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志武學術論文

學術論著:

我們的政府有多大？

于建嶸對話陳志武：把土地還給農民

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民營企業

中國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時候

金融失衡急需政策調整

市場經濟是個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什么使“三農”問題惡化？

國有制為何抑制民間消費和投資？

再談西方崛起靠的不是掠奪

商業化發展將繼續轉型中國社會

房產市場調控的是與非

從依賴親情和友情轉變到依賴市場后，中國的錢當然更多

回歸十周年看香港的過去與未來

中國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

中國為什么需要民主？

現在錢的確多

“數”說“改革開放”165年

資本全球化的奇跡

大國崛起：面向全球的中國

農村土地私有化后結果不會比現在糟

國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進平衡發展嗎？

印度比中國強在哪里？

什么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

反思高利貸與民間金融

解讀經濟學在中國的現狀——經濟學與媒體是如何互動發展的？

不能以房產調控名義攝取私人產權

中國經濟前景為何離不開新聞自由？

全球化下的中國選擇：“單極”還是“多極”秩序？

從訴訟案例看媒體言論的法律困境

進一步私有化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跨國產權秩序歷史變遷及對中國的啟示

私人產權是“以人為本”的核心基礎

中國跨國公司如何“跨國”

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

以楊小凱的思路理解產權保護

如何改變民企股在香港的遭遇？

農業發展的極限

從世界變遷談中國的崛起

立法，立法，再立法

“武打”、法治與經濟秩序

單極秩序對中國經濟發展最有利

讓證券市場孕育中產階級

證券市場需要更多制度資本

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

中國歷史上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

儒家“孝道”文化的終結與中國金融業的興起

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

治國的金融之道

代議制與市場：劃分四類國家——收入機會的政治經濟學

財富是怎樣產生的？

過時的“地大物博”財富觀

中國十幾年的股市奇跡

誰來監督“監管委員會”

中國會計師的困境

金融技術、經濟增長與文化

金融創新的社會環境

陳志武做客搜狐經濟學人論壇: 產權保護是一種極微妙的社會狀態

第二篇：陳志武：農業發展的極限

陳志武：農業發展的極限

“三農”問題時下討論得沸沸揚揚。這些爭論的起源大致來自以下這些數據。第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人均純收入之比值在1978年時為2.57，到1995年為2.8，但到2002年時則為3.1比1，城鄉收入差距顯然在擴大。第二，在過去幾年里，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長率為9左右，而同期農民純收入年增長率

平均不到5。特別是，這些年里農民收入的增長全部來自非農，而來自農業收入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至2001年間農業收入部分反而平均下降102元。這種城鄉收入差不僅是誰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轉這個日益惡化的趨勢，那最終會帶來許多后果。那么，如何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呢？有意思的是，雖然大家都看到同樣的這些數字，但得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有的認為這說明必須發展農業才能增加農民收入，而另一些則認為這說明農業不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只有靠發展非農才能增加農民收入。——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分歧？要找到客觀的答案，我們首先必須搞清城鄉收入差的起因，還有就是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鄉收入差是由三類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礙（包括稅賦、定價歧視、農民就業歧視、戶籍制等）、產業差別（工業產值的乘數效應和農業產值的加數效應）和人力資本差別（城鎮教育水平普遍高，農民教育普遍低）。雖然難以將這三類因素對城鄉收入差的貢獻加以量化（這顯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們的貢獻都應該很大。人為的制度性障礙是大家已討論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廢除戶籍制度、不全面開放城鄉人口流動、不取消不公平的農產品行政定價、不取消對農民的不合理征稅、不取消對農民的就業歧視，城鄉收入差顯然不可能不進一步惡化。這些都是應該、也是可以改變的人為因素。在這里我們就不多談制度障礙問題。但，既使能去掉這些傷害農民基本權利的制度障礙，使農民享受每個公民本應享有的平等的生活、遷居、就業與經濟權利，我們同時還不得不看到農業和非農業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前景這一事實。再退一步講，既使能去掉制度障礙，同時也假設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增長前景也都一樣，那么農民與城鎮人口的教育差別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博士與一個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們的收入同步增長。像美國沒有城鄉遷居限制和戶籍制，2002年的農民平均收入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業者(包括農業與非農)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為農民收入的1.76倍。在80年代時，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的收入比沒念過大學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這說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觀的一面。

農業發展前景有限

過去幾千年的中國，每當朝廷（不管是一次次農民革命后新成立的，還是續延的）把注意力放到農民問題身上，他們就把重心調回到農業發展上。但每次這樣做時，其實際效果都是又把中國農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惡化對土地的依附，每次使中國離工商化社會越偏越遠。比如，在宋朝時期工商業已非常發達，不僅在科技上領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創新方面為世界發明了紙幣。據經濟史學家趙岡的估計，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鎮化水平達到22（見圖一）。但是，元朝的重農主義，特別是明朝海禁之后的進一步“以農為本”，使中國的工商業不進反退，城市化程度也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時也不過7.7，到1949年時的城市化程度為10.6。按理說，在經歷過晚清的“強國”洋務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國人應該已認識到“以農為本”國策的缺陷。但，新革命成功后的“備戰備荒”、各地“自給自足”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國人訂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時的農業就業人口還占全國就業人口的80，使中國脫離不開傳統農業社會里。

前面講到，1998至2001年間，來自農業部分的農民收入不僅沒增，反而減少了102元。對于這一事實，現在較為流行的政策解釋是：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農業，否則農民收入增長困難。如果是要通過取消各種侵權性的不合理收費和征稅來提高農業收入部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農主義”來增加農民收入，那大可不必。除非是對農業全面免稅，甚至大規模補貼，否則農業收入從總體上講不可能有可觀的增長前景，更何況農業規模生產并非中國的比較優勢。農產品價格總體上只能是呈現不變或下跌的趨勢。道理其實很簡單，一個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熱量（一般不超過3千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總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會因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頓、八頓，那樣你會長胖，反而降低健康，然后你要減肥、節食等。換句話說，農業技術的改進，產量的增加并不能改變人們對食物的總體需求，或許種類、營養品類多了，但這并不能增加人體從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熱量。相比之下，工業技術革新則不同，新的技術往往創造純新的需求。比如，汽車、飛機，沒有汽車之前，人類用腳走路，有了汽車之后，一個全新的工業、全新的市場由此產生了，汽車以及相關產業的產出對國家GDP是凈的新產出。電腦也如此，由電腦帶動的高科技產業是凈需求創新，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對以前某些工業的替代。像美國微軟公司過去一年的銷售為3034億人民幣，這

是靠科技創造產生的對美國GDP的純貢獻。而迪士尼公司則是另一種凈需求創造，它過去一年的銷售總值約為1394億人民幣。這兩家公司共雇用16萬7千人，但總產值為4428億人民幣，相當中國2002年農業總產值的30（盡管中國農業就業人數為3.25億人）。因此，汽車、電腦、飛機等這些技術的發明創造帶來的是全新的需求和價值創造，而農業技術發展不容易帶出純新的食物需求，只不過是在人體總的熱量需求這個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組合而已，農業不會出現“微軟”、“迪士尼”效應。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車，還可再買一部跑車、一部越野車；你看了十部迪士尼電影，還可再看一百部；你買了一棟二百平方米的房子，還可再買兩棟、五棟一千平米的房子，這些是沒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體需要從食物中吸取的熱量一天最好不超過三千卡路里。這就是農業與非農的差別。因此，農業的價值創造極限不會被越推越高，只會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國的經歷也證明了這一點。1820年時，農業占美國GDP的70，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到1890年該比率降到38，到去年農業僅占美國GDP的不到2。中國近來的經歷也如此，1978年時農業占中國GDP的41.3，到前年則只占14.5。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二百年中，美國農業技術創新也層出不窮，為農業現代化開道。但那些農業現代化的結果雖然使美國農業的產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沒從總體上增加對農產品的人均總體需求。相反地，在其國內需求無法總體增加的情況下，農產品價格只能持續下降，農業占美國GDP的比率越來越低，農業就業也跟著下降到美國總就業人口的2以下。

在中國，不僅農產品總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種面積也不可能再增，每畝的產量也不是沒有止境，“大躍進”時的畝產萬斤“衛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話，不會是現實。按著名中國經濟史學家帕金斯（DwightPerki）的估算，魚米之鄉江蘇每畝大米產量在宋朝時約為326斤，到十九世紀的清朝時約為501斤，到1957年時平均為433斤，也就是在這一千年間每畝產量只增長33。其它省的農產量經歷也大致如此。或許現代農業產量增長得比過去一千年要快（比如，雜交水稻確實使產量升高不少），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任何重新“以農為本”的舉措是沒有前途的，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更何況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靠農業富起來的。時下流行的一種論點是：“中國有五億農村勞動力，如果靠工業、制造業來幫他們就業增收，既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活都放到中國，那也解決不了五億農民的就業。而世界勞動力市場又不允許跨國自由流動，中國的這些勞動力無法輸出。因此，靠發展工業等非農來解決農民問題是行不通的。”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得出的結論是：還是要靠發展農業來解決農民問題。這種觀點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為，第一，如上所說，農業發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約，那是客觀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實。第二，從來就沒人說“以工商為本”就意味著所有五億農民都進入制造業。算一些簡單的數字即可讓我們看清事情的本質。比如，在3.25億純務農的農民中，如果有一億能進入非農產業，那就可使剩下的2.25億農民的農業收入增加近50。那么，這一億離開農業的勞動力是否都必須進入制造業呢？非也。

