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數與詩的聯系及其哲學溯源

數與詩的聯系及其哲學溯源

幸 克 堅

（遵義師范學院數學系，貴州 遵義 563002）

摘 要：本文從素質教育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所提倡的增強學校教育中文理溝通的理念出發，通過一些例子從現象上說明數學與詩詞之間有廣泛的聯系，然后從哲學和美學的歷史回顧，分析了這種聯系的淵源。

關鍵詞：數學 ；詩詞；交融。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E 文章編號：

XING Ke-jian(Departent of Mathematics,Zunyi Normai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Abstract:

Key words:

語文和數學是基礎教育中最重要的兩門課程，從學前教育直至高中教育都要開設這兩門課。近現代以來技術理性的濫觴導致的科學至上觀念，使得學校教育中呈現突出的重理輕文乃至文理對立，這對造就適應21世紀需要的高素質的“科學文化人”是極為不利的。從斯諾“兩種文化”的分類來看，詩歌（指詩詞歌賦，下同）飽含靈感與妙悟，要求有較深的文學造詣，是人文文化中的“陽春白雪”；數學嚴謹而玄妙的理性思維，要求有縝密的頭腦，則是科學文化中的“皇后”。所以，詩歌與數學可說分別是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的精華。當前正在推進的素質教育和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其理念之一就是在學校教育中提倡文理兼通。本文順應這種理念，對數學與詩歌的聯系作一點探討。

一、數與詩聯系的現象

1．數與詩比較

⑴．從思維的角度比較

傳統觀念認為，詩歌是人類抒發情感的載體，數學是人類運用科學的工具。前者屬于人文文化，側重于形象思維、發散思維；后者屬于科學文化，側重于邏輯思維、收斂思維。但這兩種思維正好是人類基本的思維方式。由于邏輯思維、收斂思維無助于創新，所以數學也需要發散思維；而形象思維和發散思維的成果，也需要通過邏輯思維和收斂思維精練地、有條理地表達出來。因此，詩歌和數學都應具有人類思維 —————————————————

收稿日期：2006-07-基金項目：貴州省基礎教育科學研究、教育教學實驗（重點）課題資助項目（2005A011）；遵義師范學院科研基金資助項目（200418）

作者簡介：幸克堅（1954-—），貴州遵義人，遵義師范學院數學副教授，從事數學教育和數學文化研究。的基本形式。

從內容來看，數學中的數列、廣義積分等有收斂與發散之分，詩歌中“情”與“景”也有收斂與發散——“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是空間與時間的收斂，而“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則是視野與思想的發散；毛澤東氣吞山河的名篇《沁園春·雪》中，“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也是視野與思想的發散，而“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則是歷史回溯之后的收斂??詩詞中這樣的名句比比皆是，讓人回味無窮。

⑵．從使用語言的特點上比較

數學以高度的抽象著稱，數學語言的嚴謹、簡練、精確，是其最顯著的特點。也正因為如此，才具有廣泛的應用。而詩歌用語則是高度的概括、含蓄的表達，“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馭萬里”，能夠“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與其它文學體裁相比，詩歌有嚴格的規則——字數、韻律、對仗等；類似地，數學語言也有嚴格的規則——符號、法則、運算順序等。可以說，用語準確、嚴格和精練是兩者的共同點，而抽象與含蓄則是它們與其它學科顯著的區別。

⑶．從創新的角度比較

聯想豐富是詩人最顯著的特征，《文心雕龍·神思》說：“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金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1]。詩人在思想的疆域馳騁聯想，才創造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而“數學的本質在于思考的充分自由”使數學也成為“創造性的藝術”。沒有豐富的聯想和大膽的創新，就不會有這么多的數學成果乃至科學成果。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動蕩時期，但在漢代長期獨尊儒學之后，學術界思辯之風再起，形成一個思想相對活躍的時期。在數學上也興起了論證的趨勢，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數學史上一個獨特而豐產的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盛世，包含了著名的“建安時期”，出現了許多享有盛名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其中尤以詩歌為盛。陶潛的田園詩，謝靈運、謝眺的山水詩都誕生于這個時期。這說明，詩歌與數學的創新，都需要思想活躍的社會環境。

⑷．從美學的角度比較

著名作家王蒙在《我的人生哲學》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最高的數學和最高的詩一樣，都充滿了想象，充滿了智慧，充滿了創造，充滿了章法，充滿了和諧也充滿了挑戰。詩和數學又都充滿靈感，充滿激情，充滿人類的精神力量。那些從詩中體驗到數學的詩人是好詩人，那些從數學中體會到詩意的人是好數學家”[2]。

史亞雷在《華僑大學報》發表的“數學·詩與建筑”的文章中，利用建筑把數學與詩聯系起來，也從美學的角度找到了數學與詩的共同點。文章寫到：“仔細推敲，在建筑身上，只有包含了數學的那部分才是建筑的精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談建筑的美，確切地說是數學的美。建筑本身就是一首用數學寫成的詩。當你在欣賞一座跨海大橋時，其實是在不知不覺中驚嘆大橋的穩定多跨結構中包含的數學和詩融合美的成分。建筑詩，歸根到底是數學詩。建筑師本身是一個詩人（或許他自己并沒有覺察到），是三維歐氏幾何空間的詩人：他用歐氏幾何的空間三維性做出自由排列組合式的建筑結構，而且自始至終要用審美的詩化眼光??建筑創造出來的境界，或許只有中國的唐詩才能說清楚。建筑營造的高度，滿足了人的登高情結，尤其是欣賞落日和朝霞的景色。作為一種登高的途徑、符號和象征，只有在建筑的高度上，九月秋風掠過山巒、森林、丘陵、河流和古樸村落的景色才可一覽無余。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建筑是人類發明出來的、以數學為基礎、追求詩意的物質”。

上面這段話不禁使筆者聯想到，我國的許多風景名勝的確是“樓”、“文”相襯，“樓”因“文”出名，“文”依“樓”傳播。一幅長聯“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使大觀樓名貫遐邇；一句“先憂后樂”讓世人仰慕洞庭岳陽；“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這連“詩仙”李

