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婆媳關系起糾紛 人民調解促和諧

婆媳關系起糾紛 人民調解促和諧

2009年7月16日早上剛上班，社區司法所所長黃生飛的辦公室走進來一男一女；男的滿臉怒氣，女的滿臉淚痕，一進門男的便大聲嚷道：欺負人的事你們管嗎？話音剛落女的便放聲大哭起來，所長黃生飛聞聽此言，再觀其色，想必她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隨即將他（她）倆讓坐在沙發上，好言安撫，并承若：管，只要是不平事，我們就一管到底，你說是啥事？這時女的情緒也平靜下來慢慢的道出了事情原委：她名叫王鳳英，男的叫王青海，是她的娘家弟弟，他（她）家住長征社區人大家屬居民區，王鳳英因家庭矛盾，被婆婆攆出了家門，住在娘家，兄弟的見到姐姐受到了委屈便帶著姐姐找到了社區司法所尋求幫助。

7月16日下午3：00，社區司法所所長黃生飛和長征社區主任李莉立刻趕到王鳳英的婆婆家調查情況，王鳳英的婆婆得知來意后，講訴了事情的經過。王鳳英和鄭明于2009年5月份結婚，婚后和婆婆、公公住在一起，王鳳英結婚時已懷孕兩個月，婆婆、公公對她也很好，不讓她進廚房做飯，盡量做有營養的飯菜給她，但是由于王鳳英沒有工作，長期在家呆著，王鳳英早飯和晚飯都在婆婆家吃。王鳳英的娘家和婆婆家只隔幾排窯洞，婆婆說，非常近，王鳳英吃完早飯,就到娘家去，關鍵 是王鳳英每次去娘家總是從婆婆家帶一些吃的東西過去，什么牛奶、水果、粽子等等，只要婆婆家可帶的，她總喜歡帶，為此婆婆很不高興，婆婆認為王鳳英本身沒工作、沒有收入，衣食住行都靠婆婆家，婆婆認為不能再往娘家拿。婆婆也說，王鳳英認為只要娶得起媳婦，就得養的起。婆婆也經常講一些故事來教育兒媳婦，兒媳婦也很不愿意聽，再加上王鳳英和鄭明小兩口打仗經常動手，王鳳英打鄭明有時重了點，婆婆心疼兒子，與王鳳英的矛盾逐漸加深，直到7月15日他們一家吃飯時，發生口角，王鳳英把盤子、碗都砸了，她婆婆也忍不住了，把身孕5個月媳婦攆出了家門，調解人員到她家時，她婆婆說：“自從她到了我們家，我們家就再也沒有安靜過。”

聽完婆婆的講述，司法所所長黃生飛和王鳳英的丈夫鄭明聊了聊，鄭明是開出租的，鄭明和他母親是站在一起的，他認為王鳳英是有點不懂事，不懂得尊重老人，耍小脾氣，缺少教養，吃東西不懂得謙讓，只講自己。

接著調解人員在鄭明的帶領下，來到了王鳳英的娘家，見到了王鳳英，王鳳英的媽媽不在家，姥姥住院陪床去了。王鳳英接著要給調解人員倒水，看上去不像一個不懂事的人，所長黃生飛和社區主任李莉就接著和她聊，她就給看她身上被丈夫打傷的印跡，還有幾處青紫。所長黃生飛和社區主任李莉當場就狠狠地批評了鄭明。說鄭明怎么忍心去打一個懷孕婦女，況且是你的媳婦，懷的是你的孩子。你覺得王鳳英不懂事，和你 談了一年戀愛，你沒發現嗎？那你為什么娶她，既然愛她就得包容她。王鳳英和婆婆不和，說就是鄭明這個中間關系人做的不好，他應該做好兩方的調解，鄭明也點頭認可。鄭明開出租掙的錢一手交給母親，媳婦沒有經濟來源，王鳳英的姥姥病了，他也就給王鳳英50元讓王鳳英去看姥姥，50元是不是太少了。王鳳英說，我不從婆婆家拿東西吃，我媽去醫院陪姥姥了，我沒有經濟來源，我吃什么？王鳳英的婆婆說過，結婚前兒子和兒媳經常在娘家飯，結婚后很少在娘家吃飯，現在王鳳英的姥姥病了在醫院她可能還不知道，王鳳英的媽媽在陪床不可能再給她們小兩口做飯。聊著聊著王鳳英的媽媽回來了，社區主任李莉把她媽媽叫到另一個房間，給她說教育自己的孩子到婆婆家做媳婦要注意細節，尊敬老人，愛護丈夫，王鳳英的媽媽表示也經常這么教育。李莉說，為什么沒讓王鳳英找個工作，她媽媽認為現在工作不好找，而且掙錢也不多，不差那幾百元錢。李莉覺得她的觀念很不對，所長黃生飛說，女同志也要自立自強，自己養活自己，等她生完孩子一定要去工作，自己能養活自己別人才能看得起，經過所長黃生飛和社區主任李莉的說服，她媽媽也表示贊同。

聽完兩家的敘述，所長黃生飛和社區主任李莉也覺得都有對的地方和不對的地方。婆婆和丈夫有點小氣，王鳳英也有點不尊重老人等，決定再去做婆婆的工作。給婆婆說，看在兒媳懷孕的份上，原諒她，她還年輕，還在成長，等做了母親就會 懂事的。婆婆說，我這是給她個教訓，過幾天會讓她回來的。所長黃生飛和社區主任李莉覺得這樣的裂痕一下恢復也不可能，先讓她婆婆消消氣，讓王鳳英暫住在娘家也行，這樣對他們恢復都好，7月16日暫時調解到這里。

