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來源：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

編輯：張智勇律師（重慶市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師張智勇釋義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一。罪名定義及共同點

根據刑法第266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犯罪行為，而第224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使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犯罪行為。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關系，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是包容競合的法條競合關系，因此二者有許多共同點：諸如二者都是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主觀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騙取了公私財物等。

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二，二罪的區別：

1、在侵犯客體上，詐騙罪只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是簡單客體，而合同詐騙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外，還侵犯了市場交易秩序和國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復雜客體，這也是為什么詐騙罪屬于侵犯財產的犯罪，而合同詐騙屬于破壞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的區分認定

三.二罪的區別之犯罪客觀方面：

詐騙罪主要表現在行為人采取欺騙的行為，使受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產。詐騙罪的手段多種多樣，不限于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而合同詐騙罪是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合同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因此合同詐騙罪的手段僅限于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騙取公私財物。

四.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關鍵：

在于詐騙行為是否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利用合同的形式騙取公私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或者說，是否是以合同這種交易的形式為名進行的，只要正確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顯了。

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限定為符合合同法意義上的“合同”，而不能僅以有合同出現就定合同詐騙罪，該“合同”必須是真正意義上的合同。所謂真正的合同必須要符合合同法第9條規定的合同基本條款，包括合同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報酬、履行期限、地點及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的方法等。

第二篇：如何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

如何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刑事律師

肖文彬

一、立法淵源

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刑法》新確定的罪名，是從1979年《刑法》中的詐騙罪分離出來的，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為詐騙罪所包容，二者屬于法條競合，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因此，當某行為外觀上既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又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時，應當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適用合同詐騙罪的法條，定合同詐騙罪，這是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的共識。

二、司法實踐

但在司法實踐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場合就全部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以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審結的詐騙類案件中，通過二審程序由詐騙罪改判為合同詐騙罪的有5件，由合同詐騙罪改判為詐騙罪的有12件。由此可見，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的區分是較為困難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經在審判實踐中作出了一些指導意見：只要發生在生產經營領域，侵犯市場經濟秩序的，無論是經濟合同還是其他民商事合同，無論是書面合同還是口頭合同，均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關于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對于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合同”、“協議”，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與合同，以及婚姻、監護、收養、撫養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受勞動法、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構成犯罪的，應以詐騙罪處理。

三、區別總結

北京市高級法院的上述指導意見頗有見地。97年《刑法》將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規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擊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私財產，并同時擾亂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見，合同詐騙罪所侵犯的是雙重客體，即在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的同時，又侵犯了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或國家對市場行為的規范制度。因此，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合同”，即“合同”當事人之間必須存在一種市場交易關系。只要行為人利用了能夠體現市場秩序，規制各種市場交易行為的合同進行詐騙，那么就應定合同詐騙罪。反之，與市場秩序無關的收養、婚姻等身份關系協議、贈與、借貸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詐騙罪中所指的“合同”，以這些合同為內容進行詐騙的行為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即使行為人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由此可見，從合同詐騙罪所在的刑法分則的章節位置、侵害法益出發，合同詐騙罪著眼于國家所要保護的市場經濟秩序，強調行為的市場交易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地與其他普通詐騙罪區別開來。

四、典型案例

王賀軍合同詐騙案——以簽訂虛假的工程施工合同為誘餌騙取錢財的行為是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一）基本案情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賀軍謊稱自己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計劃司“司長”，并虛構了一個“遼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號工程項目”，稱不需要招標、投標，其就能夠將該工程發包給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將核工業長沙中南建設集團公司項目負責人楊宜章介紹給王賀軍。為騙取楊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賀軍偽造了虛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張發兩次假冒遼河石油管理局基建處“張子良處長”與楊宜章等人見面，因此，楊宜章等人對王賀軍深信不疑。王賀軍則以辦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動經費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間，先后騙取了楊宜章72萬元、王惠明20萬元、王小岱11萬元。2004年1月7日，王賀軍稱受“張子良處長”的全權委托，與楊宜章所屬的核工業長沙中南建設工程集團公司經理陳志榮簽訂了一份虛假的“24號井至主干線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記載的工程項目總造價為5906萬元，王賀軍在合同上簽名為“張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賀軍在上海被抓獲。除公安機關追回的4萬元贓款外，其余贓款均被王賀軍揮霍。

