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辯證法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應用

摘要：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方法指導下進行的。有沒有方法 ,得法與不得法 ,其效果大不一樣。正確的方法是達到成功彼岸的舟和橋。本文就辯證法在職務犯罪中的應用做了初步的探討，僅供大家參考。

關鍵詞：辯證法；職務犯罪；偵查

一、引言

哲學方法居于方法論的最高層次 ,它是對各門具體科學成果的概

括和總結 ,是其它方法的理論基礎 ,并隨著具體科學的發展而改變 自己的形態。它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 ,因而也具有普遍適用性。唯物辯證法為一般科學方法和具體科學方法的產生、發展提供指導原則 ,如客觀性原則、聯系和發展的原則，事物發展的一系列規律等。但是,它不能代替一般科學方法而精確地用于具體科學領域 ,它對具體科學的指導要通過一般科學方法作為中介。

一般科學方法居于方法論的中間層次 ,它適用于多門科學。經典的科學方法包括數學方法、邏輯方法、經驗方法等。現代科學方法則是以系統方法為核心的科學方法群。處于方法論最低層的是具體科學方法 ,如偵查學中的同一認定法 ,物理學中的光譜分析法。它只運用于某一科學領域 ,在本領域有很大的實用性 ,對解決本領域的特殊矛盾有直接和速效的優點 ,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必須接受哲學方法和一般方法的指導,不斷增加新內容。本文主要就辯證法對職務犯罪的指導作用做少量的分析，供大家參考。

二、職務犯罪簡介

任何一個理論的構建，都必須從概念出發，概念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邏輯思維的最基本單元和形式。對概念的辯證本性的研究，是辯證邏輯的主要內容。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形成一系列概念，這些概念的真理性又要返回實踐中接受檢驗。如此循環往復，是人的認識日益接近于客觀現實的一般途徑。科學認識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發展概念。概念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現實。因此，對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理論的構建，首先要從概念出發，界定其基本內涵。

職務犯罪是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實施的犯罪。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職務犯罪案件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貪污賄賂案件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瀆職、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等犯罪案件。進而言之，職務犯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企業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非法活動或者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破壞國家對職務的管理職能，依照刑法應當受到處罰的行為的總稱。

職務犯罪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職務犯罪是指負有管理職能的人員利用其管理的便利條件所實施的犯罪；狹義的職務犯罪是指負有國家管理職能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或者褻瀆職責，以破壞國家管理職能為特征的犯罪。我們這里研究的職務犯罪是指狹義的職務犯罪。

職務犯罪偵查是指依法享有偵查權的機關為收集職務犯罪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查找并抓獲犯罪嫌疑人所進行的各種專門調查活動以及采取的強制措施。

三、職務犯罪偵查活動中辯證法的運用

如果說有抱負的軍事家夢寐以求的目標莫過于想成為一個百戰百勝的將軍的話 ,那么 ,有使命感的刑偵人員朝思暮想的愿望莫過于想成為一個逢案必破的破案能手。雖然說逢案必破目標的實現似乎只存在于理論上 ,但這種追求高破案率的意識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卻值得大加贊揚和提倡。我們知道 ,職務犯罪偵查破案、打擊職務犯罪活動、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穩定 ,是法律賦予職務犯罪偵查主體的神圣使命。圓滿完成這個使命 ,向黨和人民交出滿意的答卷 ,是偵查主體責無旁貸的職責。為了使職務犯罪偵查主體能夠更好地履行其職責 ,建立健全對其的監督檢查機制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言而喻 ,在這個機制中 ,一個對職務犯罪偵查主體工作業績進行科學評價的標準體系是必不可少的。否則 ,監督檢查就會缺乏尺度 ,獎懲就會失去依據 ,最終導致整個監督檢查機制形同虛設 ,長此以往 ,難免會形成一種類似于 “干好干壞都一樣”、“干和不干都一樣” 的局面。這種局面顯然不利于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深入開展。本文不準備探討諸如“該制度應如何建立”、“其內容應由哪些部分組成”之類的問題。在這里 ,筆者只想提及的一點是:無論該體系究竟包括有多少標準 ,但在其中肯定有一個是起核心作用的。那么 ,這個核心標準是什么呢 ?

筆者認為 ,這個標準應是破案率水平的高低。這是因為破案率越高 ,意味著對職務犯罪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越大;反之 ,則意味著打擊力度越小。從某種意義上說 ,打擊力度的大小既是衡量社會治安秩序穩定與否的重要尺度 ,又是衡量偵查主體履行職責好壞的重要標準。試想:如果

第二篇：淺談職務犯罪偵查中測謊技術的應用

淺談職務犯罪偵查中測謊技術的應用

時間：2012-11-30 作者：高峰 許凱 張廣輝

新聞來源：正義網

識別謊言是司法人員的一項基本職能,多少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司法實踐中探索著識別謊言的有效方法。自1895年意大利人第一次用科學儀器來探測欺騙、說謊以來,測謊技術便成了犯罪偵查技術的組成部分。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科技進步、技術革命,測謊儀變得更加靈敏、準確、科學,測謊理論、測謊技術日趨完善,逐漸形成了一門完善的科學體系,測謊技術在犯罪偵查活動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一、職務犯罪偵查中應用測謊技術的現狀與困境

測謊,又稱心理生理測試,是測試人員根據所要調查的問題或案件,事先編好一系列問題,逐一向被測人提問,通過一種多道心理生理測試儀,記錄被測人對提問所產生的一系列生理參數變化,經過綜合分析判斷,作出心理測試意見,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誠實”的一項專門活動。

測謊技術自應用于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以來,在認定犯罪、排除無辜、提供偵查方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四川省人民檢察院關于應用測謊技術的請求報告的批復中,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案件時,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幫助審查和判斷證據,但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此后,測謊技術的應用在全國檢察機關推廣開來。

