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效率與公平(范文模版)
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效率與公平
吳家德 張學功
[摘要]公平與效率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中的一對基本矛盾,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促進。當前我國社會公平失衡,尤其是貧富差距擴大影響了社會的和諧。公平與效率是具體的、歷史的,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較好地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認真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堅持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同時要加強制度建設,為社會公平提供保障。
[關鍵詞]和諧社會 效率 公平
一、效率與公平:和諧社會構建中的一對基本矛盾
效率與公平是人類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要處理好的重大課題。從經濟學角度講,效率是指投入和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反映的是資源配臵的有效性或資源利用的有效程度。公平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道德諸領域的一個廣泛的社會學范疇,其中經濟上的公平是各方面公平得以實現的基礎和前提。
1、效率與公平是辯證統一關系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兩者的核心問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效率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解決人類“創造財富”的問題,屬于生產力范疇;公平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決人類“分配財富”的問題,屬于生產關系范疇。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相應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也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進,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過程中,我們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做到二者的有機統一,把我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和諧。
2、效率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前提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就要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發展生產力、搞好經濟建設作為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中心。市場經濟活動的原則是有效地配臵和使用資源以增加效率。有了效率,才能迅速提高生產力,創造出各種各樣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滿足人們的需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要注重效率。只有我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有了雄厚的基礎,才能逐步解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社會的和諧提供基礎和前提。
3、公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 公平正義是人類衡量美好社會的一個標準,是人們評價社會政治文明的一桿標尺,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只有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才能達到社會的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二、當前我國社會公平失衡影響了和諧社會的構建
1、建國以來我國在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上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
建國以后,我國在較長時間內片面地強調“公平”,忽視了“效率”,并且把“公平”理解為平均,大搞平均主義,使我國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狀態。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在總結經驗教訓中認識到,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通過提高效率快速發展經濟,就不能改變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就不能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因而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上,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上是更加注重效率。如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 1 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十五大報告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于優化資源配臵,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物質財富日漸雄厚,但同時也出現收入差距過度拉大,社會矛盾凸現的情況,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在提高效率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加注重公平成為新時期我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中共十六大報告繼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同時強調“再分配注重公平”;黨公平”;中共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注重公平”,“要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十七大報告關于效率與公平的新論述,有利于消除片面追求效率,忽視公平的認識和現象,為我國進一步消除兩極分化,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理論支撐。
2、社會公平失衡的突出表現是貧富差距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使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公平失衡現象。
社會公平失衡問題主要體現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集中表現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各階層收入差距、各行業收入差距、干部群眾收入差距等幾個方面。社會公平失衡使人們的心理產生失衡感,嚴重影響了工作和生產積極性,不利于鼓勵勤勞致富,同時也會誘發社會不安定因素,加劇社會矛盾和風險。當今一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都致力于實行社會公平,縮小差距。事實啟發我們,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人們的生活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社會公平就成為比經濟效率更重要的東西。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緩和社會矛盾,化解社會風險的需要,而且是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經濟效率的有效手段。
三、建立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成為可能。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目前已進入矛盾凸顯期,社會風險加大,不安定因素增多,能否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課題。
1、堅持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
效率與公平是對立統一關系,因此我們在處理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效率與公平關系時,一定要采取辯證的態度,堅持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歷史的、具體的。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1988年,鄧小平提出“兩個大局”思想;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貧困、消滅兩極分化,最終共同富裕”等。這些思想,都給我們今天正確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提供了啟示。在經濟文化極端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一定要首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生產力。市場經濟是講效率的,有了效率,各種資源要素才能得到合理配臵,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益。在特定時期,為了促進效率,犧牲一定的公平是需要的。但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則要在效率優先的同時,更加注重公平,甚而為了求得公平,必要時可以付出效率的代價,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