第二天，所長黃生飛想了個主意，現在媳婦和婆婆很少有住在一起的，分開住可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所長黃生飛和社區主任李莉又找到了王鳳英的丈夫鄭明，問他出去租房經濟上能否承受，他說回去商量商量，教育他要學會疼愛自己的妻子，當然更要尊重老人，作為連接媳婦和母親的紐帶，一定要好家庭的氛圍，不要激化矛盾，只能是去平息矛盾，哄著母親和媳婦和好，鄭明笑了笑，點頭同意。社區主任李莉又去找王鳳英單獨聊，告訴她那天鄭明在，沒批評她，是給她留著面子，她的過錯最多，一是不應該不尊重老人，二是不應該耍脾氣，三是不應該砸東西，四是應該注意細節。告訴她要學會尊重別人，學會感恩，她表示接受批評以后改正。

又經過幾次調解，家庭關系漸漸地緩和，鄭明和他母親也同意他們出去租房住，現在鄭明和妻子在外面租房住，兩個人幸福的生活，王鳳英和婆婆也和好了，有時到婆婆家去，王鳳英已經生了一個男孩，婆婆也經常去看她。

第二篇：加強人民調解促和諧 化解矛盾糾紛保平安

加強人民調解促和諧 化解矛盾糾紛保平安

近年來，陜西佛坪縣各級人民調解組織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在解決矛盾糾紛中的預防功能、化解功能和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做到排查到位、調處到位、防控到位、宣傳教育到位，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使人民調解真正成為化解基層矛盾的“主力軍”，優化發展環境的“主陣地”，維護社會穩定的“主防線”。兩年來，共排查調處各類矛盾糾紛385起，調處成功378件，調解成功率98%。

成立調解中心，拓展工作平臺。佛坪縣根據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的總體目標，結合實際，把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銜接配合的著力點放在鄉鎮一級，按照“黨政領導、綜治協調、司法主辦、部門參與、聯調聯處”的思路，積極構建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各鎮都建立了以司法所為依托的鎮矛盾糾紛調解中心，通過組建調解中心，將綜治、司法、信訪、法庭、派出所等力量和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形成了專兼結合、充分協作的鎮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平臺，實現了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在形式、內容、方法上的有效銜接配合。各鎮的矛盾糾紛調解中心從信息對接、職能對接、效力對接等方面入手，規范工作流程，通過排查、接訪，把各類矛盾糾紛匯總分類后，分別引入人民調解或行政調解，由人民調解組織、各相關部門等組織分別進行調解。對重大疑難矛盾糾紛，由司法所牽頭，聯合相關站所共同調處。當事人對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結果不服的，采取書面建議的形式，告知和引導當事人進入訴訟渠道解決，從而實現了“三調聯動”，構建了大調解工作格局。

健全調解網絡，提升工作質量。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制度的落實，關鍵在基層。為此，佛坪縣堅持從基層抓起，加強調解組織建設，不斷提高調解員隊伍素質，確保了調解工作質量。一是健全完善基層調解網絡。各鎮、村（社區）全部建立了較為規范的人民調解組織，形成了鎮、村（社區）有調解委員會，村組有調解小組和調解員、糾紛信息員。共建立鎮、村（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68個，推選聘任調委會成員204名，調解員340名，形成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人民調解網絡，在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加大調解業務培訓力度。每年將人民調解業務培訓納入干部教育培訓計劃，佛坪縣司法局會同佛坪縣委黨校每年對鎮村調委會骨干進行為期一周的業務培訓；組建普法講師團采取以會代訓、辦培訓班、以老帶新等方式，每年兩次對鄉鎮、村、社區三級調解員進行培訓，擴大了縣級調解業務培訓面。三是開展標準化調委會創建活動。制定下發關于創建標準化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實施意見，按照“五有”（有工作場所、有標牌、有印章、有調解文書、有統計臺賬）“六統一”（統一名稱、統一標牌、統一徽章、統一制度、統一文書、統一印章）的建設標準，從組織、制度、工作程序、隊伍建設、檔案管理等方面進行全面規范，實現了人民調解工作程序合法、文書規范、有人干事、有章理事，使基層人民調解工作基礎更加扎實，運行更加有序。四是建立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根據形勢需要和社會矛盾糾紛發生的新特點，組建了醫療、交通事故、征地拆遷、環保、物業管理等人民調解組織，完善了行業專業人民調解工作機制，進一步拓展了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實現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的無縫對接和良性互動，降低了執法成本，開創了“一舉多贏”的新局面。

規范調解程序，完善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律師、法律援助等專業組織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群眾自治組織等多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資源參與化解矛盾糾紛。在具體的調處工作中堅持做到“三類糾紛一把手親自抓”：重特大糾紛和在縣、鎮有影響的糾紛，由縣、鎮一把手親自抓；反復、重復上訪的矛盾糾紛由縣、鎮一把手親自抓；群體性事件、突發性事件由縣、鎮一把手親自抓。一是建立排查機制。以鎮、部門、村（社區）為基本單位，建立月查月報、專查專報、隨查隨報、急查急報的“四查四報”制度，實行重點人員逐個排查、重點時期拉網排查、重點地段反復排查、重點事件專項排查，采取定時、定人、定責的辦法，根據易發生糾紛的時令性、季節性、地域性特點，將每年重要節慶日和敏感時期列為重點進行集中排查。鎮每月、村（社區）每周開展一次矛盾糾紛拉網式排查，對排查發現的各類矛盾糾紛隱患，按性質和輕重緩急梳理、核實、分類，建立矛盾糾紛臺帳，切實做到了不留盲點、不留死角，實現了預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調解前、調解走在激化前，最大限度地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二是完善調解機制。鎮調委會對矛盾糾紛實行統一受理、集中梳理、歸口辦理、依法處理、限時辦理工作機制。規范矛盾糾紛移交的處置程序，按照調查、取證、陳述、質證、辯論、達成協議等程序依法調解，既體現了調解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又有效地提高了農民運用法律維權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規范調解文書制作。佛坪縣印制了統一的調解文書，將調解文書制作列為人民調解業務培訓的重點內容進行系統培訓，把人民調解協議書質量納入鎮司法行政工作目標責任書進行嚴格檢查考核，對各級調委會制作的人民調解協議書進行質量評查，不斷提高矛盾糾紛的調解成功率和調處工作質量。