筆者從2008年開始接觸測謊技術,配合反貪、瀆檢、公訴部門辦案,在不少案件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也積累了一些測謊經驗,深刻認識到測謊技術在偵查審訊每個環節上都能同步開展工作,特別是在搜索定位犯罪、提供偵查方向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偵查辦案的必備工具。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測謊技術的應用仍然存在著一定的難度,特別是基層院,儀器配而不用。而在與兄弟省市的同行交流中發現,各地也存在著同樣的困境:儀器閑置,技術人員欠缺,測謊技術應用于偵查辦案不多。

究其原,在于測謊與偵查的角色隔離,部門之間缺乏信任與溝通。測謊技術多數放在技術部門,與偵查辦案部門聯系少,測謊技術人員又不了解偵查辦案的規律,測謊通常只為完成辦案單位的委托,不作深入探究,純粹從測謊原理出發進行編題測試,難以找準有效切入點,讓測謊成為撬開嫌疑人嘴巴的杠桿,在輔助辦案中的效用不明顯。而有豐富偵查經驗的偵查指揮人員一方面不了解測謊,對測謊質疑頗多;另一方面固守傳統,堅信本部門的辦案能力,強攻硬取,同時也怕案件泄密,不愿讓技術部門介入。即使請求測謊協助,通常是在案件查辦已山窮水盡之時,將測謊當作救命稻草,如不能“藥到病除”,便不再相信。

二、職務犯罪偵查中應用測謊技術的必要性

與普通刑事案件的由事到人不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往往是根據舉報線索展開調查,由人到事,沒有特定的犯罪情節、犯罪現場、犯罪痕跡等,只能靠偵查人員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巴說半天,很難給犯罪嫌疑人足夠的震懾力,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而且很多時候,舉報線索的真實性值得懷疑。舉報人往往不是行賄人,不掌握確切的證據,甚至有舉報人故意污陷的。不加甄別地采信舉報線索,很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隨著社會發展和法律知識的普及,犯罪方法和手段日益多樣化、智能化,犯罪活動又只在特定人員之間進行,封閉性、隱蔽性強。且一些犯罪分子在平時十分注重建立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利益共同體,有著各種保護傘,加之犯罪嫌疑人早已熟悉了反貪辦案的套路,到案后往往抱著較強的僥幸心理,頑固抵賴,“三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而偵查部門的業務素質又高低不一,一些辦案人員習慣了苦干、蠻干,套路單一,靈活性差,學習能力跟不上犯罪嫌疑人的反偵

1查能力。偵查手段的禁區、雷區又太多,造成偵查難、取證難,實物證據少,言詞證據多,不供、翻供現象較為普遍。

如果存在一種工具,可以在偵查初期準確判斷偵查方向,甚至與哪些人在什么事項上存在多少問題都能較為可靠地判斷,那么對我們的偵查工作會是怎樣一種影響?測謊技術使得這種想象成為現實。

三、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應用測謊技術的可行性與優勢

在審訊中,提問的方法和內容有諸多限制,如不能指供,對犯罪活動無關的問題,被訊問人有權拒絕問答等。另外,隨著我國法律對沉默理念的引進和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識的提高,使得訊問的難度越來越大。測謊技術的引進能使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對案件是否知情的了解成為可能,如對犯罪事實中的一個主要問題,犯罪時間、地點、工具、手段和方法等,雖不能指明直接問供,但在測試中只要把它夾在一組多個陪襯問題中即可使用,既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和現場證據,不使犯罪嫌疑人掌握我們的底細,又可以發現嫌疑;按照一般的訊問要求,提問是循序漸進的,如提問犯罪的實施過程,以犯罪嫌疑人已供犯罪為前提條件,但犯罪嫌疑人常在一開始就以“我不知道”、“我沒拿錢”、“我沒送錢”為托詞設置障礙,堵住訊問人員的口,使得對案件發生的過程、情節無從問起。運用測謊技術,便可以逾越這一障礙。如受賄案件中的受賄次數、數額、地點、包裝物及去向等,如果嫌疑人不供述,用傳統訊問方法是無法提問的,使用測謊儀卻可以有效探測。

“測謊”既可以有涵蓋性,如有無受賄、有無向某人行賄等,以確定有無犯罪,增強辦案人員的自信心,不至辦錯案、冤案;又可以有針對性,如辦理某件事情上有無得到好處、多少好處,以找到突破口,以點打面,深挖犯罪。“測謊”既可以篩選證據,檢測口供的真實性,在證供矛盾、證詞不穩定的情況下對言詞證據進行真偽檢測,排除虛假信息,為辦案人員對現有證據的采信提供客觀科學的判斷依據;又可以搜尋犯罪線索,通過對被測人進行“搜尋緊張峰”測試,行賄人、行賄地點和行賄金額等都能測出來。運用測謊技術搜索、定位偵查方向,具備以下優勢:

1、增強審訊效果,縮短辦案周期。偵查初期測謊若能有效介入,一方面可與心理施壓同步進行,在不耽誤偵查的同時還另行提供了施壓手段,為案件盡早突破提供強勁助力。另一方面還可驗證前期對偵查方向的預判,避免誤判造成的資源浪費與不良后果。同時,測謊儀可直接獲取受測人內心讀數,為快速定位余罪提供可靠依據,便于審訊人員繼續深挖。

2、可有效規避審訊忌諱,沖破傳統模式的禁錮。例如,審訊前期很難圍繞具體人或事深挖行受賄事實,因為已經掌握的事實作為底線絕對不能透露,具體懷疑的人或事因為沒有實際證據,拋出后很可能給受審者留下檢察機關并未掌握其犯罪事實的印象,人為給審訊設置障礙。而利用測謊技術進行搜索測試時,這些傳統審訊中的一些禁忌可被測謊程序所包容。

3、切合職務犯罪偵查模式的轉變方向。職務犯罪偵查模式轉變要求重視初查、外圍調查,全方位、立體化收集證據,而搜索測試恰恰建立在這些基礎工作之上。因此,測謊完全可融入到職務犯罪偵查中,為審訊注入新的技術力量,引導職務犯罪偵查向系統化、規范化加速轉變,使其在新刑訴法實施后更顯生命力。

