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有銀行改革邏輯分析

國有銀行改革邏輯分析

[摘要]國有銀行嚴重的代理問題源于其行政化管理模式，改革首要和核心的任務是實現管理模式市場化。制約管理模式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存在對銀行財政職能依賴，因此，改革必須以消除政府對銀行財政職能依賴為切入點。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最終能否取得成功，也在于是否遵循此改革邏輯。

[關鍵詞]國有銀行改革；行政性代理問題；銀行財政職能；股份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723(2007)07-0053-0002

一、國有銀行的嚴重代理問題

國有銀行除了發揮銀行功能，還履行部分財政職能。國有銀行的財政職能承擔并非基于法律上對其性質和功能的界定。事實上，我國商業銀行法明確規定了銀行的企業法人性質。國有銀行的財政職能承擔是政府通過對其進行行政指令干預賦予的。政府行政干預以國有銀行行政化管理模式為前提基礎。國有銀行管理模式的行政化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國有銀行的管理者的選任不是通過市場方式，其權利和責任的界定也不是基于與政府之間的經濟契約關系，而是通過行政任命和授權；其次，在銀行的內部管理制度上，銀行各級管理者都由行政任命和授權，銀行內部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同于政府機關。

行政化管理模式造成國有銀行嚴重的行政性代理問題。(一)政府對國有銀行的純粹銀行性業務經營難以設定績效標準進行考評，造成國有銀行在銀行業務經營中的激勵不足、約束軟化。銀行缺乏動力和壓力去提高經營管理能力、業務創新能力。不僅如此，銀行還會為了內部利益而不計收益和風險地發放一些貸款，多數最后形成需由政府承擔的不良資產，即銀行信用國家化(或稱財政化)，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內部人控制現象。(二)由于銀行管理上的行政化，地方政府也可對銀行實行行政干預，搭財政的車，爭奪國有銀行的信用資金，因而導致一些銀行不良資產形成。(三)一些國有企業也會為爭奪財政的免費資金而不歸還銀行的貸款。(四)按行政機制確定的銀行管理者，可能不具備銀行業務經營管理才能，而不能對銀行進行富有成效的經營管理。

二、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

針對前文分析的國有銀行問題，國有銀行當前改革首要和核心的任務應該是重構國有銀行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基礎，從而建立起有效的銀行激勵與約束機制，減輕國有銀行的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

鑒于產生國有銀行行政性代理問題的基礎是國有獨資的單一產權結構，國有銀行改革的產權論者主張產權結構的多元化。當前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試點也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在進行。誠然，通過產權多元化來取消國有產權的支配地位甚至于退出國有產權，國有銀行的行政性代理問題就會因為失去了基礎而不復存在，從而可以達到減輕國有銀行代理問題，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但是，這種改革主張是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給出了一個可行而且必要的解決呢?

首先，就解決的可行性而言，基于現實約束條件的回答是否定的。顯然，國有控股的多元產權結構并不會消除行政性代理問題的基礎。而在國家必須控制戰略性行業的指導思想下，被視為戰略性行業的銀行業，國家必然要保持對國有銀行的控股權。而且，漸進推進的改革中，國有銀行的多元化產權改革過程中，國有產權也會長期地居于控股地位。因此，產權結構多元化主張盡管給出了一個國有銀行改革問題解決的可行方向，但在一定的現實約束條件下，這一解決并不一定可行。

其次，就解決的必要性來看，實證分析的結果給予了否定的回答。郎咸平(2003)收集了全球78個國家958家銀行的股權結構和經營利潤方面的數據，加以研究后發現銀行的經營效率與產權結構無關。La Porta等(2000)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圍包括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的銀行國有產權相當普遍。也就是說，國有制銀行也可具備同私有銀行相互競爭共存的競爭力。

國外國有產權銀行能夠成功經營的事實已經證明國有產權并非必然要導致嚴重的行政性代理問題。這表明，在國有產權前提下，銀行也可解決過于嚴重的行政性代理問題。而上一節的分析揭示，國有銀行行政性代理問題直接源于其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因此，解決國有銀行問題的核心應該是實現其管理模式的市場化。管理模式市場化的核心制度基礎包括：(一)國有銀行經營管理者的選任要采取市場原則、運用市場方式，取代原先的行政方式；(二)政府與銀行管理者之間要以經濟契約關系取代原來的行政任命和授權關系，管理者的權利和責任由經濟契約界定，賦予管理者以謀求銀行價值最大化的明確任務；(三)銀行內部管理中采用市場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取代原來的行政式管理制度。在此基礎之上，其他的制度設計與采用、方法手段的運用與改進都可歸于技術層面的問題之列。

實現以上的基礎制度變革后，國有銀行與私有產權性質的商業銀行代理問題的差異主要在于：所有者的全民性(分散性)和從所有者到國有銀行管理者之間，政府這一中間委托代理層的存在會削弱優選和監督國有銀行管理者的激勵。但這一差異不會導致兩種產權性質的銀行代理成本的較大差異。首先，在國有銀行管理者的選任上，通過行政操作透明化，引入輿論監督和社會公眾監督，形成對行政工作強有力的外部約束，可以彌補行政者的激勵不足。其次，對于銀行而言，不同于一般企業，除了其資本方外，來自于其他方面的激勵和監督約束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足夠強的外部激勵與監督約束作用可以彌補資本方監督不足的影響。(一)實現基礎制度變革后，國有銀行信用復歸為銀行信用。雖然存在“大而不倒”現象，即政府會對發生危機的規模龐大的國有銀行實施救助，但這已是政府作為金融管理者在經過權衡利弊得失之后而做的投資安排，不是政府的義務，不是必然會進行，而不同于以前政府作為債務人受償債義務約束的債務承擔行為。因此，國有銀行的債權人將會為保障債權而積極地發揮監督作用。而對于主要依靠負債經營的銀行，債權人的監督對于銀行管理者的約束作用重大。(二)由于銀行業內在脆弱性和大的外部性，管理當局也對銀行實施嚴格監管。(三)經理人市場的存在也會構成對銀行管理者的激勵和約束。另外，還有來自銀行業自律組織、社會公眾、審計部門和法律的監督以及銀行業市場競爭，對約束銀行管理者的行為都起著重要作用。而且，隨著我國行政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行政效率提高，會增強優選和監督銀行管理者的激勵。

三、國有銀行改革的前提和步驟

前一節分析指出，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是實現管理模式的市場化。然而，實際中的國有銀行改革卻一直沒有觸及其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事實上，國有銀行改革中一直都有意或無意地在回避這個問題。行政化管理模式之所以一直得以維持，一方面是源于對計劃經濟體制管理模式的沿襲，形成了

一種思維定勢；另一方面更為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對銀行財政職能的依賴。

導致政府形成這種依賴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資源的可得性和政府的厭赤字心理。對于政府而言，通過行政干預就可支配銀行控制的大量金融資源，十分方便好用，于是形成了習慣性行為。由于經濟體系已經習慣了長期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財政預算平衡做法，政府擔心稍大的財政赤字就會超過經濟體系的心理承受力，因此形成了政府的厭赤字心理。政府通過行政干預支配金融資源，讓其中不能形成經濟收益收回的部分以銀行不良貸款形式掛在銀行賬上，從而實現財政赤字隱形化。