創新調解方法，提高工作成效。佛坪縣始終堅持把保穩定、促發展、贏民心、創和諧確定為人民調解和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最終目標，創新方法，激活載體，千方百計提高調解實效，從根本上維護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一是拓展領域排民憂。在積極調處民間糾紛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把土地征用、房屋征遷等引發的矛盾糾紛納入人民調解工作范圍，把發現、調處矛盾糾紛的觸覺延伸到最基層，依靠鎮駐村干部和村（社區）干部主動捕捉一線信息，采取《矛盾糾紛排查登記表》、《民情報告單》等形式，聽民聲、查民情、理民意，最大限度服務全縣維穩大局。開展以群眾說事、集體議事、干部辦事、代表評事為主要內容，以黨政領導信訪接待日、職能站所便民服務日、村務公開民主說事日為載體的“民主說事會”活動，為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探索了新途徑。二是強化示范解民困。注重做好群眾的普法宣傳工作，堅持“調處一件、教育一片”的工作方法，充分利用“村頭”、“地頭”、“院落”等便民利民方式，組織廣大調解人員廣泛宣傳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將情、理、法相融合，采取“背靠背”、“面對面”、“中間借力”等靈活有效的措施，選取典型重大矛盾糾紛，全面推行公開庭式調解，使廣大群眾接受更多的基本法律常識，并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處理所遇到的問題，知道有糾紛找司法，先調解后訴訟，有效地提高了農民運用法律維權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落實責任求實效。對排查出的重大矛盾糾紛嚴格落實“一件糾紛、一個領導、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個一”要求，限時調處、限期辦結。對涉及人民群眾合法利益的實際問題和正當要求，及時由領導干部和有關部門負責，限期依照有關法律和政策調處化解，做到善始善終；對重大疑難案件，在認真了解來龍去脈和爭議焦點的基礎上，加強對矛盾糾紛當事人進行法律法規教育，促進互諒互讓，通過協議解決問題。四是跟蹤回訪保民利。認真落實調解回訪制度，檢查和督促調解協議的執行，防止矛盾糾紛出現反彈。各鎮嚴格落實跟蹤回訪制度，通過定期回訪糾紛當事人，對處置不合理的矛盾糾紛，責成有關職能站所重新處理，防止反復或留下后遺癥；對達成調解協議未落實的，督促當事人落實調處協議，辦求做到“案結事了”。

創新調解理念，服務工作大局。在人民調解工作中注重創新“一線工作法”理念，即第一時間掌握糾紛信息、第一時間到達糾紛現場、第一時間展開調解，并以“一線工作法”的理念來推進人民調解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為佛坪縣的和諧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消減矛盾，黨政壓力得到緩解。在調解過程中，通過人民調解工作，促成雙方之間的相互體諒理解，最終達成共識，形成當事人基本滿意、都能共同遵守的調解結果，有效避免了矛盾糾紛的激化和反復，調解的權威性得到充分認可，解決了當事人直接找領導解決矛盾糾紛的問題。

2、減輕訴累，人民群眾得到實惠。隨著人民調解工作的不斷深入和完善，群眾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和更新，人民調解方便、快捷，化解矛盾糾紛不收費、不傷和氣、耗時短、執行快等優點得到充分展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以人民調解的方式解決矛盾紛爭，從而解決了“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局面。全縣通過調解達成協議的增多了，而同期法院受案率和判決結案則明顯下降了，越來越多的群眾都愿意選擇人民調解這一形式解決矛盾糾紛。

3、節約成本，執法效率得到提高。通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有機結合，大量的社會矛盾通過人民調解得以化解，緩解了審判壓力，提高了辦案質量，為政法部門減輕了負擔，促進了審判質量和效果的明顯優化，切實取得了上為黨委政府分憂、下為群眾排憂解難的良好效果。兩年來全縣沒有發生新的群體和越級上訪事件，沒有因調處不當或調處不及時而引發的民轉刑案件的發生，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大幅下降，平安創建的滿意度和知曉率大幅攀升，為鞏固佛坪“信訪三無縣”“省級平安縣”成果奠定了堅定基礎。

第三篇：耐調細調解民憂人民調解促和諧3

細調巧調解民憂人民調解促和諧

—資興市雄森豪廷在建工程坍塌致人傷亡賠償糾紛調解紀實

【引題】資興市雄森豪庭位于東江湖畔鯉魚江大橋西側，交通便捷，地理位臵優越，是該市重點招商引資建設項目，也是資興首家產權式綜合酒店，項目的建設對資興城市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正當酒店緊鑼密鼓的搶抓工程進度，準備在5月1日開門迎客的前夕，災難悄然降臨，3月27日上午9時45分，酒店在建的附屬多功能餐廳突然發生坍塌事故，6名正在安裝空調的工人被埋在廢墟中。事故發生后，資興市委書記陳榮偉、市長方南玲等主要領導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指揮救援，6名被埋人員全部救出，但有兩名施工人員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死亡。該事故引起了媒體、社會和當地市民廣泛關注。【事件現場畫面】

【字幕】發揮調解優勢，妥善處理善后

在建工程突然發生坍塌，社會影響大，民眾觀注度高，牽涉面廣，如處理不好既不利于社會和諧，又不利于城市建設。為此，資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立即成立了事故聯合調查組，要求徹查事故原因和責任；同時要求市三調聯動辦盡快做好遇難人員親屬的安撫工作和賠償調解工作。接受任務后，市三調聯動辦立即協調市住建局敦促酒店開發商和空調安裝公司將200萬元賠償保證金打入到指定帳戶，以確保調解協議達成后能及時兌現。與此同時，指令下設的市“和為貴”人民調解委員會安排精干力量組織調解。全國 1

模范人民調解員、市“和為貴”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劉仕清擔任主調員，副主任樊孝詩以及相關鄉鎮、部門負責人等七人聯合組織調解小組，調解小組根據事件的性質和特點集思廣益，迅速擬定了切實可行的調解原則與調解方案：