[3]白都感到“眼前有景道不得”的詩句，讓黃鶴樓身價陡增；“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又使多少人知道南昌故郡??而且，登高放眼，發思古之幽情，“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都離不開木制的高樓。有位建筑家曾經疑問：“中國石材豐富而木材并不多，為什么多數古建筑反而喜歡用容易被火燒掉的木材？” 也許正是這木質樓臺，才可以比石頭造的更高、裝飾圖案更復雜，更能多發揮“數”和“形”的作用，也更能體會這種“建筑與詩相連的美”。至此，筆者似乎明白了這與詩、文、數、樓之間，是否有某種偏好的聯系？

大概正因為詩歌與數學有那么多共性，所以經常在使用中有很多交叉：

2．以詩敘數——易于傳播

詩歌屬于韻文，其嚴格的聲調、韻律與對仗等規定，使之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趣味盎然。用詩歌來表述數學問題，容易回避數學的枯燥單調，激發興趣，極易記憶和流傳。郭世榮先生在《算法統宗導讀》序言中說：“把令人望而生畏的數學內容用詩詞歌訣的文學語言表述出來。使之文學化、歌訣化、[4]趣味化，這對數學知識的傳播起了不小作用，特別是某些題目以這種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代代相延。”。不少數學問題就是以詩歌的形式記載和流傳的，如著名的孫子問題（中國剩余定理）：

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樹梅花廿一枝，七子團圓月正半，除百零五便得知。便是借助詩歌廣為流傳的典型例子。

詞的長短句則更為靈活，更富有韻味。如“先賢格言·改調西江月”[5]： 智慧童蒙易曉，愚頑皓首難聞。世間六藝任紛紛，算乃人之根本。知書不知算法，如臨暗室昏昏。漫同高手細評論，數徹無縈方寸。

不僅在我國如此，國外也存在這種現象。如“印度約公元前800～前600年討論建造祭壇幾何方法的《繩法經》即是以詩歌形式寫成的。后世印度天文學家也常常以詩歌形式進行寫作；如公元6世紀瓦拉哈米希拉所著《太陽知識》中包含了詩歌形式的正弦表。《希臘選集》第14卷是公元500年左右希臘學者米特洛多魯斯所編的算術問題或謎語，都以詩歌寫成。例如，12世紀，印度著名數學家婆什迦羅在其題獻給自己女兒的數學著作《麗羅娃蒂》中，亦包含許多以詩歌形式來表達的數學問題，如：

園內花開撲鼻香，誘得蜜蜂采蜜忙。嚶嚶嗡嗡鬧如市，熙熙攘攘數難詳。總數之半開平方，飛入花間把身藏。又有總數九之八，徜徉園外戲春光。一只雄蜂循香至，可憐身陷蓮花房。一只雌蜂來救援，悲傷低回在花旁。麗羅娃蒂請教我，蜜蜂數目可知詳? 真可謂春光明媚，‘數’趣盎然”。[6] 設蜜蜂總數為x，則這支歌訣表達的是：

x8?x?2?x

29它實際上是一個一元二次方程[6]。

3．以數入詩——增大魅力 ⑴ 數學入詩能增加感染力：

詩歌中的對仗形成對聯，這是方塊漢字特有的形式，是文學美的典型，是中國文化的瑰寶。把數字嵌入詩、聯之中，既提高了文學修養，又得到美的享受，還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用數學上簡單純粹的幾何圖形，清晰地描繪出一幅寧靜寂寞的曠野，給人以神秘、孤獨的意境，在視覺上透出一種自然的美；“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衰笠翁，獨釣寒江雪”，靠數字描繪出清冷的曠野，表現出詩人強烈的孤獨感；而“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則呈現出一幅清新恬適的江岸美景；“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儼然是長江漂流的絕妙描寫，好一種輕快飄逸的感受，雖然那時也許沒有“漂流”這個概念；“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與“白發三千丈”，用數字達到了高度的藝術夸張；“青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用數字表現出強烈的愛憎；岳飛的千古絕唱“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和范仲淹的豪放佳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卻靠數字表現出蒼涼的征途和壯懷激烈的情懷??。試想，如果沒有數字的參與，上述詩詞該如何表達？

⑵ 數學入聯能增加藝術性

對聯的字數、詞性、平仄、含義都有嚴格要求。在上聯變為下聯的過程中，保持著意境、語詞的某種不變性，文學通過這樣的“守恒”，體現睿智和均衡的美。數學上的“對稱”——包括式子的對稱和圖形的對稱以及結論的對稱，也是指在運動或變化中保持的某種不變性。“對稱美”是數學美的一部分，和文學中的“對仗”是相通的。在對聯中適當地使用數學的內容，有助于增加藝術性與感染力，如：

①清乾隆五十年，為表示國泰民安，把全國65歲以上的老人請到京城赴宴會。乾隆見一位141歲的老壽星，非常高興，就以這位壽星的歲數為題，說出上聯，并要紀曉嵐對出下聯。

乾隆帝的上聯是：花甲重開，又加三七歲月。紀曉嵐的下聯是：古稀雙慶，更多一度春秋。

把“花甲”、“古稀”、“重”與“雙”這些代“數詞”的含義充分體現，十分工穩貼切。②古代有一位先生，出上聯：“冰冷酒，一點兩點三點” 給他的高徒作對。這是句雙關語——古漢語的“冰”字是“水”字的左上角加一點，而古人喝酒講究“溫酒”，認為冷酒傷身。所以上聯字面上是三個字的偏旁依次為一點兩點三點，但含義為冰冷酒只能喝很少，即一點兩點三點。結果這位高徒久思未得其解，終于抑郁而死。先生很悲痛，次年清明，先生去給這位高徒掃墓，發現墳上長了一叢丁香花，開出成千上萬的花朵。先生頓悟而得下聯：“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也是雙關語——字面上，丁香花三字的頭，分別是百字千字萬字的頭，而成千上萬的花朵則表示有百頭千頭萬頭（一朵可以叫一個頭）。這里的一二三與百千萬用到了極致，無論這故事是真是假，這幅對聯都堪稱“絕對”。

4．數與詩的交融——文理兼通的數學家

“詩言志，歌詠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劉勰：《文心雕龍》），都說明詩詞在抒發情感方面的重要作用。因為數學與語言文學們都是人類的基本能力，所以往往會交融在個體之上。人們常說的“文理兼通”實際上主要是“文數相通”，有些數學家本身就是優秀的詩人，突出體現著 “文理兼通”的氣質：