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王賀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的單位和工程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錢財，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十七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王賀軍犯合同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繼續追繳被告人王賀軍非法所得人民幣九十九萬元，發還各被害人。宣判后，王賀軍以只在第一次騙了楊宜章30萬元，后來拿的楊宜章的錢以及王惠明的20萬元、王小岱的11萬元是借，不是騙，并還了王小岱5萬元為由，上訴至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上訴人王賀軍假冒國家工作人員，虛構工程項目和能攬到工程項目的事實，以許諾給他人承包虛假的工程項目為誘餌，騙取他人財物，其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數額巨大，原審將王賀軍的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不當。王賀軍上訴提出其行為是借不是騙的上訴理由，經查，王賀軍的多次供述及楊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陳述均證明，王賀軍一開始即虛構身份，以許諾介紹他人承包虛假的工程承包合同為誘餌，借承攬工程需要各種費用為名目，向各被害人詐取錢財，并予以揮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顯。另外，王小岱陳述王賀軍沒有還給他錢，王賀軍也不能提供還錢的證據，因此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審判決認定王賀軍詐騙了楊宜章人民幣72萬元，但楊宜章陳述其被王賀軍騙了70萬元，故本院只認定王賀軍詐騙楊宜章70萬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1．駁回王賀軍的上訴，撤銷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

2．上訴人王賀軍犯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3．繼續追繳被告人王賀軍非法所得人民幣九十七萬元，發還各被害人。

（二）主要問題

以許諾讓他人承攬虛假的工程項目為誘餌騙取錢財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還是詐騙罪?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對于王賀軍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賀軍以虛構的單位和工程與他人簽訂虛假的工程承攬合同騙取他人錢財，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詐騙的手段，而是實施詐騙的誘餌，在合同簽訂前，王賀軍的詐騙行為已經實施完畢，王賀軍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三）裁判理由

①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雖然同屬詐騙類犯罪，在構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處，但兩罪在犯罪客體、犯罪主體、客觀方面還是存在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體不同。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構成，但是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而詐騙罪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體不同。詐騙罪侵犯的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公私財物所有權和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詐騙罪只限于利用簽訂、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進行詐騙，而詐騙罪在手段與方式上則沒有限制，只要行為人在主觀上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通過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就構成詐騙罪。當行為人既實施了合同詐騙行為，又實施了普通詐騙行為，而且兩種行為都構成犯罪時，就應當適用刑法中數罪并罰的規定，分別定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實行并罰。合同詐騙罪是一種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詐騙行為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詐騙行為伴隨著合同的簽訂、履行是此罪區別于詐騙罪的一個主要客觀特征。我國的合同法規定了多種類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都構成合同詐騙罪。這是因為，從合同詐騙罪的客體出發，合同詐騙罪處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合同詐騙罪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這是立法設立該罪以專懲此類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存在于合同詐騙罪保護客體的范圍內，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才能滿足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要求，這種詐騙行為也才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而與這種法益無關的收養、婚姻等身份關系協議、贈與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詐騙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這些合同為內容進行詐騙的行為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②沒有利用簽訂、履行合同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物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作為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詐騙罪表現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也就是說詐騙行為必須是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而不能是在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簽訂是指自合同一方當事人提出訂立合同的要約開始，在當事人之間就合同的內容經過要約和承諾，最后對合同的內容達成合意的過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當事人按照合同中約定的內容，全面適時地完成其合同義務的過程。任何合同的訂立都是以履行為目的，簽訂行為是使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予以固定化，從而為之后的履行得以順利進行創造條件。而在合同詐騙犯罪的實施中，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實際上就是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過程，如行為人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從而騙取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的；等等。同時，研究合同的簽訂和履行過程，對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司法意義在于，可以根據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或履行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斷行為人是否實施了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從而進一步認定行為人的真實意圖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非法占有的財物應當是與合同簽訂、履行有關的財物，如合同標的物、定金、預付款、擔保財產、貨款等。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而言，簽訂、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對合同標的物或定金等與簽訂、履行合同有關的財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騙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為了保證合同訂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約定向詐騙人交付與合同內容相關的財物。如果行為人在與他人簽訂或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以其他與合同無關的事由為借口，騙取他人錢財的，則不是合同詐騙。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賀軍假冒國家工作人員、偽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攬項目需要活動經費的名義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都是在簽訂合同之前實施的，即在與被害人簽訂所謂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賀軍的詐騙行為已經實施完畢，被害人的財物已經被王賀軍非法占有，其虛構事實騙取錢財的犯罪目的已經實現；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賀軍非法獲取的被害人錢財是所謂的活動經費，其詐取錢財的行為并沒有伴隨合同的簽訂、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財物亦不是合同的標的物或其他與合同相關的財物。雖然王賀軍事后也與他人簽訂了一個虛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這僅僅是掩蓋其詐騙行為的手段，而不是簽訂、履行合同的附隨結果，是否簽訂合同已經并不能影響其騙取財物行為的完成。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出，無論是從騙取財物的手段上，還是從騙取財物的性質上，被告人王賀軍的行為均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綜合全案事實，本案中被告人王賀軍虛構身份，以許諾給他人介紹承包虛假的工程項目為誘餌，借承攬工程需要各種費用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攬有關工程項目的心理，騙取各被害人錢財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特征，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三篇：廣東省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數額認定標準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你院《關于詐騙罪數額標準的適用法律問題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鑒于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相似，法定刑幅度相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修訂之后一直未對詐騙罪的數額標準作出解釋的實際情況，我省 各級人民法院在辦理詐騙案件時，對詐騙罪“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參照《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 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粵高法［2002］87號)

