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認識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如何認識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些關于歷史方位、社會主要矛盾和基本國情的重要政治判斷，是黨的十九大報告立論的基礎或前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最重要的依據是發展。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走過了有些國家用100多年甚至更長時間走過的現代化歷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經濟得到高速發展，民主法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文化影響力顯著擴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這一判斷，認識到我國社會生產力實現了巨大發展，很多產品的生產能力進入世界前列，國內生產總值居于世界第二位，生活用品短缺狀況已根本改變。在此基礎上，人民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而同時，我們還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難以完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里講的“變”和“沒有變”，是辯證統一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指的不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必經的初始階段，而是我們落后所決定的特殊階段，這個階段至少上百年。今天，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卻仍處在世界比較靠后的位置，其他不少方面也與發達國家有著較大差距。所以，我國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然屬于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變”和“沒有變”，著眼點都是強調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所以，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就是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科學回答。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先用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用十五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報告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軍隊建設、國家統一、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所作的部署，就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具體舉措。這些新思想、新方略、新目標、新部署，都是由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大發展中國家等重要判斷而來。因此，讀懂十九大報告，必須深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變”和“沒有變”。

第二篇：深刻認識我國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

深刻認識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

來源：新華社 發布時間：2017-10-29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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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認識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 ——四論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科學判明發展形勢、正確制定大政方針的重要前提，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重大政治論斷，深刻揭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為我們準確把握新時代的發展新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實踐遵循。

正確判斷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我們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重要經驗。革命時期，我們黨正確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據此制定正確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八大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實踐深刻昭示，只有立足實際、實事求是，準確判斷社會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正確政策，采取正確行動，推動黨和國家事業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深刻認識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要牢牢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經過改革開放近４０年快速發展，我國總體上實現小康，正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隨著社會發展進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事物的運動發展是變與不變的統一。必須清醒看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要把握“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和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繼續奮斗。

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矛盾推動生活前進”。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到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要認識新矛盾、順應新形勢、展現新作為，緊緊圍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更有質量和效益的發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推動法治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社會主義文

化繁榮興盛，更好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打贏脫貧攻堅戰，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確保人民安居樂業；建設生態文明，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我們要牢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順應人民新期待，更好滿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我們必將書寫新時代中國發展的新答卷。（新華社評論員）

第三篇：淺談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

淺談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

摘要：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新變化的科學論斷,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創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深刻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演變,正確認識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新論斷的依據,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的科學內涵,主要矛盾新變化的新要求,主要矛盾新變化的歷史定位以及主要矛盾新變化新論斷的重大意義,對于正確理解黨的十九大精神,科學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鮮明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判斷。這一重大判斷，不僅為新時代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而且為實施新時代“兩步走”戰略提供了決策依據和理論支撐。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事物是發展變化的，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明確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了規范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之后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沿用了這個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黨的十九大做出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是新時代開啟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邏輯起點，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新升華。

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矛盾的一方面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的大幅躍升和提高。今天的中國，不僅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而且連續多年保持第一制造大國地位，22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居世界首位。但發展當中依然存在不協調、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矛盾的另一方面表現為人民生活需要也同樣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質方面的“硬需求”，而是更加強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軟需求”。如此矛盾兩方面對立統一，社會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必然演變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要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進一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新要求，還必須看到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中蘊含的“不變”，那就是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始終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放到首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這個“不變”是解決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的前提和基礎，不能因“變”而忘記了“不變”。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謀劃“五大建設”，必須把發展重點放在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個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上。為此，要堅決摒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率的粗放式的傳統發展方式，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下大力氣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做好結構調整的“加減乘除法”，繼續加強實體經濟建設，加快建設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推動完善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最終形成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全要素生產率全面提高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新的發展方式。要長期堅持、不斷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保證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要堅持人人盡責、人人享有，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要加強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法職責。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

參考文獻：

[1]張恒赫.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歷史邏輯與理論向度[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01):10-13.[2]金民卿.深刻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N].解放軍報,2017-12-04(007).[3]張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及應對策略[J].甘肅理論學刊,2018(01):15-19.