⑴ 著名數學家蘇步青先生出版過一本詩集《數與詩的交融》，其自序詩曰： 籌算生涯五十年，縱橫文字百余篇。如今老去才華盡，猶盼春來草上箋。[7] 蘇老用工穩的“七絕”，對自己人生經歷作了小結，也寄托了對新一代的厚望。

⑵ 1962年夏天，著名數學家陳省身教授去瑞士日內瓦看望他和柯召、華羅庚、許寶騄的老師、著名數學家楊武之先生時，楊先生送陳省身一詩 [8] ：

沖破烏煙闊壯游，果然捷足占鰲頭。昔賢今圣遑多讓，獨步遙登百丈樓。漢堡巴黎訪大師，藝林學海植深基。蒲城身手傳高奇，疇史新添一健兒。

可以看出，這首詩既流露出老師對學生取得的成績的贊許和欣慰，也謳歌了中華兒男勇攀世界科學高峰的豪邁氣概。

⑶ 數學家、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平生也愛寫詩。1992年，浙江大學校友總會為紀念錢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將錢先生生前的詩詞匯編成《錢寶琮詩詞》，蘇步青教授為之題寫書名。四川大學中文教授繆鉞在該書序中將該詩詞集所涉獵的內容歸納為：“有慨嘆抗戰時之困難民瘼者，有描繪隨浙江大學內遷途中行旅艱阻及山川景物者，有敘寫抗戰期中教師生計困窘而仍能安貧自守者。先生之詩蓋深有得于韓昌黎，善以遒勁盤折之筆作長篇古詩，曲盡事情物態。”[9]其憂國憂民的情懷、不畏艱難的治學態度、深厚的文學功底躍然紙上。如“念奴嬌·日本于八月十日向同盟國乞降感賦”[10]：

東夷黷武，肆侵陵，豕突狼奔初歇。海外忽傳風色換，萬里波濤哀咽。廣島車輜，長崎檣櫓，武庫星羅列。二彈丸下，一時都付陳跡。

只見群丑游魂，一夫殘喘，委伏求存恤。貔虎移軍收失地，火速中原傳檄。同氣同仇，我疆我理，共奮中興業。馬關遺恨，者番當可清滌。

反映了作者對日本侵略者控訴和蔑視，以及對未來充滿信心的一腔愛國情。

以上幾例說明，數學大家也是有血有肉有志氣有情感的人，通過“言志”，“詠言”來“吐納英華”，抒發情感與志氣。

二、數與詩聯系的淵源

為什么數學與詩歌有這么緊密的聯系和廣泛的交融？為什么著名數學家往往對詩歌有極大的興趣甚至很深的造詣？下面就對這個問題作一點探索。

⑴．從“兩種文化”的角度剖析：

由于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涵蓋了整個人類文化的范疇，前面已經說到詩歌和數學是這兩種文化各自的精華。詩歌作為文學語言的精華，是用形象反映生活，而數學是科學語言的精華，是用理性和邏輯反映生活。要想真實、生動、全面地表述、描繪和理解社會生活，單純利用其中的一個方面是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的。因此，同時運用兩種文化特別是它們的精華，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對于這種聯系，著名數學教育家徐利治教授認為：“數學構造事物關系的‘量化模式’或‘模型’；文學則塑造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典型故事或‘文學典型’。前者采用符號術語及邏輯演繹形式，后者則采用語言文字及形象化的描述形式，兩者都離不開關系直覺和形象思維??數學模型的構造，往往需要科學歸納和分析；文學典型的塑造，也需要對實際生活進行觀察、歸納和分析。它們都需要特征分離、概括等思考過程，故兩者在方法學上也很相似??文學創作中還需要美好的情景和理想的意境，數學創作中同樣需要優美的意境和理想的圖景”[11]。

⑵．從哲學的角度溯源：

從哲學的角度溯源，能夠更深刻地發現詩歌與數學在人類認識史上的淵源關系。人類認識世界并不斷進化發展，是通過科學（包含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的，而人類科學起源于哲學，早期的一切科學都包含在哲學當中，今天的一切科學都有其哲學基礎，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追溯詩歌與數學關系的歷史淵源，最終必然落腳在哲學上。

現代意義上的哲學誕生于古希臘。公元前6世紀左右，古希臘人開始突破神話的局限，以理智的態度審視人類生存于其中的這個客觀世界。于是，出現了一批科學家——主要是哲學家兼數學家與天文學家，他們用理性思索與論述宇宙和自然，這就使哲學誕生于古希臘。希臘人崇尚“智慧”，“哲學”這個詞在古希臘中意為“愛智慧”。所以，哲學就是使人獲得智慧的學問。

作為探究世界本原和人類終極意義的“智慧之學”，哲學從一開始就與數學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古希臘，泰勒斯是哲學的鼻祖，他最早探求世界的本原，認為“水生萬物，萬物浮于水”；也是他開了證明數學定理的先河，使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從感性上升到理性，這在數學史乃至思想史上是一個不尋常的飛躍。這說明哲學與論證數學的鼻祖是同一個人。

繼泰勒斯之后，畢達哥拉斯創立了一個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唯數論”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他們在哲學上認為數是世界本原——“萬物皆為數”，認為宇宙間萬物的總規律，其本質就是數的嚴整性和和諧性，從而認為世界上的萬物都只能用數學才能加以解釋。這一觀點被普及到音樂、繪畫、建筑、文學乃至當時人類文化的各個領域。在這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數學愈來愈脫離社會生活的需要，成為哲學家們在書齋中探求哲學問題的工具。

畢達哥拉斯之后的柏拉圖時代，“世界大批最有才華的青年受它吸引來到這里（指柏拉圖學園），他們聚集在柏拉圖周圍，從事嚴謹的科學研究，進行熱烈的學術討論，為后來西方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原創性思想，在西方開創了學術自由的傳統，是希臘最重要的思想庫和人才庫”[12]。柏拉圖學園盡人皆知的題詞：“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就清楚地表明數學同哲學的關系己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即“不懂數學”與“不懂哲學”同義。

及至到亞里斯多德時期，隨著邏輯學的建立，數學同哲學的關系更加密切．亞里士多德對于數學哲學的貢獻在于他把數學看作同闡述宇宙“本原”理論的“第一哲學”（中文譯為“形而上學”）等并列的一門以求知本身為目的的科學．