一、在適用法律上實行“就高不就低，同命同價，依法賠償”原則；

二、采取“分開調解、先易后難、各個化解”的調解策略。【調委會外景及工作人員開會研究畫面】

圍繞既定的調解方案和策略，調解員有序的采取了三步曲。

第一步，撫調并重，穩定情緒，明確法律適用

面對情緒激動和極度悲傷的幾十名遇難人員親屬，調解員們沒有急于調解而是先與遇難親屬零距離接觸，耐心進行勸慰，細心安排好食宿，為拉近與親屬們的情感距離，了解親屬的思想動態和個性特點，調解們員24小時與親屬們同吃同住在賓館（交談畫面），在生活上噓寒問暖，讓親屬們感受到政府的關心與關愛，從而獲得了親屬們的信任與好感，為調解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為防止兩名遇難親屬相互串聯，相互觀望，調解組將兩名遇難者親屬分別安臵在相距6公里的兩家賓館。3月28日上午，在親屬情緒逐漸穩定后，調解員分別組織梁某和陳某的親屬的代表與開發商進行了第一次面對面的調解。調解會上，調解員首先就事故的性質進行了通報，指出事故初步定性為安全責任事故，不管是設計、材料還是施工方面的原因造成坍塌，酒店開發商和施工方都應先行承擔全部賠償責任；然后提出調解只針對民事賠償部分，不涉及也不影響今后相關職能部門追究責任方的刑事和行政責任。調解剛開始兩名遇難者親屬代

表都提出了300萬元的賠償要求，酒店開發商則只同意按人身損害賠償標準給予每位親屬50萬元的賠償，雙方懸殊巨大，個別親屬代表情緒激動。調解人員指出親屬300萬的訴求從情感方面說無可厚非，但從法律方面講卻無法獲得支持。為縮小雙方差距，調解員提出本案兩名遇難人員從受聘于空調安裝公司的法律層面說，屬因工死亡，可適用于工傷賠償標準，從餐廳坍塌造成其死亡的層面說也可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考慮到工傷賠償標準高于人身損害賠償標準，調解員建議采取就高不就低的適用原則，即按工傷標準予以賠償。雙方對此建議均表示贊同。酒店開發商將賠償標準從50萬提高到了60萬元，親屬方盡管同意接受工亡賠償標準，但仍堅持200萬的賠償要求。調解一度陷入僵局。

第二步，巧借外力，適時冷卻，縮小差距

此時，打破僵局的關鍵是如何幫助親屬修正過高的訴求，調解員如果一味的勸說親屬降低訴求會引起親屬們的反感。主調員劉仕清及時提出借助外力來降低親屬期望值的方法：一是先做通代表中有威望，明事理親屬的工作，然后再由他們去做其它親屬的工作；二是請兩名遇難者家鄉的鄉鎮領導協助做勸導工作；三是讓親屬廣泛咨詢懂法律的親友和律師，讓專業人士代調解員宣講法律規定。經過三股外力的正能量和一段時間的冷卻，死者家屬的訴求逐漸從200萬減為180萬到150萬再到120萬元，最后減為107萬。考慮到死者家庭的實際困難，調解員建議責任方從幫扶的角度多替親屬考慮，在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適當給予人道主義救助，責任方充分考慮

調解人員的建議將賠償金額從60萬元提高到66萬元再提高到72萬元，差距在調解員的不懈努力下逐漸縮小。但與死者家屬的訴求仍有一定距離。

第三步，以理服人，先易后難、各個化解。

在分開調解中，調解員敏銳的發現梁某的親屬表現的相對理性，言談中也表露出希望能早點達成協議的愿望，同時也了解到梁某親屬之所以堅持107萬元，主要是受到了陳某親屬的影響，也怕先達成協議吃虧。

調解員決定集中力量先促成開發商與梁某親屬達成協議。調解員從情、理、法三個層面與梁某親屬進行疏導：論情，安裝公司雇用梁某是基于對死者的信任，雙方基于情義才合作，不要因梁某的不幸離世而結成為仇家；論理，人道主義只能倡導，不能強求；論法，調解必須依法確定賠償金額，在此基礎上上下浮動30%左右為合理幅度，否則就屬無理要求。現開發商同意賠償72萬元，已在法律規定之上。為消除梁某親屬怕先簽協議吃虧的顧慮，調解員承諾如后達成的協議高于梁某的賠償由調解方負責補足差額。在調解員的不懈努力下，終于使梁某親屬不再堅持107萬，調解員適時建議雙方在72萬至90萬之間協商。4月6日，調解員梁某家屬和開發商進行第四次面對面的調解，幾經蹉商后，雙方差距縮小至6萬元，調解員抓住時機提出折中解決方案：建議由開發商和空調安裝公司一次性賠償死者親屬79.6萬元。雙方經短暫沉默后表示愿意考慮調解建議，調解人員抓住時機，一面分別再做雙方主要代表的工作，一

面將早已擬定好了調解協議書讓雙方過目，促使雙方作出決定。下午6點多雙方代表終于在調解協議書上簽字，第二天調解員即陪同梁某親屬辦理的兌現手續。梁某親屬達成協議后，調解員一鼓作氣，接著全力組織陳某家屬進行調解，調解員強調在同一侵害中至多人傷亡的賠償應實行同命同價，對陳某的親屬的賠償無論從法律角度還是公平的角度都不應高于已達成協議的梁某家屬方，通過調解員依法依理依情的說服勸導，最終促使陳某家屬接受了79.6萬元的調解建議，雙方于4月10日達成調解協議，同時辦理好兌現手續。至此這起在該市影響較大的糾紛在調解員十天的艱辛努力下得到成功化解。【調解過程畫面】

【字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盡心竭力

該案是一起重大復雜且影響社會穩定的案件，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關注度高，特別是受害者家屬情緒激動，多次聚集親友到雄森豪廷要求高額賠償，事態一旦升溫，將引起重大的社會不穩定事件。市“和為貴”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員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貫穿于調處糾紛的始終，采取多種形式積極做死者家屬的心理疏導工作，及時消除了死者家屬的過激情緒；積極勸導責任方換位思考，使一度僵持的緊張狀態，走向了心平氣和的和解之路，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得到了資興市主要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充分肯定與好評。