其次,我們也要認識到,效率與公平是辯證統一,相互促進的。如果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就不能充分調動,甚至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也就不可能產生效率。效率是為了公平,公平需要效率;有效率才有公平的基礎,有公平才有效率的意義;有公平才會有和諧,有和諧才會產生更大的效率。
最后,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為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提供了條件。社會 2 主義市場經濟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能有效解決好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協調問題,使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促進。
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實現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由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以上論述中,很明確提出“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的觀點,這是在效率和公平關系問題上的重大理論突破。
效率與公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雖各有側重,但又是相互促進的,不能有所偏廢。我們在和諧社會構建中,要把握好二者的動態平衡,做到有機結合,這是我們要認真研究的。
2、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
制度建設更帶有根本性。為保障社會公平,必須加強制度建設。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基本著眼點,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臵。
首先,要加強制度建設,從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逐步做到保證社會成員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參與社會生活,都能夠依靠法律和制度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其次,要高度重視分配問題,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系,既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并推動先 富帶未富、先富幫未富,同時也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通過改革稅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轉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再次,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切實保障各方面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讓他們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當前,要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又好又快、統籌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和諧社會的構建。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新發展,為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提供了指南。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我們要在理論上不斷創新,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為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找到最佳平衡點。【參考文獻】
1.歐亞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綱.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7月 2.黨的十七大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3.胡錦濤.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社,12月18日 4.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10年10月18日
明光市委黨校 郵編:239400 3
第二篇:和諧社會構建中的農民工問題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題目:和諧社會構建中的農民工問題
學院:管理學院專業:財務管理學生姓名:
學號:任課教師:
課程社會實踐作業
和諧社會構建中的農民工問題
摘要:農民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群體,在兢兢業業于國家建設的同時,也受著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目前,農民工這個弱勢群體所存在的社會問題已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構成嚴峻挑戰。本文以溫州市為例,就農民工自身背景、工作狀況、生活狀況、家庭情況以及精神情感等方面,通過觀察、問卷調查、人員訪問和電話采訪的形式,對農民工、本地居民、用人單位和政府部門進行多角度的調查,通過調查收集到的信息進行數據統計,從而了解珠海地區農民工的生存狀況,發現當中存在的需要改善的問題。希望能讓更多人關注農民工這一群體,并且保護這一群體的利益。
關鍵詞:農民工 生存狀況收入社會保障弱勢群體解決
一、溫州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溫州農民工的總體特點是數量多、外省人口比例高、年齡小、文化程度低、流動性大,以全職非農為主。
1、農民工數量多:這是溫州農民工的第一大特點。溫州的工業經濟以鞋革、服裝、五金電器、眼鏡、煙具等輕工制造業為主,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力需求量比較大,因此,農民工的數量多、發展迅速。根據浙江省總工會2005年4月的調查統計,全省有農民工1100多萬人,而溫州就有230萬,2006年溫州的農民工增至290多萬人。而整個溫州地區的本地戶籍人口僅700多萬,且其中又有200萬左右的溫州人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或辦企業。也就是說在平時溫州,來溫州工作的外地農民工幾乎占社會人口的三分之一。
2、外省人口比例高:這是溫州農民工的第二大特點。浙江全省總體經濟較為發達,勞動力需求量大,除了麗水、衢州等經濟發展相對較落后地區外,勞動力基本都以本地勞動力為主,相比較,溫州人較多喜歡做個體老板,而不喜歡在企業做普通職工,所以,在溫州的企業里務工的外省籍農民工就顯得特別多。據抽樣調查,在溫務工的農民工中23.3%屬于浙江本省的人,而來自江西、四川、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7個省份的累計人數所占比例達64.8%。當然,同樣的溫州地區,不同縣(市、區)的外省籍農民工比例有較大差別,如龍灣區只有6.0%是浙江省籍的,而平陽縣的比例卻占49.2%。
3、年齡小,文化程度逐漸增高:這是在溫農民工的第三大特點。根據抽樣調查結果,在溫農民工中年齡18-25周歲的占42%,26-35周歲的占41%,35周歲以上的占12%。比較2004年全國農民工41歲以上占16%的抽樣調查結果,溫州的農民工明顯呈現出年齡輕的特點。他們的文化程度總的來看還是比較低的;初中文化程度占到近50%,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占31%,大專以上的只占12%多一點。而如果與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隊伍比較,則溫州農民工年齡輕、文化程度逐漸增高的特點更加明顯。
4、流動性大,但以全職非農為主:就業流動性強是我國農民工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征,溫州的農民工也同樣具有這一特點,而且在溫農民工的流動性仿佛顯得更大一些。雖然溫州出現農民工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十年,但是在溫州工作3年以下和3-5年的農民工分別占32.7%和22.7%,而10年以上的卻只占到6%其中。在一家企業工作達10年以上的只占
2.8%,3年以下和3-5年的則分別占49.20/和20.9%。這一結果表明,農民工中有半數以上來溫工作不到5年,而要在一家企業工作5年以上甚至3年以上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二、溫州農民工普遍存在的問題
1、勞動力廉價,工資水平低:在用工企業的概念中,農民工與廉價勞動力劃等號,農民工工資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個普遍的就業現象。據有關部門統計,2012年末,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長11.8%;而城鎮私營單位職工年均工資28752元,比上年增加4196元,同比名義增長(未扣除物價因素)17.1%,與后者比對比,農民工工資水平低,增幅小,差距大。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許多企業長期以來把壓低農民工工資作為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手段,這是公開的秘密。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資,部分企業還想方設法的拖欠。