以美國為例，從1820至1890年間（工業革命的頭半期），美國共凈增約5百22萬新的工業就業，同期共凈增約8百62萬新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工作，比率為1比1.65。1890至1998年間，第二和第三產業分別凈增1900萬和7080萬新工作，增比為1比3.72。或許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類似美國在1890年時的狀態，那時美國的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38，低于中國今天的49，但美國那時的工業化程度和交通運輸狀況遠不如今日的中國（比如，那時沒有汽車和高速公路、沒有航空運輸）。基于這些考慮，在中國，也許未來每增加一千萬個第二產業工作機會，可同時創造兩千萬個以上的服務業工作機會（實際這兩類工業的工作機會增加比例可以更多，關鍵是如何通過制度改革為第三產業創造環境）。加上中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幾乎為世界一百多個國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產業的就業潛力最大。還有一種觀點是：“如果重點發展工商業，吃飯問題怎么辦？糧食安全問題怎么辦？”這種觀點不是今天才有，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都有，也一直因為這種觀點阻礙了中國過去一千年的發展。第一，“以工商為本”并不是說放棄農業。第二，盡管沒有太多人這么說，但1998年是劃時代意義的一年，那年的非農就業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業就業人口，加上農業產值也只占全國GDP的約16，那標志著中國已不再是以農為主的社會，低于一半的就業人從事農業，這是一個分水嶺。有意思的是，盡管現在農業就業的比例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但農產品的供應卻比任何時候都豐富，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食品種類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豐富，營養結構也更健康，還反倒有更多人要減肥了。這些事實恰恰說明，我們傳統的一談“以工商為本”就頓時感覺肚子“咕咕叫”的觀念是沒有根據的。只要經濟制度安排合理，促進市場發揮作用，只要對外開放、通過貿易互通有無，“非農不可”是沒必要的擔心。

基礎教育是永久改變城鄉差距之路

要廢除不公平的農村征稅，廢除阻礙農民自由進城就業的戶籍制等制度性障礙，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農業與工商業的客觀本質差別也是顯然的。正因為此，真正改變城鄉收入差別的長久辦法沒有別的，只有由國家補貼、資助農村基礎教育，保證九年義務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鄉差。目前，由農村自己征稅辦教育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孩子因無法交學費而不能念完小學、中學，農村學校設施差，沒有起碼的圖書館等。國家把更多的財政投向農村教育對中國的未來遠比登月和其他政績工程更為重要。也需要增加針對農村學生的大學獎學金、助學金以及教育貸款。否則，即使允許農民自由進城居住工作，他們又如何能找到與城里人相當的工作呢？

不能再走老路

過去幾年農業收入越來越無增長，而非農收入卻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長，看到這一事實，一些同行們居然認為這說明必須重新重視發展農業，否則農民收入無法增長。這種解讀違背起碼的經濟學常識：按經濟學常識，資源應該向收益高的行業配置。在明顯看到農業的極限、看到農業收入必然越來越無法增長的大趨勢下，怎么還要往死胡同里鉆？我們知道繼續靠發展非農來解決農民收入與就業問題是會很艱難，但各國的經驗表明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說，差別在于：重新靠發展農業為農民增收是一條死胡同，而另一條路也很難，但至少還是通的。

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以工商為重，已經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更高的收入，這說明大政策方向是對的。以城鎮化水平這一指標為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時為17.9，到1990年成為30.1，到2002年則有39.1的人口為城鎮人口，這證明中國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終于在逐步實現自晚清開始的一代代“現代化”追求者的夢想，也終于在糾正宋朝之后走了幾百年的錯路。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又要調方向呢？征稅公平不公平、就業機會是否均等、創業機會是否平等、社會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機會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遷居權等問題是制度機制問題，不是產業資源配置問題。“三農”中的“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不能混在一起談。

第三篇：陳志武教授在中央黨校的演講

陳志武教授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國經濟模式轉型的挑戰》

2009-07-06 11:05:43| 分類： 轉載文章 | 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當前大家關心的，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學界、決策層還有民間，都很關注中國以后的走向，社會怎么走？經濟怎么辦？在經濟模式方面，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投資帶動。由投資帶動以后，產生很多制造生產能量（產能）。產能增加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場帶動整個中國生產鏈的不斷上升，以這種方式給制造業工廠提供銷售渠道。

但是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對投資的依賴度這么高，長久如何能持續？這是很多學者和業界人士都談論的話題。過去十幾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發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變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投資、過渡依賴出口的現狀，必須要調整。但是講了十幾年，到現在，依賴度不僅沒降反而上升。為什么呢？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更加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為什么提了十幾年，愿望表達了十幾年，但是到目前為止，不僅僅沒減少對出口依賴、對投資依賴，反而還惡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這個話題，從基礎制度角度來理解，去看為什么只要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特別是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等）、還是讓征稅權不受制約，只要政府在經濟中繼續唱主角的話，那么，這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會很困難，這種愿望可以表達，但最后要實現非常難。

具體講，我想回答下面這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經濟很難向消費驅動的模式轉型，而只能夠繼續依賴投資、依賴出口？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對于中國，GDP增長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從大到小的各級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要保8。為什么保8對中國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員去說，在中國必須要有8%的GDP增長速度，大多數人會覺得很納悶，如果在美國的話，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長速度就很高了，那就會讓整個美國社會非常欣欣向榮。但是，在中國，要8%才能夠產生足夠多的就業、讓老百姓感受到足夠多的增長，為什么會這樣？去年我在廣州跟網易的首席運營官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向我問過同樣的問題。我說：你把中國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場經濟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較，否則不可以直接比。我待會兒再解釋為什么。

第三個問題：這實際上跟第二個問題有關，為什么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夠感受到的經濟增長沒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為什么？

第四個問題：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產生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包括在座的研究生，畢業的時候能夠有足夠多的工作給大家去選擇？為什么中國GDP的增長所能帶來的就業機會那么低，比其他國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針對這四個問題做些回答。

過去的經歷

首先，我要強調，中國作為國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在過去30年做的貢獻總體上還是積極的，這可以從一組數據中看到。1980年時，歐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國占22%左右，中國那時只有4%左右，盡管中國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最快，從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間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時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為日本在這個期間，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長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趨勢，往下走。

所以，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明顯，當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個跟我今天講的主題最相關的原因是，在過去30年，國有制體系確確實實讓政府調動資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設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還有大的工業基地，政府投資的能力，確確實實是非常高，能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是當我們把中國跟印度做比較時，這一點更明顯。因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財產、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調動資源，就得像美國一樣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來調動，否則就會難以興建大工程。但是，印度處于一個差不多兩邊都不靠的狀態。就是它既沒有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沒辦法像美國的資本市場那樣匯集資源、調動資源，難以調動幾十億美元、幾百億美元去發展大的基礎設施或者大的制造業項目；它又沒法像中國這樣通過政府調動，因為印度不是國有制。比較一下，印度沒有很發達的資本市場，又沒有國有制安排下給政府帶來的調動資源的這種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可能跟中國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時候，一次跟出租車司機聊天，他說：巴西政府一旦有錢，不是去想到把他們的機場、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這錢分給老百姓，發給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說：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政府有了錢，首先想到的不是給老百姓發錢，而是在哪個地方蓋幾幢大樓、建幾個更漂亮的立交橋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鐵路。所以，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的開支、消費、投資結構是絕然不同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僅是學經濟學，還學了很多政治學以及其他學科。

所以，過去30年里，國家對資源、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其負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負面后果大于正面，這種模式使整個經濟過于偏愛大型基礎設施、工業建設等等，讓經濟過于依賴投資。這種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說到底，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終極幸福。當然，我知道年紀越大的中國人，越會把發展跟建設劃上等號，接著又把經濟建設跟投資、跟生產能力的擴張等劃上等號。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細想一想，當你在報紙上看到這樣一個標題——“加快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發展”時，你對此的第一個反應、理解會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廠，要建很多產能和樓房，要做更多的投資！但是在我看來，當生產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發展至少不完全等于產能的擴張，而更多的是圍繞生活的幸福，圍繞消費空間的擴大，還有特別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換句話說，過去這種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生產資源，控制資本，做這些大項目，做基礎設施投資，產能擴張，做到一定的時候，必須要慢下來，發展的重點必須轉移。畢竟，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要蓋無窮多的樓房，也不是要建無窮多的基礎設施，或者無窮多的廠房，最終的目標還是圍繞著人們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這個目標，仔細去想一想，在溫飽解決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標不再完全跟產能、跟投資聯系在一起，當投資做到一定規模時，這種模式必須轉變。

當然，過去30年之所以能夠通過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產能擴張來發展經濟，能夠不斷實現增長，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范圍的擴大，讓中國的產品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但是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發現這個出口增長原來并非沒有上限，不是可以無限延續下去的，到今天，再讓海外出口份額往上升很多，已經越來越難。

所以，今天，即使沒有這次經濟危機，中國經濟模式也到了一個瓶頸口，到了一個沒有選擇的轉折點。改革開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隱藏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今天我們不得不反過來面對這些基礎制度的問題。這些問題到底是什么？

國有經濟比重越高，民間消費增長越慢

我們再看一些數據，首先是在中國，民間消費即家庭消費歷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換句話說，把每年民間消費總量除以GDP，對政府開支做同樣的計算，然后看兩者的變化軌跡。那么，在1952年即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相當于當時GDP的69%，我們說美國人太喜歡花錢了，但是美國今天的民間消費是相當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時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當然我要強調，那時候的中國經濟更多的是為了溫飽而去從事生產、從事經濟活動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圍繞吃住穿來的。所以，當時的民間消費占總體GDP比例是相當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時候，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繼續下降到42%，到最近，民間消費下降到相當于GDP的35%。換句話說，整個過去五十幾年，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趨勢。

跟民間消費比重相對應的是政府開支，在1952年時，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則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們總體上看到中國的兩個趨勢，過去六十年，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在直線下降，而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線上升，而這兩種趨勢不管是計劃經濟時，還是改革開放期間，都沒有改變，這是中國的情況。為什么呢？

為了看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比較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從1952年到2004年，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從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國的民間消費在過去五十幾年總體上在上升，當然這個速度很慢。因為到最后，我們如果以百分比來衡量任何東西的話，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終不應該超過GDP的100%的水平。美國的政府消費在1952年時跟中國那個時候的相對水平差不多，相當于GDP的16%，到最近美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間。因而，美國的趨勢是，民間消費相對于GDP的水平越來越高，而政府消費慢慢在下降，從原來的16%，下降到現在差不多10%的水平，這是美國的情況。

或許我們說美國太富，中國不能與其相比。那么，我們看看巴西，因為巴西人均GDP雖然是中國的兩倍，但是它比美國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時，民間消費相當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間消費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總的趨勢在過去五十幾年也是逐漸上升，當然中間有幾年是因為金融危機造成沖擊所致，但總趨勢是民間消費越來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費相當于GDP的22%，到2003年還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間消費比重越來越高，政府消費總體上沒怎么變，這是巴西的情況。