【雄森豪廷外景及調解人員工作鏡頭】

第四篇：促和諧

促和諧、依法執政保一方平安

——關于學習

《中共唐山市委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實施綱要》的體會

豐登塢鎮黨委副書記、鎮長韓守恒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我們黨長期執政的經驗之一,同時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指導原則之一,必須在實踐中長期堅持并繼續豐富完善。作為一名鄉鎮領導干部，通過這次學習《中共唐山市委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實施綱要》，結合我鎮實際工作，淺談一下我在農村實踐工作中對依法執政的體會和看法。《綱要》里指出，?以科學執政為前提條件，以民主執政為本質要求，以依法執政為基本方式，探索執政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機制，使執政的基礎更加鞏固、行為更加規范、成效更加顯著，使黨的主張得到全面實現，人民群眾的意愿得到充分體現，依法治市精神得到深入貫徹，為加快科學發展示范區和人民群眾幸福之都提供重要保證。?

依法行政既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迫切要求，又是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戰略舉措。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作為最基層一級政權的行政主體，其依

1法行政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對依法治國方略的實行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一、增強法制觀念，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善于運用法律武器攻克難點工作。

要著力破除單純靠行政命令抓工作的舊觀念，破除憑老經驗、老套路抓工作的舊習慣，要善于把法律條款運用到實際工作之中。要增強法制觀念，堅持按法規制度指導工作，按法規制度開展工作，按法規制度抓工作落實，真正做到籌劃指導工作以法規制度為依據，研究解決問題以法規制度為武器，檢查衡量工作以法規制度為標準，把依法行政貫穿和滲透到工作的各個方面和環節。

以去年的百日攻堅為例，去年八月份，我剛到豐登塢鎮不久就接到豐潤區響應市委市政府號召在全區開展?百日玫堅?活動的通知文件。要求在短時間內將各鄉鎮轄區亂占亂建、欺街占道等違法違規建筑清查并徹底拆除。

私搭亂建一向是讓鄉鎮頭疼的工作難點，接到這個通知，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以前街道那么久都沒有清拆干凈過，況且又涉及很多農戶，這次任務能順利完成嗎？我們黨政領導班子也不敢懈怠，立刻成立了以黨委書記徐立魁同志為組長，由我和班子成員為副組長，各部門和鎮直單位負責人為成員的環境衛生整治領導小組。我們首先對違規建筑戶主下發了限期自拆的通知，通知里明確寫明責令他們自行拆除違規建筑所依據的各項法律法規條款，凡以任何方法手段

阻礙本次清拆都是違法行為，其后果也都擺在紙面上，落到文字中。這個通知發下去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看來對老百姓亮明法律，依法執政老百姓還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對下發限期拆除通知后仍不拆除的各戶，鎮黨委、政府組成由鎮機關工作人員、工商、派出所、土地所、衛生、交通、豐登塢村兩委成員參加的聯合整治隊，由我親自帶隊，利用8月12日、19日2天時間，共拆除違章建筑16處（面積413.5㎡），清理廢墟52車次780噸；違章牌匾46塊；石棉瓦、鐵柵欄圍墻117延長米；清理臨時攤點12處。這次拆違，對私搭亂建者敲響了警鐘，為主街環境?衛生整治?的開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經統計，在半個月的時間內，全鎮黨員干部居民群眾近2千人次參加了整治活動，共出動鏟土機、翻斗車330臺次，板車113輛，清除衛生死角400多處，清運垃圾、雜草2千多噸。事后老百姓的反應也很強烈，都說這次拆違依法依規辦事，一視同仁，拆出了水平，拆的老百姓心服口服，拆出了豐登塢鎮的新氣象

借著百日玫堅的東風，自2009年7月份以來，我鎮環境衛生綜合整治主要圍繞?兩路、一街、一址、一機制?開展。又重點落實了曾莊子村、蠻子營村、楊莊村、稻秧莊村4個村的新農村建設規劃，以此為環境整治示范村，發揮以點帶面的典型帶頭作用。7、8、9月份我鎮修建鄉村高標準水泥道路5條6公里，重點完成了于王莊村內豐登塢小學門前210米道路硬化，徹底改善了道路環境，為小學生上學提供了便利，改善了農民生活環境，提高了群眾的生活質量。

通過?百日攻堅?活動的開展，進一步推動了我鎮鎮域整體環境建設步伐，也充分彰顯了依法執政在一些重難點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突出作用。

依法執政，得民心。

二、依法執政，重在宣傳。加強法制理論學習，不斷提高機關工作人員自身法律素質的同時，要把普法工作深入人心。

鄉鎮基層政權是我國政權體系中最基層的政權單位，是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最前沿陣地。這一點在信訪方面表現的也尤其重要。豐登塢鎮長期以來一直是全區數的著的信訪高發鎮，但2009年是我鎮信訪穩控工作持續好轉的一年。全年沒有一起因政策不落實而引發的上訪案件，整體信訪量進一步下降，沒有發生一起集體訪，越級訪得到了有效控制。就是因為我們重視法律學習，重視法律宣傳的結果。

去年是國慶60周年和唐山市首屆曹妃甸論壇舉辦年。鎮黨委、政府堅決落實區委、區政府指示精神，站在講政治的高度，精心組織，周密安排，我們要求機關每接到一例上訪案件，除了安撫百姓，我們的工作人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將來訪人信訪的內容落實到法律層面，幫助他們分析來訪理由是否合乎法律法規，對合理合法的信訪我們熱情幫助其解決問題并在必要的時候給予法律援助，外郎莊村民張碩敏因對丈夫車禍死亡賠償結果不滿意，多次上訪。我們主要領導

親自接待了解案情，并責成主管領導親自到天津、香河等地與有關部門協調解決張所提出的問題，最終按政策落實了相關賠償；對不合理不合法的信訪案件，我們也耐心指導，給他們講明其中道理，很多老百姓過后都說來的時候糊涂，不懂政策法規，走的時候心里明白了許多。