第四篇：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

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大判斷，是對近40年來改革發展成果的歷史回應；也是對五年來我國發展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的深刻總結；更是對未來我國發展方向、發展目標的精準定位。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將對我國發展全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我們必須加以深刻認識和全面把握。

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的歷史邏輯。主要矛盾的變化是一個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客觀反映。有什么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主要矛盾。從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來看，對社會矛盾做出正確判斷共有三次：一是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二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確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三是黨的十九大對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可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不以人主觀意志為轉移。這就需要我們對階段性的社會主要矛盾做出及時準確、科學理性的判斷，認識超前或滯后都會干擾社會發展進步，甚至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

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的現實邏輯。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告別貧困、跨越溫飽，即將實現全面小康。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都發生了變化。首先，社會生產力有了歷史性飛躍，我國社會生產今非昔比，在很多領域，如高鐵、航天、鋼鐵、道路、橋梁、計算機、通信、天文觀測等，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生產了豐富多彩的商品，基本滿足了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因此，“落后的社會生產”的表述已不符合實際。同時，與物質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內容更加廣泛，呈多樣化多方面多層次特點。不僅包括物質文化“硬需要”的全部內容，還包括其衍生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嚴、權利等具有主觀色彩的“軟需要”。原有的“硬需要”呈現升級態勢，人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生的“軟需要”呈現急需態勢，人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需求日益迫切，對實現共同富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都提出了相應要求。由于我國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發生了新變化，就需要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斷和表述，并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找準現階段影響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和需要的主要因素。十九大報告認為，影響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期盼和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既有城鄉、區域、領域、行業等硬指標的不平衡，又有觀念、機制、狀態等軟行為的不平衡。比如，同樣處于改革大潮中，有的人能夠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有的人卻因循守舊、固步自封；機制建設的完善程度不一樣，發揮作用的效率也不一樣；人的狀態存在差距，有的人不用揚鞭自奮蹄，勇作改革弄潮兒，有的人卻在等靠要、消極懈怠、不思進取。軟行為的不平衡，是更深層的不平衡，將極大影響城鄉、區域、領域、行業不平衡，拖延不平衡問題解決的進程。不充分主要表現在：發展總量還不夠多、發展程度還不夠高、發展動力和活力還不夠足、發展保障還不夠全、發展韌勁還不夠強等等。不平衡和不充分相互關聯，不充分是不平衡產生的客觀基礎，經濟社會已經發展起來了，但發展又不夠充分，在不科學的發展理念、不合理的體制機制驅使下，就會產生發展不平衡、加劇發展不平衡。不平衡會反過來加劇不充分。由于發展不平衡，處于發展強勢一端的社會主體會過多占用發展資源，從而加劇處于發展弱勢一端的社會主體發展不充分，這就需要我們在發展中做好“如何做大蛋糕”和“如何分好蛋糕”這篇大文章，樹立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全局的高度思考發展、籌劃發展，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深刻認識“變”與“不變”的辯證邏輯。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作出了關于“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判斷，此后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加以重申。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可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國與發達國家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一時期呈現的發展階段性特征，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狀態、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段性特征。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變”與“不變”的關系。一方面順應“變”，促進“變”，對經濟社會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安排適時進行調整變革，以“變”應“變”；另一方面，立足“不變”，堅守“不變”，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不動搖，繼續為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夯實經濟基礎。

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是管全局管長遠的思維邏輯。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解決“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到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既不是純概念的改變，也不是短期判斷，而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是黨和國家制定各項重大方針政策、推動各項事業開展的重要依據。是以本世紀中葉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這個時間為節點，要管相當長歷史時期的一個重大判斷。社會主要矛盾新表述不僅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工作導向，還有很強的歷史適應性和時間張力。

面對新時代新矛盾新要求，我們應及時調整工作著力點，順勢而為，聚焦發力，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作者為黑河市委黨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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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主要特點及治理對策

