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法戰爭“乘勝即收”問題論析

中法戰爭“乘勝即收”問題論析

關威

[摘要] 中法戰爭后期，清政府在中國軍隊取得鎮南關大捷等軍事勝利的情況下，決定乘勝即收與法國結束戰爭。這種作法直觀看來有些令人難以理解，因此史學界對此一般持否定態度。其實，當時中國面臨著比較困難的局面，主要是：戰爭的整體軍事形勢不容樂觀，法國方面并沒有改變對華戰爭政策，中國的周邊形勢非常嚴峻。考慮到這些因素，可以認為，乘勝即收是清政府迫于當時各方面的不利形勢而采取的保守性決策。[關鍵詞] 中法戰爭；形勢；乘勝即收

發生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是近代一次重要的對外戰爭。戰爭后期的1885年3月24日，中國軍隊取得鎮南關大捷等軍事勝利，使戰場形勢有了一定轉機。然而清政府卻“乘勝即收”，與法國簽訂條約，結束了戰爭。對此史學界一般認為，這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和無能。這種評價雖然不無道理，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本文試圖根據當時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對“乘勝即收”的深層次原因作進一步分析，以求加深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一、戰爭后期的總體軍事形勢

1885年3月24日，中國軍隊在中越邊界地區出乎意料地取得鎮南關大捷，隨后又于3月29日克復諒山。有人據此認為，戰爭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中國軍隊應該乘勝進軍。其實，這種估計并不準確。

首先，越南戰場的軍事形勢依然嚴峻。中法戰爭開始后一年多時間里，中國軍隊在越南戰場總體是處于劣勢，鎮南關以南的地方大多失去。鎮南關戰役中國取得勝利，除了老將馮子材等參戰將士英勇殺敵，也是有一些客觀原因的：法軍方面，由于輕敵冒進，孤軍深入，彈藥和給養遇到困難，加上在地形復雜的山區作戰，重型武器難以發揮優勢，戰斗力有所削弱；中國方面，除了利用有利地形，且以逸待勞，另外還有王德榜一軍在法軍背后截斷了其給養和援軍，動搖了法軍軍心。這說明，此次戰役的勝利雖然挫敗了法軍的囂張氣焰，使越南戰場的形勢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轉變，但卻不能認為中國軍隊已經占據絕對優勢，可以繼續保持不敗。事實上，在此次戰役發生前兩天的3月22日，負責前線軍事的欽差大臣彭玉麟向朝廷報告局勢時還憂慮重重：“近日密查關內外軍情，甚為可憂，??諸軍氣餒心離，軍民多怨，目前邊事益難。”說明他對局勢的看法并不樂觀。此外，中國與法國簽訂《停戰條件》后的4月13日，兩廣總督張之洞曾向朝廷報告：“頃接馮廿四電，探報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復攻諒山，??已電各軍嚴備互援。”還有，在西線軍隊取得臨洮大捷后，云貴總督岑毓英向朝廷報告形勢時也心情沉重：“記名提督劉永福自左域失利退扎連山總，軍心瓦解，陸續逃遁，所存不滿五百余名，??迄今將及一月,多方召集，不足千人，戰守兩難，進退失據。”

其次，臺灣及東南沿海的局勢始終十分危急。1884年8月，法國發動第二階段的戰爭，消滅了福建水師，并且攻擊和圍困臺灣，企圖據地為質壓迫中國妥協。清政府雖然采取了應急措施，包括派淮軍宿將劉銘傳以巡撫銜赴臺指揮抗戰，派船運送援兵和餉械增援等，但是都不能有效解除臺灣的危難局面。劉銘傳到臺灣后向朝廷報告局勢時說：“現在軍械缺乏，??地廣兵單，情形較前更緊。受困日久，民心惶恐，求迅速濟兵濟械，設法救援。”1885年3月25日，劉銘傳又報告說：“閩省久無信來，亦無兌款，若一月后無大批餉至，兵必潰散。??毛瑟槍子、餉項二事最急，若無接濟，束手待斃。”此前，工部尚書翁同龢等人奏折中說：“臣等細閱前后電報，劉銘傳以百戰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語，敵艦外逼，軍火漸窮，土匪內訌，人心搖動，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矣。”鎮南關大捷后幾天，3月31日，孤拔率領法國艦隊攻占了澎湖，借以抵消鎮南關大捷對法國的不利影響。這更加劇了臺灣的危難局面。以上兩點之外，還需要特別指出，臺灣和越南兩地在清政府棋局中的地位已有差別。早在戰爭之初，李鴻章就曾指出：“若僅在越地鏖兵，利鈍無甚關系；波及內地，則各省強弱不齊，民窮財匱，實大可虞。”戰局的發展，令人擔憂的事情偏偏發生了。清政府不得不疲于應付臺灣和東南沿海多處告警的局面，軍事、財政等都很困難，頗覺力不從心。清政府對臺灣安危的焦慮及對越南戰事的厭倦，在它向前線發布的停戰撤兵命令中體現出來。1885年4月10日，軍機處寄兩廣總督張之洞電旨中說：“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全臺隸我版圖，援斷餉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為計！”這說明，清政府已經下了決心，寧可放棄已經難以挽回的越南，一定要保全臺灣。

二、茹費理下臺后法國的對華政策

一般觀點認為，鎮南關大捷導致法國政局陷入混亂，茹費理被迫辭職，法國似乎改變了對華戰爭政策，所以清政府不應該停戰，應該繼續進軍。那么，鎮南關大捷后法國對華政策究竟如何呢？直觀看起來，茹費理內閣的垮臺是由于法軍在鎮南關和諒山的失敗，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現象，茹費理下臺的背后有著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茹費理下臺是統治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斗爭的結果。1871年，法國爆發了巴黎公社起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不久，巴黎公社被資產階級血腥地鎮壓了。在那之后，法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直相當尖銳，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經常以各種形式的斗爭反抗資產階級的黑暗統治，反對資產階級的侵略擴張政策。還由于普法戰爭法國戰敗了，割地賠款，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因而法國的政局經常處于不安定狀態。因此，當法軍在越南失利的消息傳來，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便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政府對外侵略的示威游行，這對茹費理內閣無疑是相當嚴重的打擊。

其次，茹費理下臺是統治階級內部反對派出擊的結果。茹費理在法國統治階級中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也就是說他在法國政壇上的地位并非牢固，他面對著十分強大的反動派。其中包括，以克雷蒙梭為首的一派，和以杜懷爾為首的一派。法軍在鎮南關的失利，已經使茹費理感到強大的壓力。緊接著，法軍又在諒山失利的消息于法國時間3月29日早晨報告給茹費理。茹費理聞訊后心神不安、情緒低落，他似乎預感到內閣無法度過這個難關。他把這個消息轉告外交部司長畢樂時說：“明日內閣將不再存在了。”雖然意識到了這一點，茹費理還是要做一些補救措施來收買人心，以求盡可能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29日白天，茹費理與他的助手們緊急協商后決定采取一些應急措施，包括增派援軍、增撥軍費等。對此，畢樂記錄道：“人們總怕北京朝廷最近開談和議是一種詭計，以懈怠我們警惕之心。它或者另有計劃中斷談判，再以廣西軍出來一賭運氣。??依照這些考慮，政府當日即采取一連串的緊要措施。它頒發命令，立即遣發至東京、交趾支那及順化若干陸軍新大隊及新炮兵隊。它并電孤拔海軍提督，迅即組織封鎖北直隸。最后它又準備翌日即向眾議院要求追加二萬萬法郎，作為陸海戰爭之用。”3月30日上午，法國議會開會，會場內外一片喧鬧，有人悲觀，有人憤怒，大家都把失敗的責任歸咎于茹費理，也把斗爭的矛頭指向茹費理。反對派議員先后發言嚴厲批評茹費理，有人甚至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責任。3月30日下午二時，茹費理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議會會場。茹費理在發言中首先通報了有關情況，然后帶有強烈目的性地著重介紹了29日他與助手們研究決定采取的緊急措施，并預言這些措施將很快扭轉戰場上的不利局面。接著，茹費理請求議會討論通過他提出的增撥軍費的議案。他還特別強調，為了盡快挽回法國在越南的損失，“他將不把撥發經費的投票當做是信任的投票。這樣可以使這個關系國家利益的問題，獲得滿場一致的同意。然后議院可以再自由決定到底要把這些計劃委托什么人去執行。”茹費理的意思是，撥發經費和信任內閣可以分開而論，先通過撥發經費，再決定對內閣的態度。茹費理這番話是想給人們一種他對國家負責的印象，以求博得一些同情。但是，他很快失望了。反對派議員堅持要求必須先更換內閣，然后再討論其他的問題。隨后，對茹費理提出的“增撥軍費議案有先議權”的提議進行表決，結果以306票對149票否決。這事實上表明了議會對內閣的不信任，于是茹費理被迫辭職。

以上探討了茹費理下臺的原因，下面再分析茹費理下臺后法國對華繼續侵略的政策是否改變的問題。3月24日鎮南關戰斗發生，一些法國議員對法國的失利表示出強烈不滿。3月28日，金登干向赫德報告說：“議會中今天有質詢，反對黨攻擊茹費理說，早應宣戰，以防中國取得餉械的補充等等。”3月29日，諒山戰役發生，法軍再次失利，法國輿論大嘩，對茹費理提出更嚴厲的批評。3月30日，金登干致赫德電報中說：“法報認為總理衙門的談判，只不過是為了爭取時間，并咎茹費理不應受紿。”可見，反對派議員抨擊和搞掉茹費理，并不是反對他對外侵略，而是認為他侵略部署不力，損害了法國的利益和形象。這也就是說，反對派議員搞掉茹費理，決不是想改變法國的侵略擴張方針，而是希望換個人來更好地維護法國的殖民利益。3月30日下午，茹費理宣布辭職，反對派議員倒閣的目的達到。緊接著，議會開始討論對華政策的問題。一些議員先后發言，認為法國不能改變對華戰爭政策，應設法盡快挽回損失。如李播在發言中指出，更換內閣“不是說要放棄我們兵士用鮮血勝利取得的東京陣地。放棄這些陣地不但是一種國家所不能寬恕的懦弱畏葸，抑且使我們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榮譽與安全不能保持。”3月31日，茹費理下臺前提出的關于增撥軍費的議案被議會通過了。對此，畢樂這樣記載：“茹費理先生辭職后，法國兩議院一致同意墊款五千萬法郎，以應前夕所請求撥付東京的費用。這個消息北京知道后，人們認為是法國戰爭計劃的象征。”顯然，法國統治階級急于挽回戰場失利的損失。在4月4日金登干與畢樂簽訂《中法議和草約》后，4月7日，金登干致赫德電報中說：“法議會今天開會，總統??向議會演說：‘我們要求中國尊重我們的條約權利和天津條約所允讓的權利，如談判能達此目的，當然很好，否則我們決心不改變遠征的原議，訴之武力。’”其實，總稅務司赫德早在1884年10月17日致金登干函中就分析認為：“我猜想無論是茹費理當權，或者另外一幫——即使是和平黨也罷——執政，都將決定從事于大規模的戰爭，和野心更大的計劃。”

三、中國的周邊形勢

由于中國國力衰弱，列強對中法戰爭的態度必然對清政府的決策發生重要影響。當時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的有俄國和日本。俄國在不久前的中俄伊犁交涉中受到挫折，對中國的怨恨一直存在，因此支持法國侵略。清政府對此當然清楚，始終存有戒心。1884年8月24日，軍機處曾命駐俄、英大臣曾紀澤：“法船現已在福州開戰，打壞馬尾炮臺、船局。倘俄暗許助虐，不但法勢更張，而朝鮮、東三省各處添防，我力亦分。閣下即就近密探法、俄有無合謀中國之事。”9月10日，軍機處又電告曾紀澤：“聞法人有與俄、倭密約，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鮮，以圖牽我兵力之說。自系法人虛聲。俄國有無舉動，著曾紀澤密察，隨時電聞。”9月13日，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俄新聞館言：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日前俄有兵船一幫，在煙臺裝糧煤、洋錢甚多，不知何往，以后尚有水師兵隊北來。”對此，赫德也指出：“現在關于俄國的謠言很險惡，大家怕它會為了吞占滿洲和新疆而有所動作。”

