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來源：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

編輯：張智勇律師（重慶市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師張智勇釋義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一.是內容真實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有實際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簽訂的合同。這種合同的簽訂，表明了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進行經濟往來的真實意思，并非旨在詐騙他人錢財，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即使合同簽訂后沒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屬于詐騙犯罪。

但是，有的行為人以有限的履約能力和他人簽訂大大超過履約能力的合同，就另當別論了。以超出自己履約能力的合同簽訂后，行為人積極落實貨源，設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終沒有完全履約，也不能認定為詐騙罪。但若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后，并沒有設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詐騙他人財物的企圖了，此時就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二.是內容半真半假的合同。

就是那種行為人只具有某種履行合同的意向，就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其內容帶有半真半假的性質。這類合同客觀上已經具備部分履約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

如果行為人有履約意圖，客觀上也為履行合同作積極努力，最后因種種客觀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認定為詐騙犯罪。相反，如果行為人借有部分履約能力之名行詐騙之實，沒有為合同的進一步履行做出努力，就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了。

如何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三.是內容完全虛假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完全沒有履約能力情況下簽訂的合同。

行為人在主觀上就沒有準備履行合同，占有他人財物的動機明顯，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行為人主觀上無長期占有他人財物的意圖，只是想臨時借用，待將來有收益后再行歸還對方的，一般不宜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界限

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界限

來源：人民法院報發布時間：2007-01-09 08:35:40

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根本區別在于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誠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沒有這一目的，只是因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因遭天災人禍或市場變化等客觀原因，使當事人無能力繼續履行合同的，只能作為經濟合同糾紛處理。但是，目的是人的主觀內在的心理活動，認定目的不能只憑行為人的口供或陳述，而是要根據案件的各種客觀事實進行綜合判斷，避免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根據實踐經驗，筆者認為一般應注意考察以下幾方面：

1．行為人有無實際履約能力。一般情況下，有履約誠意的，都是有履約能力的，否則就不會簽訂合同。而合同詐騙者則往往是根本沒有履約能力的。

2．行為人簽訂合同有無使用欺騙手段。合法企業簽訂合法有效的合同，沒有適用欺騙手段，且有履約能力，一般是可以證明其有履約誠意的。但是，對于根本無意履約的合同詐騙行為而言，是不可能沒有欺騙的。這種欺騙可以在簽訂合同之時，以虛構的單位或者以偽造票據、虛假產權等手段簽訂根本不可能履行的或者是使對方在發覺被騙時無法追回損失的合同，也可以是在簽訂形式有效的合同之時，隱瞞自己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的真實意圖，在獲取對方財物之后即逃匿。

3．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有履行合同誠意者，必然會努力創造條件履行合同，而合同詐騙者一般是不會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的，有的即使履行部分合同，也是為了騙取對方信任，以達到騙取其財物之目的。收受對方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之后，即逃匿的，根本不履行合同，不論其合同形式上是否有效，其詐騙意圖確定無疑，當然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三篇：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及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

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民事欺詐行為在犯罪構成要件的各個方面都有不同。具體表現為，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合同的雙方或一方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無論在主觀方面、客觀方面還是所侵犯的客體及其權利屬性都有不同。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分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合同糾紛中，有時是由民事欺詐引起的，有時合同當事人沒有實施欺詐行為，由于在標的物的質量、品種、包裝、交貨時間、地點、運費支出等方面與當事人存在爭議或由于發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經濟糾紛。實踐中，主要是民事欺詐引起的經濟糾紛與合同詐騙罪難以區分。筆者認為，此問題雖然難以區分，由于這種區分涉及罪與非罪，故實在有認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詐騙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國家習慣從“諾言”的角度去解釋合同，而大陸法系國家卻把合同稱為契約。從本質上講，不論從哪個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當事人之間所存在的一種權利與義務關系。我國法學理論界延續了大陸法系的合同觀念，稱合同為契約，同時，又把合同分為廣義的合同及狹義的合同。廣義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勞動合同、行政合同和經濟合同等；狹義的合同專指民事合同或者經濟合同。那么，作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廣義的合同還是狹義的合同呢？對此，我國現行刑法與司法解釋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對“合同”范圍與形式的解釋眾說紛紜，影響到某些合同詐騙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確實有認真探究之必要。