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主要特點及治理對策文/ 文 揚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正處于一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由于受經濟利益關系調整、社會成員民主意識增強和法律法規不夠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各類社會矛盾異常突出，群眾信訪活動不斷增加，影響社會穩定因素明顯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現大規模越級上訪，甚至由此而釀成群體性事件，嚴重地干擾和破壞了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極壞的負面影響。如何把握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特點，并落實相應的治理措施，這已經成為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大熱點問題。最近，我們就此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并進行了一些粗淺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點

1、矛盾構成越來越復雜。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的社會矛盾構成愈來愈復雜。按照現狀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①利益沖突型矛盾。這主要是社會各階層由于利益關系的調整而產生的利益沖突，導致各種社會關系的不和諧，進而形成各階層間的對立和緊張。主要表現為利益喪失者或受損者與既得利益者之間產生強烈的利益沖突，如企業改制中的下崗失業職工、城市拆遷中的失房居民、農村征地中的失地農民、因經濟困難而失學的青少年；還有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大量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困難群眾以及城鎮低保職工等等。這類人群，可以說在當今整個社會推進現代化、城市化的過程中越來越邊緣化，弱勢群體更為弱化。這一群體既是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對立型矛盾。由于層層級級機構臃腫、人浮無事、辦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數干部態度惡劣，作風粗暴，甚至以權謀私、假公濟私、行賄受賄、貪污腐敗，利用職權從既有的社會財富中巧取豪奪。這就導致了社會怨恨心理膨脹，形成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在感情上的嚴重對立。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下的貪污腐敗現象，不僅僅是群眾最痛恨的事關民心的現實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關系到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是當前最大的社會風險問題。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社會分配兩級分化傾向越來越為突出，導致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心理失衡，他們有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以發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滿，有的懷疑現行政策，對現實生活充滿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視社會、敵視富人，進而不惜挺而走險，以身試法，演繹出殺富搶劫、綁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間悲劇。④階級對抗型矛盾。境外敵對勢力圖謀西化、弱化、分化中國，從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的滲透不斷加劇，并插手和利用我國的人民內部矛盾；臺獨勢力不斷制造事端，邪教組織活動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發態勢，暴力恐怖活動威脅明顯增長。此外，民族宗教領域的不穩定 1

因素潛滋暗長，互聯網上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日益突出，等等。盡管當前的社會矛盾大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屬于局部范圍的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問題不加以疏導，妥善解決，那么，就有可能導致經濟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演變為對抗性矛盾，局部地區矛盾演變為全局性事件，個別行為演變為群體行為，民事糾紛演變為刑事案件，國內問題演變為國際問題。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2、參與主體越來越擴大。當前社會矛盾的主體較前幾年發生了較大的變化。90年代由于“三農”問題突出，尤其是農民負擔不斷加劇，曾經一度時期農民問題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時至今日，隨著城鄉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加快，使得社會矛盾的涉及主體不斷擴大。根據有關資料分析，目前影響社會穩定的主體不僅有因干群關系緊張或征地失地的農民，而且有企業改革改制而下崗失業的職工；不僅有在職人員，而且有離退休人員；不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業軍轉干、抗美援朝老戰士、自衛反擊戰傷殘軍人、城鄉志愿兵，而且有農村事業單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崗人員；不僅有離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實政策的辭退民辦教師、計劃外生育被處理處罰的對象，以及非法宗教組織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訪內容越來越廣泛。從總體上說，目前因人民內部矛盾而引發的上訪、集訪、越訪所反映的具體問題大致有以下幾類：①落實政策類。六十年代老武警、自衛反擊戰傷殘軍人、城鄉志愿兵復員軍人、困難企業轉業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實政策，如企業軍轉干要求落實“一個身份兩個待遇”等。②涉土涉遷類。包括農村小城鎮建設及招商引資辦企業征用土地補償不到位，農村土地承包、流轉中產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設中征地拆遷中引發的安置補償矛盾等。③改革改制類。企業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開，造成國有或集體資產流失；職工身份置換不規范，養老金、失業金等無著落而引發職工上訪。④民事糾紛類。因民事糾紛而上訪。⑤經濟糾紛類。即因經濟活動中當事人之間發生的矛盾糾紛而引發的上訪。如非法勞務組織騙取他人錢財、房地產開發“爛尾樓”工程引發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訴類。由于群眾“信訪不信法”心理的強化，一些問題原來應該通過訴訟渠道解決，但卻有相當多的信訪件涌入信訪渠道，寄希望于通過行政途徑來解決問題。這類現象的產生既有群眾缺乏依法維權意識的影響，又有少數司法機關辦案人員執法不公、執法不嚴，乃至辦人情案、違法辦案造成。不少上訪對象甚至反過來通過信訪投訴法律部門辦事不公等。⑦干群關系類：如反映干部違法違規行政、大手大腳、濫支亂用，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等。⑧特殊群體類：主要是民族、宗教的問題等。