四、運用測謊技術搜索定位犯罪、指示偵查方向的具體實現

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測謊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審查證據,而是體現在偵查前期的搜索定位犯罪、指示偵查方向上,體現在偵查中期的深挖犯罪、擴大戰果上,以及偵查后期的掃尾工作,看看還有無遺漏其它犯罪行為。

筆者憑借多年的偵查辦案經驗,結合測謊實踐,在探索中認識、在認識中提高,最終將測謊的作用定位在判定偵查方向上。下面就以行賄人和受賄人作為區分,簡述一下具體的測試方法。

1、受賄人的測試

該類測試主要從被測人的工作履歷、工作內容以及社會關系出發,利用測謊技術對受賄

嫌疑人進行縱橫交錯的審查。工作履行中的職權職務情況通常來源于初查、嫌疑人到案后的自述、以及偵查人員的辦案經驗,各類通訊記錄可有效獲取一定范圍內的社會關系,至于工作內容,只要在搜查時稍加注意,便可從個人總結、部門總結中獲取。因此,細致縝密的外圍調查工作,不僅是偵查模式轉變的需要,同樣也是測謊技術成功發揮功效的基礎。

對受賄嫌疑人進行測試前,測試人員首先要吃透案情,精準把握各類材料,與偵查人員共同對受測者的履歷情況、工作內容以及社會關系進行排查篩選,排除明顯不存在問題的工作階段、工作內容以及非相關人員,匯總出需要通過測謊來判定是否存在不正當經濟往來的工作階段、工作內容以及相關人員——即“待測事項”。對受賄人的初步測試可采用多目標問題測試法(MGQT),在待測事項中搜索潛在犯罪。從不同角度出發,相關問題可以是“你在擔任××職務期間,與他人之間有沒有不正當經濟往來”,或者是“你在××項目中,與他人是否存在不正當經濟往來”等。當被測人在相關問題上出現陽性反應,可以再分區、分塊,具體而微,層層深入。如某項目上有反應,是供應商、承包商、或者什么廠家、單位?此不正當經濟往來又是什么性質的,是現金、禮卡、貴重物品?等等,價值是多少?保存在何處?再結合用搜索緊張峰測試法(POT),實現精確定位。

如謝某受賄案。謝某為×市交通局運管科科長,以“謝某在客運線路審批環節上拿過某公司2萬元卡”的線索而被刑拘。到案后謝某承認因幫人疏通關系而收受過兩萬元的賄賂,但他在任運管科長期間,客運線路審批權已上交省交通局,他無權審批,因此,除此2萬元卡,再無收過他人賄賂。口供可信度很高。后通過搜查,在他的工作報告中發現,謝某的工作職責是負責客運安全和出租車管理,在這兩大塊工作中是否存在問題?于是決定對他進行測謊,用“多目標問題測試法”(MGQT):“你在線路審批上還收過其它錢物嗎(除外那2萬元)”、“你在客運安全方面收過他人錢物嗎”、“你在出租車管理上收過他人錢物嗎”,結果顯示他在出租車管理上有顯著反應。出租車管理方面的事項分為統一車輛配制、廣告定制、統一打表器安裝、出租車發照申請等,對這些事項再用MGQT方法進行篩查,發現他在統一車輛配置、廣告定制和打標器統一安裝上有陽性反應,再對這些事項逐一深入探查、結合搜索緊張峰測試法(未知POT),謝某的犯罪事實最終清晰地呈現在了面前。謝某自知無從抵賴,如實供述了受賄十多萬的細節。

2、行賄人的測試

對行賄人的測試,與受賄人大抵相似,主要是圍繞著他的社會關系和承接過的業務等,用多目標準繩問題測試法,搜索定位其發生過不正當經濟往來的單位,逐層排查,逐漸細化深入。在普通刑事犯罪中,通常用緊張峰測試法(POT)來搜索偵查人員所不知道的犯罪情節,尋求準確答案,它可以為偵查提供方向,或者驗證偵查人員對案件的分析。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通常也這樣做。但在實踐中我們發現,用POT方法并不科學。在普通刑事犯罪中,對于贓款贓物、血衣兇器和作案工具去處、盜竊錢數、尸體埋藏位置、拋尸地點、作案人數等均可用POT法測試,提供偵查方向。因為它是答案是唯一的,是單選題,如作案人數不可能既是一人又是兩人、進入現場不可能既是東邊又是西邊。而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答案卻可能不是唯一的,是多選題,行賄人在甲、乙、丙、丁、戊五個工程中,很可能有三個、四個、甚至五個工程都向人行賄過,在甲工程中接觸的A、B、C、D、E五個單位中,可能向三五個單位送過錢,在A單位中又可能向a、b、c行過賄,向a行賄的方式又可能有現金、卡、貴重物品等等。受賄人的情況同樣如此。這是測謊應用在職務犯罪偵查與普通刑事案件上的極大不同。

用MGQT對行受賄人的工作內容、工程項目作大范圍的搜索,再逐層縮小、加深,到某個單位、某個部門,結合案情進行分析,找出重點問題所在,再具體而微到個人、行賄方式,結合POT法測試其行受賄數額大小、及種種細節,這樣既有“面”的覆蓋,又有“點”的穿刺, 能逐層遞進式的給被測人施加心理壓力,讓被測人更加關注所測問題,且為測后審訊突破口供打好基礎。

五、測謊的目的性:施加心理壓力、案件突破

說謊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是人類基于趨利避害的天性產生的一種社會生存技巧,這種天性激發嫌疑人在遭受指控時通過說謊來回避或搪塞訊問。然而,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規律要求我們必須獲取受審者的有效供述——這勢必要求偵查人員在審訊中綜合運用語言、示證等技巧,將受審者認為的利、害進行轉換,利用其求輕心理突破案件。不管是傳統的審訊手段、還是各種先進的測謊設備,甚至刑訊逼供,在職務犯罪偵查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讓受審者開口、或收集到有效證據,偵破案件。