2、社會保障缺乏,各種安全事故頻繁:現在無論是輸出地還是輸入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都嚴重滯后,絕大部分農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從事相當艱苦紳士高度危險的工作,工傷,醫療,失業,養老保險等覆蓋面很低。養老、工傷、失業、醫療和生育等五種社會保險是我國勞動法明確規定的勞動合同必備條款,但事實上,我國農民工實際享受的社會保險與法律的要求之間還有很明顯的差距。在問卷調查中,有20.1%的人明確表示沒有辦理過上述五種保險,另有21.3%的人則表示不清楚。在利益的驅逐下,很多私營企業的安全措施不到位,導致安全事故頻發。在工傷保險參保率極低和企業賠付款低的雙重夾縫中,農民工健康、安全問題受到很大的威脅和踐踏。
3、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工作時間長,休息時間少,是當前我國農民工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在溫州,這種現象同樣存在。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每月能夠休息8天(也就是實行每周雙休日工作制)的只占2%,而選填每月只休息1天或2天的分別占到21,1%和24.7%。每天的工作時間有46。9%的人選填了8小時,有36.6%的人選填10小時以上,其中超過11小時的占21.1%。實際上,我們認為農民工的工作時間要比這里所反映出來的還要長。因為,溫州大多數中小企業采用的都是計件工資制,定額過高就會造成勞動時間延長。
4、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子女教育問題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有不少農民工到城市打工并不是單純的為了就業,而是為了能讓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樣收到良好的教育。在受訪的已婚的外地農民工中,他們的孩子有59.3%是由父母帶在家,有11.1%是寄宿在學校,由配偶自己在家鄉帶的也有11.1%,還有11.1%由親戚帶著,另外其他情況的占25.9%。由于外出務工,許多農民工都表示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少、交流也少。另外,即使擔心孩子的學習,自己也很少能幫上什么忙。因此,解決好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就是對農民工最大的幫助和關懷。
5、農民工情感生活匱乏,精神空虛:根據調查結果顯示,25.9%的農民工在休息時間會選擇睡覺,16.4%的選擇看電視、聽廣播,14.9%的選擇上網,逛街購物消費的有13.9%,與同事消遣的占12.9%,看書、看雜志的僅有10.9%,另外還有很少數會參加培訓或自學技術、談戀愛或者做其他一些事。一些外來農民工則表示,由于背井離鄉,對這里的環境和人都不熟悉,自己也很少外出。與親人距離遙遠分隔時間長,交流也會少。在這里交往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自己老鄉或工友,與本地人之間很少交往。情感與精神生活較為空虛更加劇了他們的思鄉之情。
三、關于在溫農民工問題的幾點思考
1、較大幅度地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溫州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同類城市中居于較領先的地位,生活消費水平高于其他同類城市。但是,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并沒有相應得到提高,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還超過70%。調查中有56。9%的人對自己的工資水平不滿意,而且越是熟練工、技術工不滿意的程度越高。同時,在關于“在城市里工作與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時,居然選填最多的是“賺錢太少,不夠花”,占到45.9%。可見,過低的工資已經是嚴重制約在溫農民工生存發展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只有適應溫州經濟發展程度、社會生活消費水平和生活成本不斷提高的實際,大幅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才能使農民工和溫州的企業以及社會共同協調發展。
2、以建廉租房為主,大力改善農民工的居住條件:安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深入人心,農民工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在不斷地提高。但在溫州,農民工租住那些透風漏雨的簡易房還占32.7%o這樣的居住條件至少對于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是難以平靜接受的。安居才能樂業,而樂業實際就是為企業創造更高的生產效率,促進和諧企業建設,穩定勞動關系。提供廉價而設施較為完善的住房,實際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因此,對于在溫找到比較穩定工作的農民工,無論他們是最終打算回老家的,還是希望長期留城生活工作的,政府和企業都應當努力為他們營造一個安全、衛生而又溫馨的居住場所。
3、進一步加強工會組織建設,把廣大的農民工吸納到工會中來:農民工長期在溫工作生活,結社是他們人之本能的需要和權益維護的基本手段。調查顯示在溫農民工的入會率為39.2%,相比于溫州人轟轟烈烈的“溫州商會”、行業協會之類的較高程度的組織化現象來說,在溫農民工的工會組織化程度是比較低的。工會組織建設不加強,其他如老鄉會、親友團之類的非正式組織就會不斷擴張其功能,這種趨勢不利于社會穩定,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反而會增加社會管理的成本。因此,進一步貫徹落實“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的工作方針,把所有的農民工都吸收到工會中來,叫響“農民工有困難找工會”的口號,是各級黨組織、工會的當務之急和神圣職責。
4、切實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要想讓農民工認同溫州為他們的第二故鄉,溫州就必須給他們一種家的感覺。為此,除了要解決農民工本人的工資和吃住問題外,他們的子女是又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本次調查中,雖然選擇“子女入學難”作為他們“在城市里工作與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難”的只有13.4%,排在“賺錢太少,不夠花”(45.9%)、“缺乏保障,沒有安全感”(18.7%)、“找工作難”(14.8%)等選項之后,但并不意味著這一問題不突出。實際上,我們所調查的農民工中有一半是未婚的,他們還沒有遇到子女就學問題;即使在已婚的人群中也有一部分是還沒有子女或子女未到就學年齡,也有的還沒有考慮把孩子帶到溫州就學。
5、面向全體農民工,推行低費率參保:農民工平均工資水平遠低于城鎮職工。據調查,溫州、金華、義烏等地的農民工工資每月一般在1500元到2200元,與當地的平均工資差距很大,因而本人參加社會保險的能力十分有限。要著眼于更多的農民工參保,必須兼顧農民工收入偏低的實際情況,堅持低標準進入,實行低費率、低費基,并漸進式過渡到完全由用人單位繳費,農民工個人不繳費,以調動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參保的積極性。
6、維護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一方面,農民工為企業的利潤做出的巨大的貢獻,用人單位和企業主硬充分尊重農民工的勞動,依照政府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保護每個農民工平等享有社會保障的權益。農民工要加強法律意識,自覺保護自身享受社會保障的權益。另一方面,農民工在保護自身的社會保障權益中發揮主動作用。所以自身要加強法律意識,自覺了解政府相關的法律法規,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覺維護自身的利益。
7、政府要與農民工相互配合,豐富農民工的精神世界外出農民工由于背井離鄉,生活在一個語言不通的環境,精神較為空虛。政府要與農民工相互配合,豐富農民工的業余生活。荔山村的經驗有值得參考的地方,在逢年過節的時候,鄉委會會組織本地居民和外來農民工一起做各類活動,如籃球比賽、拔河比賽等,豐富了村民的生活,也促進本地居民與外來農民工的感情,使得他們相互了解,互幫互助。另外,政府還可以組織相關職業技能的培訓,提高農民工的技術,增加他們的知識。
結論:當然,當今中國農民工問題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具有十分復雜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歷史根源,不可能一朝一夕予以解決。面對這樣一種客觀狀況,既
不能急于求成,倉促應對,但也不能墨守陳規,裹足不前。作為市場經濟發展早、又具有敢為天下先之精神的溫州,應該在正視國情、歷史和傳統習慣的基礎上,積極引導農民工走出一條合理有序的城市化道路來。總之,應把農民工看成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功臣,要像關心城市居民一樣,尊重、關心和保護廣大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政治參與、經濟權益、教育培訓等方面為農民工提供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親情化服務,使農民工真正改變其弱勢地位,與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一道“和諧”地成長與進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分配公平,以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參考文獻:
[1]劉俊彥.新生代當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10).[2]蔡建文,中國農民工生存紀實.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1).[3]藍春娣,任保平.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思考[J].社會科學研究,2004(5).[4]趙恒新.和諧社會視野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構建[J].重慶科技學院學,2007(3).