第21條關于合同詐騙罪的標準執行。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2006年4月12日

附：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

題的指導意見

第21條、關于個人進行合同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

廣州、深圳、珠海、汕頭、佛山、中山、東莞、江門市及其所轄市、縣、區以5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為“數額巨大”，5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陽、汕尾、梅州、河源、肇慶、韶關、清遠、陽江、云浮及其所轄市、縣、區以4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4萬元以上不滿40萬元為“數額巨大”，4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廣州鐵路運輸各級法院審理犯罪地在廣東省內的合同詐騙案件，按照犯罪行為發生地的標準掌握；犯罪地在廣東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見》第21條第二款的標準掌握。

附《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第二百二十四條 【合同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 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第四篇：關于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關于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內容摘要：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訂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實施以前，對于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是按照普通詐騙處罰的。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活躍，國內和國際貿易的漸趨頻繁，經濟領域中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犯罪的比例越來越高，而且詐騙數額巨大。鑒于此類犯罪極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危害比較嚴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詐騙犯罪的特點。為了更加準確打擊犯罪，切實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良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我國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條中增加了合同詐騙罪這一新罪名。本文就該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見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一、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關于如何判斷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學界有以下幾種不同意見：一是以有無歸還財產之意作為判斷標準；二是以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作為判斷標準；三是以非法占有時間的長短作為判斷標準。

筆者認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主觀心理支配客觀行為，客觀行為反映主觀心理。合同詐騙罪的犯罪目的，必然與犯罪行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現具有內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種觀點不能成立。該觀點以有無歸還財產之意作為判斷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從邏輯上講無異于同義反復；從判斷依據上講是將內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現作為依據，其基本觀點值得商榷。因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種主觀心理事實，不可能被人們直接觀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條件下也無法用儀器進行測量，所以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行為人客觀方面的外部表現進行把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之外，試問還有什么客觀標準來衡量意圖呢？”上述第二、第三種觀點主張以客觀方面的表現作為判斷依據，其考慮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不過，僅僅以客觀表現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所以應當盡量結合客觀方面的諸多因素，進行綜合判斷。綜合判斷比單一判斷更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應當考慮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行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對于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義。一般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與他人簽訂合同，一旦貨物到手就大肆揮霍或逃之夭夭則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約能力的方法，取得對方信任與其簽訂合同，合同生效后，雖為履行合同作了積極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應認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經濟糾紛處理。

2、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騙的手段。構成刑法上的欺騙必須以積極的作為方式進行，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有欺騙行為，并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一般來說，行為人在表述某種事實上有虛假成分，但實際上未影響其對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詐騙罪處理。但對那些偽造證件、編造謊言、騙取信任，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的，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合同詐騙罪通常表現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無履行合同的行為，直接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誠意，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為，也只是象征性的。簽訂合同后財物一到手，即逃跑、揮霍

