不一而足。美國學者的統計顯示，不同法庭使用過的表達此類涵義的不同語詞多達35個。在形象生動的比喻之外，對公司何以被斷定為“假殼”，或者說公司面紗何以應當被刺破，則往往缺乏足夠的法律推理。無怪有評論者指出，長于修辭而短于推理是刺破公司面紗案例的典型特征，乃至譏誚刺破公司面紗是“用隱喻或綽號來表述的法理”；也無怪卡多佐大法官感慨，刺破公司面紗的問題“被包裹于比喻的迷霧中”，以致出現不同法院判決結果大相徑庭的情形。

盡管如此，透過語詞的密林和比喻的迷霧，我們仍能窺見美國法院在刺破公司面紗時的一些基本考量，這些考量可以從主體、行為和效果三個方面來說明。首先，從主體上看，表現為公司和特定股東的人格無法區分，公司缺乏法律意義上的獨立性，僅僅是股東的工具或人格的另一面。對此又主要有兩個判斷依據：一是公司資本顯著不足（undercapitalization），包括初始資本不足和運營后抽離資本造成不足；二是公司缺乏形式上的必備要件（informalities），如不召開股東會議或董事會議、不設單獨賬簿、業務活動混同等。其次，從行為上看，特定股東對公司實施了超越正常范圍之外的過度控制，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借以規避契約義務或法定義務。最后，從效果上看，特定股東對公司獨立人格的濫用損害了公司債權人或其他利益有涉者的權益，造成了不公平的結果。概而言之，通過在必要情形下刺破公司面紗，美國法院試圖傳遞這樣一個信號，即對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的利用必須符合法律和社會公正的基本要求。

羅伯特“湯普森（Robert Thompson）教授的實證研究表明，刺破公司面紗是閉鎖公司（close corporation）所獨有的現象，而其中又以一人公司最為突出。在被調查的1600個刺破公司面紗案例中，沒有一個案例是公眾公司（public corporation）股東被判定為公司債務承擔個人責任。進一步的調查顯示，刺破公司面紗僅僅發生在公司集團（母子公司）或股東人數少于10人的閉鎖公司的情形；在被刺破面紗的閉鎖公司中，沒有一家的股東超過9人。湯普森教授還發現，作為純粹被動投資者（passive investor）的股東不會面臨因公司面紗被刺破而承擔個人責任的風險，只有那些在公司控制和管理方面扮演更為積極角色的股東才存在這個問題。這一實證研究的結果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上述基本考量。

在通常的刺破公司面紗情境中（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傳統刺破”或“標準刺破”），是公司的債權人要求將公司與特定股東視為一體，刺破作為二者之間責任屏障的公司獨立人格面紗，從而迫使該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個人（無限）責任。簡言之，傳統刺破是試圖以股東財產清償公司債務。然而，在一些較為特別的情境中，則是公司的特定股東出于種種考慮，主動要求無視公司獨立人格，將公司與該股東視為一體，從而使公司得以享受到本來只能由該股東享受的豁免或保護；或者是公司特定股東的債權人要求將特定股東與公司視為一體，從而迫使公司對該股東個人債務承擔責任。簡言之，這種刺破情境是試圖以公司財產清償股東債務，或者由公司享受股東專享的特權或豁免。由于在方向和著力點上與傳統刺破正好相反，上述特殊的刺破公司面紗情境被統稱為“反向刺破”（reverse pierce），以區別于更為常見的標準刺破或傳統刺破。

反向刺破本身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公司特定股東（內部人）主動要求刺破公司面紗，即所謂的“內部人反向刺破”（insider reverse pierce）；另一類是公司特定股東的債權人（外部人）要求刺破公司面紗，即所謂的“外部人反向刺破”（outsider reverse pierce）。兩種反向刺破的基本區別在于尋求刺破公司面紗者及其對手各自所處的相對地位。

二、內部人反向刺破

（一）明尼蘇達州的代表性實踐

內部人反向刺破在明尼蘇達州得到了最充分的接受和實踐。通過自1981年Roepke v.Western National Mutual Insurance案開始的數個標志性案件，明尼蘇達州法院對內部人反向刺破的理由、標準和條件進行了闡釋，從而確立了明尼蘇達州在這一領域內領風氣之先的地位。

Roepke v.Western National Mutual Insurance（以下簡稱Roepke案）是明尼蘇達州第一例內部人反向刺破案例，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該案中，原告的丈夫是一家公司的總裁和唯一股東，在車禍中喪生。發生車禍時死者所駕駛的汽車及其余五輛汽車系該公司所有。公司在被告保險公司為六輛汽車投保了車險，并對每輛汽車分別支付保費；保單明確將公司列為唯一被保險人，并規定受益人獲賠上限為每輛汽車10,000美元。案件的焦點是，作為死者妻子的原告是否可以將六輛汽車上的受益權累加，從而要求60,000美元的賠付，還是只能將受益權局限于發生事故的汽車，亦即10,000美元。根據明尼蘇達州汽車保險無過錯責任法（No-Fault Act），如果死者以個人名義擁有和投保這六輛車，受益人可以被允許累加；而如果公司被作為保單下的唯一“被保險人”，那么法律將禁止累加。受理本案的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否認了公司在同保險人的關系方面與其控股股東相分離的獨立人格，將死者視為保單下的被保險人，從而允許原告累加受益權。作為前提，法院首先指出，如果一個個人擁有一家公司全部或實質上全部股票，為了實現衡平所需，刺破公司面紗是可以采取的衡平法救濟手段，尤其是在這種做法并不會損害任何公司股東或債權人利益的時候。在確認了這一前提后，法院基于以下四點事實，認定在本案中允許內部人反向刺破是適當的：（1）死者是公司總裁和唯一股東；（2）死者將被保險汽車作為自己的汽車對待，用于家庭用途，并且無論是死者還是其它家庭成員都再沒有其它汽車；（3）沒有公司股東或債權人會受到不利影響；（4）通過刺破公司面紗，將死者作為保單下的被保險人，明尼蘇達州無過錯保險法的目的可以得到更好的實現。鑒于問題的復雜性，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并未試圖歸納內部人反向刺破的適用準則，而是明確聲明判決中的主張僅限于“本案所特有的事實”。

Roepke案判決的重要性并未立即顯現出來，也沒有在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和上訴法院處理的類似案件中獲得足夠的重視和運用。直到1985年，在著名的Cargill, INC.v.Hedge 一案（以下簡稱Cargill案）中，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才首次引用Reopke案支持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并對Reopke案判決的主張有所擴展。在該案中，被告及其妻子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一處農場，取得了實際占有，并將其在農場中的利益轉讓給了一家家庭農場公司（family farm corporation），被告的妻子是這家公司的唯一股東。其后，被告從原告處賒購了物資和服務，但到期無力償付。原告對被告提起訴訟，在起訴后才得知家庭農場公司的存在，于是將該公司追加為共同被告，并獲得了針對被告及家庭農場公司的有利判決。法院對農場進行了強制拍賣。在法定回贖期屆滿前，被告的妻子介入本案，聲稱根據明尼蘇達州宅地豁免條款，被告有權將構成其宅地的80英畝農場免于強制執行。

宅地豁免（homestead exemption）是明尼蘇達州憲法明確規定的一項憲法性權利，規定債務人居住的房屋及房屋所處的土地免于查封和強制執行。宅地豁免權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在本案中，由于被告已將農場轉讓給家庭農場公司，要想享受宅地豁免，前提是否認公司的獨立人格，將農場視為被告及其妻子所有。

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援引Reopke案指出，在決定是否刺破公司面紗時，一個重要因素是個人同公司之間的同一程度，亦即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是股東的“另一自我”。同樣重要的是債權人和其它股東等第三人的利益是否會受到損害。關于同一性，法院指出，盡管被告及其妻子遵守了一些公司形式要件，如保存公司會議記錄、填寫公司稅務申報單等，但由于被告及其家庭同公司事務密不可分的聯系，公司不過是被告家庭的另一自我，正如Roepke案中的公司不過是死者的另一自我一樣。關于對第三人的不利影響，法院盡管承認本案中刺破公司面紗將對作為債權人的原告造成負擔，但仍然準許了被告的請求，主要理由是原告在對被告個人進行賒銷時，并不知曉公司的存在，因此其對于交易的預期本來就是基于被告的個人身份。法院進一步指出，在本案中有遠比Roepke案更為強有力的政策性理由支持反向刺破，那就是促進宅地豁免立法目的的實現。

盡管沒有明確化，但Cargill案似乎暗含了這樣一個論斷，即如果刺破公司面紗有利于促進特定的重要政策，那么即使具備某些公司形式要件或者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會因此受到損害，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也將獲得支持，只要公司債權人在進行交易時不知曉公司的存在。相比Roepke案，這無疑對內部人反向刺破的適用情形有所擴展。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也意識到了內部人反向刺破的潛在風險，在附帶意見（dictum）中明確指出：“我們意識到，存在債務人根據哪種地位能夠最好的保護其財產來提高或降低其公司（獨立人格）防護程度的危險。因此，應當只在最嚴格限定的場合允許反向刺破。”

在1989年的Eden Valley v.Euerle Farms 一案（以下簡稱Eden Valley案）中，內部人反向刺破的適用范圍有了進一步的擴展。同Cargill案一樣，本案也是有關宅地豁免的案件，但一個重大區別在于，本案中的債權人一開始就知曉公司的存在，并且是向公司提供資金并從公司處取得擔保利益，而Cargill案中的債權人在起訴前一直不知曉公司的存在。盡管如此，受理本案的明尼蘇達州上訴法院仍然支持了債務人的反向刺破請求，并否認此舉將對債權人構成不公平對待，因為“宅地豁免對債權人造成的任何不公平都是豁免本身所固有的”。由此，Eden Valley案擴展了Roepke/Cargill案所表述的內部人反向刺破準則的適用范圍，使得對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及債權人在進行交易時是否知曉公司存在這兩個因素的重要性都有所減弱，而促進實現政策目的的考量則更加凸顯。有評論者甚至指出，Eden Valley案意味著“任何閉鎖家庭農場公司都將滿足反向刺破中的‘另一自我’要求，無論對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程度如何”。但是，鑒于宅地豁免案例的獨特性，Eden Valley案件所確立的相對寬松的標準在宅地豁免情境之外的適用存在一定難度。

（二）其它州法院及聯邦法院的實踐

美國其它一些州法院也有著內部人反向刺破方面的實踐，盡管不如明尼蘇達州集中和充分。支持內部人反向刺破的案例主要來自佛羅里達、伊利諾伊、密歇根、蒙大拿和新澤西等州，案例情境涉及禁止高利貸法的適用、不動產租賃限制、不動產轉讓限制、關聯公司相互間的債務承擔、確認母公司對其子公司員工的雇主身份等。法院在這些案例中支持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的理由不盡相同，并且大多缺乏系統化的表述，但一般都將股東同公司間的同一程度及重要政策/法律目的的實現作為立論的主要依據。

否認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的案例主要來自肯塔基、路易斯安納、紐約、俄克拉荷馬、田納西、得克薩斯和猶他等州。盡管法院一般并不否認反向刺破公司面紗理論本身，而只是聲稱根據相關案件的具體事實不應實施反向刺破，但從很多案件所表露的傾向性看，這些法院即使有也只會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才會支持內部人反向刺破。從這些案件來看，導致法院拒絕實施內部人反向刺破的共同情境主要有：（1）在一個僅由公司或其內部人提起的訴訟中，內部人試圖通過反向刺破來合并內部人和公司針對外部人的請求或反請求；（2）母公司援引法定的雇主豁免權來對抗子公司雇員的人身傷害侵權賠償請求；（3）內部人試圖通過反向刺破使得公司債務享受禁止高利貸法的保護，等等。

與州法院處理內部人反向刺破時的意見相對多元化相比，聯邦法院在適用聯邦法規則時，對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罕有支持。定下這一基調的是聯邦最高法院1946年判決的Schenley Corp.v.United States 一案。在該案中，一家公司已經向州際商務委員會申請州際商品特許運輸人牌照，該公司的母公司其后又要求豁免特許程序，理由是這家公司只為母公司及其它關聯公司提供運輸服務，因此應當被視為無需特許牌照的“私人”運輸者。實質上，母公司是尋求在特許運輸許可要求方面否認其子公司的獨立法人資格。最高法院拒絕了這一請求，并表達了對利用這一理論規避法定義務企圖的一般性反對，指出：“盡管當公司實體被用作逃避立法目的的工具時，可以對其加以否認，但當控制人有意采用公司形式來確保其利益，而將該公司視為獨立法人實體又無損于立法目的時，它們將不會被否認。一個人既然創設了公司，將其作為經營手段，就無權選擇否認公司實體，以逃避法律為保護公眾利益而對其施加的義務。”在此先例之下，聯邦法院在處理聯邦法案件（如破產案件）時，對內部人反向刺破幾乎都持較為鮮明的反對態度。

（三）利益平衡與適當標準

如果說刺破公司面紗本身尚在迷霧之中，那么內部人反向刺破的適用標準和條件就更為模糊難辨。同標準刺破下政策風險主要在于損及股東對于有限責任的合理預期不同，內部人反向刺破由于是公司內部人（股東）自行請求，因此不存在減損股東有限責任預期的問題。但是，與內部人反向刺破通常被公司內部人作為防御性的抗辯手段相應，它對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將產生重大影響：作為公司獨立人格的題中應有之義，債權人原本預期其對公司享有的債權將得到公司財產的支持，并且與公司股東提出的任何個人抗辯（如禁止高利貸法、宅地豁免權）無關，然而內部人反向刺破卻使得債權人對公司享有的債權轉變為對股東個人的債權，從而受制于上述抗辯理由。此外，內部人反向刺破還將對那些對公司負有義務的主體（如公司的保險人）的利益產生影響，使其面臨履行義務的對象由公司擴展到股東個人的風險。

如果公司的法人人格被用以“阻撓公共利益、將錯誤正當化、保護欺詐行為或者為罪行辯護”，那么在法律上就應當將公司視為無單獨權利能力的人合體，桑伯文法官的經典論斷言猶在耳。它為支持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提供了兩條可能的理由：其一，維護/實現/促進公共利益；其二，為利用公司法人形式所為的錯誤或欺詐行為提供救濟。在標準刺破之下，兩條理由無疑都是可行的。然而在內部人反向刺破下，由于刺破請求是由公司內部人（股東）提出，如果選擇第二條理由，等于是股東聲稱公司的債權人或義務人在利用公司法人形式進行不當行為，這在現實中是很難成立的。于是只剩下了第一個理由，即維護/實現/促進公共利益。從支持內部人反向刺破請求的各州案例，尤其是明尼蘇達州法院的幾個代表性案例看，強調的恰恰也正是公共利益，集中表現為特定的重要政策目標、立法目的的促進和實現。

由此，在內部人反向刺破的問題上，就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利益/政策權衡：支持公司債權人和義務人對于公司獨立人格的合理預期和利益的價值，同通過刺破公司面紗所維護/實現/促進的公共利益（政策目標、立法目的）之間的權衡。基本思路應當是假定公司債權人和義務人的預期應當予以支持，但作為一個可反駁的假定，允許通過論證所涉公共利益的重大性來取而代之。

這樣，在處理內部人反向刺破案件時，上述兩種利益/價值的平衡就成為最基本的標準。在此之外，對于標準刺破下的兩個重要因素，即特定股東對于公司的所有/控制程度以及公司形式要件的齊備程度，在內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則顯得輕重有別。特定股東對于公司的所有/控制程度，涉及提出請求的內部人在公司中所處的地位，亦即是否存在利益將會受到影響的其它股東，因此具有重要的衡量價值。事實上，從明尼蘇達州的幾個代表性案例看，都是一人持有或者家庭共同持有公司全部股份。至于對公司形式要件的遵守程度，在內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則意義不大，因為即使公司未能遵守形式要件、僅被內部人作為“另一自我”，法院很明顯也不應當基于這一理由而允許內部人反向刺破，因為這將違反“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利”這一最基本的衡平法準則。因此，公司形式要件是否被遵守，在內部人反向刺破案件中，不再具有實質性意義。