就財政獲取資源的途徑來看，政府財政籌資的可選方式是多樣的，不必局限于行政干預銀行方式。而隱形化財政赤字的作用無非是避免顯形財政赤字規模超過經濟體系的心理承受力而引起經濟震蕩。正常的赤字心理承受力應該基于對經濟負擔承受力的正確評價。研究結果表明(樊綱，1999)，相對于負債水平我國經濟的負擔能力還很強，而只要保證經濟增長速度快于負債增長，財政赤字空間就存在。實際經濟的穩定運行也證明經濟有足夠的負擔承受力。因此，即使存在經濟體系赤字心理承受力過低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也應該是通過引導使之趨于正常水平，而不應是掩蓋赤字，回避問題。可見，政府通過行政干預賦予銀行財政職能的做法不僅不能獲得不可替代的收益，反而造成銀行嚴重的行政性代理問題。就成本一收益比較而言，這種做法極其無效，完全不應繼續下去，而作為其基礎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市場化改革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

以上分析表明，國有銀行改革的關鍵前提和切入點是解決政府對銀行財政職能依賴問題。不過，這純粹屬于技術性問題，方法也應該有多種。比如我們可以執行如下操作：將財政需要銀行安排的支出明確列入預算，銀行代理財政收支業務按預先確定的標準收取代理費，所需資金作為財政向銀行借款，實際上就是建立銀行與財政間的經濟契約關系，回歸財政赤字的本來面目。而對銀行以前累積的不良貸款的處理，則應明確認定為政府債務，作為銀行對財政的債權。

綜合前面的分析，國有銀行改革的正確步驟應該是：將財政支出明確化、財政赤字顯形化，以消除政府對銀行財政職能依賴，復歸銀行信用本質，單純化銀行的經營目標為追求自身價值最大化；銀行管理模式市場化；內部管理制度的設計運用，經營和管理技術的更新提高；為增加資本金來源而實行股份制改造；為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技術而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前者是需要由政府來完成的工作，即應由政府推動的改革；而后者應該屬于銀行經營中的自發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銀行改革應該是指前一部分工作，如果所有工作都需要由政府推動進行，則表明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仍未建立，改革沒有成功。

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最終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于能否解決前面提出的前提條件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完成管理模式的市場化。否則，也只能是搭建一個空的股份制框架并解決一些經營和管理上的技術方面問題，并不能實現改革的真正目的。在前提條件沒解決之前，企圖通過引入其他產權主體來制約政府干預銀行的行為，只能是本末倒置，注定要失敗。因為，分散的小股東不可能對國家大股東形成有效制約。而就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可行性來看，因政府注重社會利益，投資者謀求經濟利益，雙方追求的目標存在沖突，缺乏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礎，或者合作破裂，或者各為其利而使銀行前景更加惡化。

四、結 語

國有銀行嚴重代理問題源于其行政化管理模式，因此，國有銀行改革的關鍵是實現其管理模式的市場化。

制約銀行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存在對銀行財政職能的依賴。銀行改革必須以解決這一問題為切入點。銀行改革工作是否全部需要由政府推動進行可作為判斷改革成功與否的一個標準。

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最終能否取得成功，關鍵也在于能否解決政府對銀行財政職能的依賴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完成管理模式的市場化。

第二篇：中國金融改革的邏輯

中國金融改革的邏輯

(作者夏斌系國務院參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 金融改革應該為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服務，當前中國經濟的根本特征是轉軌，這決定了漸進轉軌在臨近市場機制體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個在不斷解決舊體制矛盾同時，又不斷制造新體制矛盾的過程。既然是這樣一個矛盾的過程，要解決好金融改革問題，實際上不僅是解決金融改革本身的問題，而是要處理好金融改革與經濟發展，金融改革與經濟穩定包括社會穩定的關系。

■ 關于金融改革，我堅持三個觀點：第一，中國的金融改革事業要成功，絕對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教科書；第二，中國金融的健康發展，必須是金融機構治理、金融市場完善和金融調控監管三者的協調發展。我們原來的教訓就是在不斷的改革中沒有研究好新舊制度的銜接，光鼓勵改革，自然最后就導致宏觀失控；第三，中國的金融改革需要與中國金融調控監管的能力相適應，特別在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問題上。

金融改革，現在是每會必談，已成為每個經濟論壇的議題。似乎不談，論壇就沒亮點，就不時髦。

確實，金融是核心。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金融是資源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現在一談金融創新、改革，我總有一個感覺，當有人順便提到監管時總是底氣不足，似乎談監管就是不支持創新，不支持改革，就會產生很多分歧，產生“口水仗”。例如，一談到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微信、微博上各種反對聲音很多。一談到資產證券化，似乎彼岸的美國就是最好的，我們應該應用，不引進就是不支持創新。又比如，一談直接融資工具，似乎發展越快越好，“直接比例”越高越好、各種衍生工具越多越好，工具數量本身成了改革的目標。一講金融開放，更是“口水仗”不斷，好像不馬上學習美國的資本市場全面開放，似乎中國當前的金融改革就不是理想的，就是不成功的，等等。金融改革分歧產生的緣由

為什么在金融創新和改革中，會“口水仗”不斷、是非難辨呢？我認為，問題出在對金融的屬性、金融改革的邏輯和金融改革方法上的認識差異。

中國金融改革的邏輯應該是什么？講邏輯是講因果關系，是講內在的必然趨勢，而不是就眼前的某一事就事論事，或者就某個政府文件規定說了什么，不管是否走了彎路還在堅持應該干什么。講邏輯是講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的、內在的趨勢，其中不排除某一階段文件說了什么，金融發展出現了什么熱鬧的景象，可能都會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早晚會糾正過來。講到必然趨勢與邏輯，在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上，抽象講，大家能形成基本共識，即金融是為經濟服務的，經濟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往往認識偏差就大了。既然金融要為經濟服務，當前的金融改革應該為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服務，我們就要知道當前的中國經濟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只有知道了經濟的特征是什么，你才能知道金融怎么為它服務。歸納當前中國經濟的根本特征，是轉軌。轉軌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第一，有市場經濟的因素，也有計劃經濟的痕跡，中國經濟還沒有走到完全的市場經濟，仍然是個混合體。第二，混合體中市場經濟的因素在增長，計劃經濟的因素在減少，是在此消彼長。第三，此消彼長的過程中說明了，中國的轉軌不是休克療法，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用一個標志衡量，只要中國各種資源配置還沒有和國際上各種資源配置處在同一價格機制上運行，可以說，在此之前的改革一直處于過程中。第四，因此轉軌經濟體意味著是兩種不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合，本身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很糾結。對一國經濟運行來說，兩種機制結合下的調控比單一機制下的調控機制更加不利，更加痛苦。兩種機制混在一塊調控，糾結與矛盾較多，會帶來很多無效率的東西。