或挪作他用，根本無力償還。對于這種情形，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情況。一般說來，行為人一旦取得標的物或預付款、定金后，都會把它們投入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為在合同期內履行自己的義務作努力。如果行為人在取得對方當事人的資金或財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約，即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為人不履約的原因和事后的態度。并非未履約便一定是合同詐騙罪，還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約。行為人簽約時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簽約后卻不積極為履約創造條件，致使履約期限屆滿時因喪失履約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現出種種不愿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無疑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為人簽約后積極努力地去為履行合同作準備而由于行為人的過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觀原因致使其喪失履約能力而不能履約，同時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的，應認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據上述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之外，還應當采取事實推定的方法。事實推定是一種證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據某一己知事實，根據經驗法則，推論與之相關的訴訟中需要證明的另一事實是否存在。”事實推定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證，并以反證的成立與否確認推定的成立與否。由于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處于行為人內心，而司法機關在實際辦案時要全面掌握作為判斷依據的行為人外部表現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懲治合同詐騙罪，也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判決的正確性，防止罪及無辜，采取事實推定的方法是解決問題的合適途徑。陳興良教授在論及金融詐騙犯罪時認為，“所有金融詐騙罪都可通過客觀行為推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從而認定犯罪。”

二、合同詐騙罪認定中的若干界限

1、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

民事欺詐行為是指一方當事人為了使對方陷于錯誤，故意向對方示以不真實的事實，從而使對方陷于錯誤，做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與之簽訂合同，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的行為。這種行為具有如下主要的法律特征：（1）主觀方面是故意的。民事欺詐行為中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形式，即欺詐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是不真實的，能夠導致對方陷于錯誤，上當受騙，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但其故意的內容并不是為了非法占有他們財物，而是為了使合同得以簽訂，在騙得貨物或錢財后，并未，占為己有，而是用于經營，獲得后再履行合同義務。（2）客觀方面必須有欺詐行為。如欺詐人本無貨源或貨源不足，卻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甚至把他在取得對方貨款以后，并未將該貨款用于履行合同義務，而是用于其他經營，試圖獲利后再履行合同義務。（3）侵犯的客體是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即處于動態之中的債權。行為人依其騙簽的合同所取得的“借款”、“貨款”、“貨物”、“定金”、“預付款”等，均成為經濟糾紛爭議的標的物，是合同之債的表現物。（4）主體包括個人和法人。民事欺詐行為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踐中多為法人或單位。

合同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別在于：（1）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是以簽訂經濟合同為名，以達到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民事欺詐行為的行為人的主觀上雖然也有欺詐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其目的是為了用于經營，并借以創造履約條件，行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這是兩者最本質的區別。（2）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欺詐的程度不同。民事欺詐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即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來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發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其次，欺詐的內容不同。民事欺詐行為有民事內容的存在，即行為人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提供勞務等經濟活動取得一定的利益。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則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為；再次，欺詐的手段不同。民事欺詐行為人一般無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的目的，總是千方百計地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3）受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財物所有權，作為犯罪對象的公私財物，并未充當經濟合同設定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始終是物權的體現者。而民事欺詐行為侵犯的是債權，即作為侵犯對象的公私財物，是已經進入經濟合同設定的生產、流通領域的權利、義務的體現者。（4）法律后果不同。行為人承擔的責任也不一樣。民事欺詐行為可以形成民事法律關系，這種法律關系只要得到相對人的認可，當事人之間爭議，引起訴訟，則由民事欺詐行為人對欺詐行為產生的后果承擔民事責任，主要是返還財產、賠償損失。合同詐騙罪觸犯刑事法律，行為人對詐騙的后果要負擔刑事責任，同時還要承擔民事責任，返還受害人的財產和賠償損失。

2、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界限

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兩者有許多共同之處：（1）主觀方面兩者都是故意，都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之目的；（2）客觀方面，都采用了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他人數額較大的財物；（3）在法定刑方面，基本相同。但二者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

（1）主觀方面，詐騙罪主觀上要求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構成里，無意履行合同的意念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是并存的，而與二者關系密切，由其一可以知其二。

（2）客觀方面。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行為；而詐騙罪則是采用除合同詐騙罪、金融詐騙罪、招搖撞騙罪等中所采用的欺騙方法或手段以外的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3）客體不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單一客體，通常認為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它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

3、合同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的界限

金融詐騙罪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法定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式進行集資、貸款、金融票據、金融憑證、信用卡保險、有價證券詐騙，數額較大或者進行信用證詐騙的行為。金融詐騙罪包括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等。