第三篇: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政府治理
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政府治理
劉華濤
(北京師范大學 管理學院 北京 100875)
摘要:轉軌帶來的社會變遷,使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顯得更加突出。政府承擔著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責任。為了有效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政府治理中必須要加強公共、誠信、創新、服務、多中心、競爭等治理理念,在治理模式上要重視和利用市場機制,加強與公眾和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并且逐步進行政府內部解制。
關鍵詞:轉軌和諧社會政府治理
一、構建和諧社會與政府治理
1978年以來,我國進入了轉軌過程,即以前的傳統模式被另外一個不同性質的模式所取代的社會經濟性質發生變化的過程。我國的轉軌過程實際上是三項大的轉型:一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轉型;二是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轉型;三是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這三項大的轉型中的任何一項都會給一個社會帶來空前的震蕩,更何況這三項大的轉型同時在中國發生。[1] 所以說,轉軌雖然使人們的平均物質福利水平有所改進,但伴隨著制度的變遷也帶來了道德倫理的短缺,利益沖突的增多,社會不平等程度的加大,部分人的失業,以及社會保障的缺乏等問題,這樣在社會中引起惶恐、失落、不滿、沖突在所難免。同時,伴隨著民主化和個人權利的覺醒,社會日益顯現出的多中心、價值多元、知識爆炸和高度分化等特征,傳統文化、價值、習俗日益成為與現代科學知識等值的后現代知識。現代國家若不能整合這些知識以整合社會,就會導致倫理虧空、價值觀喪失,整合社會意識形態困難重重,社會沖突缺少化解機制,最終導致國家威權的衰落。轉軌中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遷,只有構建和諧社會才能有效化解和整合,從而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提供保證。
和諧社會的構建,政府承擔著主要責任,而和諧社會構建的有效推進,主要取決于政府治理在三方面取得的成效:一是追求實現高效率,以相同或更少的資源獲得公共產出的最大化。效率是公共行政中的核心命題,當政府治理目標在公共領域中經受倫理檢驗后,“效率在價值觀念系統中是第一位的”[2]。政府的效率一般分為組織效率和管理效率,組織效率是政府通過內部管理和資源的內部配置而實現的效率,它是政府及時提供質量更高的公共物品或服務的基礎;管理效率注重于政府治理取得的結果,最能體現政府的效率內涵。高效率要求政府在公共行政中要保持有序性和高速度以及良好的工作狀態,注重節約成本,追求低投入、高產出。二是追求實現高效益,追求公眾滿意。公共行政中的效益一般分為經濟效益、政治效益和社會效益,也就是行政活動所產生的經濟性影響、政治性影響和社會性影響,如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政府聲譽的提高,群眾支持率的上升,以及充分就業,公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等。三是重視倫理、政治的意義,公平和正義必須具有重要位置并在治理中得到充分體現。公平是政府的基本功能設計。“效率準則規定稀缺資源應被用到能產出最大收益的地方,雖然公平的目標可能緩減這一
[3] 目的,但可使有利于特別是非常貧窮的人群的設施得到發展。”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建立在公平與
正義基礎上的整體秩序,政府如果單一地強調對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忽視倫理、政治的意義,將會使行政工作越來越遠離社會價值的體現,甚至完全喪失作為行政體系本身的“道德”。政府治理主要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只有完善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才能確保政府治理 1
達到理想的效果。但目前政府在治理理念和模式上,行政導向和官僚體制過于突出。在行政導向下,政府權力的范圍既廣又深,社會仍缺乏應有的自主性和靈活性、缺乏應有的自主管理權力。公眾參與程度很低,缺乏參與治理的渠道和機會,既不能夠有效地對行使公共權力處分權的個人實行監督和制約,又不能有效地對公共權力的施行范圍、施行程序、施行細則等等進行監督和制約。行政導向的模式使政府職能和管理方式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政府的作用范圍界定不清,政府對自己的能力缺乏正確的認識,處理不好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合理,不能有效地將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結合起來,且不能有效地把握干預的度等等。
同時,以理性和法律的權威為依據,具有明確的固定權力和職責范圍、層次分明、非人格化的工作關系等特征的馬科斯·韋伯意義上的官僚體制還沒有在我國真正實施起來,卻又面臨官僚體制所面臨的問題。現有的官僚體制下,政府高度集權化、自上而下的壟斷專權,公務員則依吩咐完成指派的任務,公務員行為由詳細的規則和程序來加以控制。對政府職員來說,官僚制提供的激勵機制使其循規蹈矩,創新只能帶來麻煩,維持現狀就可以帶來穩定的回報,不管結果如何,都可以得到同等工資。[4] 這種體制最終造就出來的各級各類官員大多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者,他們以得過且過和不負責任混天了日。[5]
以行政導向和官僚體制為主導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導致政府行政成本過高、專業部門膨脹、有分工無合作、冷漠、尋租、缺乏創新等諸多問題。顯而易見,這使政府日益適應不了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對公眾迅速變化的需求難以做出快速的反應,這是很難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需要的。所以,政府必須要在現有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適應現實需要的政府治理理念,優化政府治理模式,以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二、政府治理理念的完善
要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公共行政的核心理念必須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表現在政府的治理過程中,具體是以下的治理理念,這些理念有的已經在政府治理中得到體現,有的也引起了重視,目前必須要進一步完善和加強。
1、公共理念。“公共性”是現代公共行政的首要價值取向。公共理念要求政府的公共活動必須以民主價值為基礎、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即將公共性作為衡量政府活動性質和基本價值的分析工具,具體表現在政府活動的長遠目標、政府公務人員的職業道德以及公共決策與管理過程的開放性對于保障公共利益完整性和完全性的意義等方面。同時,公共理念還強調政府各級機構要專注于那些影響公共利益的現象之上,要致力于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并要有相應的組織空間和制度來保障公共利益。
