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子避世思想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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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以為,孔子的避世思想,可從兩方面觀而得之。其一,從《論語》中記載的隱士和孔子擦肩而過的場景中,可見孔子對隱士的態度;其二,從《論語》中對孔子“聽其言觀其行”,可見孔子避世思想的本真流露。
一、從孔子和隱士的幾次擦肩而過窺其避世思想
顯然,不論是“大隱于朝”、“中隱于市”還是“小隱于野”,做隱者歷來是避世者最醒目的行為標志。在這個標識面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那么,從孔子對他們的態度上,又能見到什么呢?
南懷瑾說,“一些人說孔子思想與隱士相對,其實一點都不相反,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隱遁的觀念”,他在評論孔子“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這段話時說,“這一段表面上看,孔子反對隱士,實際上這一段包含著濃厚的隱士思想。‘賢者辟世’,時代不對了,覺得無能為力,挽回不了的時候,只有辟世。那么辟世干什么呢?就是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機會,做更大的貢獻。講不好聽一點,也就是消極的自全其身。”[1]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2]顯然,孔子對隱者進行了分門別類。辟者,避也。孔子把隱居的賢士按照“避”之程度深淺,分成了四個層次,當然他不認為彼此有高下之分。最徹底的隱士自然是“避世”之士,像伯夷、叔齊這樣跑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薇為生,不食人間煙火,最后餓死也不出山,就屬于此一類。其次辟地,說的是從一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跑的方向當然是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就是君主或上司在禮貌上對自己越來越怠慢,就要考慮是不是該走人了。孔子很看重臉色的,比如,當子夏請教什么才算行孝時,孔子說:“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3]孔子認為,不要以為幫父母做點事,有好吃好喝的先緊著父母就是孝子了。關鍵在于,在做這些時,還要給長輩好的臉色。如果給大人難看的臉色,還不如別這樣侍奉。孔子自己就因為沒有得到好顏色就有過一走了之的經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衛靈公和孔子談話的時候,見天上飛來大雁,就只顧看大雁。孔子可能覺得心不在焉的衛靈公沒把自己放在眼里,對自己很不尊重,就又跑回原先呆著的陳國去了。比辟色程度更輕一點的就是辟言,聽人言語不對付,就避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遇到不講理的人,惹不起躲得起,不跟人一般見識。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毫不含糊地肯定了“賢者辟世”,還宣稱“作者七人矣。”那么,在孔子眼中,哪七人可以稱之為“辟世”的實踐者呢?先看錢穆的看法:
“《論語》記孔子所遇隱士,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狂接輿,適得七人之數。”[4] 不過,對于這“七人”到底是誰,說法不一。楊伯峻《試論孔子》一文中就把微生畝看成是隱士:
在《論語》一書中反映孔子熱心救世,碰到不少隱士潑以冰涼的水。除長沮、桀溺外,還有楚狂接輿、荷蓧丈人、石門司門者和微生畝等等。
錢穆和朱熹觀點類似,朱熹解釋“封人”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居于下位者也”。朱熹同時認為,“不可知其論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5]在朱熹看來,不必拘泥于分辨七人到底是誰,否則就要成老學究了。
如果我們把最有爭議的微生畝和儀封人對比一下,恐怕微生畝是隱者的可能性更大。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6]
儀是衛邑,孔子去魯之衛,又去衛適陳,衛邑的守邊官要求見孔子,見過以后,他似乎想安慰孔子的學生不要憂慮于孔子丟官失位,他的理由是天下無道,老天爺將會發號司令,要把孔子當木鐸,向世人宣行大道。顯然,這位封人對孔子是以激賞的態度來看他的,他把孔子視為一個警世者,一個先行者,一個傳道者。再說,一個真正的隱士,是不會只要是君子從這里取道,必然會嚷著要見面的。隱士顯然不會輕易當“追星一族”的。
而微生畝對孔子的態度就大不一樣:
“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7]
微生畝對孔子直呼其名,可見其態度之倨。不僅如此,他還直斥孔子帶著學生棲棲遑遑四處奔走,是想以口舌之辯以取悅于諸侯,孔子不得不予以否認,并辯解自己這樣做是不想棄絕人世做一個固執己見的人,而是想多方求道。孔子還舉例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言下之意,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
微生畝對孔子率直和無所顧忌的態度,和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石門、荷蕢、狂接輿六位在《論語》中明顯帶著隱士印記的人,幾乎如出一轍。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8]
這個石門的守門人盡管在常人看來位卑言輕,可他的洞察力幾乎對孔子做了未蓋棺而論定的判決:孔子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在道家看來,這和西方的西西佛神話一樣,悲壯但無濟于事。孔子有一顆救世之心,可是周室衰微,孔子無力回天;陪臣執國政,孔子無力回天;世風日下子殺其父臣弒其君,孔子無力回天。可孔子并不甘心,他四處奔走游說,力圖重新建立社會秩序,塑造完善的個體人格。盡管孔子四處碰壁,還是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救國圖治的熱情從來沒有減弱過。石門這樣大隱于市的隱者,盡管佩服孔子的熱誠,但并不看好孔子的做法。他們認為與其白費力氣,不如隨順自然,何苦要去螳臂當車呢。再來看下一位:荷蕢者,他的洞察力更進一籌。石門見孔子心之宏觀,把握了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使命意識;荷蕢則見孔子心之細微,清晰地分辨出了孔子微妙的內心世界: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 “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9]。
荷蕢從孔子的擊磬聲里聽到了孔子的“有心”,理解到了孔子“莫己知也”的內心之嘆。他認為孔子擊磬是敲給衛國的當政者看的,不過,他似乎在告誡孔子,要過河,如果,水淺撩起衣服就過去了;如果水深,撩起衣服也沒用,你孔夫子看來在社會上混是不知深淺啊!既然沒人理解你,你為啥還要敲出聲音給人聽到呢?何必多此一舉!
