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書評：《葛劍雄寫史-中國歷史的十六個片段》

我看《葛劍雄寫史——中國歷史的十六個片段》

吸引我們的是怎樣的中國歷史？關于中國歷史的書籍不計其數，但對我們具有吸引力的書籍卻不多。我們需要歷史書籍當中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和豐富客觀的歷史事件，以便于有興趣去了解中國的歷史，以便于對中國歷史有一個理性、豐富的認知和評價。

一、作者及成書背景

葛劍雄，當代著名的歷史學者，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他的《葛劍雄寫史——中國歷史的十六個片段》為我們展開了一副他所剛興趣的中國歷史片段的畫卷。就如作者自己所說，中國圖書市場中普及性的學術著作或者是通俗性的歷史書很少令人滿意的或者愛讀的作品。其實歷史是非常容易吸引讀者的，歷史事實可以演化成無數內容豐富、情節生動、感情充沛的故事，短文識字的人都能接受。中國的歷史這么長，涉及的范圍又那么廣，有了解不完的史實，講不完的故事，沒有人能夠窮盡。于是作者選取了中國歷史的十六個片段，介紹了他所感興趣的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

二、評點內容

在內容上，作者首先在序言當中介紹了自己撰寫本書的初衷即用他所興趣的中國歷史片段為讀者提供一份歷史大餐。然后按照中國歷史的時間順序依次探討了這極為吸引人的十六個片段：戰國：胡服騎射；西漢：輪臺罪己、廟樂之爭；新朝：王莽改制；東漢：誰主神器；三國：漢魏禪讓；北朝：鮮卑漢化；南朝：江陵焚書；唐：玄武真相；五代十國：馮道長樂、亡國諸君；宋：天書封禪、道君末日；明：悲劇海瑞；清：雍正賜地、乾隆“肅貪”。其中涉及到的歷史人物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如趙武靈王、漢武帝、王莽、北魏孝文帝、李世民、清官海瑞等。以這些歷史人物為主軸，展開了與之相關的眾多中國歷史事件的講述。

有些內容是與我們的固有知識和看法相符的，有些則不盡相同甚至相反。例如：

戰國時代趙國的國君武靈王發起的一場以“胡服騎射”為內容的歷史性改革，使得趙國自此強盛起來，但這位英明的君主卻不得善終，因對繼任者問題處理不當而活活被餓死，其慘狀不是我們能想象的。

關于漢武帝，作者說正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做的評論指出的，漢武帝的晚年與秦始皇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但漢朝沒有滅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是能夠中興，原因在于漢武帝能夠遵先王之道，接受中直之言，賞罰分明，到了晚年敢于承認自己的錯誤即“輪臺罪己”，收復民心、體恤民意，將身后事安排得十分妥當。因為近年以漢代為背景的電視劇紛紛涌入視野，我想很少會有人會將被塑造成英明神武的圣君武帝與暴戾的秦始皇相提并論。

關于王莽，作者把建立新朝之前的王莽的出身、經歷、品性做了詳細闡述，我們居然發現王莽是個謙恭好學、潔身自好、簡樸仁義的道德模范，完全推翻了固有的認為他虛偽陰險的印象。而且作者認為當時人把王莽當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在他建新朝之前，多數人對王莽的稱頌還是出于誠意的。如果說王莽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當皇帝，那么他已經付出了足夠的代價，如不惜殺子。要說王莽的這些行為都是作秀，如果政治人物都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來作秀，那政治一定會清明得多。可惜，王莽所搞的改革以失敗而告終，他美好的政治愿望就連在兩千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實現。曾有學者稱，王莽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改革者。

關于創造了貞觀盛世的李世民，作者選取了李世民最具爭議的玄武門事件。這位不守歷代規矩的皇帝，玄武門事件后經常要求查看史官對自己的記載甚至修改了歷史資料，而且影視劇又誤導我們相信李世民是無辜的，所以我們看到的玄武門事件已經面目全非。盡管李世民開創了初唐穩定繁榮的盛世局面，但玄武門的真相不應該被埋沒，而對于李世民的評價也應該公允客觀。

關于歷來被看作清官典型的海瑞，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能與另一個清官代表包公平起平坐的人物。民間關于包公和海瑞的傳說豐富之極，原因在于普通民眾對官員清正廉潔的要求只能存在于設想和希冀當中。而歷史中的海瑞與民間塑造的海瑞差距甚大，黃仁宇就曾在他的《萬歷十五年》當中討論過海瑞。作者也認為海瑞一生提出過不少治國施政的意見和方案，但被采納的幾乎沒有。他大刀闊斧的實行自己政見的時間僅短短半年，出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存外，其他措施在他離任后都被廢止了。他致力于懲治貪污腐敗，但沒有一個人支持他，那些貪官污吏和政敵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如果我們用從政的實績評判人物的話，海瑞只是個一般的清官，對明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并沒有很大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道德的典范。

書中，顛覆我們傳統觀念的是對漢武帝、王莽、李世民和海瑞的記述和評價。作者最為稱道之處在于，他將被歪曲前的事實盡量客觀地書寫出來，以歷史資料為基礎糾正我們的固有觀念。如漢武帝、李世民和海瑞，我們都曾大加稱頌和推崇備至的人物，在作者看來并非全如此；如把王莽塑造成一個陰險狡詐、處心積慮謀朝篡位、毫無政治才能可言的小人，在作者看來王莽還是很有可取之處。在以人物和事件為基本元素的歷史當中，對歷史人物的認知和評價極其關鍵。對于歷史人物，我們都知道要放在歷史情境中理性和客觀地去認知和評價，但要做到卻不容易。尤其對于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作者認為個人的道德和品性不應該是這個政治人物評價的唯一和首要標準，關鍵在于其在政治環境中對社會和政治所作出的貢獻。眾多的歷史事件塑造出了一個豐滿的歷史人物，而我們認知的態度決定了我們有多接近歷史真實，有多接近客觀和理性。