俄羅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況大致跟巴西類似。1991年，俄羅斯民間消費占GDP的35%，也就是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之前，其民間消費跟今天的中國差不多，但是現在，這個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費當初是占25%，現在占GDP的22%。所以，俄羅斯的情況跟巴西、跟美國的總趨勢是一樣的，其民間消費占經濟比重越來越高，但政府消費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趨勢。

實際上我可以給大家看很多國家的數據，但是因為時間關系，就不給大家談更多國家的數據了。但是，如果你對每個國家做分析，你會發現下面兩個結論：

第一：在民主憲政國家，因為征稅權和政府預算權受到民主憲政制度的制約，政府消費相對于GDP的比重難以膨脹，難以失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巴西、美國、俄羅斯、日本基本都表現出這一共同點，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變，要么就是往下走，這跟民主憲政對權力的制約，特別是對征稅權的制約，關系很大。

第二，與國有經濟相比，私有市場經濟更能使民間消費隨著經濟同步增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幾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民間消費相對GDP的比重在過去五十幾年都是呈上升的趨勢，俄羅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當然，你可能覺得也許我給大家看到的這些數據，反映的只是這幾個國家的情況，是經過我挑選的特例，是一些例外。為了說明并不是這樣，從做研究的角度講，除個案以外，我們更應該去搜集一些盡可能大的樣本，做系統的分析。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跟何樂水同學把70個不同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首先根據每個國家在1980年時國有企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從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組，每組包含14個國家，然后,看從1980到2003年間這些國家的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誰高誰低？換句話說，一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民間消費會增長多少百分點？對GDP增長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國有企業比重最低（3%）的第一組國家，在這14個國家里，民間消費對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說，對這些私有經濟國家來說，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就會增加0.97%。那么，這五組國家基本上是這樣：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民間消費根據GDP的增長而增長的這個系數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這一組國家，其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民間老百姓消費只增加0.82%。當然，中國屬于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那一組。

所以，從70個國家的情況看，國有企業、國有資產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高，就越會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間消費。

為什么國有制抑制民間消費？

從學理上說，為什么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社會，民間消費相對增長速度就越低？為什么是這樣？如果大家熟悉現代經濟學的消費投資預算優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你個人、家庭每天在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多少錢時，你會有兩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勞動收入，就是工資、跟勞動有關的收入；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是資產性收入，就是資產升值，或者說財富型、財產型收入。這時我們看到，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財富、產權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資源、樓房、股票等等，所有的這些投資和非投資品種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個個人、家庭的消費與投資預算約束中，可以直接進入老百姓的日常開支計算之中，這是私有制國家的情況。

但，如果是國有制，差別就大了，因為國有資產、國有企業、國有股權，它們升值再多，盡管名義上說全民每個人都有一份，可實際上隨便問一個普通中國人，問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漲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幾塊錢了？”大家知道，他會說“你瘋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時，整個中石油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按理說，用這1萬億美元除以13億人口，每個中國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屬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財富，一個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間有3千美元財富。所以，任何時候中石油的股價漲10%，每個中國人的財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話，如果每個人直接擁有屬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會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館多吃一頓飯，女士們可能會多買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換句話說，如果是私有制，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等的股權財富就都能轉換成民間的收入、民間的消費。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計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銀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這些銀行的價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會給任何一個中國老百姓馬上帶來新的收入感、帶來新的消費或再投資愿望，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國有資產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錢、可以存下多少是沒有任何關系的。因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實際上誰都不擁有。所以，我們每天決定可以花多少錢、存多少錢的時候，不會、也不能把國有資產的升值算進來。

但是，在私有制國家里不會有這個問題。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期間，大家猜一猜美國當時GDP的增長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時候只4%。但是，在美國，4%的GDP增速能給社會帶來的消費、欣欣向榮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程度還要高。為什么會這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外，還有財產性收入，有資產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計算，美國股市每年上漲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說，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隨著GDP按3%、4%的速度增長，人們的勞動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長，但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資產亦即私有財產這一塊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許多資產分紅收入。有了兩條分享增長的收入渠道，一個是勞動收入的渠道，一個是資產財富渠道，通過這兩種渠道把GDP增長，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對老百姓家庭的消費帶來很大推動力，所以，在私有制國家里，不需要8%、10%的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照樣能夠欣欣向榮！

也正是由于國有制堵塞了上面講到的老百姓財產性收入渠道，在我們把中國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國家GDP增速做比較之前，大致上應該先把中國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較，否則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國GDP增長對老百姓消費增長發揮的作用基本是只通過勞動收入這單一渠道，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

這些年，中國的土地增值這么多，但是，土地名義上是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操作層面上是國家擁有，這些土地增值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錢。當然更不用說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上萬億人民幣的利潤了，這些本來都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封住的。當然，許多朋友會說，如果像現在股市和資產都在縮水的時候，老百姓不直接擁有這些資產不是更能規避金融危機風險嗎？因為這些縮水是由國家承擔了，這些損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擔。不過，我們必須看到，雖然財產會貶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還是值幾萬億元，老百姓不擁有這些股權當然不會面對財產縮水，但也不擁有這些價值。更何況，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從長遠來看資產是升值的。

在中國，民間消費為何難以增長？

剛才講到的可能相對比較抽象，基于70個國家的大樣本分析，會有一個缺陷，就是總感覺不太具體。在一個國家里，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還有民主憲政或非民主憲政，到底是如何阻礙民間收入、民間消費的？為了說得更清楚，下面我們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看看民主憲政特別是對征稅權和財政預算權的有制約還是沒有制約，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間消費增長。再一個是國有制的安排，為什么它會進一步妨礙民間消費增長？

先從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國民收入，如果按照三個群體來分，亦即政府、城鎮居民、農民三個群體，哪個群體分到的最多、哪個群體從增長中分享到的最少？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征稅權基本不是由全國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門掌握，差不多各部門就有權去推出新稅種或新費種，也可以對現有稅種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去調高稅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稅。

那么，在憲政層面講，征稅權不受制約到底已經給中國社會的這三個群體帶來什么影響？國民收入在他們中間的分配又有什么影響？從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后，僅預算內的國家財政稅收就翻了5.7倍，這還不包括土地銷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預算外的收入！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間增長了1.7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1.2倍。

因此，在民主憲政缺失的情況下，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這一塊，在過去12年里不斷膨脹。這必然意味著老百姓分到的這一塊是越來越小。經濟增長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鎮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農民。

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政府規模失控膨脹的趨勢。也就是，政府財政規模相對于老百姓的收入來說到底有多大？像我們做研究，特別是碰到宏觀經濟數據的時候，會讓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說GDP或者政府稅收增加多少、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這些數字對個人來說太抽象。為了避免過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預算內的財政稅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為了有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先要問，在中國歷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說，清朝乾隆時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財政稅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財政稅收4937萬兩銀子。當時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個月賺2兩銀子，一年24兩。這樣算，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稅收相當于205萬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萬個北京工匠就可供養整個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開支。

今天，其他國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稅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億美元，除以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這相當于8500萬個美國老百姓當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萬個美國人的收入可以供養聯邦政府。相對于中國的乾隆朝廷來說，現在的美國政府確確實實也是很大、很大，因為乾隆朝廷由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養活了！話又說回來，清朝多數時候，國家財政稅收差不多只有國民總收入的3%—5%，那個時候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政府”時期，盡管我們說清朝以及中國的其他朝廷是那么專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說，怎么罵都行，但是拿這些數字一看，原來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當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濫用權力要更多錢，而是那個時候收稅實在太難了。大家都知道，通過運河運糧食都那么艱難，你要收更多的錢，談何容易呀！不過現在征稅、收稅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后，你逃也逃不掉，這本身也說明在政府的收稅能力、運輸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過民主憲政制約征稅權是多么重要呀！

我經常說，之所以民主憲政在人類社會是非常現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憲政的國家是英國，那也只是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才完成的歷史進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而大多數我們熟悉的民主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出現的。

可以思考一下，為什么是這樣？民主憲政是這么近代的人類現象，跟人類技術革命的發展關系非常大。比如，我剛才講到乾隆時期稅收占國民收入3%—5%，那時候盡管朝廷可以隨意加稅，但現代交通運輸工具在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技術更是沒有。所以，沒有火車、汽車、飛機這些運輸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約的權力給民間利益、給老百姓財產所能形成的威脅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遠”指的就是這個地理距離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對老百姓的變相保護，還有一個是通信手段的缺失，這也變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財產和民間少女更好地保護起來。

但是，現在有了火車、汽車、飛機、萬噸巨輪，還有這個互聯網時代，征稅能力、搬動運輸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這個時候，由民主憲政把政府權力約束起來的必要性，跟歷史上任何時候相比較，都是高得多。因為你稍微不約束政府權力，讓權力稍微發揮、濫用的話，給老百姓利益能夠構成的沖擊和傷害是前所未有的高。這就是為什么不只是在中國，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民主憲政都是在最近兩百年、甚至幾十年才變成各社會共同的訴求。

我們很多人說民主自由、民主憲政，歷來就不是中國的傳統，跟中國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說，民主憲政不僅不是中國的傳統，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以往的傳統。沒有哪個國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運作好的、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在這個時候，我們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學者的話蒙住了，他們說，中國歷來就沒有民主憲政，所以未來也沒必要有。想想也對，秦朝、漢朝、唐朝、宋朝等都沒有民主憲政，但是這些人就不會跟你講，不僅中國是這樣，過去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沒有民主自由、沒有憲政。我們必須考慮到交通運輸技術、通信手段以及調動老百姓財產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須相對于這些東西來看民主和對權力制約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國2007年的政府規模之后，我們再來看看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政府規模的變化，國家財政稅收每年相當于多少個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時，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3億3千萬個城鎮居民當年的可支配收入。那個時候是全能政府時期，至少對城市人來說，工作、小孩教育、醫療、退休、養老、住房等等，這些都由國家包下來，正因為此，所以就要改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于1億5千萬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相對規模在改革開放第一期，是減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過那還是遠遠大于只需要205萬人的收入即可供養的乾隆朝廷規模，比美國政府的兩倍。