三、外部人反向刺破

如前所述，在內部人反向刺破之外，存在另一種類型的反向刺破，即公司特定股東的債權人要求刺破公司面紗，將該股東與公司視為一體，從而迫使公司對股東個人債務承擔責任。在實踐中這種類型又可以包括兩種情境：一是股東的債權人在對股東提起訴訟時，試圖將公司的財產也置于其對股東享有的請求權之下；二是股東的債權人在對公司提起訴訟時，試圖將其對股東享有的請求權向公司一并主張。這兩種情境僅具有形式或者程序上的區別，其主張的實現都有賴于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認，因此在實質效果上殊途同歸，統稱為外部人反向刺破。

不同于內部人反向刺破，外部人反向刺破不是由公司內部人提起，而是由外部人（特定股東的債權人）提起，這一點與標準刺破類似。同時，不同于內部人反向刺破主要作為防御性的抗辯手段，外部人反向刺破是一種進攻性的積極主張，這一點也同標準刺破類似。但是，外部人反向刺破同標準刺破也存在明顯區別：在標準刺破中是公司的債權人請求否認公司法人人格，以便追及股東個人財產，以股東個人財產滿足債權人對公司享有而又未獲足額清償的債權；在外部人反向刺破中則恰恰相反，是股東的債權人請求否認公司法人人格，以便追及公司財產，以公司財產滿足債權人對股東個人享有而又未獲足額清償的債權。在母子公司的特定情境下，上述公司和股東個人的關系則表現為子公司與母公司的關系，在原理上并無二致。

相比內部人反向刺破，外部人反向刺破的實踐相對薄弱，沒有像明尼蘇達州那樣的代表性法域，也缺乏以代表性案例為基礎和標志的較為完備的規則框架。總體而言，美國法院對于外部人反向刺破適用條件的把握總體而言經歷了一個從極其嚴格到有所放松的過程。

（一）早期案件的嚴厲標準

美國最早涉及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案件是1929年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審理的Kingston Dry Dock Co.v.Lake Champlain Transportation Co.一案（以下簡稱Kingston案）。在該案中，原告應被告的請求，修理了由被告子公司所有的一艘船。子公司同母公司在董事和管理人員方面有很多牽扯，但是并未安排或以任何其它方式參與修理過程。后因被告財務狀況不佳，原告對母公司提起訴訟，并請求以子公司的財產補償其修理支出。聯邦地區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請求，對子公司的獨立人格予以否認，判令以子公司的財產滿足原告對母公司的請求權。第二巡回法院推翻了一審判決，并對外部人反向刺破表達了強烈的保留態度。主審此案的勒里德”漢德（Learned Hand）法官在判決中寫道：“說子公司絕對不會為以母公司名義進行的交易承擔責任可能言過其實。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他人作掩蔽，我們可以設想〔母子公司之間的〕這種安排。但是這樣的情形，即使可能存在，也必定是極其罕見（extremely rare）的。??事實上〔本案中〕子公司從未意欲讓母公司成為其代理人，也沒有以任何方式介入母公司的事務。它們之間的關系恰恰是反過來的，因此子公司??根本不可能插手。”法院因此拒絕了原告的刺破請求。

法院的上述判決意味著，對于外部人反向刺破而言，僅僅證明存在“統一利益”（unity of interest）、所有權關系（ownership）或更廣意義上的控制關系（control）這些標準刺破所要求的因素是不夠的，因為這些只是表明股東（母公司）對于公司（子公司）的控制或操縱，從而只能用以支持標準刺破（即股東對公司債務負責）。如欲使外部人反向刺破請求成立，必須證明不僅存在控制關系，而且這種控制關系是反向的，即公司（子公司）對股東（母公司）存在足夠控制，足夠充分的介入/插手了后者的事務，以致應當為后者的債務承擔責任。然而，在現實中，這種公司（子公司）對于控股內部人（母公司）的反向控制是很難設想，或者用漢德法官的話說，“極其罕見”的。

伊利諾伊州上訴法院在審理Divco-Wayne Sales Financial Corp.v.Martin Motor Vehicle Sales, Inc.一案（以下簡稱Divco-Wayne案）時應和了Kingston案的觀點。在該案中，法院拒絕了母公司債權人針對數個子公司的反向刺破請求，指出正常的母－子公司控制關系，包括母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間使用相似名稱等事實，并不足以證明反向刺破的正當性。

在其后的Olympic Capital Corp.v.Newman 一案（以下簡稱Olympic案）中，加利福尼亞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拒絕了一項尋求讓公司為其控股股東的個人債務承擔責任的外部人反向刺破請求。法院雖然沒有援引Kingston案，但在判決中遵循了類似的推理思路，并且對于標準刺破情境下的準則在外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的適用性表示了懷疑：“原告在此要求法庭否認〔公司人格〕??以便讓股東承擔責任??亦即股東是由公司所控制和支配的空殼。對這一論點的陳述本身就使其推理的謬誤表露無疑??‘另一自我’〔準則〕的適用范圍似乎限于否認公司人格以追及個人財產的場合，而不適用于否認個人存在以追及公司財產的情形。”

簡言之，在早期案件中，法院對于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態度總體而言頗為保守，強調其相較于標準刺破的特殊性，并為此設定了“反向控制”這一極為嚴格的要求。

（二）聯邦稅務案件領域的突破

事實上，在Kingston案判決的立場被Divco-Wayne案和Olympic案重申之前，已經有準許內部人反向刺破的個別案例出現。在1957年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審理的一起夫妻財產案件中，妻子對于一家由丈夫控制的公司擁有的財產主張留置權，法院支持了妻子的刺破請求，盡管該公司還有兩名小股東（丈夫的母親和弟弟）。法院在此并未詳細闡述外部人反向刺破，只是徑直聲稱審查結果表明公司不過是丈夫的“另一自我”，因此對其獨立人格予以否認。在不久后的另一個案件中，科羅拉多州聯邦地區法院適用科羅拉多州法支持了一項外部人反向刺破請求。在該案中，股東的債權人憑借針對該股東的判決，對其獨資公司的主要資產進行了強制執行；股東提起追回之訴（replevin）并獲得了一審法院支持；債權人上訴，要求確認原強制執行的有效性。在此債權人實質上是要求法院允許其通過扣押公司財產實現對股東的債權，是事實上的（de facto）外部人反向刺破請求。法院經過審查，發現股東將獨資公司作為“另一自我”加以操縱，并認為這一點不僅是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依據（標準刺破），也可以成為公司對股東債務承擔責任的依據（反向刺破）。對于標準刺破與外部人反向刺破的區別以及潛在的適用標準/條件差異，法院并未提及。

“反向控制”真正被逐步淡化、外部人反向刺破被更多的接受和支持，始于20世紀80年初，其重要陣地是聯邦稅務案件領域。外部人反向刺破在這一領域的應用頗為成功。

1980年判決的Valley Finance v.United States案是首例聯邦法下的外部人反向刺破案件。在該案中，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請求扣押一名韓國商人的獨資公司的資產，以清償該商人拖欠的稅款。審理此案的聯邦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基于在標準刺破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另一自我”準則，支持了國稅局的反向刺破請求。至于其判決將導致公司為股東個人債務負責，而不是通常的相反情形，法院似乎認為并不重要。無獨有偶，在1989年判決的另一個聯邦稅務案件中，聯邦第十一巡回上訴法院基于同樣的理由確認了國稅局的反向刺破請求，指出“納稅人的名義人或‘另一自我’的財產受制于納稅人的稅務責任”。

在1993年的Towe Antique Ford Foundation v.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一案中，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援引上述兩個判決作為具有說服力的參考，支持了美國國稅局對于由納稅人控制的一家以基金會名義注冊成立的非營利性公司的反向刺破請求。法院調查發現：（1）納稅人是基金會的總裁和控制公司日常經營的唯一管理人員；（2）納稅人支配和控制基金會事務；（3）納稅人對基金會有實質性的金錢出資；（4）納稅人將本人及其家庭的事務與基金會事務混同；（5）納稅人為逃避聯邦納稅義務而搶先將91輛汽車轉讓給了基金會。法院因此認定，基金會只是納稅人的“另一自我”，從而支持了國稅局從基金會追繳納稅人拖欠稅款的請求。法院在此表明，至少在聯邦稅務案件中，基于通常控制的“另一自我”關系的存在足以支持一項外部人反向刺破請求，反向控制這樣一種可能性極小的情形，不再成為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桎梏。同時，法院也在事實上表明，標準刺破的重要前提之一，即公司被用于“將錯誤正當化，保護欺詐行為或者為罪行辯護”，在外部人反向刺破中同樣適用。而如前所述，這一點在內部人反向刺破情境下并不在考慮范圍之內。

社會責任標準“SA8000”，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的英文簡稱，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所供應的產品，皆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SA8000標準適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業，不同規模的公司。其依據與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及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一樣，皆為一套可被第三方認證機構審核之國際標準。SA8000的要求包括： 童工；

強迫性勞工； 健康與安全；

組織工會的自由與集體談判的權利； 歧視；

懲戒性措施； 工作時間； 工資； 管理體系。

SA8000的作用包括：

減少國外客戶對供應商的第二方審核，節省費用； 更大程度的符合當地法規要求； 建立國際公信力；

使消費者對產品建立正面情感； 使合作伙伴對本企業建立長期信心。SA8000的產生背景和性質

1.SA8000產生的背景 SA8000的產生既有人文社會發展的原因，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界對勞工保護的關注。同時也是國際市場上競爭格局失衡的產物。雖然道德規范和國際貿易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但冷戰結束后，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起飛導致發達國家在傳統產品的國際市場上失去優勢，在諸多領域，新興工業化國家已成為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為遏制發展中國家提高競爭力的手段和途徑，某些發達國家便尋求構筑起種種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在國際商品市場上，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國將其大量廉價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市場，沖擊發達國家國內市場，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歐等發達國家把勞工標準同其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普遍優惠制度掛鉤。在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下，SA8000有由民間壁壘走向政府壁壘的趨勢（廣州信能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高級顧問熊勵輝，2014）。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跟國際社會的分工合作越來越緊密。（廣州信能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高級顧問熊勵輝，2014)認為，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中國的實施，是經濟全球化對于中國的直接影響和中國入世的直接結果。從全球范圍來說，企業社會責任是由兩種社會力量推動的。一種力量是反對資本全球化的勞工運動。勞資沖突的加劇和勞工地位的下降，使得勞工組織要求在企業推行和實施國際勞工標準以保護勞工的權利。另一種社會力量是“勞工貿易壁壘”SA8000的推行。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產品構成了對發達國家市場和就業的沖擊。歐美發達國家企圖通過社會條款與國際貿易掛鉤，以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優勢，實行貿易保護和非關稅壁壘。時代的發展使得人們對文化的重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的推行是全球文化、價值觀念的一次碰撞。田豐(2004)認為企業文化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中的核心，引導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價值取向。全球性的愈演愈烈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就是促使企業在享受社會賦予的自由及機會的同時，借助符合倫理、道德的行動回報社會。全球性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同企業文化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共同發展。

2.SA8000的性質關于SA8000的性質，多數學者都認為其具有某種貿易壁壘的特性，有的稱之為“藍色壁壘”。藍色壁壘是指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有關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對勞動保障、勞動者待遇、勞工權利、勞動標準等方面規定的總稱,它和政治權利相輔相成。SA8000 是標準藍色壁壘的核心（廣州信能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高級顧問熊勵輝，2014）。熊勵輝（2014）認為，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重新抬頭和貿易壁壘形式的不斷翻新，作為旨在關注勞工身心健康和勞工權益的SA8000，它不僅迎合了發達國家借口保護人權和環境，從而達到保護本國產業、抑制發展中國家競爭優勢的目的，而且也滿足了公眾和消費者關注可持續發展的好奇心，因此，SA8000這種新的貿易壁壘形式的隱蔽性和欺騙性使其在推行的過程中出奇地順利。熊勵輝（2014）認為SA8000作為一個認證體系明確了社會責任規范，也提出了相應的管理體系要求。將社會責任和管理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范組織尤其是企業的道德行為，有助于改善勞動條件，保障勞工權益。雖然SA8000的宗旨是好的，但是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不斷被削減的今天非常容易被貿易保護主義者所利用，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工具。熊勵輝（2014）認為，因為SA8000實際上的強制性認證，使這個“工作場所的行為標準”演變成了國際貿易與國際勞工標準“掛鉤”之爭的延續，把本來屬于解決生產鏈與供應鏈內部的勞資問題，提升到國家層面的貿易關系問題。隨之而來，一個原本自愿選擇的企業標準，變成了一個帶有強制性的國際貿易標準。雖然多數學者認為SA8000具有貿易壁壘的特征，但是也有持相反意見的，認為SA8000不具備貿易壁壘的特征：從產生過程看SA8000的產生是為了解決多種社會責任標準的一致性問題，而不是為了削弱發展中國家產品的競爭力，社會責任運動的根本基礎是公眾，而公眾不會是貿易壁壘的始作俑者；從標準內容看SA8000具有普遍性與靈活性；從標準的性質看SA8000是由非官方制定的標準，不屬于國家行為；跨國公司在要求其供應商獲得SA8000認證時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限制貿易的目的（熊勵輝，2014）。

SA8000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對外貿出口的影響許多學者都認為SA8000在我國的推行對我國的外貿出口的沖擊首當其沖。我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上，如果實行嚴格的勞工標準與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人力成本提高是無疑的。例如，如果企業按SA8000標準或者一些跨國公司自行制定的標準執行，某些勞動密集型生產商的平均人力成本會上升50%－100%，生產成本的上升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打擊將是災難性的，無異于將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逐出國際市場（曹宗平，2004）。SA8000的致命關鍵正在于它有效地降解了發展中國家在競爭中最大的比較優勢——勞工成本。因為實施SA8000的認證和維護，需要企業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申請和更新，無疑將大大增加成本，使企業不堪重負（梁桂全、黎友煥，2004）。張京衛、周應堂（2006）認為SA8000不僅將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構成障礙，同時改變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市場格局，還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間的合作深度。我國80%出口產品市場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發達國家的組織積極推動SA8000認證，在客觀上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形成了貿易壁壘, 使我國相關企業不得不重新開辟新的國際市場。如果將勞工標準提高到SA8000標準規定的水平, 將帶來出口產品生產成本上升, 降低對外資的吸引力, 同時跨國公司也會擔心其分包商不能達標而不愿來投資，這對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外資的合作將產生消極影響。