由于轉軌帶有“混合體”和“過程中的矛盾體”特征，這決定了漸進轉軌在臨近市場機制體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個在不斷解決舊體制矛盾同時，又不斷制造新體制矛盾的過程。既然是這樣一個矛盾的過程，要解決好金融改革問題，實際上不僅是解決金融改革本身的問題，而是要處理好金融改革與經濟發展，金融改革與經濟穩定包括社會穩定的關系。具體說，我仍然堅持我在26年前，也就是1988年一篇文章中的觀點：“金融改革必然會引起對原有的計劃運行體制的干擾，同時也會使新的市場機制‘失真’。即每一項金融工具產生之初，都可能攪亂原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金融秩序。”因此要“重視適當改造市場經濟的‘零部件’，并適時裝在我國的轉軌經濟機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時，調整原來的機器結構”。否則，“缺乏任何一方條件的改善，機器都難以正常運轉。”容易引起宏觀經濟的失衡。因此，漸進改革成功的關鍵，是要解決好兩種體制、兩種機制間的協調和咬合。在當時的同一篇文章中我明確提出：“中國金融改革步履艱難，難就難在金融的外部環境”。“改革者的口號應該是：當前能干什么而不是應該干什么”。

我認為，35年來盡管我們的金融改革始終圍繞三個維度進行：第一是金融機構主體，包括內部治理、分業和混業等；第二是金融市場，包括各類、多層次市場體系；第三是和市場運行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監管。盡管不同的時期在三個維度方面體現不同的改革內容，但是，不變的始終是在如何處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尋找不同的經濟環境對金融改革的內在要求。

關于金融改革的三個觀點

在今天的環境下，關于金融改革我仍然堅持我曾經講過的三個觀點。

第一，中國的金融改革事業要成功，絕對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教科書。引進成熟的市場經濟大機器中的每一個零部件，要講條件，要講環境。早了，水土不服，晚了，就滯后了。今天我們市場上的中期票據、銀行間可轉讓存單，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都試驗過，但失敗了，在上世紀末停下來，銷聲匿跡了。現在怎么又搞起來呢？說明當時早了點，現在條件成熟了。現在講利率市場化，絕對是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為什么現在的媒體報紙每天又在說，其實貨幣是松的，利率卻是高的，此怪現象怎么解釋？對此西方教科書是沒法解釋的。為什么存款利率市場化不能馬上進一步加快進程？我認為，由于當前中國財政改革沒有到位，地方債務過重，加上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多年積累的房地產泡沫問題還沒解決，這些僵尸企業沒有“市場出清”。因此中央銀行再多的貨幣供應，被這些不講成本、有權勢、有能力搞到錢的僵尸企業和應破產的企業，以高利率回報的理財項目所吸引。其結果，盡管整個社會貨幣多，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卻搞不到錢。僵尸企業的高利率籌資，加上個別地方融資平臺借新錢還利息，有的甚至就是在搞龐氏騙局，把整個社會資金成本推高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再多利率也降不下來。“八個瓶子七個蓋子”，要把利率降下來，關鍵是必須破產一些企業，利率才能回歸正常，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才能得到資金。否則當前中國過快的利率市場化，只能給中小企業帶來資金的瓶頸和推高全社會的資金成本，進一步積累系統性風險。這說明，金融要改革，利率要市場化，金融外部的企業市場機制改革必須到位，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關系必須理順，否則金融改革是很難深入的。金融是整個要素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非金融領域改革不配合、不到位，金融的核心作用是發揮不好的。

第二，中國金融的健康發展，必須是金融機構治理、金融市場完善和金融調控監管三者的協調發展。這就是我前面講的金融自身三個維度要協調發展。“企業(指金融機構)、市場、調控”六個字代表三個方面，突出單一方面的發展，只能使金融偏離經濟，自娛自樂，前途危險。

遠的說，35年來中國金融改革史上，信托公司的5次整頓，每次整頓都是重新登記，關掉一批。為什么整頓命運老是落在信托公司頭上？為什么經歷了5次整頓？我曾在2000年《財經》雜志上說，希望這是最后一次整頓。

過去的整頓，核心原因是在信托公司發展的時候，強調和放任搞“金融百貨公司”，什么都干，像今天講的混業經營。另外一方面，當時定信貸計劃，卻把信托公司的資產業務、貸款業務不含在內，即一邊按原計劃經濟思維只調控信貸，一邊開始強調改革。改革使信托公司資產放大了，自然全社會的信用放大了，造成投資過度，曾經還有過消費過度，最后宏觀失控，不得已只能整頓。一整頓，“板子”都打在信托公司“屁股”上。歷史上5次整頓的基本原因都是這個。所以講改革，推動新的機制，必須對舊的機制要調整。我們原來的教訓就是在不斷的改革中沒有研究好新舊制度的銜接，光鼓勵改革，就想“倒逼”，但對“倒逼”中的問題又不敏感，不事先研究，自然最后就導致宏觀失控。講近的，關于當前的社會融資總量問題也是一樣。現在大家對社會融資總量概念習慣了，都在運用。剛開始人民銀行[微博]講此概念時，有人批評又在搞計劃經濟。這是什么來由呢？長期以來，我們是信貸規模控制，盡管現在在慢慢弱化，但仍然是有信貸規模控制。但是由于同時中國改革和金融市場在不斷深化，通過各種金融工具支持經濟活動的信用量在不斷放大，導致在整個信用中，貸款份額在不停下降，目前已降到僅50%左右，因此中央銀行如果光控制貸款能控制整個社會信用嗎？已控制不住了，因為貸款規模的占比下降了，此口徑太窄了。因此要調控對整個經濟活動發生作用的信用量，自然目標應轉移到貨幣總量M2。但這是目標，達到此目標的手段是什么？教科書上講了，手段就是利率市場化，調控利率來調控M2。而目前我們利率又沒有完全市場化，怎么辦？貸款規模口徑又太窄，不能全指望它。最后沒有招，只能選擇社會融資總量進行調控和統計。這是必然的過渡。有人說這是偉大的創新，我不承認。中央銀行講調控，要講前瞻性、預見性、可控性，社會融資總量概念不是前瞻性的，是發了股票、債券以后才有統計，是滯后的。影響經濟活動的FDI在社會融資量概念中又沒包含，等等。所以此概念不應說是什么偉大創新，而是我們當前無奈的選擇，是國民經濟核算中資金流量表的一種統計思想。到了一定時候，我相信社會融資總量這個概念會慢慢消失，沒有意義了。當我們的改革進一步深入，走到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彼岸，就用不著調控這些東西了。

因此總結以上講的，遠的看信托，近的看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從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看，考慮每一項金融改革，正確的措施都必須兼顧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如果就某一項改革而談改革，肯定是說不清楚的。

第三，中國的金融改革需要與中國金融調控監管的能力相適應，特別在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問題上。從學理上和教科書上，我們可以去來回討論匯率和資本賬戶開放誰先誰后的問題。電視臺、媒體和專家也每天在寫文章，在討論。我認為，盡管當前討論熱鬧非凡，但必須看到，在今天中國現實中，已經不是討論“誰先誰后”問題的時候了，現實是，中國的實踐客觀上兩者都已經走得很快了。匯率一步一步在加快改，最近又擴大了波動區間；資本項下QFII、QDII、RQFII、RQDII都在做，現在又宣布了“滬港通”。這是現實。面對這樣的現實，怎么看？進一步怎么辦？再加上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又必須而且也在探索本幣國際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動作，這個重大的制度變化使得匯率和資本項下的改革問題又趨復雜化，這在西方教科書中是不存在討論的。這是討論當前中國金融開放不能視而不見，或讓歷史倒退來重新討論的。討論中國問題，討論金融改革，促進經濟發展是本，在理論層面和開放次序上必須服從實踐的需要，既不能拘泥于小國開放模式，大國與小國不一樣，人民幣還要國際化，又不能陷于簡單的抽象理論，現實遠比理論復雜，不同的轉軌經濟體又有不同時期的特點。因此在“過程中”，匯率改革沒到位，資本項下又不能不抓緊探索開放，國際上沒有經驗可借鑒，現實只能是三項改革同時試行，交叉推進，守住底線，邊走邊看，不斷總結經驗。