在現行學界流行的觀點中，對“合同”含義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幾種：

1．有學者認為本罪所指的“合同”僅限于經濟合同{1]，這是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上得出的結論。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年7月8日《關于當前辦理經濟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內容，在上述的兩個司法解釋中均有“利用經濟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指經濟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論界的通說。

2．另一種觀點認為，本罪所指之“合同”應以《合同法》中規定的合同為界限{2}《合同法》

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應包括經濟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債權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土地使用權轉讓等物權合同，還包括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贈與、委托等單方的、無償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務合同等不屬于本罪所指稱的“合同”。

3．第三種觀點認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書面形式的的經濟合同與民事合同{3}。考慮定罪證據的客觀可見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在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中，協議是可以證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證據，合同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包括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證形式、鑒證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具有舉證難易程度的差異，因此，從證據的客觀可見性要求來說，口頭合同不應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同時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攝影、錄像等合同形式，也屬于新的書面合同形式。

4．有學者認為，行政合同亦屬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們認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為的性質，是一種具體的行政行為，但又產生了傳統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進行詐騙侵犯了國家對以合同進行經濟活動的管理制度及國家、集體、個人的合法財產權。此種行為雖沒有對市場經濟秩序造成直接損害，但國家的合法財產權卻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簽訂、履行，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行政機關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我們認為，就本罪所指稱的“合同”范圍而言，凡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均可構成本罪。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盡管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犯罪活動現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勞務合同、行政合同、保管合同、運輸合同等進行犯罪的也屢見不鮮。如果合同詐騙罪僅限于經濟合同的范疇，則不利于對這類犯罪的懲治。所以說，只要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特征和構成條件的，就應當以本罪論處。當然，刑法中對利用某些特定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已有明文規定的則不適用本罪，如利用保險合同詐騙保險金的以保險詐騙罪論處、利用貸款合同詐騙金融機構貸款的以貸款詐騙罪論處。

就本罪所指稱的“合同”的形式而論，既然《合同法》第十條規定了合同的形式有三種：即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其他形式，在現實生活中，利用口頭合同與其他形式合同詐騙的情況也屢見不鮮，所以對利用口頭合同與其他形式合同進行詐騙均可以本罪論處。實踐中，也形成了一些共識，如對于發生在單位之間、單位與自然人之間的合同詐騙犯罪行為，盡管是口頭或其他合同形式，也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對于發生在自然人之間的合同詐騙行為通常認定為詐騙罪；對于單位利用合同形式進行貸款詐騙犯罪的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對于自然人利用合同形式進行貸款詐騙犯罪的行為認定為貸款詐騙罪。

二、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

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本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在利用合同為手段從事詐騙行為時，主觀上存在的意圖使財物脫離合同關系人的控制而進行非法支配以獲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狀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本罪與合同糾紛之關鍵所在。合同糾紛是指行為人有履行合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誠意，只是由于客觀原因未能履行合同而導致糾紛；合同一方當事人主觀上并無“非法占有目的”。當然，由于支配行為人還并未利用簽訂合同進行詐騙，因而往往使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糾紛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到底是合同詐騙罪還是合同糾紛，學界對此有不同看法。

1．應依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能力來判斷{5}。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合同當事人按照法律規定或合同的規定，在約定的時間、地點，以約定的方式、標的完成合同約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的能力。如何判斷行為人客觀上有無實際履行合同的能力，學者亦有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認為，凡簽訂合同時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的，即應認為沒有實際履行能力。這種觀點著重強調簽約的時間性，即行為人訂立合同時有無與合同規定相一致的商品或勞務交換能力{6}。另一種觀點認為，在簽約時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條件，但只要有充分依據，能在合同履行期內找到切實可靠的資源或資金等，同樣應認為具備履約能力{7}。我們認為，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應從以下三方面考察：（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即已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資金、物資或技術力量；（2）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雖不具備履約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內能夠合法地籌劃到履行合同所需資金、物資和技術力量；（3）行為人不能按照合同規定的時間履行義務時，自己或他人能夠提供足夠擔保，包括代為履行或賠償損失。

2．應以實際履行能力作為基本出發點，再結合行為人的履行態度以及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理情況等進行行為分析。當然也有無履行能力卻不構成犯罪的例外{8}。行為人在簽約時如果以假面目出現，以虛構的單位或假冒他人的名義訂立合同，即可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要件之一。