但是，1995年的稅收體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從國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規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又上升到相當于3億7千萬個城鎮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還要大。從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實施的改革的確朝小政府的方向邁進；但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又重新向大政府邁進；最近由于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政府在開支和投資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規模上升。

相對于農民的純收入而言，1978年的國家財政稅收等于當年8億5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1996年時，相當于3億8千萬個農民的純收入，到2007年這個數字是12億3千萬農民的純收入。

所以，征稅權不是控制在民選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里，其結果是征稅失控，而且趨勢越來越嚴重。我知道有很多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很喜歡說中國要加強稅收，要讓中國稅收不斷增長，認為稅收增加越多越好。這當然使財政部高興。特別是很多學者最近十幾、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國家跑，去找哪個國家的哪些稅種是中國還沒有的。回國以后再介紹給中國，以各種名義幫助攝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種不可思議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國預算內稅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經濟體比較，說中國財政稅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歐國家的低，比美國的17%要高。所以，他們就說中國的征稅水平不算太高，說還可以有增長的空間。

可是，這些認為中國老百姓稅賦不高、還要到處引進各類名目稅種的人，沒有把另外一個重要背景考慮進來，也就是那些國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國家，而中國還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書，就會知道我們建立公有制、建立國有制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就是為了由國家經營企業、經營資產賺錢，不要老百姓交稅。至少，老百姓的稅賦應該跟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總量成反比，不能夠一方面繼續保留那么多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卻還像私有制國家那樣去征稅。這樣的話，老百姓的收入、民間消費還如何增長呢？

所以，那些學者、經濟學家把中國的稅收水平跟私有制國家做比較之前，必須把這個前提考慮進去，因為國有經濟畢竟還是中國經濟的主角。不能忘記建立國有制經濟的初衷，否則就是誤導人。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每年國民收入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間的分配情況。如果從資產所有權的角度理解，資產財富的存量在國家與民間之間的分配怎樣？我做一個粗算，這可以給我們一個大概印象。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些資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國有土地總價值大約是50萬億人民幣。按照國資委主任李榮融2007年在《求實》上發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國有11萬9千家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擁有的國企，加起來有6、7千家，還有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所有這些國有企業的總資產是21.9萬億人民幣。把國有土地和國有企業的總價值放在一起，相當于72萬億人民幣的國有資產。我們上面談到的國家財政稅收5萬多億人民幣，這只是國家可以花的錢的一部分，更大的是這些資產升值和財產型收入。比如說，2007年如果國有土地和國有資產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國有資產的增值相當于8萬億人民幣，因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國有企業總利潤中，央企是1萬6千億人民幣。8萬億的資產升值，加1.6萬億的央企利潤，國家作為資產擁有者，就得到9.6萬億人民幣的資產性收入。這9.6萬億，如果是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每個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財產性收入呀。但是，這些錢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預算內的5萬4千億財政稅收就已經很多了，沒有這些資產性收入也夠了。

許多人會說，政府得到財政稅收以及財產性收入，不是在給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嗎？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嗎？一些經濟學家會說，征稅是現代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謂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稅、再用稅收幫助低收入群體。這種轉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嗎？

真的如此？實際情況可能跟很多學者講的理想相差很遠，因為在沒有民主憲政制度安排下，當財政預算是黑箱操作時，你靠什么制度機制保證所謂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實現，分配到你希望的對象上，花到民生項目上？所以，我就說，你不能裝作沒看到，不要裝著說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實際的財政預算是不是真的在進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還是讓我們看幾組數據。根據財政部謝部長的一個發言稿，2007年財政稅收5萬4千億，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是6千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稅收的15%，那一年有點財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說政府總開支的15%用在這三個民生項目上。這6千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政府為人均開支461塊錢，這461塊錢相當于當年城鎮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這些相對數字能幫助我們做跨國比較，因為你不能拿絕對開支數值去比較，原因是各國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國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是1萬5千億美元，相當于美國聯邦政府當年開支的61%，這個61%跟中國政府在這三項開支占政府開支的15%可以做比較。1萬5千億美元的民生開支相當于當年美國GDP的11.5%，這跟中國政府這三項開支相當于GDP的2.4%也可做比較，算到3億美國公民身上，每個公民平均得到的好處是5000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國比較一下，我們發現，有沒有國有經濟，征稅率的高與低，最后對政府在民生項目上的開支沒有直接影響，國有制經濟、高征稅并不必然意味著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經濟并不意味著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處。當然有人會說，你不能走極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稅，是不是也可以讓政府在民生上花這么多錢？我是說，中國有那么大的國有經濟、光預算內財政稅收就占GDP的22%，而美國是私有制經濟、其聯邦政府稅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國花在民生上的相對開支卻還是低于美國。

關鍵在于民主憲政制度安排。如果說美國比中國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應該同中國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醫療衛生這一項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國在三個項目，醫療衛生、就業福利和社會保障上的開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相當于GDP的5.4%，而中國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沒有被中國的這些數據所支持。

國有制和私有制帶來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

國有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間消費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經濟學界過去的討論中，在談及國有企業要不要民營化時，往往把焦點放在國有企業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還是更低上，從純粹的效率回報來判斷。那顯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營化，還必須看到國有經濟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使經濟對投資、對工業的依賴度過高，對消費的依賴度有什么影響？

有一個很容易看到的事實是，前蘇聯、前東歐計劃經濟國家，它們當時基本沒有服務業即第三產業，連面包都嚴重短缺，消費品和服務品始終供不應求，是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中國經濟也是如此。那么，蘇聯在國有制下，整個經濟發展重點、投資重點放在哪里呢？放在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包括軍工上！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回過頭看，盡管70年代、80年代蘇聯的高科技發展跟美國軍事發展基本相當，但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今天我們在中國用到的方方面面技術，特別是跟生產力、跟生活有關的技術，不管是家電、電腦也好，汽車也好，甚至是火車，等，沒有哪一項是蘇聯當年科技發明創造留下來的。說明他們的發展離民生太遠、距離重污染、重資源的消耗性工業太近。

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現象，為什么國有經濟、國家主導型經濟都偏愛重化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呢？國家主導的經濟最終把重點放在工業發展上，一點不奇怪。這里我不是說由政府官員做投資決策、做開支決策的時候，他們會不負責任，不是這么回事。他們很好，但是制度激勵安排會逼著他們按照某種方式去做決策，如果讓我處于他們的位置，我也會像他們一樣，把能夠控制的資源和錢都花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大樓與高速公路上，還有就是投資建大工業項目。因為從業績評估的角度講，也就是因為我要對上司負責，如果我的工作好壞由上司評定，他的業績再由他的上司評定，而我們的前途又分別由各自的領導決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這幾十億、幾千億元，往哪里投資、往哪里花才更能讓我的領導們看得見，怎樣表現對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傾向于這些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還有那些工業大項目。

這話怎么說呢？過去幾年，我每年帶著耶魯大學的MBA學生到中國訪問、參觀企業，去年我們去寶鋼給每個學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為寶鋼煉鋼車間這么宏偉，軋鋼工序那么長，又長又壯觀的鋼條被那些機器送來送去，又是加熱又是冷處理，讓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國的我的學生們覺得：哇！中國制造業這么宏偉、這么厲害！客觀想一想，幾乎每個煉鋼廠都會這么宏偉，因為它們必然看得見摸得著。但是，寶鋼給他們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響。過去七年，我每年帶著不同的耶魯MBA學生到中國來，這些學生每次都是對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工廠和高樓大廈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為考慮到這點，同時考慮到制造業工廠最能代表中國的經濟結構，所以，兩種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會選一些制造業工廠去參觀。既然我的學生有這種偏好、按照這種方式去審視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所有領導也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重、鼓勵有形的大工程，喜歡那些形象工程，輕視那些對社會更重要但屬于無形的項目。

這就是為什么過去那么多年里，每當領導人為了培養出幾所世界一流大學而宣布加倍對北大、清華、人大等大學的投入時，我看到新聞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大學的校園又要大興土木、環境又要被糟蹋了，因為他們肯定又要多蓋新樓，之所以是這樣，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長或者書記，如果我把10個億的錢，真正用來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這些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如果我真的往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遠都看不出成效，那樣，我作為校長的功勞和業績就永遠無法表現出來，看不見。相反，如果我把這些錢花在新大樓上，我的校友、我的領導以及各種來訪者很快都能看到，他們來的時候，每個人會說：“哇！你這個校長做得真好！前兩年還沒有這些大樓，現在到處都是摩登大廈了！”

所以，由于業績評估的困難、信息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的原因，政府官員在做花錢與投資決定時，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看得見摸得著的大工廠和大基礎設施。于是，在國有經濟下，不管是當年的蘇聯和其他計劃經濟國家，還有當今的中國，都有偏重工業、偏重基礎設施的傾向。

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這兩種不同的安排，所帶來的對經濟產品的總體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會很不一樣。正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傾向于基礎設施和大工業項目，所以，國有主導的經濟對資源、對工業品的需求最高，會遠遠高于對消費品、對民生服務業的需求。因為為了建這么多高樓大廈、基礎設施和工廠，對方方面面資源的需求會更高，然后對環境的污染也會更嚴重。這是一種偏向資源、能源的需求結構。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整個社會的主要資產和國民收入由民間老百姓掌握，由他們決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產生的需求結構會更側重消費品和民生服務品，看淡工業品。道理很簡單，如果是我們自己去花錢，特別是由女士們去花錢時，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買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養老產品、多少醫療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飯等等，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來花錢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會是那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關的行業大致有兩大類，一種是消費品，就是我們以前講到的輕工業；第二種服務品，也就是說第三產業。

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帶來兩種不同的產品需求結構，由此引申的發展機會和產業結構當然會不同。這就是為什么私有制經濟往往能帶來對第三產業和對輕工業的發展，而現在的和過去的國有制經濟都經歷了輕工業、第三產業嚴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結構在私有制和國有制安排中出現的這種差別，最后演變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所以在國有制下的國有經濟結構必然把重心放在工業上，放在高污染、高資源消耗的重化工業上。而私有制經濟必然會更偏重于輕工業、消費品和第三產業。任何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它的需求結構所致。需求結構是什么樣，會決定整個經濟的供給結構。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想，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就只能靠重化工業、靠投資然后靠出口市場來發展。否則，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只能是一種愿望。