又比如，小川行長表態，利率市場化還有兩年。很多人的解讀，包括媒體、電視臺的解讀，著眼于利率改革本身的時間問題，我認為正確的解讀，除了利率改革的時間問題外，更需要關注的是利率改革與調控監管能力、金融穩定相適應的問題。為什么是兩年？這進一步意味著在兩年期限目標內，我們必須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因為利率如果進一步市場化，銀行競爭要加劇。銀行優勝劣汰后，老百姓的存款怎么辦？社會穩定怎么辦？必然的邏輯就是要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兩年內想盡辦法把這個制度推出來，這樣才能在利率完全實現市場化后，真正實現有效的市場化的調控監管。

從另一方面說，1978年以來，國務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試點，比如2006年的天津濱海“先行先試”，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決定；又比如溫州改革，深圳的前海改革，義烏的小商品國際貿易區的金融改革。這些試點國務院都下過文件。以及最近上海自貿區的改革，以及最近公布的“滬港通”交易改革。溫州改革、義烏改革、天津“先行先試”等，為什么改革進程這么慢？或者說為什么它的成效難以顯著？我認為核心原因是進入本世紀以后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于35年前深圳改革的環境，即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和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

我只是想說，進入新世紀(18.60,-0.40,-2.11%)以后，現在的改革環境已經不是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全國的資金市場已經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資金可以在全國統一市場中來往游動，尋找賺錢機會。因此，此時每項金融制度的重大變化都會引起全國范圍內資金活動方式的變化，每項金融制度的重大變化必然要考慮調控監管能力能否相適應的問題。能力具備，就可以進行全國性的制度改革，否則則不行。在這樣的基本思維下，單項突進、搞試點的改革思維，已經有點不合時宜了。特別是在當前國內經濟結構問題、經濟增速下降后的風險問題、利率市場化問題、國企改革問題等等還沒有解決之前，決定了中國資本項目下的開放不可能是完全徹底的開放，這是大方向，這是大局，這也決定了我們不管搞深圳前海的改革，還是上海浦東自貿區的改革，還是以后準備搞的滬港通改革，只要全國沒宣布資本項下實現基本開放，以上這些改革試點在資本市場開放的步伐上，都只能是逐步的、有限的、可監測的、可控制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這是我的基本判斷。如果是一步到位，則用不著搞試點，就可以在北京宣布中國資本市場實現全面開放就行了。由于現在條件沒有完全成熟，所以任何地方搞的試點都是放開一點點規模，都是掌握在可預計的、可控制的范圍和額度內，包括上海自貿區，要“一線完全放開，二線有限管住”，沒有其他路可走，只能搞特殊通道制度，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因此，反過來可以說，在中國某一天宣布實現資本市場全面開放到來之后，現在很多地方搞的試點意義就不大了，自然銷聲匿跡了，自然會歸并到以上海陸家嘴為核心的向世界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去，這是必然的結果，其他地區試點都會成為過去式。因此，針對現在有些地方政府都在搶搞的金融中心，我認為當全國的資本項下基本開放后，全國的資金交易中心、定價中心在上海真正形成后，其規模效應和外部效應決定了，在一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同樣規模的金融中心已不可能再形成，已形成的也會慢慢萎縮。所以，現在地方政府要發展金融，在規劃金融中心這些問題上，要理智，不要勞民生財，更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錢。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滯后了

我首先認為，互聯網是件大好事，我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論壇上講過，互聯網改變了世界，改變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敢叫“互聯網精神萬歲”。其次，對金融領域而言，互聯網金融加快了資金周轉，加大了杠桿，而且倒逼了現在的金融改革，也是件好事。第三，互聯網金融畢竟是互聯網的金融，是互聯網這一詞在修飾、定義金融。而當前轉軌經濟中的金融，有轉軌金融的特點。因此，不管以什么樣的技術手段搞金融，都必須體現這個特點，否則就失控了，這又是一般的最基本的道理。第四，在當前中國的轉軌金融環境下，將互聯網引入第三方支付，一開始我就預言，只要是搞真正的支付，是第三方機構，不是從事金融存貸中介業務。因此，只要是人民銀行實行應有的監管之后，規模效應決定了，100多家支付公司絕大多數要關門，只會留下幾家大的。而有些人想通過支付機構搞融通資金業務的，這條路肯定走不通。在當前環境下引進P2P，P2P中負債方是什么性質？資產方是什么性質？若是存貸款，與銀行有什么區別？若沒區別，要不要收編為“類金融機構”？若不收編，怎么限制它非法集資？這些都需明確。當一切明確了，互聯網金融肯定不是什么可突然顛覆金融的“怪物”。第五，當前之所以對互聯網金融眾說紛紜，我認為問題出在監管部門對此的觀察期太長了，監管滯后了，包括出現了P2P中一批跑路、破產的問題。

總之，對于互聯網金融，方向肯定正確，互聯網精神萬歲，但是在今天，我們要結合轉軌金融的特點，研究出適時的監管規定，這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國興資本友情提示：你所看到的，也許正是別人所需要的你的一次轉發、有可能會幫助無數人??

第三篇：三中全會：中國改革邏輯

以下是由

11月9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上，新一屆領導集體將首次向外界全面闡釋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線圖。日前，多名高層領導人已在不同公開場合表示，此次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在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國已經探索了35年的“改革開放”之路。

這35年，一些歷史性的節點永恒地記載史冊。回顧35年歷程，“三中全會”是觀察中國“后30年”(指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偉大變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的一條主線。

歷屆三中全會，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體現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前瞻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外媒分析認為，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所選擇的改革道路，或許將開啟自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談話”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中國變革。

三中全會與它所改變的中國

縱觀黨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促進經濟發展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可以說，35年來7個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與關鍵詞的變化，折射出黨對于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的認識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不斷成熟。

換句話說，三中全會已成為“改革”的代名詞，是觀察中國“后30年”變革的歷史線索。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共召開過的7次三中全會，“深化改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不變主題。這7次三中全會，有5次議題直接是與深化改革相關，2次則和農村改革與發展相關。

而尤為引人注目的，則是4次關系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全會，它們分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它們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和時代性色彩，分別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階段，即改革的啟動階段、改革的展開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揭開了改革開放“新革命”的序幕，成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

具體來說，這次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和重大歷史的撥亂反正，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在農村，改革特點在于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深圳經濟特區則是這個階段改革開放的標簽，中國經濟開始意識到“市場”的力量。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曾說，這次全會的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偉大。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則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次會議，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當時，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還是原來的那套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各種弊端不斷凸顯。此時，農村改革的倒逼機制開始發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開始探索從舊的經濟體制轉為新的經濟體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有許多重大突破，現代企業開始萌芽，社會各階層活力空前。