總之，在古代希臘，哲學家大多是數學家，當時哲學的基礎有很大一部份就來自人們逐漸形成的數學“真理性”觀念。其實，這種現象只能用崇尚“智慧”來解釋，他們實際上都是思想家，是那個時代人類在“智慧與探索”領域的佼佼者。所以，哲學家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而科學史上長期存在著一種“言必稱希臘”的現象，認為人類現代文明是起源于希臘的。因此追溯希臘哲學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追溯整個數學的歷史。詩歌作為文學的組成部分，當然離不開哲學，從而也與數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中國，數學與哲學也是源出一轍，古代的學者即所謂“諸子百家”，其實也是思想家。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道是起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現在比較得到公認的中國古代的哲學著作大概要數《周易》了，“《易經》是群經之首，中國思想源頭，華夏哲學鼻祖，民族文化先河”[13]。《文心雕龍·正緯》篇說：“夫神道闡微，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系辭〉稱‘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14]。這是說《易經》源自河圖洛書，有人認為這正是今天“圖書”名稱的來歷。“易有太極（至極，無以復加），是生兩儀（陰陽），兩儀生四象（四時），四象生八卦（天地雷風水火山澤）”[15]說明《易經》中的八卦，用數學的二進制正好能解釋和說明。所以，“河圖洛書的數學價值很高，根據河圖畫出的八卦實際上就是最早的二進制。18世紀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創立二進制時，就是受八卦的啟發，他自己也承認，他只不過是重新發現了中國古代數學中的秘密而已”[16]。從這樣看來，《易經》和數學同出于河圖洛書，數學與哲學同源。所以，關于數的思考，而其實質則是研究宇宙生成的辯證法，它既是數學的，又是哲學的。總之，從中外的歷史來看，數學與哲學密不可分，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古代的哲人對數學以及數學與哲學的關系特別重視。柏拉圖有句名言：“沒有數學就沒有真正的智慧”。普洛克拉斯說：“哪里有數，哪里就有美”[17]。數學向來被認為是人類智慧的一種表達形式，它反映了細致嚴密和抽象的思維能力，“哲學特別關注真理性問題，而數學的真理性也特別引人注目，它是那樣的讓人確信無疑。哲學是使人獲得智慧的科學，而數學則正是可以使人變得更聰明的科學??崇尚真理無疑是現代人重要的品質，而數學則正是可以使人變得更聰明的科學．數學和哲學在這一點上能起最好的作用”[18]。“哲學與數學之間的交互影響是人類文化中最深刻的部分。B·Demollins說得好：‘沒有數學，我們無法看透哲學的深度；沒有哲學，人們也無法看透數學的深度；而沒有兩者，人們什么也看不透’。哲學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理性精神，而對理性精神貫徹最徹底的是數學，數學中提出的問題又促進了哲學的發展”[19]。

詩歌與數學的聯系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因為人類有別與動物的根本標志就是對環境的認識與改造和情感的抒發，數學與哲學探求世界的本原，是認識與改造環境，屬于“求知”，是求“真”；而詩歌表達情感是求“美”與“善”，這兩方面共同組成人類的精神追求。所以，人類科學起源于哲學與數學。而詩歌也是人類文明最早的內容之一，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9世紀誕生的“荷馬史詩”就是人類早期的文學作品。哲學、數學與詩歌作為人類早期不多的文化成果，又同是出現在古希臘，這絕不是偶然的，是它們之間的聯系使然。

數學也象詩歌一樣熔鑄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一種“數文化”。如用數字將一些同類性質的事物串連在一起，如“三山五岳”、“四大名旦”、“八大奇跡”等。這種簡潔的表達方式，顯得有聲有色、醒目悅耳，便于廣為傳誦，流傳百世。至于人們生活中的種種數字崇拜和數字忌諱，在古今中外都不罕見。成語言簡意賅，寓意生動，也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數字在成語出現的頻率也是很高的。筆者翻閱了手邊一本《中華成語大辭典》[20]，其中“百”字打頭的就有近70 個，“千”字打頭的有近80 個，而“一”字打頭的居然有近350 個之多，還有含其它數字的成語沒計算在內。足見 “數”的概念在中國文學語言中的分量。

⑶．從美學的角度溯源：

美學理論是哲學的一個分支，甚至有“美學”就是“美的哲學”之說。人類科學在求“真”之外一直都在求“美”。詩歌與數學都具有鮮明的美學特征，所以，從哲學上追溯詩歌與數學的聯系，可以歸結到從美學的角度來探詢數與詩交融的原因。

徐利治教授在“數學美學與文學”中評論到：“數學與文學都有相似的造型藝術和審美準則，所以當我們說到有深厚文學素養的數學家常常能有卓越的創造性數學貢獻時，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德國19世紀的分析數學大師維斯特拉斯曾說過：‘真正的數學家都有幾分詩人氣質’”[21]。

從美學的歷史看，也能體現數與詩交融的原因：

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美就是和諧，從數學和聲學的觀點去研究音樂節奏的和諧，認為音樂的基本原則是數量關系，但詩歌與音樂象孿生兄弟。因此，詩歌與數學結緣是很自然的。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的《論詩與美》、《論繪畫》等一系列美學著作的一些斷簡殘篇中，很大一部分是談靈感問題，他認為“荷馬由于生來就得到神的才能，所以創造出豐富多彩的偉大詩篇”、“沒有一種心靈火焰，沒有一種瘋狂式的靈感，就不能成為大詩人”[22]。

蘇格拉底則把美和效用聯系起來看，美必定是有用的，衡量美的標準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在這個“為人”性上來看，美與善是統一的。

柏拉圖的心目中有三種世界：理式世界、感性的現實世界和藝術世界。藝術世界是由摹仿現實世界而來的，現實世界又是摹仿理式世界而來的。這后兩種世界同是感性的，都不能有獨立的存在，只有理式世界才能有獨立的存在，永住不變。并認為美的境界是理式世界中最高境界，真正的詩人可以見到最高的真 理，而這最高的真理也就是美。[24]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們認為真理是哲學的研究對象（當時的哲學包括科學），如果要論證詩能顯示真理，就要證明詩和哲學是一回事。實際上這正是當時的學者所采用的策略。例如瓦爾齊（Varchi）說，詩就是一種邏輯，詩人必須同時是邏輯學家，邏輯愈精通，詩就會做得愈好[25]。