偏重國有經濟的結果使就業難以增長

在就業的問題上，只要社會資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錢主要花在國有企業上，花在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上，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就不會多。比如，從1990年到2006年，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歷來是對民營企業固定投資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為8萬億元，而民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是2萬億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這種投資結構，所產生的就業后果怎樣？從1990年到2006年，民營企業每年在創造就業，而國有企業每年在丟失就業機會。1998年，那年國有企業在改制，總共損失兩千多萬個就業機會，而民營企業在那年創造了五百萬個就業；1999年，國企喪失了5百萬個就業機會，到2006年還是減少了50萬個就業。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在1999年新增150萬個就業機會，2005年新增 520萬個就業；2006年也增加了450萬個就業。

換句話說，從最大化創造就業的目標看，過去這些年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的投資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業機會最大化的。那樣做，或許讓GDP按照“打腫臉充胖子”的方式虛增，但對民間就業是很糟糕的。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GDP增長帶來的就業很少，必須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強解決每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需要。

之所以偏重國企、偏重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對就業機會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顯的例子是像奧運場館，大概總投資是4千億人民幣，奧運會之后，這4千億投資創造了多少個就業機會？也許有2000個？如果是這樣，差不多是花了兩個億才創造一個就業機會。

如果把資源投入服務業的民營企業，創造的就業會很不一樣。比如，重慶富僑足療公司，創業才幾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僑足療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這家公司總共雇傭4萬多人。它的投資是多少？每開一個分店，大概花幾百萬，每兩萬塊錢的投資就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這個服務業新就業機會跟投資比值是1：2萬，而奧運場館是1：2個億的投資。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務業創造就業的效率跟基礎設施、大工業項目就是不一樣。

為改變經濟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綜上所述，為了長久持續的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具體講，就必須從事下面兩方面改革。第一當然是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這是最直接約束征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并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后，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還沒有到位、虛的全民“所有者”給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現在的公眾股權基金一樣可以交易。另外，在31個省市分別成立各省市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國企資產都注入其中，每個省的國民權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這樣一個原則，比如按6：4或是7：3這樣的比例，將各省國民權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關于這一方案已經說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應。有人說，這些國民權益基金交易起來很難，有13億人口。其實，我覺得，在操作層面上，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和基金行業已經走得很遠了，到現在本來就有1.5億左右的基金帳戶。所以，既然這些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夠處理好1.5億個基金帳戶，處理13億國民權益基金帳戶，在規模、難度上應該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說，這是不是像俄羅斯、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在私有化？我要強調說“不是”，我講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羅斯當初的私有化不一樣，民有化是實現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說把國有企業都拆分了，國有企業繼續可以運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產權收益、財產性收入都應該注入到這些國民權益基金，然后由13億公民直接擁有這些基金的股權，這樣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給具體落實，這沒有違背原來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幫助實現十七大強調的增加老百姓財產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關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私有化改革路徑的問題，以前有很多誤解。對于所謂“休克療法”改革的結果，我覺得太多學者仍然把結論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東歐國家的狀況上，沒有幾個人今天再去東歐國家去看看，看今天的東歐跟90年代末期的東歐有什么差別。最近跟一位東歐學者談到漸進式改革與休克療法的問題，他說，在東歐，這些已經不是問題，因為在那里改革已經完全結束，而且多數東歐國家的生活水平已經離西歐國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來的這些國家，前蘇聯分出來的很多國家、波蘭等等，這些國家的人，不管是決策層還是老百姓，都已經把改革畫上了句號，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來在中國的改革該怎么走，這還是一個問號，還是繼續進行時。所以，說“東歐國家的改革是一種失敗，中國漸進式改革是一種成功”，這句話在邏輯上還不成立，因為一個已經完成，而另一個還在進行，中國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這點，大家可以自己去觀察、收集數據做一些判斷。

[2009年5月23日]

第四篇：陳志武：市場經濟 通向個人的自由之路

陳志武：市場經濟 通向個人的自由之路.txt男人應該感謝20多歲陪在自己身邊的女人。因為20歲是男人人生的最低谷，沒錢，沒事業；而20歲，卻是女人一生中最燦爛的季節。只要鋤頭舞得好，哪有墻角挖不到？陳志武：市場經濟鑄就通向個人自由之道路

市場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里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也創造了輝煌的精神文明。有關市場與政府該如何分工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經濟危機使自由市場經濟面臨更多質疑，弊端在危機中放大。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不受限于眼前的“樹木”，而從更深層的人類文明進程中來考量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發展，從而清晰地看到整個“森林”呢？陳志武教授在此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機沖擊全球以后，國內外都在對市場經濟、對商業或者說對商業文明，進行一些反思。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給我們新機會去重新認識人類，認識不同社會安排的優劣，進行價值判斷，也給我們以機會再次審視中國以及其他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今天大家對市場經濟、市場化改革、新古典經濟學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流主張，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當然在人類歷史上，包括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類社會的最后一次對市場經濟的懷疑，因為人類就是這樣的一群動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時一刻的事情和經歷所迷惑，把過去更長時間的經歷、從更長歷史中得出的更加經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給忘記掉。

比如，關于市場與政府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紀30年代有個兩大陣營的討論，那時期自由市場國家處于高度經濟危機中，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處于快速發展中，所以，討論來討論去，不管哪種安排在邏輯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勵上更與人性自洽，那種實際業績上的差異——盡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時間的業績比較——讓當時的世界普遍認為基于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蘇聯模式更優，更有利于經濟增長。于是，在那種基于一時沖動性的結論之下，二戰之后，從東歐到亞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歐、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蘇聯計劃經濟或者說政府管制經濟、政府擁有并經營企業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國都有國有企業，只是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各國的國有企業都全面虧損，而且越來越嚴重的虧損，逼著人們反思政府經營經濟、管制經濟的模式。那些虧損和反思為后來的全球范圍內大規模私有化、重新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這就有了1978年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1980年后美國里根、英國撒契爾夫人的私有化，后來的俄羅斯與東歐私有化等等，對二戰之后的國有化和經濟行政化進行逆轉。當然，這次危機沖擊后，人們又看到了中國與私有市場經濟的差別表現，所以，人們就問：是不是又要對過去30年的經濟“去行政化”、對“市場化”改革進行逆轉，要“再行政化”、“再國有化”呢？

在這個時候，我們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避免重犯二戰結束后所犯的判斷錯誤，不要又因為一時一刻的短期經歷得出一般性結論。“花別人的錢不心痛，花自己的錢才心痛”是委托代理問題出現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條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機或者任何市場危機都源自委托代理鏈條所必然帶來的利益扭曲的話，由政府代替市場不可能消滅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因為政府權力體系所含帶的委托代理鏈比市場主體——公司的委托代理問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解決現代市場交易鏈條太長所帶來的危機的辦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場，因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國，針對政府權力體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問題的規制機制，都還遠不如規制公司中委托代理問題的機制來得可靠，后者畢竟還可以依賴廣大市場參與者的壓力來解決，更不用說在權力制衡問題還沒解決好的其他國家。

不過，今天我還是希望從另一角度來解讀市場經濟、商業發展對人類社會的貢獻，那就是，市場的發展是如何把“人”從傳統的“工具”約束、從“不自由”中解放出來的？以往，在中國的語境下討論“市場化”，我們都不知不覺地從“相對于政府權力”的角度來理解“市場化”，也就是，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市場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對于政府權力而言的市場化，大家已經談得很多，我這里就少說。

婚姻與家的經濟和非經濟功能

在中國、在人類歷史中，由政府權力全面管制經濟畢竟歷史很短，是近現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類歷史的主旋律。也就是，從更長人類歷史看，市場化發展、商業文明首先是或者說更重要的是，相對于制約個人自由、壓制人性的傳統社會體系而言的。這是因為在現代政府權力、在現代市場主導資源配置之前，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權力又非市場的社團組織來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會、寺廟、社邑、社團等等。商業發展使市場成熟之后，市場不僅取代了傳統社團體系，更好地實現了人際間的利益交換，而且同時把人給解放出來。換言之，我們應該從更深層人類文明進程角度來思考市場化、商業化發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樹木。

就以我們很熟悉的“家”作為起點吧。在黃梅戲《天仙配》中，其經典對唱是“夫妻雙雙把家還”，一首男女對唱情歌。該歌流行幾十年，受到廣泛歡迎，因為它代表的是中國傳統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來看看中國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對任何人的一生，沒有東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響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這么根本的基石，市場化的發達或者不發達是如何對其產生影響的？我們的核心生活內涵又是怎樣受制于市場的發不發達呢？

歌一開頭，“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綻笑顏”，為后面更為實質的內容布景。接下來，“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這是勞動分工、經濟合作的概念，家是生產單位。也即，家的第一個功能是經濟生產上的互補與互助體。婚約支持下的家，使勞動分工有了信任、不違約的基礎，因為雖然任何兩個人之間都可以進行勞動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證合作能順利的信任基礎，為了強化信任，兩人、兩家聯姻是一種方式，甚至是傳統社會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產意義上的結盟，借此保證彼此的勞動優勢能可靠地發揮，讓產量高、產出不確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雖破能抵風雨”。從字面上理解當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個相互保障的保險體系，是成員之間跨越時空的風險交易體，好像一個內部金融市場。有了這樣的無條件結盟互助，不管未來發生什么事，是刮風還是下雨，是生病、天災人禍還是年老，都不用怕！這種結盟增強了彼此抗拒風險、應對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經濟風險交易功能。

“夫妻恩愛苦也甜”，這體現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種歸屬，夫妻間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連，讓雙方在未來即使碰上物質與非物質的困難，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讓苦也能變成甜。