(一)、測謊作為施壓手段的優勢

1、心理增壓效果極其顯著。一方面,測謊儀能夠有效識別謊言,給妄圖通過說謊來搪塞訊問的僥幸者當頭一棒;另一方面,整個測試過程的靜謐氛圍給受測者造成了強大的無形壓力。

2、測謊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社會關系復雜的受審者了解到具體的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并非難事,有人甚至未雨綢繆,研究怎樣來有效對抗偵訊,抗審能力較強。但大部分人對測謊儀的了解限于道聽途說,有一層神秘感,尤其在經過激勵測試后,它所產生的權威性,能為審訊施壓奠定良好的基礎。

3、對受審者的審查與施壓同步進行。一方面,測謊可以解決被測人有無問題、有多大問題、與哪些人在哪些方面存在問題、有無偽供或偽證、還有無重大隱瞞等事項;另一方面,在對受審者進行測謊審查的同時,就完成了對受審者的施壓,因為整個測謊過程,包括測前談話、激勵測試以及具體的問話,處處都在向被測人暗示說謊的代價、框定犯罪的痕跡。

4、可以越過傳統審訊障礙。職務犯罪案件的審訊是一個信息不對等交換過程,需要受審者提供足夠多的信息供偵查人員審查判斷,但當受審者緘默不語或者一味否認時,審訊很難繼續開展。但測謊可以直接跨越這道障礙,即使被測人沉默不語,也能引出生理反應,知道他是否說謊。

5、測謊幾乎不受條件限制,施壓效果有一定的普適性。傳統施壓手段具有相當的局限性,條件需要創造,效果也因人而異。例如通常會用偷漏稅、串通投標等其它犯罪行為對行賄人進行施壓,但是,如果初查或審訊時沒有發現這些行為,也就無從施壓。而測謊可以就所測問題一路追問下去,擊穿被測人設置的一個個障礙,成為案件突破的一個推進器。

(二)如何充分利用測謊手段突破案件

“國內外經驗表明在測后幾十個小時之內,犯罪分子的拒供心理最薄弱,是突審的最佳時機。”就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測謊而言,受測者在測試時或測后較短時間內交代問題的情況時有發生,而這些案件往往是偵查部門束手無策后才想到委托測謊的。如諸暨市院承辦的金某受賄案,金某為水利水電局工程師,負責審查農村水庫改造的施工設計。承辦單位僅掌握了一筆受賄四千元的線索,突審十天,金某只交代了幾筆小額受賄事項,案值不足兩萬,便不再開口,任審訊人員紅臉白臉,沉默以對。案件難以為繼,捕還是不捕,委決不下。而在接受測謊申請后,僅僅通過測前談話,金某就迫于心理壓力交代了一筆五千元的受賄事項。在完成整個測試后,我們與辦案人員一起分析金某的心理特點,建議辦案單位重新組織力量,調整偵查方向和審訊人員、審訊方式,順利突破了金某的心理防線,交代了受賄十多萬元的事實。

案件突破是一系列審訊手段綜合使用的結果,需通過所有辦案人員不懈努力,才能產生混沌科學所認為的臨界突變效果。職務犯罪偵查案件的審訊沒有固定的模式,凡是有利于審訊突破且符合法律規范的手段,都可以為突破案件所用。測謊作為辦案手段對案件突破有著其他手段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也并非萬能,不可能解決辦案中碰到的所有問題。如何充分有效利用測謊手段,發揮其最大的心理增壓功效,促使被測人盡快交代問題,我們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嘗試:

1、正式測謊前的審訊應當借助測謊儀大做文章。就職務犯罪審訊而言,測謊這一話題完全可以貫穿于整個審訊中。例如審訊中為了降低突破難度,有時給受審者劃定交代問題的范

圍,要求其講清某一時間段或特定區域內發生的行受賄事實,不然就會鋪開來全方位調查,用測謊儀來檢測。這里可以給受審者舉幾個典型的例子,目的就是表明某些人沒有抓住機會,被測謊儀測出所有重大經濟問題,結果人財兩空。當把測謊作為審訊話題后,不僅可以化解審訊僵局、提升審訊人員說話的震懾力和底氣,還可以為之后或許出現的真實測謊渲染出權威性氛圍。

2、一定要樹立測謊的權威性。激勵測試在測謊程序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很多時候,當測試人員準確測出被測人自己寫的數字、或抽取的撲克牌時,其僥幸心理瞬間被摧毀,在此時提出不再進行測試、開始直接交代問題的,也不乏其例。因此,激勵測試一定要堅持盲測,并需想盡一切辦法提升盲測準確度。如書寫數字時,讓被測人重復書寫同一個數字、或書寫后在數字上以描紅方式加深印象。個人感覺用撲克牌準確率較高,因為撲克牌有數字、花式、圖案,能綜合刺激大腦記憶功能,且被測人只知道抽取的那一張牌,其記憶不受其它牌的干擾,故反應強烈,在實測中屢試不爽。

3、測后審訊工作重點展開。實踐中,雖然有不少案例在測謊時嫌疑人就做了交代,但大部分存在妄圖丟卒保車的現象,也還有相當一部分被測人測謊后不久便開口交代問題,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了測謊儀在摧毀被測者僥幸心理方面的杰出功效。即使沒有立即開口交代犯罪事實的被測人,心理防線也已被大大削弱、甚至到了崩潰邊緣,因此,測謊后的一段時間內正是進行突審的最佳時機。而具體突審的效果如何,關鍵在于如何開展有效測后審訊。鑒于目前測試人員大多沒有審訊經驗,建議測后審訊在由測試人員加強心理施壓、做完思想工作后,立即由偵查審訊人員上場對其審訊。偵查審訊人員必須有一定基礎的測謊知識,要在一段時間內專門以測謊為話題對受審者發起正面突擊,利用其求輕心理,力求撕開口子,將其摧垮。