日本自明治維新后，隨著實力的迅速增長，對外擴張的野心不斷增強。日本對外擴張的目標首先是中國和朝鮮。1882年7月，日本侵略分子曾在朝鮮策動了“壬午兵變”，想染指朝鮮。結果被清軍平息，由此導致了中日關系的緊張狀態。中法戰爭開始后，日本主戰派異常得意，認為是大好時機，于是立即開始活動。法國也對日本的擴張行動給以積極的支持。1884年9月，法國駐日公使先基維支與日本自由黨領袖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協商，決定法國以私人貸款方式提供100萬日圓，作為日本在朝鮮擴張的補充費用。日本政府也積極策劃，命令正在國內休假的駐朝公使竹添進一立即前往朝鮮。竹添進一到達朝鮮后緊急策劃，與親日的朝鮮“開化黨”人合謀于12月4日在漢城發動了“甲申事變”，攻占王宮，軟禁朝鮮國王，組成以“開化黨”人為主的政府。這次事變雖然很快就被駐漢城的清軍平息，但是由此造成朝鮮及北洋地區的緊張局勢令清政府極為震驚，此前不久被派赴援助臺灣的北洋海軍的2艘戰艦也受命立即返回北洋。李鴻章12月10日致總理衙門電中說：“日謀叵測，明系乘中法有事，尋釁圖朝，恐禍更烈于越南。”此外，中國駐日本公使徐承祖也不斷發來消息，說日本各處軍火工廠甚為忙亂，日本軍隊也處于戒備待命狀態。這些都對清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

對于當時中國面臨的險惡周邊環境，赫德分析指出：“中國如僅單獨對付法國，我以為它能夠好好地打一陣，但是一旦中法真正開火，日本就會跟法國合作，在法國所能派出的一萬人之外，再添上三萬兵力，朝鮮也許會叛變，三合會等等也許會在內地造成擾亂，俄國也許又在邊境上拿去一大塊，前途真是夠嚴重的！”這個分析應該說比較客觀，反映出清政府的為難和怯陣心理。

四、李鴻章與乘勝即收

關于乘勝即收，史學界一般認為是李鴻章主謀決定的。其實這種看法并不準確，李鴻章還沒有那樣的地位和權力。1885年初，清政府綜合考慮各方面困難，決定不再持續打下去，于是委派赫德通過海關駐倫敦代辦金登干與法國進行秘密議和談判。1885年2月17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說：“我現在正在拼命地抓住裂縫的兩端，以使它們能重新接合。我把事情全抓在我自己手里，并盡量保守秘密，連李鴻章都不知道實情，而且沒法碰到它。”3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電中說：“李督在過去一星期內很活動，也許有逕向法駐津領事試探談判的可能，請茹費理注意，李現在并無權力在任何方面接觸這項問題，因此，請勿讓李督方面的任何嘗試影響現經皇帝批準進行的談判。”3月2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又說：“李鴻章在過去三個星期內特別不老實，雖然皇帝命令他與伊藤博文伯爵（日本為朝鮮事件而派來的特使）談判，并且要他撇開法國問題，但是他卻在多管閑事。”這說明，這次秘密外交談判李鴻章無法參與。3月30日茹費理下臺后，4月4日，金登干與法國方面訂立《中法議和草約》，清政府很快批準，于4月7日發布停戰撤兵諭旨。5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電中透露：“在這次談判中，每一項提議都是事先經過太后親自主持考慮和批準的，她很勇決，力排反對之議，主張和平，這是值得特別考慮的。??太后不僅主張和平，且在諒山勝利群議主戰之時仍愿忠實履行談判已取得的協議。”讀了這些話，乘勝即收究竟是誰決定的已經相當清楚了。

李鴻章雖然不是乘勝即收的決策者，但他是贊成這一決策的。清政府其他官員也有不少是贊成的。比如，曾紀澤在3月30日茹費理辭職的當天致電清政府認為：“諒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國極體面，雖稍讓亦合算。似宜趁法新執政初升時速辦。”兩江總督曾國荃在致李鴻章信中認為：“趁此臺灣鎮口兩處兵事尚無挫衄之時，復新得諒山克復、法將受傷之信，順風轉舵，峻坂走丸，在彼族為求成，在中朝為大度，事機相湊，體統無傷，計無有善于此者。”

乘勝即收雖然不是李鴻章所能決定的，但是最后與法國訂立條約還是要李鴻章出面。根據《中法議和草約》的約定，1885年5月初，清政府命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開始正式和約的談判。張之洞5月3日致電李鴻章：“今議詳約，萬望力爭，天下責望惟在公也，”希望李鴻章在談判中盡力多爭回些權益。其實李鴻章也是這樣想的。但李鴻章開始談判后發現，由于法方執意堅持以金登干與法國訂立的《中法議和草約》為談判基礎，他幾乎沒有周旋的余地。他5月5日復電張之洞：“款議始終由內主持，專倚二赤。雖予全權，不過奉文畫諾；公徒責望，似未深知。”5月26日，李鴻章向總理衙門報告談判詳細情況之后特地說：“緣前六條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堅稱法廷來電，經兩國國家商定一語不可動移。若刪改原文，仍非赫德轉電外部不可，非鴻章等所能為力也。”表明他的困難處境。5月28日，張之洞再致電李鴻章：“畫押宜慎，關系國家萬年之計；赫德不足論，仍須公主持，勿貽后悔。”其對李鴻章的信任和期望之意不言而喻。但李鴻章確實難有作為，他5月30日復電張之洞：“事由中制，非鴻章所能主持。”6月9日，經朝廷批準，李鴻章與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又稱《中法新約》或《李巴協定》），標志中法戰爭結束。

根據以上敘述可以認為，第一，鎮南關大捷等戰役雖然給越南戰場的戰局帶來一定轉機，但是并未在根本上改變形勢；加上臺灣及東南沿海的戰局始終非常嚴峻，因此戰爭的總體形勢依然是嚴重的。第二，鎮南關大捷等戰役后法國內閣出現變動，并不意味法國將改變對華戰爭政策，而是相反，法國已經準備擴大侵略戰爭以挽回損失，如果不是中國接受停戰的話。第三，當時中國的周邊環境是十分不利的，特別是日本的擴張野心，使清政府對戰爭前途、對國家整體安全不能不存有深深的疑慮。因此說，乘勝即收是清政府考慮到各方面的不利形勢，迫不得已采取的委曲求全的決策。清政府決策的關鍵是要“收”，既然“收”是已經確定的，那么在何種條件下收，其實只是時機的問題。比較而言，乘勝即收，似乎還比在其他不利情況下收稍微有利。考慮到這場戰爭中國雖受到不少挫折和損失，但最終堅持沒有賠款，這應該說是利用了鎮南關大捷等戰役的積極影響，是不幸中的一點安慰。所以，對于乘勝即收，應該根據當時的形勢進行客觀全面的分析和評價。

參考文獻

[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M)，中華書局，1958年。[3]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八。

[4]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6] 《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M)，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7]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 《李鴻章全集》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On Problem of Finishing Fight Policy in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

Guan Wei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At late period of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 Qing Dynasty finally decided to get out of the war in spite of Chinese troops had wined some military victories.This was quite puzzling.But in fact, Qing Dynasty had some difficulties and this policy really had special reasons.Keywords: the Sino-French War(1883-1885);Situation;Analysis

第二篇：幸福觀論析

馬克思主義幸福觀論析

閔 緒 國

幸福既是人類永恒的追求，也是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當前，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應該科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幸福觀，以指導我們的工作生活和人生走向。

一、勞動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現實的創造。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自身幸福的創造者，勞動是幸福的源泉。

第一，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人類社會。人類社會的歷史，既是人類不斷追求幸福的歷史，也是勞動發展的歷史。勞動使人站立起來，使人獨立于自然界。同時，勞動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形成了各種社會關系，促進了社會的形成和發展。因此，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方式和存在方式，從事自由自覺的勞動是人的本質需要，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需要。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兒個星期，也要滅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580）

第二，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人在勞動中產生，也在勞動中發展。人不僅是勞動的主體，也是勞動的積極成果。在勞動中，人不僅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而且不斷地改造主觀世界;不僅滿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產生了新的需要，產生了進一步追求幸福的動力。正是在勞動中，人才確證了自己的本質力量，才認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7）

第三，勞動超越了有限生命，使人的生命得以延伸。誠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有些人的勞動成果卻使其在逝去數千年后，仍為后人所銘記。今天，我們在討論幸福時，就不能不回溯兩千年，去汲取孔子、亞里士多德等賢哲的智慧。這是因為人具有能動性、創造性，除了現實地關切當下，也對未來滿懷眷顧，能在當下創造未來，使有限的生命體現出無限的價值。

當然，并不是任何條件下的勞動都能產生幸福。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稱為“異化勞動”。這種“異化勞動”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使勞動與享受相分離，不僅不是幸福的源泉，反而成為壓迫勞動者的手段。“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3）勞動異化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分離。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不斷完善，為人們實現幸福開辟了廣闊前景。我們要“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積極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通過自己的勞動去創造幸福。正如雷鋒所言：“人生在世，只有勤勞，發奮圖強，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一切，這才是最幸福的。”（羅國杰主編:《中國革命道德:理論卷》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P242）

二、道德是幸福的前提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56）道德作為調節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作為人的主體性追求，對幸福的實現無疑會發揮重要作用。

第一，把握人生方向。道德是人類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將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分為：科學精神的方式、藝術精神的方式、宗教精神的方式和實踐精神的方式。道德以實踐精神來把握世界。它以善惡評價為主要手段，以應當與不應當為尺度，告訴人們什么樣的人生最理想，什么樣的品質最高尚，應該如何完善人格和提升人生境界，從而使人生更充實、更圓滿、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第二，協調人際關系，創造良好社會環境。道德是一種重要的調節手段，它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內心信念來指導和糾正人們的行為，協調各種社會關系。一個道德的人，是有益于他人和社會的人，能獲得他人和社會更多的贊譽和支持，這有助于獲得幸福；反之，一個不道德的人，勢必人人唾罵、處處碰壁、事事難成，難以獲得幸福。

第三，合理控制欲望。適度的欲望有利于幸福的實現，因為欲望是一種重要的驅動力。但是，過多、過強的欲望會阻礙幸福的實現，甚至導致不幸。馬克思主義承認欲望存在的客觀性，但更強調人的社會性，主張把欲望控制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4）道德是對人的尊嚴、理性和本質的確認，是合理控制欲望的重要手段。人們為了有尊嚴地生活，會自覺地接受道德規范的約束，將自己的欲望控制在許可的范圍內。

第四，提供精神動力。道德作為實踐精神，具有鮮明的理想性，體現著主體對“應當”的追求。它立足于現實，展示完美的理想人格，激勵人們為此而努力奮斗；它褒揚真善美、貶抑假惡丑，激發人們道德上的認同感、成就感和尊嚴感，促使人們“期善從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省”，從而不斷自我完善。

道德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應然狀態，體現了人對自身完整性的追求，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條件。同時，高尚的道德給人以深刻而持久的滿足，本身也是一種幸福。因此，追求幸福應當與完善道德結合起來，以高尚的道德實現幸福人生。當然，在階級社會中，道德是有階級性的。我們所強調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有利于最大多數人實現幸福。

三、幸福是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結合

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兩大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真正的幸福是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結合。