結語：歷史是需要想象力，但歷史需要怎樣的想象力？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作者試圖為讀者呈現盡可能客觀和接近歷史真相的記述，當然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評論，然而這些評論是建立在理性的認知和合乎情理的想象力的基礎之上的。有些歷史資料在誤導和影響我們，當今非常普及的影視劇在誤導和影響我們，教科書也在誤導和影響我們。這些受人的主觀意志制約的所有材料，被挑選和過濾，再加上想象力的不同，到底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歷史，有多少是接近歷史的真相的？我們不得而知，所以我們更要用理性和客觀的態度去思考，認知歷史，評價歷史，重塑歷史。

第二篇：葛劍雄：歷史教科書的”底線”

葛劍雄：歷史教科書的“底線”

梁思慧 2015年03月30日

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轉載請注明來源

葛劍雄，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長，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教授、博導，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本刊編委。

《同舟共進》：可否請您談談所學過的歷史課本，它們對您的學術研究產生了什么影響？

葛劍雄：對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普通民眾還是高層領導而言，他們獲得歷史常識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就是教科書。因此我們有很多錯誤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學術界也很難消除。其實我本人也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念小學時看過一本通俗的歷史讀物，大概是《中國歷史故事》一類，我的很多歷史概念都是從那里來的，跟課本所教沒什么兩樣，不過是詳細一點。至于現在的歷史概念，那還是在“文革”結束，自己從事專業研究，在看到一些境外的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對一些習以為常的概念產生懷疑后形成的。這也得益于我的研究生導師譚其驤教授，他當時在主持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主張歷史考證要實事求是。舉個例子，過去的歷史教科書都強調早在三國時期孫權就派衛溫、諸葛直到了臺灣，以此證明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卻從未講到衛溫、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老師讓我們查閱史料，一看才知道他們是去擄掠人口的。書本以此證明大陸跟臺灣從那時起就是友好往來，這一方面是歪曲歷史，另外對促進兩岸統一也沒好處。1986年我參加了美國的亞洲學會年會，會上一些臺灣的學者跟大陸學者發生了爭執，臺灣學者質問：如果這是中國的土地，為何還派人去擄掠人口？當時的大陸學者一臉茫然。所以某些我們自以為正確的概念，有時并沒有起到積極作用。當然，任何國家的教科書跟學術研究還是有別，它體現的是國家意志，為了符合主流的意識，也都會有所選擇、有詳有略，但這里有個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片面地戲說歷史，這是教科書的“底線”。《同舟共進》：您對當下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有何看法？

葛劍雄：前些年我參加過歷史教材的評審和歷史課程標準的評定，對教科書的情況有所了解。這些年，我們國家的教材已不再是全國統一的了，現在教材編寫的流程大致是先由教育部管教材的機構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制訂課程標準，以此作為編教材的根據。然后由各出版社編寫教材，完了再送審，審查通過后，這版教材就可以使用了。學校采用哪一種教材是可以自由選擇的。現在的教材怎么編，關鍵要看兩個環節，一是課程標準，課標里沒涉及的內容很難進入教材；二是教材的評審。為什么現在的教材，大家還認為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實呢？我想這顯然是受政治的影響。

先不談近現代史，我們的古代史就存在不符合歷史事實或觀念不正確的情況。原因何在？我想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們的歷史研究比較滯后，研究的選題長期以來習慣回避一些所謂有爭議的、敏感的問題。比如明朝的倭寇，一般認為倭寇就是日本人，就是海盜，實際上這個問題是很復雜的。早期的倭寇基本是日本海盜，但后期就已經以中國人為主了，是中國的武裝走私集團對抗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倭寇和日本人畫上等號，或都說成是日本人對中國進行侵略。另外，我們吸收國外的研究成果不夠，在這種情況下，教材要作出相應的改變就比較困難。比如抗美援朝，盡管現在很多史料都已披露，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是經常會遇到阻力，包括許多材料也還是“內部”的，若要在這時修正教材的說法，往往編者本身跟評審人之間就沒辦法統一。再者是我們歷史學界某些權威學者的觀念還比較保守，思想較為僵化，盡管有時并沒有官方的指示，甚至教材也已作出某種程度的改變，他們依然持否定態度，依然堅持舊說。

《同舟共進》：以人教版歷史教材為例，初中階段普遍采用編年體方式編排，高中階段又將編年體方式打亂，采用政治、經濟、文化幾大模塊的組合，您怎樣看這種編排方式？

葛劍雄：我們的歷史教育在不同階段主要達到什么目的，整體的目標是什么，尚不明確。所以容易給社會各界造成一種誤解：歷史就是背年代。別人聽說你是學歷史的，就會說你的記性很好啊，這么多的年代和人名、地名都背得出來。像中國史和世界史，我們一直都是分開教學的，以致現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或高層人士，缺少一種“世界中的中國”的概念。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歷史悠久，這當然是相對于歷史只有兩百多年的美國而言，如果跟世界的文明古國相比較，中國算得上歷史悠久嗎？又比如我們講中國的文字如何了得，但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也才三千多年，我們可以看看楔形文字、泥版文字多少年了。這種概念為什么沒有呢？一方面我們總愛有意無意突出這一點，另外我們從沒把中國史和世界史結合起來，沒有比較的眼光。我到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參觀時，看到里面的大事年表在走廊里一字排開，都是將中國史和世界史并列在一起的。到了近代歷史，我們開始作中外比較了，而往往又存在片面性。我們的教育到底要給學生樹立一種什么樣的歷史觀念？如果是樹立一種正確的史觀的話（這當然跟哲學不同，它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很多歷史事實只需點一下就可以了，到了后期便可放手讓感興趣的學生自己去看書、學習，否則你整天講故事都講不完。