2、誠信理念。政府是有機會主義動機的,就是政府可能根據自己的利益在面對不同利益集團時會厚此薄彼,以及在行政過程中不信守承諾,損害行政相對人的利益。“諾斯悖論”揭示了政府在租金最大化和稅收最大化之間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是其持久的特征。信用和一個地區/國家經濟增長存在強的正關系(張維迎、柯榮柱,2002)。誠信是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基礎,是促進繁榮的根本。政府必須要擺脫機會主義,擺脫短期利益的誘惑,堅持誠信理念,提高行政過程中的信用度,必然有利于打造構建和諧社會的誠信體系。這就要求各級政府,要立足于取信于民,說到做到,不講空話套話,不推三阻四,重信守諾。對部門的公開承諾及公眾反映的突出問題,要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抓好落實,接受輿論和公眾的監督,才能為和諧社會的誠信建設作出表率。
3、服務理念。向公眾提供滿意的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主要職責。服務理念的核心是“顧客①至① 在公共行政中的顧客與企業經營中的顧客是有區別的,在公共行政中,如將公民簡單視作顧客,似乎降低了公
上”,“大多數人在同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中,最大的刺激是官僚政治的傲慢。今天人民期望著被當作顧客受到尊重——甚至受到政府的尊重。”[6] 以“顧客至上”為核心的服務理念,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要以公眾為中心,要重視和滿足公眾的意愿和需求,保障公眾的根本利益,能有效回應公眾的要求;要將人員的配備和資金的使用放在公眾最需要的地方,并能采取有效的技術手段,提高服務的效率和價值,最大可能的減少公眾獲得服務的交易成本;要重視公共服務的效果,以公眾的滿意為最高的評價標準。
4、法治理念。法治政府是現代社會尊重和保護公民權利的根本要求。政府面對著不同利益群體的各種利益訴求(有些甚至是沖突的利益),為了有效協調公眾利益,就必須要堅持法治理念,做到依法行政。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保證政府工作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不同利益群體的理解和支持。法治理念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要學法懂法、依法行政,要求對權力形成有效的監督,確保政府公共活動按法定的軌跡運行,還要求必須明確政府的工作程序。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和取消當事人為實現目的而選擇手段的自由,將實現目的的手段規范化和標準化。[7] 沒有程序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就會走樣,就會導致利益分配的扭曲,造成社會的沖突。
5、透明理念。透明理念就是要求政府堅決摒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推行陽光行政,實行政務公開,行政過程要在“金魚缸”中,在社會的公開知曉、討論、評判和監督中進行,將公共權力的行使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置于公共和媒體的監督下,減少黑箱操作。透明的關鍵是要建立暢達的民情通道及與公眾的對話機制,使公眾的聲音得以進入行政過程,并且要有完備的保證政府活動透明的制度要件。行政過程的透明、信息的公開,必然會促使政府更多地為公眾的利益考慮,保證公眾的利益不受侵犯;并能有效防止腐敗,保證工作人員的公正廉潔;也能有效消除公眾對政府的一些誤解,使公眾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
6、創新理念。構建和諧社會,是一項全新的事業,需要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有創新的勇氣和魄力,面對舊體制的束縛和壓力,面對強大的傳統慣性,面對構建和諧社會中錯綜復雜的發展難題,必須要敢于和善于創新。創新理念一方面要求政府要在對自身和外部環境進行縝密分析的基礎上,尋找最關鍵和公眾最關心的問題,在政府工作中,要敢于打破一些慣常思維,善于用新的思路和方法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要有前瞻性。“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政府面對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面對行政環境的快速變化,要結合現實考慮事物未來的發展趨勢,對政府的工作做好切實可行的規劃,確定切實可行的目標,并且要制定實現目標的措施、方案。
7、多中心理念。多中心治理理念就是強調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是具有同等權利的組織。多中心治理使我們走出市場與政府的兩極思考框架,開放出廣闊的制度安排的空間。邁克爾·麥金尼斯指出:“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權威應該支持各種層次的群體和社群有能力自治”,“也許政府在一種多中心秩序下最重要的作用,是以一種符合社會公正標準的方式去協助地方管轄單位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8] 也就是說,多中心治理理念下,政府應該支持和培育社會自治,要讓市場和各種社會組織參與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與提供。
8、競爭理念。競爭能提高政府的成本意識,能促使政府以較少成本做更多的工作。競爭使政府在保障公民進入社會和獲得基本公共物品時不會因為地域、種族、語言、性別等方面的原因受到歧視性待遇。競爭首先是在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提供上,利用市場競爭壓力,促使服務提供主體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其次是在政府執行機構上或區域政府之間引入競爭,促使 民作為與國家相對的權利和合法地位的擁有者的作用。(B·蓋伊·彼得斯著《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1頁)。所以,顧客一詞是一個比擬的說法,是將公民與政府之間關系的重要性比擬為市場中企業與顧客關系的重要性。雖然政府管理不同于企業管理,但將公民和服務對象當作顧客對待,強調顧客至上,則能夠強化公共部門的服務道德,有助于公共部門樹立以服務對象為中心的意識。
他們去主動滿足公眾的需求。
9、學習理念。學習力是任何組織內部的核心競爭力,學習理念就是政府要以學習完善政府內部運行機制,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績效。學習能夠促進政府的不斷發展,不斷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能夠實現政府工作人員與工作的真正融合,使他們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可使他們在工作中體會生活的意義,提高工作的動力。政府強調學習理念,可有效實現傳統政府體系的組織結構、運轉機制、責任機制等的轉型,從而推動組織文化等的轉型,能有效地將學習行為轉化為創造性行為,從而大幅度提高政府工作績效和社會公眾滿意度。
三、政府治理模式的優化
政府治理模式是與治理理念相適應的,一定的治理理念必須通過對應的治理模式才能體現出來,而一定的治理模式才能確保對應的治理理念得以實現。構建和諧社會,傳統治理模式已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政府必須要在已有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治理模式。彼得斯將西方政府新的治理模式概括為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種,雖然這四種有不同的側重,但并不單獨存在,相反通常是互相配合共同作用。結合彼得斯概括的模式,筆者認為目前我國政府的治理模式應該是“市場導向——外部合作——內部解制”,具體內容和做法如下:
1、充分重視和利用市場機制。