4、行為方式越來越劇烈。目前許多的社會矛盾在行為方式上表現為越來越劇烈。①組織化傾向明顯。一些利益相關的群體通過少數人的策劃、串聯、煽動就某一問題達成一致，進而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上訪，有的還組成跨地區、跨行業、跨系統的大聯盟，互通情報、交流信息。②集訪、越訪迅速增加。目前許多上訪者往往會采取組織親朋好友或利益相關的人員集體上訪的辦法，依仗“人多勢眾”，來制造影響，施加壓力。尤其是進省去京呈明顯上升勢頭。③極端行為顯著增多。一些上訪者為達到目的，不惜以喝農藥、跳樓、跳河，以及澆汽油自焚等極端方式來制造事端，擴大影響。甚至出現沖擊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堵塞交通等惡性案件。

5、處置難度越來越加大。目前，許多社會矛盾和問題處理處置難度加大。①群體性事件難處置。群體性事件由于參與人數眾多、情緒激烈，一旦形成，不僅影響惡劣，而且難以處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動用大規模的警力方將事態平息。②政策性問題難落實。一些矛盾和問題往往是帶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問題，實非一個地方、一個部門所能解決。如企業軍轉干、老武警、傷殘軍人等要求落實政策問題，地方黨委、政府想方設法幫助解決生活困難方面的實際問題，但又提出落實“一個身份兩個待遇”的要求，既無上級批復，也無政策規定，地方黨委、政府無據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揮霍浪費的信訪，也是基層處理解決矛盾過程中極為頭痛的問題，因為法律上對這類問題的處理沒有明確的規定，即使查實了，只有依法罷免或組織處理外，對其他如經濟退賠、追究刑事責任等毫無辦法。③關聯性矛盾難解決。現實生活中許多矛盾往往互相關聯，處理了甲的問題馬上可能會冒出乙的矛盾，導致在信訪問題處理上動輒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如解決了甲企業改制遺留問題，有可能乙企業、丙企業矛盾又接踵而至。④違規性行為難處理。由于信訪的法律法規和其他政策法規不明確，對信訪人的義務只做了原則性規定，操作性不強，所以對無理上訪、集體上訪或胡擾蠻纏等違規行為沒有相應的懲誡辦法，也增加矛盾處理的難度。⑤歷史性積案難查糾。有許多的信訪案件或問題，由于時間跨度大，解決過程中查找原始資料都十分困難，處理到位實非易事。還有一些問題如歷史上的城市拆遷安置，按照當時的政策條件補助安置標準比較低，一些上訪者非得套用現在的標準要求增加補助，不解決就無理纏訪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導乏力，滋生矛盾。

鄧小平早就指出：“我們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一定要堅持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堅持五講四美三熱愛，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在農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關部門不能有效地擔負起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的職能，有的成年累月開不上一次群眾大會，更談不上有計劃、有步驟地宣傳貫徹黨在農村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宣傳有關的法律法規，宣傳農業科學知識，宣傳農村文明新風。農村思想教育的蒼白乏力，放任自流，導致社會新風得不到弘揚，歪風得不到遏制，社會正氣得不到樹立，邪氣得不到抑止。以致農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勢力有所抬頭，聚眾賭博屢禁不止，紅白喜事大操大辦，鄰里糾紛不斷增多，社會矛盾潛滋暗長。