2.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SA8000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主要是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SA8000 標準的實施將會導致三種成本: 一是評估現行狀況、制定系統原則和程序、控制和記錄所需的時間成本；二是采取補救措施所形成的成本, 即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資待遇、改善工作與生活環境等所帶來的成本;三是認證、審查以及不斷進行控制和監督審查的費用（張太海，2007）。SA8000的實施提高了產品成本, 削弱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劉瑛華（2006）認為SA8000的實施降低我國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長期以來, 由于我國賦存的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成為許多企業獲取國際競爭優勢的關鍵。雖然我國在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但一些企業承擔這方面的社會責任仍不到位。SA8000強制要求我國企業以達到社會責任標準作為貿易的前提, 許多企業的成本將大幅度提升, 必將降低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出口競爭力, 影響其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張文兵、葛永波（2003）認為SA8000會增強發達國家產業的差異化優勢，這方面也會減弱我國產品的競爭優勢。SA8000的推行使得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就會形成逐漸固化了的印象，即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經過SA8000認證的產品具有更嚴格的社會責任方面的道義標準，相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沒有經過SA8000認證，將被貼上壓榨工人、剝削童工、不人道等恥辱的標簽。這將影響消費者的購買選擇，形成了發達國家產品在此方面的差異化優勢。從短期講，SA8000為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帶來消極影響；從長期看，卻是我國企業競爭力的一次提升機遇。SA8000已成為全球化經濟中企業競爭新要素，這個要素直接從贏得消費者的關注和認同、增強投資者的信心、改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完善企業的管理體系、促進企業參與國際分工等方面影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曲建忠、劉國華，2004）。從間接影響方面講，由于SA8000 傾向于文化價值理念、意識形態和勞動制度等方面的關注, 從較深層次提供了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組織所應具有的模式, 這對我國企業擺脫某些落后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束縛、適應國際市場游戲規則會產生較大促動, 進而對企業長遠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產生間接影響（王麗萍、吳進紅、蔣蘭陵，2005）。

3.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SA8000的加速推行，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來說，既是契機又是挑戰。SA8000的實施會使得員工薪酬水平的提升與企業人力資源成本的上升、企業人力資源使用負外部性的減少與企業負擔的加重、員工權利的增強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相抵觸風險的增加。企業接受SA8000標準是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加以制約，如果在現階段強制推行SA8000標準將必然使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陷入不利的境地(陳淑妮、黎友煥，2006）。但另一方面，人力資源管理的開展也因此有了制度的保障。因為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受制于資本，不能純粹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發展人力資源管理。在企業利益與員工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即便人力資源管理有心維護員工利益，很多情況下還是屈服于資本的力量。而SA8000的履行要求企業主們犧牲部分利益去維護企業雇員的權益。對人力資源管理而言，借助于SA8000這個外力可以解決人力資源管理的最大資本障礙(王慧、楊堅爭，2005）。

4．其它方面的影響黎友煥（2004b）認為SA8000在一定程度上使企業的技術保密工作失效。一個企業有技術壟斷，才會有產品與市場壟斷，才會有高額收益。如果秘密技術泄漏或被竊，將直接威脅到企業的經濟利益，甚至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SA8000也使國家的經濟安全受到挑戰。當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關系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之上的。研究開發獲得的高科技，并將它應用于經濟各部門尤其是軍事部門中，已成為各國競爭與角逐的熱點。SA8000的推行將使發達國家能以此為借口來竊取他國高新技術創造更為便利的條件。SA8000還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稟賦相對豐裕的大國，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在于低勞動力成本的非熟練勞動力。若企業全面達到SA8000的標準，則勞動力優勢可能會蕩然無存甚至變成劣勢，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得不到安置必將對我國社會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SA8000認證流程

同ISO9000質量體系、ISO14000環境體系及OHASl8000安全體系認證一樣，SA8000社會責任管理體系認證過程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公司提交申請書。當公司完成準備工作，基本具備認證條件時，可向認證機構遞交申請書，也可提前提交申請，在認證機構的指導下進行準備。評審和受理。認證機構對公司遞交的申請書進行評審，審核其內容是否符合認證的基本條件，如符合則受理，不符合則通知公司不予以受理。

初訪。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十分注重現場表現，審核前對被審核方的訪問是必要的是。初訪的目的是確定審核范圍，了解公司現狀，收集有關資料和確定審核工作量。

簽訂合同。認證機構和委托方可就審核范圍、審核準則、審核報告內容、審核時間、審核工作量簽訂合同，確定正式合作關系，繳納申請費。

提交文件。合同簽訂后，被審核方應向認證機構提供社會責任管理手冊、程序文件及相關背景材料，供認證機構進行文件預審。

組成審核組。在簽訂合同后，認證機構應指定審核組長，組成審核組，開始準備工作。文件預審。由審核組長組織審核組成員進行文件預審，如果社會責任管理文件存有重大問題，則通知被審核方或委托方，由被審核方進行修改并重新遞交文件。如文件無重大問題，則開始準備正式審核。

審核準備。審核組長組織審核組成員制定審核計劃，確定審核范圍和日程，編制現場審核檢查表。

預審。委托方認為有必要，可以要求認證機構在正式認證審核前進行預審，以便及時采取糾正措施，確保正式審核一次通過。

認證審核。由認證機構按審核計劃對被審核方進行認證審核。

提交審核報告和結論。根據審核結果可能有三種結論，即推薦注冊、推遲注冊及暫緩注冊。技術委員會審定。對審核組推薦注冊的公司，認證機構技術委員會審定是否批準注冊，如未獲批準則需重新審核。

批準注冊。認證機構對審定通過的公司批準注冊。

頒發認證證書。認證機構向經批準注冊的公司頒發SA8000認證證書。獲證公司公告。認證機構將獲證公司向SAI備案，由SAI在其網站公布。

監督審核。認證機構對獲證公司進行監督審核，監督審核每半年一次，認證證書有效期為三年，三年后需進行復評。sa8000認證費用和時間

要獲得sa8000認證，制造商和供應商必須支付sa8000認證費用：

a）500美元的申請費；

b）每人次的審查費x天數。（比如，在中國對一個工廠進行初次審查，審查天數是11.5天，每人次一天是750美元，則費用是8625美元）；

c）交通和翻譯費用；

d）5個月后，5個監督員進行為期3天的審查，每天每個監督員的費用是750美元，共11250美元；

e）改善勞工條件——根據數量和違反類型。

社會責任國際標準(SA8000)I.目的與范圍

本標準目的在于提供一個基于國際人權/慣例和國家法律的標準，保護和授權所有在公司控制和影響范圍內的生產或服務人員，包括公司自己及其供應商或分包方雇用的員工和家庭工人。

SA8000通過證據為基礎的過程進行驗證，本標準各項規定具有普遍適用性，不受地域、產業類別和公司規模限制。符合本標準所界定社會責任有關要求，將使公司： a.制定、維持并執行政策及程序，在公司可以控制和影響范圍內管理有關社會責任的事宜。b.向利益相關方可信地證明公司現有的政策、程序及舉措符合本標準之規定。II.規范性原則及其解釋

公司應遵守國家及其它所有適用的法律、通行的行業規定、公司簽署的其它規章以及本標準。當國家及其它所有適用法律，通行的行業規定、公司簽署的其它規章以及本標準所規范議題相同時，以其中對工人最有利的條款為準。公司也應尊重下列國際協議之原則：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號（工作時間-行業）及建議116號(工時減少)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29號及第105號（強迫性勞動及其解除）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87號（結社自由）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98號（組織和集體談判權利）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00號及第111號（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歧視-雇用和職業）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02號（社會安全-最低標準）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31號（最低工資確定）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35號（工人代表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38號及建議條款第146號（最低年齡及建議）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55號及建議條款第164號（職業安全與健康）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59號（職業康復與就業-傷殘人士）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69號（土著人）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77號（家庭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82號（最惡劣童工）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83號（孕婦保護）《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歧視婦女行為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關于艾滋病及就業守則 聯合國反對各自形式種族歧視公約 關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關于政治和民主的國際公約

III．定義

1.公司定義：任何負責實施本標準各項規定的組織或企業的整體，包括公司雇用的所有員工。2.員工定義：所有直接或通過分包受雇于公司的男性和女性個體，包括董事,總裁,經理,主管和工人。3.工人定義：所有非管理人員。

4.供應商/分包商定義：給公司提供貨物和/或服務的組織，它所提供的貨物和/或服務構成公司生產的貨物和/或服務的一部分，或者被用來生產公司貨物和/或服務。

5.下級供應商定義：在供應鏈中直接或間接向供應商提供貨物和/或服務的經營實體，它所提供的貨物和/或服務構成供應商和/或公司生產的貨物和/或服務的一部分，或者被用來生產供應商和/或公司的貨物和/或服務。

6.糾正和預防行動定義：對不符合（相對于SA8000標準）進行及時、持續的補救。7.利益相關方定義：關心公司社會行為或受此影響的個人或團體。

8.兒童定義：任何十五歲以下的人。若當地法律所規定最低工作年齡或義務教育年齡高于十五歲，則以較高年齡為準。9.青少年工人定義：任何超過上述定義的兒童年齡但不滿十八歲的工人。

10.童工定義：由低于上述兒童定義規定的兒童所從事的任何勞動，除非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建議條款第146號規定。11.強迫和強制勞動定義：個人在任何非志愿性、受懲處或報復的威脅下工作或服務，或作為償債方法的工作或服務。12.販賣人口定義：基于剝削的目的，通過使用威脅、武力，其他形式的強迫或欺騙進行人員的雇用、調動、窩藏或接收。13.救濟兒童定義：為保障曾從事童工、隨后被遣散兒童之安全、健康、教育和發展而采取的所有必要的支援及行動。14.家庭工人定義：與公司、供應商、下級供應商或分包方簽有合約，不為自己工作的人員。

15.SA8000工人代表：由工人選舉的或由工會任命，就SA8000相關事宜與管理層進行溝通的非管理層人員。16.管理代表：由公司指定的高級管理人員，確保標準要求得以滿足。17.工人組織：為維護和改善受雇條款和工作條件，由工人組成持續的自愿性協會。

18.集體談判協議：由一個或多個雇主與一個或多個工人組織簽訂的有關勞工談判的合約，規定雇用的條件和條款。

IV． 社會責任之規定 1．童工 準則：

1.1公司不應使用或支持使用符合上述定義的童工。

1.2如果發現有兒童從事符合上述童工定義的工作，公司應建立、紀錄、保留旨在救濟這些兒童的政策和書面程序，并將其向員工及利益相關方有效傳達。公司還應給這些兒童提供足夠財務及其他支持以使之接受學校教育直到超過上述定義下兒童年齡為止。

1.3公司可以聘用未成年工，但如果強制教育法規的限制，他們只可以在上課時間以外的時間工作。在任何情況下，未成年工每天的上課、工作和交通所有時間不可以超過10小時，且每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同時未成年工不可以安排在晚上上班。

1.4無論工作地點內外,公司不得將兒童或青少年工人置于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發展不安全或危險的環境中。2．強迫和強制性勞動 準則：

2.1公司不得使用或支持ILO公約29條中規定的強迫和強制性勞動，也不得要求員工在受雇起始時交納“押金”或寄存身份證件。2.2公司及為公司提供勞工的實體不得扣留工人的部分工資、福利、財產或證件，以迫使員工在公司連續工作。2.3員工有權在完成標準的工作時間后離開工作場所。員工在給公司的合理通知期限后，可以自由終止聘用合約。3.健康與安全 準則：

3.1公司出于對普遍行業危險和任何具體危險的了解，應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并應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可能條件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環境中的危害隱患，以避免在工作中或由于工作發生或與工作有關的事故對健康的危害。

3.2公司應指定一名高層處理代表負責為全體員工提供一個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并且負責落實本標準有關健康與安全的各項規定。

3.3公司應定期提供給員工有效的健康和安全指示，包括現場指示，（如必要）專用的工作指示。應對新進、調職以及在發生事故地方的員工進行培訓。

3.4公司應建立起一種機制來檢測、防范及應對可能危害任何員工健康與安全的潛在威脅。公司應保留發生在工作場所和公司控制的住所和財產內所有事故的書面記錄。

3.5公司應根據費用為員工提供適當的個人保護裝置。員工因工作時受傷，公司應提供急救并協助工人獲得后續的治療。3.6公司應評估工作行為之外孕婦所有的風險，并確保采取合理的措施消除或降低其健康和安全的風險。3.7公司應給所有員工提供干凈的廁所、可飲用的水及必要時提供儲藏食品的衛生設施。3.8公司如果提供員工宿舍，應保證宿舍設施干凈、安全且能滿足員工基本需要。3.9所有人員應有權利離開即將發生的嚴重危險，即使未經公司準許。4.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利 準則：

4.1所有人員有權自由組建、參加和組織工會，并代表他們自己和公司進行集體談判。公司應尊重這項權利，并應切實告知員工可以自由加入所選擇的組織。員工不會因此而有任何不良后果或受到公司的報復。公司不會以任何方式介入這種工人組織或集體談判的建立、運行或管理。

4.2在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利受法律限制時，公司應允許工人自由選擇自己的工人代表。4.3公司應保證參加工人組織的人員及工人代表不會因為工會成員或參與工會活動而歧視、騷擾、脅迫或報復，員工代表可在工作地點與其所代表的員工保持接觸。5.歧視 準則：

5.1在涉及聘用、報酬、培訓機會、升遷、解職或退休等事項上，公司不得從事或支持基于種族、民族或社會出身、社會階層、血統、宗教、身體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狀況、工會會員、政見、年齡或其他的歧視。5.2公司不能干涉員工行使遵奉信仰和風俗的權利，或為滿足涉及種族,民族或社會出身,社會階層、血統、宗教、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狀況、工會會員、政見或任何其他可引起歧視的需要。

5.3公司不能允許在工作場所、由公司提供給員工使用的住所和其他場所內進行任何威脅、虐待、剝削的行為及強迫性的性侵擾行為，包括姿勢、語言和身體的接觸。5.4公司不得在任何情況下要求員工做懷孕或童貞測試。6.懲戒性措施 準則：

6.1公司應對所有人員予以尊嚴及尊重，公司不得從事或支持體罰、精神或肉體脅迫以及言語侮辱。也不得以粗暴、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工人。7．工作時間 準則：

7.1公司就遵守適用法律及行業標準有關工作時間和公共假期的規定。標準工作周（不含加班時間）應根據法律規定，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7.2員工每連續工作六天至少須有一天休息。不過，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允許有其他安排： a.國家法律允許加班時間超過該規定；

b.存在一個有效得經過自由協商的集體談判協議，允許平均工作時間涵蓋了適當的休息時間。7.3除非符合7.4條（見下款），所有加班必須是自愿性質，每周加班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7.4如公司與代表眾多所屬員工的工人組織（依據上述定義）通過自由談判達成集體協商協議，公司可以根據協議要求工人加班以滿足短期業務需要。任何此類協議應符合上述7.1條有關規定。8．報酬 準則：

8.1公司應保證在一個標準工作周內所付工資總能至少達到法定或行業最低工資標準并滿足員工基本需要，以及提供一些可隨意支配的收入。

8.2公司應保證不因懲戒目的而扣減工資，除非符合以下條件： a.這種出于懲戒扣減工資得到國家法律許可； b.獲得自由集體談判的同意。

8.3公司應確保在每個支薪期向員工清楚詳細地定期以書面形式列明工資、待遇構成；公司還應保證工資、待遇與所有適用法律完全相符。工資、待遇應用現金或支票，以方便員工的形式支付。

8.4所有加班應按照國家規定支付加班津貼，如果在一些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未規定加班津貼，則加班津貼應以額外的比率或根據普遍行業標準確定，無論哪種情況應更符合工人利益。

8.5公司應保證不采取純勞務合同安排，連續的短期合約及/或虛假的學徒工制度以規避涉及勞動和社會保障條例的適用法律所規定的對員工應盡的義務。9． 管理系統 準則： 政策