在去2009年國慶60周年和唐山市首屆曹妃甸論壇舉辦年以及最近的兩會敏感期間我豐登塢鎮做到了無一例越級訪，無一例安全生產事故。及時排查調處信訪隱患十余起，化解積案3起，為全面穩控奠定了良好基礎。

依法執政，順民意。

三、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堅持依法行政，抓源頭，強管理，從機制上確保農村和諧穩定。

依法行政是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同樣對開展基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我們鄉鎮基層干部一定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農業生產規律性和農民的合法權益，不斷創新和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努力提高駕馭基層工作的水平。要認真貫徹黨在農村的路線、方針、政策，確保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遇事多與農民商量，處事堅持程序；要堅持依法行政，學會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基層存在的涉法問題和利益矛盾，維護基層穩定，促進經濟發展。

?三資?管理不規范，是農村廣大群眾關注的焦點。為此我豐登塢鎮2009年7月開展?‘三資’管理規范月?活動。成立了村級?三資?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由我任組長，紀檢書記楊伯仁任副組長，紀檢、經統站、財政所等負責人為成員，對我鎮農村?三資?管理工作進行了指導、檢查，對村級資產、資源、資金管理作了有益探索。這項活動中，我鎮出臺了《?三資?管理規范月活動實施方案》和《進一步加強農村?三資?管理實施意見》和《財務管理辦法》等文件，著重強調依法依規管三資。我們從規范各業承包合同入手，摸清家底，查找問題。通過開展規范月活動，完善備案各業承包合同872份，摸清了各村?三資?家底，我們這樣做，并不是說要抓哪個村干部的小辮子，想整哪個村干部，而是想讓大家干干凈凈、清清白白的多干幾年，當好村里的家，真正做到為老百姓管理好村里的小金庫。

總之，我鎮集體資產做到依法依規管理，對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完善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機制，促進社會和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也從源頭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依法執政，促和諧。

第五篇：和諧社會中的人民調解

和諧社會中的人民調解

——結項報告

調解是一朵極具中國特色的化解糾紛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東方之花”，在我國糾紛解決機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的日益復雜化，原有的調解制度發生了一些變革，新的調解方式――“大調解”應運而生。

顧名思義，調解就是通過調的方式來達到解的目的，具體而言，它是指由處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依據一定的社會規范（道德、習慣、法律等）對糾紛當事人進行勸告，提出建議，以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解決糾紛。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和為貴”的儒家綱常倫理深深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崇尚中庸和諧的糾紛解決方式，并從根本上決定了古代中國人對于訴訟的態度。《易經?訟卦》說:“訟，惕，中吉，終兇”。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認為“訟”是不吉祥的，它把那些為物質利益而爭訟的人視為“莠民”和“小人”，即“良民畏訟，莠民不畏訟;良民以訟為禍，莠民以訟為能，且因而利之”。調解作為化解利益沖突、促進社會和諧的有效方式，在中國已經運作了數千年，它不僅承載著傳承傳統文化和發揮社會功能的歷史重負，而且作為一種制度文化深深影響著我國民眾的社會價值觀，成為世界法律文化中極具中國特色的部分。“在信奉儒家學說的中國，人們特別傾向調解，而不是訴訟，而且這種偏愛調解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續至今。”

一.調解的歷史與沿革

大調解植根于深厚的調解文化。我國調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當時人們之間的爭端由部族首領按照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通過協商予以解決。而對于本氏族個別不遵守習慣的人，則是依靠社會輿論和社會道德力量，采取調和的辦法，使其歸順，認識錯誤，達到平息矛盾、排除爭紛、調整好相互間關系的目的，以維持正常社會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可以說，這就是調解的原始形式。奴隸社會的調解與原始社會相比，在性質和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并具有了官府調解和民間調解的劃分。周代專門設有“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的“調人”之職。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也提倡調解，他在做魯國司寇時就宣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進入封建社會后，統治階級為了推行禮治和道德教化，更加注重發揮調解的息事省訟功能。《漢書×百官卿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繳。”嗇夫主要職責就是調解爭訟。唐代鄉里訟事，則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調解。到了宋代，調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確認并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員“當以職務教化為先，刑罰為后”，“每遇聽訟，于父子之間，則勸息教慈;于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在元朝，調解被廣泛用于解決民事糾紛，鄉里設社，社長負有調解職責。其《至元新格》規定社長的職能之一就是“諸論訴訟婚姻、家財、田宅、債負，若不系違法事重，并聽社長以量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此后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訴訟法典》都有關于調解的規定。到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獨立解放的同時，也大力推動了調解制度的發展。特別是自1941年起，各根據地民主政權相繼頒布了適用本地區的有關調解工作的單行條例和專門指示，如《山東省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晉西北村調解暫行辦法》等，使調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與法律化軌道。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調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條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1989年國務院頒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和2002年司法部發布的《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性質、任務和原則等作出規定，確立了我國現行的人民調解制度。199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將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的“著重調解”改為“自愿合法調解”，確立了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1999年頒布的《行政復議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復議條例》關于“復議機關審理復議案件，不適用調解”的規定，2007年頒布的國務院《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兩種案件可以適用調解，在行政復議中也最終確立了調解制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類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與此同時，傳統的調解類型也面臨種種困境，難以適應及時緩和大量糾紛的現實需要，在解決糾紛上的作用日趨下降。這使得慣于把人民調解作為“防止糾紛的第一道防線”的國家產生了構筑一種更具實效、更具權威的糾紛解決方式的內在需要，以改變過去各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2003年4月，江蘇省南通市借鑒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經驗，結合重建調解網絡，率先在全國建立“黨政領導、政法牽頭、司法為主、各方參與”的大調解機制，其他地方如山東陵縣、浙江諸暨、上海浦東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調解機制，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二.大調解的運作機制