“你我好比鴛鴦鳥，比翼雙飛在人間”。這是說，如果雙方能夠通過婚姻成家，使共同的產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間互擔風險，讓倆人在心理與情感世界里互相關愛，那么，他們倆就能飛遍天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說，“婚姻”、“家”的生產單位功能涉及到當下有沒有足夠多的物質產出，是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風險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來的經濟安全問題，通過“家”所建立的“寒窖”來保障未來；第三個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靈、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業化、市場化發展對上述“家”的功能帶來了什么變化？“家”在如何轉型？這些轉型在解放個人還是在進一步限制個人權利？

首先，我想強調，在過去30年，商業文明在中國慢慢地興起，“家”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單位已經或正在被解體。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兩個，一個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個是公司化發展。《天仙配》“夫妻雙雙把家還”的背景是農業生產，那當然是“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原始境況，一個澆水澆園，另一個耕田。那種安排下，不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時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飯、睡覺在一起，生產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村、農業進入工廠和城市，從事非農。于是，“夫妻雙雙把家還”的境界越來越成為歷史。

當然，有人會說，即使進入城市、從事非農，他們也可以開雜貨店、開“夫妻店”餐館，夫妻不是照樣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嗎？只是現在的商業領域越來越公司化，連鎖店公司化，像國美、家樂福、沃爾瑪等公司已經把許多傳統雜貨店擠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星巴克等連鎖餐飲公司把許多“夫妻店”的空間擠掉，于是，越來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隊伍。因此，工業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產”從“家”的功能中剝離出來，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離開“家”，由市場勝任。

但是，這樣一來，對“家”有什么影響？至少，夫妻間花在一起的時間，還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會發生很大變化。前面講到，按照“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生產方式，傳統中國夫妻不只吃飯、睡覺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們做一簡單研究，對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現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時數量，看這個指標在怎樣變化。原來沒有工業化時，家作為生產單位，夫妻每天也許有20到22個小時在一起。當然，那樣可能彼此煩的機會很多，但換個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覺和關系近的程度也會很高。總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難。

而現在工業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來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沒辦法。在北京，絕大多數夫妻早晨六七點起來，快快吃完早點，就你到你單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點才回到家里。所以，我們會發現，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時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特別是過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家”因為工業化和公司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功能在淡化，生產單位意義上的“家”在解體。

這已經帶來很多挑戰，比如，離婚率會上升，夫妻之間的關系也許會比以前淡。從另一方面看，“家”的生產單位性質或許沒有了、少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許反而比以前深了，因為原來每天24小時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現在在一起時間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樣以新的方式鞏固他們的婚姻和家庭。總之，工業化、公司化的發展在改變傳統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們從小長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場不發達迫使人當交易工具

“家”作為農耕時代的簡單生產單位在解體，但是，當商業規模或者商業復雜度、所需要的融資量高到一定程度時，以“家”、“家族”為基礎的商業組織還會是常態，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產單位或者使其擴張，只是所從事的生產比農業、傳統商業更復雜。

我們先看一組研究數據。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跟他的兩位同事做過一項研究，對象是泰國最大的150家家族企業，看這些家族企業掌門人子女和親戚的結婚對象是誰。他們收集了從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個婚姻樣本，并把這些婚姻分成三類：第一是政治聯姻，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對象是政府官員子女；第二類是商業聯姻，對象也是家族企業的子女；第三類是既沒權力因素，也沒商業目的，而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總樣本里，33%的家族企業子女婚姻是為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發生的頻率是46.5%，這兩項加在一起，占總樣本的79.5%，將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愛情。有意思的是，當家族企業把子女婚姻對象的消息公布時，如果是愛情婚姻，那么股市對該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反應，而如果婚姻對象是官員或者其他家族企業的子女，那么，股價會漲不少。

很明顯，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愛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家族商業利益去跟其他商業財團、政府官員家族聯姻，因為聯姻能擴大家族企業的交易機會和資源空間，降低有聯姻關系家族企業間的交易成本。實際上，股市也希望企業掌門人家族這樣做。

為什么在泰國、中國香港和臺灣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子女婚姻往往成為商業手段，而在美國等社會這種現象已經很少？亞洲社會是否有其他選擇？

答案在于市場的發達程度，更具體講，取決于市場交易的信用環境，也即市場制度架構，還有資源機會是否平等開放。如果各行業機會對誰都平等開放，商家與官權力聯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場上陌生企業之間的交易信用不是問題，那么，商家之間就用不著通過聯姻來強化他們家族企業間的信用關系。商業聯姻、政治聯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機制還主要依賴血緣的傳統社會產物，是市場不發達的表現。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哪些行業的家族企業更傾向使用政治聯姻、商業聯姻。首先，范教授他們發現，需要得到政府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中，那些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特別是房地產與建筑業的家族企業，其子女有96%是為了商業利益去聯姻，遠高于政府管制比較少行業的關系婚姻頻率。反過來看，就是市場化程度高的行業，家族企業子女愛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些不奇怪，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于這種傳統，通過婚姻關系把家族企業的利益保護起來，讓自家財產不受政府權力的威脅，而跟實力企業家族發生聯姻，可以擴大未來發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發生，人成為具體的交易載體。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國，蓋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業掌門人不會要求自己的女兒去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會以前跟這里談到的泰國和中國情況類似，但是，隨著市場契約機制的深化發展、政府管制的減少，企業家子女的婚戀就被逐步解放。發展市場交易機制、減少政府管制，不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間的交易成本，而且決定民營企業、家族企業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市場化就是這么具體地把自由權利還給個人。

朋友說，為了家族的利益，犧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關系？對于人一輩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決定性？是婚姻，這決定你一輩子要跟誰生活、跟誰一起生子女。特別是，當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時，未來幾乎沒有離婚的可能，你不能說“沒有感情了，所以要離婚”，因為當初就不是因愛情而結婚的。

當人際交易不是在市場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發生時，人就成了工具，人的價值由其工具價值決定。我們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習慣。在中國，我們說“富不過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親子接班，兒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沒有能力，企業長不了；而如果請血緣關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業，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過，委托代理問題可能嚴重。不過，“富不過三代”問題不只是中國有，其他社會也都有，是人的本性決定的。

我們知道，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西方社會發展出了職業經理人市場，讓家族企業創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親，而是通過契約關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構，到廣泛社會去招聘，任人唯能。這樣一來，企業創始人的子女可以憑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職業，不至于除了父親企業以外沒有其他選擇，反而因父親事業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國職業經理人市場的發展還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會也推演出過解決企業傳承問題的變通辦法。在日本，三井集團創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寧可要女兒也不要兒子，因為有了女兒我可以挑選兒子”。他說，親子盡管可靠但可能沒能力，而有了女兒，他可選擇女婿。接著，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方式，使兒子并不一定成為接班人，企業掌門人會在兒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輕人中間挑選一個；如果他選中的不是親生兒子，就讓女兒先嫁給被選中的年輕人，等女兒結婚一年后，再舉行儀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為三井家的養子，并且會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養子”掌門。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學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個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戰之后哪種類型公司的業績最好？第一類公司的掌門人是企業創始人的親子，就像中國的家族企業一樣；第二類企業的掌門人是外面請來的職業經理；第三類是由“女婿養子”管理的企業。研究結果是：“女婿養子”管理的公司業績最好，其次是職業經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親子管理的公司。這些結論，或許對中國的民營家族企業有一些啟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團掌門人松下正治從血緣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團從1673年到現在有好幾個掌門人不是三井家族的，豐田汽車也是這樣。

“女婿養子”比較好地解決了企業傳承的問題，通過儀式把女婿收為養子，達到“雙保險”效果，這樣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當我跟女兒講這個故事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那他女兒的幸福怎么辦呢？她說，這樣做太殘忍了，不能接受，因為女兒為了家族企業的利益而被當成工具，要犧牲自己一輩子的幸福！

當職業經理人市場不發達，或者說在市場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子女會被迫做工具用，她們的幸福被犧牲掉。

今天在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對經濟學家不滿，原因是他們認為經濟學者過于迷戀市場，說市場不是萬能的—— 市場當然不是萬能，世界上沒有萬能的東西。只是，從上面的這些具體事例和數據，我們看到，當把注意力放到具體的人類活動和傳統習俗時，方方面面的市場化細節正在把個人從各類工具用途中解放出來。所以，市場化、公司化不是壞事，恰恰相反，市場經濟給人類以自由。

金融市場具體地解放個人

上面談到，市場化、商業化發展已經在改變“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復雜度高因而對信用依賴度高的領域，“家”和“人”還在繼續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產單位，只是其程度在隨著市場化的深化而不斷下降。

接下來，我們討論“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變遷，重點看外部金融市場的發展在如何改變社會結構、社會文化，主題繼續是談市場經濟給個人帶來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場上。

之所以幾乎在所有傳統社會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產單位，是因為生產需要投資，一投資就涉及到價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價值節省下來、投入項目，要等到未來的某個時候才能有回報，這樣一來就涉及到跨期信用問題：怎樣讓人們能放心、愿意投資呢？其他人今后違約不認賬或者耍賴怎么辦？所以，“企業”基于什么組建、如何組建實際上是一個如何安排跨期價值配置、保障跨期價值配置的問題，而基于婚約和血緣的家、家族是一個古老又不允許有選擇的共同體，以它為基礎來實現跨期價值配置，當屬自然。

實際上，圍繞生產單位、企業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許多潛在的跨期價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種形式，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種，比如像養老金、保險、借貸、證券投資等等，這些沒有涉及生產、實業投資，但卻更單純地圍繞價值、風險的跨期交易。前者是為了解決人的物質生產問題，后者是為了解決個人的未來經濟安全問題。

就以防老、養老為例，一般是人在年輕時多存錢、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賺錢后再從原來的投資中得到回報，來養老。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價值配置需要，或者說最原始的跨期風險交易品種。前面談到，這種跨期交易的違約風險很高，投無所報的情況極容易發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說到的“家”的風險交易功能，尤其是通過養子來防老的安排，亦即，壯年生子，錢花其身，供其長大，等自己老了，也會是兒子壯年之時，兒子的回報恰好供養老用。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人格化“養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為養老交易體系外，人類社會還發展了三種其他的交易體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廟和教會、民間社邑等；其二是我們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場，像養老基金、投資基金、人壽年金；還有就是近代出現的政府養老保障體系。