筆者注意到,在“莫我知”這個問題上,孔子是矛盾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10]
顯然,孔子自己也有不為人知的慨嘆,而與此同時,他又教導學生“莫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但在顛沛流離之際,荷蕢幾乎是直接揭開了孔子內心的傷疤。孔子對荷蕢直指內心的揭示無話可說,對于一個果決于忘世的擔草人,孔子雖不茍同,卻也不想非難他。再說,孔子擊磬,何嘗不是以一個隱者的心態和風度,在不見容于當世的時候擊磬聊以自娛呢?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11]。
魯有石門,衛有荷蕢,陳蔡間有長沮、桀溺,孔子一路奔走,一路頻頻與異人擦肩而過。來到楚國,亦無例外。楚國狂人且直接在孔子車前唱起了歌來!鳳鳥本當治世則現,亂世則隱,可孔子在亂世卻不知歸隱山林田野,還大老遠跑到楚國來,即使得仕于楚,恐怕也是兇多吉少難逃危殆啊!佯狂避世的接輿在歌里是一種諷喻,更是一種規勸,孔子可能受其警醒,卻沒能追上他答話。
“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之齊,不得意而歸。又以不得意而去魯之衛,復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晉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陳,雖仕如隱。今之來楚,宜無可以久留之理。”[12]
孔子一行接下來偶遇的長沮、桀溺兩人,和后來的諸葛亮一樣,躬耕隴畝以自給。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13]
長沮對派子路前來打探道路的孔子,以一句意味深長的雙關語,暗示了孔子的四處跋涉未必必要。“知津”在這里不僅指對渡口對路線的了解,還暗含了對現實和命運的把握。既然你孔子是知津者,又何必要別人來指點迷津呢?而桀溺則直接指明了孔子的奔走呼號對改變時局無能為力,正如江水滔滔東流無法阻擋,個人要在時代的滾滾洪流前力挽狂瀾,無異于螳臂當車。桀溺甚至有點拉子路入伙的意思:你與其跟著孔子做避人之士,還不如跟我們一起直接逃離這世事的喧囂擾攘!
孔子聽完子路的匯報,不禁長嘆,他的太息聲中是一種深刻的無奈:正如飛鳥和走獸各以群分,我也只能和人世打交道了!假使天下有道,我就沒有必要這樣執著地想改變現實了!言外之意,孔子何嘗不想和長沮、桀溺一樣優游世間啊!可惜的是時不我待啊!