價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己經成為當代社會的共識。面對新時期糾紛解決的實際情況和不同主體的特定需求，基于實現公平、正義和效率的理念，任何一種單一的體制和糾紛解決方式都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只有建立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才是合理的選擇。在大調解機制的構建和現實運作中，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準確定位。對于大調解機制的功能定位，是有人民調解這一前車之鑒的。根據《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條“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的規定，人民調解是一種爭端解決機制，屬于ADR即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的一種，同時也是我國多元化民事糾紛解決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現實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還承載著超越糾紛解決的功能。如宣傳法律與政策的功能，教育公民遵紀守法的功能，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功能等等。在有關人民調解的研究中，我們很難發現“爭端解決機制”的闡釋，卻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人民調解妥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意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意義。可以說，過多強調人民調解政治功能的做法，不僅是對其性質的誤解，而且阻礙了人民調解功能的正常發揮，客觀上也嚴重影響了人民調解的進一步發展。

有鑒于此，我們應當嚴格定位大調解機制：將其定位于糾紛解決，嚴格限制強加其上的其他功能，以避免重蹈人民調解的覆轍。將大調解的功能單純化，就是要保證其能全力做好糾紛解決工作。

（2）健全網絡。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傳統的社會組織體系逐漸解體，以利益、價值、觀念等為特征的新型的共同體正在生成，新型民間組織發展迅速，社會組織化程度逐步增強。可以在這些新型的民間組織中培育調解機構，擴大大調解的組織基礎，以避免出現調解“盲區”。

（3）提升素質。調解員的素質是確保公正調解的關鍵。在英國，其裁判所除主席由法律人士擔任外，其他成員也多由具備某一方面專業知識的人士擔任，有的成員還是相關行業的代表，如雇員代表、工會代表。要做好新形勢下的大調解工作，也必須逐步提高調解人員的資質條件，特別是對于法律知識水平和文化程度的要求，可實行選舉和聘任相結合的機制，進一步優化調解員隊伍。發動并鼓勵在職和退休的法律工作人員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到人民調解工作中，同時要加強對現有調解人員的培訓和教育。

（4）確保效力。大調解機構出具的協議的效力是目前困擾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個重大問題。如果調解協議僅僅限于當事人之間的“君子協定”，使得一方可以隨意反悔，這對認真協商并打算切實履行協議的他方當事人來說，是很不公平的。

為了賦予此種調解協議的效力，各地都進行了有益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楊浦區的“三會一代理”制度(即聽證會、協調會、調解會和群眾代理)。其運行機理是:當群眾上時，調處中心主動召集當事人和有關部門召開聽證會，充分聽取群眾意見;然后再召開相關職能部門參加的協調會，商討解決措施;在聽證會和協調會的基礎上，各方當事人達成一致可以出具調解協議書的，糾紛移交至同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及時召開調解會，對于調處成功的案件及時出具人民調解協議書。

“三會一代理”制度通過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人民調解協議書的形式將大調解所達成的成果固定下來，賦予其法律效力，從而改變大調解沒有法律效力的尷尬局面。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人民調解協議書本身就帶有效力不強的痼疾。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5日《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條“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規定，它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的性質，使人民法院參照合同法來對人民調解協議進行審理。如果人民調解協議按照合同法的要件是有效的，當事人就必須履行協議；不履行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執行，從而解決了人民調解協議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的問題。

與之前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比，《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有其進步性。但它在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第一、人民調解所涉及的糾紛并不限于民事糾紛，它還涉及非民事法律關系的、比如純屬道德問題方面糾紛的協議，或者屬于輕微刑事違法行為引起的糾紛的協議;第二、一般民事合同被撤銷，或宣告無效后，其法律后果是退還財產或請求損害賠償，而人民調解協議被撤銷或被宣告無效后，其原糾紛并未得到解決。因此，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性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調解作為一種法定的解紛方式，與仲裁并無二致。作為經過法定程序而產生的結果，法律就應當賦予其具有相應的確定力以及對當事人的拘束力，因此，可從立法層面考慮賦予調解協議與仲裁協議相當的法律效力。惟有如此，我們的大調解協議的效力才真正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5）簡化程序。以程序正義保障實體正義是訴訟的價值追求。它之所以以嚴格的程序來追求公正的結果，是由于在法律疑難案件中，結果是否公正并無客觀的度量標準，而必須以苛刻的程序來扼制法官的恣意妄為。所以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裁判應當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有的地方的大調解工作規則也明確規定了這一條件。

我們認為，調解就其性質來說，它是建立在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本身就蘊涵著對某些難以查清的事實和難以界定的責任的含糊不究。當事人在“權利可以自由處分”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應當允許并賦予其法律效力，并非一定要嚴格遵守“審判”程序。“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僅可能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造成侵害，而且本身為保障實體正義而設置的訴訟程序，可能在調解中反而丟失了實體正義。三.大調解機制的兩種模式

大調解機制的建構是由我國特殊的糾紛解決的社會需求和司法資源的供給所決定的，是我國調解制度重構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過程中的新動向。近年來，包括我們鎮海區在內，全國各地相繼探索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調解工作機制。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以鄉鎮司法調解中心的出現和普及為標志的。這一模式主要是針對人民調解資源配置的松散無序問題，主張構筑黨委政府主導，融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履行職責與基層組織發揮作用為一體的社會化大調解格局。它的基本架構是由鄉鎮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以基層司法所為主體，吸收鄉鎮信訪、法庭、計生、土管、民政、派出所等各部門共同參與的常設辦事機構，由鄉鎮分管副書記兼任主任并由司法所長兼任常務副主任。一般案件的調處方案由主任和常務副主任共同研究確定，而重要案件的調處方案則由調解中心之上的鄉鎮黨委書記辦公會集體研究確定。這一模式的出現是為了是針對一些“法院管不著、村里管不了、鄉里管不好”的問題。農村的矛盾糾紛多發而復雜，而且村民與村委會干部之間的矛盾，土地林木權屬爭議、土地承包糾紛、計劃生育引起的糾紛等日益突出，單純依靠過去依托村、鎮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這種自治性糾紛解決方式顯然無法很好的達到解紛止爭的最佳效果。目前，我們區基本上是采取這種模式。