《同舟共進》：就您所接觸的大學教育情況看，會否碰到一些學生，在中學階段固化下來了一些陳腐甚至是錯誤的歷史觀念，而到了本科、研究生階段，要花大量時間進行再教育？

葛劍雄：不要說高校的學生，就是一些學者也持有某種固化的觀念。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討論會”的論文集里，歷史類的論文有兩篇，一篇是我的《統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還有一篇是北大羅榮渠教授的，他已經去世了。這兩篇文章被選中，都因為它們涉及史觀，而非簡單的歷史事實。我文章的中心是說明中國不能簡單地講“統一的時間越來越長，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等，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觀點。總結到今天，就是我們的改革開放要充分發揮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優勢，也要克服長期在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弊病。同時說明，中國進步的動力并不像歷史上那樣來自分裂，而是來自改革，若能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職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就可以克服歷史上不得不通過分裂才能形成的歷史的動力。這篇文章在當時是得到肯定的，還獲了“論文獎”，但以后就不斷有人找麻煩，有的說這是“歷史虛無主義”，有的說是在鼓吹分裂，甚至說這是為“臺獨”張目，等等。這里的情況很復雜，有些人不一定主觀上就堅持錯的，這是他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概念，已經固化下來，是動不得的。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鄭和下西洋。歷史課本的解釋是片面的，說鄭和下西洋是促進各國人民友誼，是和平的使者等。真實的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實際上，在鄭和的時代，明朝統治者認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邊的蠻荒小國都必須服從我，我天朝大國有的是財富，我來是給你們賞賜的——當然這跟殖民主義有區別，但沒有建立殖民地并不代表他尊重外國。如今卻片面解釋這段歷史，好像鄭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現代政治文明，而且我們研究鄭和的學者居然也大多持這樣的看法。這本質上不是教材的落后，而是我們學術研究的落后，觀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頑固的地步。這對學生造成的影響，是要持續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幾代的。

《同舟共進》：目前情況下，要教材作出改變其實是困難的事情。葛劍雄：2007年上海推出新版高中歷史教材曾引起爭議，我認為上海的教材盡管有缺點，但它是一個很可貴的探索。當時的美國媒體稱“用蓋茨替代毛澤東”等報道是片面的，這個片面的報道被一些人作為理由，給上海方面施加壓力，甚至扣上反動、顛覆等帽子，雖然沒有強令禁止，但最后這一版教科書還是停用了。這是很可惜的。

《同舟共進》：上海版教材的可貴之處在哪里，現在的教材存在哪些問題？ 葛劍雄：那就是它比較全面地解釋了歷史，基本觀點還是有進步的，沒有把歷史僅僅看成是政治或階級斗爭，另外，編排的文字也不錯，應該說更受學生的歡迎。有人用“教材編輯的時間太倉促”作為停用理由，這個很可笑。大家要的是結果，如果不完善可以繼續修訂，編兩三個月和編一個月又有什么關系呢？反過來看，我們有些編寫得更倉促的讀物都在用，這又作何解釋？

現在看來，我們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種人文觀念和價值觀念，這才是大問題。比如我在審查教材時，看到二戰勝利的部分，上面寫道“日本政府的代表某某瘸著一條腿踏上密蘇里號”，我就提出意見：應將這段話刪掉，因為這是人身侮辱。日本代表（重光葵）的腿盡管是被韓國志士炸傷的，是侵略者罪有應得，但我們不應該在殘疾這一點上對他進行丑化，而且作為日本政府代表，當時的盟軍也還是給予他禮遇的，這是一種國際慣例。后來編寫者接受了我的提議。有一次，我在日本聯合國大學作報告，下面有日本聽眾提問：你們指責我們的教材有問題，那你們的教材有沒有問題呢？我回答，任何一個國家的教材都可能有不妥當的地方，我們發現的話也會修改的，我就舉了上述這個例子。

還有教材里說李鴻章貪污，我也提出這個要有事實根據。李鴻章當時搞洋務運動，他的家世確實很富裕，族中兄弟也有很多當官的，但他具體拿了哪一筆錢？曾國藩的弟弟是有名的貪官，但曾國藩本身還是廉潔的，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凡是搞洋務的人都貪污。又比如我們從小接受的“四大家族”的概念，當時教材有一句話（記不得是政治教材還是歷史教材），大意是四大家族的錢加起來，就可以實現中國的農業現代化。現在我們已看得很清楚，孔家是貪污的，但你沒有充分理由說蔣家和陳家也是貪污的，相反蔣家和陳家幾乎談不上是有錢人。這樣的概念灌輸，完全是不顧歷史事實的政治化，是不負責任的。

《同舟共進》：您認為，歷史教科書未來的改革應朝哪個方向走？ 葛劍雄：我主張學歷史之初，要教會學生最基本的歷史概念和重要的歷史事實，而到了后期，就要注意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念，教會他們進一步學習的方法。有些歷史觀念不一定通過歷史課來實施，可以通過比如義務教育階段的嘗試，通過低年級的啟蒙等。據我了解，美國的小學一年級是不分科目的，但成績里面有一門“了解美國的歷史”。課本上只是寫“美利堅合眾國的第16任總統林肯是位好人”，還教他們歌曲《上帝保佑美國》，就是這么簡單，沒有多少東西。另外，我主張到一定階段要打通中國史和世界史，不應該完全把兩者分開，這樣更有利于拓展學生的眼界，有助于他們形成開放的思維。通過教科書讓學生掌握獨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單是歷史，其他的科目也有這個任務。比如我們的語文，其中有文言文，老師在講解的同時，還要向學生介紹歷史背景，這個歷史背景和歷史課應該是統一的。如果我們歷史的觀念已經比較開放，你還在使用那種錯誤的、保守的觀念講政治，那也是不行的。歷史觀的教育和基本的歷史事實，不僅應體現在歷史教材里，還應體現在其他教材當中。