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蕓。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4]
子路“拱而立”的恭敬,換來了荷蓧丈人殺雞為黍的好飯好菜招待。荷蓧丈人一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成了兩千多年后批判孔子的經典名言。事實上,荷蓧丈人關心的是在亂世中老百姓更需要安身立命,而子路的一段話,似乎也在傳達孔子的想法:安身立命,顧及了家庭倫理的長幼之節;而有德有才者在亂世中隱居不仕,盡管潔身自好,但也荒廢了君臣之義的大倫。
我們可以看到,七個隱者中,只有微生畝孔子直接與其對話,還解釋了微生畝對自己的當面詰問,其他六人中,荷蕢從孔子門前過,接輿、長沮、桀溺,孔子在車上見到,荷蓧丈人是子路遇到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隱者要么對孔子師徒態度倨傲,要么對他們直接諷喻,要么對他們提出警告,要么對孔子進行入木三分的批判和透視,而孔子卻對他們表現出了明顯的尊重,對他們的詰難,似乎只有小心的申辯和解釋,態度可謂恭敬有加。為了能和隱者對話,孔子甚至下車要和楚狂接輿說話,可惜對方惟恐躲避不及;為了見荷蓧丈人,孔子要子路“反見之”,可惜同樣未能遂愿。
我們不難推斷:
第一,孔子對避世者顯然沒有持否定的態度,而是有著相當的敬重。我們來看這七個隱者,他們到底是怎樣的隱士呢?微生畝身份不明,但從他對孔子直呼其名,態度很倨傲,可能是一個比孔子年長的老者,一個洞明世事的老隱士。長沮、桀溺在耕田,荷蕢挑著一擔草,可見他們跑到鄉下當起了農夫。荷蓧丈人挑著竹器走在路上,恐怕靠一門手藝而混跡江湖。與這些跑到山野里當游民的人不同,石門司門者更有趣一點,他藏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天看守城門,看著人們進城出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人情冷暖希奇古怪的事,盡收眼底,做一個旁觀者,有種心遠地自偏的感覺。至于狂接輿,那就更是佯狂避世,想罵就罵,想唱就唱,活脫脫一個桀驁不馴的狂人。可見,這些隱士都對社會采取不合作的態度,與孔子的汲汲于用世大異其趣。可是,孔子在國君面前都敢臉色不對就要一走了之,對這些隱士卻任憑對方嬉笑怒罵,還特別真誠地想與他們交流,可見孔子對他們敬重有加。
第二,孔子很想和避世者交流,一為從另一個角度為自己指點迷津,二為自己四處求仕推廣仁和禮的舉動做出辯解。孔子盡管對自己以仁義修身、以禮樂治國的主張深信不疑,但當他一次次被不同的國君要么束之高閣要么拒之門外的時候,他需要尋找大道不行的答案。向隱者發問是一種恰當的選擇,至少可以通過隱者來自我反觀。一個失意者向曾經的失意者打聽前車之鑒,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隱者往往代表一種民間的、在野的力量,這種力量歷來是不可小覷的。孔子尊重隱者,某種程度上是在爭取在野力量的支持。
第三,孔子對自己沒有走上避世者的道路表示深深的無奈。如果身處治世,自己何嘗不想潔身自愛高蹈避世,享受“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山水之樂呢?我們需要特別關注孔子在子路向長沮、桀溺問路后的感嘆:“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我們仔細揣摩孔子的言外之意,不難發現:孔子其實很想像這些隱士一樣,修理修理地球,挑擔干草或者竹器之類在天地間行走,或者裝瘋賣傻,或者坐看庭前花開花落、漫隨天外云卷舒,如此優游歲月,豈不快哉?在孔子看來,這樣做的前提是“天下有道”。在天下無道的時候,是不能撂挑子只圖一身輕松的,而是要發奮忘食挽狂瀾于既傾,甚至到“席不暇暖”的地步。微生畝罵孔子的,正是他這種棲棲遑遑時不我待的勁頭。如果天下有道,孔子就沒必要去改變什么了,自己像喪家之犬一樣四處奔走,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從孔子無奈的感嘆,可以看出,孔子內心深處是有隱者情節的,而孔子沒有走上這條道路,只是一種責任在推動而已。正如錢穆所言:“孔子嘗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于隱者。然世事終須有人擔當,不得人人皆隱。”[15]
第四,當孔子之時,儒道未為涇渭分明,故他沒有與佯狂隱者針鋒相對,而是抱著求與切磋的態度。至多他采取“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寬容態度。像儒家始祖、素王、至圣先師等等稱號,是后人送給孔子的尊稱,是人為封給他的。道家的祖師爺老子,和孔子大致同時代。恐怕這兩個人并未預想到后來人會把自己劃歸到兩個不同的陣營。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和老子自身,我想并不會有什么門戶之見。避世思想既然古已有之,那么,就不該是老子一脈的專利,對孔子有避世思想就不必大驚小怪。而正因為孔子不時閃爍避世的情懷,反而可見孔子思想之博大;正因為孔子沒有親蹈避世道路,可反襯孔子救世使命感之強烈。
第五,在孔子看來,“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因此,自己和隱者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諸侯紛爭、世風日下的亂世做出一種反應,而對于隱者而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16]可見,孔子把自己和隱者看成是殊途同歸的憂世者。
有意思的是,《論語》中孔子所列舉的逸民剛好也有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17]
孔子對遁世逸民的境界進行歸類,可見他對逸民的重視。二十四史中多見為逸民列傳,可見逸民在中國歷史上占一席之地。孔子對七位逸民的評價,可以看到他的避世觀有著鮮明的特點。孔子認為,伯夷、叔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不仕亂朝,是不辱身。至于柳下惠、少連在魯做官,三黜不去,自然是降志辱身了,不過,言談舉止合乎人倫常理,如此罷了。虞仲、夷逸,隱居廢言,欲潔其身。孔子顯然很重視志、身、言的關系,志是內在的,身是外在的,言寄寓于身,又能言志,是二者的橋梁。孔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志,對于一個隱者來說,志之高潔最為重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18]可見孔子認為,殺身成仁是值得肯定的。言既然是身體的表達者,那么,當我們把身隱藏起來的時候,自然就不需多言了。顯然,道家把保全生命作為隱者的出發點,孔子則把高尚其志、實現內心的自我完善作為隱者的終極目標。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要“窮不失義”、“獨善其身”。
孔子把自己和七人位逸民做了個對比,孔子之所以自稱“無可無不可”,用孟子的話來講就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由此可見,孔子對于避世與否,是“無可無不可”的,這實際上就是兩者皆可。意思很明顯,當世道清明的時候,應該出來做官的;當世道溷濁的時候,只需要修身養性,做個自了漢就行。孟子發揮了孔子的這一思想:“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19]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20]