在政府治理中引入市場機制是一種對自由競爭優越性以及對一個理想化的交換與激勵模式的看法,是相信市場提供的競爭機制與激勵機制可以提高分配社會資源的效率。[9] 市場機制的引入就是要促進競爭,這些競爭存在于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為獲得公共契約的私人公司之間、公共機構(如公立學校)之間以及向外部顧客提供服務的政府機構之間。競爭必須是多主體的,并且能促使競爭主體講誠信、重創新,致力于提高服務質量,追求公眾(消費者)的滿意。但政府治理中的市場機制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由市場,它依賴于管理性或規制性的競爭,在制定規則管理交易方面,政府保持權威與責任,起到促進者、合作者和管理者的作用。
市場機制的引入針對的是政府組織規模龐大和復雜性以及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過高所導致的政府低效。主要做法:一是進行市場化改革,采用各種形式或機制并使各種組織參與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或生產,以促進有效競爭。西方的主要方法是:與其他公共的或非政府組織簽訂服務購買協議、民營化、特許經營、補貼性安排、志愿者、代用券制度、規制激勵與稅收激勵等。[10] 我國政府目前主要是通過打破行政壟斷,逐步開放公共服務領域,降低準入門檻,在交通、教育、醫療、城市公用事業等公共設施建設領域,鼓勵或允許國企、私企、外企和民間組織等主體以各種方式參與投資建設經營;在運作方式上采用招投標、合同承包、特許經營和項目融資等市場運作。通過改革,引導和調動市場力量參與公共服務提供,使市場主體根據市場的信號獨立自主地執行公共職能,從而達到提高效率并節省成本的目的。但也可能出現難以協調與控制,或者如果這些組織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那么反而可能使公眾承擔更多的交易成本。所以,政府要能對市場信號做出有效反應,要以結果為導向,通過有關制度加強對有關市場主體的規范和監管。
二是在公共人事管理領域,改革政府公職人員報酬制度,以工作成績來確定工資級別取代傳統的以資歷決定報酬等級。工資報酬取決于工作成績,工作成績越好,所得到的報酬就應越多。這種制度可有效地提高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同時,可仿照企業管理的做法,推行合同用人制,裁減公職人員,該做法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政府支出成本,有利于提高效率。但這些改革可能造成公務員的不平等感,可能會使部分在職公共雇員的工作安全感受到摧毀,反而降低工作積極性。所以,政府人事領域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要結合實際,逐步推行。
2、加強與公眾和非政府組織的合作。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改革的實績來看,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與公眾和數以萬計成熟而規范的組織的合作。這場基于優化治理模式的政府改革,致力于與公眾合作,尋求和培育能夠委以重任具有公共精神的合作組織,同時建立一種能夠有效監督和調控的合作機制。在我國政府治理中,強調加強與公眾和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是對多元民意訴求的回應和對政府改革思路的深化,是與和諧社會構建相適應的。
與公眾合作就是更加關注公共利益和公眾的積極參與,實質是要實行“以公眾為中心”的政府治理,根本做法是建立政府與公眾互動的公共決策和執行機制。就是要盡量加強公眾與政府直接接觸和互動,保證行政過程的透明,使政府了解公民的意愿傾向,讓公眾參與到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領域和過程,建立公眾有效參與的渠道和保障機制,及公眾的監督機制。互動的體制下,公眾不僅把需要和愿望傳達給政府,使政府集中了集體的智慧,達成了政府和公民的溝通和認同,而且公眾通過參與公共管理活動,使自己的理想、價值和利益得以表達和實現,有助于政府管理活動的民主化過程。從而有利于形成一個上下互動的多元治理過程,使政府與公眾之間形成合作、協商性的伙伴關系。
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實質上也是政府與公眾的合作,非政府組織是公眾與政府良性互動的重要依托和途徑,通過它可以更好地滿足公眾的多元利益訴求。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一是讓非政府組織參與到部分社會公益事業和社會事務中來,如基礎教育、扶貧、環保、社會保障等;二是讓非政府組織承擔起政府轉讓出來的部分公共管理職能,作為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中介,規范市場交易秩序;三是通過非政府組織及時掌握社會各方面變化的動態和趨勢,使政府可以根據公民的需求來提供滿意的服務,促進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和協調。
3、逐步進行政府內部解制。
內部解制就是通過調整政府內部的權力配置,打破官僚組織的內部管制來提高政府績效。解制的含義是:“解除內部繁文縟節的限制,釋放公共部門蘊藏的能量,使政府的活動更具有創造力、效率和效能”。[11] 內部解制不強調集中化的控制機構,相反它允許單個組織制定并執行自己的目標,給予公務員在處理公共事務時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度,從而更好地發揮政府機構和公務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內部解制的做法,首先要減少政府層級(我國學界正在研究的實行省直管縣,具有很大的現實性),合并基層政府(近兩年許多省市的鄉鎮改革中,合并了不少的鄉鎮,是符合現實的做法),同時職權下放,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決策權力。這樣變革的好處是能直接控制和管理那些更接近于公眾的組織,打破反應遲鈍的官僚體制枷鎖的禁錮,并且能減少信息失真,擺脫信息劣勢,減少制度運行成本。
內部解制還要改變領導權的集中,“領導正日益被視為不是層級制官僚機構中的一個職位,而是整個組織中(并且延伸到組織之外)的一個過程”,“領導權被分散在社會的各個單元之中并且下放到各個層次,而且,如果全社會的大多數人都不準備在他們自己所處的層次上采取像領導者那樣的行動來使一切都有序進展的話,那么這個系統就不會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2] 所以,要改變領導權集中的做法,要充分授權給下級或公務員,使他們在約束不多的環境中工作,承擔起更多的實現目標的責任,那么就能有效的激勵他們迎接挑戰,爆發更大的能量去完成組織使命,并有利于加強培育誠信、致力于公共服務、有責任感的組織文化。
參考文獻:
[1] 呂煒.中國式轉軌與轉軌的比較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 2006,(59):13.[2] [美] 蒙哥馬利·范瓦特.公共管理的價值根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4):31.[3] [美] 埃利諾·奧斯特羅姆等.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131.[4] [美] 戴維·奧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42.[5] [6] [美] 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家精神如何改革著公共部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5、120.[7] 沈榮華.論服務行政的法治架構[J].中國行政管理,2004,(1):28.[8] [美] 邁克爾·麥金尼斯.多中心治道與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20.[9] [11] [美]B·蓋伊·彼得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7、110.[10] [美] 羅納德·克林格勒,約翰·納爾班迪.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戰略[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4.[12] [美] 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36.