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首先，拋開生存條件談幸福是不現實的。很難想象一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終日處于死亡威脅中的人，會感到幸福。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78—79）其次，物質需要的滿足程度，影響精神需要的滿足。正如馬克思所說：?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6）再次，物質需要的盡可能滿足，是實現幸福的重要條件。我們不能說物質條件優越，就一定幸福；物質條件不優越，就一定不幸福。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質條件，確實難以獲得幸福。對一個科學家而言，在科學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可能是他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他連基本的實驗設備都沒有，幸福從何而來?因此，我們要反對那種輕視、甚至否定物質需要的幸福觀。凡是正當的、合理的物質需要，都應得到尊重。正如恩格斯所言：?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極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卻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239）

馬克思主義肯定物質幸福，同時又強調精神幸福。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會存在物。?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6）人與動物的一個顯著區別就在于：人的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意義。他從末停止過對自身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探求，他渴望不斷地超越自然屬性的束縛，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實和理想境界的實現。（趙甲明：《怎樣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2期）實際上，因物質需要的滿足而產生的愉悅感，是人與動物所共有的，但精神幸福則為人類所獨享；而且，物質幸福是初級的、短暫的，精神幸福才是深刻的、持久的。現代心理學、社會學研究表明，物質因素對幸福的作用，也受邊際遞減規律的影響。當個人擁有的物質財富達到一定水平時，更多的物質財富并不必然帶來更多的幸福，相反，自由和真情之類的精神需求會比以前更加突出。（苗元江：《影響幸福感的諸 因素》，《社會》2004年第4期）這表明，物質需要的滿足是實現幸福的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在不斷超越的幸福追求中，物質幸福僅是低層次的幸福；當物質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人們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幸福。因此，我們應當追求一種建立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又超越物欲的持久的精神幸福。這種精神幸福，理所當然地包括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追求。因為追求遠大理想是精神需要的核心。

四、幸福是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統一

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往往看不到人的社會性，把人僅僅看作個體，甚至?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這不僅不利于個人幸福的實現，也不利于社會的發展進步。馬克思主義強調，幸福是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統一。這是馬克思主義幸福觀與以往幸福觀的顯著區別。

個人是社會存在物。社會關系作為人的本質存在和實現形式，包含著人的存在和發展所需要的一切社會條件。任何人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都必然要與他人和社會發生聯系。即便是最孤立的個人活動，也不能脫離社會關系，不能脫離為其創造條件的社會文化背景。荒島上的魯濱遜能夠生存下來，并重返人類社會，這也得益于他此前的社會文化積淀。馬克思對此作了深刻的說明：?個人是社會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123）。今天，隨著社會發展，分工越來越精細，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個人幸福的實現，也就越來越依賴于社會的進步和共同體的發展。（葛晨虹：《哲學視野中的幸福理念》，《人民論壇》2005年第1期）

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幸福不僅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而且，只有為社會謀求幸福，才是最高意義的幸福。個人需要、目標的滿足與實現，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幸福；為整個社會、整個人類謀求幸福，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才是無產階級的幸福，才是共產黨人的幸福。在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無數優秀的共產黨人就體現出了這種崇高的幸福觀。他們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方志敏烈士寫道：?為著階級和民族的解放，為著黨的事業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華麗的大廈，卻寧愿居住在卑陋潮濕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寧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軟的鋼絲床，寧愿睡在豬欄狗窠似的住所!……我能舍棄一切，但是不能舍棄黨，舍棄階級，舍棄革命事業。?（羅國杰主編:《中國革命道德:理論卷》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P250）這種共產黨人的幸福觀遠遠超越了狹隘的個人幸福。

五、追求幸福人生

馬克思主義幸福觀是我們追求幸福人生的科學理論指南。那么，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應該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幸福人生呢? 1.不斷提高道德修養。

道德是幸福的前提，是人們自我實現、自我完善的一種社會形式，是激勵人們不斷奮進以實現人生圓滿的巨大力量。因此，追求幸福必須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眾所周知，道德修養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因而，我們首先要加強學習，掌握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和規范，特別是深刻理解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科學內涵；其次，要堅持內省自訟、克己自律，并在?隱蔽?處下工夫，堅持?慎獨?，不斷提高道德修養；再次，在生活中要自覺踐行道德，在錘煉自我道德品質的同時改善社會風氣。

2.堅決反對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利己主義的幸福觀。

享樂主義幸福觀主張人生目的在于追求當下的感官快樂，認為?幸福就是酒、美女和歌唱?。追求快樂無可厚非，快樂是幸福的表征。幸福的生活一定是快樂的生活，不快樂肯定不幸福，但是，快樂不能等同于幸福。有的快樂不僅無益于幸福，反而會損害幸福，如吸毒產生的快樂。幸福范疇內的快樂應是有利于人和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快樂。我們要正確認識快樂，要以人民的快樂為快樂，要?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通過自己的勞動去創造幸福。

拜金主義幸福觀堅持?金錢至上?，把盡可能地擁有金錢視為人生至高幸福。這是剝削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幸福觀。現實表明，這種幸福觀不僅不能帶來幸福，反而會使人陷入不幸。一方面，可能使人走上敗壞墮落、違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可能把人變成金錢的奴隸，變成?葛朗臺?。利己主義幸福觀把個人幸福與他人幸福、社會幸福割裂開來，甚至以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來謀取個人幸福，是必須唾棄的。我們不僅要堅決反對利己主義幸福觀，而且要自覺地將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統一起來，為社會幸福而奮斗終生。

3.正確認識和對待不幸。幸福與不幸總是相伴而生。當面對不幸時，我們是就此沉淪，任由命運擺布，還是扼住命運的喉嚨，直面不幸之痛苦?對待不幸的態度不同，結果也不同。留下《過秦論》的賈誼可謂才華橫溢，二十來歲就深受漢文帝賞識，但他受誣陷而失去文帝信任后，終日郁郁寡歡，三十二歲就郁憤而死。司馬遷則是直面不幸的榜樣，在遭受宮刑后，仍然發奮著史，為后世留下千秋名著——《史記》。可見，幸福與不幸總是相對的。不幸給人帶來痛苦，使人備受磨難，但是，它又可以磨煉意志，豐富閱歷，激勵人們從逆境中奮起。絕對的不幸是身處逆境而無動于衷。我們只有直面不幸，在痛苦中磨礪，在抗爭中奮起，才能在不幸中求得幸福，才能在不圓滿中求得圓滿。這才是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總之，幸福觀從根本上講是一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在階級社會中，它帶有明顯的階級性。不同階級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觀。我們應當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自覺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增進社會幸福的過程中實現幸福人生。

（選自2010年第2期《高教理論戰線》，作者單位為重慶郵電大學法學院）

第三篇：交通肇事逃逸相關問題論析[小編推薦]

交通事故是社會的不幸。如果各方協力，措施得當，可以盡可能降低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交通肇事逃逸，使傷者失去了最好的搶救時機，警方偵查案件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肇事者將面臨十分嚴厲的懲罰，這一切使得交通事故導致的某些社會成本成倍地增加。

2006年9月16日晚23時許，某路段，一輛假軍牌小轎車追尾碰撞一輛摩托車，致摩托車上4人當中的2人當場死亡，1人重傷，1人輕傷。肇事轎車則趁夜色逃離現場。

1月2日上午10時20分，民警在海口市一家汽車修理廠發現并確認已拆下假軍牌換上真車牌的肇事車輛；10時40分，肇事者盛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在這起交通事故中，交通肇事者盛某今年35歲，是一家公司的總裁。警方表示，假如盛某當時主動報警，經過事故認定，他未必要負全責。現在因為交通肇事逃逸，按有關規定，需要負全部責任。這樣，盛某將被判處3年至7年有期徒刑，還要被吊銷駕駛執照、終身禁駕。同時，數百名民警徹夜未眠組織偵查。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目前已經成為全國公安機關經常需要面對的難題，肇事逃逸者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肇事逃逸的司機主要有下列心理：

恐慌心理：事故發生后，少數肇事者的內心充滿著恐懼，害怕承擔巨額經濟賠償責任，而選擇逃逸；

畏罪心理：肇事者害怕由于造成重大事故而受到法律追究，因而心理壓力增大，導至其當時心理第一想法就是盡快逃離事故現場；

僥幸心理：肇事時間和地點多是司機決定是否逃逸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事發地點偏僻、時間較晚的，肇事者又會想當然地認為沒有目擊者，從而鋌而走險。就算有目擊者，有些肇事者利用當前社會上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自信目擊者不會去揭發的心理，認為目擊者不會去舉報；基于此，肇事者就認為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不可能查明事故的全部事實和掌握全部證據，因而也就有了對事故不可能被偵破的主觀自信心理，從而選擇了逃離；

對立心理：肇事者對公安機關不信任心理，認為就算自首也無濟于事；

自我保護心理：肇事者知道如果不逃逸，帶來的將是巨額的經濟賠償和嚴重的法律追究。為了逃避這些，首先選擇的就是逃逸。

還有事故不嚴重，但害怕經濟賠償的畏懼心理：肇事車輛手續不合法，駕駛人無駕駛資格，或者未按規定駕駛準駕車型，車輛未按規定購買第三者責任險等，肇事司機擔心事后賠償超出自身能力，害怕受到法律追究，干脆一走了之。

逃逸意味著司機放棄了對被撞者采取搶救、并將被撞者放到一個存在隨時可能被其他過往車輛輾壓的危險環境中，這不僅對被害人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且肇事司機不履行及時救護的法定義務，又形成了新的違法行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無論是民事賠償責任、行政處罰責任，或是刑事責任都要比沒有逃逸嚴重得多。

下面我們就來詳細談談交通肇事逃逸的相關問題：

一、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

根據《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公安部70號令）》規定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發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當事人為逃避法律追究，駕駛車輛或者遺棄車輛逃離交通事故現場的行為。肇事逃逸的構成條件主要有：（1）肇事人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即行為人在逃逸時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這是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因素。

如果行為人沒有意識到交通事故的發生而離開現場，則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案例1〉：孫某駕駛兩輪摩托車馱載其朋友劉某（二人均喝酒過量）超速行駛時，因路上顛簸，劉某從摩托車上跌落頭部著地，致顱腦損傷而當場死亡。而當時孫某對此一無所知，仍然繼續駕車狂奔，直至被人發現將其截獲。本案中，孫某雖然離開了現場，但因其主觀上對劉某墜地身亡這一交通事故并不“明知”，故不宜認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認定其構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如果行為人“應當知道”自己的行為造成交通事故而裝作不知道，逃離事故現場的，仍應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2）主觀上是為了逃避事故責任，逃避法律的追究；實踐中，肇事人逃跑的目的大多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少數人是因為其他目的，如害怕遭到被害人親友及其他圍觀群眾的毆打而逃跑，這些人往往在逃離現場后，很快通過報告領導或報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處理。顯然，這些人的主觀惡性要小得多，因此，有必要在認定時加以區分，以保證準確適用法律，做到不枉不縱。如〈案例2 〉：司機宋某違章駕車，將一行人于某撞死，正當宋某對于某進行搶救時，于某的親友及當地群眾聞訊趕到，持械對宋某進行毆打。宋某被逼無奈，駕車逃離現場，直接到當地公安派出所報案。本案中，宋某的逃跑行為就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當然，需要說明的是，行為人出于正當目的逃離現場后，必須及時向有關機關報案，接受法律處理，否則，如果行為人一逃便杳無音信，仍應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3）客觀上實施了逃離事故現場，不向公安機關報案的行為。

這里有爭議，有人認為僅僅將其限定為逃離“事故現場”，而實踐中大多數并不拘泥于“事故現場”，而是與“不向公安機關報案”的行為一并來考慮的，總之，要看具體情節。

二、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行為：

天津市交管局在確定肇事逃逸方面有自己獨到的一面，出臺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定性標準，事故當事人認為自己沒有責任而駛離現場、報案后不履行現場聽候處理義務，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等 8種情況將被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