9.1高層管理階層應以工人所用語言，制定公司書面的社會責任和勞動條件政策。并把這個政策和SA8000標準展示在公司內容易看到的地方，通知員工公司自愿選擇符合SA8000標準的要求。這個政策應清楚地包括以下承諾： a.遵守本標準所有規定； b.遵守國家及其它適用法律，及公司簽署的其它規章以及尊重國際條例及其解釋（如本標準第二節所列）； c.對公司政策進行定期評審以持續改善。評審時應考慮法律的變化，自身行為準則要求及公司其他要求的變化；

d.應看到公司政策被有效地紀錄、實施、維持、傳達并以明白易懂的形式供所有員工隨時獲取，包括董事、總裁、經理、主管以及員工，無論是直接聘用、合同制聘用或其它方式代表公司的人員；

e.根據要求，以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對相關利益方公開其政策。管理代表

9.2公司應指定一高層管理代表，除了其它職責外，其應確保公司達到本標準要求。SA8000工人代表

9.3公司應把工作對話認為是社會責任的關鍵組成部分，并確保所有非管理人員有權出席就與本標準相關事項增進與高層管理階層的溝通。在有工會的公司，代表應由工會認可。其他地方，可基于此目的由非管理人員在他們中間選舉一個SA8000工人代表。任何情況下，SA8000工人代表都不應被視為對工會代表的替代。管理評審

9.4最高管理層應依據本標準規定以及公司簽署的其它規章要求，定期評審公司政策、程序及其執行結果，看其是否充分、適用和持續有效。必要時應予以系統的修正和改進。工人代表應參與管理評審。計劃與實施

9.5公司應確保公司上下都通曉、執行本標準規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法： a)明確界定各方職能、責任和職權。

b)聘用起始對新進、調職和/或臨時員工進行培訓。c)對現有員工定期進行指導、培訓和宣傳。

d)持續監督有關活動和成效來檢驗所實施體系是否符合公司政策及本標準要求。9.6公司應參考SA8000指南中與標準條文有關的講解及說明。對供應商/分包商及下級供應商的監控 9.7公司應保留適當的紀錄來載明供應商/分包商（如情況允許，下級供應商）對社會責任的承諾，包括但不限于合約協議及/或這些組織的書面承諾: a)遵守本標準所有規定及對下級供應商有同樣要求； b)在公司要求下參與監查活動； c)識別根本原因并及時執行糾正與預防行動，解決任何與本標準規定不符之處；

d)及時、完整地向公司通報與其它供應商、分包商及下級供應商所發生的任何相關業務關系。

9.8公司應建立、維持、并以書面形式記錄適當程序，在評估及挑選供應商/分包商（如情況允許,下級供應商）時應考慮其滿足本標準要求的能力和承諾。

9.9公司應盡力確保供應商及分包商在其控制和影響范圍內能夠達到本標準各項要求。9.10除上述9.7至9.9規定外，如果公司接收、處理或經營任何可列入家庭工人的供應商、分包商或下級供應商的貨和/或服務，公司應采取特別措施保證這些家庭工人享有依本標準規定向直屬雇員提供的相似程度的保護。這些特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訂立具法律效力的書面購買合同載明符合本標準要求的最低準則； b)確保家庭工人及所有與該書面購買合同有關人員理解并能貫徹合同要求；

c)在公司場地內保留詳細載明有關每個家庭工人身份、其所提供的貨物/服務以及工作時數的全面資料； d)頻繁進行事先聲明及未聲明的審查活動以確保該書面購買合同得以貫徹實施。處理意見及采取糾正行動

9.11公司應提供一個保密手段讓所有員工向公司管理層和工人代表對違反此標準作出舉報。當員工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質疑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政策和/或本標準規定的事項之時，公司應該調查、處理并作出反應；員工如果提供關于公司是否遵守本標準的資料，公司不可對其采取懲處、解雇或歧視的行為。

9.12如果識別出任何違反公司政策和/本標準規定的事項，公司應識別根本原因，并根據其性質和嚴重性，調配相應的資源及時執行改正和預防措施。對外溝通及相關方參與

9.13公司應該建立和維持適當程序，就公司在執行本標準各項要求上和符合性，向所有利益相關方定期提供數據和資料，所提供的應該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評審和監查活動的結果。9.14公司應表明其和所有利益相關方進行對話的意愿，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工會、供應商、分包商、下級供應商、非政府機構及當地和國家政府官員等，以確認標準的符合性。核實渠道

9.15為核實公司滿足本標準要求而進行的事先通知和未事先通知的審核時，公司應該根據要求給審核員提供合理的資料和取得資料的渠道。記錄

9.16公司應該保留適當的記錄，證明公司符合本標準中的各項規定。

社會條款指有關社會權利的條款，其內容主要包括勞工權利、環境保護以及其他的有關人權。其中勞工權利是其核心內容，或者說，社會條款問題主要是勞工標準問題。因“社會條款”涉及許多勞工權益保護的內容，所以又被稱為“藍色條款”。對WTO協議是否應當觸及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歷來存在種種爭議，現代企業在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是否也應肩負社會責任，正成為WTO成立以來人們爭論的焦點。而這兩大議題內容相互聯系并有部分內容相互重疊。當前對這兩大議題的研究和探討，推動著中國勞動者權益保護運動，對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促進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社會條款的雛形

1948年，由美國推動籌建的國際貿易組織的《哈瓦那憲章》中，就列有公平勞工標準的條款。隨著國際貿易組織的流產，GATT條款中未包括涉及勞工條件的條款。1953年，美國非正式提出要在關貿總協定中寫入禁止不公平勞動的條款。由于其他國家對于不公平的定義未達成共識，這項建議未獲采納。1973年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談判中，美國又倡議為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訂立多邊協議，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這項提議在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談判中沒能獲得通過。在美國極力主張將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之前，歐洲國家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早在《羅馬條約》締結之時，法國人擔心其他成員國雇用低薪女工而對本國服裝業造成沖擊，強烈要求將男女同工同酬條款寫入其中。1993年在新德里召開的第13屆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上，歐盟國家代表德國外長金克爾明確提出把人權、環境保護和勞動條件納入國際貿易范疇，對違反者予以貿易制裁，促使其改善工人的經濟和社會權利，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社會條款”(或稱“藍色條款”、“勞工保護條款”)。

“社會條款”最早由美國工會所提出，其后在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支持下共同提出關于“社會條款”的三點主張：(1)將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勞工權利公約》納人世貿組織的協定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2)實行“社會標簽”制，要求出口國承諾產品的生產過程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標準；(3)由世貿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共同成立監督機構，通過貿易制裁的方式，確保勞工標準得到實施。1993年底，美國和法國政府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再次提出以國際勞工標準為基礎制定“社會條款”，并將其納入國際貿易規則。國際勞工組織是“社會條款”與貿易掛鉤的積極推動者，1994年，當時的國際勞工局長在國際勞工大會的報告中正式提出希望與即將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實施“社會條款”的建議，把貿易自由化與尊重基本勞工標準，即“核心勞工標準”聯系起來，要求對不遵守核心勞工標準或達不到核心勞工標準的國家實行貿易制裁。可見，“社會條款”雖然包括人權、環境保護等諸多內容，但核心勞工標準是其重要內容。發展中國家認為美國是想利用“社會條款”迫使發展中國家提高其產品的生產成本，因此聯合抵制美國和法國的提議。因美國、法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于是否將“社會條款”納入WTO規則的立場嚴重對立，為了不影響烏拉圭回合談判進程，雙方同意將這一問題轉給未來的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討論。WTO成員關于核心勞工標準是否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爭議可以視為烏拉圭回合談判中GATT締約方關于是否將“社會條款”納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的爭論的延續。社會條款的基本內容[1]

社會條款所講的勞工標準概念比較混亂，有時是指核心勞動標準，有時也包括工資、工時、勞動保護等具體標準，但是無論哪種理解，都是以核心勞動標準作為基礎的。對于什么是“核心勞工標準”，目前尚存在爭議，但普遍認為，“核心勞工標準”(core labor standards)是指1998年國際勞工組織(ILO)通過的《關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的宣言》中所定義的內容，包括：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強制性或強迫性勞動、有效廢除使用童工、消除職業和就業中的歧視四個方面的權利。目前ILO的國際勞工公約已經達到了185項，其中，核心公約主要有8項：

1．第29號(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要求禁止所有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

2．第87號(1948年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要求賦予所有工人和雇主無須經事先批準，建立和參加其自己選擇的組織的權利，并制定了一系列規定，確保這些組織在不受公共當局干涉的情況下自由行使其職能；

3．第98號(1949年組織和集體談判權公約)，要求為防止發生排斥工會的歧視，防止工人組織和雇主組織之間相互干涉提供保護，并對促進集體談判作出了規定；

4．第100號(1951年同工同酬公約)，呼吁對男女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給予同等報酬和同等津貼；

5．第105號(1957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作為一種政治強制或政治教育手段，作為對發表政治或意識形態觀點的懲罰，作為動員勞動力的手段，作為一種勞動紀律措施，作為參與罷工的懲罰或歧視的手段；

6．第111號(1958年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呼吁制定一項國家政策，消除在獲得就業機會、培訓和工作條件方面，任何基于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等原因的歧視，促進機會和待遇平等；

7．第138號(1973年最低就業年齡公約)，旨在消除童工勞動，規定準予就業的最低年齡不得低于完成義務教育的年齡；

8．第182號(1999年消除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公約)，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確保禁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

國際勞工理事會認為以上8項基本公約是最基本的人權保護，所有成員國都必須遵守。經合組織(0ECD)的一份報告認為，只有一小部分勞動標準才屬于這里所講的“核心勞動標準”。這些標準是精心選擇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人權保護整體，這些權利也包含在聯合國的一些文件中。這些標準包括消除雇用和剝削童工、禁止強迫勞動、反對就業歧視、結社與集體談判自由四個方面的內容。國際勞工組織作為專門負責勞動問題的國際組織，很少使用“核心勞動標準”這個概念，而稱之為“基本勞工公約”(Fundamental ILO Conventions)。由此可見，兩者對于“核心勞工標準”在內容上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國際勞工組織是設立和處理這些勞動標準、爭議的權威機構，因此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8項基本勞工公約也就等于一般所說的“核心勞動標準”。目前，國際勞工組織會員國中大多數國家批準了前7項核心公約。其中有50多個國家批準了全部的8項核心公約，如德國、法國、意大利等。美國僅批準了8項核心公約中的第105號核心公約。中國一共批準了24項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但是實際上生效的只有21項，其中3個早期的公約因為批準第138號公約而失效。在24項(包括已經失效3項)國際公約中，屬于核心勞工公約的只有4項，即第100號《同工同酬公約》、第138號《最低就業年齡公約》、第182號《消除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公約》以及第111號《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最重要成員之一，我國所批準的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公約的數量顯然與我國的國際地位不相符，并因此受到西方國家的責難。

[編輯] 社會條款的發展前景[1]

(一)將“社會條款”轉化為國內法

某一國家在國內法中直接規定對違反勞工標準的貿易行為進行干涉，即所謂的勞工標準與貿易單邊掛鉤。美歐等發達國家及地區還把勞工標準與實施對發展中國家的普惠制聯系起來，如美國1984年《貿易與關稅法》規定對不符合一定勞工標準要求的國家一律撤銷關稅減讓和相關優惠；歐盟1995年實施一項新規則，要求在適用普惠制時，對那些嚴格執行明確勞工標準的國家給予額外優惠。1988年，美國出臺的《貿易與競爭綜合法案》中首次將“持續否定工人權利的行為模式”列入不合理外國貿易做法清單，給對所謂不尊重“世界公認的雇員權利’?的國家揮舞大棒的政策披上了國家法律的外衣。《美國關稅法》第1307條規定：“在外國全部或部分由勞改犯人開采、生產或制造的貨物，不得在美國的任何口岸入境，并嚴禁進口。”20世紀初，某些歐洲國家對進口“低劣雇傭條件”下生產的產品還規定征收特別關稅。

(二)在區域性多邊貿易體制下將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

這一掛鉤模式多以某些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為形式。如在區域貿易協議中，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是第一個明確涉及勞工權益的貿易協議，其內容主要體現在《北美勞工合作協定(NAALC)》中。NAFTA規定，協定國不可以違背勞工標準，若違背童工、最低就業和職業衛生的安全標準，其他協定國可以進行貿易制裁。現在共有5個國家與美國簽訂了包含勞工保護內容的貿易協議，它們分別是加拿大、墨西哥、約旦、新加坡和智利。除了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中，勞工保護內容采取了附屬協議的形式外，在其他自由貿易協議中，勞工保護的內容都訂入了主協議本身。歐盟在1993年6月的哥本哈根首腦會議上呼吁其成員國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引入勞工標準。其實，美、歐等發達國家或地區從20世紀中葉以來就一直企圖將本國的社會道德觀念引入多邊貿易體制，以社會道德規范來調節國際貿易，卻遭到了生產力水平普遍較低且擁有勞動力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強烈不滿和堅決抵制。

(三)斗爭與妥協

國際規則常常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雖然開始時團結對抗，但最終還是走向妥協。從GATT到WTO，歷次多邊會談的進程和規則的制定均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唱主角，就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勞動法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常凱教授指出：“當然，發達國家提出勞工標準問題還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就是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念來改變或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法律觀念和法律結構。對此，我們似乎不能簡單地說不。因為第一，在國際經濟貿易的運行過程中，必然涉及勞工標準問題，經濟發展應與社會發展同步，這是一個客觀的要求。第二，WTO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目前還主要為發達國家所影響或左右，而這些國家的政府與工會是勞工標準的積極推動者，雇主方面也表示可以接受。并且，這個意見已經被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所認可。所以，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或聯系，將是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1996年的新加坡WTO首屆部長級會議宣言，即表明大多數與會國，包括發展中國家對于這種趨向的默認。現在的問題恐怕只是這種聯系的具體實施時間和方式而已。”

[編輯] 社會條款與中國勞動政策[2]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和國際競爭加劇，國際社會對制定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以便促進公平競爭的呼聲日益加強。自20世紀末冷戰結束以后，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開始成為普遍模式，經濟全球化也迅速發展，由于全球化發展最快的領域是貿易，而全球化的社會層面問題主要涉及勞動者的基本權益，那么對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損害也主要是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發生的，所以就應該以維護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的國際勞工標準為基礎，形成國際貿易規則中的“社會條款”，并通過貿易制裁手段迫使各國一律執行。這是國際社會將國際貿易與社會條款掛鉤的歷史背景。

作為發展中國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中國在現階段本能地反對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直接掛鉤。中國政府認為，這種直接掛鉤并不能真正保障工人的權益。據商務部研究人員透露，“近年來，在世貿組織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一些專家、學者一直反對把‘勞工標準’列入談判議題。在多次的工作層面磋商和高層領導會談中，有些人的目標很明確：打掉它!談都不要談。理由很簡單，擔心勞工標準成為發達國家限制我國產品出口的新型‘壁壘’。或者說，我們自己也清楚，國內眾多企業在勞工標準方面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即使在談判中把標準再降低一些，恐怕很多國內企業也通不過。如此一來，我國每年涉及的上千億美元的出口怎么辦?若真的因此受阻，進出口數據可能會大跌，好不容易得來的全球第四大貿易國排名會下滑，業務部門臉上無光且不說，國際收支平衡也會受到影響，而這些產品的去向和生產能力的釋放更為麻煩。轉為內銷嗎?國內市場多數產品早已供大于求，這樣豈非雪上加霜?我國經濟的增長也會大受影響。表面看來，似乎擔心得有理。”

不過，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國際貿易地位的提升，勞工標準將是中國面對的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為此，中國政府需要在社會條款與國際貿易關系問題上有新的思維和務實的態度。

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有必要轉變在勞工標準問題的一些觀念。首先需要改變的就是提高勞工標準會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之類的思維慣性。事實上，提高勞工標準有其正面作用，如提高勞工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諧勞資關系等。從根本上講，提高勞動標準有利于改善勞動者的處境，改善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質量，而這正是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