2、政策調節失衡，引發矛盾。

由于層層級級機構臃腫，職責不明，人浮于事，辦事拖拉，甚至少數人不負責任，不講原則，不上規矩。有的對上訪對象搪塞應付，扯皮推諉，符合政策的久議不決，久拖不決，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勸阻不堅決，態度暖昧，聽之任之；有的“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導致在具體問題處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為制造矛盾；有的考慮部門利益、小團體利益多，制定政策、執行政策帶有隨意性，傾向性，甚至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導致在政策執行上出現畸輕畸重、失之偏頗，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現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幾年來，各級政府在法制化過程中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不法行政”現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一些基層組織在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下，面對背負的巨額債務又沒有合法收入來源的實際，為了保吃飯、保運轉，不得不變著花樣利用公共權力與民爭利，這就使得立法權、執法權異化為政府或部門牟利的工具。諸如城市中可獲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價征用而高價出讓；本應由農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補償安置費用遭到層層盤剝；打著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顧職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讓變賣國有或集體企業資產；城市管理、城市拆遷中違規執法及亂收費、亂罰款黑洞，甚至少數地方和部門借執法之名行保護違法之實，以非法所得供養執法隊伍，形成執法與違法相互依存的黑色“執法產業”，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以侵犯弱勢群體利益而達到謀求政府或部門的利益。這種種“不法行政”行為的存在，嚴重侵害了群眾利益，傷害了群眾感情，激化了社會矛盾。

4、調處化解不力，積累矛盾。

目前，在社會矛盾處理處置的各個環節中存在著諸多的問題，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訪渠道不暢。由于“一票否決”考核機制的作用，以及上級追查責任的多，幫助解決問題少的實際影響，導致層層級級對社會矛盾、信訪問題“捂蓋子”，怕揭短，千方百計遮掩矛盾，想方設法隱藏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對上訪對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戰術，勸阻哄嚇，圍追堵截，無所不用其極。全國許多省、市、縣在京設立專門工作機構堵截信訪人員就是信訪渠道不暢的最典型表現。另一方面上推下卸嚴重。由于一些社會矛盾或信訪問題，情況復雜、處理困難，一些干部怕費神，嫌麻煩，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誠意去調處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辦法。拖著辦，推著辦、等著辦，導致許多問題長期懸而不決，矛盾越積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詩說的那樣：“群眾找來找去，領導批來批去，信訪部門轉來轉去，有關部門推來推去，問題從哪里來還到哪里去。”

5、懲辦打擊偏軟，助長矛盾。

有的部門、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條的理解“群眾利益無小事”和“親民、愛民”的思想，在處理信訪問題工作中縮手縮腳、畏首畏尾，對少數帶有個人企圖，別有用心的操縱、策劃、煽動、指揮無理上訪、借故鬧事的人不教育、不處理、不打擊。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訪、穩定“一票否決權”和出現越訪、集訪干部處理、處罰甚至降職、撤職的考核制度重壓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寧人，“拖”字當頭，“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決“優待金”、送上“安慰禮”，這種上訪有“禮”，上訪有“利”，使嘗到甜頭的人一遇時機就聞風而動，其他的人也跟著效法模仿，“到縣去市就象趕集，進京去省只當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調處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這項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各級黨委、政府要從全局的高度、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抓好矛盾調處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真正把這項工作擺上應有的位置，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探索新路子、新辦法，采取切實措施，努力化解社會矛盾，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1、要用發展的辦法來化解社會矛盾。目前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矛盾，可以說大多都是發展中引發的矛盾，所以還是要通過發展的辦法來解決。要堅持小平同志提出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繼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資水平，不斷擴大經濟總量，有效提升經濟結構，從而切實提高國家或地區的總體經濟實力。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稅收、價格、保障體系、產業布局等杠桿調節作用，用政策的傾斜扶持和比較充足的財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確保企業職工、廣大農民及其他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生活質量不斷改善，使社會矛盾在發展中緩和，在發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來消除社會矛盾。隨著國家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加快和廣大人民群眾民主意識的覺醒，面臨的執政形勢對各級組織和廣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級組織要牢固樹立“民本”意識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問題、落實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上來。在行使職務、辦理政務、處理事務的過程中，嚴格按照“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原則辦事，尤其在實施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過程中，事前要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力求使決策建立在集思廣益、科學論證基礎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納有關方面的代表參與全程管理，進行有效監督；事后，要及時向社會公布結果，接受社會廣泛監督。唯有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監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項工作真正體現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內部矛盾。同時，在具體矛盾的處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矛盾發生的初始階段要充分發揮基層干部群眾特別是各級矛盾調解組織的作用，盡量把矛盾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在矛盾的處理階段，要悉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事后階段，要加強跟蹤反饋，及時總結經驗教訓。

