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考試作弊的法律社會學分析

考試作弊的法律社會學分析

[ 陳遐 ]——(2005-12-19)/ 已閱16950次

考試作弊的法律社會學分析

陳遐 孔一

[內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中外歷史與現實資料的基礎上將考試劃分為測驗考試、選拔考試、資格考試三種類型。在考察考試作弊的危害、淵源流變及其控制與原因之后，筆者提出動用法律資源控制考試制度。

[關鍵詞] 類型 考試作弊 原因

考試無疑是目前我們所能找到的選拔考量、認定資格的最好方法，它保證了“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實現了社會正義。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至高無上的，它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他把正義分為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社會正義有兩項原則：平等自由原則、差別原則與公正平等機會原則；個人正義的首要原則是公正原則，即個人在以下兩個條件下應盡制度所規定的責任。第一，這一制度本身是正義的，它符合以上所講的對制度來說的兩個正義原則。第二，一個人已自愿地接受了這種制度所安排的利益或利用了它所提供的機會來促進自己的利益。考試制度最大限度地實現了社會正義的要求，而考試作弊則是對社會正義的破壞，也違背了個人正義的原則。

2000高考湖南郴州嘉禾一中，廣東電白考試舞弊案震驚全國。2000年11月5日在開封市舉行的全國經濟技術類資格考試的兩場考試中的2179名考生中搜出作弊工具手機38部、傳呼機百余部。正如任何違規現象一樣，被發現的只是實際存在的一小部分。筆者在1999年12月1采用主觀抽樣方法抽取浙江省某中專二年級兩個班級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均為初中專（初中升中專）學生，樣本總量106人。調查表明：自參加考試以來，71.3%的學生有過4次以上作弊經歷,只有3.8%的被調查者表示從未作弊；而因此受到處罰的僅為7.2%。考試作弊浮出水面進入我們的視界，考試作弊已不再是個人問題或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一、考試的類型

迪爾凱姆認為科學的分類“不僅使我們把已有的全部知識初步條理化，而且還有助于我們形成新的知識。” 這是社會科學研究一項準則，也一再被科學研究所實證。

筆者認為依據不同考試的內在規定、主要功能可將考試劃分為三個類型，即測驗考試，如學校自己組織的一般的中期、期終考試；選拔考試，如高考、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除了測驗考試和選拔考試外還有另一類不同的考試，即資格考試，如法國的大學預科班入學考試，只要考分達到10分以上均可入學，再如高中的會考、律師資格考試。資格考試與選拔考試相比根本的區別在于不受定額的限制，與測驗考試相比它不僅有測量之義，還要對達標的考生賦予某種資格或身份，這種資格或身份是一種榮譽，有時也會成為考生的進身之階。三類考試的規定、原則、功能、意義參見下表

內在規定 首要原則 主要功能 第一意義

測驗考試 參考標準 客觀原則 考量水平、促進教與學。類似與古之“考校” 手段

選拔考試 名額限定 公平原則 擇優，“選賢與能”，“選士”。類似與古之“考選” 目的資格考試 分數線限定 公平客觀混合原則 考量水平、評定等級、賦予資格 混合要實現考試的功能意義，則必須要求要求考生“獨立答題”。“獨立答題”的情形之一是閉卷考試中不借助于他人、書籍資料等獲得答案；情形之二是在開卷考試中不借助于他人獲得答案。也就是說答題所憑借的資源（如知識、技術）必須是自己獨立占有的。筆者認為開卷考試只有形式合理性，而不具有實質合理性，因為每個人占有的資源，如資料不可能是等質量的，它違反了公平原則。于是選拔考試極少利用這種考試形式。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是獨立答題的考試要求產生了公平原則，還不如說是公平原則產生了獨立答題的考試要求。由此也體現出其正義的價值取向。而考試作弊直接違背客觀原則和公平原則，否定正義。