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成員，中國正享受著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能夠以低廉價格打敗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不能讓國際社會認為，中國只關心經濟發展，而不關心勞工權益，甚至是以犧牲勞工權益來謀取經濟發展。由于在市場經濟法律體制中，經濟權利是無法與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截然分開的，因此，中國政府必須在國際貿易與社會條款問題上采取積極的姿態。構建一種尊重勞工標準的全球性基礎，迫使國際和國內投資者、生產商及買方根據全球標準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對待工人。這將改善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這樣做，既有利于提升中國作為國際貿易大國的國際形象，又有利于中國勞動政策和法律的完善，還有利于工人權益的保障與社會和諧。總而言之，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政府應通過落實核心勞工標準來提高勞動素質，改善勞動關系，促進勞資合作，從而增進國際競爭力。

不過，也有意見認為，盡管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規范貿易與勞工權利的社會條款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中國的貿易與勞工政策，而且國際勞工組織所規定的核心勞工權利對中國工人而言也是重要的，但是，要改善中國工人的處境，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現時中國工人所要爭取的權利應是基本工作權利要優先于結社自由等“奢侈品”。對中國工人，特別是廣大農民工而言，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工資問題、勞動時間過長問題和頻繁發生的工傷事故和職業病問題。因此，中國的勞動政策要首先解決普通的工人所面臨的工資、加班和健康這三大最緊迫的問題。

衡平居次原則﹙Equitable Subordination Doctrine﹚源于美國司法判例，是在實質公平的目標指引下對基于不公平行為而產生的關聯債權做出居次處理的特殊規則。早在 1939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泰勒訴標準電氣石油公司﹙Taylor V.Standard G as and Electric Co.﹚一案中，母公司標準電氣石油公司因與子公司深石公司往來而產生巨額債權，雖然母公司對子公司的重整計劃作出讓步，但該計劃對子公司的優先股股東極為不利。最高法院認為子公司在成立之初即資本不足，且經營完全受被告母公司的控制，于是決定撤銷該重整計劃，并判決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債權應劣后于子公司的優先股股東[2]。衡平居次原則就是在此案中確立，故而也稱為“深石原則”﹙Deep-R ock D octrine﹚。根據這一項原則，如果控制企業基于不公平行為對從屬企業享有債權，那么在從屬企業出現支付不能或者宣告破產的情況下，控制企業的債權應次于其他普通債權人的債權得到清償。

按照傳統的破產分配順序，同一順位的債權人對破產財產享有平等的受償權，這是債權平等理念在破產法中的基本反映。衡平居次原則突破傳統觀念對控制企業的債權進行區別對待，主要原因在于該類債權具有特殊性，是通過具有關聯關系的交易往來而產生的關聯債權。控制企業在其中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從屬企業的控制股東，又是從屬企業的合作對象，這就決定了控制企業較從屬企業的其他普通債權人而言具有資源優勢。在關聯債權產生之初，控制企業就可以利用其對從屬企業基本情況的深度了解，設定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債權種類和期限。而在債權持有過程中，控制企業可以憑借對從屬企業及市場狀況的把握，利用關聯關系適時將債權與投資互換，謀取更大的利益。當從屬企業盈利能力較強時，控制企業可以通過股東會增資擴股將債權轉化為股權，分享更多的利潤。當從屬企業前景堪憂時，控制企業則不進行此類操作，保證不受從屬企業盈利狀況影響的本金和利息。不僅如此，控制企業還可以根據所掌握的從屬企業的經營財務信息，及時提出清償債務的要求，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債權風險。由此可見，控制企業所享有的關聯債權較其他普通債權人的債權在許多方面都具有無法比擬的優勢，對其做出適當的居次處理有利于保護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實質上，除了“居次”的基本方法以外，衡平居次原則還包含“衡平”的基本理念。在該項原則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過有關“自動居次”和“衡平居次”的爭論。蘭德教授主張“自動居次理論”，認為母公司控制之下的公司是為了整個企業集團的利益而經營的，母公司的貸款行為也是出于對整個企業集團發展需要的考慮，因而其貸款具有投資的性質。當子公司支付不能或者宣告破產時，母公司的債權在破產分配順序上一律次于子公司其他債權人的債權。經濟學家波斯納則認為，母公司在估計子公司破產可能性風險方面具有低成本的優勢，而為了防止子公司破產，母公司通常愿意提供條件非常優惠的貸款。若將母公司的債權一律居次，會有礙于母公司以優惠條件資助子公司，不符合經濟效率的要求[3]。相比之下，“衡平居次理論”更具科學性、合理性，強調“衡平”的理念有助于兼顧其他債權人和控制企業的合法權益。因為控制企業的債權并非全部是基于不公平行為而產生，對于那些通過正常的往來交易所產生的關聯債權應當進行平等對待，不能一概做出劣后處理，否則將違背實質公平的客觀要求。所以，衡平居次原則要求綜合各方面因素進行衡平考量，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對控制企業的特定債權做出居次處理。

二、衡平居次原則的法理基礎

破產法作為商法的一個主要分支，應當遵從商法的效率理念，在破產分配過程中將債權做相同處理正是經濟效率的體現。然而，公平和效率都是社會應有的美德，兩者相輔相成，是法律應當促成實現的價值。控制企業基于不公平行為而享有的債權已經脫離了“同質債權”的行列，倘若再將其與普通債權同等對待，會因造成新的不公平而影響效率。衡平居次原則以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為理論支撐，兼顧破產分配過程中的公平價值，實為更好地追求效率價值。

﹙一﹚平等原則

平等就是指對等對待的社會關系，即相同的情況進行相同的處理，不同的情況則區別對待。盧梭曾指出：“至于平等，這個名詞絕不是指權力與財富的程度應當絕對相等；而是說，就權力而言，則它應該不能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憑職務與法律才能加以行使。”[4]從較為寬泛的視角來解析，一方面平等意味著承認差別，平等原則基礎上的求同總是以某一認同的方面作為基準，因此平等不要求絕對相等；另一方面，任何主體行使權利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要求，不能憑借職務所帶來的各方面優勢實施不正當的行為，也即不能實施任何“暴力行為”。就控制企業的關聯債權而言，判斷平等與否的基準便是控制企業是否存在不公平行為，如果控制企業利用其控制地位，操縱股東會或董事會，為自身設定條件過分優惠的債權，或者在從屬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時優先清償自身債權，那么實屬對從屬企業少數股東及其他債權人實施了“暴力行為”。此時，形式上的債權平等原則已經無法有效平衡債權人相互之間以及與債務人之間的利益，因為債權平等原則是建立在債權同質的基礎上的，而控制企業的不公平行為使其債權具有了“特質”，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被打破，不能再簡單地適用債權一律平等的規則。衡平居次原則所追求的是實質上的平等，既保護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又考慮控制企業的債權合理性，僅將其做清償順序上的置后處理，并不否定控制企業債權的有效性，這種巧妙的設計符合正義的價值理念。

﹙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法律權利是社會主體享有的法律確認和保障的以某種正當利益為追求的行為自由。具體而言，法律權利首先體現為自主性，權利主體可以借此按照自主意愿來決定是否實施某項特定的行為，任何其他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干預或阻礙。但這種自主性并非完全不受到任何限制，因為每一個主體的行為自由是以其他主體的行為自由為界限的，也就是說，一個主體的自由行為不能侵害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否則就需要對自己的越界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次，法律權利具有求利性，任何權利的行使都與一定利益密切相關，都以追求和維護某種利益為目的，這也正是法律權利的價值所在，能為實施主體帶來其所期望的好處。但法律要求這種利益必須具有正當性，符合基本的公平正義價值，任何因違背權利要求的行為所獲得的利益都將遭到法律的否定。概而言之，權利可以為主體帶來利益，但必須建立在正當的目的之上，如果濫用權利，則將遭受某種不利。控制企業憑借其控制地位掌握較為全面的從屬企業的經營財務信息，并借此信息行使控制權以發展經濟，是控制企業自主行使權利追求利益的合理體現，這原本無可厚非。但如果控制企業在行使控制權的過程中超出了合理的權利邊界，不當損害從屬企業其他債權人及少數股東的利益，則屬于權利濫用的情況，法律理應對其進行利益矯正，而采用溫和的“衡平居次”方法比直接否定相關行為效力更為妥善。

﹙三﹚誠實信用原則

誠信義務原本是一項道德義務，后上升為法律義務，并且逐漸成為民法乃至商法的基本原則。在企業的情形下，誠信義務主要是指公司管理者的受信義務，包括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它將受信人﹙處于相對強勢地位﹚與受益人﹙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之間的不對等關系予以妥當的平衡[5]。20 世紀初，美國的司法實踐將受信義務的范圍擴展至控制股東，大法官 Brandeis 就曾說過：“大股東掌握著控制公司經營的實力，而當大股東行使其控制的權力時，不論其所用的方法如何，誠信義務即應產生。”[6]因此，現代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控制股東對公司應承擔受信義務，即控制股東應當將公司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以適當的注意行使權利，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理性地相信某一商業決策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具有控制權的股東無論是直接以股東的身份實施支配行為，抑或間接地通過董事會、經理層影響公司決策，都必須踐行誠實守信，不得通過欺詐、隱瞞等不正當手段損害公司及其他債權人的利益。衡平居次原則就是秉承這一法理，在從屬企業支付不能或宣告破產時，對存在違反誠信義務行為的控制企業債權進行區別對待，通過調整債權受償順序，補償因該種不正當行為遭受損害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符合破產法公平清償目標。

三、衡平居次原則的具體適用

衡平居次原則作為破產分配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已經為各國司法實踐所采用，但對于具體如何適用則未有統一標準，在此主要以美國長期司法判例所豐富和發展的適用標準為對象進行闡釋。

﹙一﹚主體要件

從深石案件確立衡平居次原則至今，該項原則適用的范圍逐步擴大，已經不再僅限于控制企業對從屬企業的債權，而是擴展到其他存在控制關系的企業或個人的債權。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以對他公司持有股權是否過半數為標準來判定兩個企業之間是否存在控制與從屬關系，必要時也會采用實質關系，即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認定企業間是否存在實質上的控制關系[7]。按照美國專門研究公司集團的 Blum berg 教授的觀點，控制是有能力主導一個公司董事會的選任并因此獲得管理公司業務的權力[2]。也就是說，可作居次處理的債權不僅包括從屬企業控股股東的債權，還可能是通過協議、貸款等形式對從屬企業具有實際控制能力的企業或個人的債權，這就將除了公司控股股東以外的其他實際控制者都納入了衡平居次原則的適用對象范圍。另外，在關聯企業內部，處于同一企業控制下的從屬企業之間也經常發生資金業務往來，由于存在特殊的經濟聯系，這些交易往往會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響而出現不公平行為。為了更為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基于該類關系產生的債權也已經納入可衡平居次的范圍。

﹙二﹚行為要件

衡平居次原則產生之初即以行為的不公平性作為其判斷是否將債權做居次處理的標準，因此不公平行為是債權衡平居次的必要條件。根據美國 Blum berg 教授的分析，實踐所積累的違反公平標準的行為大致包括四類：﹙1﹚從屬公司資本不實；﹙2﹚控制企業行使對從屬公司控制權時違反誠信義務；﹙3﹚控制企業無視從屬公司獨立人格而違反了法律規定；﹙4﹚資產混同或輸送[8]。不難發現，這四類行為均存在不公平性。其一，從屬公司資本確定、維持和不變是公司正常運轉的前提，資本不實將嚴重降低從屬公司的償債能力，危及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如果控制企業出資有瑕疵、抽逃出資或者存在其他沒有依法履行出資義務的行為，那么其對從屬企業的債權就不能在通常順位受償。其二，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均對公司負有受信義務，如果這些主體違背基本的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將自身的利益凌駕于公司之上，以貸款為名利用控制地位侵吞公司財產，勢必需要對此付出代價。其三，從屬企業是一個獨立的法律主體，有獨立的人事、財務、經營計劃，如果控制企業忽視從屬企業的獨立人格，將其作為一種經營工具，此時應當區分獨立人格損害的程度，決定采用法人人格否認理論或衡平居次規則。其四，企業集團內部往往存在利益輸送的情況，倘若控制企業與從屬企業出現資產混同，即無法確定財產的歸屬，或者控制企業任意將屬于從屬企業的財產轉移至其他成員公司，導致從屬企業的責任財產不當減少，嚴重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此時也應當將控制企業的債權劣后處理。需要指出的是，衡平居次原則所針對的債權應當限于合同債權，對于純粹因侵權、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行為而產生的“非自愿”債權不能適用。至于合同債權，主要從交易過程和價格條件兩個方面考察行為的公平性，不能采用一視同仁的普遍原則。例如，控制企業為了幫助從屬企業擺脫資金困境而以貸款之名為投資之實，或者控制企業作為一個“經濟人”與從屬企業就合同進行議價以謀求自身利潤，這些行為一般被認為符合市場規則，基于此形成的債權通常應當排除在衡平居次范圍之外。

﹙三﹚結果要件

市場交易必定存在風險，參與交易即意味著承諾承擔與自己行為相適應的風險，超出合理范圍的補償甚至是懲罰都將無益于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礙于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通識認為衡平居次原則以填補債權人或者少數股東的損害為目的，而非以懲罰控制企業為目的，對控制企業的債權做居次處理應當限定在必要的范圍之內，不能任意將控制企業的債權劣后處置。鑒于此，美國法院在適用衡平居次原則時除了要求存在不公平行為之外，還要求該行為對從屬企業的利益造成損害，或者使其他債權人處于一種求償劣勢。具體來講，在適用衡平居次原則時，首先應當確定控制企業的不公平行為是否給從屬企業或其他債權人造成了損害，然后再根據損害程度的不同確定需要居次的債權范圍，使兩者相匹配達到合理補償的效果。如果從屬企業或者債權人的利益并沒有因為控制企業的不公平行為而受到損害，那么縱使控制企業存在違背誠信義務的情況，衡平居次原則也沒有適用的余地。由于控制企業的不公平行為直接影響的是從屬企業的利益，通過從屬企業利益受損間接地影響其他債權人的求償利益，所以在認定損害是否存在及其程度時，更多地可以從從屬企業責任財產是否不當減少的角度分析，進而判定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受損情況。

四、衡平居次原則對我國破產立法的借鑒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關聯企業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利益沖突，在解決關聯企業債權問題時，雖然可以引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破產撤銷權制度、無效制度等，但這些制度在保護普通債權人利益方面或者過于偏激，或者不夠全面，無法有效平衡各方主體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國大陸未來的破產立法有必要引入衡平居次原則，設計具備操作性的衡平居次處理規則，以更好地規范關聯企業的交易行為，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

﹙一﹚引入衡平居次原則的必要性

我國 2005 年修訂的《公司法》首次確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對于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情況，允許債權人揭開公司的面紗，要求該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對保護公司債權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破產分配過程中，破產債權人同樣可以以股東存在濫用獨立人格，尤其是控制股東對從屬企業實施過度控制為由，主張控制股東對破產債權人直接負責。但由于這種救濟措施從根本上否定了從屬企業的獨立人格，動搖了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而且在我國公司法中僅有原則性規定，所以司法實踐對此較為謹慎，只在個案中確有必要時才予以適用。雖然衡平居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衍生物，但兩者存在諸多方面的顯著差別。其一，法人人格否認制度適用范圍較為寬泛，包括合同法、侵權行為法、稅法以及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領域[9]，而衡平居次原則一般僅在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產時適用。其二，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是在個案中徹底否定公司獨立人格，作為公司股東的控制企業所享有的破產債權也因此而被完全否定，但衡平居次原則承認控制企業與從屬企業各自的獨立性，是在肯定控制企業債權有效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居次處置。其三，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中的公司人格濫用者通常認為僅限于股東，也就是說只有通過控股形成控制關系的關聯企業才能適用，但實踐中濫用控制權的往往還包括其他通過協議、貸款等方式獲得控制地位的控制者，而衡平居次原則通過合理界定“控制”的概念將幕后實際操縱者也納入規制的主體范圍。其四，法人人格否認制度采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做法，這對不了解公司實際經營狀況的外部債權人來說過于苛刻，而衡平居次原則采用舉證責任倒置，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為債權人提供有效救濟手段。可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在保護債權人方面存在不足，相較而言，衡平居次原則更具針對性、溫和性、可行性和操作性。