金融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存在一些共同點：（1）主觀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2）二者在客觀方面，都采用了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的財物；（3）從刑事責任方面看，兩者都分三個不同檔次，規定輕重嚴厲程度不同的法定刑。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異：（1）從客觀方面來說：合同詐騙罪是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采用欺騙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金融詐騙罪則是在金融活動中，采用欺騙方法騙取金融機構或他人的財物或數額較大的財物；（2）客體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財產所有權，而金融詐騙罪則侵犯了私有財產所有權和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擾亂了金融秩序。

三、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的認定

在合同詐騙罪中，涉及到的數額種類較多，如合同標的額、犯罪所得數額、受騙人直接損失數額或間接損失數額等。在共同合同詐騙罪中，還涉及到分贓數額等。那么，到底應以什么樣的數額作為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比較通行的觀點認為，應以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所得的數額作為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也有學者主張，在合同詐騙罪的未完成形態中，犯罪數額應依合同標的額來確定；在合同詐騙罪的完成形態中，則應以犯罪造成的直接損失

為認定犯罪數額的標準。筆者認為，確定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首先要區分既遂與未遂，對于未遂犯，合同標的額可以作為定罪依據，而被害人交付的財產數額作為量刑的情節，予以考慮。而對于既遂犯的數額標準認定，可以從以下幾點考慮：

合同標的額不能作為統一的定罪數額。合同標的額，是合同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所確定的標的數額，它在某些情況下，是合同詐騙行為人意欲詐騙的數額，也是他實際騙取的數額。但在相當情形下，合同詐騙人騙取的是對方當事人交付的定金、預付款、擔保金等，其數額小于合同標的額。若以合同標的額作為定罪數額則會輕縱合同詐騙行為人。

犯罪所得額也不應作為統一的定罪數額。犯罪所得額是合同詐騙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實際上得到的財物數額。若以此數額為定罪數額，在某些情況下，被害人交付的財物到達行為人之前，因某種原因毀損、滅失，行為人實際上得到的財物小于被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使其中的損失部分無人承擔責任，從而輕縱行為人，使之得不到應有的懲罰。

被害人的直接損失額也不能作為定罪數額，因為在一些合同詐騙犯罪中，有一些行為人在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后，還未來得及揮霍、銷贓等處置，即已抓獲，被害人的財物得以返還，被害人未存在損失額。在這種情況下，依被害人的直接損失額作為定罪數額，則使詐騙分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以被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產數額作為定罪數額較為妥當。因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是行為人騙取他人的財產，而騙取是在對方因相信行為人，陷入錯誤而“自愿”地把財物實際交付給行為人的基礎上實現的。被害人將財物實際交付給行為人，標志著合同詐騙的完成。被欺騙人將財物實際交付給行為人也是合同詐騙罪與其他侵犯財產罪如盜竊罪、搶劫罪的本質區別。被欺騙人基于對行為人的信任而陷入錯誤而“自愿”將財物交付給行為人，其實質上是轉移了對財物的占有，而合同詐騙行為人則同時取得了對此財物的“非法占有”。將被欺騙人（受害人）實際交付財物行為的完成當作合同詐騙行為的既遂順理成章。把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作為定數額可以克服前面幾種作法的不足。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旨在保護財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對所有人財物的占有狀態，使之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在合同交易中，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的除外”。也就是說，合法有效的合同交易，除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約定外，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起由賣方轉移給買方，賣方失去對標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而買方則取得了對標的物的所有權（即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而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也就是說根據法律，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交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外，標的物的毀損、滅失的風險，是以標的物交付為準。標的物未交付前，由己占有標的物者（即要交付者）承擔；標的物完成交付后，由后取得、占有標的物者承擔。在合同詐騙中，合同詐騙行為人從受害人實際交付財物時起取得了對財物的占有，受害人暫時喪失了對財物的占有，但財物的所有權并未發生轉移，依然歸原所有人。然而，財物的毀損、滅失風險承擔依然應以交付為準。不然，則會導致合法取得財物所有權的人要依法承擔標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風險，而合同詐騙行為人卻對標的物交付后的一切風險無須承擔，這等于懲罰合法交易人，縱容詐騙犯，太不公平。既然如此，財物的毀損、滅失風險在合同詐騙中，自受害人實際交付后由詐騙人承擔合情合理；而且交付后造成的毀損、滅失，也因合同詐騙行為人的詐騙行為所致。據此，把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作為定罪數額可以避免由于在交付完成后因各種原因造成毀損、滅失部分無人負責的境況，從而輕縱詐騙行為人。同時，也可避免因為案發，詐騙行為人返還受害人的財物，受害人并未或少遭受直接損失時，不對詐騙行為人定罪處理的現象發生。不僅如此，以此數額作為定罪數額還可以包容合同標的額標準的優點、克服其缺點，即當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等于合同標的額時，依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定罪與依合同標的額定罪，結果是一樣，不會輕縱合同詐騙行為人；當受害人實際交付財物數額小于或大于合同標的額時，依受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數額定罪可做到恰如其分，不輕縱犯罪。