從孔子和弟子原憲的這段簡短對話,可見孔子對避世的兩可有一個標準: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有意思的是,原憲還真的實踐了老師的教誨,他選擇的是恥于在無道的世界里升官晉爵,而是成了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中列名的游俠奇士,“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原憲在孔子死了以后,沒有選擇建功立業,而是退隱于江湖草澤之中。孔子的學生,有子路那樣的積極用世的弟子,有顏回那樣的學問道德值得稱道的好學生,也有原憲這一類逃名遁世的隱士。原憲知道所處的世道太亂,無法有所施展,因此遠走山林,韜光養晦,浪跡于江湖之遠。
二、從《論語》的師生對話看孔子的避世思想
1、“孔顏樂處”的境界
宋代理學家程顥回憶“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周敦頤指出: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21]
孔子表彰顏回能夠超脫于衣食住行的窮乏簡陋,而有著內心的自得之境。內心有了涵養道德的樂趣,吃不好喝不好住不好就是個小問題了。所謂的“孔顏樂處”是一個精神境界的問題,體現了儒家追求內圣的理想境界。顏回貧而樂,達到了一種超越富貴的人生境界,這是一種與道合一的境界。
孔顏樂處,成為宋明理學的重要命題。對于外在世界,儒家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時候,往往難免心為物累,當我們在內心逃離這個尷尬的外部世界時,特別是保持一種心性的完滿感覺時,就不會被物質所形御了。
孔子還說過類似的話,比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物質條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內心充盈著因領會人間正道而帶來的精神的愉悅。這種安貧樂道的思想,在孔子看來不失為一種賢者的境界。在理學家的眼里,儒者需要壓抑自身的欲求而屈從于社會的道德約束。而在孔子當時,似乎強調的是不要心為物累,與其不義而富,倒不如貧且逍遙,一種放達開闊的胸懷是孔子所推崇的。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2]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23]
在這里,孔子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義利之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之財當視如浮云。而在貧窮困窘的遭際面前,要保持人格的尊嚴,不低聲下氣取悅于人;反之,我們掌握了人間財富,則要為富知禮,不得驕奢淫逸不可一世。孟子在這一點上完全秉受了孔子的真傳,他對大丈夫的定義標準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4]
在禮的前提下,在義的前提下,孔子顯然是一個樂得逍遙派。盡管他不同于徹底的遺世獨立者,無法做到相忘于江湖,但他所欣羨的“曲肱而枕之”的自由和浪漫、他流露出的視富貴如浮云的處世態度,和避世者們安于困窘、自我解放的曠達和超然,無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無論對于孔子還是隱者們而言,精神的快感,放逸的境界,都是一種至上的享受。
2、“吾與點也”的避世想往
孔子的志趣,說得大一點,是“興滅國,繼絕世”,如果說這句話聽起來還有點空洞,那么,孔子自己說的“吾其為東周乎?”說明孔子一旦有機會,很想在東部建立一個恢復了周朝禮樂制度的理想王國。
孔子的志趣,說得小一點,則從下面這段師徒對話可找到具體的表述: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25]
孔子要顏淵和子路說出自己的志向,子路顯然很講義氣,愿意自己的車馬衣裘和朋友分享,用壞了也沒關系。顏淵則不愿意夸耀自己的善心,對人有勞也不求回報。而孔子則希望老者能安,朋友能信,少年能感懷,看來孔子的志向非同一般,尋常人是無法有如此鴻鵠之志的。然而,孔子非同凡響的志趣,卻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他不得不開始發牢騷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老夫子竟然想洗手不干了!孔子自稱“不怨天,不尤人”,可現在顧不得這么多了,說明他的理想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在一種難以排遣的挫敗感過后,既然無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何妨去響往生命中難能可貴之輕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26]
子路、冉有、公西華,雖然一個欲道千乘之國,一個欲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國,一個欲為小相,實則均口氣不小,無一例外想擔當諸侯治國大業,可見孔門學子汲汲用世的抱負與急迫,沒想到孔子卻對一時興起不知禮讓的子路報之一“哂”,而對跡近莊老的曾皙贊賞不已,“吾與點也”的喟然一嘆,暴露了孔子內心深處的人生態度。錢穆說:“可見當時孔子與點一嘆,乃為別有心情,別有感慨,特為子路、冉有、公西華
第二篇:孔子主要思想
孔子主要思想
孔子主要思想有:仁、禮、孝、中庸之道、君子人格的塑造、教育、天命、治國安邦等思想。
1、仁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仁”為核心,但“仁”具體指的是什么?孔子沒有給出一個統一的概念。“仁”的基本要點是“愛人”:
(1)、“恭、寬、信、敏、惠”,這一主張是要求統治階級體察民情、反對苛政。孔子認為“仁”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準則,他倡導立足于對人的關愛,以教化的方式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
(2)、孝悌。孔子的仁愛把孝悌視為根本,主張在“親親”的基礎上推己及人,這是他實踐仁的方法。
(3)、“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一定要由自己的難處或愿望想到別人的難處愿望,同時,盡力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總之,從統治階級,到家庭,再到個人修養,“仁”無所不在。體現在日常的點滴生活中,具體應從小事做起,落實到個人的一切行為中。圣人的仁德之心是隨時隨地都會流露出來的。孔子還認為,每個人都有為仁的愿望,“仁者,人也”。為仁的關鍵在于個人的主觀努力,“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2、禮