第四篇: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文化責任
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個社會能否和諧,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沒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沒有良好的道德規范,是無法實現社會和諧的。要切實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不斷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錦濤同志的講話,指明了文化建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也明確了文化工作的責任。文化界應認真領會講話精神,科學地分析文化的現狀和趨勢,深入地研究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扎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良好的文化條件和精神支撐。(一)文化的主體和客體都是人本身,文化對于經濟、政治、社會的能動作用,也是通過對人的影響來實現的。研究當代中國的文化,其實,也就是認識我們自己。文化綿延不斷、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建設文化當然應從具體做起,但觀察文化,只有從整體上才能看清其完整而真實的面貌。文化的基本要素,可分為知識、情感、倫理、信仰四個層面。這四個層面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個開放的、相對獨立的、連續發展著的體系。從文化結構體系的四個層面來觀察,新時期中國文化正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歷深刻的變化。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給認知領域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給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了強勁的生機和活力,同時也打破了傳統社會文化結構和文化心理的平衡,從而為新時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信息、知識層面是文化對社會生活最直接的反映,它對文化的發展乃至性質的影響廣泛而深遠。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知識呈現出爆炸性增長的態勢,這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的認知領域,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也強烈地沖擊著人們的情感世界和倫理觀念。信息技術不僅創造了強大的傳輸系統,也催生出某些全新的文化樣式。由于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多種因素的影響,原本就十分混亂的信息傳播變得更加復雜。目前,社會以及人們的內心世界出現的種種變化和問題,與我國信息社會的初始狀態密切相關。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都面臨著機遇和挑戰。我們需要增長新的智慧和能力。信息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基礎和首要環節,但信息不等于知識,知識不等于智慧,智慧也不等于能力。信息,只有通過有效的接收、辨識、整合,才有可能成為知識,從而真正進入文化過程。知識可以傳授,智慧和能力則需要通過人的實踐和總結、體驗和領悟方可獲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科技浪潮,帶來了新奇,也帶來了某些迷茫。關于網吧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問題便是突出的一例。“遠離游戲機”的呼吁言猶在耳,“遠離網吧”的呼聲更加強烈。人們有理由對信息時代帶來的種種消極現象表示擔憂,但人們卻無法拒絕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趨利避害,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著眼于未來的競爭,正在全民特別是青少年當中加快普及網絡知識和技術。這的確是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未來終究屬于青少年,信心是一切關愛的前提。我們在防御和消除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的同時,應積極鼓勵和引導青少年增長知識,增長智慧,努力提高應對信息時代種種挑戰的能力。對于文化建設來說,信息化給我們以重要啟示:科技的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增強人文關懷,否則,造福人類的科技亦可能貽害人類;信息化不僅是技術,而且是一種正在普及的生活方式,它對于文化發展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刻性日益顯現。文化的發展,從內容、形式到手段,都不能不考慮信息化以及整個科技發展的因素;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管理必須有一種全新的思路和機制。總之,我們正處在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新科技、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利與弊交織,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特別需要有戰略的眼光、理性的思維,需要有面向未來的前瞻性謀劃,需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引領潮流的進取精神。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增強了人們創造新生活的信心,激烈的競爭、復雜的利益關系和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也使人們的情感世界產生某些躁動和不安。和諧社會的建設,呼喚著文化的人文關懷。文化體系中的情感層面是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生活感性的價值判斷與反映,它的符號形式是文學藝術。情感對倫理、信仰有著深刻的影響。在社會轉型和大的變革時期,文化作為民族精神的旗幟,對于社會有著重要的引領和凝聚作用。文學藝術對于人的心理撫慰和精神激勵功能尤為突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使中國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社會正在從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邁進。一些國家的發展史表明,國民生產總值從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社會利益關系處于調整之中,人們的心理也會發生微妙而復雜的變化。“人在饑餓時,只有一種煩惱,吃飽以后,便會生出無數的煩惱”。前者是生存的煩惱,后者是發展的煩惱,中國正處于這樣一種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社會在不斷解決發展中問題的過程中,逐步走向理想的境界,而人自身也隨著社會的進步,實現著全面發展和不斷完善。這是文學藝術倍受需要并可以大有作為的時期。生機勃發的中國社會,為文學藝術的繁榮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進入新時期以來,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曲、影視等各個藝術門類,日趨活躍,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同時人們也明顯地感到,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繁榮中顯得龐雜,發展中有點浮躁。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相比,文學藝術的現狀還不能令人滿意。文化現象固然復雜,但對于現實生活的隔膜,對于普通百姓情感的疏遠和人文關懷的缺乏,不能不說是當前一些作品缺少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一切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在當前文化反思中,鄧小平二十年前語重心長的教誨,再次震撼著我們的心靈。文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的。和諧是以事物的矛盾和差異為前提的。和諧是一個相對的、發展中的概念。和諧是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紛繁中的有序,多樣性中的統一。黨中央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明了方向和工作的重點,也為實現美好社會的最高理想指明了現實的途徑。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人的素質的全面提升和各方面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思想道德教育是文化建設的中心環節,文化建設應該緊緊圍繞這一中心環節展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造福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偉大歷程,也是一個充滿艱辛探索和頑強奮斗的歷程。中國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旗幟,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應充分發揮其對人們思想的引領和啟迪作用、對人們精神的撫慰和激勵作用、對社會矛盾的疏導和緩解作用、對全民族的親和與凝聚作用。文化要承擔起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責任,必須堅持重在建設,努力推進文化創新,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時代主題的轉換和黨所肩負的新的歷史使命,是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客觀依據。本世紀的頭20年,對于我國來說,是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黨中央對于這一歷史階段的形勢和國家發展做出了科學判斷和戰略部署。第一,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本世紀頭20年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具有關鍵意義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對于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有著承上啟下特殊重要的意義。第二,這一階段的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第三,這一發展階段有其鮮明的階段性特征,既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又充滿挑戰,存在著諸多需要特別注意把握和處理的矛盾和問題。第四,全面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實現發展目標和發展道路的統一,是勝利完成這一階段歷史任務的戰略抉擇。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根本目的。強調文化重在建設,符合文化發展的自身規律,同時也是鑒于歷史上重于批判、疏于建設的教訓。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強調重在建設,有利于把文化建設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來規劃和實施,全面推進思想理論建設、法規制度建設、體制機制建設、人才隊伍建設、文化設施建設和文化業務建設。文化的發展有賴于全社會的文化自覺,強調重在建設,有利于動員社會各方面關心、支持、參與文化建設的實踐,也有利于啟發、激勵社會成員從我做起,增強文化修養,提高文化素質。文化創新,核心是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促進文化思想的與時俱進,關鍵是文化體制及機制的創新,主體是文化內容、形式和手段的創新。十六大把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作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治黨治國之道,并明確提出構建文化創新體系的重要任務。正確處理繼承和創新的關系,是文化創新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是中國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共同創新的積累和結晶,是我們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和血脈。