《同舟共進》：最近興起了一股“民國教科書”熱，那時的教科書編寫匯集了一批一流的學者，像張元濟、葉圣陶、豐子愷等，當代歷史研究的學者是否也應擔當起這方面的責任？

葛劍雄：民國的一些學者編教科書其實也是為了錢，教科書發行量大，編者是拿版稅的，所以當時寫一本學術著作可能沒有錢或很少錢，但編教科書或許能解決生活困難。我們不要把民國的學者想得那么高尚，任何人都離不開謀生。另外，我們的新式教育是廢科舉后確立的，當時要興辦大量新式學堂，于是對教科書的需求量猛增。當時的政府對教科書沒有統一規定，部分學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頭換面翻譯過來，到后來才有統一的“部頒教材”。我們現在往往將名人編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國教材，其實民國教材不乏粗制濫造，也有很多糟粕。今天我們老提“民國范兒”，這種懷舊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對當下不滿，將一個舊時代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比現在的不好，會給人產生一個錯覺：民國就是一個天堂、一片樂土，民國的人都是君子。我覺得這樣的評價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種情緒，一種對教條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態。但有一點，民國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編寫、自由地用，當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涌現出來了。要真正評價民國教材，應把民國的所有教材都拿出來，然后再作分析。

另外，社會上并非所有的學者都能編教材，編教材有一定專業性，大學者也許可以給研究生寫教材，但不一定編得好中小學教材，現在能編的往往是師范院校的，因為他們有教學研究的背景。我們可以要求大學者寫普及讀物，但未必就要編教材，這個功能應主要靠社會來完成。我昨天還跟一位記者講，一流的學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沒有，也可以讓人家來替他普及。湯因比寫了《歷史研究》，簡寫本是人家替他寫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提出來后，國際上曾組織過競賽，看誰有本事用比較通俗的方式將內容介紹給公眾。教材也是這樣，不一定由一流的學者來編，但編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學者最新的成果。

葛劍雄：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停留在自娛自樂階段

陳小庚

2014年09月05日 來源：南方日報

葛劍雄認為，我們對中國的歷史、中國對世界的作用的認識長期停留在自娛自樂的階段。“‘四大文明古國’都是中國人自己評的。相較于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最小。

作為歷史地理研究學者，他學術作風嚴謹，敢于指出其師譚其驤的錯誤；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言辭犀利，被媒體封為“葛大炮”。他考上碩士研究生時已是33歲的“高齡”，1983年卻又成為中國首批文科博士之一??他就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

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葛劍雄文集》囊括了葛劍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堪稱中國歷史地理學、中國史人口史領域的研究豐碑。文集由葛劍雄重新編訂，當中很多為市面上已經絕版的書目，新版《悠悠長水——譚其驤傳》增補更多歷史細節，其中的《北極日記》系首次面世。應出席南國書香節組委會的邀請，葛劍雄就這套文集的出版做了一個專題講座“七十而思”，葛劍雄認為，我們不要躲在歷史里自娛自樂，要不斷地反思。講座之后，葛劍雄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的專訪，暢談他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

民國“范兒”都是假想出來的

葛劍雄認為，我們對中國的歷史、中國對世界的作用的認識長期停留在自娛自樂的階段。“‘四大文明古國’都是中國人自己評的。相較于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最小。因為中國文化基本上只傳到日本、朝鮮、越南一帶，越南基本上只到北方，南方受印度教的影響。”

葛劍雄雖然也認同中國歷史悠久，但他覺得那只是相對悠久。我們國家的歷史有我們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有好有壞。好處就是延續的，因為不受外界的挑戰。太平洋在東邊，美洲人過不來。西邊的青藏高原也過不去。北有大草原。”至于壞處，葛劍雄認為是自然界造成的阻隔導致中國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葛劍雄列舉了兩個顛覆國人以往認知的例子。

比如造紙術，蔡倫公元2世紀發明“蔡侯紙”，直到公元8世紀，有中國造紙工人被阿拉伯人俘虜，造紙術才被動地傳到了阿拉伯地區，進而傳向歐洲。另外，國人對“廣州是中外交流中心”一說也存在誤解：唐宋時期，廣州外貿確實很發達，但不是中國人主動，是阿拉伯人主動。航線是阿拉伯人開辟的，做生意的基本是阿拉伯人，沒有中國人。因為中國人認為自己是天朝大國，只有蠻夷才需要中國的東西。由此，葛劍雄強調要客觀地看待歷史，“千萬不要今天還躲在歷史里面自娛自樂，這樣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

對于當下很流行的“民國熱”現象，葛劍雄認為，這是假想地造一批民國的“范兒”出來。比如現在備受追捧的“民國語文課本”問題，說什么編寫者都是大師，其實現在所說的民國那些大師，在當時只是小小的講師。再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編教材很“來錢”，比如葉圣陶，他編一本課本賺的錢就夠他一年的家用了。民國那些風流韻事，在當時也是被瞧不起的。至于民國教育，是精英中的精英的事情。“我老師跟我說，大學一個系往往20個人，能上大學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我們當時文科博士學位兩個，現在兩萬個。你怎么能要求兩萬人都這樣。”

弘揚孝道就要保證家族的綿延

作為一名學者，葛劍雄學術作風嚴謹，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反思，包括對馬寅初人口論的質疑。“實際上，如果讓中國的學者來選擇，也不會選擇馬寅初。為什么呢？因為中國人長期的愿望是多子多福，但實際上古代是無法達到的。”他以《紅樓夢》為例，幽默地說道：“《紅樓夢》寫了一個大家庭，但其實每個家庭的成員最多不超過5個，可謂是‘計劃生育標兵’。中國古代每年人口增長，最多也就千分之七，很少超過千分之十左右。”

雖然不認可馬寅初的人口論，但葛劍雄也指出，因為中國人口數長期跟官方統計脫節，所以在不知道人口真相的情況下，一個學者再怎么對國家負責，也無法避免會出錯。他說“長期的計劃生育會產生很多獨生子女，今后的兒童很多都不知道兄弟姐妹。”于是，早在1993年，葛劍雄就提出，要鼓勵一胎、允許二胎、杜絕三胎。但是，時至今日，葛劍雄還在反思當初的言論。針對上海等地人口下降的情況，葛劍雄進一步提出，要確保一胎、鼓勵二胎、允許三胎。對于當今許多剩女不結婚、不生孩子的社會現象，葛劍雄表示，應該尊重和寬容個別人的選擇，但不能倡導。“現在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家都在倡導多生育，我們還在說計劃。很多人不生育是出于物質方面的原因，比如說撫養費用高，但是他們忘了對家庭、社會的責任。所以我認為如今說弘揚孝道，首先就要保證家族的綿延。”