測謊,審訊,形式上分作兩個部分,而實質是一體的,測謊的目的是為了審訊,測謊是審訊的技術手段、削弱受審者心理防線的有效工具——測試人員必須將這種意識貫穿在整個測試過程中,不斷地用言辭刺激被測人,而不是單純的用事先編制好的題目,就事論事地進行測試。測試人員相比審訊人員,在受審者面前的優勢在于“測謊師”的神秘性、科學性、權威性,他應該從專業的角度,用言語將這種優勢最大化。每完成一組問題的測試,都要對被測人作一番言語刺激,及時將測試結果轉化為施壓武器。

六、總結與前景展望

測謊技術發展到現在已經十分成熟,在司法實踐中的作用已被廣泛證明。而在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應用,問題與困境仍然存在,特別是部門之間的界限、測試人員與偵查人員的角色隔離。但這種界限與隔離只是暫時的,必將隨著法制建設的進程逐漸消除。從現階段來看,結合實踐,有以下幾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1、加強部門間聯系溝通。主動與辦案部門聯系,介紹測謊技術的內涵、測謊能解決什么問題、什么時機適合測謊等,引導檢察干警樹立測謊能甄別偽供和假證,提供偵查方向,增強辦案信心,降低辦案成本的價值意識。

2、建立有效協作機制。以偵查為主導、以技術為手段,建立專門的測謊小組,由富有辦案經驗的偵查人員、測謊技術員聯合組成,隨時配合辦案需要,對需要測謊的案件,要吃透案情,熟悉了解涉案基本事實,通過搜集到的信息素材分析被測人的個體心理特點、性格特征等,選擇適當的時機介入。更注重審測結合,突出測謊作為審訊的技術手段,是輔助辦案的工具,盡可能將測謊結果轉化為審訊成果。在測謊過程中,根據案件進展,及時調整測試過程,適當作程序精簡,重心放在測后審訊。

3、把握出題原則。遵循測謊出題既要符合測謊原理,又要符合偵查思路的準則,在充分考慮被測個體精神狀態的前提下,出題既要盡可能涵蓋偵查范圍,做到“面的覆蓋”,又要結合偵查重點,層層深入,緊緊圍繞偵查審訊活動來布局,做到“點的穿刺”,實施精確打擊,點面結合,較好地體現偵查的方向和目標。

刑訴法的修訂,確立了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律地位,為合理合法地應用測謊技術鋪平了道路。自測謊技術問世以來,各國學者們就測謊結論的準確率進行了很多調查研究,結果表明,由合格的受過專門培訓的測謊專業人員進行的測謊,其結論的準確率在85~98%之間。我國學者也對測謊技術的使用情況進行過一些調查,其結果表明測謊結論的準確率在90%以上。任何一種證據都不是百分百可靠的,都有可能出現錯誤,如筆跡鑒定、指紋鑒定、法醫鑒定等科學證據,都存在著一定誤差。而隨著科技進步,在大量實踐基礎上,測謊的準確率還會隨之提高。客觀地認識測謊技術,服務于法制化、人性化辦案,打擊犯罪,前景廣闊。

作者單位:浙江省紹興市人民檢察院

第三篇：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文章標題：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向科技要戰斗力，將科技手段運用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與發展在刑事訴訟領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訴訟實現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客觀需要。大力提高檢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檢察科技進步和提高好檢察干警素質，是今后檢察工作的重要發展方向。

當前，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體制轉型中的新情況，新事物不斷涌現，職務犯罪日趨智能化、技術化，罪犯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假證、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普遍，取證難度較大；同時，犯罪分子的反社會性和對抗司法的心理增強，尤其是新刑事訴訟法對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的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國有學者預言：21世紀的司法證明將是以“物證”為主要載體的科學證明。在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豐富偵查方法，提高偵查能力，而要提高偵查能力，必須要求偵查手段科技化，運用包括技術偵查等手段在內的科技手段。筆者在這里主要對技術偵查做一闡述。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手段。技術偵查是在被追訴者及一般公眾均不知曉情況下進行的，因而能避免來自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措施，所獲取的證據也通常比較真實可靠。

技術偵查手段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社會矛盾的增多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家的犯罪出現了組織化、技術化、隱蔽化的特點，這既給偵查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又迫使偵查機關努力尋求偵查方式的變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國家，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日益向技術化、高隱蔽性方面發展，新的社會形勢提出了對這些新型犯罪最適合法律與司法工具問題，于是技術偵查措施產生并日益成為打擊犯罪的一種重要的偵查手段。

在西方國家，一般對技術偵查的范圍做了明確的界定，指定了偵查機關使用的程序和規則。如美國國會1968年通過《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對于運用電子的、機械的及其他手段監聽任何電子通訊或口頭會話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明確賦予偵查機關廣泛的監聽權力；美國多數州法院承認心理測試結果的間接證據作用，已經有36個州承認心理測試結論；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章規定“押、監視電話通訊、掃描偵查、使用技術手段、派遣秘密偵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266——271條規定“談話或通訊竊聽”等偵查手段。

而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并未有只言片語的規定，技術偵查現階段主要依據于偵查機關的內部規章進行規范。我國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95年頒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但是對于什么是技術偵查，技術偵查的范圍、審批的程序以及手續等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國對于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限制與謹慎是有其深刻歷史與社會背景的，是建立在“黨內不準搞技術偵查”的基礎之上的，為了防止將技術偵查用于政治運動，其出發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導出職務犯罪不能搞技術偵查的結論。其一，現在社會歷史背景已經變化，現在的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公共權力的規范運行，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嚴重背離。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就必須同腐敗與欺詐作斗爭。其二，我國正努力走向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憲法原則。為何對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為何對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種措施呢？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一、技術偵查運用于職務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術偵查措施設立之法理基礎

技術偵查措施因其具有隱秘性而難免與公民個人的隱私權相沖突，代表社會利益的技

第四篇：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文章標題：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向科技要戰斗力，將科技手段運用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與發展在刑事訴訟領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訴訟實現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客觀需要。大力提高檢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檢察科技進步和提高好檢察干警素質，是今后檢察工作的重要發展方向。