不斷創新是這一傳統得以延續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包括幾千年來古代優秀文化傳統,包括新文化運動形成的愛國、科學、民主的傳統和黨領導下形成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傳統,這是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發展創新的堅實基礎。同時,應該看到,中國文化賴以生長、發展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已經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當代文化只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需要。文化創新的核心,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文化建設,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扎根民族的土壤,面向現代化的實際,在文化思想方面堅持與時俱進。文化體制的創新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關鍵。文化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文化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在黨中央領導下,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工作正在順利推進。通過試點,目前改革的基本思路已經明確,這就是以繁榮發展為中心,發展公益文化事業,加強以維護公民文化權益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發展文化產業,加強以培育市場主體為核心的文化市場體系建設。改革的重點是,革除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體制性障礙,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對于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文化思想和文化體制的創新,將會有力地促進文化內容、形式、手段的創新。文化體制改革是十六大確定的重要任務。認真總結前一段的改革實踐,以堅定不移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實現文化體制和機制的創新,是文化工作者的重大責任。文化安全問題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在其文化發展中都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文化安全包括在文化發展戰略之中。~,歸根到底有賴于國家的綜合國力。文化既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必須堅持和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要增強民族自信心。信心源自歷史,更源于現實。中華民族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根基,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歷經磨難和挫折,始終未曾中斷,表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和熔鑄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踐證明,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是完全正確的。把握我們的發展目標,堅持我們的發展道路,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是確保包括文化安全在內的~的根本之策。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競爭,有兩個最為顯著的特點,一是這種競爭大量是在信息的“自由傳播”中進行;二是文化競爭主要是通過市場
來實現。目前,我國上網用戶已經逾億,可是我們在互聯網上的中文信息極其有限,文化貿易也存在較大的逆差。應大力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在內容和形式上積極創新,不斷增強中國文化產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應特別重視以網絡軟件為重點的文化內容產業的發展,搶占高新技術文化產業制高點。應注重培育外向型文化企業,逐步形成具有民族文化品牌和市場競爭力的文化集團,擴大我國文化產品的市場份額。擴大對外文化交流,以堂堂正正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坦誠地面對世界,爭取更加廣泛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國家關系獨立是基礎,平等是前提。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應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博采眾長,同時要堅持民族文化的獨立品格,熔鑄萬物,發展壯大自己。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條件下,保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鋒芒,對于弘揚先進文化,提倡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御、杜絕反動腐朽文化,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這不僅是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文化繁榮的必備條件。加強文化法制建設,堅持依法管理。我們信守有關的國際承諾,同時,對于違反我國法律的反動、腐朽文化,堅決予以抵制。要堅持不懈地打擊盜版、走私犯罪活動、保護知識產權,保護民族文化的創造力。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我們必將創造出更加燦爛的中華文化。
第五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以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
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 社會應以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
文學院09級漢語言文學1班 劉盛華 學號:2009300290029 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期,我國秉持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但在多年的社會發展和實踐中我國國力節節攀升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由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直至今日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并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我們又提出了“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方針,但是似乎并未起到明顯效果,貧富差距問題依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是社會問題的危險地帶,這不禁引導我們重新審視、考量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問題,只有在對其關系正確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正確的決斷,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問題,真正建設和諧社會。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結合我在本課堂上的學習體會,我的觀點如下:
首先,我們需要把公平提到一個更加值得我們重視的高度,而不只是作為社會穩定的一道防線,一味地替效率的副作用埋單,顯然對于建設和諧社會來說公平是需要優先考慮的。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應該兼顧公平,重視公平原則,否則我們會為片面追求效率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前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對傳統分配政策造成了巨大沖擊,可以說是對過去一直處于壓制狀態的生產力的巨大釋放,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各種勞動、資本、知識、技術和管理等要素競相匯聚,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這些都是積極的,是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改善的,應當繼續予以鼓勵并加以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那么簡單,我們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因追求經濟效益而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問題、生態破壞觸目驚心;因操之過急進行的迅速改制造成的分配不公積聚了人民的諸多不滿;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戰略造成了國民道德失范、情感荒漠化??因為過分追求效率,我們損失的恐怕不只是社會的公平,還會反作用于經濟效率,影響生態環境、精神文明建設,成為我們發展和諧社會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對和諧社會建設是極為不利的,值得我們進行深刻地反思。
其次,我們要明確公平不同于平等,也就是說我們不可以因噎廢食,因為要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就完全不顧效率的存在,我們應該看到效率的重要性。目前,世界大多數國家追求的是建立一個分配制度上不平等但相對公平的社會,然而,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的某一階段或某一范圍上出現了分配制度上的既不平等又不公平。如果平等強調的是某種“同”,那么公平強調是某種“異”。公平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所謂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平等注重的是結果,而公平不僅注重結果而且更注重過程。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但實際上卻搞的是“大鍋飯”、“平均主義”,其實質是平等但不公平的分配原則。這種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分配模式只能帶來效率的低下、物質的匱乏和人們的貧困。不重視效率,社會整體發展處于滯后狀態,連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試問社會如何和諧?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再走“平均主義”的老路。
再次,我們應該看清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二者兼顧,二者并重。公平與效率之間在本質和主流上不存在此消彼長、二者擇一的沖突關系,而是體現出互動互補的統一關系。一方面,公平制約著效率的變化。低效率是由不公平造成的,而高效率是由公平帶來的。如果社會或政府為每個經濟主體創造出一個自由平等、公平競爭、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那么這種公平將不僅能帶來持久的高效率,也能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效率影響著公平的實現。效率可以為公平提供物質基礎,只有不斷提高經濟效率,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人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推動社會的全方位發展和各種制度的進步與改革,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
最后我想說:在現如今的社會環境下公平似乎是人民更為關注的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難題,由公平二字引發的多種社會問題在我們追求和諧社會的道路上設下了一個又一個難以逾越的鴻溝,如果公平仍然被置于效率之后不能得到正視,無論中國社會在強勢話語機構下怎樣“被和諧”都不可能在本質上和人民心目中達到真正的和諧。從最近幾年的發展中來看,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政策轉變也說明了我國政府對公平問題的重視。看清當下形勢,立足現實國情,我們不難分析得出公平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要性,追求效率的呼聲是時候該平息一下了,而公平應該切實有效地被重視起來,得到應有的關注和推崇,我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康莊大道才能越走越順暢,越來越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