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笛卡兒集前人之大成，創立了“解析幾何”，為變量數學的創立奠定了現實的、堅實的基礎。他對文學也有很深的研究，特別稱贊巴爾扎克的“文詞的純潔”，即保護整體與部分的諧和、內容與形式或思想與語言的一致。

新古典主義的發言人布瓦羅（Boileau Despreaux，1636～1711）的《論詩藝》第一章很響亮地提出：“因此，要愛理性，讓你的一切文章，永遠只從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26]。他認為，文藝只能從理性產生，美的東西必然是符合理性的。

培根則說“詩歌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而巧慧與精細都是一個智者應該具有的品質。

夏夫茲博里（英國）（The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認為人心里生來就有一些先天的理性觀念如“秩序”和“德行”之類，正是這些理性觀才是道德行為在人心中的基礎。理性的部分就是人性中的善根，就是生來就有的道德感和是非感。所謂“善”和“道德”是和社會生活分不開的。所以理性的部分就是生而就有的適合于社會生活的道德品質

[23]。

上述西方哲人從美學角度對詩的評論，集中體現在和諧、靈感、理性、效用和追求真理等方面，不難發現，這些方面正是數學的典型特征——數學是和諧、理性、效用和追求真理的典范，而靈感是生活與經驗的積累，是智慧的傳遞，是長期思考形成的智慧的火花——機遇偏愛有準備的大腦，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數學當然也需要靈感，沒有靈感就不會有數學的發現。

⑷．從現代科學信念的結構考察：

楊建飛在“現代科學信念真、善、美的三元結構”一文中提出“現代科學信念包含著對‘真’、‘善’、‘美’的要求”的觀點，很有概括性

[27]

：

現代科學首先是包含著對自然界的真理性、真實性、實在性的理解和判斷，即求“真”——真理．現代科學不僅認定、預期真理存在，同時它本身也是自然界規律性和真理性的濃縮和概括，是自然界真理的哲理性的反映；

其次是求“善”——當求真的目標已經實現時，科學家必然會按照良好的社會理念、良知和責任感，對其成果的社會屬性、價值意義，對人本身的狀態和人自身處境的潛在影響、風險進行審查和批評，就是“善”。在科學精神中倡導客觀、公正、寬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崇拜權威、倡導開拓、創新、否定、批判，這正是“善”的最為具體的表現。

再次是求“美”——美是科學信念的理想化的因素和成份，追求美和審美正是現代科學發展不竭的動力。在理想化和完美化的人性趨向的引導和驅動下，科學家個人和科學家共同體必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求美和審美，將美、完美、完備、壯麗、優秀等美學判斷引入科學認識和科學成果評價，將美上升為一種信念和內在要求。

真、善、美的統一永遠是人類的社會理想和思想理想，追求真、善、美是人類認知和實踐活動基本的、重要的、不可缺失的激勵約束機制，而研究真、善、美的統一及其實現機制途徑是哲學的永恒的命題。堅守真、善、美的科學信念是控制科技異化現象和偏差行為，保持科技、經濟、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的思想和認識基礎。

傳統觀念認為，詩歌著力追求和表現“善”與“美”，而數學則著力追求和表現“真”與“美”。在上述科學信念的意義上來看，兩者能夠得到高度的統一。

綜上所述，無論從歷史的、哲學的、美學的還是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數與詩的充分交融，即文理兼 通不但有其多方面的基礎，而且是符合科學發展方向的。因此，培養21世紀的“科學文化人”必須堅持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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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24][25]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35．215．43．157．186．

[27] 楊建飛．現代科學信念真、善、美的三元結構［Ｊ］．北京：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7）．