3、要用政策的調節來平衡社會矛盾。政策是社會利益關系調節的杠桿，是社會穩定的調節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把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作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尤其是在企業改制、城市征地拆遷、農村土地征用流轉、社會保障體系等社會普遍關注的敏感性問題上，更要體現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弱勢群體的根本利益。在執行政策上、要堅持按章辦事，不打折、不變通、不走樣，尤其是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問題上必須堅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辦事，并要注意政策執行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嚴肅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門，顧此失彼，人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導社會矛盾。要進一步改進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創新載體、創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斷提高思想教育的針對性、現實性和說服力、感染力。在農村，大力開展以村民大會、道德評議、星級文明戶

評創為核心的農村精神文明“三項制度”建設，通過多種喜聞樂見的形式組織廣大干群學法律、學文化、學科技、學政策、學先進，努力弘揚社會主義文明新風，不斷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準。在城鎮，要依托社區組織積極開展評創“文明社區”、“平安社區”、“文明居戶”、“文明居民”活動，發動居民進行群防群冶，組織治安值勤巡邏，適時開展防盜竊、防搶劫、禁賭博等專項整治。在機關，要普遍開展“星級服務單位”評創活動，推動各級機關改進作風、提高效率，改進服務、提高質量，從而以黨風、政風的好轉帶動民風、社風的轉變。

5、要用法制的手段處理社會矛盾。堅持依法治國的方略，通過開展法律進鄉村、法律進機關、法律進社區活動，大力普及法律法規基礎知識，引導人民群眾學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覺運用法律法規維護自身的權益。堅持依法行政，各級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法規行使職權，嚴格按照法律權限和程序管理各項事務，既不能失職不作為，又不能越權亂作為。堅持依法處置各類社會矛盾。對大量存在的人民內部矛盾，要運用法律、法規去向群眾做好宣傳、解釋、調處工作；對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和糾紛，要通過訴訟、審議、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決；對制造和利用群眾矛盾鬧事的、惡意攻擊黨和政府、擾亂社會秩序的，要依法嚴肅處理；對危及黨和國家安全的反動團伙、邪教組織和黑惡勢力，要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以保護和發展改革開放的成果，創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6、要用綜治的力度處置社會矛盾。要進一步整合力量，努力構建社會矛盾“大調解”工作格局。要健全工作網絡。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各層各級矛盾調處和維護穩定工作網絡，真正做到有隊伍、有陣地、有經費、有制度。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行使綜合協調處理各類社會矛盾和糾紛的職能。要強化制度建設。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各層各級維護社會穩定工作責任制，把這項工作與干部的經濟利益和升降去留掛起鉤來。要積極推行領導干部“一崗雙責”責任制，實行黨委成員包塊、行政干部包線的制度，使每位班子成員自覺按照職責分工管好自己的人，辦好自己的事。同時大力推行領導包案制度，在對矛盾糾紛普遍梳理的基礎上，把重大矛盾、重點問題及有關的疑難雜癥，分別包保到班子成員的人頭，明確包案領導、辦案責任人、辦案標準、結案時限、督導責任人，實行一個重點案件，一名以上包案領導，一個工作班子，一個辦案標準時限，一份總結分析材料。哪個環節出現問題，就追究哪個環節責任人的責任。要加大投入力度。要千方百計解決好各級維穩和矛盾調處機構的實際問題，添置必要的現代化辦公設施，解決好辦案經費不足的矛盾，真正做到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章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