在破產法領域，我國 2006 年頒行的《企業破產法》第 31 條、第 32 條規定了破產撤銷權制度，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涉及債務人財產的不正當行為，包括無償轉讓、以明顯不合理價格交易、提前清償、放棄債權等。同時，第 33 條規定了無效制度，若為逃避債務而隱匿、轉移債務人財產，虛構債務或者承認不真實的債務，該類行為無效。這兩項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全債務人的財產，將其統一納入破產清算程序，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公平分配，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無法全面保護破產債權人的平等受償權[10]。首先，破產撤銷權和無效行為的認定均有期限限制，分別是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一年和六個月，而控制企業及其他實際控制者的關聯行為往往具有隱蔽性，不一定會準確地出現在法律所規定的期限范圍內，而且控制者只要稍加操縱即可避開規定的期限。其次，破產撤銷權的行使主體是破產管理人，而破產管理人的勞務報酬是由人民法院決定的，是否撤銷涉及債務人財產的不正當行為或者認定有關行為無效對破產管理人均無損益，破產管理人也就因此缺乏行使相應權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了效率而犧牲公平的行為時有發生。再次，從制度設計上來看，破產撤銷權的行使或者無效行為的認定，結果都是將有關財產納入破產從屬企業的責任財產，在全部破產債權人之間進行分配，如果控制企業的行為僅導致部分債權人受損，那么這種處理方法將引發新的不公平。因此，我國破產法有必要引入衡平居次原則，靈活地處理控制企業基于不公平行為獲得的債權，彌補關聯債權破產分配方面的立法空白，實現破產分配過程中的公平正義價值。

關聯公司的定義

關聯公司是與獨立公司相對應的概念，指一公司與其他公司之間存在某種支配關系，為達到特定經濟目的，通過特定手段而形成的公司聯合。

關聯公司的產生和發展

關聯公司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集中是企業發展的必然規律。作為市場主體的公司為了在激烈競爭中獲勝，公司間的相互兼并現象十分普遍。為了防止由于公司兼并帶來的市場壟斷，各國和地區先后出臺了反壟斷法或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公司間的兼并設置了極為嚴格的條件，這就使得公司通過兼并的方式實現市場的壟斷，變得十分困難。為了規避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各公司必然會另謀新的出路，關聯公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得以產生并迅速發展。因為公司間不論采用合同的方式進行聯合，還是通過資本參與的方式進行控制，都能達到繞開法律的限制，協調彼此間的競爭以及確保聯合各方有利可圖的目的。因此，在現代經濟條件下，采用關聯公司的形式參與市場競爭，已成為公司進行國內外市場擴張的主要形式。

在日本和臺灣，關聯公司被稱為“關系企業”；在德國法上，被稱為“關聯企業”，其重要表現形式是康采恩；在美國，以金融控制為基礎的托拉斯(Trust)也是一種關聯公司。可見關聯公司這一概念不僅在各國和地區的稱謂不同，而且其表現形式也不一致。不過，從各國和地區對關聯公司的立法表述和實踐來看，構成關聯公司，應當具備下列特征：

1．關聯公司并不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公司形態，只是通過一定手段形成的公司間的聯合。公司間的關聯關系形成后，其各自的主體資格并不消滅，因而，關聯公司與公司兼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通過公司合并的方式，使得被兼并公司的主體資格消滅。

2．關聯公司之間必須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雖然各國和地區對公司間支配形態的規定不一，但公司之間的支配性是關聯公司的本質特征。如果公司間僅僅通過合同形成產、供、銷關系的鏈條，則屬于合同關系的范疇，而非關聯公司關系。雖然德國法上也承認契約上的關聯公司，但契約的內容卻是支配權的授與，而非一般意義上債權債務關系。

3．構成關聯公司關系的各公司雖然是各自獨立的商事主體，但由于支配關系的存在，關聯公司中的控制公司往往利用這種支配關系，操縱從屬公司的經營活動，不當損害從屬公司少數股東及其債權人的利益。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法律打破公司法人獨立責任的規定，對關聯公司中的控制公司規定了較重的例外責任。

盡管關聯公司在現代社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商事企業聯合現象，但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并未對其作出明確規定。在英美法系國家，關聯公司的有關規則僅存在于判例中，并未成文化。在日本，對關聯公司的闡述，也僅明文出現于其財務報表規則中。迄今，只有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在立法上對關聯公司作了專門規定。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法仍是以單個的公司作為規范對象的。關聯公司既然不是一種獨立的公司形態，在公司法的體系中就難有容身之地。

關聯公司的利弊[1](一)關聯公司的優勢

關聯公司的出現，是市場競爭的產物，它的存在對于一國經濟的發展可謂利弊參半。就有利之處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從微觀上講，各公司之間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聯合，不僅可以避免在激烈的競爭中兩敗俱傷，而且關聯公司內部可以在資金、人員、商業信息乃至市場等方面實現資源共享，有利于關聯公司在與其他公司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2．從宏觀上講，單個公司通過增加資本的方式進行規模擴張是十分有限的，要在某一領域的國內或國際市場上占舉足輕重的地位，走公司集團化的道路是進行規模擴張與市場擴張的最佳途徑。綜觀世界各國公司的發展現狀與趨勢，在國際經濟舞臺上具有競爭實力的跨國公司均是采用關聯公司的形式。因此，對于一國的經濟發展而言，要想使本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鼓勵和規范公司間的聯合，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3．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關聯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防范經營風險。

(二)關聯公司的弊端

關聯公司的弊端也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從宏觀上講，關聯公司的形成，使得資本在產業間的自由轉移變得比較困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阻礙了競爭的開展。若一國法律不加以有效地規范，極易形成壟斷，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2．從微觀上講，在關聯公司內部，控制公司可能濫用公司的有限責任形式，逃避責任，甚至濫用其支配性地位，損害從屬公司的少數股東及其債權人的利益。

3．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講，關聯公司可以利用公司間的控制與從屬關系，進行各種內部活動和安排，從而給國家利益造成損害。如跨國公司為偷逃稅款，操縱利潤并應付風險，針對關聯公司之間的業務往來，制定內部轉移價格，致使國家稅收減少，影響公平稅賦與平等競爭。正是由于關聯公司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利弊并存，才使得各國政府在允許其存在的同時，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努力克服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中立法規范關聯公司的行為，是各種調整手段中最為重要的一種。

關聯公司的實踐形態[1]

公司間通過訂立契約或相互持股，或者同時采用這兩種方式，可以形成關聯公司。在交易實踐中，常見的關聯公司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母公司與子公司

母公司與子公司是相對應的概念。所謂母公司是指控制子公司的公司，子公司則是受母公司控制的公司。對于何種情況下可以構成母、子公司關系，各國立法規定不一。《德國股份法》規定，一公司擁有另一公司享有表決權的多數股份，二者之間即構成母、子公司關系。法國公司法則規定，如果一公司持有另一公司半數以上的股份，則構成母、子公司關系。美國1935年頒布的《公共事業控股法》規定，任何公司已發行的有表決權的股票有10％以上被另一公司所持有時，二者即構成母、子公司關系。《意大利公司法》除了規定一公司持有另一公司享有表決權的多數股份，可以構成母、子公司關系外，還規定由于某種特殊的契約關系而使一公司處于另一公司控制之下時，也可構成母、子公司關系。

由此可見，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主張，母、子公司應當通過公司間的控股方式而形成，也有少數國家主張，通過訂立契約的方式，即使不持股，也可形成母、子公司關系。

2．控股公司

所謂控股公司是指持有他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而能夠對他公司進行控制的公司。一般說來，在母、子公司關系中，母公司為控股公司，但也不盡然。對于下列幾種情形，可以構成母、子公司關系，但卻不構成控股與被控股的關系：(1)通過訂立契約方式而形成母、子公司關系的；(2)由母公司派生出子公司，并且在子公司中保留全部或大部分股份時，由于子公司持有了母公司的絕大部分股份，反而成為母公司的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可分為純粹控股公司和混合控股公司兩大類。所謂純粹控股公司，指其設立目的只是為了掌握他公司的股份并對之進行實際控制，從子公司處獲取收益并用于再投資外，本身不從事任何生產經營業務的公司。所謂混合控股公司，指除了通過控股受益外，本身也從事生產經營業務的公司。

3．跨國公司

所謂跨國公司，指以一國為基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其他國家或地區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從事國際性經營的公司集團。從法律角度看，跨國公司事實上是由設立于一國的母公司與設立于他國的若干個子公司所構成，因而，從本質上講，跨國公司內部各公司之間的關系，仍是母、子公司關系。跨國公司與一國范圍內的母、子公司不同之處，就在于經營范圍的國際性。

[編輯] 關聯公司的責任[1]

從關聯公司的內部關系來看，關聯公司的責任主要就是控制公司的責任。在關聯公司中，由于控制公司居于支配地位，常常利用其支配權，對從屬公司生產經營決策、人事任免乃至資本移轉進行干預，因而從公司法的角度講，對關聯公司調整，主要解決兩大問題：其一，如何保護公司債權人，尤其是從屬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其二，如何保護從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利益。

一、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的責任

從各國和地區的實踐上來看，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來確定關聯公司對其債權人的責任：其一，以傳統的法人有限責任的例外為根據，揭開公司面紗，使控制公司對其從屬公司的行為和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其二，通過專門的立法，對關聯公司的責任作出直接規定。

(一)英美法系模式——揭開公司面紗

“揭開公司面紗”是英美法系國家在處理關聯公司時，要求一成員公司對他成員公司應負責任所運用的重要方法，該方法的核心是否定公司人格，即法院在個案審理中，揭開從屬公司的面紗，否認從屬公司的法人人格，把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視為同一法律主體，要求控制公司應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的債權負責。因為在關聯公司中，當從屬公司的存續僅為控制公司經營的需要，其本身已淪為控制公司的工具時，從屬公司實際上喪失了獨立法人資格，控制公司應對從屬公司的債務負責。

此外，英美法系還發展出“深石原則”，以保護從屬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根據“深石原則”，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的債權，在從屬公司支付不能或者宣告破產時，不得與其他債權人共同參與分配，或者分配的順序次于其他債權人。在此原則下，從屬公司的債權人在從屬公司發生支付不能或宣告破產時，能獲得較好的保障，也能防止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的假債權的發生。

(二)大陸法系模式

德國為保護從屬公司債權人的利益，采取了如下法定措施：

(1)提高法定盈余公積金的比例，規定從屬公司盈余轉移的最高數額，以避免從屬公司盈余轉移至控制公司。

(2)規定從屬公司在關聯合同有效期間內發生虧損，由控制公司負責補償。

(3)在關聯合同終止時，控制公司應向從屬公司債權人提供擔保。

(4)控制公司負責人與從屬公司董事及監事應盡正常與忠實管理人之義務。

(5)控制公司不得利用其影響力，致使從屬公司為不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否則，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法國破產法規定，從屬公司破產的效力，可以及于控制公司的財產。控制公司在法律上被看做是從屬公司的董事，只要公司的機關不能證明其已適當履行了誠信義務，法院就可以宣布公司機關對未彌補的損失承擔責任。這一規則不僅適用于正常的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或董事會成員，而且也適用于“事實上的領導人”——母公司，這就是所謂的“事實上的董事觀念”。

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借鑒德國立法例，規定：

(1)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企業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之經營，而未于營業終了時為適當補償，致從屬公司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2)如控股公司負責人使從屬公司為前項之經營，應與控制公司就前項損害負連帶責任。但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債務的責任，只是一種間接責任。從屬公司的債權人只能享有代位求償權，即只有在控股公司沒有對從屬公司賠償時，債權人才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其權利。

(3)如果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不利益的經營行為，使其他從屬公司受益的，受益的其他從屬公司應與控制公司對該從屬公司負連帶責任。

二、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責任

在關聯公司中，除因控制公司全部控股形成全資性子公司的情形外，從屬公司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少數股東，少數股東的利益往往會在控制股東的支配下受到損害。而從關聯公司的內部關系看，從屬公司的利益也常因控制公司的支配行為而受到損害。因此，確定控制公司責任的目的，也是為了保護從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利益。各國家和地區一般采取以下措施：

(一)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

西方國家為保護從屬公司及少數股東的利益，多對控制股東賦予誠信義務。誠信義務在英美法系國家最為流行，大陸法系國家也逐步采用，其基本含義是，從屬公司的利益不容侵害，只要股東或董事處于一種可能施加影響的地位，誠信義務就限制他們的行為。在關聯公司情形下，作為從屬公司的控制股東，控制公司必須對從屬公司承擔誠信義務。控制股東如有違反誠信義務而經營公司時，包括利用其影響力使從屬公司為不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或使其為其他不利于從屬公司的不作為或措施，控制股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不僅涉及控制公司，還包括控制公司的負責人和從屬公司的董事、監事，他們都負有誠信義務，對公司股東負有正常與忠實管理人的職責，如有違該義務，應負連帶責任。一旦控制股東或從屬公司的董事的行為有違其誠信義務，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賦予少數股東對此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以追究控制股東和公司董事的責任，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股東派生訴訟”。但由于少數股東的訴權是派生于公司的訴權，因此只能要求對公司為賠償給付。

(二)關聯報告義務

在事實型關聯公司的情形下，根據《德國股份法》的規定，為了保護從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利益，從屬公司董事會負有編制關聯報告的義務，以說明從屬公司與其他關聯公司之間的交易或其他關系，使從屬公司股東得以了解實際情況，以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借鑒了德國法的規定，并將關聯報告義務擴展至控制公司，該法第369條之12規定，公開發行股票的從屬公司應于營業終了，出具其與控制公司之關系報告書，載明相互間之法律行為、資金往來及損益之情形；公開發行股票之控制公司應于每營業終了，編制關系企業合并營業報告書及合并財務報表。

(三)投資信息披露義務

當一公司持有另一公司股份或資本達到一定數額時，其憑借所持的股份或資本就可能操縱另一公司的管理和決策。為維護小股東利益，法律對取得一定比例股份或資本的股東，規定了披露義務。在關聯公司中，德國法規定的披露義務只適用于25％的股份取得，而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將該比例確定為1／3以上，且不限于股份，還包括資本，要求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之股份或資本總額1／3者，應于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方式通知他公司。而且當該公司持有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或出資發生變動，如符合法定情形，還須再為通知。

三、相互投資公司的責任

(一)相互投資公司對債權人的責任

沒有形成控制與從屬關系的相互投資公司的一個弊端，就是會導致公司虛增資本，從而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如甲、乙兩公司各有資本2000萬元，甲、乙決定各增資800萬元，并以甲、乙相互向他方投資800萬元的方式完成。從兩家公司賬目上看，各新增資本800萬元，但實際上兩家公司資本并沒有任何實質的增加，反而使債權人誤以為公司資本雄厚。因此，法律有限制公司相互投資額度的必要。

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將相互投資額限定在各方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1／3以上至半數之間。超過半數的，即可適用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的規定，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的債權人的債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相互投資公司對其股東的責任

相互投資的另一弊端，就是會造成公司的董事、監事控制本公司的股東會。在交叉持股中，如果甲、乙兩公司的董事、監事相互協商，甲公司對乙公司所持有的表決權，依據乙公司董事、監事的意愿行使，而乙公司對甲公司所持有的表決權，也根據甲公司董事、監事的意愿行使，由于甲、乙兩公司均可利用相互投資額，投票選舉自己，并依對方意愿表決公司重要議案，這實際上控制了本公司的股東會，不僅會損害其他少數股東的利益，而且會導致相互投資現象的過度擴大。對此，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規定：相互投資公司知有相互投資之事由者，其得行使之表決權，不得超過被投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股本總額1／3。但以盈余或公積增配股所得之股份，仍得行使表決權。違反這一規定的，適用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賠償責任的規定。