在司法解釋方面，1987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數額作了解釋，但只規定詐騙既遂的情況：“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解釋》只規定：已經著手實行詐騙犯罪，只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獲取財物的，是詐騙未遂。詐騙未遂，情節嚴重的，也應定罪并依法處罰。對其他的未完成形態也沒有規定。97年刑法公布后，尚未對合同詐騙罪的數額問題作出規定。在司法實踐上，目前對數額的認定仍然依照1996年的《解釋》的規定，即以實際騙取的數額來認定。

四、合同詐騙罪中的罪數

1、合同詐騙罪中的連續犯

連續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連續數次實施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情形。其構成要件特征是：（1）主觀方面，行為人都是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實施犯罪。所謂同一的犯罪故意，是指行為人具有實施數個同一性質的犯罪行為的預定計劃；所謂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為人具有整體的犯罪意向。如果行為人不是在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支配下，而是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或者另起他意實施犯罪，則不構成連續犯。（2）行為人實施多次犯罪行為，即行為人實施了多次行為，每次獨立行為都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成立犯罪。若行為人只是實施一次違法或犯罪行為，或實施了數次獨立但不構成犯罪的行為，或數次行為中只有一次獨立構成犯罪的，都不成為連續犯。行為人連續實施數次犯罪行為，所謂的連續實施數次犯罪行為，不是指行為人數次實施的犯罪行為之間在時間、空間上無一點間隔，而是指行為人在時間、空間較為接近的情形下實施一連串的數次犯罪行為。如果行為人每次都是分別起意、而且每次犯罪之間不具有連續性則不構成連續犯。以行為人連續實施的數次犯罪，觸犯同一罪名，所謂觸犯同一罪名，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是指觸犯性質完全相同的罪名。行為人的行為只有同時符合上述四個要件才能構成連續犯。連續犯是裁判上的一罪，不實行并罰，而是從一重論處。對于經濟性的連續犯，一般應以連續作案的經濟總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

合同詐騙罪的連續犯，是行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詐騙故意，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連續多次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或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財物，且每次都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行為。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1）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詐騙行為人實施的數個合同詐騙，都是在同一合同詐騙故意或概括的合同詐騙故意的指導下實施的。同一的合同詐騙故意是詐騙行為人具有實施數個合同詐騙行為的預定計劃；概括的合同詐騙故意，是詐騙行為人具有整體的合同詐騙犯罪的意向。（2）行為人實施了整個獨立的合同詐騙行為。（3）連續實施數個獨立的合同詐騙行為。（4）數個獨立的合同詐騙行為，分別具備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構成合同詐騙罪。根據上述原則，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連續犯不實行數罪并罰，應以其連續詐騙致使被害人實際交付的財物總額作為定罪量刑數額，從重處罰。

2、合同詐騙罪中的牽連犯

牽連犯是指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而其犯罪的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其構成要件是：（1）須有兩個以上的行為。兩個以上的行為，指可以獨立成罪的行為。（2）兩個以上的犯罪行為須有牽連關系。（3）兩個以上的行為須觸犯不同的罪名。有牽連關系的數個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的罪名，才能成立牽連犯。

牽連犯的形式有如下三種：（1）目的行為與手段行為的牽連，即以犯一罪的意思而實施犯罪，其使用的手段行為觸犯他項罪名。（2）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的牽連，即以犯一罪的主觀意思實施犯罪，采取的結果行為觸犯他項罪名。（3）目的行為、手段行為、結果行為的牽