1．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當事人駕車或棄車逃離事故現場的；

2．交通事故當事人認為自己對事故沒有責任，駕車駛離事故現場的；

3．交通事故當事人有酒后和無證駕車等嫌疑，報案后不履行現場聽候處理義務，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的；

4．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未報案且無故離開醫院的；

5．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給傷者或家屬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聯系方式后離開醫院的；

6．交通事故當事人接受調查期間逃匿的；

7．交通事故當事人離開現場且不承認曾發生交通事故，但有證據證明其應知道發生交通事故的；

8．經協商未能達成一致或未經協商給付賠償費用明顯不足，交通事故當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實信息，有證據證明其是強行離開現場的。

三、哪些情況不構成肇事逃逸？

6種情況不構成肇事逃逸：

除了哪些情況可以被認定為肇事逃逸外，交管部門還對哪些行為不構成肇事逃逸做出了規定：

1、交通事故當事人對事故事實無爭議，撤離現場自行協商解決，達成協議，并留下真實姓名、聯系方式后，一方反悔并報案的；

2、交通事故當事人為及時搶救事故傷者，標明車輛和傷者位置后駕車駛離現場并及時報案的；

3、交通事故當事人將傷者送醫院后，確因籌措傷者醫療費用需暫時離開醫院，經傷者或傷者家屬同意，留下本人真實信息，并在商定時間內返回的；

4、交通事故當事人因受傷需到醫院救治等原因離開現場，未能及時報案的；

5、交通事故當事人駕車駛離現場，有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或不能發現事故發生的；

6、有證據證明交通事故當事人因可能受到人身傷害而被迫離開交通事故現場并及時報案的。

四、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天津市交管部門規定，認定投案自首情節為：

1、逃逸人主動到交管部門或其他公安部門投案并如實交待罪錯事實的；

2、逃逸人委托他人或打電話向交管部門或其他公安部門報案，等候處理并如實交待罪錯事實的；

3、逃逸人途中向交管部門或當地有關部門報案，等待接受處理的。

另外，根據規定，具有下列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認定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偵部門立案處理：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致被害人傷亡的；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遺棄，致使被害人因無法得到及時救助而死亡或嚴重殘疾的。

以上認定標準在全國各地交管部門和法院具有共性。

五、交通肇事逃逸會受到什么處罰？

交通肇事逃逸是一種特別惡劣的交通違法行為，要承擔更為嚴厲的法律后果。

交通肇事后，受害人往往處于孤立無援的危險狀態，由于這種狀態是由肇事人的交通違法行為造成的，所以產生了肇事人及時消除這種危險狀態的法律義務。肇事后逃逸，不履行法定義務，事實上形成了新的違法行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無論是民事賠償責任、行政處罰責任，或是刑事責任都要比沒有逃逸嚴重得多。

從行政責任講，《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規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且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該規定是對交通事故逃逸人員行政方面的制裁，其將被吊銷駕照且終生不能再取得，且不論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大小。

其次談談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九十二條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后當事人逃逸的，逃逸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責任。這里所說＂責任＂是指民事責任，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賠償責任．法律將該責任確定為推定過錯責任．由于當事人逃逸導致事故現場遭到破壞，使交管部門對事故責任難以認定，首先推定其有過錯，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若其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也有過錯才可減輕其責任，這方面也加重了逃逸人的舉證責任。

再次談談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犯交通肇事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交通肇事后逃逸屬情節加重犯，刑法將此規定了較重的量刑．需要提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法定最高刑是十五年，故意殺人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如全國關注的鄭州市公安局民警張金柱交通肇事案。張在駕車行駛時因車速過快，將騎自行車的蘇東海和其兒子蘇磊撞得飛彈起來摔倒在地，同時將蘇的自行車掛在肇事車下。沿途群眾不斷驚呼，張仍瘋狂逃跑，將蘇東海掛在車上拖行1.5 公里后被武警和群眾截獲才被迫停下。最終蘇東海重傷，蘇磊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張死刑，以交通肇事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數罪并罰執行死刑。

六、被保險人交通肇事逃逸能否一概拒賠？

答：不能一概拒賠

相關案例：

王某系駕駛中型貨車，從事長途運輸業務的個體司機。2005年初，王某向保險公司投保了責任限額為5萬元的第三者責任險。同年3月，王某駕車撞上了停靠于路邊的一輛小貨車。事故發生后，王某企圖駕車逃逸，但駛出不遠便被交警截獲。交警扣押了王某及事故車輛，并對現場進行了查勘。王某看到要承擔責任，便向保險公司報了案，保險公司也派人趕到了現場。兩周之后，交警部門作出處理：事故發生后王某駕車逃逸，嚴重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應承擔本案全部責任，賠償被撞小貨車修理費20000元，并處罰款2000元，吊銷駕駛執照。

接到上述處理決定后，王某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認為本案屬于第三者責任險項下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應當補償自己對被撞車輛所承擔的賠款。保險公司認為，王某駕駛過程中由于過失導致撞車事件的發生，并因此承擔了一定的賠償責任，屬于保險事故；但是，王某在肇事之后有逃逸行為，“肇事逃逸”構成保單規定的免責事由，保險公司可以免除賠償責任。因此，本次事故造成的損失應由王某自行承擔。經過多次交涉雙方未能達成一致，王某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法院經審理認為，王某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保險合同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按照合同行使自己的權利，履行自己的義務。王某由于過失導致事故發生，并承擔了相應的經濟責任，構成第三者責任險項下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應當予以賠償。第三者責任險保單“責任免責”中籠統地規定了“肇事逃逸”一項，保險公司能否據此免責，不能一概而論，須結合個案作具體分析。就本案而言，王某肇事后有逃逸行為，但未實施完畢即被交警截獲，其行為沒有造成事故損失的擴大，也沒有影響保險公司對現場的勘察或加重保險公司的義務。根據權利義務相平衡的原則，保險公司不能一概拒賠，王某承擔的20000元賠償金，應由保險公司予以補償。

分析：

第三者責任險是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給第三方造成的責任所承擔的風險。從形式上看，是由保險公司補償被保險人對第三者的經濟責任。但從這一險種的開辦目的上看，保障的卻是因被保險人的責任而受到損失的第三人，使其不至于因責任人沒有清償能力而在受到損害之后得不到賠償。由于這一險種涉及多方利益，法律要求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則來設定彼此的權利義務。就本案而言，王某肇事逃逸嚴重違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應當受到一定的懲罰，但并不喪失自己在保險合同中的權利，王某與保險公司的權利義務仍應依據保單和合同法加以確定。保險公司在保單中籠統地將肇事逃逸列為免責事由，沒有申明具體情況，只能解釋為當事人的逃逸行為客觀上加重了保險人的合同義務時，保險公司才能免責。否則，如果允許保險公司一概拒賠，無形中便擴大了責任免除的范圍，違反了合同法權利義務相平衡的原則。本案中法院結合案情，對保單條款作出具體地解釋，較好地平衡了各方當事人的利益。

啟示

目前從事高風險職業的人越來越多，責任保險分散了他們的職業風險，穩定了社會秩序。為充分發揮責任保險的社會效用，法律要求保險公司應在保單中合理確定自己的權利義務，不能以籠統的約定擴大責任免除的范圍。否則，根據《保險法》解釋保險合同的原則，法院將作出不利于保險人的解釋。

結語：

交通肇事，對傷者和司機來說都是不幸的：災難從天而降，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但在事故現場，傷者處于弱勢，甚至失去行為能力，其受到的損害更大；司機因為未受傷，有機動性強的汽車，相對處于強勢，可以采取主動措施。但一些肇事司機認為自己遇到的是一場“零和游戲”（你輸我贏，或是你贏我輸），因而產生了“賭徒心理”：要么完全不承擔肇事后果，不分擔傷者的痛苦，要么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有的被判終身禁駕的司機原本只是涉及普通的交通事故，完全可以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由事故雙方協商解決或申請由交警事故處理部門調解；但由于肇事后逃逸，致使受傷者因搶救不及時而導致重傷甚至死亡的嚴重后果，案件性質便發生了變化，使其成為刑事案件。肇事逃逸司機不僅要承擔刑事責任，還要承擔民事責任，受到行政處罰，其工作、生活、學習都將受到更嚴重的影響。肇事司機因頭腦發熱、一時糊涂而斷送了自己的前程，這種代價實在是太沉重了。

有些肇事逃逸的司機不懂法律，想耍點兒小聰明，結果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象今年元旦海口那起事故的肇事司機盛某，以為現場沒有目擊者，自己用的又是假車牌，以為逃走就不會有事了，但卻不曾想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一是事故發生后多少會留下些痕跡，而是而且到處都有群眾的眼睛，特別是現在通訊發達，多數人都有手機，目擊者的電話可以很容易地鎖定肇事車輛和肇事逃逸司機。而且案發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可以通過發協查通報、向社會公告等方式要求協查、舉報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查獲交通肇事逃逸人和車輛提供有效線索或者協助的人員、單位，應當給予表彰和獎勵。

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機動車輛都必須強制辦理第三者責任險，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肇事者“賠不起”的憂慮。由于保險公司將支付事故造成的部分賠償額，可以減輕事故對雙方造成的損失，也將使交通肇事者在面臨留下或逃逸的選擇時更容易選擇前者。

交警部門還反映，我國需要不斷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例如，對肇事司機作出終身禁駕的處罰，是打擊交通肇事逃逸的重要手段，但由于還沒有關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司法解釋，所以各地的理解和做法各不相同，在具體操作時，警方有時感到不好把握。有的交警認為，只要警方調查取證后，認為當事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在申請批捕的同時就可以作出終身禁駕的處罰；有的律師則認為，終身禁駕應是在法院判決當事人犯交通肇事逃逸罪后才能作出的行政處罰。前一種做法強調了交警部門行政處罰的主動性，規定更為寬泛；后一種做法則強調了處罰要取決于法院的判決，規定的限制性較強。這些有待于在今后的實踐中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第四篇：太平天國北伐軍和清軍后勤問題論析

太平天國北伐軍和清軍后勤問題論析

學 生：朱 鵬 指導老師：廖 勝

摘 要：太平天國北伐戰爭中，北伐軍前中期勢如破竹但終被剿滅，清軍節節敗退但終于獲勝，與雙方后勤有重要關系。戰爭前期，北伐軍勢如破竹，與其繳獲了充足火藥和糧餉，醫療系統足夠完善，與太平天國政權偶有聯系有關；清軍則由于敗退過快，武器、火藥和糧餉來不及轉移，醫療系統粗糙，與清政府聯系遲滯等原因，在前期節節敗退。而戰爭后期，北伐軍被圍困之后，糧餉、醫療、通信等后勤系統瀕臨崩潰，最終在不斷的突圍中全軍覆沒；而清軍在穩扎穩打，不斷地圍剿北伐軍，以比拼后勤力量的方式，贏得了最終勝利。北伐軍后勤問題出現的原因，大致有缺少后勤基地，信息不通，客觀條件限制等；而清軍的后勤問題，則是中央指揮失當，地方相互推諉，其他客觀條件等造成。從北伐軍由盛轉衰，清軍最終取勝的現象中可以看出，后勤對戰爭的影響是巨大的。研究北伐軍和清軍的后勤問題，可以更加詳細地了解太平天國北伐戰爭的具體情況，并且以史為鑒，為今后的戰爭后勤系統總結經驗教訓。關鍵詞：北伐軍；清軍；后勤；原因；影響