第二篇：詩、詞、曲的聯系

1)詩歌的特點詩歌是與小說、散文、戲劇并列著的一種文體，它以高度凝練的語言、形象地表達作者豐富的思想感情，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的節奏和韻律。其主要特點是：①詩歌的內容是社會生活最集中的反映。②詩歌有豐富的感情和想象，善于從感情上打動讀者。③詩歌的語言凝練形象，音調和諧，節奏鮮明。④詩歌在形式上不是以句子為單位，而是以行為單位(中國的舊體詩、詞、曲的一句就是一行)。(2)詩歌的分類按照不同的分類標準，詩歌可分為若干類別。按國別分，可分為中國詩歌和外國詩歌；中國詩歌按時代分，可分為古代詩歌和新詩；中國古代．詩歌按體例分，分為詩、詞、曲；中國古代的詩歌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詞可分為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90字)和長調(9l字以上)；(1997年全國已考)元曲可分為小令和套數(又叫套曲)；新詩又可分為自由詩和用舊形式寫成的新詩。(3)古代詩歌與新詩古代詩歌是泛指古代文學長河中用文言寫成的韻文，即這一歷史時期的詩、詞、曲。新詩指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以后出現的詩歌。(4)古體詩與近體詩古體詩和近體詩是從詩的音律角度來劃分的，二者的主要區別是：(1996年全國、2001年春季已考)古體詩主要是指唐代以前的古代詩歌，其主要特點是每首詩行數不固定、每行詩字數不固定、每首詩的用韻不固定；近體詩又稱今體詩，它是與古體詩相對而言的，主要指初唐形成的律詩和絕句，其主要特點是每首詩行數固定、每行詩字數固定、每首詩的用韻固定。(5)詩、詞、曲的區別詩、詞、曲都是韻文，其主要區別在于詩要求節奏和講求韻律。詞是一種配樂歌唱的詩體，它比詩的要求更加嚴格。曲也是和樂演唱的一種韻文形式，但句法比詞靈活，句中經常添加襯字等。(6)新詩中的自由詩和舊體詩新詩是指“五四運動”前后，新文化運動提倡并興起的一種新詩體，其中用白話寫的大致押韻、形式自由的詩叫做自由體詩，如《天上的街市》、《大堰河——我的保姆》、《王貴與李香香》等。與新詩相對的，用文言寫成的格律詩以及詞、曲統稱為舊體詩，如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沁園春·雪》、陳毅的《梅嶺三章》等，這些形式是舊的，但其內容是現代的，人們習慣地把它比作“舊瓶裝新酒”。(7)歌、行、吟“歌”、“行”、“吟”是古體詩的標志，都指古代詩歌體裁，它們無嚴格區別，其音節、格律等一般較自由，形式有五言、七言、雜言。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琵琶行》、《夢游天姥吟留別》等。(8)樂府詩樂府本是漢武帝時掌管音樂的官署名稱，后來成為詩體的名稱。指漢、魏、南北朝樂府官署采集和創作的樂歌。魏晉和唐代及其以后詩人以樂府寫的詩歌雖不入樂，但也稱為樂府或擬樂府。如《敕勒歌》、《木蘭詩》、《孔雀東南飛》、《夢游天姥吟留別》等。(9)律詩與絕句律詩與絕句的區別主要在句數上。絕句又叫“截句”，每首詩只有四句，偶句押韻和押平聲，它可以對仗，也可以不對仗；律詩每首詩共有八句，除了偶句押韻與押平聲外，頷聯和頸聯都必須對仗。八句以上的律詩，稱為排律。（10）抒情詩、敘事詩、說理詩抒情詩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抒發作者內心的思想情感來反映時代精神和社會生活的，常常是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即使有某些片斷的景物描寫，也是為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敘事詩是用詩的形式來描述事件、塑造人物、反映社會生活的。與抒情詩相比，敘事詩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說理詩從廣義上講包含在抒情詩中，它主要是借助景物描寫來闡述深刻的道理。(11)詞牌詞的標題和詞牌是有著嚴格區別的，詞題是就內容而言的，它是詞的內容的精煉，是一首詞的眼睛。詞牌是就形式而言的，是一首詞曲調的名稱。(12)豪放詞與婉約詞豪放詞和婉約詞是宋代詞壇上的兩大流派，其作品分別表現出不同的風格。豪放派作品氣勢豪放，意境雄渾，詞中充滿豪情壯志，給人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代表作家蘇軾、辛棄疾。代表作品有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和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婉約派作品語言清麗、含蓄，詞內抒寫的感情婉轉纏綿，情調或輕松活潑，或離愁別緒，或深沉幽怨，刻功精細，題材較狹窄，往往多是寫個人遭遇、男女戀情，也間有寫山水，融情于景的。代表詞人有柳永、秦觀、李清照等，代表作品有李清照的《聲聲慢》、柳永的《雨霖鈴》等。(13)散曲散曲是金元時代興起的，由詞蛻化出來的一種歌曲，其體式和詞相近，都比詞自由，可以在字數定格外加襯字，較多地使用口語。它包括小令和套數兩種形式；小令只含一支曲子，而套數是合一個曲調中多支曲子為一套，是戲曲或散曲中連貫成套的曲子，它少則兩曲，多則不限。每一套都以第一曲的曲牌作全套的曲牌名；全套曲必須有同一個宮調，有首有尾，一韻到底；結尾處多用“煞”。用多少遍沒有規定，順序一般倒寫。各“煞”前有配曲，最后用“尾”結束全曲。如《越調·天凈沙·秋思》只含“天凈沙”一曲，是小令。再如<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它含有屬于“般涉調”這一宮調的八支曲子，其中“哨遍”是這套曲的第一支曲的曲牌名，它又是全套曲的曲牌。(1998年全國已考)(14)元雜劇元雜劇是在宋金時期諸宮調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一種文學樣式，是把歌曲、賓白、舞蹈結合起來的藝術形式。元雜劇可分為旦本(女主角主唱)和末本(男主角主唱)兩種，在結構上包括四折一楔子。每折相當于現代戲劇中的一幕，每折戲只能用一個宮調，如《竇娥冤》就是旦本戲，而其中第三折用的是“正宮”調，元雜劇劇本由科、唱、白組成。科是劇本中對主要動作表情和舞臺效果作出的規定，唱就是唱詞。白是人物的對白、獨白、旁白、帶白。元雜劇的主要角色是末(男子)、外末(老年男子)、凈(花臉)、旦(女角色)、正旦(女主角)、卜兒(老婦人)、丑(小花臉或大花臉)等。(15)宮調、曲牌宮調是音樂術語，是音樂的一種調式。宮調不同，音調就不同，如《竇娥冤》中的《正宮》就是一種宮調。曲牌和詞牌一樣，是曲的音樂譜式。不同的是曲牌在字數、平仄、押韻上往往不同，如《竇娥冤》中的<耍孩兒》、《鮑老兒》、<叨叨令》、<端正好》、《=滾繡球》、《一煞》、<二煞》等都是曲牌。(16)旦、末、丑、外、仆兒旦、末、丑、外、仆兒都是元雜劇中的角色名。旦扮演女主角，配角有副末、外末、小末等。凈又稱大花臉，大都扮演性格、相貌有特異之點的人物，如張飛、李逵等。丑俗稱小花臉，大都扮演男性次要人物。外扮演老年男子。卜兒扮演老年婦女。(17)科、白科和白都是元雜劇劇本的組成部分。“科”也叫作“介”，是戲劇動作的總稱，包括一般的舞臺稱式、武打和舞蹈動作等。“白”就是賓白，是劇中的說白部分，在元雜劇中占有重要地位。賓白又分為對白(人物對話)、獨白(人物自敘)、旁白(背著別的人物自敘心理)、帶白(唱詞中的插話)等。(18)對聯對聯的字數相等，詞性相對，上聯最后一個字一般為仄聲，下聯最后一個字為平聲。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19)四言、五言、七言、雜言言代表字，四言就是每句詩四個字；五言即每句詩五個字，七言即每句詩七個字，雜言即每句詩字數不等。古代詩歌以五言、七言為最多。（20）押韻無論古詩還是新詩，都是講求押韻的。所謂押韻，是指詩歌詞賦的某些句子的末尾一字用韻母桂同或相近的字，使音調和諧優美。