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勾勒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自此，“市場”的力量正式成為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強動力，并深刻改變了近20年的中國。

評價十四屆三中全會，必然要聯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聯系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自從1978年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改革充滿曲折。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使得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面臨巨大困難。此時，鄧小平拿出了共產黨人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在1992年春天發出“中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臺”的呼聲。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并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而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具體化，中國開始公開推進市場化進程。

這個階段可以稱為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它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較強勁。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房地產改革等影響深遠，深刻烙印在當代中國改革史上。

又過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為此后1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勾畫出“藍圖”，同時也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思路。

與10年前相比，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這次全會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黨的執政理念和發展目標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人性化的執政理念，標志著最高決策層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個明顯的改變是，200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日益重視社會的發展。在經歷經濟高速發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臨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矛盾集中等現代化轉型難題。中國領導人適時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執政目標，以此統一中共上下的執政理念，扭轉單純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建設的問題。在發展仍是黨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護好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將是考驗黨執政能力和執政素質的重要課題。

“經濟奇跡”與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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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0年”有一個醒目現象，即經濟體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著一系列其他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鄧小平在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時說：“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

事實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從未停止過多種層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說，中國近幾十年幾乎都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么該如何解釋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奇跡”?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執政黨的內部制度建設來向前推進。換言之，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執政黨體制的完善，實際上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歷史社會環境、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需要什么樣的政治秩序與之相適應，并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發展快的社會，在共識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難。因此，國內有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顯得極為重要。

現在的中國不用說與1949年相比，即使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都已發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變化。無論是國家的財富積累、制度化和規則化建設，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教育水平，均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事實上，中國執政黨堪稱世界上最善于變革的政黨。貫穿于歷屆三中全會的永恒主題便是“改革”。不止經濟體制改革，始于鄧小平時代的內部變革，延續至今。任期制、責任制、差額選舉制等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進。以黨內民主為例，中國地方官員選舉的差額比例越來越大，競爭性成分越來越高;中共代表大會黨代表選舉差額比例、公開透明程度均在不斷增加。甚至，中國執政黨開始引入以黨內民主方式產生高層領導人和重大決策的機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李成就認為，黨內民主等內部建設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規則和新規范，而且還可能提供一個漸進的和可控的中國式民主的實驗。

正如鄧小平所說，“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換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當然，中國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體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風風雨雨和執政黨內部的經驗教訓，都將是改革的動力。

讀懂中國，先要讀懂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其中的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史上重要一筆

再過幾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中國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會，本質上來講，是期待中國改革，期待中國改革惠及更多的國內公眾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被認為是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全面闡釋執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線圖的重要時點。此次三中全會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上召開的，無論這次三中全會將出臺什么樣的改革方案，都將為中國改革史寫上至關重要的一筆。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議題就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戰略高度。一個異常明確的信號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今年適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周年，也是改革開放35周年，中國領導人已經明確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財政、金融、價格、企業等改革都會走向深入，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然而，與前幾輪改革相比，這一輪改革的難度和阻力更大。對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容易改革的領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價更大的改革。與30多年前相比，歷史環境已經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敵人是意識形態障礙，如今的改革難點主要是‘利益’障礙。”

跟35年前相比，當下的中國在經濟上要發達得多，社會狀況也復雜得多，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因此，人們期待的改革應該是大膽而審慎的改革，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正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維持現狀的人的強烈反對，從而破壞長期的改革事業。中國政府的謹慎或許反映了其經濟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誠意。”

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提供巨大“正能量”，值得在中國改革史上大書特書。

第四篇：商業銀行改革邏輯論文

【關鍵字】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競爭

【摘要】基于國家所有的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是我國銀行業“強壟斷”結構與“弱競爭”行為的根本原因。產權的國家所有不僅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在銀行業體系中的“強壟斷”地位，也抑制了體制外因素對其形成的競爭壓力的釋放，從而使我國銀行業有效競爭的機制難以形成，最終保護了國有商業銀行低效率的市場行為論文代寫，導致了國家保護下的制度性壟斷無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愛主義”的產權制度，以使體制外競爭機制得以形成也就成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邏輯前提與關鍵所在。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蹣跚。從最初設立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等體制外因素以壓迫體制內因素的措施到設立資產管理公司以剝離其不良資產，從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到股份制改制，再從改制到上市設想，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歷程可謂曲折。理論爭論也因之而沸沸揚揚。特別是針對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與銀行業市場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的辯論一直未有定論，或言產權是根本，或言競爭性產業結構是核心。無疑，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正沿著這兩個方面曲折地進行代寫經濟論文，但是在此過程中我們卻一直未能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這顯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應進行重新審視。

一、產權還是競爭?——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邏輯起點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改革中存在著產權與超產權的理論之爭。前者認為當一國銀行業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時，利用產業組織理論的S—C—p分析范式會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并且，由于現代銀行是產品多樣化的服務機構，因此很難判斷每一銀行的利潤率是否由集中率直接造成。從各國金融體系構成看，銀行業產業組織結構及其績效并不能以此為標準進行簡單化的判斷。因此，S—C—p范式并不適用于對我國銀行業的研究。他們認為，我國銀行業的主要問題是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結構單一，而不是產業集中的問題。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是系統性的，但核心問題是產權結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在運行機制及其效率上的種種缺陷，也是由單一的國有產權結構決定的。因此，我國銀行業改革要以產權改革為突破口，產權結構的調整比產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更為重要。

而超產權論者則認為，市場競爭才是決定產業運行績效的決定性因素，利用競爭機制可以改善產業結構，規范產業行為，提升產業或企業績效。持該觀點的學者利用S—C—p范式研究了我國銀行業的產業組織情況，并得出了我國銀行業的壟斷結構效率不佳的結論，由此他們認為，在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中引入競爭因素以優化銀行業產業結構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首要選擇。

但筆者認為，產權論與超產權論都忽略了我國銀行業特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得出的結論有失偏頗。

首先，產權論者沒有看到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并不存在規模經濟利益的事實而片面地否定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普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規模不當。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規模相對其現有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水平而言顯得過大，并且不良貸款比例過高，因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嚴重的規模不經濟。而隱藏在相對規模過大和高不良貸款比例的背后則是國有商業銀行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各種缺陷。其次，盡管各國的銀行業具有不同于一般非金融產業的特點，但作為一個產業而言，競爭適度的市場結構、理性的企業行為和不低于普通產業的平均利潤率等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仍應存在，這一點對轉軌的中國銀行業也不例外。但在運用此分析框架研究我國銀行業時，我們應看到S—C—p與超產權理論所隱含的既定的制度背景，即，它是以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而我國卻缺乏這一制度背景。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即產權本質上的國家所有。這樣，超產權論在分析我國銀行業時就難免捉襟見肘了。最后，產權所有制性質是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因素。“任何關于產權績效的研究，都必須放在相應的市場結構框架內，否則勢必會導致與產權理論假設不同的難以解釋的結果。同樣，任何關于市場績效的研究，離開了產權這一重要因素，則會產生與一般市場結構理論相背離的很大誤差。至少，在中國經濟的研究領域內，這兩者是密不可分和互不可缺的”如前所述，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特有的產權制度安排是國有商業銀行規模不經濟與績效低下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利用S—C—p范式分析我國銀行業問題時，國有商業銀行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是極具重要意義的。正是這種產權制度安排才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呈現出獨特的制度變遷、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等特征。而為了保護這種獨特的產權結構，我國的金融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是從產權結構開始的，而是開始于體制外競爭因素的引入。