“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的長期實施，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問題”遂成為當今社會的關注熱點。對此，葛劍雄表示，大家對獨生子女存在誤解。“把獨生子女看成一個整體是不對的，獨生子女的問題也在于家庭的教育。從物質上講，他們所面臨的壓力是，一對35歲的獨生子女夫婦，他們上面有四個60歲的老人需要贍養。另外，獨門獨戶、環境會使獨生子女減少與同輩的接觸。”

葛劍雄認為，解決獨生子女問題的關鍵在于解決教育問題和人口老齡化問題。“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此外，因為中國是未富先老，只有老齡化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獨生子女問題才能解決。這個靠個人無法解決，要靠整個社會。”

第三篇：葛劍雄《亂世的兩難選擇》

亂世的兩難選擇

馮道其人其事

葛劍雄

小時候看過一種通俗的中國歷史，將馮道稱之為無恥之徒，大意是說他一生經歷四個朝代，曾向契丹稱臣，居然當了六個皇帝的宰相，一直保持著榮華富貴，還恬不知恥地自稱為“長樂老”。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一直認為馮道不是好東西。文革后見有人儼然如不倒翁，就稱之為長樂老，意其與馮道頗多類似。一次偶與季龍(譚其驤)先師議及馮道，先師說：“歐陽修對馮道的評價是不公允的，還是《舊五代史》說得全面，只看《新五代史》是要上當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對馮道的正面評價，所以就把新、舊《五代史》中的《馮道傳》對照著看了一遍，原來的看法發生了動搖，覺得馮道這個人是很復雜的，不能簡單地作出貶褒。

近年來前南斯拉夫戰亂不絕，也引發了嚴重的社會、信仰、道德、倫理危機。不止一次在報刊上看到這樣的事例：由于國家分裂，新建立的國家與原國家間、新建國家之間、不同民族之間、不同宗教信仰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矛盾和沖突，人們實在無法在忠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種宗教，甚至哪一位家庭成員間作出抉擇，往往非此即彼，不能兼顧。選擇原來的國家，它已經不存在了；效忠新國家，卻被視為異族、異教；投入本民族，又不一定是同一宗教；顧了宗教，就顧不了民族、國家、家庭；以至夫妻離異，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朋友相斗，出現了一幕幕人間悲劇。不知什么原因，我忽然又想到了馮道。

為什么由前南斯拉夫的形勢會想到一千余年前的馮道？這里得先簡單介紹一下馮道其人其事。

馮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東北)人，唐末投劉守光作參軍，劉敗后投河東監軍張承業當巡官。張承業重視他的“文章履行”，推薦給晉王李克用，任河東節度掌書記。后唐莊宗時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明宗時出任宰相。后晉高祖、出帝時均連任宰相，契丹滅晉后，被任為太傅，后漢代晉后任太師，后周代漢后依然任太師。周世宗征北漢前，馮道極力勸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讓他隨軍，令他監修周太祖陵墓。當時馮道已患病，葬禮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為瀛王。就是這位馮道，竟引起了千古毀譽。

盡管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中的《馮道傳》對他有不同的評價，但相當大一部分內容是一致的。馮道的不少好事，就是連稱他為“無廉恥者”的歐陽修也沒有否定，例如：他“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在隨軍當書記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臥具都不用，睡在草上；發到的俸祿與隨從、仆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另外找間屋子養著，找到她家長后再送回去。在喪父后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正逢大饑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里，還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種，主人得知后登門致謝，他卻感到沒有什么值得別人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后唐天成、長興年間，連年豐收，中原比較安定，馮道卻告誡明宗：“我以

前出使中山，在經過井陘天險時，怕馬有個閃失，小心翼翼地緊握著韁繩，但到了平地就認為沒有什么值得顧慮了，結果突然給從馬上顛下受傷。在危險的地方

情。我希望你不要因為現在豐收了，又沒有戰事，便縱情享樂。”明宗問他：“ 豐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馮道說：“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歷來如 此。我記得近來聶夷中寫過一首《傷田家詩》道：‘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讓左右抄下這首詩，經常自己誦讀。另一次臨河縣獻上一只玉杯，上面刻著“傳國寶萬歲杯”，明宗很喜愛，拿 出來給馮道看，馮道說：“這不過是前世留下來的有形的寶，而皇帝應該有的卻 是無形的寶。”明宗問是什么，馮道說仁義才是帝王之寶，并說了一通仁義的道 理。明宗是沒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說些什么，就找來文臣解釋，聽后表示要采 納。馮道擔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即貧窮的、無背景 的讀書人和有真才實學、有事業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顯貴、品行不正、辦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無論如何，這是值得稱道的措施。明宗年間，馮道還與李愚等委派官員，將原來刻在石上的儒家經典用雕版印 刷。這是見于記載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經》，是中國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 大事。此事竟然發生在戰亂不絕的五代時期，與馮道個人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馮道最受詬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歐陽修自不必說，司馬光也稱他為“奸臣 之尤”，就是對他持肯定態度的《舊五代史》，在盛贊“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 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之后，也不得不對他的“忠”提出了疑問：“ 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 直到范文瀾作《中國通史》，還花了不小的篇幅對馮道大加撻伐，主要也是針對 他的政治道德。這些批判看來都是大義凜然，但聯系馮道所處社會和環境的實際 來分析，結論卻不是如此簡單。像歐陽修這樣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個優容士大夫的宋朝，實在是三 生有幸的。所以他盡管也不時受到讒言的攻擊，在宦海中幾經沉浮，卻能位致宰 輔，死后獲得“文忠”的美謚。他不必像生在亂世或改朝換代時的士人那樣，必 須在不止一個的君主或朝代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還可以從容地用“春秋遺旨 ”(見《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來審判馮道一類不忠之臣。相比之下，馮道可謂不幸之極，他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頻繁 的時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晉、漢、周)加上契丹、十帝(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遼太宗耶律德光)合計 不過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僅六年余，每帝僅三年余，最長的唐明宗和晉 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馮道生在康熙、乾隆時，他的一生仕途剛剛超過皇帝享國 時間之半，不用說換代，還等不到易君。而且這四個朝代都是靠陰謀與武力奪取 政權的，契丹又是趁亂入侵的；除了個別皇帝還像個樣，其余都有各種劣跡暴政，晉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賣領土、引狼入室才當上兒皇帝的賣國賊。即使按照儒 家的標準，這些帝王大多也夠得上是“亂臣賊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實上他們又 都是統治了中原地區的君主，連歐陽修也承認他們的正統地位，一一為之作本紀。因此馮道除非住進桃花源，或者優游林下，“茍全性命于亂世”，否則總得為 這些皇帝效勞，總得忠于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現實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當時的士人都是如此，難道真的要靠那些“亂臣賊子”和以殺戮為樂事的 軍閥劊子手治天下嗎？ 歐陽修在嚴厲批判馮道的“無恥”時，提供了一個懂“廉恥”的正面典型：