每種交易體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體系，有它建立、維系和鞏固交易信用的基礎。前面說過，基于“家”的風險交易體系之所以比較靠得住，是因為其基礎是血緣和婚姻，而血緣關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選擇的，兒子跟父母親的關系是天生的，所以，最為牢靠。更何況，通過再加以一套類似儒家“三綱五常”這樣的剛性文化體系，把每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級固定下來，約束其行為規范，讓你動也不能動，社會結構中沒有自由流動的余地，于是，整個社會基于血緣體系的跨期價值交換，生病、養老等保障，就有相當的可靠度了，生存意義上的交易風險就不多了。

基于社團組織的跨期互助體系，也不是以明碼標價的方式進行人際跨期利益交換，其建立并維系信用、保障“回報”的基礎一般是某種具有凝聚力的東西，比如共同信仰、同鄉、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基礎，加上做禮拜等等有形和無形的安排，使這套體系的凝聚力極強，近兩千年不衰。而教會時常給教徒提供類金融服務，比如，在現代金融發展之前的中世紀，教會允許年壯夫婦把房產、地產先前簽約，承諾在夫婦都去世后財產的所有權給教會，但是，在他們有生之年，教會要給他們生活上、經濟上的支持，從效果上，這種安排等同于現代保險公司出售的人壽年金。

在中國歷史上，超越血緣的社會互助組織相對不發達，有較多記載的是從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紅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義莊還是以血緣宗族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廣東等南方地區的“自疏女”、“姑婆屋”組織，雖然跟佛教有關系，但主要還是為十幾歲就選擇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輩子的生活保障體系，這樣，選擇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幾歲搬進“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勞動，此后所有的勞動所得都屬于姑婆屋，供養其他年長、病殘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進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來的年輕自疏女要給她們以保障。就這樣，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實現彼此間的相互支持，只是她們間的價值交換是跨時間的，姑婆屋就成了具體完成這種金融交換的社團機構，從本質上類似于“養子防老”、金融市場交易。但是，正因為中國以往超越血緣的社團組織總體不很發達，從某種意義上，相對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社會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沒有太多可供選擇的信得過的互助體。

第三種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場，其范圍是廣大社會的人，交易產品明碼標價，其交易組織不是基于血緣，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個參與者追求顯性利潤的最大化。正因為此，它的信用支持體系很難建立，失約、違約會時常發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約法治體系的支持，亦即與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種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會保障體系，支持這種安排的信用保障體系是國家的強制力，即立法、行政與司法。正因為這種交易體系的組織不是基于血緣、共同信仰或者利潤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權力，所以，其腐敗空間和因此帶給社會的交易成本也會很高。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的教訓證明了這一點。

既然我們可以依賴血緣家族體系，也可以依賴基于宗教的社團組織，或者基于某種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緣社團組織，可以依賴政府權力，還可以依賴市場，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跨期價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種安排更好、更優？為什么有些安排會更糟呢？正因為每種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會文化支持，其帶來的文明性質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場的安排所帶來的是商業文明、契約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權力的人際跨期價值配置體系培養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個人權利的權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紀所經歷的那樣，基于教會的跨期利益交換體系會壓制個人自由，壓制個人信仰的選擇權利。

很多人說，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實現今天金融市場所能做的經濟安全保障，為什么還要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問題是，通過“養子防老”人格化安排達到經濟安全，這種互助體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壓制個人自由、把人當工具而不完全當人的風俗和規范，必然要犧牲人的尊嚴。

例如，休妻。在中國，今天已經沒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從漢朝開始，以七條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這對女士來說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條就是不能生子。為什么呢？“養子防老”是依靠兒子來實現未來經濟安全，妻子必須要能生兒子，否則整個家里長輩未來的安全就無保障了。所謂“不孝有三，無子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兒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七條理由中，有五條跟“養子防老”有關。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強，那么，丈夫怎么納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實際上，當一個社會只能依賴子女來養老、避險，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兒；或者即使能生兒子，也只能生一個或者兩個，在過去的社會里嬰兒死亡率高，生一兩個兒子還是不夠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傳統。

一夫多妻制在人類歷史上被絕大多數社會所采用，或許道理也在這里，因為金融市場只是到近代西方才發展起來。我最近看到一份人類學研究報告，這份研究是基于對今天還在地球上的849個不同社會的調查，這里各社會是文化意義上的而非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他們發現，其中，708個社會今天還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會有137個，這里面包括中國，只有4個社會正好反過來，是一妻多夫。

這種研究發現不奇怪，實際上，在一百年前，執行一夫一妻制的社會可能不到100個。在相配的金融市場沒跟上、也沒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前，當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緣的社會互助體系也不是非常廣泛的時候，即使從愿望上要終結一夫多妻制，也很難，因為今天終結了，明天可能還要恢復。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開始終結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約束社會的是古羅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紀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來，羅馬帝國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紀接受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并使羅馬城變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隨著基督教的羅馬化，古羅馬社會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為基督教的官方主張。羅馬教皇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要求在西歐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爭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紀，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許一夫一妻。當然，在今天美國，一些地方因為摩曼教還允許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認為原來在 《舊約全書》里并沒有說只能一夫一妻，舊版《圣經》包括一個男的娶多個妻子的故事。他們認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會只允許一夫一妻，主要是因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羅馬化了，他們認為這改變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講，在公元4世紀基督教接受并推廣一夫一妻制后，實際上使西方社會的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家族越來越不旺，這變相逼著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緣家族達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賴教會這個人際互助體系，這當然促進了基督教在西方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沒兒子的概率會上升，靠養子防老會日益不安。雖然人們可以依賴教會提供的經濟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時候，人們還是會發現這不夠。這也恰恰是為什么金融市場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發展起來，因為經過了幾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漸縮小，教會提供的經濟安全還是不夠高。所以，現代金融在13世紀出現在西歐，或許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國真正結束是20世紀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一夫多妻歷來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如果大家都靠子女這種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規避身老病殘的經濟風險，那你必須容許人們娶多個妻子，納多個妾，讓他們不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多個妻子可以生多個兒子，未來的經濟風險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較熟悉的歷史名人中，鄭成功有8個妻妾，胡雪巖妾36個，張作霖妻妾6個，李鴻章4個。

以前，我們總喜歡用“舊社會”來形容、解釋過去社會的現象，但是，每一種過去的風俗和習慣都有它的內在原因，尤其是經濟的原因。比如，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傳統？前面說到，“養子防老”體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種必然結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錢娶多個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買賣的交易市場。我們看到，之所以有這些歷史傳統和風俗，原來是因為過去的商業文明不發達，因為金融市場的不存在或不發達。

過去的人值幾個錢？這話聽起來不舒服，因為它本身就隱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設。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會里，人的買賣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躍生教授有一本著作 《十八世紀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歡，其中有四張表，反映從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間，四種不同的女子的交易價格，童養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婦、被賣掉的妻子。那十年間，童養媳的平均交易價是10兩銀子，初婚女子是12兩銀子，寡婦再嫁是13到15兩，妻子被賣掉的平均價最高，是21.58兩銀子。

為什么寡婦被賣掉時反而比15到20歲左右的初婚少女的價格更高？賣妻的價格相當于初婚女子的價格兩倍，這兩倍價差從某種意義上是反映情感的溢價。在妻子被賣時，決定價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對這個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會把妻子賣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賣妻時，肯定以最高價格作為他追求的目標。對于被賣掉的妻子和被賣掉的寡婦來說，買方付價越高對她自己更不利，因為被買過去后，做對方的妻子或妾會更苦，未來的丈夫出的價越高，他今后用得會更狠。當父母讓女兒嫁出去時，彩禮談判過程中因為感情的因素，價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標，因為親生父母可能會覺得，如果要的彩禮太高，女兒嫁過去后的日子會很難過。寡婦被賣掉時，談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們也會把價格談得很狠。

用子女作為交易工具以實現安全，不僅會把人變成商品，也必然給人口帶來膨脹的壓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場很發達，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來規避身老病殘下的經濟安全了，人口增長的壓力就會低。這從一個方面說明，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場不發達的窮國人口總在不斷增長，而市場發達的國家人口增長慢，甚至負增長。

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的基礎

中國的“家”正在轉型，其“生產單位”功能盡管還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風險交易、跨期價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場取代。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市場化的深化發展，商業文明正在中國社會落地、扎根，而在商業文明架構下，家的經濟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場完成的人際利益交換，就留給市場去做，市場在取代“家”的許多傳統經濟功能，但是，中國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換言之，在以前，結婚不是或者不全是愛情的結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換，是一種經濟交易，因為在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人們為了生存難有別的選擇。但是，隨著各類市場的發展、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發展，人們用不著為了身老病殘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個不愛的人結婚，因為這些經濟需要越來越通過市場就能解決好！

回頭看當初的五四運動，年輕知識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當時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學經濟學的，更沒有了解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是實現他們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礎。他們更多從價值觀念、從文化愿望角度，表達了對自由、平等、權利的呼喚，并沒有充分認識實現這些愿望的經濟制度基礎。

從我們前面的討論中看到，如果沒有金融市場替代傳統的家庭，幫助人們實現人際間的風險交易、保障未來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為風險交易體系的傳統安排就不可能被放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金融市場，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還要“重建孔家店”。從長遠講，市場經濟的發展除了讓GDP增長更快、使資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貢獻是，市場經濟把個人從工具中解放出來，讓個人更有權利和尊嚴。

所以，盡管今天的環境好像對市場、對金融不利，但是，從更深層面來理解，我們會發現，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暫的。歷史上這樣的爭論反思多次了，這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商業文明、公司化、市場化不是壞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許多學者指責經濟學人，說經濟學者只顧市場、只顧經濟增長，而不在乎人文價值。我覺得我們恰恰太在乎人文價值，反而感到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經濟。

如果離開市場經濟，不管你靠儒家“三綱五常”體系，還是靠計劃經濟、國有經濟，還是以宗教教會為基礎的安全保障體系，都要求你犧牲個人、讓出你的自由空間，或是服從政治領導，或是服從宗教領導，或是服從于“三綱五常”之下的家權威，這些都是通向個人不自由之路。相對而言，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原則是個人自由選擇，不是威權壓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過市場實現互通有無的安排，個人所要做出的權利犧牲是最少的。