二、隙縫經濟的產生、發展與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外競爭壓力

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之初，決策部門并沒有采取大張旗鼓的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式的產權改革的方法，而是在舊體制的旁邊發展出一種新體制。而后利用這種從體制外產生的“隙縫經濟”(niche economy)來強化體制內經濟的競爭或利用它們對體制內經濟產生競爭壓力，從而使我國銀行業出現了較長時期的“體制雙軌”局面，最后再漸進地完成銀行業體制的轉軌改革。

(一)體制外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其他非國有商業銀行的產生與發展

自1949年建國至1979年改革開放30年間，我國實行的是一個典型的、由國家完全壟斷的中央集權的計劃金融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單一的國有商業銀行制度。其后，以1979-1984年的金融體系重組為特征，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相繼從中央銀行獨立出來或建立起來并行使商業銀行的職能，這使我國“從金融機構的一元化轉向多元化”，“出現了以產業分工為主要特征的專業銀行機構”。在此時期，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占據了主導的地位。隨后的1985—1992年期間，四大專業商業銀行逐漸企業化，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設立并進行了股份制改革或是發行上市。以1986年7月交通銀行成立為標志，中國銀行業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才開始。由于這些新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或十分迅速地進行了股份制改革或已上市掛牌交易，因此，他們經營機制十分靈活，發展迅猛。從1993年開始的金融業整頓初步確立了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其后，城市商業銀行作為另一種體制外競爭因素開始產生并迅速增長。從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在深圳成立以來，截止2001年底，我國城市商業銀行已發展到109家。另外，從1979年以來，我國外資商業銀行也急劇膨脹。尤其是1996年后，我國允許部分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本幣業務，使外資商業銀行的競爭觸角開始伸入到長期以來一直為中資商業銀行所壟斷的業務范圍。于是體制外另一種力量也參與到國有商業銀行競爭之中，它們與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一起，推動了我國金融體制漸進式改革的進程，同時也初步構建了我國銀行業體系市場競爭的不同主體。

(二)強制性制度變遷中的體制外因素帶來的競爭壓力及其退化

在我國金融體制的變遷過程中，以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主的非國有商業銀行機構逐漸從體制的夾縫中產生并生存下來。經過10余年的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及其他非國有商業銀行機構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展開了競爭，他們不斷克服因制度歧視所帶來的不利因素，打破了國有商業銀行完全壟斷的市場格局，初步形成了寡頭壟斷競爭的局面。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我國所采取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式的金融業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基本成效。體制外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外資商業銀行的引入打破了國有商業銀行一統天下的局面，并且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力也在逐步增強。正如于良春、鞠源(1999)所指出的，“中國銀行業自1978年以來所進行的改革迄今已取得了階段性成功，主要表現在壟斷的打破、從業家數增多、競爭程度上升、銀行服務質量與經營效率提高以及較為完善的現代化多元銀行業組織體系逐步建立等方面。”而在這種金融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我國國有金融產權在金融資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逐步凸現，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市場競爭中卻表現出相對的競爭優勢。

但是，體制外因素的引入并未從根本上動搖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革并沒有取得完全成效，其制度的路徑依賴仍然較強。盡管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產生和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鯰魚效應”，帶來了我國銀行業的競爭的強化，但股份制商業銀行競爭力遠未達到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造成現實威脅的水平。原因在于，國有商業銀行以其雄厚的基礎資源和競爭力資產，仍保持著具有絕對市場支配地位的競爭力。其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存貸款市場份額、服務網絡、技術儲備和國家信譽是其最有力的競爭資產，這些“資產”所形成的市場支配力之強大仍是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所難以抗衡的。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并未從根本上動搖，國有商業銀行仍保持著絕對大的市場份額。但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體制優勢的邊際產出則呈遞減趨勢，近年來更有“體制回歸”的跡象，即“工農中建”化趨勢。

三、產權國家所有下的“強壟斷”和“弱競爭”與制度性壟斷無效率

在體制外因素的競爭沖擊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有所削弱。這種削弱則是其市場競爭行為不力或“弱競爭”行為的結果“，而其市場競爭行為不力的主要原因則應歸結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政府保護。這種產權保護下的弱競爭行為最終體現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市場績效的不斷削弱，因為“競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必須面對的生存法則，而競爭致勝的全部基礎在于經營績效的提高”。

(一)“強壟斷”、“弱競爭”與國家所有制

從我國銀行業的資產、存款和貸款集中度指標看，我們發現，即使在1993年以后，我國銀行業體系的集中與壟斷程度仍然非常高。1993—2001年期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存款和貸款市場份額上至少都各占據了60%以上的份額。因此，產業結構中的壟斷因素十分強大。但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進程的推進和體制外非國有商業銀行的出現，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正不斷的下降，其資產份額由1993年的69.1%下降至2001年的60.5%，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存款和貸款市場份額也分別下降了近9%和18%。而同期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各項指標的市場份額則不斷的增長，前者三項市場份額分別增加了6.53%、6.19%和6.66%，后者各項指標都增加了近4%。因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正不斷地向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讓出市場，但盡管如此，我國銀行業產業結構中的競爭因素仍然十分薄弱。

然而，問題并不僅止于此。目前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壟斷”與“弱競爭”并存的銀行業市場結構中盡管存在獨資和股份制等多種產權形式，但是如果我們把包括由我國直接控股的股份制銀行計算在內，那么我國銀行業中大約有80%以上的股權歸國家所有。這種所有制形式使國家實際上承擔了無限責任，而在這種國家保護政策與傾斜政策及歧視性的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高度壟斷中，又使競爭性質的產業結構具有濃厚的制度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中的壟斷因素并不是由市場競爭自發形成的，而是由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國家所有這一產權制度安排所導致的。因此，我國銀行業這種“強壟斷”和“弱競爭”的格局實質上就是國家所有制的壟斷對市場化競爭行為的抑制，它主要表現為國家所有制對銀行資產和市場的絕對控制。這樣，處于國家保護之下的國有商業銀行就可以免受市場競爭機制的威脅。

因此，正是基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特殊的產權結構安排才使得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中存在獨特的制度性特征，我國銀行業壟斷的市場結構也主要是由這種單一產權安排所引起的。我們承認產權問題，但我們的主張是，市場結構單一是產權結構單一的直接結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銀行業壟斷的市場結構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政府對銀行業體制進行行政性分權形成的，而非銀行間競爭和追求績效的“市場化”結果；從改革歷程看，政府通過制定各種配套體制如壓低利率、行政性審批等手段人為地提高了銀行業的市場進入壁壘，導致了市場主體間的不平等競爭和目前“弱競爭”的狀況。

(二)國有商業銀行粗放型擴張行為與銀行業績效

1984午以后，以四家專業銀行為主體的市場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其后8年間(1984-1992)，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銀行業的競爭都主要是通過機構競爭，即通過機構和人員的迅速擴張來實現的。在該時期，國有商業銀行的機構總數由1986年的67626個增加到 1993年的近14萬個。同時，“在大量機構網點的支撐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1985年至1997年間，資產增長了11倍，其中貸款增長了11倍，存款增長了16.3倍。”