(1)、“禮”的內涵: “禮”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制度,孔子提倡以“倫理”為基礎的嚴格的“等級”制,作為治理國家的規范。孔子告誡統治者要依禮行事,對人民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從而達到和諧的“禮”治境界。二是個人之“禮”,即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個人準則,服從于制度之“禮”。孔子認為,“正”就是合禮,在日常生活中,就算細小之處也要講究合禮。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2)、“禮”與“仁”。禮的內核是仁,禮是仁的目的和外在表現。孔子的禮是建立在仁德基礎上的禮,講制度、講規范,都是為了堅守倫理道德。
(3)克己復禮: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是在承認個人有一定自由欲望基礎上提倡人要克服欲望、約束自己,達到“禮”所規范的要求,從而達到“仁”的道德境界。“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己復禮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仁政。
3、孝
“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內容。“孝”指尊敬順從父母,“悌”指尊重兄長,是古代處理家族內部兩大關系的基本要求。
(1)、孝與仁的關系。孔子認為孝悌是仁之本,一個人只有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在外才不會犯上作亂,做出悖禮的事情;只有敬愛父母,才可能在此基礎上,推己及人,關愛他人,實現“仁”。孔子認為,“仁”是由“愛人”,即家庭的孝悌關系開始,逐步擴展的。(2)、如何做到孝?
孔子認為,“孝”不僅僅是指子女在物質上贍養父母,更重要的是從精神上和情感上去慰藉、尊敬和善待父母。因此,孔子在“孝養”的基礎上提出了“敬”、“愛”、“順”的觀點。
“敬”指的是子女要發自內心尊敬父母,和顏悅色侍奉父母,“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愛”指的是子女關懷、體貼父母和溫暖父母。:“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順”指的是子女要承順于父母,盡量不觸犯父母,但孔子同時強調“順”不是對父母毫無原則盲目順從。“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
4、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標準。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①強調處事有“度”,以中道行事,不走極端,注意避免“過”與“不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②強調不可則止。處理事情要注意分寸。“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③主張在實際應用中時常變通,因時、因地、因人制宜,但要認同最高標準——“中”。變通是手段,穩定是目的。
④要寬容包納,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黃金規則,具有普遍的意義。⑤“中庸”與“和”的精神實質:“中庸”、“和”的精神實質是要求人們在處理人際關系、對待社會問題時要做事適度在矛盾中求統一。這樣可以使人與人之間關系保持穩定,有利社會安定。在今天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有借鑒意義。中庸不是無原則地調和,而是在一定得原則下尋求矛盾各方的協調與和諧。中庸不同于折中主義。
5、君子人格的塑造
(1)、“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2)、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注意三方面的規范: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注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
(3)、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欲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4)、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5)、君子不黨。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時還要“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一種和諧的共生關系;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6、教育
(1)、關于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于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2)、關于教育的基本方法。
①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②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
③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這種使學生竭力鉆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
(3)、關于教育的培養目標。
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
7、天命思想
“天命”即尊天信命。孔子強調天人合一,主張畏天命。他認為人的一切全在天地掌控中,人須秉持天道而行,不可胡為妄作。“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把“畏天命”當做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之一。
孔子天命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遵循自然規律,保持樂觀心態,“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另外,孔子贊成敬鬼神,但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8、關于治國與安邦
(1)、治國的根本在于“人倫綱常”。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要治理好國家,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