如果行為人在簽約時以真面目示人，以本單位或本人的名義訂立合同，則應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具有履行合同的誠意。除非遇到不可抗力等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或情形，合同目的實現的可能性極大。二是缺乏履行合同的誠意，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無中生有，編造虛假事實，又根本沒有對方所需的物資、貨源，卻謊稱有貨，能及時供應；或利用對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對方代表人在合同條款中大做手腳，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蓋騙取對方財物的實質。對于前者一般可認定為合同糾紛，而后者可以定為合同詐騙。

3．可以從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損失的真正原因三個方面來判斷{9]。行為人客觀上具有實際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實際履行的，同樣構成本罪。行為人履行合同的行為必須與其履行合同的能力成比例，如果行為人具有全部或較大的履行能

力，但僅以一小部分履行而逃避更大的義務，這表面上是履行合同的行動，但實際上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是為了以少量的付出騙取對方更大的財物。因此，可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4．應從合同形式和內容的真假以及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及違約后的態度來判斷{10}。司法實踐告訴我們，在一般情況下，行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誠意，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種種解釋，以減輕責任，但是，一般會采用能辯則辯以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爭辯時，會承擔違約責任。而有些行為人明知自己違約，不可能履行合同時，往往采取潛逃等方式逃債，使對方無法追回經濟損失，說明其主觀意義上具有騙取財物的故意，對于這種人，可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對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中百般辯解，否認自己違約的，一般不宜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應按照合同糾紛處理。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應從“合理解釋”與“體現利益”相結合的角度來考察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行為人一再拖延的理由不合理并且不能給對方實際減少損失，就是合同詐騙，而不是合同糾紛。

5．應看標的物的處置情況{11}。在行為人已經履行了合同義務的情況下，行為人已經合法取得了依法轉移的財產的所有權，當事人對其處分無實際意義。若當事人沒有履行合同義務或只履行一部分合同義務，則當事人對其占有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由于具備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因此，行為人一旦非法取得他人財物的控制權，則通常將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揮霍，或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有的則攜款潛逃，根本不打算歸還。

在考察一種行為是合同詐騙還是合同糾紛時，應從上述五個方面綜合分析，根據不同個案，來判明行為到底是詐騙犯罪還是合同糾紛。

三、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六十八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我國民法上所界定的欺詐行為主要采取了描述性的定義方法，強調客觀行為的方式和性質，而刑法上對合同詐騙罪的描述性強調的是“非法占有目的”與后果，強調主觀惡性與客觀危害性有機統一。欺詐的外延應當大于詐騙，詐騙是一般民事欺詐行為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轉化的內因來自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后果的進一步增強，以至于大到法律所規定的觸犯刑律的程度。

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罪的相同點是：（1）兩者都發生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都有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存在，都屬于無效合同；（2）兩者在客觀上都采用了欺騙方法，包括捏造事實、歪曲事實、隱瞞事實真相等，意圖使對方陷入錯誤；（3）兩者都處于不法占有狀態下，即非法占有對方按合同規定能交付的“標的物”。盡管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亦有一些不同之處。

1．主觀目的不同。

民事欺詐行為的當事人采取欺騙方法，旨在使相對人產生錯誤的認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然后通過雙方履行該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牟利；而合同詐騙罪雖然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并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任何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單方義務”，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合同詐騙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故意內容，而民事欺詐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財產利益{12}。

2．客觀方面不同。

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從意愿上根本就不具有真正履行合同的任何誠意，所以，一定會采取積極的行為方式來實現自己非法占有目的；在欺騙手段上，通常采用虛構主體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使用偽造、變造或其他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單據、憑證或明知不符合擔保法定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作為證明或擔保，隱瞞自己的實際履約能力，以先

履行部分小額合同誘使對方，收受對方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擔保款后逃匿等一切使合同根本無法履行的欺騙手段。而民事欺詐則是：“當事人采取欺騙方法，旨在使相對人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即發生、變更、消滅一定的民事法律關系），然后通過雙方履行這個法律行為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實質是謀利”{13}。

3．侵犯的客體和權利屬性不同。

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則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進入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