隨后，1992年底開始的金融業整頓引發了第二輪的金融機構競爭浪潮，即以金融工具創新為主的競爭。但第二輪競爭浪潮仍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制度性壟斷因素外，還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第二輪競爭浪潮中的金融創新吸納性居多，而原創性創新很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新的金融工具達70余種，但其中85%左右是“舶來品”。其次，創新主要表現為數量的擴張，內涵較低。該時期已有的金融創新主要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資形式的建設上，而與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的經營機制方面的創新明顯不足。再次，創新主要靠外部力量推動，創新主體內部驅動力不足。中央銀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與創新一直是我國金融機構微觀創新的主要外部動力，而國有商業銀行出于外部競爭壓力而進行的自發性創新嚴重不足。其四，“如同規模競爭一樣，工具創新的直接動機仍然是爭奪儲蓄資源，以支持資產擴張，緩解流動性壓力，其公司治理機制沒有改善，風險控制水平也沒有明顯增強。”

因此，產權國家所有下的國有商業銀行依賴機構擴張與模擬性工具創新的競爭行為并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善或提高其運作績效。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資產利潤率的不斷削弱，四家銀行的平均資產利潤率從1985年的1.39%幾乎直線下降到2003年的0.06%，盡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在近年來隨著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而有所下降，但長期的壟斷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補貼為主要任務的運營方式，不僅使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現狀，而且還形成了國有商業銀行對政府補貼的剛性依賴。因此，在行政保護下所形成的寡頭壟斷地位不僅使得國有商業銀行缺乏內在的動力去改善績效，而且還會產生競爭不力的市場行為，如大力擴充分支機構、過分追求存款和貸款等。正是這種粗放式的增長和擴張路徑一直主導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那么合乎邏輯的結果只能是國有商業銀行績效的低下。

四、結 論

我們重申，S—C—p分析范式并非不適合于我國的銀行業，只不過我們在應用這種標準時應該將既定的制度因素納入其中。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乃至銀行業改革的關鍵并不僅僅是通過在體制外引入競爭因素就能實現既定目標的，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不但導致了強壟斷的產業結構，也抑制了體制外因素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壓力，體制外的競爭并未徹底改變我國銀行業“強壟斷”的事實。

因此，單一的國家所有的產權制度安排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制度性壟斷無效率或低效率，也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市場競爭行為的無效與無力。更為關鍵的是，產權結構國家所有還抑制了體制外競爭因素的發展，從而進一步間接地強化了壟斷，保護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低效率的市場行為，最終產業績效的不良也就成為必然(見下圖)。這樣，熊彼特所鼓吹的“壟斷能夠帶來創新”的理論觀點并沒有在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中出現，其原因并不在于熊氏理論的謬誤，而是在于我國銀行業的壟斷蒙上了濃厚的制度性特征。

因此，產權制度所形成的國家隱性擔保和制度壟斷是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高度壟斷的根源。不惟如此，產權制度的獨特安排還使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了對制度依賴的剛性，而這種依賴所帶來的結果是，國家出于金融安全與政府聲譽的考慮，在國有商業銀行面臨強大競爭或績效不良時會身不由己地去保護國有商業銀行，使其免受市場競爭的威脅。從而最終又維護了或是強化了其“強壟斷”地位，最終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此，改革的邏輯起點與關鍵在于破除這種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及其帶來的“父愛主義關懷”，使國有商業銀行暴露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由市場競爭行為去推動產業結構的重建，從而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因為，“對于具有壟斷性的產業，消除行政性或制度性的市場壟斷是決定性的，否則無法對具有這種壟斷地位的企業產生競爭壓力，沒有市場競爭壓力的企業都是不可能具有效率的”。

第五篇：四大國有銀行

尊敬的老師 全體同學們

今天由我代表我們小組為大家展示我們所探討的話題——四大國有銀行 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 四大國有銀行分別為： 中國銀行 工商銀行 農業銀行 建設銀行

下面我來一一為大家介紹這四個銀行的相關信息、其中包括：銀行概述、銀行歷史、銀行結構、銀行業務、銀行治理、以及該銀行與社會之間的種種關聯、與客戶之間的密切聯系、相關社會活動等等。?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全球公司金融 為“走出去”企業提供全方位、一條龍整合商業服務。

中國銀行作為IBS（Integrated Business Solutions）整合商業服務的倡導者和提供者，擁有遍布全球五大洲的服務網絡和銀行、保險、投資銀行等多元化的金融產業平臺，順應國際金融形勢和客戶需求的變化，不斷創新產品和服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為企業尋求全球機遇、實現國際化發展提供狹義金融的全方位、一條龍整合商業服務。

“走出去”戰略是我國資本、產品、技術、服務和人員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化競爭和國際化經營的發展戰略。按照“走出去”的目的和具體方式進行分類，我國“走出去”企業大致可分為“進出口貿易型”、“境外投資型”、“對外工程項目總承包與勞務合作型”和“區域管理型”四種類型，中國銀行堅持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原則，靈活有效地進行產品組合，積極推動產品創新，為“走出去”企業提供全功能服務方案

| 公司金融服務： 公司融資服務 貿易金融服務

公司金融市場服務 人民幣結算服務 公司存款服務 公司銀行服務

| 個人金融服務：

個人存款服務 個人貸款服務 個人理財服務 個人匯兌服務 個人銀行服務

銀行卡服務 | 電子銀行服務 | 中行信息

| 關于中行

| 投資者關系 | 金融數據 |

結算 貸款 租賃

理財

存款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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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

金融市場

工商銀行：

2009年，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工商銀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積極穩妥應對，持續推進經營轉型，加快業務創新，優化收益結構，嚴格成本控制，有效降低了全球金融危機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經營管理帶來的負面影響，成功化危為機，獲得了歷史性的發展，實現了良好的盈利增長，顯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企業服務：

結算：

單位結算賬戶

收款業務

現金管理

代理業務

貸款：

搭橋貸款 國內信用證

項目貸款

并購貸款

租賃：

船舶租賃 航空租賃 設備租賃 理財：

法人理財產品柜臺

記賬式債券交易

代客黃金買賣 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單位協定存款

單位通知存款 國際：

品牌介紹

進口代收

進口押匯

外國政府貸款轉貸款融資

票據：商業匯票委托代理貼現業務 商業匯票贖回式貼現業務 商業匯票轉貼現（買斷）商業匯票買入返售（回購）

金融市場：

人民幣利率互換 中期票據業務 短期融資券業務 中小企業集合票據業務

農業銀行： 農行概要：

本行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成立的農業合作銀行。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本行相繼經歷了國家專業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等不同發展階段。2009年1月15日，本行整體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本行全面推進業務經營轉型，價值創造力、市場競爭力和風險控制力持續提升。年末總資產88,825.88億元，各項存款74,976.18億元，各項貸款41,381.87億元，資本充足率10.07%，不良貸款率2.91%，全年實現凈利潤650.02億元。本行秉承“誠信立業、穩健行遠”的核心價值觀和“客戶至上、始終如一”的服務理念，充分發揮城鄉聯動優勢，依托龐大的分支機構和電子化網絡，向最廣大客戶提供全面、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