(2)、治國的前提在于君主要嚴于律己。孔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端正自己本身,嚴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么困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家也無法治理。
(3)、治國的基本方法在于“選才、富國、育人,立法”。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里孔子強調在衛國這樣一個眾多人口的國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讓他們富起來,然后使他們再受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
(4)、治國的基本原則:講究信用,愛護人民。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即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認真對待政事,并講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時還要節省儉用,愛護人民,役使人民要不違背農時。
孟子的主要思想
1、性善學說:
這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礎。孟子認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這四心就是人類文化規范——仁、義、禮、智的萌芽和根本。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但他同時也不否認后天環境對人性的影響。他認為后天的環境可以改變先天的心性,后天的惡習,可以使人喪失善性他認為善性起初只是一種道德的萌芽,必須經過自我修養,才能發展成為完美的道德。人可以通過學習、教育等修養過程達到道德境界。
2、“仁政”思想:
孟子繼承并發展孔子“仁”的思想,從其性善論出發,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學說。“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國君對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心和愛心,能夠“與民同樂”,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主要體現在養民、教民兩方面。
孟子認為養民首先要制民恒產,使百姓擁有土地;其次,還要使民以時,統治者在征用勞役時要做到“不違農時”。養民是解決百姓的生計問題,教民則是解決百姓的道德問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另外,孟子的“仁政”學說,包含了對人民的重視,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說把人民看作是國家政治的根本。天子之所以為天子,是因為他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3、理想人格:
孟子學說中還有不少關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如“人皆可以為堯舜”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第三篇:孔子思想
1、在孔子的思想里,有強烈的“夷夏觀”,這種觀念是大漢族主義的源頭
2、為仁之本,即以孝悌作為仁的根本。
3、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實際行動,特別強調人應當言行一致,力戒空談浮言,心口不一
4、自省 忠信
5、孔子這里是為統治者治理國家、統治百姓出謀劃策。
魯迅曾經指出:“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6、孔子辦教育,把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放在第一位,而文化學習只是第二位的。
7、孔子提出了君子應當具有的品德,這部分內容主要包括莊重威嚴、認真學習、慎重交友、過而能改等項
8、無改于夫之道。孔子說一個人當父親死后,三年內都不能改變他父親所制定的那一套規
矩,這就是盡孝了。其實,這樣的孝,片面強調了兒子對父親的依從。
9、孔子既強調禮的運用以和為貴,又指出不能為和而和,要以禮節制之,可見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無原則的調和,這是有其合理性的。
10、“信”和“恭”都要以周禮為標準,不符合于禮的話絕不能講,講了就不是“信”的態度;
不符合于禮的事絕不能做,做了就不是“恭”的態度。
11、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思想。儒家治國的基本原則是德治,而非嚴刑峻法
12、重視道德是應該的,但卻忽視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
13、盡孝時不應違背禮的規定,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孝。可見,孝不是空泛的、隨意的,必
須受禮的規定,依禮而行就是孝。
14、君子應當博學多識,具有多方面才干
15、只有先做后說,才可以取信于人。
16、身居官位者,應當謹言慎行,說有把握的話,做有把握的事,這樣可以減少失誤,減
少后悔
17、薦舉賢才、選賢用能,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8、孔子認為,信是人立身處世的基點。
19、“仁義禮智信”為儒家“”,提出“仁、義、禮”,延伸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后稱“五常”。這“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20、參加祭祀的人,應當在內心有虔誠的情感。這樣看來,孔子主張進行的祭祀活動主要
是道德的而不是宗教的。
21、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內容,待人忠恕,這是仁的基本要求,貫穿于孔子思想的各個方面。
22、孔子一貫主張謹言慎行,不輕易允諾,不輕易表態,如果做不到,就會失信于人
23、仲由字子路,端木賜 ,字子貢
24、孔子主張“君子周急不濟富”,25、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靈魂所在,也是中華文化的靈魂所在。
第四篇:孔子的教育思想之“有教無類”
孔子教育思想之“有教無類”
孔子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聯合國教科組織把他列為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一。孔子這樣描述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至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時間從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教育思想,為后人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最光輝的思想,就是“有教無類”。這短短四個字,把歷史分成了兩截。