連。即一個行為同時與手段行為、結果行為并存，該行為相對手段行為時，是目的行為，相對結果行為時是原因行為。

合同詐騙罪的牽連犯，是以實施合同詐騙罪為目的，而合同詐騙罪的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具體分為：（1）手段牽連，即行為人實施的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行為與作為目的行為的合同詐騙罪的關系。例如行為人為了進行合同詐騙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且緊接著冒充該機關的名義實施了合同詐騙犯罪行為，構成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手段行為）與合同詐騙罪（目的行為）的牽連犯；（2）結果牽連。即行為人實施的兩個行為之間具有作為原因行為的合同詐騙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具有作為原因行為的合同詐騙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的關系。例如，行為人通過合同詐騙犯罪行為，騙取了對方當事人的槍支、彈藥的行為，構成了合同詐騙罪（原因行為）與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的牽連；（3）三重牽連。即行為人實施了三個犯罪行為，一個是作為本罪的合同詐騙罪，另外兩個是他種犯罪。如行為人實施偽造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印章，并以其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騙取對方當事人的槍支、彈藥。行為人犯有合同詐騙罪（本罪）和偽造公司、企事業單位印章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兩個他罪）。就合同詐騙罪而言，上述三種情形，刑法未規定數罪并罰，根據理論上的通說，按“擇一重罪從重處斷原則”論處。

3、合同詐騙罪中的競合犯

競合犯有法條競合犯和想象競合犯之分。法條競合犯是指一個犯罪行為，因法律錯雜規定，致使有數法條（或法規）同時可以適用，但只在數法條中適用一法條，而排斥其他，成立單純一罪的情況。它的構成要件是：（1）一個犯罪行為同時觸犯數個法條，它們可以是同一刑事法律的不同法條，也可以是相異刑事法律之間的不同條款。（2）數法條之間有重合關系。（3）在適用法律時只能選擇其中一法條而排斥其他法條，成立單純一罪。法條競合的適用原則有四個，即特別法優于普通法、整體法優于部分法、重法優于輕法和基本法優于補充法。

想象競合犯，是指一個犯罪行為觸犯數個罪名的情形。其構成要件是：（1）須實施一個行為。一個行為，是指一個犯罪行為。想象競合犯的一個行為，可以是一個故意行為，也可以是一個過失行為。想象競合犯只能是一個行為觸犯數罪名，如果是數行為觸犯數罪名，則是實際的數罪，不發生想象競合犯問題。（2）行為人的一行為必須觸犯數罪名。數罪名，指具備刑法分則上數個犯罪構成，所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指行為在形式上或外觀上構成刑法分則規定的數個犯罪。其適用原則是，從一重論處。

第一，合同詐騙罪中的法條競合。合同詐騙罪中的法條競合，是合同詐騙行為人在實施合同詐騙罪的同時又觸犯了其他法條規定之罪，而這些法條存在競合，只能適用其中之一定罪論處的情形。例如：詐騙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保險合同、借貸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詐騙保險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達到數額較大的，就構成了保險詐騙罪或貨款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法規競合。按照法條競合中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應分別以保險詐騙罪和貸款詐騙罪論處。本文討論合同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的競合、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是法條競合中的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關系。按上述原則，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第二，合同詐騙中的想象競合犯。合同詐騙中的想象競合犯，是行為人的合同詐騙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罪名。例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行為，同時觸犯了合同詐騙罪與招搖撞騙罪。根據想象競合犯的處理原則從一重論處：（1）當上述行為騙取的財物數額較大又符合招搖撞騙罪的既遂一般構成要件的，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因為，根據刑法第279條規定，此時招搖撞騙罪的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與合同詐騙罪相同，而主刑最低是管制，合同詐騙罪主刑最低是拘役。（2）當上述行為人騙取的財物數額達到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以

上的，無論其冒充行為情節多么嚴重，均按合同詐騙罪論處。因為，此種情況下招搖撞騙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合同詐騙罪法定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但須并處罰金；或者是無期徒刑，并處罰金。（3）若上述行為人的騙取的財物數額只是較大，但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騙的情節嚴重，則以招搖撞騙罪論處。因為，在此情形下，合同詐騙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而招搖撞騙罪法定刑主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若屬于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犯罪的想象競合，則可另當別論。

綜上所述，只有掌握了正確的標準，我們才能做到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準確打擊合同詐騙犯罪。

參考文獻資料：

1、肖揚著：《中國新刑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高銘暄著：《新編中國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87、1976

第五篇：是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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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