當前，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體制轉型中的新情況，新事物不斷涌現，職務犯罪日趨智能化、技術化，罪犯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假證、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普遍，取證難度較大；同時，犯罪分子的反社會性和對抗司法的心理增強，尤其是新刑事訴訟法對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的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國有學者預言：21世紀的司法證明將是以“物證”為主要載體的科學證明。在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豐富偵查方法，提高偵查能力，而要提高偵查能力，必須要求偵查手段科技化，運用包括技術偵查等手段在內的科技手段。筆者在這里主要對技術偵查做一闡述。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手段。技術偵查是在被追訴者及一般公眾均不知曉情況下進行的，因而能避免來自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措施，所獲取的證據也通常比較真實可靠。

技術偵查手段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社會矛盾的增多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家的犯罪出現了組織化、技術化、隱蔽化的特點，這既給偵查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又迫使偵查機關努力尋求偵查方式的變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國家，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日益向技術化、高隱蔽性方面發展，新的社會形勢提出了對這些新型犯罪最適合法律與司法工具問題，于是技術偵查措施產生并日益成為打擊犯罪的一種重要的偵查手段。

在西方國家，一般對技術偵查的范圍做了明確的界定，指定了偵查機關使用的程序和規則。如美國國會1968年通過《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對于運用電子的、機械的及其他手段監聽任何電子通訊或口頭會話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明確賦予偵查機關廣泛的監聽權力；美國多數州法院承認心理測試結果的間接證據作用，已經有36個州承認心理測試結論；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章規定“押、監視電話通訊、掃描偵查、使用技術手段、派遣秘密偵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266——271條規定“談話或通訊竊聽”等偵查手段。

而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并未有只言片語的規定，技術偵查現階段主要依據于偵查機關的內部規章進行規范。我國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95年頒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但是對于什么是技術偵查，技術偵查的范圍、審批的程序以及手續等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國對于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限制與謹慎是有其深刻歷史與社會背景的，是建立在“黨內不準搞技術偵查”的基礎之上的，為了防止將技術偵查用于政治運動，其出發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導出職務犯罪不能搞技術偵查的結論。其一，現在社會歷史背景已經變化，現在的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公共權力的規范運行，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嚴重背離。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就必須同腐敗與欺詐作斗爭。其二，我國正努力走向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憲法原則。為何對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為何對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種措施呢？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一、技術偵查運用于職務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術偵查措施設立之法理基礎

技術偵查措施因其具有隱秘性而難免與公民個人的隱私權相沖突，代表社會利益的技術

偵查措施與代表個人私益的公民隱私權之間便存在著“善與善的沖突”，而只能進行價值選擇。各國均認為，在對上述“善與善的沖突”進行價值衡量時，應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一方的判斷，即為了維護法律和程序，國家偵查機關得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公民隱私權，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技術偵查是正當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公民的隱私權的限制應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成本或代

價，如果能夠從技術偵查的運用范圍、程序的功能加以嚴格限制，并提高實施人員的個人素質，就能夠在公民自由權利與社會安全、偵查效率、訴訟經濟之間獲得比較好的平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9條第3款規定：“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是應由法律規定并為下列條件所必須：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這事實上亦可成為技術偵查制度確立之依據。

2、技術偵查措施的確立是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模式改革的客觀要求

從近幾年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由供到證的模式上，這與我國偵查工作的現實條件緊密相關的，對技術偵查的忽視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職務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隱秘型犯罪，犯罪行為有其職務掩護，通常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跡、物證少，因而偵查中發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運用通常的偵查措施往往很難奏效，特別是賄賂案件行動隱秘，不留痕跡，即所謂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們檢察機關的偵查人員基本上還停留在“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的辦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會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偵查任務繁重，群眾法律意識是懲罰犯罪的要求遠較保護人權的要求強烈的條件下，“由供到證”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訊逼供等違法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與社會后果；而且這種“擠牙膏”的偵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無論是從工作效率、司法資源、社會效果等多方面來看，“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轉換為“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不僅是刑事偵查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在要求。而偵查模式的轉變，必須建立在檢察機關一定的偵查措施的配套與健全之上的，如果僅僅還停留在單一的落后的偵查方法上，轉變偵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樓。

職務犯罪破壞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和國家政策的實施，擾亂社會秩序和資源的合理配置，破壞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原則，侵蝕社會道德和人們的精神世界。我們同職務犯罪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只有適度使用強有力的偵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術偵查手段，才能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在現在的司法實踐中，紀檢監察部門實際上已經承擔了司法機關的某些偵查職能，“兩規”、“兩指”被大量運用。其內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實踐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還是通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必要的偵查措施包括技術偵查手段，提高偵查能力？我們所做的選擇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二、面臨的困難和發展方向

技術偵查是依靠強有力的技術設備和大量的技術偵查人才作為基礎的，沒有相應的技術設備和技術人才，技術偵查只能是無源之水。技術偵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須的技術設備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財力資源。從目前檢察機關的經濟狀況來看，在檢察機關內部建立一套完備的技術偵查設備是十分困難的，基層檢察機關要發展技術偵查更是困難重重。而且從人員素質來看，檢察機關幾乎90以上的人員畢業于法律專業，只有1——2的人員畢業于刑事偵查專業。檢察機關缺乏大量的精通偵查技術的專業人員，也限制了技術偵查的運用。落后的技術手段嚴重限制了檢察機關的偵查能力，使檢察機關的整體偵查能力受到嚴重影響。檢察機關現在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最高檢提出建設檢察機關信息化建設，并作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設只是一個方面。對于職務犯罪偵查來講，信息化建設遠遠不夠，還不足以全面提高檢察機關的整體偵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勢下，如果沒有技術偵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檢察機關整體偵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由于客觀方面的限制，檢察機關實現偵查手段現代化在短時間內是無法辦到的。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貪大求全，應當面對現實，從長計議，逐步發展。實現偵查現代化，應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實際發展狀況以及人才、物力條件，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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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職務犯罪偵查總結