二、考試作弊的危害后果

不同類型的考試中考試作弊會有不同的表現和不同的危害后果。

測驗考試、選拔考試、資格考試三者的作弊的普遍性依次遞增。有這樣一個社會事實：一些人不在測驗考試中作弊而在選拔考試中作弊，一些一向拒絕作弊的人在資格考試中舞弊。其原因在于：測驗考試的功能是考量水平、促進教與學。對主考 而言可以了解被考學習狀況、診斷謬誤、改進教學；對考生而言是自我檢查、自我診斷，真實的結果更有利于自己提高； 選拔考試的結果往往與重大的利害得失相關聯，自然有人去冒險，但因其錄取名額限定，作弊就意味著不公平競爭、意味著損人利己，對有些人來說是其道德感所不允許的；資格考試既有利害結果又不會直接損害他人利益，也就是說，既有利又可免受道德譴責。如果考題粗制濫造，作弊者會更加心安理得。筆者曾目睹了“x x素質考試”、“x x資格考試”中的舞弊場景，考生中不乏正人君子，但鮮有感到不安的。至于因違背誠實的信仰而感到的良心不安在三類考試中程度上并無太大差異。

三類考試作弊危害后果的排序依次為選拔考試、資格考試、測驗考試。在選拔考試中作弊，直接威脅到其他考生的利益。如1995年高考中某省某市一考生強制抄襲前排同學的答案，兩人填報的志愿又完全一樣，結果作弊者被西安某大學錄取，前排同學卻因與抄襲者1分之差未能被該大學錄取。重大的選拔考試中的舞弊會敗壞考風、敗壞學風、降低人才規格。明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在其給皇上的奏折中說：“（作弊猖獗）以致天下士子，竟懷僥幸，不務實學”。以舞弊而考取的考生會形成扭曲的成功觀，而因他人作弊而落選的考生會產生深刻的敵意。這有時會危及社會正義，危害社會團結。資格考試中的作弊危害的是該“資格”的社會聲譽和該“資格”對應的（身份）職業群體的聲望。試想如果一個初中生也能考取律師資格，那律師將會怎樣的泛濫和草芥。測驗作弊直接損害考生自身的利益，可能敗壞校風，但最終受損的還是考生自己。

三、考試作弊的淵源流變及其控制

“方生方死”。萬事萬物自身即孕育了反對自身的因素。考試與考試作弊相伴相生，如影隨形。

實質意義上的考試起源于西周的“選士”制度，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而正規的科舉制度則發端于隋而廢止于清，歷時1317年（公元583年—公元1904年）。

唐代科舉初創，防弊不嚴，請托盛行。唐憲宗元和年間流傳這樣一句話：“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尤可，三楊殺我”。為遏制考試作弊，《唐律疏儀》特做了如下規定：

諸貢舉非其人，應貢舉而不貢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若考校，課試而不以選官乖于舉狀，以故不稱職者，減一等。

失者，各減一等。（余條失者準此）承言不覺，又減一等；知而不行，與同罪。

到了宋代冒籍、匿喪、槍替、倩代、夾帶、傳遞、抄襲、暗通關節等違規舞弊事件屢有發生。為防止考官考生串通作弊，景德四年（1007年）北宋朝廷制訂了“糊名” “易書” 兩項考規。

明代考試作弊仍未絕跡。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禮部覆南道御史史官所陳兩京鄉試革弊事宜：

一、今后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北用，北人南用，以別嫌疑

一、譽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

清代為防止考生利用“關節字”（標知碼）與考官暗通關節，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制訂的考規中規定，三場考試中“七藝”的破題、承題、開講所用的虛字譽錄時一律不抄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則對詩文開頭所用虛字做了統一規定。盡管如此，咸豐八年（1858年）還是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順天鄉試科場舞弊案。該案共處罰91人，其中處斬5人。被斬者中的主考官柏葰乃位及一品的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

隨著清朝的滅亡，科舉被廢止了，考試作弊也隨之消失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中國創立的選官制度 經由英國傳播正在為世界多國所效仿。而后來民國的精英們卻到西方去學習考試制度。

到了民國學習西方律法，奉行刑罰人道主義，法律關于考試作弊的規定不似古代嚴酷。如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政府令公布的《考試法》 第十七條規定：“對于考試及格人員，事后發現有第八條 所列各款情事之一或冒名頂替或潛通關節情事者，由考試院撤銷其資格”。

我國目前尚缺乏有關考試作弊的法律法規。

四、現階段我國試作弊的原因

（一）價值觀念的顛倒

在自由競爭時代，人們更看重結果，而忽視甚至輕視手段選擇的合法性。某種情形下，判斷善惡的標準，不再是動機或動機與效果的結合，而只有效果。許多人更熱衷于金錢、權力、而不再崇尚知識、道德。知識的價值衰落了，知識更多地成了謀生的工具，而不再是信仰和“理性的追求”。學生對無助于升學、就業的課程大不以為然，應付了事。調查顯示，有96.3%的被調查者表示，“在數學考試中，據估算所有做出的題目總計分數不超過58分，而其余題均不會做”的情形下，會“采取一切辦法拿到2分”。78.3%的調