第四篇：如何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

如何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刑事律師

肖文彬

一、立法淵源

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刑法》新確定的罪名，是從1979年《刑法》中的詐騙罪分離出來的，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為詐騙罪所包容，二者屬于法條競合，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因此，當某行為外觀上既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又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時，應當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適用合同詐騙罪的法條，定合同詐騙罪，這是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的共識。

二、司法實踐

但在司法實踐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場合就全部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以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審結的詐騙類案件中，通過二審程序由詐騙罪改判為合同詐騙罪的有5件，由合同詐騙罪改判為詐騙罪的有12件。由此可見，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的區分是較為困難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經在審判實踐中作出了一些指導意見：只要發生在生產經營領域，侵犯市場經濟秩序的，無論是經濟合同還是其他民商事合同，無論是書面合同還是口頭合同，均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關于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對于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合同”、“協議”，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與合同，以及婚姻、監護、收養、撫養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受勞動法、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構成犯罪的，應以詐騙罪處理。

三、區別總結

北京市高級法院的上述指導意見頗有見地。97年《刑法》將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規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擊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私財產，并同時擾亂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見，合同詐騙罪所侵犯的是雙重客體，即在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的同時，又侵犯了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或國家對市場行為的規范制度。因此，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合同”，即“合同”當事人之間必須存在一種市場交易關系。只要行為人利用了能夠體現市場秩序，規制各種市場交易行為的合同進行詐騙，那么就應定合同詐騙罪。反之，與市場秩序無關的收養、婚姻等身份關系協議、贈與、借貸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詐騙罪中所指的“合同”，以這些合同為內容進行詐騙的行為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即使行為人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由此可見，從合同詐騙罪所在的刑法分則的章節位置、侵害法益出發，合同詐騙罪著眼于國家所要保護的市場經濟秩序，強調行為的市場交易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地與其他普通詐騙罪區別開來。

四、典型案例

王賀軍合同詐騙案——以簽訂虛假的工程施工合同為誘餌騙取錢財的行為是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一）基本案情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賀軍謊稱自己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計劃司“司長”，并虛構了一個“遼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號工程項目”，稱不需要招標、投標，其就能夠將該工程發包給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將核工業長沙中南建設集團公司項目負責人楊宜章介紹給王賀軍。為騙取楊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賀軍偽造了虛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張發兩次假冒遼河石油管理局基建處“張子良處長”與楊宜章等人見面，因此，楊宜章等人對王賀軍深信不疑。王賀軍則以辦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動經費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間，先后騙取了楊宜章72萬元、王惠明20萬元、王小岱11萬元。2004年1月7日，王賀軍稱受“張子良處長”的全權委托，與楊宜章所屬的核工業長沙中南建設工程集團公司經理陳志榮簽訂了一份虛假的“24號井至主干線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記載的工程項目總造價為5906萬元，王賀軍在合同上簽名為“張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賀軍在上海被抓獲。除公安機關追回的4萬元贓款外，其余贓款均被王賀軍揮霍。

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王賀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的單位和工程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錢財，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王賀軍犯合同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繼續追繳被告人王賀軍非法所得人民幣九十九萬元，發還各被害人。宣判后，王賀軍以只在第一次騙了楊宜章30萬元，后來拿的楊宜章的錢以及王惠明的20萬元、王小岱的11萬元是借，不是騙，并還了王小岱5萬元為由，上訴至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上訴人王賀軍假冒國家工作人員，虛構工程項目和能攬到工程項目的事實，以許諾給他人承包虛假的工程項目為誘餌，騙取他人財物，其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數額巨大，原審將王賀軍的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不當。王賀軍上訴提出其行為是借不是騙的上訴理由，經查，王賀軍的多次供述及楊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陳述均證明，王賀軍一開始即虛構身份，以許諾介紹他人承包虛假的工程承包合同為誘餌，借承攬工程需要各種費用為名目，向各被害人詐取錢財，并予以揮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顯。另外，王小岱陳述王賀軍沒有還給他錢，王賀軍也不能提供還錢的證據，因此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審判決認定王賀軍詐騙了楊宜章人民幣72萬元，但楊宜章陳述其被王賀軍騙了70萬元，故本院只認定王賀軍詐騙楊宜章70萬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1．駁回王賀軍的上訴，撤銷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