沒有積蓄，一個兒子年紀還小，妻子李氏帶著兒子送其遺骸回故鄉。東行過開封 時，到旅館投宿，店主見她單身帶一個孩子，心里有疑問，就不許她留宿。李氏 見天色已晚，不肯離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說：“我 作為一個女人，不能守節，這只手難道能隨便讓人拉嗎？不能讓這只手玷污了我 全身！”拿起斧頭自己砍斷了手臂。過路人見了都圍觀嘆息，有的彈指警戒，有 的流下了眼淚。開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報告，官府賜給李氏藥品治傷，還給予 優厚的撫恤，將店主打了一頓板子。歐陽修明知此事不過是一篇“小說”，卻認為“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 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然后教訓馮道們：“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 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從李氏的例子說明即使在五代這樣 的亂世，連一個女人都還是有廉恥之心的；不僅李氏，圍觀的人、開封府尹、朝 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傳下來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斷臂，馮道們為什么 不能用自殺來避免“忍恥偷生”呢？讀完這令人毛骨悚然的“節婦”事例，我非 但不為歐陽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動，反而要為古人擔憂了。從公元九○七年朱溫代 唐至九六○年趙匡胤黃袍加體，五十余年間換了六個朝代，皇帝有十個姓，如果 大臣、士人都要為本朝守節盡忠，那就會出現六次集體大自殺；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殺十次；歐陽修效忠的這個宋朝在開國時就會面對一個沒有文人為之效 勞的局面，或許就永遠不會有“宋太祖”和“歐陽文忠公”的稱號。相反，與馮道同時代的人對他就贊譽備至。馮道死時七十三歲，正好與孔子 同壽，“時人皆共稱嘆”。宋初的名臣范質對馮道的評價是：“厚德稽古，宏才 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鑒》卷二九 一引)顯然這是由于范質等人至少都有歷二朝、事二主的親身體會，理解馮氏的 苦衷，不像歐陽修只要說現成話那么方便。其實，歐陽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為皇，當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與宰相韓 琦贊成，天章閣侍制司馬光、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反對，結果呂誨、范 純仁、呂大防等都被貶黜，而贊同歐陽修意見的蔣之奇被他推薦為御史，被眾人 目為奸邪。歐陽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風不正派。蔣之奇為 了擺脫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對歐陽修進行查辦。歐陽修閉門接受審查，因得到故 宮臣孫思恭的辨釋，蔣之奇等被黜逐，歐陽修也力求辭職，降任毫州知州。這一 事件說明歐陽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見得有李氏那樣的廉恥之心。引經據典 迎合皇帝的心愿，貶斥持反對意見的人，早已超出了學術爭論的范圍。蔣之奇的 行為說明此人完全是一個無恥小人，但因為贊同自己的意見，就加以引薦提拔，顯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當。受人污蔑后并沒有像他要求別人那樣以死明志，只 是老老實實接受審查，以降職為臺階，看來事到臨頭就不像議論別人那么輕而易 舉了。《宋史·歐陽修傳》說他“數被汗釁”，但他的反應至多只是要求退職，說明他從來就沒有李氏斷臂的勇氣。有人喝著參湯作發揚艱苦樸素光榮傳統的報 告，帶著浩蕩的豪華車隊去訪貧問苦，兒子拿了綠卡后再提議限制出國，挪用公 款后卻要公教人員體諒國家的困難；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責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獨 立人格，入了外籍后來教導我們應如何愛國；大概都深得歐陽文忠公的真傳，繼 承了假道學的傳統。馮道另一個污點是對契丹的態度。范文瀾寫道：“他(晉高祖石敬瑭)要馮道 出使遼國行禮，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 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個奴才的奴才！”(《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