查對象表示“如果坐在他旁邊的好友在考試中向他求救”，他會“幫助他”。這就是說及格、交情等現實利益的價值已大于“誠實”、“公平”等抽象原則的價值。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衍生出來的對人（職業）的評價標準必然是功利的、單向度的⑦，如以升學率為標準評價教師，以考分評價學生。對不道德、非法行為的道德譴責也越來起弱化。調查表明，只有29.9%的被調查者認為“作弊是可恥的”。隨著測驗考試成績跟獎學金、畢業排名、就業的相關程度提高，它也具有了選拔考試的目的意義，“促進學習”的功能逐漸異化為“擇優選拔”，使一些人在日常測驗考試中也采取作弊手段。

（二）社會控制的失調

1、法律資源的缺乏

目前我國尚無針對考試作弊的專門法律，這就使得對舞弊的處罰缺乏法律的依據，也使得人們對考試舞弊的損害后果缺乏預見性——即未能發揮法律的威懾作用。在無法可依的狀況下，行政處分很容易被地方保護主義、人情、關系所消解，于是這種損害后果是不確定的。如監考熟人，監考者很難按章辦事，尤其在選拔考試中。對此，法律并未做出類似“回避制度”的規定。現有處罰的嚴重程度與作弊的實際危害是不相適應的（如取消考試資格，有時通過改換名字即可以在第二年得以恢復）。法律因其強制性而可能對個人的自由造成傷害，因此，對法律的訴求應十分慎重，但當一種現象相當普遍又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時，就不得不動用法律這“最后的控制手段”來維護最基本的社會正義。必須注意的是，只有考試合理化、考題科學化的前提確立后，“考試法”才可能是“良法”。培養專門的研究考試的研究生加盟考務部門，是良法運行的基本要素之一。

2、道德力量的消弱

調查顯示，只有不到1/4的調查對象第一次作弊是在小學。這提示研究者對被調查者進行反向提問：“小學時你為什么不作弊？”80%以上的被調查者回答：怕受父母責罵、怕挨老師批評、怕同學嘲笑。對小學生而言，父母、老師是他們心中的權威，他們的評價是小學進行自我認同的主要依據。在日常教育中，“誠實”是作為一項很高的道德準則加以灌輸的，這一準則被小學生普遍的接受，成為控制作弊的內心信念和輿論力量。而當升學至中學，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父母老師的權威開始衰落，“誠實”的準則受到懷疑。對于作弊，不再持有強烈的批評態度。當問及“因作弊而獲得全班最高分”被調查者的反應時，有14.4%的調查對象表示“暗自高興”，20.2%的人表示“安之若素”，另有20.2%采取回避態度——“不原多想”，三項合計55.8%。由此可知，道德輿論的控制力已嚴重消弱。

(三)利益主體的多元化

以往的個人利益、集體利益都被統攝為國家利益（benefit of state）。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利益主體呈多元化發展，出現了如地方利益、集團利益等多個利益主體。這些主體很大程度上是以自身利益為本位的。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選拔考試有著明顯的影響，如有的地區高考中出現的集體舞弊案；國家公務員考試中監考人員對本單位的考生網開一面。48.7%的調查對象表示在重大考試（如中考）前，教師給過某種暗示。

（四）考試制度的缺陷

1、選拔考試，“一考定終身”，利益過于集中，促使學生鋌而走險

且不管偶然因素對個別考生考試成績的影響，就整體而言，一次考試（如高考）可以決定一個人幾乎一生的命運，而由此確定出的卻是兩種異質性極強的道路。對有的考生來說，竟會是飛行員與人力車夫的差別。而這種判別所帶來的利益差額遠大于考試作弊的代價，況且這種代價是不確定的。正如有的考生所說“為了考上好大學，冒點險值得”，而對于考試無望的學生來說，作弊成了“額外的機會”。

2、測驗考試考題編制缺乏科學性，難以測量學生真實學習水平，使考生對考試的價值

產生懷疑

現代教育以“素質—能力”為拆求，越來越多的關注原理方法的教授，而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知識灌輸。布魯姆（R·S·Bloom）于1956年提出了“教育目標分類學認知領域主要分類”，這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水平分類系統，它為標準化測驗提供了科學的框架（見下表）。