[編輯] 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1]

我國公司法雖然沒有對關聯公司作全面規定，但就關聯交易的部分問題作了規定。

1．明確了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以及關聯關系的內涵及范圍。我國公司法第217條第(二)、(三)、(四)項分別規定：控股股東，是指其出資額占有限責任公司資本總額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總額50％以上的股東；出資額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雖然不足50％，但依其出資額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決權已足以對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決議產生重大影響的股東。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的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關聯關系，是指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可能導致公司利益轉移的其他關系。但是，國家控股的企業之間因為同受國家控股而具有關聯關系。

2．規定了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時，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的表決權排除制度。我國《公司法》第16條第2款、第3款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

3．對關聯交易除了原則性規定，確立了大股東對公司的誠信義務，禁止大股東利用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我國《公司法》第21條規定：“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違反前款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4．規定了上市公司關聯董事的表決回避。我國《公司法》第125條規定：“上市公司董事與董事會會議決議事項所涉及的企業有關聯關系的，不得對該項決議行使表決權，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5．規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控制公司在特定情形下，將直接對從屬公司的債務負責。

[編輯] 我國關聯公司的歷史發展[2]

我國1950年12月政務院公布的《私人企業暫行條例》對聯營作了規定，政務院當時采取“公私合營”方式逐步將私有企業國有化。1980年7月1日，國務院公布促進企業橫向經濟聯合的決定，認為聯營是企業實現橫向經濟聯合的法律形式。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公布擴大國有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賦予企業參與聯營權，而“聯營體”作為經濟組織不受行業、地區、所有制或者主管部門的限制。1986年3月25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動企業橫向經濟聯合的通知，通過橫向經濟聯系逐步形成新的經濟聯合體并進而形成企業集團。橫向經濟聯合促進統一市場的形成，打破市場分割以及突破各地之間的市場封鎖。198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組建與促進企業集團的通知，對企業集團的作用、原則、成立條件、內部管理和外部條件作了規定。1989年2月29日，國務院公布關于企業兼并的暫行規定，企業兼并不受地區、所有制形式、行業或者主管部門的限制。

我國20世紀80年代組建關聯企業或者企業集團不是以參股或者合同為基礎，而是直接在政府措施甚至行政命令下形成的，缺少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礎，因此導致許多關聯企業或者企業集團虧損而解體。我國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日益面臨外國企業的競爭，尤其是與跨國公司爭奪我國國內市場的角逐。因此，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促進橫向經濟聯合與促進市場的統一，而在于提高我國民族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我國1986年4月12日公布的《民法通則》將聯營上升為一項法律制度，第三章第四節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規定的法人聯營制度，包括法人型聯營、合伙型聯營和合同型聯營。

1．法人型聯營。民法通則第五十一條規定：“企業之間或者企業、事業單位之間聯營，組成新的經濟實體，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具備法人條件的，經主管機關核準登記，取得法人資格。”根據上述規定，法人型聯營是法人之間通過成立新的法人為基礎的企業聯合經營形式。聯營體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實質上是設立新的企業法人。根據公司法理，如果若干企業共同出資成立新的企業，原來的企業仍然存在，屬于公司法上的新設合并；如果若干企業合并之后成立一個新的企業，原來的企業不復存在，屬于公司法上的吸收合并。因此，法人型聯營只能是合營企業或者新設合并的一種，而不可能形成關聯公司。但是，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一條，甲與乙組成新的法人實體丙，如果甲和乙的法人資格消滅，新設法人實體丙單獨存在，不存在關聯企業的問題；如果甲、乙、丙三方的法人實體并存，則可能形成關聯關系。

2．合伙型聯營。民法通則第五十二條規定：“企業之間或者企業、事業單位之間聯營，共同經營、不具備法人條件的，由聯營各方按照出資比例或者協議的約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經營管理的財產承擔民事責任。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協議的約定負連帶責任的，承擔連帶責任。”根據上述規定，合伙型聯營是若干企業成立一家新的合伙企業為基礎的企業聯合經營方式。上述規定實質上是法人合伙，兩家企業新設合伙企業，合伙企業承擔無限責任。由此可見，對合伙型聯營的法律問題應當進行進一步研究。

3．合同型聯營。民法通則第五十三條規定：“企業之間或者企業、事業單位之間聯營，按照合同的約定各自獨立經營的，它的權利和義務由合同約定，各自承擔民事責任。”根據上述規定，合同型聯營是以聯營合同為基礎的企業聯合經營形式。該條規定的聯營，實質上是一種合同行為，這種方式將突破單個公司的法律框架，并直接形成關聯公司。

合同型聯營由于其僅以合同關系作為基礎，因此不涉及新設企業的問題。以合同為基礎的獨立企業之間的聯合經營，符合公司法和合同法，因此，我國應當允許合同型聯營的企業聯合的繼續存在。但是，不應稱為合同型聯營，而應按照公司法的法理，屬于關聯公司的調整范圍。以合同為基礎的企業聯營在性質上類似于德國的“橫向型合同康采恩”。

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聯營是以企業之間通過合同的方式，而不是以參股方式形成的企業聯合。民法通則第五十一至五十二條規定的法人聯營制度不符合公司法的規定，第五十三條規定的合同型聯營應當規定在公司法中，在合同的基礎上形成關聯公司。

綜上所述，我國沒有系統調整和規范關聯公司的法律制度，涉及關聯公司的規定僅散見于有關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我國《公司法》是以公司之間相互獨立、互不參股為原型設計的，我國《公司法》對于關聯公司的規定，僅僅涉及到公司參股和母子公司的法律地位問題，而已經規定的非常原則，對由此產生的關聯公司的內部法律關系和外部法律關系，對關聯公司的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保護，關聯交易的法律責任等問題未作規定。什么是關聯交易

關聯交易是指公司或是其附屬公司與在本公司直接或間接占有權益、存在利害關系的關聯方之間所進行的交易。關聯方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主要指上市公司的發起人、主要股東、董事、監事、高級行政管理人員及他們的家屬和上述各方所控股的公司。

關聯交易在公司的經營活動特別是公司并購行動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法律概念，涉及到財務監督、信息披露、少數股東權益保護等一系列法律環境方面的問題。

1992年4月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出臺的《深圳市上市公司監管暫行辦法》，將關聯交易稱為關聯人士交易，將其列為重大交易，按規定必須披露交易的辦理程序，同時規定了幾種關聯人士交易可獲得豁免。1997年5月22日，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披露》中規定：在企業財務和經營決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施加重大影響，則視其為關聯方；如果兩方或更多方同受一方控制，也將視其為關聯方。這里的控制是指有決定某個企業財務和經營決策的權力，并能據以從該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獲得利益；所謂重大影響，則是指對某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但并不決定這些政策。

[編輯] 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內容

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項：

(一)購買或銷售商品；

(二)購買或銷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資產；

(三)提供或接受勞務；

(四)代理；

(五)租賃；

(六)提供資金(包括以現金或實物形式)；

(七)提供擔保；

(八)管理方面的合同；

(九)研究與開發項目的轉移；

(十)許可協議；

(十一)贈與；

(十二)債務重組；

(十三)非貨幣性交易；

(十四)關聯雙方共同投資；

(十五)交易所認為應當屬于關聯交易的其他事項。

[編輯] 關聯交易的種類

根據交易對公司及股東權益影響的大小，可將關聯交易分為輕微關聯交易，普通關聯交易，重要關聯交易；

根據交易對象的不同，可將關聯交易分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易，企業與關鍵人員之間的交易等；

按交易的計價原則，可將關聯交易分為市場價交易、協議價交易、優惠價交易；

按交易是否合法，可將關聯交易分為合法交易和非法交易。

[編輯] 關聯交易舞弊

所謂關聯方交易舞弊，是指管理當局利用關聯方交易掩飾虧損，虛構利潤，并且未在報表及附注中按規定做恰當、充分的披露，由此生成的信息將會對報表使用者產生極大誤導的一種舞弊方法。通常，上市公司會采用以下幾種關聯交易來虛構利潤。

（1）關聯購銷舞弊。所謂關聯購銷舞弊，是指上市公司利用關聯方之間的購銷活動進行的舞弊。根據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當上市公司和子公司、兄弟公司之間發生購銷往來時，需在合并報表中予以抵消；當上市公司和母公司之間發生購銷往來時，由于上市公司提供的是單個報表，而非合并報表，因此無法抵消，但需在附注中詳細披露關聯方及關聯方交易的內容。

（2）受托經營舞弊。受托經營舞弊是指管理當局利用我國目前缺乏受托經營法規的制度缺陷，采用托管經營的方式服務于利潤操縱的目的，它是報表欺詐的一種新方法。在實務中，上市公司往往將不良資產委托給關聯方經營，按雙方協議價收取高額回報。這樣就不僅避免了不良資產生成的虧損，還憑空獲得一塊利潤，而這筆回報又常常是掛在往來賬上的，沒有真正的現金流入，因此只是一種虛假的“報表利潤”。

（3）資金往來舞弊。盡管我國法律不允許企業問相互拆借資金，但仍有很多上市公司因募集到的資金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就拆借給母公司或其它不納入合并報表的關聯方，并按約定的高額利率收取資金占用費，以此虛增利潤。

（4）費用分擔舞弊。所謂費用分擔舞弊，是指上市公司通過操縱與關聯方之間應各自分攤的銷售和管理費用，實現調節利潤的目的。在上市公司和集團公司之間常常存在著關于費用支付和分攤的協議，這就成為上市公司操縱利潤的一種手段。當上市公司利潤不佳時，集團公司會通過種種手段，如調低上市公司費用交納標準，代替承擔上市公司各項費用，甚至退還以前交納的費用等，“幫助”上市公司提高利潤。

[編輯] 關聯交易的優缺點 [編輯] 關聯交易的積極意義

1、關聯方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出現問題協調解決，交易能高效有序地進行，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流動資金的周轉率，提高資金的營運效率，可避免信息不對稱。

2、通過集團內部適當的交易安排，可以使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最優加強企業間合作，達到企業集團的規模經濟效益。

如：內部組織成員的技術選擇和勞動組合的專門化（產供銷一體化）。

3、優化資本結構、提高資產盈利能力、及時籌集資金、降低機會成本，通過并購、聯合等形式擴大規模，向集團化和跨國公司方向發展。

[編輯] 關聯交易的消極意義

1、影響上市公司獨立經營能力，抗外部風險能力下降

如：一些公司原本是控股公司的一個生產車間或者工廠，而控股公司則成為上市公司的原料采購基地和產品銷售市場

上市公司向控股公司銷售產品、提供勞務

上市公司向控股公司購買原材料及勞務

由于上市公司的獨立性差，對關聯方依賴較強，導致市場競爭力下降。若關聯方自身難保，則上市公司就可能進入低谷了。

2、各方利益失衡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會利用自身優勢，“欺負”上市公司，如向上市公司高價出售原材料；低價購買產成品；搶占公司前景好的投資項目；掠奪了公司的利潤；挪用上市公司公開募集的資金或無償拖欠上市公司的貸款；要求上市公司一公司債券抵消方的債務；要求上市公司為自身或其他關聯方提供擔保等。

控股公司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殼，也會在上市公司即將摘牌的時候給與“注資”，例如低價出售優質資產，高價收購上市公司的產品。

如果需要滿足上市公司在融資的條件，控股股東也可能會給與注資的。

3、關聯交易會損害債權人、中小股東的利益

控股股東犧牲自身利益來增加上市公司的利潤，為上市公司保住了“殼”，或者是為發行債券和股票創造了條件，最終還是會侵害債權人和中小股東的利益，由于股東本身也有可能虧損，注入資金太多不是以足額現金形式產生的利潤，而只是賬面利潤，最終上市公司有了利潤或是募集到資金后通過轉移資金及利潤等形式賺回更多的資金。

從長遠看，損害了中小投資者、債權人的利益。

4、對上市公司的危害

通過不正當的注資，粉飾會計報表，保住了上市公司的殼，或者滿足配股、發債的調價，最終還是會在競爭中暴露出來

5、可用來規避政府稅

關聯企業間可能利用協議價格在資產轉移、原材料、產品或勞務購銷等方面進行收入和費用的調整，有利于高賦稅的一方，或者虛構并不存在的交易來轉移收入和分攤費用，或者通過互拆借資金的方式調解利息費用。

[編輯] 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的目的[1]

(一)節約交易費用。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包括：①事先的交易費用，即為獲取市場信息，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責任等所花費的費用；②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存在的問題，如變更條款，撤銷契約等所花的費用。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交易費用不可能為零，因此，每個企業在收益不變的情況下，總是力圖節約交易費用。許多關聯方交易也是出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的目的，即用費用較低的關聯方交易替代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

關聯方交易作為一種獨特的交易，其節約交易費用的功能主要表現為，關聯交易中的信息成本、監督成本、執行成本低于市場交易，而組織管理成本則少于企業內交易。尤其在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上，由于集團公司多以資產剝離方式將其中的一部分資產或某條生產線進行股票發行和上市，集團內關聯方交易能節約交易費用的功能就愈加顯現。

(二)調整利潤。關聯企業之間通過轉移定價等方式實現利潤的轉移。具體來說，上市公司調整利潤包括以下兩種意圖：①降低稅負。一種情況是由于上市公司與其關聯企業之間在稅收待遇上有差異，如稅率高低、減免稅期限不同等，導致利潤從高稅負企業向低稅負企業的轉移。目前非常普遍的情形是：上市公司享受所得稅優惠，而母公司集團所得稅稅率較高，因此上市公司在這種情況下便成為集團公司的避稅港。另一種情況是，當上市公司與其關聯企業有盈有虧時，利潤往往被轉移至虧損企業，使整個集團稅負減少，這種情況在上市公司中也較常見。許多上市公司都是從集團公司中剝離出來的，基本上是集團公司中的佼佼者，盈利較多，而其他關聯企業獲利能力則相對較差。在這種情況下，利潤可能會從上市公司轉至其它虧損的關聯企業。②粉飾業績。一是通過有利的轉讓價格、虛假銷售來實現收入的增加或成本的降低；二是通過資產重組來調整利潤，如母公司折價將優質資產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剝離其不良資產等。

[編輯] 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的特征[1]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關聯方交易是介于市場交易與企業內管理交易之間的一種獨特的交易，其特征如下：

(一)關聯方交易雙方的地位實際不平等。在關聯方交易中，雙方當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均是獨立的法人組織，因而從表面上看，關聯方交易應歸屬于市場交易。但事實上由于關聯方交易當事人之間存在控制與被控制、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有可能導致交易按某一方的意愿達成，而另一方則失去了平等談判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關聯方交易更像是管理交易。正是由于雙方在法律上平等而在事實上不平等，不公平的關聯方交易才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產生。

(二)關聯方交易具有特殊的目的。關聯方交易除了具有購買原材料、銷售產成品等與一般市場交易相同的目的外，還有一些特殊目的，如節約市場交易費用，調節利潤以降低稅負等。

(三)關聯方交易具有隱蔽性。一般信息使用者很難從報表中分辨哪些是公平的，哪些是不公平的關聯方交易，更無法確定關聯方交易對該企業業績的影響。關聯方交易的隱蔽性為上市公司隨意調整利潤提供了方便之門。

[編輯] 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會計信息披露的原則[1]