2009年，在《財富》雜志全球500強排名中，本行位列第155位；按2008年稅前利潤計，本行位列《銀行家》雜志“世界銀行1000強”第8位。2009年本行穆迪信用評級為A1/穩定。農行歷史：

中國農業銀行于1979年2月恢復成立，總部設在北京。

1979年2月23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的通知》。1984年6月1日，農業銀行引進首筆世界銀行貸款。

1985年6月24日，中國農業銀行首次統一行名字體。

1985年6月25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國農業銀行黨委。

1997年，農行政策性業務剝離速度加快。

1999年，農行和工中建三家銀行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2004年，農行第一次上報股改方案。

2007年1月19日至20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確定農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總的原則是“堅持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

2007年9月，農行選擇吉林、安徽、福建、湖南、廣西、四川、甘肅、重慶等八個省（區、市）開展面向“三農”金融服務試點。

2008年1月23日，農業銀行明確提出“3510”奮斗目標和發展戰略。

2008年3月，農行開始推動在6個省11個二級分行開始“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試點。

2008年5月底，“三農”金融服務第一階段試點結束。

2008年8月，農行總行設立“三農”金融事業部，全面推動全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制改革。

2008年10月，農行股改方案獲國務院通過。

2009年1月15日，本行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整體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農行企業文化核心：

一、使命

面向“三農” 服務城鄉 回報股東 成就員工

二、愿景

建設城鄉一體化的全能型國際金融企業

三、核心價值觀 誠信立業 穩健行遠

四、核心價值觀指導下的相關理念

經營理念：以市場為導向 以客戶為中心 以效益為目標

管理理念：細節決定成敗 合規創造價值 責任成就事業

服務理念：客戶至上 始終如一

風險理念：違規就是風險 安全就是效益

人才理念：德才兼備 以德為本 尚賢用能 績效為先

除了大家在PPT中所了解的農行信息之外；我還想向大家介紹下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近幾年來國家與政府大力度貫徹的三農服務。以浙江分行為例：

創新模式務求實效 浙江分行繪富農藍圖

今年以來，不穩定的經濟金融形勢和自然氣候變化引發社會對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隱憂，但來自浙江分行的消息，著實讓人欣慰，截至7月末，該行通過在省、市、縣三級建立38個服務三農聯系點，已為農村產業化基地、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商品流通市場等43家企業和組織提供融資服務，貸款余額達55.7億元，帶動農戶近8000戶，戶均增收1550元。

浙江分行根據浙江省農村經濟的發展趨勢及特點，創新出“專門方案、專員服務、專項資源”三專模式，通過支持農業企業轉型升級、暢通“三農”客戶的融資渠道、提供接軌“三農”金融特點的產品和服務，來進一步增強農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增強農村金融的造血功能，為推進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民增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建設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是一家在中國市場處于領先地位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商業銀行產品與服務。主要經營領域包括公司銀行業務、個人銀行業務和資金業務，多種產品和服務（如基本建設貸款、住房按揭貸款和銀行卡業務等）在中國銀行業居于市場領先地位。本行擁有廣泛的客戶基礎，與多個大型企業集團及中國經濟戰略性行業的主導企業保持銀行業務聯系，營銷網絡覆蓋全國的主要地區，設有約13629家分支機構，在香港、新加坡、法蘭克福、約翰內斯堡、東京、首爾、紐約、胡志明市和悉尼設有海外分行。本行的子公司包括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倫敦）有限公司、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德住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和建信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建行歷史與戰略：

歷史：本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4 年，成立時的名稱是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當時是財政部下屬的一家國有獨資銀行，負責管理和分配根據國家經濟計劃撥給建設項目和基礎建設相關項目的政府資金。1979 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成為一家國務院直屬的金融機構，并逐漸承擔了更多商業銀行的職能。隨著國家開發銀行在1994 年成立，承接了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的政策性貸款職能，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逐漸成為一家綜合性的商業銀行。1996 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更名為中國建設銀行。本行由本行前身中國建設銀行根據中國公司法規定的分立程序于2004 年9 月成立。在銀監會于2004 年9月14 日批準之后，本行、中國建投與匯金公司于2004 年9 月15 日簽署分立協議，根據此份協議，中國建設銀行分立為本行和中國建投。本行于2004年9月17日成立為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2005年10月27日本行Ｈ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代碼為939），2007年9月25本行Ａ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代碼為601939）。戰略：本行致力于發展成為專注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為員工提供最好發展機會的國際一流銀行。

本行計劃將資源集中用于目標客戶、產品和重點區域 客戶：加強與大型企業客戶的傳統良好關系，關注電力、電訊、石油和燃氣以及基礎設施等戰略性的龍頭企業，以及與主要金融機構和政府機關的傳統良好關系，并選擇性地發展與中小企業客戶的關系。在個人銀行業務方面，大力提高來自高收入個人客戶市場的收益，同時通過提供更具成本效益和規模經濟效益的產品，鞏固大眾客戶基礎。

產品：發展批發和零售產品，專注中間業務，包括支付和結算服務、個人理財業務和公司財務管理。積極發展本行的個人銀行業務，專注住房按揭和儲蓄產品多樣化，并建立業內領先的信用卡業務。

重點區域：重點發展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市場的主要城市，并加快發展中國內陸省份的省會城市。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個輕松的話提：“中國建設銀行，網上銀行開通指南”

個人網上銀行如何開通

開通方式：您可以通過柜臺或建設銀行網站兩種渠道開通個人網上銀行服務。

大眾客戶網上自助開通個人網上銀行

1.功能概述

您可以通過網站在線申請個人網上銀行服務，成為具有便捷支付功能的個人網上銀行客戶，除享有查詢、理財等服務功能外，無需到柜臺簽約，無需使用安全工具即可辦理小額的轉賬匯款、繳費支付、網上支付交易。小額轉賬匯款、繳費支付的單筆、日累計限額為500元。

2.辦理條件

（1）您持有建設銀行活期或定期儲蓄賬戶。（2）您尚未成為建設銀行個人網上銀行客戶。（3）您在柜臺開戶時，已預留正確的手機號碼。

3.辦理指南

第一步：登錄建設銀行網站www.tmdps.cn，在“網上銀行”按鈕下方點擊“申請”； 第二步：選擇服務選項“便捷支付客戶網上自助開通”中的“現在開通”； 第三步：閱讀并同意個人客戶服務協議及風險提示； 第四步：填寫賬戶號碼、賬戶密碼和附加碼；

第五步：賬戶號碼和密碼驗證通過后，反顯身份證件類型、號碼等信息； 第六步：系統反顯開立賬戶時預留的手機號碼，并向這個手機號碼發送短信驗證碼，客戶輸入收到的短信驗證碼；

第七步：驗證通過后，要求客戶自行設置一個私密問題，并填寫答案，以備日后安全驗證時使用；

第八步：設置網上銀行登錄密碼； 第九步：開通成功，進入網上銀行。

我的演講完畢，感謝大家的聽講，希望通過我的論述，可以使大家更透徹地對這四大國有銀行有充分認知與熟悉，同時希望大家在未來的生活中能熱切關注銀行熱點問題、捕捉金融資訊，健全個人的金融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