(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北京長策智庫學術委員會主席，本文為作者在經濟觀察報國際觀察家沙龍上的發言，經作者修訂)

第五篇：陳志武 為什么農民工的收入那么低

陳志武：為什么勞動收入占比難以提升

時代周報

今天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變成了明天科技進步的障礙，拖中國經濟長久競爭力的后腿。

繼續壓低勞動力成本，讓中國進一步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也必然意味全球制造業所產生的污染繼續往中國集中，這會犧牲中國社會的長久利益。低勞動力優勢保持的時間越長，對中國的長久環境和資源破壞就越深。陳志武

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太低，這是公認的事實。《新京報》報道，該比值從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間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近20個百分點。《人民日報》報道的下降幅度少一些，從1993到2007年，勞動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這種下降趨勢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基本在一直強化。如果還不扭轉，勞資矛盾會帶來沉重代價，甚至引發極端的社會報復行為。即使從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角度講，如果民間占國民收入比重不上升，居民消費就難以更快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就只能持續。為什么勞動收入占比會不斷走低？是因為企業主太貪，還是制度性因素制約？為了改變這一趨勢，哪些改革是必需的？

工人權利受限直接壓制工資增長

就以制造業為例，之所以工人收入難以增長，核心原因當然是工人談價地位低、企業是勞動議價的強勢方。那么，為什么工人議價地位這么低，差不多只能被動接受企業給出的工資，沒有討價還價實力？以往的答案是中國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工的供應幾乎無限，所以，就業方沒有選擇彈性，企業方掌握完全的主動權。在就業機會有限的情況下，人口多當然使單個工人的談價地位低，但是也不至于低到幾乎為零。

按照經濟學道理，判斷工資是否合理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工人的“邊際生產率”，也就是，因為一個工人的努力讓企業多增的產值。一般而言，工資應該跟工人的邊際生產率相關，應該隨著邊際生產率的上升而增加。那么，這些年，勞動工資的上漲是否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步呢？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峰教授的研究，從1995到2004年，制造業年均工資增速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大約低五個百分點。這基本說明，勞動者的邊際生產率在增長，但工資的增長速度沒有跟上。

這就好像一個公司今年多賺了100萬，其中有20萬是因為1000個員工的貢獻所致，每個員工的新增貢獻為200元(亦即，工人的邊際生產率上升200元)，但是企業方就是不給漲工資，或者只漲50元。這時，員工們又能怎樣呢？靠什么機制能保障他們的所得增加值盡量接近200元？

一種可能是員工們自己跟雇主要求漲工資、談判，但是在現代大型制造業企業的架構下，單個工人的談價勢力的確幾乎為零。當然，在工業革命之前，雇工的談價地位沒有今天這么低，因為那時候的雇主企業規模不大，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享有寡頭地位，因此，即使沒有工會，在雇主與雇員之間，自由議價的地位相當，而且工資是老板與員工之間直接面對面談，交易非常人格化。

但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特別是過去二十幾年，在全球范圍內的企業間并購重組，使公司規模越來越大，制造業公司在就業市場的寡頭地位相對越來越明顯，勞動價格的決定權越來越向雇主方傾斜。比如，富士康在深圳雇用42萬員工，一方面對中國經濟的就業貢獻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員工數這么巨大的情況下，42萬中任何單個員工對富士康的重要性會很有限。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和規模不僅是一個世紀前的人難以想象的，連30年前的世界人也難以想到。

在企業通過并購重組等方式不斷擴大其地位的同時，員工的組織形式在美國等地也相應地演變，工會規模和地理范圍在擴大。否則，在就業市場上，大型雇主公司跟員工之間的議價地位會越來越不對稱，工資跟勞動邊際生產率間的距離會越來越遠。

但是，這中間的關鍵是工人和其他員工必須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并通過工會代表自己去集體協商談判。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并經由工會代表自己利益的權利，跟企業通過并購重組強化自己地位的權利，是相配對稱的兩種權利。如果只允許企業通過并購重組做大，也允許不同企業自由組成行業協會等各類行業聯盟，而不能同時給工人組織工會并通過工會集體行動的權利，那么，這不僅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契約自由、交易自由原則，而且為剝削創造了空間。這也是為什么現代工會到19世紀后期才興起，而不是在那之前。

也就是說，工會集體行動權利等，不僅不違背市場經濟的契約自由原則，而且是契約自由權利的延伸。當企業間可以并購結盟但員工間不能結盟時，勞動力市場上的交易就可能是非自由、非自愿的。只有在選擇自由、契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下，發生的交易中才不存在剝削。但是，如果從法律上禁止自由工會、禁止任何非暴力形式的罷工權，勞動力市場上的交易就包含了強制性，包含了非自愿的性質，剝削就成為可能。換言之，這種情況下，即使企業給的工資遠低于邊際生產率，員工也無法不接受。

當工人方方面面的權利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時，當然就有了秦暉教授所說的“低人權優勢”，而且成了低勞動力成本的核心原因。從經濟學角度講，一旦工人的一項選擇權受到限制或禁止，那等同于把那項權利的顯性價格壓制到零，讓侵犯那項權利的一方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所以，“低人權優勢”等于是“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同樣地，高人權的社會里，勞動力成本必然高，因為那些國家的工人權利的顯性價格會高。

因此，人口多、農民工多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而更主要是因為員工的工會權、集體議價權等權利沒有得到保障。制度上的不清晰削弱了制造企業員工的談價地位。恢復工人的權利是扭轉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趨勢的必要一步。

為什么農民工沒有更多選擇？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在富士康跟其42萬員工之間，是一種自愿的就業交易，因為如果員工張三對工資和待遇不滿意，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或者選擇辭職。這不是一種沒有強制的自由交易嗎？雖然因為上面談到的工會權等沒有完全得到保障而使交易不滿足“充分選擇自由”條件，但就富士康單個企業而言，員工的確有相當的選擇自由，離純粹的市場交易只差一點，可是，這僅僅是局部的“小自由”。也就是說，如果富士康的報酬太低、待遇不好，可以選擇去李四公司；如果李四公司不行，還可去王五公司；等等。

但問題是，對于農民工來說，只要城鄉戶口差、城市間戶口差仍然存在，只要農村土地流轉受限、民間金融受阻等等還繼續，那么，選來選去，也跳不出那些報酬低、待遇差的就業機構，只能在那些戶口身份更好因而權利更高的人不要的工作之間“局部地”自由選擇。戶口自由遷徙受制、土地流轉權限制、金融從業權限制、教育機會歧視，這些都是對公民特別是農民的權利限制，每多一種權利限制，就又使農民工、社會底層人的就業議價地位降一籌，讓他們的就業交易自由又少一度，平均收入又低一等。最終，他們的邊際生產率跟實際能得到的工資之間的差值，既可看成是“大自由”缺失所帶來的制度成本，也可理解為宏觀選擇不自由的代價。

如何理解這種制度成本？最好的故事就是近幾年，隨著惠農政策、農民免稅政策的深入，民工荒跟著加劇。如果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土地使用權抵押權都能進一步放開，不僅農民工不至于都選擇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而且讓他們還可選擇將土地權轉變成創業資本，自己去獨資或合伙創業；如果城鄉戶口限制能取消，那也能改變他們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就業選擇空間。一旦這些對權利的限制能解除，農民工即使去制造業打工，其工資議價地位顯然不會像今天這么低。

從這個意義講，或許富士康的待遇確實比其它制造企業好，但那種局部的“小自由”難以對沖社會制度所包含的宏觀選擇不自由。在“大自由”權利缺失的情況下，哪怕在具體企業之間有局部選擇的“小自由”，農民工還是在被迫接受一些不情愿的雇用交易，這當然就不是基于自由選擇的市場交易。

不能為維持增長模式而限制權利

一旦更多的工人權利得到保障、農村經濟自由度得到提高，權利的顯性價格必然會上升，亦即勞動力成本會增加。對中國經濟和社會，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優勢將要終結，更多農民工要失業？筆者認為，許多擔憂要么過時，要么站不住腳。

第一，在30年前中國人缺飯吃、產能嚴重短缺的時候，老百姓或許不得不接受低人權、低勞動收入，讓經濟靠投資擴大產能、靠出口制造優勢快速發展。但是，今天產能嚴重過剩，如果還壓低工人權利、把更多利潤留給企業，只會讓民間勞動收入繼續相對下降，使居民消費難以更快增長，促使產能過剩局面惡化。還工人以權利是扭轉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低人權優勢”在過去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但今天不再。

第二，繼續壓低勞動力成本，讓中國進一步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也必然意味著全球制造業所產生的污染繼續往中國集中，這會犧牲中國社會的長久利益。低勞動力優勢保持的時間越長，對中國的長久環境和資源破壞就越深。

第三，從長遠看，基于低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只會抑制科技創新的動力。就像筆者在一些制造業企業看到的，因為人工成本低于自動化組裝設備，他們寧可用工人站在生產流水線旁安裝，而不會去在自動化技術上下功夫。當苦勞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時候，今天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變成了明天科技進步的障礙，拖中國經濟長久競爭力的后腿。經濟史學者說，中國歷來人口多而且勤勞又價格低廉，所以，通過“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創造了17、18世紀的康乾盛世，而西方因為人口少、勞動力太昂貴，所以，逼著他們創造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保留住低人權、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會增加繼續“勤勞革命”、抑制“工業革命”的動力。

第四，提升工人權利必然使制造業勞動收入增加，短期內或許抑制制造業就業的增長。但是，農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會帶動城鎮以及農村的消費增長，擴大服務業就業空間。我們不能只看到勞動力成本上升給制造業就業帶來的短期負面影響，而忽視由此帶來的服務業增長前景。更何況服務業的就業增長空間遠高于制造業。

實際上，不管我們愿意、喜歡與否，勞動收入因為權利受限而難以更快增長的局面必須改變，因為如果不主動改，勞工事件、極端的反社會行為也會逼著我們改革。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出口，的確有制度體系所隱含的內在原因，勞動力權利受限、契約自由受限就是其一。

作者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