諱，但全面分析馮道與契丹的關系就不難看出，他采取的是實用態度，與賣國賊 石敬瑭還是有根本區別的。馮道并沒有參預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的賣國勾當，他說這樣的話，只是他 “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資治通鑒》卷二九一)的一貫本色。因為石敬瑭為了 取悅于契丹，認為只有馮道才能充當使者，已經說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話，再 說“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關懷。老于世故的馮道自然 明白自己的處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據《舊五代史》所引《談苑》，契丹主 曾派人勸馮道留下，他回答：“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兩朝皆為臣，豈有分別哉！”話說得很漂亮，實際還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賞賜全部賣掉，得來的 錢都用來買柴炭，對人說：“北方嚴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備著。”似乎作了 在北方長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時，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絕后還 拖了一個多月才上路，路上邊行邊歇，兩個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問他： “別人能夠活著回去，恨不得長上翅膀，你為什么要慢慢走。”馮道說：“你走 得再快，對方的快馬一個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嗎？慢慢走倒可以讓他們不了解 我的真意。”可見他表面上的恭順只是一種韜晦的手段。契丹滅晉，遼太宗耶律德光進入開封，馮道應召到達，遼主問他為何入朝，答復倒也直率：“無城無兵，怎么敢不來？”遼主又責問他：“你是什么老子(老東西)？”馮道答：“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遼主聽后歡喜，任他為太傅。有一次又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馮道說：“現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舉措，使他能在暗中保護 漢族士人。契丹北撤時，他與晉室大臣被隨遷至常山，見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 出錢贖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為她們尋找家人領回。耶律德光死后，漢兵起 來反抗契丹軍隊，驅逐了遼將麻答，馮道等到戰地慰勞士卒，軍心大振。失地收 復后，馮道又選擇將帥，使軍民安定。馮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許能推測為貪戀后晉的爵祿，那么他應遼主之召以及 以后的行動就不能說是僅僅為了自己的利益。當時契丹軍只占領了開封一帶，他 所在的南陽并無危險，要投奔其他割據政權也不難，以他的聲望和政治手腕，博 取榮華富貴易如反掌。但他卻甘冒風險去開封，在復雜的形勢下減少了契丹入侵 造成的破壞。當時的文武大臣中，一心賣國求榮，爭當兒皇帝、孫皇帝的；趁機 燒殺搶掠，大發戰亂財的；對遼主唯命是從，不敢稍有作為的；比比皆是。馮道 的行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應苛求了。前些年有人要為石敬瑭賣國辯護，說什么契丹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民族，所以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不是賣國行為，而是促進了民族團結。這種 謬論不值一駁，因為當時契丹與后唐、后晉還不是一個國家，無論石敬瑭的主觀 愿望和客觀效果都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可言。但如果認為賣給契丹罪孽深重，而賣 給其他漢人政權就無所謂，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們絕不能再用 “華夷之辨”作為評判歷史是非的標準，對馮道與契丹的交往也應如此。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生在亂世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實現自己的價值，在這 一點上，司馬光與歐陽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 節致死”才算得上忠(《資治通鑒》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 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況下，不能 要求大家都在國亡時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個“智士”的標準：“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你馮道縱然不能作忠臣死節，當一個

幾個人能自由自在地“滅跡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嗎 ？自從朱元璋創造了“不為君用”就有滅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連不服從、不合 作的自由也沒有了，天地雖大，哪里還有山林可隱？再說，大官、下僚本無嚴格 區別，更無本質不同；當大官是失節，當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豈不是笑 話？如果司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國藩對“粵匪”斬草除根，蔣介石剿共時實行 格殺勿論，或者在文革中連一般國民黨員、保甲長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會懂得 當“下僚”是再愚不過的事了。話說回來，馮道并不是絕對沒有選擇滅跡山林或 優游下僚的自由，不過馮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這樣做了，歐陽修、司馬光和我們今天就沒有馮道其人可評論了。但還會有張道、李道，因為知識分 子總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實現自己的價值的。現在可以討論文章開頭的問題了，要是馮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國家分裂、民族仇殺、宗教沖突時，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滅跡山林”，國內找 不到，可以到國外去找，有錢就做寓公，沒有錢也可以當難民，先在外國愛國，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愛國。在國內“滅跡山林”就沒有那么方便，且不說在紛飛 的戰火中難保不中流彈，激烈的國家、民族、宗教情緒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過卻能避免后人說長道短。另一條路就是當忠臣，選擇一方后就竭盡全力，這樣無論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贊揚。但旁觀者已經可以看出，沖突中似 乎沒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價必定是是非參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 財產損失。這樣的忠臣越多，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人民蒙受的損失也越大。如 果有第三條道路，那就是以人類的最高利益和當地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前提，不顧 個人的毀譽，打破狹隘的國家、民族、宗教觀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來調和 矛盾、彌合創傷，尋求實現和平和恢復的途徑。這樣做的人或許只是為了實現自 己的價值，但他對人類的貢獻無疑會得到整個文明社會的承認。馮道走的就是第三條道路，盡管他沒有走得很好，也沒有最終成功，就像他 在《長樂老自敘》中所說“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 以答乾坤之施”；但與“滅跡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國的人相比，他無疑應該 得到更多的肯定。

第四篇：專訪葛劍雄教授提綱

專訪葛劍雄教授提綱

1、明代董其昌有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葛教授，您作為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既有著萬里路的經歷，又有著萬卷書的容量。那么，對于這句話，您有著什么樣的理解和體會呢？

2、當今是網絡時代，這個時代的優點是我們的生活、溝通越來越便捷，但是缺點是我們的隱私越來越難得到保障。葛教授，您曾就完善身份證功能、增強對身份證的管理做過專門的提案，那么，對于這個時代的“個人”，您怎么看？

3、現在社會上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中國遍地是大學，唯缺大師”，對此，您怎么看？對于大學，您心中是怎么定義的呢？對于高等教育的未來，您有著哪些期盼？

4、最近，很多大學的學費見漲，這個問題也已經成為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有人認為，大學學費十數年未變，是該漲漲了；也有人認為，這會加劇中等偏下家庭的負擔。對此，您怎么看？

5、對于歷史，除了普遍意義上的正史以外，越來越多的所謂的新的詮釋正在改變著我們對于歷史的認知和看法，比如《明朝那些事兒》，比如很多穿越劇，對于這些詮釋，您怎么看？對于廣大的青年，您覺得他們應用什么樣的態度或方法去讀史、學史？

6、葛教授在常年研究歷史學的過程中，有沒有特別鐘情的朝代，如果有時光機器能夠穿越，您最想到哪個朝代的哪個地方？為什么？

7、“書”曾是人們獲得知識的最佳方法，但今天，我們的青少年的閱讀已經越來越成為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問題，根據最新的《上海市青少年閱讀狀況白皮書》，發現當前51.6%的青少年的每年閱讀的紙質書本低于6本，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您覺得引發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對于改善這個狀況，您有何建議？