Undergraduate :Zhu Peng Supervisor:Liao S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northern army of the northern loggers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it was destroyed, and the Qing army was defeated and defeated, but finally won the victory, and this result form the logistics of the two sides.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the northern loggers were as strong as they were, and they were given sufficient gunpowder and food, as well as the medical system was sufficient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Due to Qing losing the army too fast, and the arms, gunpowder and expense has no time to transfer, and rough medical system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contact hysteresis.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ar, after the siege of the northern loggers, the logistics system of food, health and communications wa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and eventually the whole army was wiped out.For the Qing army, attacking steadily and steadily, kept on encircling the northern loggers, winning the final victory in a way that was more of a logistical force.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of the north loggers' logistics i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logistics base, information, objective conditions, etc.The logistics of the Qing army were caused by the loss of the central command, local deniability and other objective conditions.From the rise to fall of the northern loggers, the victory of the Qing army shows that the logistics influence is enormous.Study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ary army and the army logistical problems, we can underst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detailedly, and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 logistics system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war.Keywords: The northern expeditionary army;Qing army;logistics;reason;impact

目錄

前言

一 北伐軍后勤問題

（一）火藥和糧餉

（二）醫療和通訊 二 清軍后勤問題

（一）火藥和糧餉

（二）醫療和通訊 三 后勤問題原因分析

（一）北伐軍后勤問題分析

（二）清軍后勤問題分析 四 后勤問題影響

（一）后勤問題對北伐軍的影響

（二）后勤問題對清軍的影響 結語

參考文獻 致謝

前言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后，為了鞏固太平天國政權的統治，緩解天京受到的軍事壓力，并將勝利果實推向全國，太平天國政權進行了北伐和西征兩次軍事活動。北伐軍的戰略方針是孤軍深入，直搗燕京，推翻清政府的統治，再不濟也要牽制清政府在北方的軍隊，對清政府統治區域造成一定的破壞，使其無暇南顧，因此，北伐軍實際上缺少來自后方的后勤供應，大多數后勤物資需要北伐軍自給自足，以戰養戰，通過戰爭來繳獲自身需要的后勤物資。

北伐軍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轉戰六省，攻下數十座城池，七萬余清軍被擊殺，繳獲大量的后勤物資，可謂戰果輝煌。但由于北伐軍孤軍深入，缺少后勤補給，在獨流，靜海兩地被困后，戰局日漸頹靡，最終因后勤物資消耗殆盡，又無法與南方太平天國政權取得聯系，于是在不斷的突圍中，林鳳祥部在連鎮被滅，李開芳在馮官屯被擒，北伐軍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清軍的后勤問題在戰爭初期便顯露出來，導致清軍節節敗退，不僅丟失了大量物資，同時嚴重打擊了軍隊士氣，拖延了整場戰爭的勝利，讓北伐軍在北方六省肆掠，造成嚴重的后果。

近年來，對于天平天國北伐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問題。例如，胡耀先的《僧格林沁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的軍事活動》[1]中，詳細描述了僧格林沁與太平天國北伐軍的斗智斗勇，對北伐軍在直隸一代的活動更是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記載，對于研究北伐軍和清軍在天津直隸的軍事活動有重要作用；張守常的《太平天國北伐軍數考》則詳細的記載了太平天國北伐出發時的軍隊數量等史料，“太平天國北伐的戰略部署是太平天國研究中歷來被注意的問題，其中包括偏師北伐和孤軍深入等問題。因此，北伐軍的兵力大小，也就成為探討和論斷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2]；在吳憲的《天平天國北伐軍火藥補給研究》[3]中，也詳細描寫了太平天國北伐軍采取各種方式來補充火藥，例如繳獲、自造和購買，同時，也記載了大量的相關史料。

史學界目前對太平天國北伐的研究重點在軍隊、路線、失敗原因及戰略戰術方面，對于北伐軍和清軍的后勤供應研究也有涉及，但總體上不及上述方面，對于后勤供應問題產生原因就更少有涉略。應該注意到的是，縱觀古今中外，良好的后勤補給對軍隊戰斗力和戰爭的積極影響是巨大的。與北伐軍相比，清軍最終取得勝利，和其擁有較為完整的后勤供應系統是分不開的，但是，清軍后勤供應系統仍然存在較多的問題，詳細探究北伐軍和清軍的后勤補給問題，有利于從更多的角度研究和認識太平天國北伐戰爭，也有利于正確認識后勤力量在戰爭中的作用，同時以史為鑒，為今后的戰爭后勤供應提供經驗教訓。

一、北伐軍后勤問題

（一）火藥和糧餉

由于北伐軍部隊較少，戰力強盛，再加上前期擁有較為充足的武器和火藥作為支撐，北伐軍在戰爭前期進展神速，僅用了5個月左右便打到直隸地區，直逼京城。但快速進軍也為后來后勤難以為繼埋下了隱患。

在火藥方面，北伐軍通過戰后繳獲，從百姓手中購買和自造火藥等方式來保障自給自足，幾乎沒有從太平天國政府獲得有用的后勤供應。首先是通過繳獲的方式獲得火藥補給，例如在咸豐三年五月的歸德府戰役中，北伐軍在歸德府城內外“得紅粉貳萬斤有余，鐵炮無數??得馬騾五百余匹，得紅粉又有貳萬余斤，鐵炮無記其數”[4]，也就是說，僅僅在歸德府戰役中，北伐軍便繳獲了4萬多斤的火藥，大大緩解了北伐軍在火藥方面的壓力。但是，在戰爭后期，由于清軍的圍困，北伐軍獲取火藥的方式和數量嚴重減少，只能通過自造的方式滿足日常消耗。“自造火藥是北伐太平軍火藥補給的基本方式”[5]，尤其實在北伐戰爭后期，北伐軍被圍困在獨流、靜海等地時，由于無法從百姓處購買，無法從戰爭中繳獲來獲得大量的火藥補給，因此只能通過自造的方式，“我們沿路見有硫磺，大家分帶。現在火藥缺少，即用帶來的硝磺，熬硝、燒炭配造火藥。每日約造火藥百余斤”[6]，到從靜海、獨流撤退時，每軍約存火藥二千余斤，比起每次戰役都要用數百斤的消耗來說，這點產量實在是無法滿足北伐軍在后期的消耗。

早在北伐戰爭初期，北伐軍將領便對糧草供應缺乏問題提出了擔憂，“自臨懷至此，盡見麥坡未見一田，糧料甚難；兵將日日增加，盡見騎馬騾者甚多，忖思此時之際，各項俱皆豐足，但欠谷米一事。”[7]在補充糧草這個問題上，北伐軍采取從清軍處繳獲和從百姓手中購買兩種主要方式來獲取。初期的北伐軍隊伍較為純凈，大部分戰士都是由廣西出來的“老兄弟”，因此，軍隊風氣較好，與清軍相比，受到的擁護程度更高，“隨著北伐軍的到來，群眾也較為普遍地起來響應援助。”[8] 戰爭中后期，北伐軍被圍困靜海、獨流兩地，在不斷惡化的天氣狀況和清軍的圍追堵截之下，北伐軍獲取糧草補給更為困難。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七，僧格林沁獲悉北伐軍“每人日給麥近半，令各做面餅，用小袋裝盛。現在增至二斤，其為趕做裹糧，急思他竄無疑”[9]。在這一階段中，北伐軍失去了前期的優勢，被迫困守，前期的后勤補給方式不再有用，據北伐軍出逃者王壽田供述，靜海北伐軍“現在大小米殆盡，止余小麥，每人日領斤半，賴以生活，馬草亦將短少”[10]。在戰爭前期，北伐軍還能通過繳獲和購買來保障軍隊糧草供應，但是在中后期由于清軍的圍剿，這兩種辦法不再起作用，北伐軍的糧草供應頓時陷入困境，不得不每日限量供應，但仍然無法阻止糧草的消耗殆盡，最后在不斷的突圍和被圍中全軍覆沒。

在軍餉方面，“北伐軍一路攻克州縣，得些庫銀以備全軍公用，如沿途購買糧草火藥之類，戰士不攜私財，所以銀錢并不全帶”[11]。由此可見，北伐軍中軍餉的需求極小。這對北伐軍的后勤供應大為有利，北伐軍因此能夠拿出更多的銀錢來購買其他如糧草、火藥等后勤物資以及招募更多的兵員。同時，北伐軍通過繳獲的方式，獲取了大量的餉銀，但軍隊數量較少，在官兵餉銀這方面支出也較少。

（二）醫療和通訊

太平天國政權非常注重醫療衛生方面的建設，在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中有記載：“太平天國重視醫療衛生，無諭朝內、軍中、居民都有醫療衛生組織，而軍中組織尤為特色。至于講求衛生，撲滅毒害，廣種牛痘，建立近代醫療機構等項，都是值得稱道的。”[12] 前期戰爭中，北伐軍也有完善的軍隊醫療體系，大約每一百名戰士配備一名外科醫生，這一舉措保障了在發生戰斗之后，軍中能有充足的外科醫生救治傷員，提高傷員的生產率。同時，北伐軍在每攻占一地之后，嚴令禁止軍隊騷擾或搜查當地的藥材商店和醫館等設施。在這樣的保障之下，被占領地區的醫療衛生系統不會遭受到大規模的破壞，仍然能夠投入使用，醫療藥品能夠不斷供應北伐軍，當地的民間醫生也多被北伐軍吸引，保證了北伐軍的軍隊醫療系統正常運行。

北伐軍在行軍過程中還對傷員的護理有明確具體的行軍法令：“譬如行營，沿途遇有被傷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嶺過河，不能行走者，必須諭令各官，毋論何人，所有馬匹俱牽與能人騎坐??每逢禮拜之期，務要查實傷患者幾名，傷未愈者幾名，一一報明。”[13]在軍隊醫療衛生方面，還有其他詳細的規定，例如軍中不得抽煙片煙或吸食鴉片，大小便也有明確的規定等。

但在這種后期，由于清軍的圍困，各種后勤物資告罄，醫療藥品等不斷消耗，但是又無法補充，軍隊及士兵衛生等就更無暇顧及，尤其在北伐軍被圍困在靜海、獨流等地后，軍隊醫療條件急轉直下，在最為悲壯的馮官屯戰役中，北伐軍連飲水都成為難題，因為“水穢臭多蛆，人馬糞溺，皆釀其中，風日熏蒸，飲者輒死。群賊裸足水中，水以及膝，而遍體粘蛆，萬物生路。”[14]在這種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北伐軍的醫療后勤系統實際上已經崩潰。

在長達兩年多的戰爭中，北伐軍在通訊方面做得并不優秀，北伐軍與太平天國政權缺少聯系，以至于在戰爭中一步步脫離了太平天國政權的指揮和控制，最后陷入孤軍奮戰，全軍覆沒的下場。

首先，在北伐戰爭前期，由于北伐軍獨特的作戰方式，四處流動，飄忽不定，沒有大型的穩定的后勤補給基地，也沒有固定的與太平天國通訊的交通聯絡系統，造成了北伐軍無法聯系太平天國獲得相應的后勤支持和援軍支援；而太平天國方面也沒有重視到通訊問題的重要性，忽略了對北伐軍在行軍過程中的指揮和引導，“不管通訊線路多長,機密程度和緊急程度如何,一律依靠專人全程式遞送,其缺陷和弊端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在步步深入敵人腹地時,沒有建立起較為固定而又秘密的通信站或聯絡站,沒有建立起一套較完備的制度和強有力的通訊組織隊伍,這正是日后北伐通訊工作,不僅沒有加快頻率,反而全部盡被清軍破壞的癥結之一。”[15] 在戰爭中后期的對峙過程中，北伐軍的通訊工作更是陷入停滯。在這一階段，由于清軍的包圍，以及自身在前期沒有建立完整的后勤通訊聯絡網，北伐軍通訊幾乎崩潰，“例如，天京致北伐軍的信、天京致北援軍的信、北援軍致北伐軍的信，之所以失落，在很大程度上也都與這一原因有關”[16]。首先，對于專業通訊人員的選擇、培養和任用上沒有任何建樹。由于北伐軍的單人全程式遞送的通訊方式，對于通訊人員要求極高，除了要對太平天國政府擁有高度的忠心之外，還需求極高的個人素質，例如勇敢機智，熟悉交通網絡，擁有一定的表演能力，能混入群眾等。北伐軍缺少專業的通訊人員，只能通過重金賞賜的方式，來招收通訊人員，但這種方式也存在明顯弊病，比如趁機私逃，被清軍抓獲后信息被截斷等。