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學認知領域主要分類

類 別 學習水平類 別 的 說 明

1．知識 對知識的簡單回憶

2．了解 理解的最低階段

3．應用 在特殊情況下使用要領和原則

4．分析 區別和了解事物的內部聯系

5．綜合 把思想重新綜合為一種新的完整的思想，產生新的結構

6．評價 根據內容的證據和外部的標準作出判斷

一套試題的科學性應由四個指標來測量：信度、效度、難度和區分度。根據筆者對幾十套測驗考卷的分析發現其效度均很低，完全不能有效反映現代教育目的測量要求，仍囿于僵化的“記憶—復述”模式。考題類型（尤其是大學文科）集中在填空、名詞解釋、簡答、論述、其答案也是“標準化”的。社會、人文知識有一個特點：不確定性。許多所謂的知識并不是知識，而只是意見。如“何為教育的目的”，不同的人可能作出完全相左的結論，這可能是因為研究者的立場的差異、觀察角度的分殊或抽象層次不同所導致的，很難說熟對熟錯。長期以來，受二元論、線性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熱衷于掌握“確定的知識”。這種考試嚴重限制了學生個性和思維能力的發展。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教育而非“個性化”的教育，完全違背了現代教育的訴求。這就使得許多考試不是在測量學生的綜合學習水平，而只是在測量“記憶力”和“學習態度”。如這樣的考題“公文有 類 種”；“蟑螂多生活在什么地方？”后者標準答案是“花盆下面”。有86.9%的調查對象認為，“目前的考試成績，根本不能衡量學生的學習水平”，不排除這是部分作弊者為自己開脫的借口，但也是考試價值受到考生質疑的一個證據。“惡法非法”，對惡法形式正義的維護，即是對實質正義的破壞，這也動搖了部分監考者的信念。

法律的介入是控制考試作弊的當然選擇，但其前提是專業考試機構的建立，考試制度的合理化與考題的科學化。

二、參考文獻：

[法] 愛彌爾·涂爾干 《社會方法的準則》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年版

戴忠恒《心理與教育測量》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法]愛彌爾·涂爾干 馬塞爾·莫斯 《原始分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巴巴拉·伯恩《九國高等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

徐有守 《中外考試制度之比較》臺北：中央文物供應出版社 1984年版

李鐵 《科場風云》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1年版

李國榮 《科場與舞弊-------中國最大科場案透視》 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1997年版 J·D·道格拉斯 F·C·瓦克斯勒 《越軌社會學概論》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楊學為等編 《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 合肥：黃山書社 1992年版

Stacia Robbins,HONESTY:IS IT GOING OUT OF STYLE? Senior Scholastic Oct.31.1980

第二篇：經濟學考試作弊分析

案例：

考試作弊在校園里已不是罕見的事情。校園里的公告欄、樓梯口、洗手間等到處貼有“XXX考試答案秘密泄露中”“考必過”之類的考試作弊廣告。而且，現實中也不乏購買答案的學生。通過作弊，有順利通過考試的，有沒有通過考試的，也有因為作弊而受到處分的。既然作弊存在一定的風險，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那么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學生會選擇考試作弊呢？以下將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此現象。

答：1.考試作弊的目的：害怕考試不及格，不能順利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或學位證等；考試成績與相關的一些榮譽（評優、入黨等）有密切聯系，為了獲取相關的榮譽證書和獎學金；希望順利通過證書和等級考試，獲得相關證書，給簡歷貼金等。

2.考試作弊的原因（從經濟學的成本—— 收益角度分析）

（1）考試作弊的成本：風險成本，考試作弊被發現后產生的一系列后果，如處罰和因考試作弊失去參加各種榮譽評選的機會；信譽、道德成本，即因作弊被發現而造成的不良信譽評價和學校、社會的道德指責；精神成本，學生為了作弊，因為內疚感和慚愧感，備受高度的精神壓力；物質成本，賄賂、向培訓機構等購買答案所需的金錢和作弊工具等。

（2）考試作弊的收益：學生通過考試作弊不但獲得高分通過考試，還因為好的成績而獲得其他的利益，如評優、入黨、榮譽證書、等級/資格證書、獎學金、就業推薦等。另外，由于通過作弊考試，意味著平時花在學習上的時間比較少，時間相對自由，算是贏得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當今許多學校的監考制度和監控制度不夠完善，學生考試作弊被發現的幾率很小；社會上不良風氣盛行，不誠信的現象比較嚴重，信譽成本相對降低；精神成本視個人而定，而想要作弊的人其精神底線已放低很多；需要物質成本的基本是含金量較高的考試，考生的收益很大，物質成本越高，考試含金量越高，學生收益越大。