8、對于紙質書，有人在十數年前就提出“書本將死”，但今天，雖然電子書已經開始流行，但紙質書依舊是很多人的首選。葛教授，作為一個愛書之人，您怎么看待“書”的前途呢？

9、葛教授，書房是自古以來文人墨客的一種追求和寄托，您也曾笑談過“書房是我的資產階級幻想”，那么作為一個圖書館館長和藏書家，您怎么看待藏書？您覺得圖書館對于一個社會的最核心的作用在哪里？

10、對于常州青年，您有何寄語？

第五篇：百家講壇之文化篇葛劍雄談地域文化

課程名稱：（需嚴格按照學生個人本學期“正選結果”中的課程名稱填寫）班級：行政111班 學號：201107050131 姓名：姚宏 論文要求：

1、列舉本學期所學通識教育講座的5個專題的題目（每個10分）①：古埃及文明失落之謎 ②：英雄史詩

③：葛劍雄談地域文化 ④：楹聯故事 ⑤：探秘中國文字

2、敘述某個專題的具體內容，并談談個人的心得體會。（不少于1500字）（專題內容占20分，心得體會占30分）答：

葛劍雄談地域文化

俗話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隨著地域空間的變化，就會形成不同的風俗文化，這些風俗文化經過多年積淀下來就成了地域文化，就是說超過了時間的限制。

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地域文化，首先一般要了解它的歷史。我們講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那么最近的研究證明，可能五千年還不止。特別有些發達的地方還更長。那么這個文明史它表現在什么地方呢？當然整個中國有中國的特點，但是更多的是表現在它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地區。所以我們整個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它不是完全一樣，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明構成的。所以每一種地域文明、地域文化都是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都有它特有的意義。那么到底什么是地域文化呢

方言應該講是中國地域文化最有特色的一個因素。這樣的話，就往往我們長期以來很多就根據方言來處理人際關系，歷史上也是這樣。我遠的沒有辦法說，至少在春秋戰國的時候，當時已經存在著不同的方言，并且這個不同的方言還在歷史書上都有記錄。那么因為這個方言的關系，感情就特別親切。那么到了進行什么政治活動，往往這些講同一方言的人，他們就組成一個集團，這倒不是一定說統治者多自私，這比較方便。他們利益比較容易一致。當然他也不一定全是自己這個方言的人，但是這個方言的確起到比較重要的作用。

第二種因素是什么呢？是飲食。而且特別是民間的飲食，這有什么道理呢？所以我們講飲食是一種地域文化的一種因素，主要是指民間的日常的這些飲食。因為它主要是取材于當地的，它有它地方特色。如果是外面運過去的，也一定要是當地的大多數老百姓所買得起吃得起的，所以它也構成地域文化的一部分。那么，這個人就是這樣，長期吃這種東西，他就慢慢慢慢地，也就因為會除了形成一個習慣以外，他也利用這些飲食的方式，創造出一種新的方式來。那么這種方式一定要適應當地的情況。

在地域文化的表現形式中，最看得見摸得著的就是民居建筑。中國的傳統民居可謂是千姿百態。有黃土做的窯洞，有竹子建的吊腳樓，還有中西合璧的石庫門。中國為什么會有這么豐富多彩的民居建筑？像很有特色的中國特色建筑寶塔、官府衙門等也是也能代表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為什么中國會產生那么多不同的地域文化呢？這個原因很多，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特別是在交通運輸條件不便的情況下面，不同的自然環境，它所產生的文化上的差異就很難消逝，會長期保存。因為大家知道我們中國是個大國，９６０萬平方公里，那么大的面積里面，你看，包含了很多完全不同的地理環境。山東、山西，就是根據山來分的；又比如黃河、長江，那么也是天然的障礙，你看黃河把山西跟陜西分開；長江也是這樣，所謂長江天塹，南北就分了江南、江北。所以我們講主要的因素還是自然地理，它本身的地理環境。

形成地域文化的主要原因，我們已經講了兩個方面，一個就是自然環境，另外就是移民。但是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地域的話，起作用的還不止這兩個因素。那么政治因素，它也起了非常大的，有的時候甚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那么作為一個國家，它的政治因素，主要的是通過它的行政機構、行政區域來起作用的。對一個地方上面講，對它作用更大的可能不是直接的中央，而是這個地方的政府。所以我們講的地方的行政區劃，它對這一個地方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還有一個因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我要講的第四個民族分布。中國歷來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現在我們還有56個民族。那么大家知道只要產生了民族，民族的感情總是不能割斷的，所以一個民族無論是它整個民族遷移，一部分民族人口遷移，它都會把民族文化帶到它的遷入地，都會盡可能的保存發揚本民族的文化。但是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它有些特色是沒有辦法保存的，所以一般的話都會發生變化、改變，甚至會形成新的民族文化。那么這種遷移，民族的分布往往會在一個地方產生很大的影響。舉個例子，從東漢開始，北方跟西北的牧業民族少數民族就大批地南遷。我們知道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北方很多地方已經變成以少數民族為主，以胡人、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些少數民族為主了。當地的地域文化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由農變牧。原來這些地方，從秦朝開始就開墾為農田，漢朝的時候又向那里移民，已經是一個主要的農業區了。但是這些少數民族進來以后，慢慢農業就變成牧業。

民族分布不能只看到漢人先進都是漢人進步，未必如此。在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看，那里的一些漢人往往也都受當地文化的影響。所以這樣，我怎么看到民族之間相互地影響，這才是真正能夠了解一個地方它的文化本質，不能只看一面，而且應該看到在歷史上面，漢人受少數民族的影響，并且吸收了少數民族文化，影響到地域文化這個例子很多。

在對待地域文化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哲學原理，堅持從實際出發，從物質出發，從自然地理出發。用聯系的矛盾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看待問題。很多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構成了普遍性，形成了一個不同于其它的整體。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換還會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并且不斷發展不斷更新。

我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具有多種地形地貌，不同的氣候不同的土壤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和風俗文化。尤其是背靠縱深大陸，面向遼闊海洋的特點使我們兼具了兩種不同的自然屬性和生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