第三篇：磁山文化與二十四節氣溯源

磁山文化與二十四節氣溯源

2016-12-04 張海江

武安新視線11月30日下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十一屆常會經過評審，正式通過決議，中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二十四節氣”指導著傳統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是中國傳統歷法體系及其相關實踐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在國際氣象界，這一時間認知體系被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評論認為，二十四節氣為古老中國人解決溫飽、發展生產，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興旺發達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中國古人將太陽周年運動軌跡劃分為24等份，每一等份為一個“節氣”，統稱“二十四節氣”，包括：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它作為農耕社會的生產生活的時間指南為中國各地所采用，并為多民族所共享。讓我們去追尋二十四節氣的淵源，河北的磁山文化遺址是農歷的最早的發源地，二十四節氣在這里形成，證明河北磁山先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原始天文科技知識。磁山遺址，位于磁山村東1公里處南洺河北岸的濱河臺地上，北距武安城區16公里，總面積約14萬平方米。1972年興修水利時發現，1976年以來經多次發掘，揭露面積約7000多平方米，發現有房基、灰坑及成批的糧食窖穴等，出土陶器、石器、骨蚌器等文物5000余件，還發現大量走獸、飛禽、魚蚌、家畜、家禽和黍、粟、榛子、小葉樸、碳化胡桃等動植物標本。經測定其年代最早達8000年以上。其中原始農業、飼養業和地下儲糧技術的發明，尤其農作物黍、粟和家雞遺骸的發現，堪稱遠古時期的震世絕響，在我國乃至世界文明進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1988年1月13日，磁山文化遺址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磁山文化遺址年代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用碳—14測定的數據距今約8000年，后經中國科學院地球與地質研究所用植硅體方法學對磁山文化層年代全方位分析得出結論，磁山遺址距今約10300年。考古專家鑒定：磁山文化遺址是我國北方黃河流域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距今約7500-10000年，正是原始文明盛世伏羲神農時代。磁山文化遺址發掘中發現房址、灰坑、糧窖，共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有石器、骨器、陶器和祭祀品。出土的陶器中配套的炊具陶盂和支架在造型上達到了審美和使用的統一；粟黍的出土，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實屬罕見；從出土物中可以看出，家雞的飼養，核桃的栽培，黍的種植堪稱世界之最，被專家評定為磁山文化的代表，具有全國各地其它歷史文化資源無可替代的奇特性。粟是一種耐旱作物，生長期短，有堅實的外稃，極耐儲藏。磁山遺址中發現80多個儲粟窖穴，約十萬多斤，這只是通過發掘發現的一部分，而且這些粟是除人、牲畜所吃剩余之數。說明磁山先民在種植粟作物的過程中，掌握了氣候的規律，按季節進行點種、管理和收獲。王禎《農書》說，一年“十二月各有其宜，先其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反時而藝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呂氏春秋·審時》中也提到“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有文字以來形成的物候學，在磁山遺址窖穴十萬計的粟米之間描寫的非常詳細。從磁山遺址大量出土的石制農具可以看出，磁山先民將山林砍倒燒光“焚而不耕”的“火耕農業”階段，而進入“翻土耕種”的耜耕農業階段。在生產實踐中，掌握了基本栽培方法，能夠大面積種植，并且有了較大收獲量。儲糧窖穴，庫存粟谷達到14萬斤，可見當時農業相當發達。這些粟作物的種植與收獲，除人為作用外，最主要的是取決于當時的氣候和地理環境，雖然粟是一種耐旱作物，但它和當時冰后期最暖氣候，近處有大面積森林和寬闊的水域使空氣中保持著一定溫度是分不開的。說明當時農業有了相當的生產能力。證實了磁山文化時期有了一套完善的歷法，指導粟的播種、種植和收獲，這與磁山遺址出土的占蓍草器和圭盤有著直接聯系。在當時的氣候、地理環境條件下，只有確定合適的種植節氣，粟才能有如此大的收獲量。磁山遺址中出土了圭盤、占蓍草器兩個制歷劃節的文物，向人們展示了八千年前磁山先民的智慧和才智，這些描述與圭卜日影極為貼切。圭盤，那個用土或石制成的圓盤，中心插上一個木桿，便把日、月、四季囊括其中。一年四季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盡在其中，真是神奇無比。占蓍草器，作為測“日”的插桿基座，它有“立竿見影”之效，也就是說用來測日影長度以掌握時辰、節氣，以便祭祀、占卜、指導農作。有一個或幾個磁山先民，總守在這個占蓍草器旁邊，一年四季不停地把日月走過的影子，用陶丸球等符號記載下來，告訴部落頭領，何時種植，何時收割，何時風雨彌漫，何時陽光燦爛，何時用于祭祀。圭盤和占蓍草器同時在磁山文化遺址出土，說明伏羲時代“作甲歷、定四時”在磁山文化時期已初步形成，農歷二十四節氣由此而來。相關的關于二十四節氣的學術論文及文史資料等在2006年9月22日《中國文物報》4版《磁山——農歷最早發源地》、由河北省科技檔案館牽頭，河北大學、河北師范大學、石家莊經濟學院以及省農科院等四個單位的二十多名專家組成課題組編寫的《河北科學技術史》的“河北地域原始天文知識的萌生”、“磁山人的原始天文氣象知識”都有詳細對磁山農歷最早發源地的闡述，農歷二十四節氣由此而來。2007年《學術年報》中《磁山文化與中國歷法的形成》、《中國世界古文化》等多部學術刊物典籍中也有相關記載。六、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磁山二街黨總支書記申禮成和武安市青年學者、磁山文化研究專家張海江近十余年不斷挖掘磁山文化新的內涵，在國內學術報刊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磁山——農歷最早發源地”、“磁山文化與中國歷法的形成”等學術觀點就是由他們率先提出的。歷史文化是一種蘊藏，一種魅力，一種財富，一種不可估量的無形資產。磁山遺址的發掘真實的記錄一萬多年前磁山先民勞動、生活的情景，其文明進步的發展程度舉世罕見，為研究原始社會氣候、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提供大量的史料，表現出人類利用自然，與自然相融合的奮斗精神。它的發現，填補了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空白，為世界農業起源、家禽飼養發端等提供了直接依據，標示著磁山是中華民族文化和東方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磁山文化是一座文化寶藏，是及其珍貴，是用之不竭的資源。如何在秉承博大精深的磁山文化基礎上，大力弘揚并深入挖掘磁山文化內涵，是擺在新磁山人面前重大課題。磁山文化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我產去保護、開發、探索……

第四篇：哲學第七課聯系觀主觀題練習

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承載著廣大農民的“中國夢”。根據2010年的情況，我國一個農民村居轉化為城鎮居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進入城鎮生活，進而帶動1000多億的消費需求，促進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我國城鎮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必須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經過多年努力，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2.27%，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近80%的平均水平。同時，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還出現了“造城”運動、農民“被上樓”等現象。有鑒于此，2013年3月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

結合材料，用事物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統一的觀點分析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狀況。（1）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

（2）我國城鎮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走的是一條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問題多困難大，必然會經歷一個曲折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3）但是，我國的城鎮化符合現代化發展的大趨勢，造福百姓、富裕農民，具有光明、美好的前途。