職務犯罪偵查

職務犯罪偵查：人民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為收集證據、查清案件事實、查獲犯罪人，而依法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措施。（1）職務犯罪偵查的主體是 人民檢察院

（2）客體是職務犯罪案件

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受賄，非法謀取經濟利益，或者在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過程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破壞國家的社會、組織管理職能，依照刑法應當受到處罰的犯罪行為。

偵查對象具體包括四類：一是貪污賄賂犯罪

二是瀆職犯罪

三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證、刑訊逼供、報復陷害、虐待被監管人員、破壞選舉等七種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專門的調查工作

有關的強制性措施

（4）任務

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 職務犯罪偵查的特點：1 偵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對象明顯，犯罪事實屬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質清楚，但是具體的犯罪數額、結果、危害程度不明確，所以這些需要認真調查，依法收集證據加以支持）

案件線索難暴露（首先，職務犯罪的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文化素質較高，通曉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為隱蔽；其次，多數沒有確定的被害人；再次，這類案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往往在短時間內難以表現出來，不易被人察覺，群眾對案件的舉報、控告也缺乏積極性）這一特點要求偵查工作要積極主動去發現、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強（一是自身的素質決定了反偵查能力強，二是犯罪主體易利用職權，地位編織關系網、制造保護層；三是與其他參與人、利害關系人之間訂立攻守同盟，共同毀滅證據、轉移贓款、逃跑等）言詞證據突出，收集、固定證據難（首先，這類案件大多沒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現場和痕跡，往往也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關物證，主要通過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證據來證明。其次，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時間間隔較大、犯罪事實發生的時就和被發現的時間間隔也較大，所以證實犯罪的直接證據、原始證據較少；間接證據、傳聞證據較多，時過境遷，證據很難被取得、固定）

5職務犯罪往往與其他犯罪相關，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偽證、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從偷稅、虛報注冊資本等犯罪入手；而瀆職類犯罪案件的偵查，涉及到“原案”——一種是瀆職犯罪構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種原案是認定該類犯罪重要的事實和證據，如放縱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就要先查清是否構成了“銷售偽劣商品罪”）這特點加大了偵查的工作量，而對于“原案”的取證更難。

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來源：

（1）單位和個人的報案、舉報

（2）檢察機關自行發現的線索（自偵部門的“以案帶案”；相關業務部門發現的線索；偵查人員自行摸排的線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機關都應接受，對不與屬于自己管轄的，移送，對于不屬于自己管轄又必須采取緊急措施的，先采取緊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關部門移送的線索（海關、紀檢、審計、稅務等）（6）新聞媒體的披露

（7）領導機關交辦的線索（上級人民檢察院、同級黨委、人大交辦）線索的審查、處理（主體：舉報中心、職務犯罪偵查部門）

舉報中心：基本職能是接受自首、控告、舉報、報案，審查確定管轄并管理案件線索

基本方式是 書面審查

一般不進行初查，但遇到性質不明、難以歸口，情況緊急的除外

線索審查后，7日內分情況處理：（不屬于管轄的，移送；屬于的，訊送分流，移交有關部門；屬于下級、其他的，移送）

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圍繞“是否屬于職務案件線索、是否具備可查性”展開。

線索審查后，不屬于管轄的，返回舉報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條件不成熟的，由專人保管、待時機成熟后再調查

認為可查性較大的，依法進行初查。

初查：檢查機關在獲取相關犯罪線索后，為進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偵查，而對現有材料進行分析、鑒別、做必要的調查活動。

任務：1 審查是否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收集有利于辦案工作的各種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應秘密進行

2一般不接觸查對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

4書面審查與適度調查想結合 貪污犯罪案件的偵查：

貪污犯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務財務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特點：1犯罪人為國家工作人員

2犯罪手段復雜多樣

3犯罪事實一般有書證可查（原始單據、記賬憑證等會計資料；白條、小金庫等書證）

4贓款贓物是重要證據

（有書證可查，有贓款贓物可追）

主要偵查手段：

（一）查賬

（二）綜合運用偵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證據，其中，搜查、扣押強調突擊性和保密性。2查詢、凍結存款匯款，加強與金融機構的溝通。3追繳贓款贓物 一是綜合運用多種偵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贓工作長效機制，加強部門合作、建立信息通報制度等。三是加強國際合作，研究處理境外追逃追贓的途徑和辦法。）

查賬

是貪污案件偵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環節

查賬的步驟：做好查賬前的準備

掌握被查單位的性質、業務范圍、財產管理狀況、會計核算方法等

控制會計資料，防止被涂改、銷毀、隱匿

查賬的重點：合理性、合法性、真實性 主要查賬方法：現金賬

銀行存款帳

往來賬

物質帳

賄賂犯罪案件的偵查

賄賂案件包括受賄、行賄、介紹賄賂 案件特點：

1犯罪手段日趨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活動

二以“期權化”規避制裁，在職為人辦事，退休后再收錢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經濟活動為掩護 顧問費、咨詢費等

四 “跨國化” 打入境外賬戶，作案后潛逃境外 五 “現金化”）犯罪多發、高發領域向權力熱點部位集中

（林業、國資、稅務、工商）資金密集、壟斷程度高、競爭激烈的行業

這與我國市場經濟發育不完善，行政執法運行不規范、行政權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證據難獲取，間接證據作用突出

（首先，行賄方、受賄方，包括介紹賄賂方是利益共同體，相互利用，一損俱損，在利益同盟沒有被打破的情況下案件難以被發現，即使發現了直接證據獲取也難

其次，受賄主體反偵查意識較強，一般最大限度地減少知情面，非現金不收、第三人在場不收等，使得獲取直接證據很困難

因此，間接證據在突破案件、認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窩案”、“串案”突出（親友勾結 親、情、友

上下級勾結）

偵查重點：圍繞犯罪構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職務上便利的證據（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職權行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

實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的證據 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證據