作者：謝德偉 許冬梅

來源：《新農村》2010年第01期

主 要 案 情

被告人劉某,男,1970年9月9日出生,系黑龍江省林甸縣紅旗鎮先進村1屯農民,住該屯。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劉某產生利用空車配貨進行詐騙的想法,劉某為了實施詐騙制作了名為張某某的假身份證、假行車執照、車牌號為黑B66757的假牌照,劉某又在林甸縣先進村2屯林某處租用了一輛大貨車。2007年12月7日,劉某將黑B66757的假牌照掛到租來的大貨車上并將車開到訥河市后,劉某又到內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自治旗勞動力市場雇來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一切準備工作就緒,2007年12月10日,劉某來到訥河市暢通配貨站聯系配往大連的貨物,訥河市暢通配貨站業主李某將被害人蘭某的33噸白蕓豆(價值人民幣166,300.00元)配貨給劉某,雙方簽訂了配貨協議書,劉某將33噸白蕓豆騙走后賣給姜某和魏某。劉某銷贓得款134,600.00元。劉某得款后用該筆贓款在何某處購買一輛自卸貨車(價值人民幣119,500.00元)。案發后該車追還被害人。

分歧 意 見

被告人劉某的行為構成何罪,是本案爭議的焦點,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理由是:劉某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采取了“制作假身份證、假行車執照、假貨車牌照,并租用了大貨車,雇傭兩名人員等”的一系列手段,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得訥河市暢通配貨站業主及貨主的信任,將價值十六萬余元的白蕓豆騙走賣掉,詐騙數額巨大。

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理由是:劉某的詐騙行為是利用與配貨站簽定空車配貨協議來完成的。劉某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特征。

評 析 意 見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

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僅限于自然人。前者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合同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市場秩序。后者侵犯的是單一客體,僅限于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在客觀方面,前者以簽訂履行合同為手段達到目的,后者則以故意編造虛假情況或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財物所有人或經營人信以為真,從而“自愿”將公私財物交出。

筆者從詐騙罪的概念及構成要件對本案加以分析: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2、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1)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所有權。侵犯的對象,僅限于國家、集體或個人的財物,而不是騙取其他非法利益。有些犯罪活動,雖然也使用某些欺騙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經濟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體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財產所有權。所以,不構成詐騙罪。本案中劉某以空車配貨的名義將被害人的白蕓豆騙走后賣掉,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

(2)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具有使用欺詐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首先,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欺詐行為從形式上說包括兩類,一是虛構事實,二是隱瞞真相;從實質上說是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的行為。欺詐行為的內容是,在具體狀況下,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作出行為人所希望的財產處分,因此,不管是虛構、隱瞞過去的事實,還是現在的事實與將來的事實,只要具有上述內容的,就是一種欺詐行為。如果欺詐內容不是使他們作出財產處分的,則不是詐騙罪的欺詐行為。欺詐行為必須達到使一般人能夠產生錯誤認識的程度。欺詐行為的手段、方法沒有限制,既可以是語言欺詐,也可以是動作欺詐;欺詐行為本身既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另外,欺詐行為使被害人處分財產后,行為人便獲得財產,從而使被害人的財產受到損失。本案中被告人劉某采用了積極的手段,虛構事實,為了實施詐騙制作了名為張某某的假身份證、假行車執照、號牌為黑B66757的假牌照,在林甸縣先進村2屯林某處租了一輛大貨車,又到內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自治旗勞動力市場雇來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之后,劉某將掛著假牌照且租來的大貨車開到訥河市暢通配貨站,聯系配往大連的貨物。劉某的這些行為足以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取得了訥河市暢通配貨站業主李某及被害人的信任,自愿將貨物交給劉某,使其詐騙行為得逞。至于劉某與暢通配貨站簽定的配貨協議只是他實施詐騙的一個環節,而不能憑借簽定了配貨協議就認定是合同詐騙。

(3)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凡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單位不構成詐騙罪。本案被告人劉某38歲,無精神疾病,屬于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

(4)主觀方面為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詐騙罪有自己獨特的行為過程: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首先,本案被告人劉某主觀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故意,而正是在這種主觀意識的支配下,制造了各種假證件后將被害人的貨物騙出賣掉,贓款據為己有。

處 理 結 果

訥河市人民法院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0,000.00元。被告人沒有提出上訴,檢察院亦沒有提出抗訴。

(作者單位:訥河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