（4）因此，我們既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又要做好克服困難的思想準備，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材料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已到整改落實、建章立制的關鍵階段。越是這個時候越要強化責任意識，要腳踏實地，始終堅持高標準、高質量，始終從嚴要求，防止各種形式的“偷工減料”。因為一點點松懈的心理，一點點麻木的行為，都可能成為毀掉千里之堤的“蟻穴”。要一鼓作氣，把教育實踐活動的關鍵環節抓緊抓實抓好。要做出科學合理安排，確保取得決定性成果。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要持之以恒地開展。3）結合材料二，分析材料是如何體現事物發展狀態的原理？（3）①要強化責任意識，要腳踏實地，防止各種形式的“偷工減料”。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能有任何松動。這體現了事物的發展是量變與質變的辯證統一，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開始的，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

②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已到了整改落實的關鍵階段，越是這個時候越要強化責任意識，不能松懈大意。體現了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當量變達到一定程度，要果斷抓住時機，促成質變，實現發展。

③黨的群眾教育實踐活動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必須持之以恒。體現了事物發展是由量變到質變，又在新質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的循環往復，不斷前進的過程。近觀點歸納]圓夢需要實實在在的奮斗。目前，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仍然復雜，要讓“中國夢”得以實現，一定要立足于現實的前提和基礎，將困難想得充分些，將問題考慮得深入些，讓夢想插上現實的翅膀，腳踏實地地努力，實實在在地奮斗，中國的未來就會有更光明的前景。學生李曉歸納：圓夢需要實實在在的奮斗。

（2）請運用量變與質變辯證關系的知識，說明“圓夢需要實實在在的奮斗”對你的哲學啟示。

（2）①事物的發展是量變和質變的統一。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

②做任何事情都要從一點一滴做起，腳踏實地地努力，實實在在奮斗，積極做好量的積累，為實現事物的質變創造條件。

③在量變已經達到一定程度時，需要果斷抓住時機，促進事物質的飛躍和發展。④任何急于求成、拔苗助長，或者優柔寡斷、缺乏信心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4）“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能有一點點松懈，要一鼓作氣、一以貫之地抓緊抓實抓好”，是如何體現量變與質變的有關知識的?

2）運用量變與質變辯證關系原理，簡述普通網民在營造健康文明網絡環境中的作用。（6分）

（2）運用發展的觀點，談談你對從“國富”到“民富”的認識。

運用發展的觀點談談如何看待“微博問政”現象？

近年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發表演講時提出，要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要加強政策溝通，關注我國與中亞國家經濟的相互影響，協商制定區域合作規劃和措施。加強道路聯通，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促進貿易發展，我方應該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改變與中亞貿易比重較低的現狀。加強貨幣流通，雖然實現本幣兌換和結算依然困難重重，但要相信與中亞各國合作的前景可觀。

聯系材料，運用唯物辯證法總特征的知識，分析怎樣加強與中亞各國經濟往來。

1）聯系的普遍性，要求我們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關注與中亞各國經濟的相互影響。（2）根據已知聯系建立新的聯系。材料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就是建立新的聯系。

（3）事物的變化發展的，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改變與中亞貿易比重較低的現狀。（4）前進性和曲折性相統一，既要關注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又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中亞各國合作的前景是可觀的。

第五篇：高中政治哲學 聯系與發展部分總結

一、唯物辯證法的聯系觀

（一）世界是普遍聯系的（1）聯系的普遍性原理

A所謂聯系，就是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

B任何事物都與周圍其他事物有聯系 C世界是一個聯系的有機整體

方法論要求我們用普遍聯系的眼光看問題（2）聯系的客觀性原理

聯系具有客觀性，聯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方法論要求我們必須從事物固有的聯系中把握事物的真實聯系，切忌主觀隨意性。聯系是客觀的，并不意味著人對事物的聯系是無能為力的，人們可以根據事物固有的聯系，改變事物的狀態，調整原有的聯系，建立新的聯系。（3）聯系的多樣性原理

聯系具有多樣性，有直接聯系和間接聯系，內部聯系和外部聯系，本質聯系和非本質聯系，必然聯系和偶然聯系、整體與部分的聯系、因果聯系等。

方法論要求我們要把握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各種條件，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二）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1）堅持整體與部分的統一

整體是事物的全局和發展的全過程，整體居于主導地位，整體統率著部分，具有部分所不具備的功能，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離開了部分整體就不復存在。部分的功能及其變化影響整體的功能，關鍵部分的功能及其變化甚至對整體的功能起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我們樹立全局觀念，立足整體，統籌全局，選擇最佳方案，實現整體的最優目標。從而達到整體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

部分是事物的局部和發展的各個階段，部分在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過程中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部分服從和服務于整體。部分是整體的部分，離開了整體，部分就不成其為部分，整體的功能狀態及其變化會影響者部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重視部分的作用，用局部的發展推動整體的發展。

（2）掌握系統優化的方法

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要素構成的統一整體，系統的基本特征是整體性、有序性、內部結構的優化趨向。

掌握系統優化的方法，要著眼于事物的整體性；注意遵循系統內部結構的有序性；要注意系統內部結構的優化趨向。

方法論要求我們用綜合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事物。要著眼于事物的整體，從整體出發，把各個部分、各個要素聯系起來考察，統籌考慮，優化組合，形成關于這一事物的完整的準確的認識。

二、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

（一）世界是永恒發展的

發展的普遍性：自然界是發展的；人類社會是發展的；人的認識是發展的。一成不變的事物是沒有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發展的實質是事物的前進與上升，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

發展與聯系：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了事物的變化和發展。

（二）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1）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原理及方法論）

事物發展的前途是光明的。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事物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戰勝舊事物必然經歷一個漫長和曲折的過程。

因此，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熱情支持、悉心保護新事物，促使其成長、壯大。還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不斷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勇敢地面對挫折和考驗。（2）做好量變的準備，促進事物的質變（量變質變辯證關系原理及方法論）

量變是事物數量的改變和場所的變更，質變是事物根本性質的變化。事物的變化總是從量變開始的。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質變為新的量變開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質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事物的發展就是這樣由量變到質變，又在新質的基礎上開始新的量變，如此循環往返，不斷前進。

這要求我們重視量的積累，要果斷地抓住時機，促成質變，實現事物的飛躍；若不愿意量變，則要將量的積累控制在一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