偵查途徑1 從行賄人入手2從被索賄人入手3從介紹賄賂的人入手4 從共同受賄犯罪嫌疑人入手調查5 從受賄犯罪嫌疑人的其他違法犯罪問題入手 以收集 間接證據 為重點突破賄賂案件

1.對線索進行經營，對嫌疑人進行監控，伺機獲取相關間接證據

2.利用再生證據突破

3.從行賄款物的來源和出處收集間接證據（這對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義，注意調查行賄方近期銀行匯款記錄、會計賬目等）

再生證據：是指在犯罪行為實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關系人為了掩蓋犯罪事實，逃避法律制裁而進行串供、毀證等反偵查活動中派生出來的，能夠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證明原始證據、直接證據存在或證明反偵查活動存在的一切事實材料。

法律規定，再生證據并不能直接作為訴訟證據使用，而是要進行必要的轉化然后加以運用。而且有的再生證據并不能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只能證明反偵查互動的存在，還需進一步運用偵查措施獲取證據。

一方面要從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活動中發現并獲取再生證據。（一是監控法，二是扣押、搜查獲取書證物證，三是獲取其他參與人的證言。）另一方面要創造條件，調動犯罪嫌疑人進行反偵查活動，使其自我暴露，從而獲取再生證據。

瀆職犯罪案件偵查： 瀆職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致使國家與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濫用職權類、玩忽職守類、具有徇私舞弊情節的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類）

特點：1涉案環節多，責任分散（涉及多個部門，甚至多個工作環節，造成損害結果的原因比較復雜，導致責任人難以確定）犯罪行為隱蔽性強，且常與其他犯罪交織（其一，被正常職務行為所掩蓋，甚至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誤所掩蓋；其二，往往有深層次的利益驅動，往往與重大責任事故、詐騙、賄賂等犯罪交織在一起）偵查面臨干擾阻力和公開說情（一方面，過失犯罪較多，涉及部門環節多，涉案人員多，涉案人員不論責任大小，極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貪利性不明顯，是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門保護、地方保護。）犯罪損失嚴重，偵查啟動具有較好的輿論支持（都是結果犯罪，社會影響較大）偵查的重點：

一 查明損害結果（查明物質性損害結果、非物質性損害結果、確定直損和間損、要有明確的群人標準和有效的確認文件，如物價局作價、權威機構鑒定等。

損害結果的表現形式：1人身傷亡、2經濟損失 包括直損、間損<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的利益，為恢復正常的管理活動、挽回經濟損失所支付的開支費用>3重大影響）

二查明行為人的職責范圍（由法律規定或國家機關授權，所在單位的制度或崗位的明文規定 其中，崗位職責證據是重點。

首先要查明行為人的身份、職務和崗位，其次要查明擔任某項職務的制度規范、工作流程等職責要求，對于臨時職務還要查明授權、會議記錄、決定和任命等）

三確定瀆職行為（1應當正確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規范要求2實際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行為3瀆職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偵查步驟：

一找出損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從原因中查出瀆職行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瀆職行為，可能是直接導致，也可能只是損害結果的形成條件，還有可能是環節多，個人員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確定瀆職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導致，多數情況是間接、偶然導致，但不能否認這種因果關系）

四確定相關責任人（分清直接責任人和間接責任人、主要責任人和次要責任人、直接負責的領導和具體實施人員的責任）侵權犯罪案件偵查

侵權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報復陷害、虐待被監管人員、破壞選舉等七種犯罪案件

侵權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為 基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侵權犯罪的被害人往往與犯罪嫌疑人有較長時間的接觸（能夠詳細陳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過程）直接取證較難（現場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沒有證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經環節和周圍環境中尋找證人，如御醫、看守、同監犯、鄰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據具體分工及實施情況確定責任大小）

偵查方法：

1從詢問被害人入手，開展偵查 從詢問證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入手，開展偵查 3 提高現場勘驗、檢查的發現率、提取率、利用率，發現固定證據（要搶時間、及時 從實施暴力的場所、被害人身體等尋找）以證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訊問，注意策略）

從硬審訊法到軟審訊法

硬刑訊——肉體折磨，刑訊逼供

軟刑訊——精神折磨，疲勞審訊法、水板審訊法 軟審訊法 不等于軟刑訊

軟審訊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學和行為分析基礎上的審訊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過語言或其他人體行為來說服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創立者：美國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約翰。雷德

這種審訊法包含“哄騙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會受到良心上的沖擊；不會導致虛假供述”,成功的審訊往往需要審訊人員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騙策略。

雷德審訊技術：第一環節 事實分析階段

第二環節 詢問嫌疑人 也可稱為“行為分析詢問”通過無關話題談話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征。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訊問中，作為評斷其陳述真偽的參照標準。

可以從共同興趣或愛好作為話題，審訊人員使用的問題需要精心設計，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實陳述和說謊時可能出現的語言特征、準語言特征和非語言行為特征。

第三環節 正式訊問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著基本相同的心理變化程式：否認——辯解或反駁——沉默——模糊的承認——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時是審訊人員進行說服的最佳時機。

雷德九步審訊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訴被審訊人，他已被視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觀察其反應 第二步，審訊者說出自己對實施該犯罪行為的原因推測，從而給有罪的被審訊人提供一個可以在道德上為自己開脫的理由

第三步，打斷無罪辯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題上

第四步，打斷被審訊人關于該犯罪原因的辯解 第五步，抓住被審訊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強目光接觸

第七步，使用選擇疑問句讓被審訊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認該犯罪行為 第八步，讓其講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細節

第九步，讓被審訊人講出全部犯罪事實并制作書面供述 軟審訊法的原理和運用：

審訊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產生心理壓力

理想的審訊室應該是空間比較狹小的，室內擺設盡量簡單

“單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產生被人監視和觀察的不舒適感，也可以讓其他偵查人員和律師觀看和監控審訊的過程。

設法減輕嫌疑人對說真話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對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軟”，不要輕易談及有關刑罰。但也不能隨意許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