二、清軍后勤問題

（一）火藥和糧餉

由于清軍前期丟失大量火藥，再加之火藥產量本身就較少，造成了清軍火藥嚴重匱乏的局面。咸豐三年八月初九，山西巡撫哈芬上奏中提及：“臣接準安徽

[17]撫臣李嘉端來咨，該省需用硫磺一萬斤，”而此時的北伐軍主力已經在山西境內，并準備攻打直隸了。作為戰后重建地區的安徽省此時還需要從山西調運硫磺等火藥原材料，可想而知其他地區的匱乏情況。與此同時，清政府的火藥還需要供應各地，“解送江南大營火藥共9次，計38萬斤。按月接送湖北軍營火藥3萬斤。另外，還解送湖北胡林翼軍營火藥3萬斤，安徽廬州軍營2萬斤，勝保軍營1萬斤”[18]。

糧餉方面，清朝文官實行“薄俸制”，軍隊實行“低餉制”[19]，同時，清朝軍隊的數量十分龐大，八旗共約20萬人，還有收降改編的漢族軍隊，也就是綠營軍，編制在50萬余人[20]。如此龐大的軍隊，其軍費支出便成了清政府的沉重負擔。清政府軍餉制度還包括戰時俸餉制度，“以便于戰事興起之時，將士迅速集結，效命疆場”[21]，文獻中一般稱之為“出征行糧”，其實質是軍隊在戰時的一種補貼。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太平天國戰爭等影響，太平天國時期的清朝財政已陷入窘境，“清廷在太平天國革命的打擊下，餉需日繁，財源逐絀，以致庫儲空虛，難以支撐，不得不一再節縮開支，挪移借墊，頻催欠項，廣開捐輸，熔化金鐘銅器，濫鑄銅鐵制錢”[22]。

以向榮的江南大營為例，向榮為此曾說“計自正月初旬起至六月初旬止,大 營收到江浙應解銀二十八萬兩零,由江西解到銅銀一百二十萬零”,部撥“晌銀 二百三十八萬兩”,“核計五月以來,共支放銀一百五萬兩零,尚存銀四十三萬兩 零,約放六七兩月銅銀,即形缺乏。”[23]糧臺移到大營,各省拖欠情況依舊,其中,“浙江欠2萬兩,江蘇欠10.2萬兩,廣東欠晌34銀萬,山西欠11萬,四川欠1萬,安徽欠8萬,湖北欠3萬。”[24]咸豐四年八月，向榮倡議捐輸收集糧草等后勤物資，響應者雖然較多，但所捐糧食仍然不足以滿足向榮大軍的消耗。據《向榮奏稿》記載，“奏準請飭附近軍營州縣，妥勸捐輸，不論米面豆草等項，接濟軍需??統計捐生五十四員，各先后共捐米二萬八千七百八十石，合銀六萬九千七十二兩，”但這仍然只是緩解燃眉之急，只能等待其他地方政府的糧草供應“嗣后源源而來”[25]。

清代的直隸、安徽、浙江等地都處于糧食輸入區，而糧食富足區則在南方的四川，兩湖地區。由于直隸和安徽等地受到太平天國北伐戰爭的大肆破壞，在咸豐三年至五年間，農業生產水平處于極為低下的狀態，因此，清軍的糧食補給便要依靠四川和兩湖地區供應。清朝糧食運輸主要依靠水運和陸運，還有少部分糧食進口，但是由于太平天國北伐戰爭的影響，傳統的水陸運輸交通線大部分已經無法使用，清軍的糧食后勤供給更為艱難。

（二）醫療和通訊

太平天國時期的清軍也有了軍隊醫療系統，但是相對于北伐軍完善的軍隊醫療制度來說，清軍的軍隊醫療就顯得相對粗糙。由于薪酬微薄，地位低下，而且還要隨時面臨戰爭等原因，醫生往往不愿隨清軍出征，甚至雇傭其他水平低下的庸醫，以至于清政府不得不制定法令來遏止這種情況，“若醫工承差關領官藥隨軍征，進轉雇庸醫冒名代替者，本身及替身，各杖八十。”[26] 除了漢族醫生之外，清軍中還有一群特殊的蒙古醫士。有別于中原地區傳統的中醫治療方法，蒙古醫士在治療跌打損傷方面頗有心得，因為蒙古醫士原屬于負責為宮廷飼養，管理和治療馬匹的，他們深諳骨法，也常常為人治病，并且在戰場中醫療水平不低，實際治療效果較好。

另外，清軍醫療后勤還包括藥物補給。清軍的藥材補給主要是按照就近采買原則，在和平時期買入大量常用藥品儲存，以備戰時所需。此外，有時為了表現自己體恤官兵，清朝皇帝也會賞賜給軍隊一些內宮專屬藥物。第三，在軍隊碰到無法解決的疾病或毒藥時，往往會求助中央，軍隊將遇到的病害交由朝廷，由朝廷來調動資源解決。

清軍醫療系統還包括對傷患戰士的護理。對于戰后傷員病員的處理也有詳細規定：“綠營官兵傷患較輕者外，委以上至千總每員給夫兩名，重者倍之；兵丁病輕能行走者,每二名合給行李夫一名,重者每名給抬夫二名都守病輕者給夫三名,重者給夫六名參游病輕者給夫四名,重者給夫八名副將病輕者給夫六名,病重者給夫十二名總兵以上大員,承辦大臣臨時酌量辦理。口內口外有站夫、所夫之處,即將站夫、所夫應付未經安設站夫、所夫之處,雇夫抬送。”[27]但是，隨著清政府的日益腐敗，清朝軍隊中亦是貪腐橫行，軍中往往出現藥品儲存較少甚至沒有的情況，這大大降低了清軍將士的戰后存活率，打擊了清軍士氣，使得清軍戰斗力不斷下降。

清軍在通訊方面雖然并不出色，但是相對于北伐軍來說，有著幾個優勢。首先，地域優勢，北伐在作戰過程中，轉戰六省，在戰爭中后期更是集中于直隸地區，遠離太平天國政權，通訊距離過長，以至于無法與政權取得聯系。而清軍則剛好相反，直隸地區屬于清政府統治腹地，清軍能較快地與中央朝廷取得聯系，朝廷也能輕松了解戰爭動向，以便于及時調整地方上的各種資源調動。再加之清政府統治已久，在地方上已經有了相對完善的通訊網絡，能夠通過原有的通訊方式傳遞消息，尤其是軍方消息的傳遞尤為頻繁和迅速。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中，對北伐戰爭中清軍與朝廷的通訊有詳實的記錄，如第二冊中便記載了508份軍中奏折和朝廷下達的諭令，這只是咸豐三年一年的記錄。其次，清軍在戰爭中后期對北伐軍采取了包圍戰術，在直隸地區清軍是處于主動地位的，清軍在包圍對峙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與朝廷聯系，提出各種后勤需求，接收朝廷指令的地方的信息，這對清軍最后取得戰爭勝利有重要作用。清軍與地方百姓的聯絡較多，同時北伐戰爭期間，直隸地區的地主團練興起。作為從百姓中誕生的民間武裝，地主團練在通訊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比如人員眾多，臨近地區聯絡緊密，還能辨認出可疑的人員等。

三、后勤問題原因分析

（一）北伐軍后勤問題原因分析

在北伐軍不斷北上的過程中，后勤補給缺失的問題逐漸顯露，這對北伐軍的前途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而北伐軍后勤問題出現的原因，有些在戰爭開始就顯露出來，有些則等到了戰爭中后期才逐漸對北伐軍造成影響，但是此時的北伐軍已經顯出頹勢，再想撤退已為時已晚。

首先，沒有建立后勤根據地。在戰爭初期，北伐軍攻勢正猛，行軍迅速，不斷的攻城略地，繳獲了大批的后勤物資。但是，在占領城池后，北伐軍沒有依據城池建立后勤補給基地，反而直接放棄，將目標指向下一個城市，“太平軍從臨洺關向北急攻，連克沙河、任縣、隆平、柏鄉、趙州、欒城、藁城、晉州，九月初七到達深州。太平軍十天連下九城，幾乎一日一城，一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前鋒迫近正定府城，直指北京。”[28]如此快速的進攻速度，導致北伐軍無法開展戰后工作，建立后勤基地就更無從下手了。同時，北伐軍在迅速進軍的過程中，忽略了和百姓的聯絡工作，只是從百姓處購買軍需物資和用金錢補充兵員，沒有完全發動群眾的力量，在被清軍包圍之后，無法接觸到百姓，就更是連購買物資和補充兵員都無法做到。

其次，信息不通暢。在戰爭中后期，或者說北伐軍渡過黃河之后，遭到清軍的嚴密封鎖，北伐軍便失去了與太平天國政權的通訊聯絡，這一問題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就是北伐軍失去了戰略指揮，只能依靠軍隊將領來制定軍事行動計劃，同時也造成了后期判斷失誤，在援軍北上的過程中仍然固守待援，沒有前往匯合。“最新研究表明，天京方面的信件沒有一封抵達北伐軍手中，使北伐軍完全脫離了天京的指揮和控制??援軍在山東臨清舉棋不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沒有和北伐軍取得聯系，”[29]由于北伐軍沒有援軍的消息，軍中將士普遍產生了悲觀情緒，再加上后勤物資消耗殆盡等原因，北伐軍不敢輕易出動，陷入了被包圍的困境。

再次，天氣等客觀原因的限制，使得北伐軍的后勤問題更加嚴峻。華北地區屬于旱災多發區，1853年的旱災更為嚴重，“由于北方惡劣的氣候條件導致糧食產量銳減，使得北伐軍無糧草可補充，又由于天氣條件不適合耕種，只得據守待援。”[30]1853年為較大寒年，直隸地區是北伐軍駐扎和戰斗的主要區域，此地也是華北地區氣候最為寒冷的地區之一，“平均積雪深度二尺以上，黃河封凍，人可步行”[31]這種極端的天氣狀況讓北伐軍苦不堪言，北伐軍戰斗主力都是從廣西和湖南湖北地區走出的南方戰士，在北方寒冷的氣候中水土不服，再加上缺少御寒衣物，使得北伐軍的后勤問題加劇。

（二）清軍后勤問題原因分析

太平天國北伐戰爭中，清軍后勤問題一直是限制清軍戰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造成清軍后勤問題的因素繁多，但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首先，中央指揮失當。來自北京的一系列指揮讓清軍在作戰中自相矛盾，在后勤問題上也更是漏洞百出，沒有因時、因地制宜，而是根據地方的奏折主觀臆斷，隨意指揮，對清軍的作戰少有幫助，反而畫蛇添足，造成了一系列的惡劣效果。在后勤物資配給上，清政府沒有完整的后勤物資配給制度，更加上來自北京的胡亂指揮，導致軍隊后勤供應十分混亂，僧格林沁為大軍的后勤四處奔走，倡議捐輸，才募集到了一定的糧草和軍餉，其他部隊則更為混亂。當然，這里也有客觀因素的干擾，例如咸豐三年的水災，太平天國政權的影響等。但不能否認的是，中央政權的錯誤指揮，造成了清軍的后勤混亂，更造成了北伐戰爭勝利一拖再拖的嚴重后果。