另一種模式是伴隨著城市社區建設的推進以社區司法調解中心的出現為標志的城市社區大調解架構。基本架構是以基層司法所和信訪辦為組織構成，構建街道（鄉鎮）“司法信訪綜合服務窗口”，以此作為行政機關處理社會糾紛的平臺和通道。“窗口”以“立足社區、服務群眾”為宗旨，集人民調解、法律服務、法律咨詢、法制宣傳、安置幫教、信訪接待、“110”公安司法聯動和“12348”電話法律咨詢及社區矛盾糾紛調解等功能于一體，由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與信訪部門組合而成，現已形成村居委、街鎮、區三級調節網絡。這一模式的著力點在于提高調解人員的素質，特別是法律素質，通過屬地黨委、政府的重視、支持，利用司法行政部門與審判機關領導干部交流等因素形成的良好工作關系，建立調解人員業務資質考核定級制度，向準專業化方面引導，同時通過調解實體、程序審核確認制度，最終取得審判機關諒解，解決現存的調解書效力過軟問題，提高調解的權威性。

通過分析，這兩種調解模式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第一，注重整合官方與民間兩種糾紛解決資源，強調官方與民間糾紛解決資源的互動與合作。注重整合權力資源，各權力部門在鄉鎮司法調解中心的協調下，各司其職，協同配合解決各類矛盾糾紛。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調解中心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的“官方身份”，但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代表鄉鎮黨委、政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綜合性、實體性的常設辦事機構，或者說是由有著“官方背景”的調解人組成的綜合性辦事機構，這使“調解中心”看上去更象一個黨政各部門聯手處理民間糾紛的“俱樂部”。

第二，強調多個部門的協作和配合，致力于建立一個互動聯通的協作溝通渠道。它們不僅僅局限于機構內部，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上下聯通、部門協作，集合起共同的力量來致力于糾紛的調處和解決。通過構建這樣一個綜合服務平臺，實現鄉鎮、街道與縣區政府工作部門的聯動，從而避免了相關部門在糾紛解決上的互相推委與扯皮，破除各自為政的觀念，樹立全局觀念，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第三，強調調解程序規范化與方式多樣化。目前對于大調解的性質法律并沒有作出十分明確的規定，普遍性的把它歸入到人民調解的范疇。相應的大調解機制下達成的調解協議與人民調解協議一樣僅僅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性質。因此為了保證調解協議的效力，為了保證調解協議能得到法院的認可，大調解架構注重制度化、規范化的建設，強調“依法調解”，在法律依據和程序上都有模仿法院調解的傾向。因此兩種模式在強調依法調解和規范調解的同時，為了不使調解拘泥于刻板的條條框框從而失去生命力和靈活性，紛紛采取多樣化的方式，注重情理法的結合，從而充分發揮大調解機制的優勢并保證了與訴訟的銜接，成為連通訴訟與人民調解的柔韌環節。

第四，大調解機制與原有的依托村、鎮人民調解委員會發生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大調解機制下司法調解中心的活動及其調解協議仍然稱之為“人民調解”。在社會轉型期的背景，原有的依托村、鎮人民調解委員會在面對新型矛盾糾紛時，往往無法充分發揮解決糾紛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矛盾糾紛中他們本身就是矛盾糾紛的當事人，更無法去擔當解決矛盾糾紛的中立的第三人。同時由于司法調解中心所具有的權力背景，使得糾紛當事人更加信賴司法調解中心在解決糾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司法調解中心在解決糾紛方面發生了一定的分化。目前法律并未對大調解機制下的司法調解中心明確的定明“身份”，而它們的活動和達成的協議要想得到法院的認可，只能往“人民調解”方面掛靠。

四.建立大調解機制的思考及完善

全國各地對大調解架構的有益探索，是對當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理論與實踐的豐富與發展。綜合以上分析，筆者就建立和完善大調解機制提出自己的粗淺的看法。

（一）正確協調行政機構糾紛處理與司法審查程序的關系。大調解機制與司法審查目前在我國發展起來的大調解機制的性質基本上屬于司法行政性的，它與其它行政性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一樣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如何協調行政機構糾紛處理與司法審查程序的關系。而且我國的大調解機制仍處于不斷發展與完善過程中，并不能充分保證糾紛解決的質量。因此，在大調解架構下，應給當事人保留一個最終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和機會，使司法權力能對大調解機制的運作產生制衡力量，以充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保證糾紛解決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權威性；同時為了充分體現大調解這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程序利益，可以針對不同類型的案件分別采取實質審查和程序審查，以此來保證大調解架構下糾紛解決結果的權威性。

（二）解決大調解機制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大調解機制與人民調解正是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對大調解機制作出明確的定位，為了得到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現在大調解機制仍是以人民調解的名義存在著。實際上人民調解是一種民間性的糾紛解決方式，而大調解則具有司法行政性，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而且在社會轉型期的背景下，二者之間早已開始逐漸分化。因此，確定大調解機制下達成的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成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大調解架構下整合了一系列官方的權力資源和民間資源，官方資源與民間資源的協調配合和良好互動使得糾紛解決的效率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也樹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大調解這一糾紛解決機制有著人民調解所無法企及的優勢，而賦予大調解這一行政性糾紛解決方式以高于人民調解更高的效力則是符合當前的現實需要的。這有利于糾紛解決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重構，使大調解機制作為銜接人民調解和司法訴訟的有力橋梁，從而形成多層次的糾紛解決機制，使當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選擇權，獲得便利、經濟和符合情理的糾紛解決和法律服務,更加有利于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三）積極發展通過政府購買民間糾紛調解服務。在大調解架構下，財政問題仍然是制約大調解這一糾紛解決機制發展的瓶頸。通過政府購買民間糾紛調解服務這一方式，為大調解機制下的糾紛解決工作注入了資金源泉，使得調解工作能夠正常的開展和進行。雖然政府購買服務這一方式有眾多的優勢且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它無疑是大調解機制中一個重要環節的創新。財政制度為大調解機制所帶來的困境在短期內是不可能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這一方式來擺脫的，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因為財政的困境而改變目前大調解架構的公益性質，否則大調解機制將無法發揮其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架構中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