一、何為有教無類
在孔子之前,夏、商、西周的學校教育、學術文化知識都掌握在官府之中,所說的“學在官府”就是這個意思。在教育這個問題上,把人分為兩類:一類有權受教育,一類無權受教育。有權受教育的也有權辦教育,無權受教育的也就無權辦教育。辦教育與受教育都是一種特權。孔子的貢獻就在于他不僅首創了私學這種新的教育形式,而且明確提出了“有教無類” 這一思想。
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東漢馬融注同:“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魏人何晏說:“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南北朝時的黃侃日:“人乃有貴賤,宜同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從馬融、何晏、黃侃的疏證來看,他們從貴賤的角度來解釋“類”字,“類”即“種類”。宋朱熹,則解釋:“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于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朱熹認為,人性皆善,雖因后大環境造成習染不同,也不應分善、惡兩類而分別教育之。故可以說他也是把“類”當作“種類”講的。孔子“有教無類”中的“教”字,原意是對學生施加影響,而學生接受影響之謂。
二、基本內容
“有教無類”的主張是孔子率先提出來的。“有教無類”見于《論語·衛靈公》,原文為:子曰:有教無類。譯文:人人我都教育,沒有(貧富、地域等等)區別。全章僅此四個字,然而孔子教育思想體系的總綱卻正是這四字。“有教無類”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人不論出身貴賤,都可以接受教育
人雖說有貴賤之分,但應當享有同等的教育權利,不應該因為種族差異和貧賤之分而剝奪一些人的受教育的權利。讓所有的人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則人們就會向善,因此教育應該是全民的教育。他的弟子來自不同的家庭,身份也五花八門,中既有魯國當政的貴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稱為“賤人”的仲弓父;既有家累千金的子貢,也有捉襟見肘的原憲和簞食瓢飲的顏回,還有窮困潦倒到三天不舉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參;既有出獄的犯人公冶長,也有做過盜賊的嚴涿聚。這表明孔子是不看重學生的出身和等級,只要是誠心誠意來跟隨孔子學習的,他都不會拒絕。
(二)人不論品行善惡、聰明愚笨,都能進行教育
孔子招收學生是不分智愚的,其學生的知識智能、學習態度都不盡相同。如顏回、子貢的接受能力較強。“回也聞一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高柴、曾參的智力卻較差,“柴也愚,參也魯”;但經孔子教誨,最終都成了高材生。在學習態度上,“有顏回者好學”,“宰予晝寢”,但孔子都收之為徒,因材施教。以上材料說明,孔子在招收學生時,雖然對他們的智力素質要進行考察和評價,但他從來不因為其智力愚笨而將其拒之門外,相反,他對這些人給予了更多的啟發誘導和鼓勵,使他們通過自身的努力最終學有所成。
(三)人不論地域和種族差異,也不論年齡和職業之分,都應該接受教育。
從地域上說孔子是魯國人,但其學生不限魯國,還有來自衛、齊、蔡、秦、宋等國。從種族說,屬華夏的學生占多數,但也有蠻夷族和戎狄族,這不僅打破了當時的國界,也打破了當時的夷夏之分,孔子當時吸收被中原視為“蠻夷之邦”的楚國人公孫龍和秦商入學,還欲居“九夷”施教,就說明了這一點。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說,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沒有年齡的限制,“活到老,學到老”。這句話用現代的教育思想來解釋就叫“終身教育”。這也是早期儒家教育體系中的閃光點。
三、有教無類的意義
“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不管對過去歷史還是現在對現在的教學觀念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一)歷史意義
古代孔子的“有教無類”主張的提出后,培養了大批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百家爭鳴的新局面,表現了鮮明的人民性、開放性,具劃時代意義,孔子之后的孟子又沈“夫子之社科也,王者不追,來著不拒,茍以是心志,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盡心下》)唐宋以后興起的書院制度,在教學中實行“門戶開放”政策,若有名師來書院講學,其他書院或外地書院的師生都可來聽講,而不受地域,貧富,年齡、學派的限制,也體現出儒家教育的普及教育思想。
1.“有教無類”思想開創了教育普及的先河。它打了“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將教育對象從貴族普及到平民,把學校從“官府”移到“民間”,擴大了學校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來源,讓更多的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
2.“有教無類”思想推動了文化下移運動。它對中國以后的教育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教育史上,官學時有時無,但私學自孔子以后從未停止過。
(二)現實意義
在當今社會中,有教無類賦予其現代教育意義,可以解釋為素質教育的全體性。隨著民主教育深入人心,它使人們的教育思想與觀念在悄悄的發生著變化。兩千多年以前的孔子所提倡的教育方針是“學而優則仕”,讀書就是為了做官。而我們現在提倡的則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勞動者。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對象的全體性。不僅如此,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今天,我們在教育對象的全體性上,又進一步將其外延。正如有人所提出的那樣,我們今天的教育不僅是為了一切學生,而且是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同時在人類社會跨入新的世紀以來,為適應現代化教育的要求和發展,我們對素質教育的宗旨和內容又賦予其新的內涵,即用發展性的眼光和手段去著眼于未來新一代勞動者的素質教育。不僅要使他們人人都受教育,而且使培養出來的人更具用良好的品德和較高的文化素養以及較強的社會適應性。使之不僅會學習,會生活,有技能,會創新,更要會做人。這不僅進一步拓展了現代社會大教育的教育范圍,同時又體現了今天的教育所非同以往的高度主體性和發展性。這難道不是對“有教無類”思想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嗎?