2．上訴人王賀軍犯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3．繼續追繳被告人王賀軍非法所得人民幣九十七萬元，發還各被害人。

（二）主要問題

以許諾讓他人承攬虛假的工程項目為誘餌騙取錢財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還是詐騙罪?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對于王賀軍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賀軍以虛構的單位和工程與他人簽訂虛假的工程承攬合同騙取他人錢財，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詐騙的手段，而是實施詐騙的誘餌，在合同簽訂前，王賀軍的詐騙行為已經實施完畢，王賀軍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三）裁判理由

①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雖然同屬詐騙類犯罪，在構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處，但兩罪在犯罪客體、犯罪主體、客觀方面還是存在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體不同。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構成，但是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而詐騙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體不同。詐騙罪侵犯的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公私財物所有權和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詐騙罪只限于利用簽訂、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進行詐騙，而詐騙罪在手段與方式上則沒有限制，只要行為人在主觀上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通過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就構成詐騙罪。當行為人既實施了合同詐騙行為，又實施了普通詐騙行為，而且兩種行為都構成犯罪時，就應當適用刑法中數罪并罰的規定，分別定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實行并罰。合同詐騙罪是一種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詐騙行為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詐騙行為伴隨著合同的簽訂、履行是此罪區別于詐騙罪的一個主要客觀特征。我國的合同法規定了多種類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都構成合同詐騙罪。這是因為，從合同詐騙罪的客體出發，合同詐騙罪處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合同詐騙罪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這是立法設立該罪以專懲此類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存在于合同詐騙罪保護客體的范圍內，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才能滿足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要求，這種詐騙行為也才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而與這種法益無關的收養、婚姻等身份關系協議、贈與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詐騙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這些合同為內容進行詐騙的行為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②沒有利用簽訂、履行合同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物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作為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詐騙罪表現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也就是說詐騙行為必須是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而不能是在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簽訂是指自合同一方當事人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開始，在當事人之間就合同的內容經過要約和承諾，最后對合同的內容達成合意的過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當事人按照合同中約定的內容，全面適時地完成其合同義務的過程。任何合同的訂立都是以履行為目的，簽訂行為是使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予以固定化，從而為之后的履行得以順利進行創造條件。而在合同詐騙犯罪的實施中，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實際上就是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過程，如行為人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從而騙取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的；等等。同時，研究合同的簽訂和履行過程，對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司法意義在于，可以根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或履行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斷行為人是否實施了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從而進一步認定行為人的真實意圖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非法占有的財物應當是與合同簽訂、履行有關的財物，如合同標的物、定金、預付款、擔保財產、貨款等。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等與簽訂、履行合同有關的財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騙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為了保證合同訂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約定向詐騙人交付與合同內容相關的財物。如果行為人在與他人簽訂或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以其他與合同無關的事由為借口，騙取他人錢財的，則不是合同詐騙。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賀軍假冒國家工作人員、偽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攬項目需要活動經費的名義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都是在簽訂合同之前實施的，即在與被害人簽訂所謂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賀軍的詐騙行為已經實施完畢，被害人的財物已經被王賀軍非法占有，其虛構事實騙取錢財的犯罪目的已經實現；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賀軍非法獲取的被害人錢財是所謂的活動經費，其詐取錢財的行為并沒有伴隨合同的簽訂、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財物亦不是合同的標的物或其他與合同相關的財物。雖然王賀軍事后也與他人簽訂了一個虛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這僅僅是掩蓋其詐騙行為的手段，而不是簽訂、履行合同的附隨結果，是否簽訂合同已經并不能影響其騙取財物行為的完成。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出，無論是從騙取財物的手段上，還是從騙取財物的性質上，被告人王賀軍的行為均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綜合全案事實，本案中被告人王賀軍虛構身份，以許諾給他人介紹承包虛假的工程項目為誘餌，借承攬工程需要各種費用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攬有關工程項目的心理，騙取各被害人錢財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特征，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有什么區別

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有什么區別

核心內容：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之間的區別在于罪與非罪的問題，由于合同詐騙和合同糾紛兩者在外在形式上有著相同之處，其表現都有合同的存在，但兩者的內在表現是不同的，主要是主觀表現形式不同、客觀構成不同和履行合同的態度的不同，下面由法律快車小編為您簡單介紹兩者的區別。