綜上，學生之所選擇考試作弊是因為考試作弊的收益的期望值大于作弊的成本，這一點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收益最大化原則。所以，學生選擇作弊是一種經濟行為。

第三篇：法律社會學論文

中國的法制建設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的改革開放過程之中，在以鄧小平、江澤民等為代表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可以說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法制建設中，法律可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法律的本質，從狹義上說，即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階層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通過規定權利、義務，設定權利、職責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

法律作為一種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它是與道德、習慣、風俗和紀律等有著一種近似于相互配合并且以法律為最終底線和標準的社會規范。但是又要明確法律不是萬能的，它有自己的調整領域，并不能取代道德、習慣、風俗和紀律等社會規范的作用。

第一，法律具有明示作用。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告知人們，什么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為是合法的，哪些行為是非法的。違法者將要受到怎樣的制裁等。這一作用主要是通過立法和普法工作來實現的。法律所具有的明示作用是實現知法和守法的基本前提。

第二，法律具有預防作用。對于法律的預防作用主要是通過法律的明示作用和執法的效力以及對違法行為進行懲治力度的大小來實現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們知曉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絕對禁止的，觸犯了法律應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違法后能不能變通，變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這樣人們在日常的具體活動中，根據法律的規定來自覺地調解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從而來達到有效避免違法和犯罪現象發生的目的。嚴格及時有效的執法也可以警示人們，未違法，違法必受罰，受罰不可變通也。這樣可以在每一個人的心底上建立起一道堅不可崔的思想行為防線。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收到欲方則方，欲圓則圓的良好的規范效果。

第四篇：法律社會學論文

旁聽南京市江寧區法院開發區法庭之心得體會尼加提25009224

為讓同學們零距離接觸案件審理，感受法庭莊嚴，豐富法律知識，增強法治意識，在東南大學法學院胡朝陽老師的組織下，我班十七人乘坐校車來到南京市江寧區法院，到達后，法院的接待人員耐心細致的為前來旁聽的同學們講解了江寧區法院的概況，并對此次將要旁聽的案的案情進行了簡單介紹。

下午兩點半，法錘一聲清脆的響聲預示了庭審的開始。首先由書記員宣布法庭紀律，然后進入法庭調查、舉證質證自由辯論等環節。在檢察官的犀利言辭下，被告人節節敗退，最終承認犯罪事實。審理完畢后，大家互相交流心得，一致認為，通過這次的實踐活動，初步了解了法庭審理的基本程序，對于提高會員法律意識，培養會員法律精神具有重大意義。大家都對法學院下次再舉辦這樣的實踐活動充滿了期待！

這場精彩的法庭審判最后以宣布休庭擇日宣判告終。

這次旁聽活動，各位成員都仔細聆聽，認真思考，不時翻出隨身攜帶的法條對照。旁聽席鴉雀無聲，體現了法學院同學良好的精神面貌。通過本次旁聽，同學們都積累了不少關于庭審流程等法律實務的經驗，受益匪淺，許多同學對此意猶未盡，都盼望著能有更多的法院旁聽機會。其中有同學表示：“短短的法庭旁聽結束了，但我對法學學習的思考遠遠沒有結束。法學如此博大精深，只在屋里研究理論，閉門造車是無法取得長足進步的。多參加些法院旁聽活動，了解法律

實務，不失為在茫茫法學海洋里走向成功的一條捷徑。”

這次旁聽活動對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及透過一些現象讓我思緒紛飛。。

在維護法律公正的同時，我們是否應該更多地注意社會上的正義，公平。特別是在這個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社會。也許我們可以通過更多的教育，付出更多的關心，去實現社會的正義。有人說過：正義體現著博大的愛心，堅守正義的人不愛小家愛大家。