1.有教無類,針對國家、社會而言,應廣開各種辦學渠道,使教育機會均等,讓不同年齡段、不同身份、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人都能得到相應的教育。比如像小學、中學、大學這樣正規教育的學校教育,應擴大招生規模;還要創辦多樣化的非正規教育,像自考考試、函授、廣播電視大學,特別是計算機網絡等多媒體技術在遠程教育中的應用,為實現教育大眾化、終身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人們不必按傳統方式到固定課堂上課,全球學習網等新的教育網點學習知識,通過互聯網獲取有效學習資料更容易促進自身有效的學習。
2.有教無類,針對教師而言,要求我們人人做園丁,而不是單純做伯樂。園丁是全面地去培養和澆灌每一株幼苗(即每一個學生)。而伯樂只是把少數優秀分子從多數人中選拔出來。當然,今天的素質教育并不排除叢云云眾生中去培養人才、發現人才,同時發展其個性、培養其特長。這也是孔夫子所倡導的“因材施教、有所區別”的教學原則之一。
總的來說,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思想也是有著局限性的。他的教育對象是不徹底的,但其中的思想價值還是巨大的,孔子認為的通過教育,人人都可以革新自我。這樣,人人接受教育就不是一種可能性,而是一種必要性了,也就符合當今我們國家所倡導的義務教育。
第五篇:思想表現
一學年來,本人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認真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認真學習黨的“十六大”精神,熱愛黨的教育事業,自覺遵守《教師法》和《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等法律法規,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積極參加各項教研活動和課改培訓,不斷提高思想認識和業務水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自覺陶冶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作風正派,廉潔從教,為人師表,有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
我熱愛學校,關心學生,服從學校工作安排,與同事團結協作,工作盡心盡責,態度端正,努力完成學校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這一學年,我擔任初三(7)班的數學教學工作。在教育教學中,能認真學習領會課改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學規律,改進教育教學方法,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同時,做好教學常規工作,認真備課,課后及時批改學生的作業,注重抓課堂效率,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精神和合作意識,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關注關愛后進生,從情感上走近他們的內心,培養他們的自信,引導他們的興趣,使得他們的在學業成績和行為習慣方面都有所進步。
在做好教育教學工作的同時,全心全意為學校、為教職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這一年來我負責學校辦公室工作兼任黨支部委員,在書記校長的領導下,組織做好教職工的職稱評聘、年終考評、轉正定級、獎懲、調動、退職、退休等事務性工作,組織召開學校行政會、教職工例會,并做好會議記錄。負責文件的收發及管理,督促文件的傳閱、學習等。負責學校文書檔案的管理和校務公開工作,負責起草學校的工作計劃與總結,在個人職責范圍重視學校德育工作,關心學生的健康成長。
此外,充分利用課余時間,關心國家時事,積極參加各種培訓,取得一些成績。面對激烈的競爭和教育的不斷改革,我將繼續努力,積極進取,刻苦鉆研業務,努力提高自身業務水平,為山區的教育事業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貫徹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學習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深入學習實踐發展觀,積極參加各類政治業務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貫徹執行黨在新時期下關于素質教育的方針政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人師表,熱愛學生。在工作中,服從學校的安排,配合領導和老師們做好校內外和各項工作,模范遵紀守法和執行學校各項規章制度;有較強的團隊精神,關心老師,積極支持、參加社會工作;善于與周圍老師團結協作。在教育教學工作中勇于改革,與時俱進。課堂教學中,他著力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既教書又育人,注意信息反饋,調動學生的有意注意,激發學生情感。課后及時批改、講評作業,做好課后輔導工作。業余時間他廣泛涉獵各種知識,形成比較完整的知識結構,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和思想覺悟。在教學、科研等方面成績喜人,近幾年有多篇論文在省市級交流獲獎或發表。
21世紀社會對教師的素質要求更高,在今后的教育教學工作中,將會更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開拓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