1、主觀表現形式不同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規定，合同詐騙罪的構成關鍵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合同糾紛中，是沒有這一要件的，合同詐騙的最后目的就是為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產，占有后的財產轉為他用或者自己揮霍，其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意思。合同糾紛中的當事人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只是在履行合同義務的過程中，由于外在的因素致使合同無法正常履行，比如資金周轉困難，購買的材料不能及時到位等等，客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是二者在主觀方面的主要區別。

2、客觀構成不同

合同詐騙罪在客觀表現方面，是以隱瞞真相，虛構事實為要件，如冒用他人身份、偽造變造票據，開設空殼公司等等。在簽訂合同時，合同上所列的設備條件等，行為人是根本沒有的，這些只是欺騙當事人的，為的是讓對方在合同上簽字。在合同糾紛中，行為人不必冒用他人的身份或條件來欺騙對方，可能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行為人會夸大自己的能力或條件，雖然也有欺詐的行為，但較合同詐騙輕微的多。例如：某煤炭貿易公司在沒有落實上游資源的情況下，為了營利即與人訂立了煤炭買賣合同，在收到預付款之后，多方查找上游資源，仍未落實，但表示愿意償還貨款，并承擔違約責任。此案中，行為人雖在不具備履行合同的條件下與他人簽訂了煤炭買賣合同，但從整個過程來看，主觀上并沒有詐騙的目的，因此，不能認定為詐騙，而應當按合同糾紛處理。

3、履行合同的態度不同

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因為其根本不具備履行能力，只是單一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旦非法占有了他人財產，便會銷聲匿跡或者以任何理由推脫不履行合同，有法律問題，上法律快車http://www.tmdps.cn/

更不會歸還財產或賠償對方那個損失。合同糾紛當事人一般都會按照合同約定履行職責，并且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誠意和積極性，一旦給對方造成損失，當事人會愿意承擔責任并賠償損失。

相關閱讀：

預防合同詐騙罪的有效舉措

在打擊及懲治合同詐騙犯罪的同時，及時預防此類案件的發生就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企業和個人一旦在此類案件中遭受損失，其后果是難以挽回的，只有提高防范意識，從根本上加強對類案件的預防，才能減少案件的發生，當事人才能盡量的減少損失。

(一)在合同簽訂過程中認真調查對方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

在實施合同詐騙的時，行為人會給當事人提供相關的資料，如公司的營業情況，設備、技術等條件，當然這些都是虛假的，如何判定這些資料的真偽，不能只憑對方的片面之詞，應該就對方的所提供的一些情況向有關部門進行調查，如通過工商部門、銀行或者委托律師對對方的主體資格、企業信譽、注冊資金、隸屬關系、經營狀況、設備條件、技術狀況、履約能力等情況進行調查，還要對對方提供的有關文件、材料認真進行核對，防止對方利用假單位、假身份、假證件、假貨源來進行詐騙。

在簽訂合同的時候，還要注意認真的審查合同的條款，看是否與協商的一致，是否存在霸王條款，是否存在損害自身利益的條款，如有發現應及時要求對方更改或重新訂立合同，條款不明的合同不能簽。

(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識

與企業有關的合同詐騙案件一般包括三個方面：一方面，企業內部人員與外人勾結，共同欺詐企業的財產。由于利益的誘惑，企業的一些員工會利用職務的便利，在對外簽訂合同中多報或虛報金額，隱瞞真實情況，非法騙取企業的資產。因此，要加強業務素質的培訓和增強法制觀念，不能為一己之利損害公司企業的利益。另一方面，員工的業務知識欠缺，在與對方簽訂合同時，不能發現合同中存在的漏洞，給企業造成損失。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抓住對方業務知識欠缺的弱點，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代真，或者玩 有法律問題，上法律快車http://www.tmdps.cn/

弄數字游戲、有歧義的文字等方法，使對方當事人不能及時發現問題，從而使自己的非法占有的意圖得逞。還有，企業的內部管理存在漏洞，行為人在與企業的合作過程中逐漸熟悉和了解了這些漏洞，加以利用進行詐騙。加強企業內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對合同簽訂嚴格把關，培養員工的職業素質和防范能力，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的防止合同詐騙案件的發生。

有法律問題，上法律快車http://www.tmdp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