其次，地方上不作為。一方面，地方政府對應按時交于中央的欠款不斷拖延，在咸豐五年四月的一篇奏折中，“前于正月，臣衙門奏請兩淮、粵海等處欠支銀兩，一時催解不及。惟山東據京較近，該省欠交銀一百二六萬余兩??復經疊次咨催，至今已逾三月期限，未據交納，亦未接據起解日期之文。”[32]不止幾省如此，而是清朝統治地區各地皆是如此，而不斷延期的欠款也導致了中央政府無錢無糧可發，加劇了清軍后勤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另一方面，各個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相互拖后腿的情況。據《太平天國北伐西征史》記載，1853年7月8日，北伐軍翻越密縣西北山區，來到石婆口，北召兩個山口，距離密縣縣城僅25里。知縣蔣文煥逃往縣城正南的白龍廟。7月8日夜，北伐軍進入縣城，焚毀大堂后揚長而去。清巴理坤總兵經文岱俸檄由鞏縣而來，12日“至密縣，不知賊已去盡。縣官某君尚遠避三十里外，邀請亦不來。領兵官無人供應飲食，饑甚，居人饋以面條一碗，無箸，以兩指夾取而食。亂后情形如此，可見城市之空虛，官吏之畏葸，殊可嘆矣。”[33]由此可見地方政府之間的不作為和相互推諉。

最后，客觀原因限制。咸豐三年（1853年）的極端氣候對清軍的后勤問題造成了極大破壞，華北地區先有春夏季節的旱災，導致當地糧食欠收，加重了清軍的糧草壓力；后有秋冬季節的降雨，大水封路，清軍后勤補給更為艱難，由于戰場處于直隸地區，地處平原，“秋雨積潦，處處阻滯”[34]，這給后勤物資的運輸帶來了極大壓力。

四、后勤問題影響

(一)后勤問題對北伐軍的影響

太平天國北伐戰爭中，北伐軍的軍事活動可以分為兩階段，以北伐軍被圍困靜海、獨流為界限，在之前是北伐軍勢如破竹，迅速進軍的進攻階段，之后則是北伐軍不斷防守的敗退階段。北伐軍前后境遇如此不同，主要還是受到了后勤問題的影響。

太平天國北伐戰爭初期，北伐軍從揚州出發，迅速行軍后與鳳陽的太平軍匯合，稍作整頓后便沿淮河西進，從安徽進入河南，并在歸德府城大敗清軍。但北伐軍并沒有在歸德府長久盤桓，更沒有將歸德府發展為一個后勤根據地，而是直接北上，在汜水口渡過黃河，直取山西；六月，大軍急攻懷慶府；八月，太平軍北上，奇襲臨洺關，隨后高歌猛進，十日之內連下九城，直逼京城。在這一階段中，北伐軍的后勤還能勉強供應。糧草方面，由于前期攻占了大量城市，通過繳獲的方式，從清政府手中獲取了大量糧草，支撐著北伐軍的軍事活動。另外，北伐軍還通過購買的方式，從百姓手中收購了大量的軍需物資；而百姓也通過捐輸的方式，給予了北伐軍一定的糧草物資支持。醫療方面，前期的北伐軍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對當地的藥鋪和醫館等秋毫無犯甚至加以保護，購買了大批的藥物，同時吸引了當地的醫生隨軍出征；同時，前期的戰斗清軍往往一擊即潰，對北伐軍的后勤醫療并沒有造成太大壓力，保證了北伐軍的后勤醫療系統在前期得以穩定運作，同時也保證了北伐軍的順利進軍。通訊方面，在戰爭初期，北伐軍和太平天國政權還偶有聯絡，例如，在北伐軍出征一月之后，東王楊秀清給北伐軍的告諭中做出指示：“爾等奉命出師，官居極品，統握兵權，務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膽靈便，趕緊行事，共享太平??爾等速急起行，不必懸望。”[35]告諭給北伐軍做出了軍事上的指揮，加速了北伐軍前期的進軍速度，對北伐軍前期的軍事行動有巨大的影響。

但是，北伐軍在被困靜海、獨流后，后勤狀況急轉直下。糧草方面，由于北伐軍處于被圍困的局面，攻略的城池和鄉鎮等存糧豐富的地點日漸減少，加之無法從清軍的包圍圈中取得與百姓的聯系，存糧消耗殆盡，不得不繼續突圍，但是突圍之后仍然無法獲得足夠的糧草支持，由此陷入惡性循環，直至最后全軍覆沒。通訊方面，北伐軍在渡過黃河之后便失去了與太平天國政權的聯絡，沒有太平天國政權的指揮，只能依靠將領自身的軍事才能行動，缺少戰略上的行動方針，曾國藩的情報官張德堅曾說，截獲“偽諭不可勝計”，“確實如此，在他編纂的《賊情匯纂》一書中，收集了大量太平天國文書和諭令。”[36]醫療方面，北伐軍在被圍困期間已經無法繼續支撐軍隊醫療系統的繼續運行，后勤醫療系統幾乎癱瘓，藥品缺乏，醫生人數不足，就連基本的衛生條件都無法保證。

北伐軍的后勤問題對其軍事活動有重要的影響，戰爭前期，后勤系統穩定運行，北伐軍氣勢如虹，連戰連勝；戰爭后期，后勤系統由于清軍的包圍而瀕臨崩潰，北伐軍也因此步履維艱，最終被清軍剿滅。

（二）后勤問題對清軍的影響

相比北伐軍，清軍在太平天國北伐戰爭中，在士兵戰斗方面處于下風，但是在后勤方面卻有著較大優勢，而這也是影響戰爭走向，使清軍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清軍的戰斗在太平天國北伐戰爭中也可分為兩階段，以北伐軍困守靜海、獨流兩地為節點，之前是清軍節節敗退的防守階段，之后則是清軍對北伐軍圍追堵截的圍剿階段。

戰爭初期，由于清政府承平已久，再加之對北伐軍不夠重視，沒有做出完善的戰略部署，清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士氣全無，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清軍后勤問題的影響。首先，在糧餉方面，清軍前期的不斷失利造成了大量城池鄉鎮被北伐軍占領，而這些城池鄉鎮中往往儲存著當地群眾的糧食等后勤物資，連帶著軍營中的糧草等后勤物資也被北伐軍繳獲而去。同時，由于公共設施等年久失修，糧倉等設施多有損壞，“清代糧食倉儲衰敗的另一個原因，是管理不善，內耗嚴重??倉儲制度在實施中弊竇叢生，以致倉廒空虛”[37]。糧餉的缺乏，對清軍的打擊是巨大的，士兵只能領到極少的餉銀，甚至無法吃飽，對清軍的戰斗力和軍事活動的負面影響巨大。在醫療方面，由于清軍低下的戰斗力，在戰爭中往往不戰而潰，清軍的后勤醫療系統在戰時起到的作用很小，隨軍醫生往往是被忽視的對象。醫生在清軍中的地位和待遇都極低，太醫院的醫生隨軍出征時“月支鹽菜銀四兩二錢，跟役八名”[38]，而一名京城馬步兵丁的出征賞銀就有40兩，因此，清軍隨軍醫生難以盡心盡力地做好救治工作；在加上軍中藥品缺乏等原因，對清軍前期的敗退有重要影響。通訊方面，相對太平天國政權，清政府在長久的統治下建立起了一套較為完備的通訊系統，保證了地方政府和軍隊與朝廷的聯系，但是，這套通訊系統也存在長距離信息傳遞不及時等缺點，造成軍機延誤的惡劣后果，對清軍的軍事行動也有重要的影響。

在北伐軍被圍困靜海、獨流后，清軍采取包圍戰術，企圖困死北伐軍，這一戰術認識到了清軍此時期在后勤上的優勢，也是企圖利用這一優勢來取得戰爭的最后勝利。糧草方面，僧格林沁廣開捐輸，“現在各省地方安靜而素稱饒裕者，惟山西、四川、廣東、陜西四省，必須在京大臣官員內，閭里咸尊素有人望者，前往勸導，或可望收實效”。[39]通過這種方式，僧格林沁為清軍籌集到了大量糧草。醫療方面，在朝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援助下，圍剿北伐軍的清軍獲得了各種后勤物資的支持，其中也包括藥物等醫療后勤物資，但是，由于清軍并不成熟的軍隊醫療系統和醫生的地下地位，清軍的醫療后勤系統也只是勉力支撐。通訊方面，直隸地區屬于清政府統治腹地，背靠京城，清軍能迅速地與朝廷取得聯系，軍事活動也在朝廷的掌握之下，各種人員和物資的調動等后勤保障工作能及時調整。

雖然清軍的后勤系統在北伐戰爭中顯得頗為粗糙，但是其一直在發揮作用，在糧草、醫療、通訊等后勤方面給予清軍支持；而北伐軍的后期系統則更為失敗，前期進軍過于迅速，沒有建立后勤補給根據地，導致戰爭后期被圍困之后后勤系統瀕臨崩潰，最終全軍覆沒的局面。

結語

太平天國北伐戰爭是太平天國政權為緩解天京軍事壓力而做出的軍事行動，北伐軍在毫無后勤保障的情況下，歷時兩年，轉戰六省，打下了輝煌的戰果；而清軍在前期由于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糧餉轉移速度還不及軍隊敗退速度，軍隊醫療系統力量不足等原因節節敗退。但后期，由于背靠朝廷并采取比拼后勤力量的包圍戰術，軍隊后勤系統逐漸發揮作用。在戰爭中后期不斷的對峙包圍戰中，后勤的力量逐漸凸顯，并最終影響了整場戰爭的走向。由此可以看出，后勤力量的強大與否，對戰爭尤其是長期戰爭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1] 胡耀先.僧格林沁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的軍事活動[D].內蒙古大學學報.2006, [2] 張守常.太平天國北伐軍數考[J].中國社會科學.1991,(6).[3] 吳憲.太平天國北伐軍火藥補給研究[J].濟南大學學報.2010,(4)[4]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5輯[M].北京:中華書局.156 [5] 吳憲.太平天國北伐軍火藥補給研究[J].濟南大學學報.2010,(4)

[6]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5輯[M].北京:中華書局.176 [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5輯[M].北京:中華書局.157

[8] 池子華.北伐太平軍“裹脅”問題論述[J].歷史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01,(4)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11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31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11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01

[11] 張守常.太平天國北伐西征史[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78 [12]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1.656 [13]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三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1.660 [14] 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1.162

[15] 李惠民.論太平天國北伐通訊失誤的原因[J].河北學刊.1990,(1)[16] 李惠民.論太平天國北伐通訊失誤的原因[J].河北學刊.1990,(1)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9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582

[18] 邵宏謨，韓敏.陜西回民起義史[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8 [19] 黃慧賢.中國俸祿制度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504 [20] 黃慧賢.中國俸祿制度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581 [21] 黃慧賢.中國俸祿制度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605

[22]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M].北京:中華書局.1 [23] 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7、8)[M].上海:海人民出版社.2000.159 [24] 記振奇.清軍江南大營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7

[25] 楊家駱.太平天國文獻匯編(第七-八冊)[M].鼎文書局.1973.363 [26] 張榮錚.大清律例卷三十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304

[27] 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續修四庫全書第857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8 [28] 胡耀先.僧格林沁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的軍事活動[D].內蒙古大學學報.2006 [29] 俞國.淺析太平天國北伐失敗的原因[J].揚州大學學報.2012

[30] 鞠鑫.淺析氣候對太平天國北伐的影響[J].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 [31] 文煥然、文熔生.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157 [32]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M].北京:中華書局.194 [33] 張守常.太平天國北伐西征史[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42 [34] 張守常.太平軍北伐資料選編[M].濟南:齊魯書社.1984年.455

[35]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國文書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75 [36] 李惠民.太平天國的通訊問題述議[J].文史雜志.1989,(2)

[37] 劉堅.中國糧食儲備制度的歷史沿革(九)—清朝時期(下)[J].中國糧食經濟.2017,(3)[38] 鄭紅飛.清代軍隊醫療制度保障研究[D].蘭州大學學報.2009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9冊[M].54