正是由于關聯方交易具有隱蔽性且雙方當事人實際地位不平等，才使得信息使用者經常對關聯方交易給予特別的關注。為了更好地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使投資者、債權人更好地評價企業的實際經營能力及所受到關聯方交易的影響程度，上市公司在進行關聯方交易會計信息披露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即反映關聯方交易和事項主要按其經濟實質和財務事實，而不僅是按其法律形式。判斷是否屬于關聯方交易的標準是：在關聯方之間發生轉移資源或義務的事項，而不論是否收取價款。

(二)重要性原則，即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不能事無巨細，面面俱到，而應對關聯方交易中的重大事項進行重點披露，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①對存在控制關系的關聯方，由于其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因此不論有無關聯方交易事項，都應在報表附注中披露其基本情況；②零星的關聯方交易，如果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影響較小或幾乎沒有影響，可以不予披露；③類型相同的非重大交易可以合并披露，但以不影響會計報表閱讀者正確理解企業報表為前提；④對企業財務狀態和經營成果有影響的關聯方交易，如果屬于重大交易，應當分別關聯方以及交易類型披露。

(三)相關可靠性原則，即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關聯方交易會計信息真實可靠且具有決策相關性。可靠性要求上市公司無論何時何地，以什么方式披露信息，都應當保證所披露的關聯方交易會計信息是真實可靠的，為了實現信息的真實可靠，注冊會計師審計負有重大責任。相關性則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在內容上不僅是歷史的反映，而且具有前瞻性，即可以幫助投資者對公司未來的經營狀況作出理性判斷，以形成科學的投資決策。

(四)例外原則，即對那些不符合常規的關聯方交易(即例外)進行重點反映、說明。尤其是當關聯方交易定價政策與市場定價存在重大差異時，上市公司應充分披露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并就該種差異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說明。不符合常規的關聯方交易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一方對另一方利益的侵害，為保護每一位股東的利益，上市公司應對不符合常規的關聯方交易進行重點披露。

(五)統一性原則，即要求上市公司在進行關聯方交易信息披露時應遵照會計準則的規定，按照統一的內容和格式在會計報表附注中進行說明，這既有利于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也有利于投資者對會計報表的理解。

第四篇：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條件.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條件

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條件是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該制度的依據，因此，確定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條件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而言，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應當具備以下四個方面的條件：

（一）前提條件

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的前提條件是公司的合法存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否認的對象只能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公司。它必須以承認公司具有獨立法人人格為前提，而公司的合法存在，根據法人實在說，意味著公司已具有獨立人格。只有公司通過合法設立而存在，股東和公司才得以分離，公司人格才得以獨立，股東才能享有有限責任制帶來的好處，公司獨立人格才有被濫用的可能，從而才有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必要。試想，如果公司成立無效或尚未成立，公司則無法人資格可言，也就談不上公司人格被濫用。因而，可以說，“無人格，自無否定之必要”。

（二）主體條件

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的主體條件所要解決的是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涉及到的當事人的資格問題。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主體條件包括兩個方面，即公司人格的濫用者和公司人格否認的主張者。

1、公司人格的濫用者

公司人格的濫用者應限定為公司法律關系的特定群體，即必須是公司中具有實際支配能力的股東，它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控股股東等法人。這類股東能積極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并對公司的主要決策施加影響，使公司喪失獨立意志而反映其意志。因此，在公司中，只有支配股東才有機會濫用公司獨立人格。非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股東以及非支配股東則不可能成為公司人格的濫用者。在有些場合下 ,還應分清名義股東和實際支配股東 ,以便使真正濫用公司法人格的股東承擔責任。如英國 1948 年公司法第 172 條規定:貿易署有權委派監察人員對公司股東資格進行審查 ,以決定誰是對公司經濟利益或損失真正感興趣或真正支配影響公司決策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司中，濫用公司人格的不僅僅限于公司股東，不具有股東身份的公司董事、經理或其他高級職員也有為謀取私利而濫用公司人格的可能。但對于后者，可按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處理，而不能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因為根據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界定，該制度所處理的是公司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系，而不涉及不具有股東身份的董事、經理等公司經營管理者與公司之間的關系。

2、公司人格否認的主張者

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涉及的另一方主體為公司人格否認的主張者，即因公司人格被濫用遭受損害，并有權提起適用公司人格否認之訴的當事人，主要為公司債

權人或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是一項嚴格責任制度，其創設目的在于阻止和制裁濫用法人人格的行為，以及對受害人給予司法救濟。因此，能夠主張否認特定法律關系中公司人格的，也只能是遭受實際損害的當事人。

至于公司股東或公司本身，則不能作為公司人格否認的主張者，即不得“反向刺破”。就公司而言，公司提起人格否認之訴，意味著公司主張自己不是“人”，這于法理及邏輯不符。就股東而言，如果主張公司人格否認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則必然有悖于法人制度之公平正義目的。因為股東享受了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所帶來的有限責任和有限風險的好處，本來已是公司法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根據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股東應同時履行應盡的義務，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包括不利的后果，而不能夠為維護個人私利主張否認特定法律關系中的公司人格。但是 ,當提起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之訴的當事人 ,既具有股東身份 ,又具有其他身份時 ,就必須確定其適當的身份 ,才能適用這一法理。例如 ,在 Lee V.Lee’s Farming Led一案中 ,李擁有李氏公司 3000 股股份中的 2999 股(典型的實質意義上是一人公司),李同時又是該公司支薪的主管業務的董事和主要飛行員。

（三）客觀條件

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具體包括：具有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造成實際損害的結果以及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三個方面。

1、客觀上存在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

是否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存在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因此，濫用公司人格行為的客觀存在是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關鍵性條件。濫用公司人格行為的內容是公司法人作為獨立法律主體的人格特性在特定法律關系中喪失。在現實生活中，支配股東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可謂類型多樣，五花八門，但概括起來，無外乎三類，具體表現為：

(1)利用公司人格規避法律義務的行為，即受強制性法律規范制約的特定主體，應承擔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但其通過新設公司或利用既存公司的人格，改變法律規范的適用前提，繞過法律的直接規定，使法律規范本來的目的無法實現的行為。如在經營具有高度危險性、承擔侵權責任概率較高業務的公司中，支配股東將公司分割成多個性質相同的小公司，以分散經營風險和責任財產。

（2）利用公司人格規避契約義務的行為。當事人規避契約義務的行為主要有：第一，負有契約上特定的不作為義務（如競業禁止義務）的當事人，為回避這一義務而設立新公司，或利用舊公司掩蓋其真實行為；第二，負有巨額債務的公司為不繼續履行合同義務，另行成立新公司，而轉移公司財產，故意讓原公司破產以達到脫殼經營的目的，使公司債權人的債權無法得到清償；第三，利用公司對債權人進行欺詐以逃避合同義務。對這類規避契約義務的行為，應適用公司人格

否認制度，直接追究人格濫用者的責任。但在利用公司人格規避契約義務的行為中，也存在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例外，即為避免他方違約給自己造成損失而利用公司人格規避合同義務的行為，因其本身作為當事人合法的自我救濟，而不得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

（3）人格混同行為。即公司與股東在人格上完全混同的行為，其結果為公司人格形骸化，公司成為股東的或另一公司的另一個自我，即“自我化身”或成為其代理機構和工具，公司的人格徒具象征意義，公司與股東實則同為一體。人格混同主要表現為公司與股東在財產、業務、組織機構上的混同等。

2、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造成了實際損害的結果

損害事實的存在，是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的另一個客觀要件。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是對失衡的利益關系的一種矯正措施。如果支配股東實施規避法律義務行為、規避契約義務的行為以及人格混同的行為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的民事損害，就需要通過適用公司人格否認來追究濫用公司人格的股東之責任，給予受害者以司法上的救濟，通過利益補償來實現一種利益平衡關系。當然，這種民事損害，既可能是現實的，也可能是潛在的；既可能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可能是公司債權人的利益。而如果支配股東雖有違背公司人格獨立和股東有限責任宗旨的行為，但并無任何損害事實的發生，沒有影響到平衡的利益體系，則不必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即“無損害，則無救濟”。

3、公司人格濫用行為與民事損害結果之間應具有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的存在是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追究濫用公司人格者責任的基礎，這就意味著要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公司人格濫用行為與民事損害結果之間必須存在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如果當事人的損失是由其他原因而非濫用公司人格行為引起的，則不得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有鑒于此，遭受損失的當事人必須能夠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濫用公司人格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否則，則不能向法院提起否認公司人格的訴訟請求。

（四）主觀條件

支配股東濫用公司獨立人格的行為主觀上具有故意是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主觀條件。關于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是否以行為人具有主觀故意為條件，一直存有爭議。目前，西方國家主要采用客觀過錯法，即只要原告能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公司人格濫用行為就視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故意。西方國家之所以采取如此做法，是因為行為人濫用公司人格的手段花樣繁多，形式相當隱蔽，受害人對行為人主觀故意的舉證極其困難。如果司法上務求受害人對行為人主觀故意加以舉證，則勢必帶來過高的訴訟成本，顯得極為不經濟。盡管如此，但這并不意味著客觀過錯法不承認主觀故意條件，恰恰相反，客觀過錯法也強調行為人的主觀過錯條件，只不過是其將主觀過錯隱含于客觀行為之中，兩條件合并為一而已。其

實，公司人格濫用行為往往源于行為人的處心積慮和既定目的，就這點而言，已足以表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過失不會導致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因此適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要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條件。以上即為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條件。適用該制度時，必須嚴格把握其適用條件。否則，將會導致整個法人制度處于不穩定狀態，也必將違背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創設的初衷。

第五篇：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情形淺析.資料

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情形淺析

作者：張嶺 任亞杰

【裁判要旨】

《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便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也是如此。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要件包括：主體要件、行為要件和結果要件。在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認之訴中，公司股東要承擔證明公司財產獨立的舉證責任，法官在認定是否構成公司人格否認的行為要件時應遵循公平、衡平的法律理念，特別是在認定是否構成財產混同時可以依據每一會計終了時編制的且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財務會計報告等證據進行審理裁判。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21日，宏業公司與時旅公司簽訂《衛浴供貨合同》，供貨方為宏業公司，付款方為時旅公司，合同中約定宏業公司應提供一套樣品、時旅公司應在合同簽訂后的7日內支付30%的預付款。實際在簽訂合同之前宏業公司已按時旅公司的要求通過運輸公司交付了合同約定的樣品間衛浴樣品一套，價值60750元，并有貨運單為證。在雙方正式簽訂合同后，時旅公司未依約履行付款義務，也未按照合同約定在合同生效后的40天內要求繼續供貨。

2013年6月14日，錦江公司收購時旅公司100%股權。宏業公司通過特快專遞和電子郵件向時旅公司發出了律師函，并與錦江之星公司華東（南）區域的財務總監王家林聯系，王家林亦回復了時旅公司的郵件。宏業公司認為時旅公司應支付貨款、違約金、律師費共計177892元，同時主張，時旅公司所付債務錦江公司應付連帶清償責任，理由是：錦江公司作為時旅公司的獨資股東，存在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錦江公司不同意宏業公司的訴訟請求。

【審理結果】

時旅公司與宏業公司所簽訂的《供貨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院認定時旅公司與宏業公司之間的買賣合同關系有效。關于宏業公司要求時旅公司支付貨款、違約金、律師費等訴求，本院根據證據材料、法律規定確認時旅公司給付時旅公司貨款共計105750元。關于錦江公司是否應與時旅公司承擔連帶還款責任，本院認為不能認定錦江公司應對時旅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理由如下：

錦江公司及時旅公司提供了由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時旅公司2013年、2014年的審計報告，證明時旅公司及錦江公司資產相獨立。雖然在審計報告中載明時旅公司與錦江公司存在關聯交易，但審計報告已經能夠清晰反映時旅公司的財產狀況和支出情況，不存在公司與股東財產無法區分的問題，故不能據此認定時旅公司及錦江公司的財產構成混同，亦不能因此而否認時旅公司的獨立人格，進而要求錦江公司對時旅公司全部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案件評析】

該案例涉及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條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第二十條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本案中，宏業公司要求錦江公司對時旅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實際上是要否定時旅公司獨立的法人人格。

1.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要件

一般而言，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要件包括：（1）主體要件。①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必須取得了法人資格，這種資格必須是在有關機關核準登記后，這是人格否認制度的前提條件。②必須有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的主張者，也就是公司的債權人。③必須有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責任承擔者，也就是對該公司擁有實際控制能力的股東。（2）行為要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必須有相應的客觀行為，也就是說必須有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的行為。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財產混同。主要表現為資產混同和會計記錄混同，資產混同是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財產和股東的財產無法清晰區分，會計記錄混同是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與股東公司的賬目無法區分，賬目不清，股東的支付記錄在公司賬目下。②業務混同。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與股東經營業務相同，股東利用該業務蒙蔽善意相對方，使其無法分辨交易主體是一人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東。③組織機構混同。實踐中往往表現為共用一個經營場所，“一個機構兩套牌子”。（3）結果要件，即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必須給債權人造成一定的法律后果。

2.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普通公司的人格否認之訴中，原告債權人以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有限責任而給其造成嚴重損失為由請求股東與公司負連帶責任, 根據民訴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規則, 原告負舉證責任,證明公司股東有濫用權利的行為。而在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之訴中，《公司法》第六十三條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股東自己的財產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認之訴中的公司股東也就是被告承擔財產獨立的舉證責任，根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適用的行為要件，該條款只適用于股東和公司財產混同的情形。對于其他類型的濫用行為仍然適用“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筆者認為，由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對公司實施的控制行為，外人難以取證，如果完全由債權人舉證顯失公平。可以由原告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即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股東對公司實施了控制，則由被告去證明這種控制不是過度的、不構成對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濫用。

3.司法實務中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

《公司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終了時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并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筆者認為，該規定說明如果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就公司人格否認制度行為要件之財產混同能夠按照此規定舉證該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在每一個會計依法編制了財務會計報告并進行了審計，并且財務會計報告在會計報表、會計報表附注和財務情況說明書三個部分以及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在該審計財務狀況以及該經營成果，沒有記載財務狀況不明晰等內容，股東就完成了舉證義務。

如果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在訴訟中無法提供通過審計的財務會計報告，勢必會增加股東的敗訴風險。筆者認為，如果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在訴訟中申請法院對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財務狀況委托有關司法會計審計機構進行財務審計，進而證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與股東的財產沒有混同也可以完成法定的舉證責任。

同時，涉及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案件主要以公平、衡平的法律理念作為依據。在裁判時可以考慮以下幾種因素：①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是否出現過資金虛假或缺失的情況。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或公司運營中,資本充實是應始終貫徹的一項基本規則,如果在實踐中股東僅在設立時繳足最低資本限額,繼而用個人借款的方式補足公司運營所需資金,以規避公司破產風險時的清償順位,則應為此承擔公司人格否認之風險。②人格是否出現混同。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唯一股東與他人簽訂合同時,以公司名義簽訂,但其交易的收益和后果完全由其股東承擔,則產生糾紛之時,交易對方可以主張該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為由提起訴訟,法院應以支持。③股東是否以公司為外衣從事非法活動。

本案中，錦江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以現金方式收購了時旅公司100%股權，時旅公司成為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要認定錦江公司是否應對時旅公司對宏業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應根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人格否認制度之適用要件進行判斷，經審查，在公司人格否認制度之行為要件中時旅公司與錦江公司在業務以及組織機構上均未發生混同，同時，在審查財產混同時，錦江公司及時旅公司提供了由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時旅公司2013年、2014年的審計報告，審計報告本身能夠證明時旅公司及錦江公司資產相獨立，雖然在審計報告中載明時尚之旅公司與錦江公司存在關聯交易，但審計報告已經能夠清晰反映時尚之旅公司的財產狀況和支出情況，不存在公司與股東財產無法區分的問題，故不能據此認定時尚之旅公司及錦江公司的財產構成混同，進而要求錦江公司對時旅公司全部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