一個嬰兒從出生到長大，特別是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齡，沒有人告訴他要彬彬有禮，他就永遠不知道禮貌是什么;沒有人提醒他要講衛生，他就永遠不認為隨地吐痰有什么錯;沒有人教會他要自食其力，他就永遠不知道嗟來之食怎么不好;沒有人要求他們與人為善，他就永遠不認為傷害他人的不道德;沒有人對他們進行生命教育，他就永遠不知道珍惜自己，熱愛父母、親人，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靈。激情犯罪形成的時間極短，都在瞬間突然發生，事先并沒有特定的目標及作案動機，常常因為一種極為單純的欲望頓生犯罪動機。為何有的人會有這樣的單純欲望而不能控制，而有的人卻能了，要知道犯罪也只是社會上極少數人實施的行為啊！從社會和家庭的角度看，如果通過社會犯罪預防體系，使這些原本沒有犯罪動機的人得到人性關愛，接受法制教育，學會自律，遵紀守法，犯罪現象是不是會有所減少呢？這樣是不是更加能維護社會的正義與和平呢？法律要達到的效果不就是這個嗎？

通過這次的旁聽，通過對被告人留下的印象，我更加不相信世界

上有一成不變的好人或壞人，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我不相信教育不能使浪子回頭;我不相信人性中的善不會被喚醒，我不相信人類能完全喪失他們區別于獸類的良知。正因為這個世界上的確有正義的存在。

完全實現法律程序以及實體上正義是困難的，而實現全社會的正義與和平是就更加的困難。沒錯，正義來臨的確是緩慢的，它需要我們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正如希臘哲學家荷馬說的：即使正義的到來是緩慢的，破除邪惡也是必然的。

通過本次法庭旁聽，我更加熟悉了庭審程序，同時也對自己今后將要從事的專業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我們是法律專業的學生，以后也大多會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甚至會成為立法、執法的領軍人物，要扛起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社會的重任。因此在學好書本上的知識的同時，也要多參加社會實踐運用法律知識為社會服務。老師們為了這次旁聽付出了極大精力和心血，在這里我向您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謝。

旁聽結束后，同學們集體乘車返回校園。至此，本次法院旁聽活動圓滿結束。

第五篇：法律社會學一

法律社會學視角下的“吳英”案

沸沸揚揚的“吳英”案在浙江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審判決下漸漸落下帷幕，二審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吳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其個人全部財產，這一結果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中引起人們的不斷熱議，人們有支持，有反對，集各家之言辭，評社會之熱點。

法律社會學是將法律置于其社會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學和法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有助于人們從社會整體觀念出發，認識法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作用，從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決社會問題。法律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社會問題叢生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主要來探討法律和社會的關系。今天的“吳英”案用法律社會學的觀點來解釋可以讓我們深刻地了解法律背后的社會根源。首先，吳英是因為非暴力犯罪被判處死刑的，回顧死刑制度的歷史沿革，死刑主要是針對暴力性犯罪，以經濟性犯罪判處死刑是近年來的新發展，這也是我國在應對市場經濟缺陷的一種強制性的措施。俗語有“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是中國傳統法律思想的集中體現。法律作為政治進行統治的工具，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它必須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地進行合理的調整；其次，法律的功效何在，法律的立法目的何在，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死刑表明了國家對犯罪的一種態度，它主要針對一些對社會危害極大，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的重大犯罪分子，死刑的威懾作用是其他刑罰方法不可比的，它同時可以給與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撫慰，針對一些重大犯罪分子，死刑無疑是最好的懲戒方式，它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社會效應，但是，死刑的使用必須要慎用，死刑的復核程序必須很嚴密。任何事物都是兩面的，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它也是具有正功能、負功能和潛功能的，對于立法者和實施者，必須發揮它的正功能，消除它的負功能，發現它的潛功能；最后，從法律社會學的反形式主義理論特征分析，法律是由現實社會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和國家機構所進行的一種活動，法律秩序是一種實現國家意志的方式。那么，法律是怎樣影響人類行為的，法律的實際效果是怎樣的呢？通過本案在社會中的反響來看，社會大眾對死刑越來越持一種不認同的態度，認為死刑是與人類文明進程相違背的，我們應該廢除死刑，但是，在社會現實中，我國每年被判處死刑的數量出不多是全世界的總和，這是為什么呢，現代民主時代平等趨勢大盛，催生了人能無限趨于完善的自我信念，并具體體現為對于物質福利的無盡追求，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膽子是越來越大，如果沒有一種嚴厲的懲罰措施，世界將會怎樣，本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個吳英的落網，造成那么多人被拉下水，我們的制度設計還是很難與社會發展同行。

專業：09社會工作姓名：渠海龍

學號：097014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