第五篇：商業銀行信用管理體系建設問題論析

論文關鍵詞：信用風險管理 內部評級體系 管理戰略

論文摘要：文章概括了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影響因素以及體系內容，同時就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它的度量模型、體系內容方面、內部管理文化等進行分析，并根據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研究表明，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還不完善，銀行自身應該從多方面努力才能完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以保證銀行生存和發展上的安全。

一、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概述

1．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商業銀行信用風險一般定義為銀行的借款人或交易對象不能按事先達成的協議履行義務的潛在可能性。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違約風險(default risk)，指交易一方不愿或無力支付約定款項而致使交易另一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另一部分是信用價差風險(credit spread risk)，指由于信用品質的變化引起信用價差的變化而導致的損失。以銀行實際的風險資本配置為參考，信用風險占銀行總體風險暴露的60％，而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則僅各占20％。狹義的信用風險通常指信貸風險。由于商業銀行本身以經營信用為基礎，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其信貸風險與生俱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銀行需要管理的風險也逐步增多，其信用風險依然是最大風險，以我國為例，據了解在剝離大量不良資產的前提下，2005年末，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13133．6億元，不良貸款率為8．6l％，其中國有銀行不良貸款高達10274億元，不良貸款率高達10．49％。并且，在開放的市場中，新增的各種經營風險都將最終表現為信用風險。

2．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產生與發展趨勢。

(1)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產生。縱觀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發展，風險管理從產生到發展已經完成了從傳統風險管理至現代風險管理的重大轉折。傳統的風險管理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前期，主要經歷了負債管理、資產管理和資產負債的綜合管理三個階段。現代風險管理源于2O世紀80年代初期，國際上多家銀行受信用風險的影響而紛紛倒閉，商業銀行由此開始普遍重視對信用風險的防范和管理的研究，我國尤其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深刻意識到：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理念、體系已經到了必須重新研究的階段，于是商業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在這樣的背景應運而生。

(2)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發展趨勢。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在當前又有了新的發展趨勢，如管理理念由保守型向進取型轉變，由單純控制信用風險轉變為靈活運用信用風險。銀行業越來越傾向于積極地、富有進取地管理信用風險，以在可接受的信用風險暴露下，實現風險調整收益率最大化；管理方式由人工管理發展到運用計算機系統進行管理，而且信息透明度越來越高，銀行業可充分共享包括銀行在內的借貸信息和政府有關機構的公開記錄等；管理工具由內部控制工具發展到外部交易工具；管理手段由靜態向動態方向發展；管理內容由單一資產的信用風險管理向資產組合的信用風險管理發展，并更加注重全面風險管理。銀行更注重將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其他多種風險納入到統一的體系中，進行全面的風險管理；由各自為政向市場化、法制化方向發展；建立了完善的信用管理機構和有效的個人、企業信用評估體系。

3．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影響因素。信用風險管理體系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

共同作用的結果。外部因素指由外界決定、商業銀行無法控制的因素，如國家經濟狀況改變、社會政治因素變動以及自然災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內部因素是指商業銀行對待信貸風險的態度，它直接決定了信貸資產質量高低和信貸風險大小，這種因素滲透到商業銀行的貸款政策、信用分析和貸款監督等信貸管理的各個方面。

4．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的內容。風險管理是一項系統工程滲透在所有業務中和銀行管理的所有層次。目前，國際活躍銀行普遍采用金字塔式的風險管理體系，如圖1：

該體系可以涵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戰略風險、聲譽風險及業務風險等各種風險；此外，風險管理體系還引入了風險偏好、風險容忍度、風險對策、壓力測試、情景分析等概念和方法。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中國加入WTO，外資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國內，國外先進的風險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逐漸傳人我國，一些對銀行風險管理比較重視、觀念比較先進的國內銀行開始認識到對全行風險管理進行統籌規劃的重要性，開始慢慢嘗試建立自己的風險管理模式。例如，中國銀行率先在總行成立全球風險統一管理部，對中國銀行的全球業務進行統一的風險管理。

二、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信用風險的發生通常具有突發性、不可逆性和傳遞性特點，而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存在的較多問題，使信用風險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存在較大問題，主要還是由于銀行自身風險管理缺乏系統性和實效性所致。

1．運用現代風險度量模型計量信用風險時存在著主客觀因素的制約。主觀上。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度量的主觀評價色彩濃厚，長期以來采取的是由信貸主管人員在分析借款對象財務報表和近期往來結算記錄后進行信貸決策的主觀評價色彩濃厚的傳統方法，是靜態和被動的管理方式。客觀上。缺乏有效的征信渠道和信息披露制度。以我國商業銀行為例，目前我國大部分的征信公司經營規模小、收入低、效益差，業務開展上也不盡如人意：個人征信剛剛起步，征信的數據量很小，限制了其使用范圍；企業之間信息不互通，透明度差，很多企業的財務數據無從搜集，已公開的一些大企業的財務數據也存在著失真現象。

2．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級體系尚不成熟。商業銀行缺乏一套完善的信用風險內部評估體系，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預警、監測、轉移和防范機制。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整體水平較低，缺乏對個體信用風險基本要素及其損失的度量問題的定量研究，先進的信用風險模型的使用幾乎沒有開展，難以準確地識別和度量經營風險。國際上比較活躍的定量技術方法是VAR度量，目前國內對VAR方法的使用還主要限于交易或部門層次，在銀行層次的運用還很少。商業銀行普遍沒有建立起以科學有效的信用風險識別、度量機制為基礎的事前風險控制機制——風險預警機制。由此導致了商業銀行的借款管理偏重于抵押貸款，而幾乎沒有建立具有高效的風險防范和轉移功能的衍生產品以及證券化技術轉移和分散管理機制。以中圈工商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為例，如表1。

表1中國工商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

3．商、世銀行未建立起有關信用資產的歷史數據庫。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科學在銀行業的應用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由于商業銀行在信息系統開發上缺乏前瞻性和不連續性，造成信息之間冗余，數據之間的一致性較差。目前商業銀行已經或正在建立的信用管理信息系統主要是信息采集系統，以收集客戶信息，提供綜合查詢和統計報表等功能為主，大部分商業銀行缺少企業詳盡完整的信息數據庫，缺乏模型分析，銀行無法迅速傳遞、反饋和分析信息，以便及時解決商業銀行經營中的風險隱患。

4．尚未形成正確的信用風險管理文化。由于長期受漠視風險的思維定式以及行為慣性的影響，目前商業銀行依法合規經營意識比較薄弱，多數工作人員對信用風險管坪的認識不

夠充分，信用風險管理理念陳舊，已不能適應新時期業務的高速發展及風險環境復雜的需要。從我國商業銀行來看，信用風險管理文化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現為：對銀行業發展與信用風險管理的關系認識不夠充分和對銀行發展的眼前利益與長遠目標的協調認識不夠充分。

5．金融市場中介服務機構不健全，信用風險管理人才嚴重匱乏。現代信用風險管理是一門技術性非常強、非常復雜的新興的管理科學，要求銀行風險管理的人員必須具備很高的素質，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否則很難理解業務和產品的風險性質，更難以采取適當的風險防范措施。因此，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人才與風險管理現代化的要求相比顯得十分匱乏。商業銀行還缺乏一批復合型加專家型的金融風險管理人才和先進的信用風險管理技術人才。

三、進一步完善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建設

1．建立風險管理信息系統。要盡可能地提高信用風險管理水平，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并在日常業務運營中得到良好的執行。商業銀行應該把下一步信息化建設焦點放在信用風險管理之上。首先要加快風險管理的信息化建設。其次，在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的基礎上，做好商業銀行的內部評級。商業銀行應以改造和完善資產評級制度，特別是改造和完善貸款風險分類制度為切人點，逐步建立起以市場為導向和客戶為中心的風險識別管理體系。最后，針對目前國內信用環境較差的實際，研究、開發一套具有反欺詐功能的風險監測系統。通過量化和建模的方法，甄刖虛假財務數據，從源頭扼制風險的發生。運用適當模型計量信用風險，并建立健全數據庫，致力于開發新的度量模型。注意信貸資料的收集。完善信貸檔案管理，做到專人負責、資料完整。組織科技人員統一開發適合本行的數據處理系統。商業銀行還應與有關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一起，對信用風險度量模型進行改進。或量體裁衣式地開發新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使之更好適應我國的信用風險管理的需要。

2．逐步建立健全內部評級體系。內部評級法在銀行風險管理中的應用應按照實施階段和條件，分為在制定貸款審批權限結構、貸后管理、貸款組合報告與分析等三個方面的應用和在設定信用風險限額、確定貸款損失準備金、風險定價、資本分配與績效評估的應用這樣兩個層次。前一個層次在近期可以實現，后一個層次在較長的時間內才能夠實現。

3．建立獨立體系，完善管理流程。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建立相互獨立的、垂直的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應先明確董事會是銀行管理的最高權力和決策機構，下設戰略規劃委員會負責起草風險管理戰略，負責戰略風險的管理。監事會下設風險審計委員會，對董事會成員進行監測。風險管理戰略必須強調的是只能自上而下，不能自下而上。風險管理戰略應在系統內得到充分的認識，其制定、審批、分解執行和監督流程必須得到相應的組織制度保障。完善全方位的風險管理流程，則要逐步做到按產品、地區、業務、主線來識別風險；全面收集銀行的業務管理數據。特別是要嚴格實行貸款授權審批機制。由總行依據分行的資產負債情況，授權分行信貸委員會一個最高審批限額，分行依據最高限額向分行信貸委員會成員轉授權，核定每個委員的集體審批權限，當發生貸款時，先由信貸人員對企業資信全面評估，再交由信貸委員會委員批準生效，若貸款超過一定數額，則需報上級行信貸委員會核準，從而形成分層次的貸款授權審批制度。對那些不使用的流程應及時廢除。

4．樹立重視風險、對風險進行科學管理的企業文化。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培育良好的社會信用意識和法律意識，既是金融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創建金融安全的～項基礎工作，因此商業銀行要會同有關方面，在全社會廣泛開展教育和風險教育，引導教育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充分認識到信用風險的危害性。在銀行內部建立風險管理文化，倡導和強化風險意識，樹立囊括各個部門、各項業務、各種產品的全方位風險管理理念，推行涵蓋事前預測、事中管理、事后處置的全過程風險管理行為，引導和推進風險管理業務的發展。信用風險管理文化是一種融現代商業銀行經營思想、管理理念、風險控制行為、風險道德標準環境等要素于一體的企業文化。商業銀行應倡導和強化全員風險意識，樹立全方位風險管理理念，要將個人行為與企業發展、風險管理與業務拓展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建立這一風險管理文化，使員工以誠實守信、審慎務實的態度來對待每一次信貸調查，以對客戶負責、對全行負責、對自己負責的態度，正確審批每一筆業務，建立一支品行端正、作風嚴謹、技術精湛的風險管理隊伍。

5．成立專門的機構、培養高素質的風險管理人才。商業銀行的正常運營與其機構的合理設置是分不開的，商業銀行的機構設置大都要遵循合理分工相互協調的原則，統一指揮、權責一致、提高效率的原則，加快內部稽核機構建設，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部門。風險管理部門直接獨立于最高管理者。同時有相當權威的某個人或某個小規模的委員會負責，以確保最高管理者關注實踐中發現的問題風險管理是現代商業銀行的核心技術，要提高信用風險管理水平，必須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隊伍。現代風險管理需要精通金融學、經濟學、數學、計算機的復合型人才。而我國銀行風險管理人員的知識結構、年齡結構、能力結構都還很難適應現代風險管理的需要，因此必須培養高素質的風險管理人才。

四、結論

總之，信用體系建沒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的一項重大的基礎性系統工作，任重而道遠。信用風險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對信用風險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同時這些研究成果在其實際應用中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作為一種比其他風險更加復雜更加難以定量化的風險，目前對信用風險的研究還只是停留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信用風險的定量化工具、技術及模型等理論研究都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體系。基于此，對信用風險以及信用風險管理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